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孟什维克派的联系是暂时的。没出几个月，孟什维克中又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路线。我认为分裂是一段较长的插曲，仅此而已。我赞成为尽快与布尔什维克统一做准备工作。对其他人来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是朝机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起点。1904年整整一年中，我与孟什维克领导集团在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冲突始终未断。冲突围绕着两点展开：对自由派的态度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我的立场是坚决回击自由派争取群众的企图，正因如此，必须更坚决地要求社会民主党两派的统一。9月，我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实际上，我从1904年4月起就已不是它的成员了。这期间，我在慕尼黑的俄国侨民中过了几个月，当时这座城市被认为是德国最民主和艺术水平最高的城市。我深入地了解了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参观了慕尼黑的美术馆，结识了《老实人》周刊①的讽刺作家。
①《老实人》周刊系德国讽刺性插图刊物，1896—1942年在慕尼黑出版。——译注
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汹涌的罢工浪潮席卷南俄，农民骚动也越来越频繁，大学也沸腾起来。日俄战争一时遏制了运动的发展，但沙皇政府的军事失败很快就成了革命的强大动力。刊物变得更加勇敢，恐怖活动愈演愈烈，自由派也行动起来，发起了宴会运动①。这一形势尖锐地提出了革命的基本问题。对我来说，抽象概念这时才第一次真正地用社会材料来充实。孟什维克，特别是查苏利奇对自由派的希望越来越大。
①宴会运动系1904年11月“解放社”在俄国城市中组织的地方自由派运动。在司法改革40周年的宴会上，为预防发生革命而提出政治改革申请书。——译注
还在代表大会之前，二次在兰多尔特咖啡馆召开的编辑部会议后，查苏利奇以她在这种场合特有的怯懦而又固执的声音抱怨，说我们对自由派的攻击过火了，这正是她最难过的事。
“你们看，他们是多么努力，”她不看列宁，但这话首先是冲着他说的。“司徒卢威要求俄国自由派不要断绝与社会主义的联系，否则就会重蹈德国自由派的覆辙，还要求他们以法国激进的社会党人为榜样。”
“所以更应该打击他们，”列宁好像故意戏弄她似地愉快地笑着说。
“居然能这样，他们朝我们靠拢，我们却要打击他们，”她十分绝望地喊着。
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站在列宁一边，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意义就更加显著。
自由派的宴会运动很快就陷入困境。当它方兴未艾时，我于1904年提出“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答案是只有总罢工才是唯一的出路，然后是领导群众反对自由派的无产阶级发动起义。这点更加深了我与孟什维克的裂痕。
1905年1月23日早晨，我做完巡回专题报告返回日内瓦，由于在火车上一夜没睡，我疲惫不堪、浑身无力。一个小男孩卖给我一份昨天的报纸，上面刊登着有关工人去冬宫请愿游行的情况将在以后报导。我断定游行没有举行。大约两小时后，我顺路来到《火星报》编辑部，看到马尔托夫极其激动。
“请愿没有举行吧？”我问。
“怎么没有举行？”他反问道。“我们昨晚在咖啡馆里传阅新来的电报，坐了一通宵。莫非您还不知道？看吧、看吧、看吧……”
他塞给我一张报纸，我飞快地扫了报导“流血星期日”①的电讯的头几行，一股灼热的浪潮涌上我的头颅。
①“流血星期日”又称1月9日事件，系俄历1905年1月9日沙皇军队向和平请愿的彼得堡工人开枪，打死一千多人，打伤两千多人的事件。这一事件导致1905—1907年革命的爆发。——译注
我不能继续留在国外了。从代表大会时起我就与布尔什维克断了联系，现在又从组织上脱离了孟什维克，只好一人孤军奋战。我通过几位大学生搞到了护照，和妻子（她1904年秋天再次来到国外）一起前往慕尼黑。帕尔乌斯①让我们住在他的家中，他在这里读了我分析1月9日事件的手稿，精神大振，他说：“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个预测。现在谁也不能否定，总罢工是主要的斗争手段，1月9日是次政治罢工，尽管它披着僧袍。现在，只需要把最后一句话说出来，即俄国革命将导致工人民主政府掌权。”帕尔乌斯本着这一精神为我的小册子撰写了前言。
①帕尔乌斯（1869—1924）俄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1918年起脱离政治活动。——译注
帕尔乌斯无疑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熟练地掌握了马克思的方法，视野开阔，他注视着国际舞台上的一切重要事件，加之他有过人的见地和胆略、充满阳刚之气的遒劲文风，使他成为一名真正出名的作家。他的早期著作使我接触到社会革命问题，对我来说，是它们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天文学的“最终”目的变成了当代的具体任务。尽管如此，在帕尔乌斯身上总有一些乖戾的、不可救药的东西，除此之外，这位革命家总抱着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幻想——发财。在那几年中，他也把发财的幻想和他的社会革命构想结合在一起，他抱怨说：“党的机关僵化了，倍倍尔根本想不到，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一份大型日报，用3种欧洲文字出版。但这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在这个大块头的沉重肥胖的大脑袋里，关于社会革命的思考和发财的念头就这样地交织在一起。他曾试图在慕尼黑办一家私人出版社，但结局很悲惨。接着帕尔乌斯又前往俄国参加1905年革命，虽然他不乏首创精神和创见，但没有表现出一点领袖的品质。1905年革命失败后，开始了他的衰落时期。他从德国移居到维也纳，后来又迁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遇上了世界大战。它很快就使帕尔乌斯在军需交易中发了财。同时，他又以德国军国主义进步使命的捍卫者身分公开讲话，因而与左翼彻底决裂，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极右翼的鼓舞者。毋庸赘言，从战争开始，我不仅与他断绝了政治关系，而且还中断了和他的私交。
我和谢多娃从慕尼黑来到维也纳。移居国外的潮流开始倒转，涌向俄国。维克多·阿德勒忙得不可开交：为侨民提供路费、护照、地址……理发师在他的住宅里改变了我的容貌，因为国外的俄国侦探对它太熟悉了。
“我刚刚收到阿克雪里罗得给我拍来的一封电报，”阿德勒告诉我。“说加邦①已到国外，并自称是社会民主党员。可惜……如果他真是永远消失，倒还能留下一个美好的神话。他在侨民中将是一个喜剧角色。您知道吗，”他补充说，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光芒，它减缓了他的刻薄的嘲讽。“与其让这种人做党内同志，不如让他们做历史上的殉难者……”
①加邦，格奥尔吉·阿波罗诺维奇（1870—1906）俄国神父，沙皇暗探局奸细。1905年1月9日煽动彼得堡工人向沙皇请愿，使工人遭到血腥屠杀。侨居国外后，被工人战斗队绞死。——译注
我在维也纳听到谢尔盖大公被刺的消息。各种事件纷至沓来。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将目光转向东方。我妻子先行一步，以便在基辅安排住所并建立联系。我拿着退休准尉阿尔布佐夫的护照于2月来到基辅。在几个星期内我们搬了好几次家。我们开始住在一位胆小如鼠的年轻律师那里，后来又搬进一位工艺学院教授的住宅中，最后住进一位自由派分子遗孀的家中。我一度躲进了眼科诊所。遵照了解我的历史的主治大夫的吩咐，护士每天为我洗脚、给我上眼药，这使我很不好意思。我不得不加倍地保密：我背着护士偷偷地写传单，她严格地监督我，以免我用眼过度。在教授查房时，他总把那位靠不住的男助手打发走，带着女助手走进我的房间，迅速把门锁上，挡上窗户，好像是为了给我检查眼睛。然后我们3人一起十分高兴地小声地笑起来。
“有香烟吗？”教授问。
“有，”我回答说。
“Quantum satis（够吗）?”教授问。
“Quantum satis（够）!”我回答说。
我们又笑了起来。检查到此结束，我接着写我的传单。我觉得这种生活挺有趣，只是在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护士面前觉得不好意思，她是如此认真地给我洗脚。
那时，基辅有一家非常著名的非法印刷厂，尽管周围的失败一个接着一个，但它却在宪兵将军诺维茨基的眼皮底下安然无恙地坚持了好几年。1905年春天，我撰写的那些传单就是在这里印刷的。但篇幅更大的号召书我则交给年轻的工程师克拉辛①，我和他是在基辅结识的。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他管理着高加索的一家设备精良的大型印刷厂。我在基辅为这家印刷厂写了许多传单，它们印得十分清晰，这在非法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
①克拉辛，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1870—1926）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火星报》代办员，十月革命后历任工商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等职务。——译注
那时，党和革命一样，还很年轻，在党员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中，没有经验和缺陷都很显眼。当然，在克拉辛身上也不是没有这种痕迹。但他具有坚定、果断的“行政”素质。他是一位资历颇深的工程师，他工作多年而且表现出色，很受器重。他的交游圈子之广和结交对象之形形色色，是那时任何一位年轻的革命者都望尘莫及的。在工人区、工程师区、莫斯科自由派工厂主的富丽堂皇的宅邸和文人圈子里，到处都有克拉辛的关系。他善于把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于是在他面前出现了许多别人无法得到的机会。1905年，克拉辛除了参加党的一般工作之外，还领导着几项更加危险的工作：工人战斗队、搞武器、准备炸药等。虽然克拉辛视野广阔，但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整个人生道路上，他首先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这是他的力量之所在，又是他的致命伤。长年认真地积蓄力量、政治训练、从理论上深化总结经验，他就不行了，他没有这种天赋。当1905年革命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后，他就全力投入了电工技术和一般工业之中，他在这些领域中也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杰出的实干家，获得了非凡的成就。无疑，他在工程师活动中的巨大成就带给他的个人满足和前几年革命斗争带给他的个人满足是一样的。他曾一度敌视十月革命，对它困惑不解，认为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冒险，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不相信我们有能力重振崩溃的经济。但后来，广阔的工作可能性吸引了他……
1905年间与克拉辛的联系，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我和他约好在彼得堡见面。秘密接头地址我也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秘密接头点是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校的主任军医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利特肯斯，命运长时间地把我和他一家联在一起。1905年那些令人不安的日日夜夜里，我不只一次在位于巴扎尔坎斯大街的炮兵学校校舍里的利特肯斯家中藏身。有时，值班门卫眼看着那些军校校园和楼梯从来没有接待过的人物到主任军医家中来找我，但这位低级公务员对军医很好，没有告密，因此大家都平安无事。军医的长子亚历山大那时18岁，党员，他在奥尔洛夫领导了几个月的农民运动，因承受不住精神震动而患病去世。小儿子叶夫格拉夫那时还是中学生，后来他在内战中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工作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不幸于1921年在克里木被土匪杀害。
我以地主维肯季耶夫的身份证正式居住在彼得堡，我以彼得·彼得罗维奇的化名出现在革命者之中。在组织上我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派。我继续和克拉辛合作，他当时是布尔什维克中的调和派分子，与我当时的立场相同，因此我们更加接近。同时，我与一个当地的孟什维克组织保持联系，它奉行的是一条非常革命的路线。在我的影响下，这个组织抵制了第一届杜马，因此与其在国外的中央发生冲突。但是，这个孟什维克组织很快就垮掉了，它被它的一个积极成员多布罗斯科克出卖了，他的化名是“金边眼镜尼古拉”，是一个职业特务。他知道我在彼得堡并认识我。我妻子在树林里召开的五·一会议上被捕，我必须暂时躲一下。夏天，我来到芬兰，我在这里稍事休息，内容是紧张的写作和短时间的散步。我大量地阅读报纸，注视着各政党的形成，剪报、对各种事实加以分类整理。我对俄国社会的内部力量以及俄国革命前途的完整的看法，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我写道：“俄国正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基础是土地问题。哪个政党能够引导农民和自己一起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阶级，它就能夺取政权。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民主派知识分子都不能担当这一角色，因为他们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革命的前台已被无产阶级占领。只有社会民主党可以通过工人引导农民跟自己走，这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开辟了早于西欧各国夺取政权的前景。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将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它的民主纲领，它必须转到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道路上来。至于它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则不仅要取决于国内力量的对比，还要取决于整个国际形势。因此，基本战略路线要求社会民主党一方面要为争取影响农民与自由派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一方面要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向自己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
总的革命前途问题与策略课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党的核心政治口号是召开立宪会议。但革命斗争的进程已经提出了由谁以及如何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起义的前景必然导致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可以保证它在临时政府中的决定性作用。当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辩论，其中也包括我和克拉辛的辩论。我撰写了一份提纲，我在其中证明，革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意味着不是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就是这种政权的序曲。克拉辛被如此坚决的主张吓坏了。他接受了临时革命政府这一口号和我为它起草的施政纲领，但不同意预先规定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我的提纲以这种形式在彼得堡付印，克拉辛承担了5月在国外举行的全党会议上为它辩护的任务。但是，整个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未能举行。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克拉辛积极地参加了有关临时政府问题的讨论，并把我的提纲作为列宁决议案的修正案提交会议。这段插曲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我有必要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摘引如下。
克拉辛说：“至于列宁同志的决议案，我认为它的缺点恰恰在于它没有强调临时政府的问题，没有十分明确地指出临时政府和武装起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临时政府是武装起义的产物，是后者的机构……
其次，我认为决议案中的一个错误见解是认为临时政府只有在武装起义彻底胜利和专制政权垮台之后才能建立。不，它恰恰是在武装起义过程中产生并且最积极地参加起义，并以其组织作用保证起义的胜利。似乎只要专制政权一旦彻底垮台，社会民主党就能加入临时政府，这种观点是天真的：当栗子已被别人从火中取出来，谁也想不到和我们分享这些果实。”
这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我的提纲。
列宁在其重要报告中，完全是从纯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他非常赞同克拉辛的提案。他说：
“大体上说，我同意克拉辛同志的意见。当然，我作为决议案的起草人，我更注意问题的规范提法。克拉辛同志指出斗争目的的重要性，这是十分正确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如果不打算占领我们所进攻的阵地，就无法进行战斗……”
决议案做了相应的修改。在近几年的论战中，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临时政府的决议案数百次地用来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根据。斯大林集团的“红色教授们”一点也不知道，被他们当作列宁主义典范并用来反对我的那几行文字恰恰出自我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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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芬兰的生活环境一点也不会使人想到不断革命。连绵的丘陵、大片的松树、湖泊、秋高气爽、一片宁静。9月末，我深入到芬兰内地，在林中湖畔上的一所名叫Rauha的孤零零的旅馆里住下，这个名字在芬兰语中的词义是宁静。秋天，这所巨大的旅馆全是空房。不久以前，一位瑞士作家和一个英国女演员还住在这里，没付店钱就走了。老板前往赫尔辛福斯①追赶他们。女老板病势垂危，她的心脏靠香槟酒维持。不过，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她。老板还没回来，她就去世了，她的尸体就停放在我楼上的房间里。侍役头去赫尔辛福斯找老板，只留下一个小孩在这里服务。下了一场初秋的大雪，松树裹上了银装，疗养院里空荡荡的。小男孩总不露面，老是呆在地下厨房里，我头顶上躺着女老板的尸体。只有我一个人，一片Rauha——宁静。真是万籁皆寂、空无一人。我写作、散步。一天傍晚，邮递员送来了一捆彼得堡的报纸。我一份份地翻阅，就像是猛烈的风暴吹进了敞开的窗户。罢工的浪潮汹涌澎湃，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另一个城市。在寂静的旅馆里，报纸的沙沙声听起来就像喷发的岩浆发出的隆隆声。革命已进入高潮。我让小男孩给我结帐，我租了一匹马，抛弃了我的“宁静”，迎着沸腾的岩浆疾驰而去。当天晚上，我已经在彼得堡理工学院的礼堂里发表演讲了。
①赫尔辛福斯系赫尔辛基的旧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