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来到国外时已年满30。在俄国时，在大学生小组中、在最初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在流放区中，他始终占据首位。他单凭一点就能感到自己的力量，即所有见过他的人和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承认他的力量。他出国时已经具备高深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革命经验了。在国外，他将和“劳动解放社”、首先是普列汉诺夫合作，后者是一位马克思的杰出阐释者、几代人的导师、理论家、政治家、政论家、欧洲及与欧洲联系的代言人。与普列汉诺夫并驾齐驱的还有两位最大的权威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使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站到最前列的不仅是她的英勇光辉的历史，她头脑敏锐、洞察秋毫，受过以历史为主的广泛的教育，还有难得的心理直觉能力。当初，“劳动解放社”通过查苏利奇与恩格斯老人联系。与和拉丁语系各国的社会主义联系密切的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不同，阿克雪里罗得是“劳动解放社”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经验的代表。在这几年中，普列汉诺夫已经开始衰落。使他衰落的正是赋予列宁力量的东西，即革命的迫近。普列汉诺夫的所有活动都是从事思想准备，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辩论家，但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革命越是迫近，普列汉诺夫就越加明显地失去了根基。他本人不能不感到这点，这就是他以恼怒的态度对待年轻人的根本原因。
列宁是《火星报》的政治领袖，马尔托夫是这份报纸的主要政论力量。他写东西轻而易举，就像他谈话一样滔滔不绝。那时，马尔托夫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不过他与后者一起工作已经感到不自在了。他们之间还是以“你”相称，但两人的关系已明显地冷淡下来。马尔托夫更加关注今天：当前的热门问题、今天的文学工作、政论、新闻和谈话。列宁则把今天压在身下，他的思想已进入到明天之中。马尔托夫有无数往往是很机智的猜测、假说、建议，这些东西连他自己都常常会很快地忘得一干二净，而列宁却总是在他需要的时候抓住他所需要的东西。马尔托夫那些精雕细琢的脆弱思想不止一次地使列宁不安地摇头。不同的政治路线那时不仅没有形成，而且连苗头都没有。后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火星报派革命者分裂为“强硬派”和“温和派”，这种称呼在开始时极为流行。它证明，二者之间即便没有明确的分水岭，起码在处理问题的方式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愿上存在着程度的差别。至于列宁和马尔托夫，早在分裂和代表大会之前，列宁就是“强硬派”,马尔托夫就是“温和派”。这点他们两人都知道。列宁常用略带怀疑的批评的目光看着马尔托夫，尽管仍然十分器重他；马尔托夫察觉到这种目光，感到不大好受并神经质地耸耸瘦削的肩膀。当他们在见面交谈时，已经没有友好的语调和玩笑，最起码是我没有听到过。列宁在说话时不看马尔托夫，后者的眼睛在那副从来不擦的、下垂的夹鼻镜后面变得呆板无情。当列宁和我谈起马尔托夫时，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殊的语调：“这大概是尤里①说的吧？”为什么尤里这个名字用稍稍加重的特殊声调说出？似乎是在告诫：“人是挺不错的人，甚至非常出色，不过就是太温和了。”无疑，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对马尔托夫有很大的影响，不过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心理上使他和列宁发生隔阂。
①尤里系马尔托夫的名字。——译注
列宁把和俄国的联系集中在他的手中。编辑部的秘书是他的夫人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她处于全部组织工作的中心，迎接到达的同志，教导并送走离去的人，面授秘密接头地点，写信、编译密码。在她房间里总能闻到烧纸的味道，这是阅读秘密信件必须用火烤的结果。她也常常柔中有钢地抱怨国内的信件太少，密码搞错了，或用化学墨水写信时两行重叠在一起，等等。
在日常组织工作中，列宁力求最大限度地独立于老头子们，首先不受普列汉诺夫的掣肘，他和后者已在所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草拟党纲草案工作中的冲突尤甚。列宁最初的方案与普列汉诺夫的方案针锋相对，因此遭到了后者的尖刻批评，而且以一副傲慢无礼、嘲弄人的腔调，这是普列汉诺夫在类似场合中的拿手好戏。不过，这当然既不能使列宁沮丧，也不能使他害怕。斗争带有强烈的戏剧性，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充当调解人：查苏利奇代表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代表列宁。两个调解人都十分乐于和解，此外，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友好。据查苏利奇本人讲，她曾对列宁说过：“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是只灵犭是犬，撕扯撕扯就放开了，可您是条斗犬，咬住就不撤嘴。”后来，查苏利奇在转告我这段对话时还补充说：“他（列宁）听了很高兴，‘咬住就不撤嘴？’他满意地重复了一句。”她友好地摹仿了列宁提问的声调和个别字母发音不准。
所有这些激烈的较量在我出国以前就爆发了，这是我料想不到的。我也不知道，编辑部的冲突因我的问题而变得更加尖锐。在我来到国外的4个月后，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了封信：
“我向编辑部所有成员建议增聘‘佩罗’为编辑部的全权成员（我认为增聘一事仅多数不够，应一致同意）。我们非常需要第7个成员以便表决（现在只有6票）和充实力量。‘佩罗’为每期报纸撰稿已经不止一个月了。他十分积极地为《火星报》工作，做专题报告，而且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撰写文章和就当前紧迫问题短评方面，他对我们来说不仅非常有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此人无疑是个难得的人材，他信念坚定、精力充沛、前途无量。他在翻译和撰写普及读物方面也能做不少工作。
“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是：1）他年轻；2）他很快将返回俄国；3）文风带有小品文的痕迹，而且过于雕琢。
“相反的意见l）不是让‘佩罗’独当一面，而是让他进入编委。他会在工作中获得经验。他无疑具有一个有党性的人和火星派分子的‘嗅觉’，而知识和经验是可以获得的东西。他在学习和工作，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为了能彻底地留住他和鼓励他，增聘是必须的。
“2）如果‘佩罗’熟悉了工作，他可能不会马上离开，即便离开，他与编委的组织联系也不会给编委造成损失，而是大有裨益。
“3）文风上的缺欠无关宏旨，而且可以改好。现在，他已经默默地接受‘修改’，虽然不大情愿。今后编辑部中的争执、表决和‘指示’在形式上将更加完备、正规。
“因此我建议：1）编辑部全体6名成员就增聘‘佩罗’一事进行表决；2）如果他被增聘，我们将立即着手制定内部关系和表决的规则，制定更加明确的章程。这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对代表大会来说是重要的。
“附：我认为拖延增聘一事不妥，而且是件极其难堪的事。据我所知，‘佩罗’对他至今仍没有着落和把他当‘年轻人’看待（他以为）感到十分不满，当然并没有直说。如果我们不马上吸收‘佩罗’，并假定他在一个月后将返回俄国，我深信他会将此理解为我们不愿意吸收他进编辑部的公然表示。我们可以对此‘置之不理’，但这毕竟不好。
1903年3月2日于伦敦”
我本人不久前才得知这封信，我几乎把它全文附在这里，只删去了一些技术性的细节，因为它对编辑部内的情况、对列宁本人及他和我的关系来说，都是极其典型的。对在我身后就我加入编辑部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我已经说过我一无所知。列宁说，似乎我对不让我加入编辑部“相当不满”，这话毫无根据，而且完全不符合我当时的情绪。其实，我毫无这种想法。我对编辑部的态度是学生对老师的态度。那时我刚刚23岁，编辑部中最年轻的马尔托夫比我大6岁，列宁比我大10岁。命运使我能如此接近这批杰出的领导人，我感到十分满意。我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能学到许多东西，我努力地向他们学习。
列宁为什么以我的不满做借口呢？我想这不过是策略而已。列宁这封信的意图是论证说服，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有意用假设的我的不满和我可能背离《火星报》来吓唬编辑部的其他成员。这只是他的次要论据，仅此而已。有关“年轻人”的理由的性质也大致如此。捷伊奇老人常这么称呼我，但只有他一个人。但我恰恰是与捷伊奇的关系非常友好，他对我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影响。列宁用“年轻人”为理由，只是为了让老头子们知道，必须重视我，把我当成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人。
在列宁写信的10天后，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写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们吸收您认识的‘佩罗’为编辑部编委会的全权成员。他的文字工作表明他具有毋庸置疑的才气，就其思想倾向来说，他完全是‘自己人’，完全符合《火星报》的需要，并由于他的杰出的演说才能，他在这里（国外）已经颇有影响。他长于辞令，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对此深信不疑。他知识丰富，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为丰富知识而工作。我无条件地同意列宁的建议。
1903年3月10日于伦敦”
在这封信中，马尔托尔仅仅是列宁的忠实的回声。但他没有重复有关我不满的理由。我和马尔托夫一起生活在同一所公寓里，他在近处观察我，因此不会怀疑我迫不及待地想成为编辑部的成员。
为什么列宁如此坚持必须让我加入编辑部呢？他希望在这里获得稳定的多数。编辑部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都一分为二，每边3人：一边是3个老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一边是3个年轻人（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①）。列宁毫不怀疑，在最尖锐的问题上我会和他站在一起。一次，当他需要反对普列汉诺夫时，他把我叫到一边狡黠地对我说：“最好让马尔托夫发言，他会拐弯抹角，可您将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显然他是发现了我脸上的惊愕神色，马上又加了一句：“我更喜欢直截了当，但对普列汉诺夫还是拐弯抹角为好。”
①波特列索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869—1934）俄国革命家，1900年起任《火星报》编辑，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导人。——译注
列宁有关让我加入编辑部的建议因普列汉诺夫的反对而搁浅。更糟糕的是这一建议成了普列汉诺夫对我极不友好的主要原因，他猜到了这是列宁寻求反对他的稳定的多数而采取的措施。改组编辑部的问题延期到代表大会之前解决。但是编辑部决定，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让我作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列席编辑部的会议。普列汉诺夫对此提出异议并坚决反对。可维拉·伊万诺夫娜对他说：“反正我要带他来。”她真的“带”我去参加了下一次会议。我对幕后斗争一无所知，因此当普列汉诺夫彬彬有礼、冷淡地跟我打招呼（他在这方面是个行家）时，我大惑不解。普列汉诺夫对我的反感持续了好长时间，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消失过。1904年4月，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提到：“他（普列汉诺夫）对这个人（托洛茨基）的卑俗的仇恨有损他的人格。”
列宁信中有关我当时的文风的看法也很有趣。它在文字过于雕琢和不十分愿意接受别人的修改这两点上是对的。那时，我的写作工作算来已有两年，风格的问题在我的写作中是独立的重大问题。我刚刚对语言材料发生兴趣。正如在小孩刚长牙时，他感到需要磨牙床，甚至用很不适当的东西来磨。孤立地追求词句、叙述和形象，是符合我写作工作长牙期的特点的。风格的净化只能是长期磨炼的结果。由于追求形式的斗争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外在的，而是符合内在精神过程的需要的，所以，尽管我对编辑部非常尊重，但仍本能地捍卫我那正在形成的创作个性，使它免遭其他已经成熟，但却是另一种风格的作家的干涉，就不足为奇了……
这时，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临近了。最后决定将编辑部迁往瑞士的日内瓦，因为那里的生活费用要便宜得多，和俄国联系也更方便。列宁不得已同意了这点。谢多娃写道：“我们在日内瓦住进了两间小顶楼中，列．达．埋头于大会的准备工作。我则准备返回俄国进行党的工作。”代表大会的第一批代表已经抵达，开始与他们进行不断的协商。领导这次筹备工作的无疑是列宁，尽管有时不太明确。部分代表是带着疑虑和奢望而来的。筹备工作占去了不少时间。在协商中，章程问题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组织方案中，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和在俄国活动的中央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其中的重点。我在出国时，认为编辑部应该“服从”中央。俄国境内的大多数火星报派革命者也都持这种看法。
“不行，”列宁反驳我说，“这不行，问题不在于力量对比。你说，他们怎么从俄国领导我们？不行……我们是一个稳固的核心，我们在思想上更强大，我们将在这里进行领导。”
“这岂不成了名符其实的编辑部专政了吗？”我问道。
“那又有什么不好？在今天的条件下只能如此。”列宁反驳说。
列宁的组织方案引起了我的某些疑虑。但我根本没有料到，党的代表大会将因这些问题而分裂。
* *
我收到了西伯利亚协会的委任状，我在流放期间和它联系密切。我和一位土拉代表乌里扬诺夫医生、即列宁的弟弟一起前去参加代表大会，为了避免让“尾巴”盯上，我们没从日内瓦乘车，而是在日内瓦的下一个僻静的小站尼翁上火车，快车在这个车站只停半分钟。我们都是十足的俄国乡下佬，我们没在站台上下车的那面等车，等快车一停，我们就扒住减震器往车厢里爬。还没等我们爬上车，列车已经开动了。站长看见在减震器上还有两位旅客，立即吹哨报警，列车又停了下来。我们刚刚进入车厢，列车员就对我们说，这样糊涂的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因为我们使列车停车，按规定要罚我们50法郎。我们也让他明白，我们一个法文单词都不懂。这并不属实，但却是恰当的：肥胖的瑞士人又冲我们喊了3分钟，就不再理我们了。他做得很明智，因为我们根本拿不出50法郎。只是后来在验票时，他再次和其他乘客交换他对这两位从减震器上拉上来的先生的侮辱性看法。这个可怜虫不知道，我们要去创立一个政党。
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劳动合作社社址中的Maison de peuple（人民之家）中开幕。我们在一间仓库里工作，这个地方相当隐蔽，不会引人注意，里面存放着一捆捆的皮子，我们遭到了无数跳蚤的攻击。我们把它们称为为进攻资产阶级社会而动员起来的安舍尔①大军。会议是一场真正的生理考验。更糟糕的是在会议的头几天中，代表们已经发现了活跃的盯稍活动。我用的是与我素不相识的保加利亚人萨莫科夫利耶夫的护照。在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深夜，我和查苏利奇一起从金鸡饭店出来，一位敖德萨代表З某从我们面前走过，他眼睛看着别处低声说：“有密探在跟踪你们，请分开走，密探将跟着男人。”З某是个对付密探的专家，在这方面，他的眼睛简直和天文望远镜差不多。З某住在金鸡饭店旁边一座楼房的最高层上，他把他的房间变成了观察哨。我当即和查苏利奇告别，径直往前走。我口袋里揣着保加利亚护照和5法郎。密探是佛拉芒人，又高又瘦，鼻子扁平，他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当时已是午夜，街上空无一人。我猛地转过身来问：“M’sieur（先生），请问是这什么街？”佛拉芒人不知所措地靠到墙上说：“Je ne sais pas。②”他无疑是在等着挨枪子儿。我沿着街心花园继续笔直地朝前走，什么地方传来凌晨一点的钟声。走到第一个胡同口我就拐了进去，撒腿就跑。佛拉芒人紧追不舍。于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深夜在布鲁塞尔大街上一前一后地展开追逐。我至今仍能听到他们咚咚的脚步声。我们围着一个街区跑了三面之后，我又把佛拉芒人引进了街心花园。我们两人都疲惫不堪、满腔怒火、闷闷不乐地继续往前走。大街上停着两辆马车，乘坐其中一辆毫无意义，因为密探会乘上另一辆。长长的街心花园似乎到头了，我们来到城外。在一家小小的夜酒店旁边停着一辆马车，我在奔跑中跳上马车，喊道：“快走，我有急事！”“您去哪儿？”密探竖起了耳朵。我说了我寓所附近的一个公园的名字。“100苏！”“走吧！”车夫拉起了缰绳。密探冲进了酒店，又和一个堂倌一起出来，并指给他看自己的敌人。半小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点起蜡烛，看见我的床头柜上有一封写着我的保加利亚名字的信。谁能给我往这里写信呢？原来是请Sieur Samokowlieff’y（萨莫科夫利耶夫先生）明早10点钟携带护照去警察局一趟。这么说，另一个密探在头一天已经跟踪过我了。原来这场深夜在街心花园的竞赛，对两个参加者来说都是一场无私的训练。那天夜里，还有一些代表接到了这类的邀请。那些去警察局的人都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比利时。我没有去警察局，径直离开这里前往伦敦，因为会议将移到那里继续举行。
①安舍尔，爱德华（1856—1938）比利时社会党创始人之一。——译注
②法文，我不知道。——译注
当时主管柏林俄国间谍活动的哈尔京戈向警务厅报告，“布鲁塞尔对大批外国人云集这里感到惊讶，而且怀疑其中有10个人在搞无政府主义阴谋。”哈尔京戈本人也使布鲁塞尔警察感到惊讶，他的真姓是黑克尔曼，是一个用炸弹制造恐怖的奸细，曾被法国法庭缺席判处苦役。他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暗探局的将军，使用假名的法国荣誉团骑士。曾在柏林积极参与代表大会组织工作的特务—奸细日托米尔斯基博士又向哈尔京戈汇报。但这一切都是在几年之后才揭露出来的。原来，沙皇政府掌握了全部线索，但也无济于事……
代表大会期间，暴露出《火星报》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强硬派”和“温和派”初具轮廓。最初，分歧集中在党章的第一条上，即什么人是党员。列宁坚持把党和非法组织等同起来。马尔托夫则希望所有在非法组织领导的工作人员都是党员。这个矛盾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种提案都只把表决权赋与非法组织的成员。尽管如此，两种不同倾向的存在却是无疑的。列宁要求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党，马尔托夫却喜欢组织涣散的党。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两派决定了代表大会后来的全部进程，也决定了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分。争取每一位代表的斗争在幕后进行。列宁不惜工本，力求把我拉到他那边。一次，他和我，还有克拉西科夫①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散步，在散步过程中，他们两人都千方百计要我相信，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同路人，因为他是“温和派”。克拉西科夫对《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所做的鉴定如此放肆，列宁听了直皱眉头，而我则浑身打颤。在我对《火星报》编辑部的态度中，还有不少年轻人的温情。这次谈话不仅没有把我拉过去，反而把我推开了。分歧还不明确，所有人都在摸索着艰难前进、所能利用的东西微乎其微。决定召集火星报派革命者主要成员开会，彼此把问题摊开。但选主席就是一件难事。捷伊奇为了找出路说：“我建议选你们的便雅悯②。”这样，我就只好主持火星报派革命者的会议。未来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就肇始于这次会议。所有人的神经都极端紧张，列宁中途退席，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他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失去自制，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局势变得更加严重，分歧在代表大会上公开了。列宁为把我争取到强硬派一边又做了一次努力，他派一位女代表З和他的弟弟德米特里一起来见我。我和他们在公园里的谈话持续了几个钟头，使者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放我走。“命令我们不惜一切把您带过去。”最后，我断然拒绝跟他们走。
①克拉西科夫，彼得·阿纳尼耶维奇（1870—1939）苏联党和国务活动家，《火星报》代办员。十月革命后曾历任副司法人民委员、最高法院检察长、最高法院副院长。——译注
②便雅悯系《圣经》中犹太族长雅各最小的儿子。——译注
分裂的公开使所有与会者都感到意外。列宁是这场斗争中的最积极的人物，连他都不希望分裂，也没有预料到会分裂。所发生的事情使双方都感到极端沉重。代表大会后，列宁神经系统发病，病了几个星期。谢多娃在札记中写道：
“列．达．天天从伦敦来信，信件越来越令人不安。最后一封信绝望地告诉我《火星报》已经分裂，《火星报》不复存在，它死了……《火星报》的分裂使我们感到十分痛苦。列．达．开会回来后不久，我就动身回彼得堡，把代表大会的材料带回俄国。这些材料用极小的字抄在薄薄的纸上，装订上《拉鲁斯辞典》的封面。”
为什么我在代表大会上站到了“温和派”一边？在编辑部的成员中，我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的关系最密切。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在代表大会之前，编辑部中只有细微的差别，还不存在公开的分歧。我与普列汉诺夫的距离最远，因为在头几次非实质性的冲突之后，普列汉诺夫很讨厌我。列宁对我非常好。但现在在我眼中，恰恰是他蓄意推翻编辑部，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有一个动人的名字《火星报》。我觉得分裂编辑部的想法都是亵渎神圣的。革命的集中制是严厉的、不容抗拒的、求全责备的原则。对个别人和昨天的一批批同志来说，它往往显得冷酷无情。无怪乎在列宁的辞典中，不可调和的和无情的这两个词出现得如此频繁。只有摆脱了卑下个人动机的坚定崇高的革命目的性才能为这种个人的冷酷无情辩解。1903年，问题仅仅是让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退出《火星报》编辑部。我对这两个人不仅充满的敬意，而且还有些私人情谊。列宁同样高度评价他们的过去，但他已得出结论，他们已成了通往未来道路上的障碍。他得出了组织结论，应该把他们清除出领导岗位。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的整个身心都抗议如此无情地驱逐老人的做法，他们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了党的门坎上。我的愤怒导致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列宁分手。我觉得他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可怕的、令人愤慨的。但是它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因而在组织上是必须的。与陷在准备阶段不能自拔的老人们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当时还试图保留普列汉诺夫，把他和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区别对待。但事件很快表明，这一尝试并没有取得效果。
由此看来，我与列宁的关系破裂似乎是在道德基础、甚至是个人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分歧的根源还是政治性的，它在组织领域中才暴露出来。
我自认为我是拥护集中制的人。但在那个时期，我无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革命政党需要多么强有力的、不容违抗的集中制，才能引导千百万群众参加反抗旧社会的斗争。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消沉的反动气氛中度过的，它笼罩敖德萨的时间要比别处长5年。列宁的青春年华正值民意党人时期。比我再小几岁的人又是受新的政治高潮形势的培养而成长的。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前，革命对我来说，大半还是抽象的理论。列宁的集中制对我来说，还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明确的革命构想的产物。我以为，独立地理解课题并从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的要求，是我精神生活中不可抗拒的要求。
代表大会上爆发的冲突如此尖锐，除了初露端倪的原则性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老人们对列宁的成长和意义的判断错误。在代表大会期间和在大会刚刚闭幕后，阿克雪里罗得以及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对列宁行为的愤恨中还夹杂着不解：他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情？长者们议论说：“不久前他才以学生的身份来到国外，一举一动都像学生一样。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种自信？竟敢做出这种事情？”
但是列宁能做出这种事情。为此，他只需确信在日益迫近的革命形势下，老人们已经没有能力把无产阶级先锋队战斗组织的直接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老人们（也不仅仅是老人）都错了：这不单单是一位出色的干部，他是领袖，是个目标坚定的人。而且可以设想，当他在和长者—老师们一起工作时，就充分感到自己是领袖，并深信自己比他们更强大、比他们更不可缺少。在那些在《火星报》旗帜下形成的相当模糊的意向中，只有列宁一个人充分地看到了明天及其严峻的任务、残酷的冲突和不计其数的牺牲品。
在代表大会上，列宁把普列汉诺夫争取过去了，但并不牢固；但他失去了马尔托尔，而且是彻底地失去了他。看来，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感觉到了点什么，至少，他那时曾这样对阿克雪里罗得评价列宁：“有这种禀赋的人能成为罗伯斯庇尔。”普列汉诺夫本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扮演的角色很难叫人羡慕。我只看到一次处于其巅峰状态的普列汉诺夫并听了他的讲话，这是在代表大会的党纲起草委员会上。普列汉诺夫是会议主席，他胸中已有一个清晰严密的党纲草案，他对自己、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优越性充满信心；在他那张蓄着花白梆硬的胡子的脸上，一双眼睛闪耀着愉快嘲讽的光芒，做着稍稍有些做作的手势，他的渊博学识和机智喷涌而出、光芒四射，照亮了所有与会的小组。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是革命运动中最富有悲剧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头脑敏捷、才气横溢的作家，机敏的政治家，远远地高于他所领导的思想派别。但是，他的思想缺乏勇气，他的敏锐缺乏意志，这二者是执著所不能取代的。马尔托夫对事件的最初反应总是流露出革命的意向，但是，他的思想没有意志的弹簧为支撑，很快就消沉下去。我和他的接近没有经受住不断迫近的革命所引起的头几次重大事件的考验。
无论如何，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哪怕是单凭这一点，即它使我和列宁分道扬镳长达几年之久。今天，回顾我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对此并不后悔。我第二次回到列宁身边比许多人要晚，但却经历了自己的道路、具有了革命、反革命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因此，我的这次与列宁接近要比他的许多“学生”更坚定、更严肃。他们在列宁生前一味重复导师的话语和手势，往往还不得当；在他逝世后则沦为软弱无力的追随者和敌对力量手中的盲目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