两位警官来到我那所位于窄小的乌德里街上的住宅中，其中一个身材矮小，几乎是个老头；另一个身材高大，秃顶，皮肤漆黑，大约有45岁。便服穿在他们身上显得很别扭，当他们回答问题时总要举手敬礼。当我跟朋友及家人告别时，警官极其礼貌的躲到门后，在我们出门时，年纪大的一位数次脱帽说：“Exeusez, Madame（对不起，夫人）。”
两个月来一直不知疲倦、恶狠狠地监视我的两个密探之一在大门口等待，他若无其事，友好地铺好了毛毯，关上了车门。他的样子就像是个把猎物交给买主的猎人一样。我们向车站驶去。
我们上了一辆快车，坐进三等车厢。年长的警官原来是位地理学家，托姆斯克、喀山、下诺夫哥罗德博览会——所有这些他都了如指掌。他能说西班牙语，对这个国家很熟悉。另一位肤色漆黑、身材高大的警官好长时间一言不发，皱着眉头坐在一边。但后来，他突然转过身来说道：“拉丁这个种族踏步不前，其他种族都超过了它，”他边说边用小刀切那块放在手中的猪肉。他的手上长满了毛，戴着几枚沉甸甸的戒指。“你们在文学有点什么？全面衰落。在哲学上也是如此，自从笛卡尔①和帕斯卡②时起，就没有前进过一步……拉丁种族踏步不前。”我惊讶地等着他说下去，但他又沉默了，开始嚼起了他那片肥猪肉和面包。“你们国家不久前还有一个托尔斯泰，但易卜生对我们来说比托尔斯泰更好理解些。”他冒出这么一句后又沉默了。
①笛卡尔，勒内（1596—169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译注
②帕斯卡，布莱兹（1623—1662）法国宗教哲学家、作家、物理学家。——译注
开始：老头对他的同事如此卖弄学识感到不快，开始解释西伯利亚铁路的意义。后来，为了支持同时又缓和其同事的悲观结论，他补充说：“的确，我们这里缺乏首创精神，大家都一心想当官。这很可悲，但不能否认。”我不无兴趣地洗耳恭听他们的谈话。
“跟踪？唉，这在现在简直成了不可能的事了。跟住别人，又不让他察觉才是真正的跟踪，难道不对吗？不妨直说，地铁破坏了跟踪。应该规定不许那些被跟踪的人乘坐地铁，只有这样跟踪才有可能。”黑皮肤人阴沉地笑了起来。老头子为了缓和气氛说：“唉，我们跟踪时，经常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事。”
“我们警察都是怀疑主义者，”黑皮肤人又没头没脑地声称。“您有您的思想，我们保卫现存的东西。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多么迅猛的思想运动！但在革命14年之后，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请您读一读泰纳吧……就职责来说，我们警察都是保守主义者。怀疑主义是适合我们这个职业的唯一一门哲学。说到底，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道路，意志自由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由事物的进程预先决定了。”
他开始对着瓶嘴大口大口地喝起红葡萄酒来。然后，盖上瓶盖说：“勒南①说过，新思想总是来得太早，这没错儿。”
①勒南，约瑟夫，欧内斯特（l823—1892）法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院士，著有《基督教起源史》。——译注
说话间，黑皮肤人怀疑地看了看我无意中放在门把上的手。我为了让他放心，把手插进了衣袋里。
这时，老头子又开始捞本，他讲起了巴斯克，他们的语言、女人、他们的头饰等等。我们驶进了亨代车站。
“我国小说家德鲁列特住在这里，他只要能看见法国的山脉就够了。这是在其西班牙角落里的堂吉诃德。”
黑皮肤人带着固有的宽容微微一笑。“先生，快跟我去见车站警察所长。”
在伊鲁恩，法国宪兵对我提问，但我的旅伴对他做了一个共济会的暗号，并匆匆带我走过车站的通道。
“C’est fait avec discretion? N’est ce pas?①”黑皮肤这样问我，“您可以乘电车从伊鲁恩去圣塞瓦斯蒂安。您要装成旅游者，以免引起西班牙警察的怀疑，他们总是疑神疑鬼的。今后我不会再和您打交道了，对吗？”
①法文，“做得够谨慎的，不是吗？”——译注
我们冷淡地彼此道别……
我在圣塞瓦斯蒂安欣赏着大海，但却害怕那里的价钱，我乘车前往马德里，来到了一个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的地方。由于我不懂西班牙语，我即便在撒哈拉大沙漠或彼得保罗要塞中也不会感到比在这里更孤独。我只好求助于艺术语言。两年的战争使人忘掉了世上还有艺术。我如饥似渴、贪婪地欣赏着马德里博物馆的无价宝藏，依旧感到在这种艺术中有“永恒”的成分。伦勃朗①、里贝拉②的作品，博斯·凡．阿肯的绘画是天才的作品，充满了天真的乐观愉快精神。年迈的博物馆管理员给我一只放大镜，好让我能看清米耶尔画上的极小的农民、驴子和狗。这里丝毫感觉不到战争，所有的东西都稳稳地放在自己的位置上，色彩我行我素、依然故我。
①伦勃朗，哈尔蒙斯·凡·里映（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译注
②里贝拉，茹塞普·德（1591—1652）西班牙画家。——译注
下面就是我于博物馆在笔记本中记下的札记：
“大战前，在我们和这些人——绝没有排斥、贬低他们的意思——之间出现了一种更亲切、更个性化、色彩更丰富、更主观、更紧张的新艺术。战争当然会用群众的激情和痛苦长期冲去这些情绪和这种风格，但这决不意味着简单地退回到旧形式中（虽然是美好的形式）、回到解剖学和生物学的尽善尽美上，回到鲁本斯①的大腿上（虽然大腿在战后渴望生活的新艺术中必然将起重大作用）。很难猜测，但从这些所有有教养的人类直接经历的空前感受中，必将诞生出新的艺术……”
①鲁本斯，贝特·保尔（1572—1640）佛兰德斯画家，笔下人物富有青春魅力，造型优美。——译注
我坐在旅馆房间里，拿着字典翻阅西班牙报纸，等着我发往瑞士和意大利信件的答复。我还希望能去这两个国家。我在到达马德里的第四天，收到了从巴黎来的一封信，信中有法国社会主义者哈比耶的地址。他在这里担任保险公司经理。尽管哈比耶具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但他是他的党的护国政策的坚决反对者。我从他那里得知，西班牙党完全处于法国社会党护国主义的影响之下，只有在巴塞罗那的工会中有严肃的反对派。我想拜会社会党书记安吉亚诺，但他当时因对某位天主教圣徒不恭而被判处监禁15天。如在中世纪的话，安吉亚诺干脆会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
我等着瑞士的回信，一边背西班牙语单词、和哈比耶交谈、参观博物馆。11月9日，哈比耶安排我住进去的那家旅馆的招待用惊慌的手势把我叫到走廊上，那里站着两位身份一看就明白的年轻人，他们不大友好地叫我跟他们走一趟。去哪儿？当然是去马德里警察局。到了那里，他们让我坐到一个角落里。
“我被捕了吗？”我问道。
“是，par una hora, dos horas①。”
①西班牙语：“一两个小时”。——译注
我没换姿势连续坐了7个小时。晚上9点钟，我被带到楼上，我来到了奥林波斯众神的面前。
“你们为什么逮捕我？”
这个简单的问题使奥林波斯众神陷入窘境。他们轮流提出种种假设，一个人推说俄国政府在给前往俄国的外国人签证时也制造麻烦。
“如果您知道，我们为追踪我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要花费多少资金……”另一个为寻求我的同情而这么说。
“对不起，不过我不能同时既为俄国政府负责，又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负责。”
“当然，当然，这不过是打比方……”
“您的观点呢？”警察局长是经过一番思索，最后问道。
我以通俗的方式阐述了我的观点。
“嗯，这就对了，”他们这样回答我。
结果，警察局长通过翻译宣布要我立即离开西班牙，在离开之前，我的自由将受到“一些限制”。“您的思想对西班牙来说太进步了，”他通过翻译诚恳地对我说。
夜晚12点，一个特务用马车把我送进监狱。在监狱之“星”的中心，即在五栋四层建筑物的交叉点上例行检查了我的东西。登上了铁悬梯，四周一片寂静，这是特殊的监狱的寂静，充满了汗味和恶梦的深夜的寂静。走廊里有几盏昏暗的灯。一切都那么熟悉，全是老一套。包铁的大门哐啷啷地打开，我走进了一间昏暗的大牢房，难闻的监狱味扑鼻而来。一张令人厌恶的床。门又哐啷啷地关上了。这是第几次坐牢？我把铁栅栏外的窗户打开，一股凉气吹了进来，我一个扣子都没解，和衣躺在床上，盖着自己的大衣。这时我才明白了所发生的一切有多么荒唐。在马德里蹲监狱，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伊兹沃利斯基①在马德里干得不坏。我躺在马德里“模范监狱”的床上不禁开怀大笑起来，一直笑到睡着为止。
①伊兹沃利斯基，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1856—1919）俄国外交大臣，驻巴黎大使（1910—1917）。——译注
在放风时，刑事犯告诉我，在这所监狱里有付钱牢房和免费牢房。一等牢房一昼夜一个半比塞塔①，二等牢房一昼夜75生丁。每个犯人都有权住付钱牢房，但无权拒绝免费牢房。我住的是付钱的一等牢房。我又开怀大笑起来。但这最终还是符合逻辑的。社会完全是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那么，为什么在处于社会之中的监狱里要平等呢？此外，我还了解到，住在付款牢房里的人每天放风两次，每次一小时，而其他人只放风半小时。这也对，一个盗窃国库犯每天支付一个半比塞塔，他的肺比起那些免费呼吸的罢工者来，当然有权享受更多的空气。
①比塞塔系西班牙货币单位。——译注
第三天叫我去做人体测量，叫我把手指抹上印油，并把指纹印在卡片上。我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动用“武力”，不过却做得彬彬有礼。我看着窗外，狱卒客气地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给我的手抹上印油，然后在各种卡片和纸张上按了10次，先是右手，然后左手。接着让我坐下脱鞋。对付脚似乎要困难一些，狱卒们围着我忙成一团。最后突然让我去和哈比耶、安吉亚诺会面，后者头天才从监狱里放出来，只不过是另一所监狱。他们告诉我，为使我获释已调动了一切力量。我在走廊里遇到监狱教士，他对我的和平主义表示了其天主教的好感，为了安慰我，又补充了一句：“Pacienzia, pacienzia（忍耐，忍耐）。”目前我还没有其他办法。
中午12点，一个狱卒告诉我，我应于今晚前往加的斯，并问我是否愿意自己付火车票钱。但我不打算去加的斯，我坚决拒付车票钱。模范监狱里的牢房费就够多的了。
就这样，我们于傍晚从马德里动身前往加的斯。旅费由西班牙皇帝支付。但为什么去加的斯呢？我又看了一次地图。加的斯处在欧洲西南半岛的最边上：我从别廖佐沃乘鹿橇出来，经乌拉尔来到彼得堡，从那里绕道去奥地利，从奥地利经瑞士到法国，从法国到西班牙，最后，横贯比利牛斯半岛，来到加的斯。总的方向是从东北向西南。大陆到这里结束，再往前就是海洋。Pacienzia!
押送我的特务们决不想对我们的旅行保密，而且相反，他们对所有感兴趣的人详细叙述我的历史，而且还给我说好话，从最好的方面介绍我：不是伪币制造者，而是一位贵族，不过观点有些问题罢了。大家都安慰我，说加的斯的气候好极了。
“说实话，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我问特务。
“太简单了：根据巴黎打来的电报。”
果然不出我所料。
马德里当局接到了巴黎警察局拍来的电报：“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某某在圣塞瓦斯蒂安穿越国境，他打算住在马德里。”于是，这里早就开始等我、找我，并为在整整一个礼拜中没找到我而忧虑不安。法国警官：“彬彬有礼”地送我穿越国境，那位蒙田①和勒南的崇拜者甚至还问我：“做得够谨慎的，不是吗？”可同时就是这个警察给马德里发了电报，通告有一位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伊鲁恩、圣塞瓦斯蒂安前往马德里。
①蒙田，米歇尔·埃甘·德（1533—1592）法国人文主义哲学家。——译注
在这件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所谓法警的头子比代—福帕斯，他是跟踪和驱逐的主谋。比代在其同僚中以粗暴和恶毒著称。他试图用连沙皇宪兵军官都从未用过的口气和我谈话，我们之间的谈话总是不欢而散。在离开他时，我感到背后有仇视的目光。我在狱中会见哈比耶时对他说，我深信我的被捕是比代—福帕斯一手策划的。这个名字由我一提，出现在所有西班牙的报刊上。事隔不到两年，由于命运安排比代先生使我得到了意外的满足。1918年夏天，人们打电话到军事人民委员部通知我：比代，雷神比代被关在一所苏维埃的监狱中。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是法国政府派他加入军事代表团，以便在苏维埃共和国从事侦察和阴谋活动。他由于不慎而落网。尤其是又加上签署了对我的驱逐令的法国内务部长马尔维，他本人此后很快就被克列孟梭内阁以搞和平主义阴谋的罪名驱逐出法国。这的确可以说是涅墨西斯①所能赐与的最大的满足了。想不到竟会有这样的巧合，好像是专门为电影提供的情节一般。
①涅墨西斯系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译注
当把比代押到人民委员会见我时，我没有马上认出他来。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而且还垂头丧气的。我不解地打量着他。
“Mais oui, monsieur, c’est moi①，”，他低着头说。
①法文：“对，先生，这是我。”——译注
这的确是比代。
“不过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这是怎么回事？”我由衷吃惊地问。
比代像哲人般地摊开了双手，以警察的坚韧不拔的信心说：“C’est lamarche des evenements①。”确实如此！极其漂亮的说法。那位把我押往圣塞瓦斯蒂安的皮肤漆黑的宿命论者又浮现在我的记忆中：“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①法文：“这是事态的发展。”——译注
“比代先生，不管怎么说，您在巴黎时对我可不太客气……”
“是的，人民委员先生，我应该承认这点并向您道歉，我在牢房里常常想到这事。”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一句：“有时，一个人尝尝铁窗生活的滋味也不无裨益。但我仍希望，我在巴黎的所作所为不会给我带来可怕的后果。”
我劝他放心。
他对我保证说：“我回到巴黎后，决不再干我的老行当了。”
“比代先生，这可能吗？On revient toujours a ses premiers amours①。”我常常对我的朋友们讲述这个场面，因此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对话，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后来，在交换俘虏时，比代被放回法国。至于他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一无所知。
①法文：“俗语说，本行难改！”——译注
但是，我们应当从军事人民委员会回到加的斯来。
加的斯警察局长在与省长商议之后通知我。明天上午8点钟，我将被送往哈瓦那，因为明天恰巧有一艘客轮驶往那里。
“去哪儿？”
“哈瓦那。”
“哈—瓦—那？”
“哈瓦那！”
“我不会自愿前往。”
“我们不得不强行把您送进船舱。”
德国领事馆的秘书，警察局长的朋友作为翻译参与了谈话，他建议我要“识时务”(Sich mit den Realit?ten abzufinden)。
Pacienzia, pacienzia（忍耐，忍耐）！但这也太过分了。我再次宣布他们决不能逞。我在密探们的陪同下沿着这座迷人的城市的街道跑向电报局，对这座城市却视而不见。我给哈比耶、安吉亚诺、警备司令、内务部长、总理罗曼诺内斯①、自由派报纸、共和党议员发了加急电报，动用了一切可资告急的理由。然后又往各处发信。我在给意大利议员塞拉蒂②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请您想象一下，您现在正在特维尔，处于警察监视之下，并打算把您送往您根本不想去的东京。我在加的斯，在前往哈瓦那前夕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又和密探奔回警察局长那里。在我的压力下，他就我的问题给马德里发了电报，通知说我宁愿留在加的斯监狱里等候开往纽约的轮船，也不愿前往哈瓦那。我不想投降，这是非常紧张的一天！
①罗曼诺内斯，孔特（1863—1950）西班牙自由党领袖，1912至1919年间曾3度出任总理——译注
②塞拉蒂，吉阿辛托·梅诺蒂（1872—1926）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最高纲领派领袖。——译注
此时，共和党议员卡斯特罗维德就我被捕和驱逐之事向议会提出质询。在报纸上展开了论战。左派攻击警方，但作为亲法派，他们谴责我的和平主义。右派同情我的“亲德”（难怪我被法国驱逐），但害怕我的无政府主义。在这团乱麻之中，谁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不过，毕竟还是允许我在加的斯等待最近一次开往纽约的轮船。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此后几个星期中，我一直处于加的斯警察的监视之中，但这是平和的、家庭式的监视，与巴黎的那种监视截然不同。在巴黎的最后两个月中，我为摆脱密探消耗了不少精力：我常常跳进附近仅有的一辆出租车离去、钻进漆黑的电影院、在列车临起动的刹那间跳上地铁，或是相反出人意料地从车厢里跳出来等等，等等。密探也没打瞌睡，他们在追踪我的过程中千方百计，极尽其追踪之能事：拦截汽车、在电影院出口处守候，从电车和地铁中像炸弹一样地窜出来，引起乘客和售票员的愤怒。实质上，这纯属为“艺术而艺术”。我的政治活动全在警方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但密探的盯梢刺激并调动了我的反抗的本能。但我在加的斯，密探告诉我，他将在几点钟回来，我应在旅馆中耐心地等他。同时，他坚决地捍卫我的利益，帮我买东西，提醒我注意人行道上的坑坑洼洼。一次，一个小贩卖给我12只煮虾竟要价两个里亚尔①，密探威胁地挥动着拳头，把他臭骂一顿，当小贩已经走出咖啡馆之后，密探还追上他，在窗下大喊大叫，引来一群人围观。
①里亚尔系15—19世纪70年代流通于西班牙、拉美等国的一种银币。——译注
我力求不白白浪费时间：我在图书馆研究西班牙历史、背西班牙文的动词变位、充实我的英语词汇量，为赴美做准备。白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往往在傍晚伤心地发现，行期将至，但我的进展太小。如果不算书橐虫在内的话，图书馆里永远只有我一个。书橐已蛀坏了不少18世纪的古籍了，有时为了辨认姓名或日期，往往要费不少力气。
在我那时的笔记本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这位西班牙革命历史学家描述了那种政治家，他们在人民运动胜利前5分钟还痛斥它是犯罪、疯狂，可在胜利后却出头露面。年迈的史学家继续写道：‘这帮机灵的先生们出现在以后所有的革命中，而且喊得比谁都响。西班牙人把这类滑头叫做Panzistas（词根是肚子）。众所周知，我们的老熟人桑丘·潘沙①的名字也起源于这个词。’这个名称很难翻译（是自私鬼？），但困难是语言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这个典型完全是国际性的。”l917年后，我又有了许多机会来确认这点。
①桑丘·潘沙系塞万提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人物，堂吉诃德的仆人。——译注
值得注意的是，加的斯的报纸上没有一则有关战争的报道，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当我请交谈者注意在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EL Diario de Cadiz（加的斯日报）》上都没有关于战争的报导时，人们惊讶地回答我说：“真的吗？不可能……对、对、对，的确是这样。”这就是说，他们自己以前从未发现这点。归根结底，人们在远离比利牛斯的地方打仗，我本人对战争也有些生疏了。
前往纽约的客轮从巴塞罗纳起锚出航。我获准到那里迎接我的家眷。我在巴塞罗纳又和警察发生了麻烦，又是提抗议、发电报，又遇上了新的密探。家眷到了。在这段期间，他们在巴黎也没少担惊受怕。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们在密探的陪同下游览了巴塞罗纳。两个儿子赞赏这里的海洋和水果。我们都接受了前往美国的想法。我以为从西班牙途径意大利前往瑞士的斡旋没有取得任何结果，12月25日我和我的全家乘轮船离开巴塞罗纳港口。诚然，在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坚持下，两国政府最后终于同意给我签证，不过那已是我们离开之后的事了。拖延当然是有意的。伊兹沃尔斯基把事情安排得相当好。
在我离开巴塞罗纳后，欧洲的大门在我身后关闭了。警察把我的家眷送上了西班牙大西洋航运公司的轮船蒙赛拉号，它在17天内把它所载的活的和死的货物运到纽约。17天，这在哥伦布时代是非常诱人的。他的塑像矗立在巴塞罗那港口。当时正是海面风急浪大的季节。整个航程中这艘轮船都在提醒我们：浮生若梦。蒙赛拉号是一艘破旧的轮船，根本不适于远洋航行。但是中立的西班牙轮船在战争期间被击沉的机会较少，西班牙海运公司因此提高了船票价格，但住的条件很差，膳食则更糟。
轮船上的旅客形形色色，而且正是因为它形形色色而缺乏吸引力。其中有不少各国的逃避兵役者，而且大多数属于上流社会。一位画家带着他的画、他的天才，在老父亲的庇护下离开了火线。一位拳击运动员兼小说家，他是奥斯卡·王尔德①的叔伯兄弟，他公然宣称，宁愿在高尚的体育比赛中、即在拳击场上打掉美国佬的下巴，也不愿让德国人打穿自己的肋骨。台球冠军，一位无可争议的绅士，为征兵征到他这种年龄的人而愤怒不已：为什么？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的屠杀？没门儿！他表达了他对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好感。其余都大致如此：逃避兵役者、冒险家、投机商人、或被欧洲所遗弃的“不受它欢迎”的人，否则谁会在这种时候自愿乘西班牙可怜的轮船横渡大西洋呢？……
①王尔德，奥斯卡（1854—1900）英国作家，诗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道特·格雷的肖像》、剧本《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等。——译注
描述三等舱的旅客更加困难。这些旅客一个挨一个地躺在舱里，由于吃得少而很少运动、很少说话，他们忧郁地从一种凶狠可恶的贫困驶向另一种贫困，只不过后者目前还蒙在未知数里。美国为战争中的欧洲而工作，它需要新的劳动力，条件是没有砂眼和其他疾病，没有无政府主义思想。
轮船为我的孩子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观察场所。他们随时都能发现点新东西。
“你知道吗，船上的司炉是个共和党。”由于不断地在一个个国家之间颠沛流离，孩子们有他们的特殊语言。
“共和主义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他把什么事都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他说‘阿尔丰沙①’，然后就‘砰，啪’。”
①阿尔丰沙指阿尔丰沙十三世（l886—1941），1902—1931年为西班牙国王，后在西班牙革命中被推翻。——译注
“不错，看来他确实是共和主义者，”我赞同说。孩子们把马拉加干葡萄酒和其他好东西偷着拿给司炉，并介绍他和我相识。这位共和主义者约有20岁，看来他对君主政体有十分明确的观点。
1917年1月1日，在轮船上的所有乘客都彼此祝贺新年。世界大战的头两个新年是在法国过的，第三个是在大海上。1917年将会带来什么呢？
1月13日，星期天，我们驶近纽约了。凌晨3点，所有人都被叫醒，船停了。一片漆黑、天气寒冷、刮着风、下着雨。岸边矗立着湿漉漉的庞大建筑群。新大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