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罢工并不是按计划展开的。罢工最初是由莫斯科的印刷工人发起的，后来又平息了。各政党决定把决战延期到1月9日事件一周年时。所以我从容不迫地在我的芬兰避难所中从事自己的工作。但是，已经平息了的偶然爆发的罢工却蔓延到了铁路上，从此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迅猛地发展起来。从10月9日起，已提出政治口号的罢工开始由莫斯科扩展到全国。这样的总罢工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在许多城市里，罢工工人在街头与军警发生冲突，但大体来说，10月事件仍停留在政治罢工的水平上，没有转变成武装起义。尽管如此，专制制度还是做了让步，10月17日颁布了立宪宣言①。当然，元气大伤的沙皇制度仍把持着国家机器，据维特②的评价，政府的策略纯属“怯懦、盲目、诡诈和愚蠢的大杂烩”，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甚。但是，革命毕竟赢得了初步的胜利，尽管还不是完全的胜利，但却是前途无限。
①10月17日宣言系《完善国家制度》宣言，是尼古拉二世迫于10月全俄政治罢工高潮而签署的，宣布赐予公民自由，答应成立国家杜马。——译注
②维特，谢尔盖·尤利耶维奇（1849—1915）俄国国务活动家，历任工交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等职。——译注
还是这个维特在后来写道：“1905年俄国革命的最严肃之处当然是‘给我们土地’这个农民口号。”这是可以同意的。但他接下来说：“我不认为工人苏维埃有任何特殊意义，因为它不具备这种意义。”这只表明，即便是最杰出的官员也不理解那些事件的涵义，它们是对统治阶级发出的最后的警告。维特死得很是时候，因此无须改变他对工人苏维埃的看法。
我在10月罢工高潮之际来到彼得堡，罢工浪潮声势浩大、迅速扩展，但也潜藏着一个危险：不受群众组织控制的运动可能会一无所获地付诸东流。我从芬兰回来时，带来了选举产生群众组织的方案，一千名工人推选一位代表。我从作家约尔丹斯基①（后来的苏联驻意大利代表）那儿得知，在我到达彼得堡的那天，孟什维克已经提出了选举产生革命机构的方案，五百人出一位代表。这是正确的。但在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们坚决反对经选举产生的无党派的组织，担心它将会与党抗衡。工人布尔什维克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在列宁回国之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对苏维埃始终抱着这种宗派主义的态度。关于“列宁主义者们”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的领导工作，完全可以写出颇有教益的一章。列宁远远地胜过他的最亲密的学生。所以他们觉得在他的卵翼之下可以永远免除独立解决理论和策略课题的必要性。一旦在关键时刻离开了列宁，他们的无能着实令人吃惊，1905年秋天如此，1917年春天也是如此。在这两个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次要一些的历史事件中，广大党员群众凭嗅觉远比那些半吊子领袖更准确地把握住了正确的路线。列宁回国过迟是布尔什维克未能在第一次革命事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主要原因。
①约尔丹斯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76—1928）俄国革命家，孟什维克，1905年任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为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译注
我已经提到，娜．伊．谢多娃在树林里召开的五·一集会上在骑兵围捕中落网。她在监狱中关押了近半年，然后被押解到特维尔①。在十月宣言之后，她回到了彼得堡。我们用维肯季耶夫这个姓在股票交易所投机商的住宅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交易所业务不景气，许多投机商只好呆在家里。每天早晨，送报人给我们送来所有当天的报纸。房主人有时从我妻子那里借几张报纸，一边看一边把牙齿咬得咯咯响。他的买卖越来越糟。一次，他直接闯进我们的房间，手里挥动着一张报纸，他用手擢着我新写的文章《早安，彼得堡的扫院工》吼道：
①特维尔系加里宁市的旧称。——译注
“看啊，看啊，他们连扫院工都不放过。要是这个苦役犯落到我手里，我非用这个把他干掉不可！”
他发疯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在空中晃了几下。他是来寻找同情的。妻子到编辑部来找我，告诉我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应当找一个新的住所，但又没有时间，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就这样，我们在这位交易所经纪人那里一直住到我被捕。幸运的是，无论是主人还是警察，都不知道这个维肯季耶夫到底是谁。在我被捕后甚至没有到我们的寓所进行搜查。
我据我出生的村庄的名字化名为亚诺夫斯基在苏维埃中演讲，在刊物上则用托洛茨基这个笔名。我同时为3家报纸工作。我和帕尔乌斯成了《俄罗斯报》这家小报的主编，把它变成了群众的战斗机关报。几天之内，报纸的份数从三万份剧增为十万份。一个月后，又从于万份增加到五十万份。但印刷技术却不能满足报纸份数的增加，直到政府摧毁了苏维埃才使我们彻底地摆脱了这个矛盾。11月13日，我们与孟什维克联合创立了大型政治机关报《开端报》，报纸的份数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由于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平淡无奇。《开端报》则不同，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认为，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家报纸比它更接近马克思在1848年创办的经典样板《新莱茵报》。加米涅夫当时是《新生活报》编辑部的成员，后来他告诉我，一次他在乘火车时，观察沿途各站出售报纸的情况，当从彼得堡开来的火车进站时，站上排起了长队，他们全是购买革命报纸的。队列中喊道《开端报》！《开端报》！《开端报》！《新生活报》！《新生活报》！接下来又是《开端报》！《开端报》！《开端报》！加米涅夫承认说：
“当时我遗憾地对自己说，《开端报》上的文章比我们的好。”
除了《俄罗斯报》和《开端报》之外，我还为苏维埃正式机关报《消息报》撰写社论，还写了无数号召书、宣言和决议草案。第一个苏维埃存在的52天是忙得不可开交的52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连续不断的各种集会、3份报纸。我们是如何在这个漩涡中生活的，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不过，在回首往事时，往往有许多事情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因为在回忆中失去了积极性这个因素，你只是从旁观的角度观察自己。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相当积极的，我们不仅仅是在漩涡中旋转，而且还制造漩涡。一切都是匆匆做成的，却还做得不坏，有些还做得相当漂亮。我们的责任编辑赫尔岑施泰因博士是位老民主党人，他有时穿着一身考究的黑色燕尾服顺路到编辑部看看，他站在屋子中间，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们在那里忙碌。一年后，他还不得不在法庭上为他对之毫无影响的报纸的狂热革命宣传而负责。老人没有背离我们，他眼里噙着热泪在法庭上陈述，我们这些编辑最受欢迎的报纸的编辑们，只是在工作中抓空啃几口干馅饼，而且还是托门卫从最近的面包铺里买了包在纸中带回来的。老人因没有获胜的革命、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和干馅饼被判处关押一年……
后来，维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05年“俄国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理智”。保守主义者们觉得革命是集体精神失常，只是因为革命把疯狂的“正常”社会的矛盾推向极端。正如人们不愿在过于放肆的漫画中认出自己一样。同时，当时社会的全部发展都在浓缩、加剧、激化矛盾，因而造成了这种局面，使绝大多数人“丧失了理智”。但在这种情况下，发疯的多数给理智的少数穿上了拘束衣，因此历史才得以前进。
革命造成的混乱决不是地震和洪水。在革命造成的无秩序中马上开始形成新的秩序，人和思想自然会根据新的轴线重新排列。只有革命所要清除或推翻的人才觉得革命是彻头彻尾的疯狂。可我们在革命中却如鱼得水，尽管它是动荡不安的。世上万物各有其时、各有其位。有些人还有时间过私生活：恋爱、结交新朋友、甚至观看革命戏剧。帕尔乌斯十分欣赏一出讽刺剧，于是他一下子买了50张戏票准备送给朋友。需要说明的是他头一天刚收到了一笔稿费。帕尔乌斯被捕后，宪兵们从他口袋里搜出了50张戏票。他们为此颇费了一阵脑筋，他们哪里知道，帕尔乌斯干什么事都很有气派。
苏维埃唤起了大批群众。工人完全站在苏维埃一边，在农村和朴茨茅斯和约①签署后从远东回来的军队中发生了骚动。但近卫军和哥萨克部队还稳定。革命获胜的一切因素都已经具备，但还没有成熟。10月18日，即在颁布宣言的第二天，在彼得堡大学前聚集着数万人，他们仍陶醉在初次胜利的喜悦中，还没有从战斗的狂热中冷静下来。我站在阳台上大声对他们讲，不彻底的胜利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敌人不会妥协，前面还有陷阱，我把沙皇的宣言扯得粉碎，撒向空中。但这种政治警告对群众触动不深，他们还需要经历重大事件的磨炼。
①朴次茅和约系结束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条约，由两国在美国新罕布尔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签订。——译注
由此我联想起彼得堡苏维埃生活中的两个场面。一个是在10月29日，当有关黑色百人团策划镇压的流言充斥全城时，代表们直接从各工厂前来参加苏维埃会议。他们在讲台上出示了各种武器的样品，这是工人为反对黑色百人团而制作的。他们挥舞着芬兰刀、头盔、匕首、钢丝鞭，但他们脸上毫无忧愁担心之色，而且有说有笑，他们大概以为，只要他们做好回击的准备，问题就解决了。当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12月的那些日子将教会他们这样看问题。
12月3日傍晚，彼得堡苏维埃被军队团团围住，进出口均被切断。我当时正在厢座里开执委会会议，我立即朝下面喊：“不要抵抗，别把武器交给敌人！”下面已经聚集了几百名代表。武器只有手枪。于是，在已被一队队近卫军步兵、骑兵、炮兵围得水泄不通的会议厅里，工人们开始破坏他们的武器，他们那灵巧的手拿着毛瑟枪砸勃朗宁，或用勃朗宁砸毛瑟枪。但这声音和10月29日的谈笑风生毫无共同之处。在金属撞击的叮叮当当的刺耳的声音中，可以听到工人阶级在咬牙切齿，它第一次彻底明白，需要付出更大、更无情的努力才能推翻、压倒敌人。
10月罢工的局部胜利除了其政治意义外，对我来说还有其无法估量的理论意义。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派运动，不是农民的自发起义，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恐怖活动，而是工人罢工首次迫使沙皇屈服。无产阶级以革命盟主的身份出现，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我认为，不断革命论经受了第一次重大的考验。革命显然为无产阶级揭示了夺取政权的前景，随即来临的反动年代不能使我背离这个立场。我还由此为西方得出结论，如果俄国年轻的无产阶级尚有这样的力量，那么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威力该有多大呢？
后来，卢那察尔斯基以他特有的含糊不清、粗率的风格把我的革命构想介绍如下：
“1905年，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是两种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彼此不同，但彼此相关，因此我们面临着一场不断的革命。俄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进入这个阶段，便始终处于这一阶段之中，直到社会革命彻底完成。不能否认，托洛茨基提出这些观点，表现出他的深刻的洞察力，尽管在时间上早了15年。”
有关15年误差的看法不能因后来拉狄克曾重复过而变得更加深刻。1905年我们的全部展望和口号只适用于革命胜利，而不适用于革命失败。当时我们未能建立共和国，也没有实现土地革命和8小时工作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提出这些要求是错误的呢？革命失败截断了所有的展望，而不仅仅是我设想的前景。问题不在于革命爆发和成功的日期，而是对革命内在力量的分析和对整个革命发展的预见。1905年间我和列宁的相互关系如何呢？在他逝世之后，官方历史重新改写，而且把1905年事件说成是两种敌对力量的斗争。事实又是如何呢？列宁没有直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也没有在苏维埃中演讲过，但他注视着苏维埃迈出的每一步、通过布尔什维克代表影响它的政策并在他的报纸上阐述苏维埃的活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列宁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与苏维埃都没有分歧，同时，文献证明，苏维埃的全部决议（某些偶然和次要的除外）都是我撰写的或由我首先提交到执委会，然后再以它的名义提交到苏维埃的。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时，我又以它的名义在执委会发言。其间没有产生任何冲突。
在我从芬兰回来的前一天，赫鲁斯塔廖夫被选为第一任苏维埃主席，这是一个偶然加入革命的人物，是从加邦到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过渡阶段。赫鲁斯塔廖夫当了一段主席，却从没有进行过政治领导。在他被捕后选出了以我为首的主席团。苏维埃的一位相当重要的成员斯韦尔奇科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苏维埃的思想领袖是列．达．托洛茨基，诺萨尔·赫鲁斯塔廖夫仅仅是个摆设，因为他本人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此人的自尊心到了病态的地步，他憎恨列．达．托洛茨基，就是因为他不得不常常向后者请教，求他指点。”
卢那察尔斯基在其回忆录中讲到：“我记得有人当着列宁说：‘赫鲁斯塔廖夫这颗星辰陨落了，现在苏维埃中的强者是托洛茨基。’列宁的脸色似乎沉了片刻，然后说：‘也好，托洛茨基是以其卓越和不倦的工作赢得这个地位的。’”
两个编辑部的关系极其和睦，彼此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开端报》第一期问世了，我们欢迎我们的战友。在第一期上引人注目的是描写1月革命的出色的文章，它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写道。如果二者处于斗争之中，就不会这样写了。相反，两家报纸互相保护，反对资产阶级的批评。《新生活报》是在列宁回国后开始捍卫我的论述不断革命的文章。两家报纸如同两派一样，推行的是联合方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参与下一致做出决议，其精神是：分裂仅仅是侨居生活的产物，革命事件根除了一切派系斗争的基础。我在《开端报》上捍卫的是同一条路线，它遇到了马尔托夫的消极反对。在群众压力的影响下，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在第一阶段中竭力向左看齐，只是在反动派的第一次打击后他们才开动转变。1906年2月，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在信中对阿克雪里罗得抱怨说：“已经有两个月了……我不能结束我已动笔的任何一篇文章……不知是神经衰弱还是心理疲倦，但我不能支配我的思想。”马尔托夫不知道他的病该怎么称呼，其实，它的名称已定，即孟什维克主义。在革命时期，机会主义首先意味着惊慌失措，不能“支配思想”。
当孟什维克开始公开忏悔并指责苏维埃的政策时，我在俄国报刊上、后来又在罗莎·卢森堡的德国、波兰杂志上捍卫它。我的一本著作就是这场捍卫1905年方法和传统的斗争的产物，最初的书名是《革命中的俄国》，后来在许多国家中以《一九O五年》为名一版再版。十月革命后，该书不仅在俄国是党的正式教科书，而且在西方各国共产党中也是如此。只是在列宁逝世以后，当精心策划的反对我的斗争已经开始时，我的这部论述1905年的著作才成为众矢之的。最初，事情仅限于提些局部意见和别有用心的吹毛求疵，后来，批评才逐渐壮起了胆子，厚颜无耻、甚嚣尘上，它越想压下自己内心的恐怖，就越要虚张声势，搞得密锣紧鼓。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的神话就这样在事后编造出笼了。
1905年革命是国家生活、党的生活以及我个人生活的转折，是引向成熟的转折。我在尼古拉耶夫的最早的革命工作经验是靠摸索得到的地方性经验，但这段经历也并非徒劳。也许，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从没有像在尼古拉耶夫那样与普通工人接触，那时我一点“名气”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把我和他们隔开。俄国无产者的基本类型都牢牢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之中，后来我所见到的不过是他们的变种而已。在监狱里，我几乎是从头开始学习革命理论。两年半的铁窗生活和两年的流放使我有可能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奠定理论基础。第一次流亡国外是我的政治大课堂，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领导下，我在国外学会了从广阔的历史远景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处理重大事件。在流亡生活末期，我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领导集团。我于1905年2月回到俄国，而流亡中的其他领导人则是在10到11月才回国的。俄国国内的同志没有一个人能做我的老师，相反，我本人倒处于老师的位置上。在这动荡不安的一年中，各种事件此起彼伏，往往需要当机立断，传单刚刚写好就送往地下印刷厂。在监狱里和流放中奠定的理论基础、在流亡生活中掌握的方法，现在初次直接在斗争中派上用场，我感到我面对事件充满信心，因为我理解它们的机制（至少我自己觉得如此），我能看到它们如何对工人的意识发生影响，我能预见到明天的基本特征。从2月到10月，我主要是通过写作参与事件的。在10月中，我纵身跃入了这个巨大的漩涡之中，它对我个人来说是一场最严峻的考验。决定往往是在战火中做出，我在这里毋庸讳言，我做这些决定轻而易举，好像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般。我无须四顾、听听别人在说些什么，也难得有机会和别人商量一下，一切都是匆匆做出的。后来，我大惑不解、莫名其妙地观察孟什维克中最聪明的马尔托夫，每个重大事件都使他猝不及防、使他惊慌失措。我尽管没有专门考虑过（因为时间太少，没法进行自我考试），但我的整个机体都感到我的学生年代已被抛在后面。学习年代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但并不是说我不再学习。不，学习的要求和愿望在我的一生中始终十分强烈、永不衰竭。但在此后，我是像老师那样学习，而不像学生那样。在我第二次被捕时，我已满26岁。我从捷伊奇老人那里得到对我成熟的认可：他在监狱里郑重其事地拒绝叫我年轻人，而改用名和父名①叫我。
①俄国人的姓名由名、父名和姓构成，称呼名和父名表示尊重。——译注
在我上面已经摘引过的那本如今已是禁书的《人物剪影》中，卢那察尔斯基是这样评价第一次革命的领导人的：
“他（托洛茨基）被捕前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享有极高的声望，由于他在法庭上的英勇（？）出色（？）的表现，他的声望还在上升。我应该指出，1905—1906年间，在所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托洛茨基虽然年轻，表现得却无疑更加成熟，在他身上侨民的狭隘性最少，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点在当初甚至妨碍了列宁，他比别人更深刻感到什么是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在这场革命中，他在声望上收获甚丰。在这方面，无论是列宁还是马尔托夫都一无所获，普列汉诺夫由于表现出立宪民主党的倾向而声望大减。从那时起，托洛茨基就站到了最前列。”
由于卢那察尔斯基今天不大“英勇”“出色”地写着完全相反的东西，所以，这几行于1923年写下的文字就更显得意味深长。
没有直觉即无意识的嗅觉，任何重大的工作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嗅觉是天生的，但它通过理论和实践可以得到发展。无论是理论素养还是实践经验都不能取代政治眼力，它使人能够辨别方向、审时度势并预测局势的发展。在发生急剧变化和转折的时期，即在革命的条件下，这种天赋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我认为，1905年事件表明我具有这种革命的直觉，并使我在今天可以满怀信心地倚赖它。我在这里指出，我犯的错误无论多么重大，甚至极其重大，但都是只涉及如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的枝节问题，我从没有犯过根本的、战略性的错误。在估价整个政治局势及其革命前景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
在俄国生活中，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彩排。它在我的私生活中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坚决果断、信心十足地投入到事件之中，因为它们对我来说，无非是那一革命工作的继续和发展而已，那一工作因1905年12月3日彼得堡苏维埃的被捕而中断。
逮捕是在我们颁布了所谓的财政宣言的第二天进行的。宣言宣告沙皇制度的财政必然破产，并断然警告，胜利的人民将不承认罗曼诺夫王朝的债务。宣言声称：
“鉴于专制制度从来不受人民的信任，也不是人民委任的，我们决定拒绝支付沙皇政府在公然进行反对全体人民的战争期间所借的债务。”
法国交易所在几个月后对我们的宣言做出反应，又借给沙皇七十五万法朗。反动派和自由派报刊把苏维埃对沙皇财政乃至欧洲银行家的软弱无力的威胁嘲弄了一番，就把这个宣言忘诸脑后，但宣言却不让人们忘记它的存在。沙皇制度的倒行逆施必然导致的财政破产终于与军事失败一起爆发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2月10日人民委员会签署的一项法令宣布，彻底勾销沙皇政府所欠的一切债务。这一法令至今仍然有效。有人断言十月革命不承认任何义务，这纯属无稽之谈。革命承认自己的义务，十月革命承担了1905年12月2日的义务，并于1918年2月10日履行了这个义务。我们有权提醒沙皇制度的债权人：“先生们，我们已经及时地提醒过你们了！”
在这方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1905年为1917年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