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1月19日，我作为《基辅思想报》的战地记者越过了法国国界。我欣然接受了报纸的建议，因为它使我有可能进一步接近战争。那时巴黎十分悲惨，夜晚大街小巷一片漆黑，常常遭到齐柏林式飞艇的袭击。德军在马恩河受阻之后，战争变得更加残酷无情。在吞噬着欧洲的无边的混乱中，在被社会民主党欺骗和出卖的工人群众默不作声的情况下，毁灭人类的机器施展其机械力量，资本主义文明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它企图打透人的厚厚的头盖骨。
当德国人逼近巴黎的时刻，法国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纷纷逃离巴黎之时，两个俄国流亡者在巴黎办了一份小型俄文日报，其任务在于对被抛弃在巴黎的俄国人说明正在展开的事件，保持国际团结精神不让它熄灭。在第一期报纸出版前，出版社的“金库”里只有30法郎，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相信能够用这点基金出版日报。确实，尽管编辑部和撰稿人无偿劳动，报纸每周至少经受一次毫无出路的危机。但出路还是找到了。忠于自己报纸的排字工饿着肚子工作，编辑为搞到几十法郎在城里四处奔波，报纸却总能如期出版。在负债和书刊检查的打击下，它也暂时消失，但马上就在新的刊名下重新出现。就这样这份报纸存在了两年之久，即直到1917年2月革命前。我到达巴黎后，就开始热心地为《我们的言论报》工作。它当时还是《呼声报》。日报对我来说是把握事件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工具。《我们的言论报》的经验对我后来从事军事工作大有裨益。
我的家人在1915年5月才来到法国。我们住进塞夫勒的一栋小房子里。我们的一位年轻朋友，意大利画家勒内·帕列什把它让给我们住了几个月。两个男孩开始到塞夫勒的学校上学。春天十分美好，嫩绿的草木似乎格外温柔亲切。但穿黑色丧服的妇女人数不断地增加，越来越多的学生失去了父亲。两军都修筑了地下工事，看不到出路。克列孟梭①开始在他的报纸上攻击霞飞②。反动的地下活动正在酝酿宫廷政变。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时报》的版面上，有一两天内把议会称为蠢驴，尽管如此，《时报》还严厉要求社会主义者维护民族团结。
①克列孟梭，乔治·邦雅曼（1841—1929）1906—1909，1917—1920年任法国总理，1919—1920年任巴黎和会主席。——译注
②霞飞，约瑟夫·杰克（1852—1931）法国元帅，1911—1914年为总参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法军总司令。——译注
饶勒斯去世了。我去了一趟饶勒斯遇刺的克罗桑咖啡馆，想寻找他的遗迹。在政治上我与饶勒斯相当疏远，但我不能不体验到这个强大个性的有吸引力的活动。饶勒斯的精神世界是由民族传统、形而上学的道德因素、对不幸的人的爱和审美想象构成的，具有鲜明的贵族特征，而倍倍尔的精神面貌却是平民般的质朴。他们两人同样比他们留下的遗产高出一头。我在巴黎的群众集会、国际大会和委员会上多次听过饶勒斯的讲话。但每次都像初次听他讲话一样。他不墨守成规，基本上从不重复，总是自己重新发现自己，永远重新动员起潜在的精神力量。他具有瀑布般强大的力量，但又十分柔和。它像修养极高的精神世界的反光，在他的面庞上闪耀。他能移山倒海，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但他本人从不被震聋，永远保持警惕，他的耳朵灵敏地捕捉每一个回声，驳斥反对意见，像摧枯拉朽的风暴一样冷酷无情，有时又像监护人和大哥一样宽宏大量、温和可亲。饶勒斯和倍倍尔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人，但同时又都是第二国际的高峰。两人都具有深刻的民族性，饶勒斯的言词像拉丁人一样热情雄辩，倍倍尔则像新教徒一样枯燥冷峻。他们两人我都敬爱，但方式不同。倍倍尔是寿终正寝，可饶勒斯却死于盛年。但两人死得都恰逢其时，因为他们的死划出了第二国际进步的历史使命完结的界线。
法国社会主义党处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的状况之中。没人能取代饶勒斯。瓦扬是一位老资格的“反军国主义者”，每天都在用极端沙文主义精神的文章糟踏自己。一次，我在由党代表和工会人士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上意外地见到了这位老人。瓦扬好像自己的影子，即在雷蒙·彭加勒时代仍具有无套裤汉①战争传统的布朗基②主义的影子。战前的法国人口增长已经停滞，经济生活和思想因循守旧，在瓦扬眼中却是唯一发展和进步的国家，是优秀的负有解放使命的民族，与它的接触就能唤醒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他的社会主义是沙文主义的，正如他的沙文主义是救世主临世说一般。朱尔·盖德③是马克思主义一翼的领袖，在旷日持久、使人精疲力竭的反民主制偶像的斗争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只能为国防而牺牲他那白璧无瑕的道德权威。《要么制造国王，要么制造和平》一书的作者马寒尔·桑巴为在白里安④内阁中的盖德做场外指导。最终总需要有人取代饶勒斯的位置，波尔·列诺得尔⑤便一度成了党的“领导人”。列诺得尔为了模仿被打死的领袖的手势和如同霹雳般宏亮的声音而心力交瘁。龙格⑥对列诺得尔亦步亦趋，但有几分腼腆，他把这点冒充为左。他的所作所为只能使人想到，马克思不对其孙辈负责。以总工会主席若奥⑦为代表的官方工团主义在24小时之内就黯然失色。他在和平时期“否定”国家，是为了在战时跪倒在它眼前。革命小丑爱尔威昨天曾是极端的反军国主义者，现在却转了180度，成了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但仍是一个自满的小丑。他的报纸仍继续称为《La guerre sociale（社会斗争报）》，似乎是为了公然地嘲弄昨天的思想。这一切都像是一场可悲的假面舞会，灭亡前的狂欢。我们不能不对自己说，我们是由更严肃的材料制成的，事件不会使我们猝不及防，从前我们已经能预料到一些情况，现在对许多事件能够预见并能有备无患。当列诺得尔、爱尔威和其他人恬不知耻地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称兄道弟时，我们不只一次愤怒地握紧了拳头！在党和工会内个别的反对派分子比比皆是，但连活力的征兆都没有。在巴黎的俄国侨民中最杰出的人物无疑是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了，他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有才气的人之一。此人的不幸在于命运使他成为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却没有赋予他必不可少的意志。马尔托夫的精神世界不平衡，每当重大事件来临时，这点就悲剧性地暴露出来。我在1905、1914和1917年这3个历史阶段中观察过马尔托夫，他对事件的最初反应几乎总是革命性的。但还没等他把思想变成文字，他已经疑虑丛生了。他那丰富多彩柔韧灵活的思想没有意志做中流砥柱。他在1905年第一次革命高潮之际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痛苦地抱怨说思想集中不起来。确实，直到反动时期来临，他的思想还集中不起来。世界大战开始时，他还是对那个阿克雪里罗得抱怨，接二连三的事件都使他到了疯狂的边缘。最后在1917年，他犹豫不决地向左转，在自己的党派中把领导权让给采列捷利和唐恩⑧。这两个人中，前者在智力方面，后者在各个方面在他的面前只能甘拜下风。
①无套裤汉又译长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流行语。贵族对不穿短套裤而穿粗布长裤的平民代表的讥称。在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者以此自称。——译注
②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1805—1881）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参加1830年和1848年革命。30年代曾领导秘密共和团体，被缺席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奉行宗派主义策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只靠少数革命党人秘密组织和密谋活动。布朗基主义即指以他为代表的政治思潮。——译注
③盖德，朱尔（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1915年任国务部长。——译注
④白里安，阿里斯蒂德（1862—1932）1909—1932年间多次出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鼓吹建立“欧洲联邦”。——译注
⑤列诺得尔，波尔（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曾任《人道报》社长。——译注
⑥龙格，让（1976—1938）法国社会党中派领袖，马克思的外孙，第一次大战期间是和平主义者。——译注
⑦若奥，列昂（1879—1954）1909—1947年间法国劳工总联合会领导人，工人力量总工会创建人。——译注
⑧唐恩，弗奥多尔·伊里奇（1871—1947）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境。——译注
1914年10月14日，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写道：“看来，我们与其和普列汉诺夫，也许还不如和列宁达成协议，后者准备以战士的角色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但这种情绪在马尔托夫身上没有持续多久。我在巴黎遇到他时，他已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我们在《我们的言论报》的合作，从第一天起就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其结果是马尔托夫退出编辑部，然后又退出了撰稿人的行列。
在我到巴黎后不久，我和马尔托夫就一起寻找莫纳，他是工会杂志《工人生活》的编辑之一。莫纳从前是教师，后来又当过校对员，从外表上看是一个典型的巴黎工人，他是个性格坚强的聪明人，他一刻也未曾与军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妥协。但是出路何在？在这点上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莫纳“否定”国家和政治斗争。国家超越了他的否定，并在他公开抗议工会的沙文主义之后，迫使他穿上了红裤子从军去了。我通过莫纳与记者罗斯梅成了知交，他也属于无政府主义工团派，但事件表明他实质上比盖德派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从那些日子起，我与罗斯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它经受了世界大战、革命、苏维埃政权和粉碎反对派的考验……通过同一渠道我认识了许多以前我所不知道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钢铁工人联合会秘书，小心谨慎、精明温和的梅尔盖姆，他的结局在各方面都很悲惨；记者吉尔鲍，他后来因捏造的“叛国罪”被缺席判处死刑；桶匠工会的秘书长布尔德隆“老爹”；探索通向革命社会主义道路的教师洛里奥和其他许多人。我们每周在Quai Jemappe（凯杰马普）聚会，人数多时则在Gronge-aux-Belles（格龙日奥贝尔），交换有关战争和外交工作的幕后情报，批评正统社会主义，捕捉社会觉醒的征兆，规劝动摇者，为未来做准备。
1915年8月4日，我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写道：“我们在迎接血腥的世界大战周年时，没有丝毫的精神沮丧或政治上的怀疑主义。我们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在空前的世界惨祸中仍坚持分析、批判和预见的立场。我们放弃所有的‘民族’有色眼镜这种货物，各国总参谋部不仅廉价推销，甚至不惜倒贴钱。我们仍坚持按事物的本来面貌看事物、直言不讳并预见它们今后发展的逻辑。”
直到13年后的今天，我仍只能重复这些话。我们时时刻刻都意识到自己比官方政治思想（其中包括护国派社会主义）优越得多。这并非是妄自尊大。在这种感觉中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它出于我们的原则性立场！我们站在最高的了望台上。批判的观点首先使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预见战争本身的前景。众所周知，交战双方都指望自己能速胜。证明这种浅薄的乐观主义的证据不计其数。布坎南在其回忆录中说：“我的法国同事一度曾如此乐观，认为战争可在圣诞节前结束，甚至还和我以5英镑赌输赢。”布坎南本人在内心深处也认为战争结束不会迟于复活节。从1914年秋起，我们与一切官方预言相反，在我们的报纸上天天都坚持重申战争将是漫长、持久的，战后整个欧洲都将遍体鳞伤、元气耗尽。我们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几十次断言，即使在协约国获胜的情况下，当战争的硝烟消散之后，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其量不过是个大一点的比利时而已。我们满有把握地预见到未来美国将主宰世界。1914年9月5日我们第一次这样写：“通过这场战争，帝国主义把赌注押在强者身上，世界将属于它们。”
我的一家早就从塞夫勒搬到巴黎，住在窄小的rue Oudry（乌德里街）上。巴黎人越来越少，街上的钟表一个接一个都停了，贝尔福制造的一只狮子嘴里不知为什么塞着一束肮脏的干草。战争继续进行，战壕越挖越多。冲出战壕、冲出停滞、冲出坑穴和静止，这就是护国主义的嚎叫。前进！前进！凡尔登战役①的骇人听闻的疯狂就这样愈演愈烈。在那些日子里，我巧妙灵活地摆脱了战时书刊检查，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写道：“凡尔登战役的军事意义不论多么巨大，但它的政治意义还要大得多。在柏林和其他地方（sic）②，人们希望‘运动’，他们将会得到它。听！在凡尔登锻造着‘我们的明天’。”
①凡尔登战役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两军在凡尔登地区展开的决定性的战役。德军曾数度向法军进攻，企图突破法军防线，但遇到法军顽强抵抗，并在法军反攻下被迫退回原阵地。从此，德、奥、土、保阵线日趋崩溃。——译注
②sic系拉丁文，意为：原文如此。——译注
1915年夏，意大利代表、罗马议会社会主义党团书记莫加里来到巴黎，他是一个天真的折衷主义者，此行旨在吸引法、英两国社会主义者参加国际会议。在一座大街心花园的咖啡馆凉台上，我们和一些不知为什么自认为是“左派”的社会党议员召开了有莫加里参加的会议。当谈话局限在和平主义的夸夸其谈和反复议论恢复国际关系的必要性的共同之点时，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当莫加里可怜地低声说他需搞一张去瑞士的假护照时（他所着迷的显然是烧炭党的活动方式），议员先生们立刻拉长了脸，其中一位（我已记不清到底是谁了）立即叫来侍者，匆匆付了会议所需全部咖啡款。莫里哀的英灵，大概还有拉伯雷的英灵都出现在凉台之上。事情到此为止。我和马尔托夫在回家的路上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索性大笑了一阵。我和梅尔盖姆、布尔德隆这两位非常温和的和平主义者一起动身去参加大会，莫纳和罗斯梅已应征入伍不能前往。谁也不需要假护照，因为政府尚未摆脱战前道德，为我们签发了合法的护照。
会议的组织工作落在伯尔尼社会民主党领袖格里姆①身上。他那时正全力以赴地争取超越其政党和他本人的平庸水平。他把会议安排在离伯尔尼10公里群山中的小村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们挤在4辆敞篷马车中进山，行人们好奇地望着这非同寻常的车队。代表们就下述理由互相打趣：第一国际成立已半个世纪之久，居然可以把所有国际主义者装进4辆马车。但在这些玩笑中并没有怀疑主义的成分，历史的线索经常扯断，于是就要打一个新结。这就是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所做的工作。
①格里姆，罗伯特（1881—1956）瑞士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译注
开会那几天（9月5日至8日）是狂风暴雨般的几天。列宁所领导的革命派和大多数代表组成的和平主义一派好容易才一致通过了由我起草的共同宣言。宣言远未说出一切该说的话，但它仍意味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列宁站在大会的极左翼中，在一系列问题上他在齐美尔瓦尔德左翼中也常常是孤立的。我尽管在全部基本问题与左翼一致，但没有加入其中。在齐美尔瓦尔德列宁为了未来的国际行动，把发条上得很紧，他在瑞士的小山村里为革命的共产国际奠定了基石。
法国代表在其报告里指出了《我们的言论报》的存在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主义运动建立了思想联系。拉科夫斯基指出《我们的言论报》在形成巴尔干地区各党的国际主义立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意大利社会民主党通过巴拉巴诺娃的大量翻译而了解《我们的言论报》。但是，《我们的言论报》在德国报刊（包括半官方报刊）上摘录得最多，因为列诺得尔试图依赖李卜克内西，谢德曼不反对把我们算入同盟者之中。
李卜克内西本人没有出席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他在被投入监狱之前，先成了霍亨索伦王朝①的阶下囚。李卜克内西给大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标志他从和平主义路线彻底转到革命路线上来了。在大会上不只一次提到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它在分裂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已成了一个普通名词。
①霍亨索伦王朝1415—1701年统治勃兰登堡，1701—1918年统治普鲁士王国，1871—1918年统治德意志帝国。主要代表人物有腓特烈威廉、腓特烈二世、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译注
严禁从齐美尔瓦尔德写信谈论大会情况，担心消息过早地出现在报刊上，会给代表们在归途中穿越国境时造成麻烦。几天后，到那时为止一直默默无闻的齐美尔瓦尔德传遍了整个世界。这使旅馆主人欣喜若狂。这位豪爽的瑞士人对格里姆宣称，他的旅馆有望大大地提高价钱，因此愿为第三国际基金会捐一笔款。不过我想，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大大地推动了各国反战运动的发展。斯巴达克小组成员在德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作。在法国成立了“恢复国际联系委员会”。巴黎的俄国移民区的工人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言论报》周围，出钱出力帮助它度过财政和其他困难。在第一阶段积极为《我们的言论报》撰稿的马尔托夫现在已经离开。那些在齐美尔瓦尔德时尚把我和列宁分开的实质上是次要的分歧，在近几个月内已化为乌有。
就在这时，在我们的头上聚起了乌云，到1916年它越来越浓。反动的《Liberté（自由报）》以声明的形式刊登了几篇短文，指责我们亲德。我们接到的匿名恐吓信越来越多。指控和威胁无疑来自俄国大使馆。在我们的印刷厂周围总有些可疑的人转来转去。爱尔威假手警察威胁我们。政府负责俄国流亡者问题委员会主席迪克海姆教授转告说，在政府中正在商讨封闭《我们的言论报》和驱逐编辑的问题。但是，此事却一拖再拖，因为他们找不到借口。我不仅没有破坏法律，甚至连无法无天的书刊检查也没招惹过。无论如何他们也要找一个借口。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更确切地说，是制造了一个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