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大约是在10月，我从苏黎世途经巴黎抵达伦敦。靠着打手势我租了一辆马车，车夫按照写在纸上的地址把我送到了目的地。这是列宁的住宅。我在苏黎世时，人们就告诉我暗号是敲3下门环。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我开了门，大概是我的敲门声把她惊醒的。当时还很早，任何一个讲礼貌的人都会老老实实地再在车站上坐上两个钟头，决不会大清早就跑去敲人家的门。但我身上还充满了我从维尔霍勒恩斯克逃跑的能量，在苏黎世我就这样无礼地闯进了阿克雪里罗得的住宅，只不过不是清晨，而是深夜。列宁还躺在床上，他脸上流露出欢迎和理所当然的不解的表情。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和交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已从克莱尔的信中了解了我的情况并等待着我的到来。我受到了这样的迎接：“佩罗已抵达”。我当即对他们讲了我的那点可怜的俄国印象：南方的联系还很薄弱，哈尔科夫秘密接头地点的地址不准确，《南方工人报》编辑部反对联合，俄奥边界操在一个拒绝帮助火星报派革命者越境的人的手里。这些事情本身并不能给人以希望，但我对未来却是信心十足。
就在当天早晨或是第二天早晨，列宁陪我在伦敦转了一大圈。列宁带我看了威斯敏斯特大桥和其他著名建筑。他当时具体的话我记不清了，但基调是这样的：“这是他们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桥。“他们”指的当然不是英国人，而是统治阶级。这种并非刻意突出、而是自然的情调更多地表现在音色上，列宁在谈起文化财富或新成就、大英博物馆的丰富的藏书、庞大的欧洲报界的报导、德国的炮兵和法国的航空（不过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时，总是这样：他们本领高强、拥有巨大的财富、创造出了奇迹，但他们是凶恶的敌人！在他的眼中，统治阶级的看不见的阴影总是蒙在人类文化上，他永远确定无疑地感到这条阴影的存在，就如日光一样。那次，我对伦敦的建筑大概没有丝毫兴趣，我一下子从维尔霍勒恩斯克来到国外，而且还是初次来到这里。我对维也纳、巴黎、伦敦的感受相当笼统，当时还顾不上像威斯敏斯特宫殿这样的细节。不过，列宁让我和他一起散步的目的显然也不在于此，他的目的是要进一步了解我、不露痕迹地考考我，而且的确是对“所有课程”的全面考试。
我叙述了我们在西伯利亚的争论，主要是有关统一组织这一问题的争论，我就这一问题撰写的书面报告；我和民粹派在伊尔库斯克的剧烈冲突（我曾在那里住过几个星期）；马哈伊斯基的3本小册子，等等。列宁善于听别人讲话。“理论方面的情况如何？”我讲了我们在羁押解送监狱中集体研究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我们在流放中研究《资本论》，但只学到第二卷。我们据第一手资料认真地研究了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论战，在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支持伯恩斯坦。在哲学领域中，我们潜心研究波格丹诺夫①的著作，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赫②—阿芬那留斯③的认识论结合起来。那时列宁也认为波格丹诺夫的著作是正确的。“我不是哲学家，”列宁不安地说，“但是普列汉诺夫断然指责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说它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唯心主义。”几年以后，列宁写了一本内容丰富的著作，批判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他对他们的评价基本和普列汉诺夫一样。我在交谈中提到列宁在其论述俄国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利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给流放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不是一气呵成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些窘困地说。年轻的同志充分肯定他为其最主要经济学研究著作所付出的艰巨劳动，他显然十分高兴。至于我的工作安排，这次谈话只是泛泛地说了一下。打算让我在国外住一阵，了解出版的文献、熟悉一下情况以后再说。我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后，我无论如何也要非法潜回俄国进行革命工作。
①波格丹诺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873—1928）俄国革命家、哲学家、经济学家，1905年起任中央员。——译注
②马赫，恩斯特（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译注
③阿芬那留斯，理查德（1843—1896）瑞士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译注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把我带到临近街区，在一栋房子里给我找了一间空屋子。当时，查苏利奇①、马尔托夫②和《火星报》印刷厂的负责人布卢门菲尔德都住在这里。这套住宅像一般英国住宅一样，不是横向排列而是纵向排列：女主人住在最下面的一间，房客们分住在各层上。还有一间公用房间，人们在这里喝咖啡、抽烟、永无休止地交谈。这里总是乱七八糟，这主要是查苏利奇的罪过，但也有马尔托夫的一份功劳。普列汉诺夫在初次拜访这里之后，称这个房间为贼窝。
①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1849—1919）俄国革命家，1868年加人民粹派，1883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900年起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成员，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译注
②马尔托夫，尤．(1873—1923）俄国革命家，1900年任《火星报》编委，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9年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
我一生中短暂的伦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贪婪地吞噬着每一期《火星报》和同一编辑部出版的《曙光》杂志。这是一份将深刻的科学性和革命激情结合在一起的出色的出版物。我爱上了《火星报》，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难为情，并努力克服这个弱点。很快我就开始为《火星报》撰写文章，开始是简短的报导，然后是大块政治文章，甚至还撰写社论。
当我在白会堂做报告时，与侨民中最年长的柴可夫斯基①和也不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切尔克佐夫正面交锋。这些可敬的长者们用以粉碎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是如此幼稚，令我不胜惊讶。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的情绪极其高涨，好像身上长出了翅膀一样。在伦敦居住多年的阿列克谢耶夫负责我与白会堂以及外界的全部联系，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流亡者，与《火星报》编辑部非常接近。他使我了解了英国的生活，而且是我的各种知识的源泉。阿列克谢耶夫对列宁十分尊重，他对我说：“我认为，列宁对革命比普列汉诺夫更重要。”我当然没有把这话告诉列宁，但对马尔托夫说了，可他对此未置一词。
①柴可夫斯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1850—1926）革命民粹派分子。1874—1906年侨居国外。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内战期间曾任反革命政府的首脑和成员。——译注
一个礼拜天，我和列宁、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伦敦教堂，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在那里举行，会间穿插着唱赞美诗。演说者是从奥地利回来的排字工，演讲的内容是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全体起立，合唱：“全能的上帝，保佑不再有国王和阔佬。”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我们走出教堂后，列宁对我说：“英国无产阶级已经具有许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所有这些都和保守主义、宗教、偏见等缠在一起，而且无论如何也挣脱不了这些羁绊，实现彻底革命化。”
从社会民主党的教堂回来后，我们一起在两间一套的寓所内小小的兼做饭厅的厨房里吃饭，并像往常一样，就我能否独自找到家开玩笑。我总分不清街道，出于对系统化的偏爱，我把我的这个特点称为“地形克汀病”。后来，我在这方面取得了进步，但确实费了我一番功夫。我在敖德萨监狱中学到的那点有限的英语知识，在伦敦期间几乎毫无长进。我完全陷在俄国的事情中，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当时，德国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中心，我们密切注视着那里的正统派与修正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
在伦敦和后来的日内瓦一样，我与查苏利奇、马尔托夫见面的机会比和列宁见面的机会多。在伦敦我和他们同住一个公寓，在日内瓦，我和他们一起在餐厅里吃中饭和晚饭。我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每天都见好几次面。由于列宁是有妻室的人，因此在正式会议之外难得和他见上一面。使马尔托夫不能自拔的对浪漫漂泊生活的习惯和偏爱，与列宁却格格不入。列宁知道，时间尽管有其相对性，却是所有财富中最绝对的。列宁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了许多时光，他在那里从事理论工作，还常常在那里为报刊撰写文章。在他的协助下，我也获得了进入这所神圣殿堂的许可证。我如饥似渴、不知魇足地阅览这里如此丰富的藏书。但我很快就不得不离开这里回到大陆上。
经过在白会堂的几次“试验性的”报告之后，我被派往布鲁塞尔、列日、巴黎做巡回专题报告。我的专题报告的宗旨是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反击所谓的俄国主观主义学派对它的批评。列宁对我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我让他审查了我的详细提纲。他建议我把专题报告加加工，写成文章，发表在下一期《曙光》杂志上。但我还没有勇气把我的纯理论性文章和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理论泰斗的文章放在一起发表。
很快，我又被电报从巴黎召回伦敦，把我召回是为了派我非法返回俄国，因为国内的人对接二连三的失败十分不满，抱怨人手不够，要我回国。但我还没有抵达伦敦，计划已经变了。一向对我很好的捷伊奇①当时在伦敦，他告诉我他怎样“保护”我，证明“年轻人”他总是这样称呼我）需要在国外生活并学习一段时间，列宁赞成他的意见。尽管在俄国国内的《火星报》组织中工作很有诱惑力，但我还是乐于再在国外住上一段。我重返巴黎。与伦敦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俄国大学生侨民区。各个革命政党为保持其对大学生的影响而彼此进行残酷的斗争。下面是娜．伊．谢多娃有关那段时间的回忆录中的一段：
①捷伊奇，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1855—1941）俄国革命家，民粹派分子，1893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译注
“1902年秋天，在巴黎的俄国侨民区中经常举办专题报告。我们所属的《火星报》小组先后见到了马尔托夫和列宁。当时正在与‘经济派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又谈论着一位年轻同志的到来，他是从流放中逃出来的。他到了叶．米．亚历山德罗娃的住所，她曾是民意党人，现在加入了《火星报》组织。我们年轻人都热爱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亚历山德罗娃，津津有味地听她讲述往事，深受她的影响。当《火星报》的年轻编辑来到巴黎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让我去打听周围有没有空房子。在我住的那栋房子里有一间空屋子，每月租金12法郎，但它又小、又窄、又黑，就像牢房一样。当我描述这间屋子时，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打断了我。
“‘够了，不必再描述了，这挺好，让他住进去吧。’
“当这位年轻人（那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住进这间屋子后，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问我：
“‘怎么样，他是不是在准备他的报告呢？’
“‘不知道，想必是在准备吧。我昨晚上楼时，听到他在房间里吹口哨，’我回答说。
“‘请你告诉他，让他好好地准备报告，别吹口哨。’
“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对‘他’能否成功地演讲颇为担心，但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演讲非常成功，整个侨民区欣喜若狂，这位年轻的火星派革命者的报告比人们期望的还要好。”
我了解巴黎要比伦敦认真得多，这里体现出娜．伊．谢多娃的影响。我在农村出生并在农村长大，但是在巴黎才开始接近大自然。在这里我才直接看到真正的艺术，理解绘画如同理解自然一样，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谢多娃后来的札记中有这么几句话：“他对巴黎的总的印象是：‘像敖德萨，但不如敖德萨。’这个不伦不类的结论只能用下述理由来解释，即列．达．完全埋头于政治之中，所有其他生活只有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他才会有所察觉，并把它当做无法避免的干扰。我不同意他对巴黎的看法，有时还嘲弄他几句。”
情况确实如此。我是在不断地固执己见和反抗中逐渐进入到世界中心的气氛之中。开始时我“否定”巴黎，甚至试图不理会它。实质上，这无非是野蛮展开的自卫战而已。我感到，了解巴黎、把握巴黎要耗费我的大量精力。我有我自己的领域，而且是一个要求严格、不允许有竞争对象的领域——革命。我花费了不少力气才逐渐地熟悉了艺术。我抗拒过卢浮宫、卢森堡宫和展览会。我觉得鲁本斯①过于肥胖、洋洋自得；皮维斯·德夏瓦纳②的作品色调低沉、清心寡欲；卡里埃的肖像的阴沉和吞吞吐吐令人不胜厌烦。雕塑和建筑的情况也是如此。实质上，我抗拒艺术如同当时抵制革命和后来的抵制马克思主义、以及几年后的反抗列宁及其方法是一样的。不久，1905年革命就打断了我了解欧洲及其文化的过程。只是在我第二次流亡欧洲期间，我才进一步研究艺术：欣赏、阅读，还写过点什么。但是我始终没有超出业余爱好者的水平。
①鲁本斯，彼得·保尔（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译注
②德夏瓦纳，皮维斯（1824—1898）法国画家，巨幅装饰画大师，象征主义代表人物。——译注
我在巴黎听过饶勒斯①的演讲。这是瓦尔德克—卢梭②和邮政部长米勒兰③、国防部长加利费④当政时期，我参加了盖德派⑤举行的街头示威，并起劲地和其他人一起高呼羞辱米勒兰的口号。那个时期，饶勒斯没有给我留下应有的印象，这是因为我过于强烈地感到他是我们的对手的缘故。只是在几年之后，我才学会评价这位杰出人物，尽管我对饶勒斯主义的态度并没有缓和。
①饶勒斯，让（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1904年创办《人道报》，积极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法国沙文主义分子杀害。——译注
②瓦尔德克—卢梭（1864—1904）曾任法国总理，在德雷福斯案所引起的政治危机的情况下组成内阁。——译注
③米勒兰，亚历山大·艾蒂安（1859—1943）法国社会党人，1899年加入瓦尔德克—卢梭的内阁，1904年被开除出法国社会党，1920—1924年任法国总统。——译注
④加利费，加斯东·亚历山大（1830—1909）法国将军，以镇压巴黎公社而闻名，1899—1900年出任国防部长。——译注
⑤盖德派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中以盖德为首的政治派别，最初拥护马克思主义，是法国工人党和法国社会党的核心。——译注
列宁大概是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的坚持下，在巴黎高等学校就土地问题举行3次演讲，该学校是由被俄国各大学解职的教授们组建的。自由派的教授们请求这位令人难堪的演讲人尽量别卷入论战。但列宁在这方面毫不约束自己，他的第一次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理论，因而其本质就是论战的。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一次演讲前十分激动，但一上讲台就控制住了自己，起码是在表面上控制住了自己。甘巴尔教授听了他的演讲，对捷伊奇谈了自己的印象：“一位真正的教授！”显然，他认为这是最高的褒奖。
我们决定让列宁看一场歌剧。此事委托谢多娃安排。列宁挟着那只伴他上讲台的公文包去喜歌剧院。我们几个人坐在楼座里。除了列宁、谢多娃和我之外，好像还有马尔托夫。与这次听歌剧相关的印象完全与音乐无关。列宁在巴黎买了一双皮鞋，但他觉得有些挤脚。不巧，我的鞋到了非换不可的地步。列宁把他的皮鞋给了我，开始我觉得我穿这双鞋正合适。在去剧院的路上还没什么，但在剧院里我已感到不妙，在回来的路上我大受其罪。列宁自己也曾因这双鞋受了几小时的罪，所以，他一路上更加无情地拿我打趣。
我从巴黎出发，在布鲁塞尔、列日、瑞士和几座德国城市的俄国大学生侨民区走了一圈，做巡回专题报告。我在海德堡听了古诺·费舍①老人的课，但却没有被他的康德主义所诱惑。规范哲学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如果身边有柔嫩多汁的青草的话，怎么能喜欢干草呢？……海德堡以俄国唯心主义大学生的老巢而闻名，其中有阿夫克森齐耶夫②，未来的克伦斯基政府的内务部长。那里，我在捍卫唯物辩证法的激烈的斗争中砍断了不只一把军刀。
①费舍，古诺（1824—1907）德国哲学史学家，黑格尔的信徒，主要著作有《近代哲学史》八卷。——译注
②阿夫克森齐耶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1878—1943）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国内战争期间参加反苏阴谋活动，后逃亡国外。——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