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监狱生活开始了，承受这次磨炼要比第一次容易得多，当然，条件也比8年前好多了。我在“十字架”监狱中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转到彼得保罗要塞，最后还在预押监狱里关了几天，总计15个月。每座监狱都有其需要加以适应的特点，但这些事讲起来过于枯燥，因为尽管每座监狱各有特色，毕竟是大同小异。系统的科学工作和写作工作的机会再度来临。我研究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论述地租的庞大的未完成之作早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中就丢失了，这是继有关共济会的著作丢失后我的又一次惨重的损失。对俄国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是《总结与展望》这篇文章，它是那个时期中对不断革命论的最完整的论述。
在转到预押监狱之后，准许律师和我们接触。第一届杜马使政治生活活跃起来。报纸又敢于大胆讲话，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再度复苏。可以重新开始战斗的政论工作了。我在监狱里写了大量的东西，律师把它们放在公文包里带到外面。我那本论战性的小册子《政治舞台上的司徒卢威》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我十分热衷于该书的写作工作，以至连狱中的放风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苦恼的负担。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的锋芒所向是自由派，实质上却是在捍卫彼得堡苏维埃、莫斯科12月武装起义，总之，是捍卫革命政策，反对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批评。布尔什维克的刊物十分赞赏这本小册子，孟什维克的刊物则对此不置一词。在几个星期之内这本书就销售了几千册。
和我关押在一起的Д.斯维尔奇科夫后来在其《革命的曙光》一书里这样描绘这段监禁时期的：“《俄国与革命》一书，列．达．托洛茨基一气呵成，并分成几部分交付印刷，在这本书中，他初次（不准确！—列．托．）确切地表述了这一思想，即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直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会结束。他的‘不断革命论’（人们这样称呼这一思想）在那时几乎没人赞同。但是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在那时已经看到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一切征兆和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
他继续写道：“托洛茨基的牢房很快就变成了图书馆。人们几乎把所有值得一读的新书都送到这里。他通读了这些书籍，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写作。他对我们说：‘我的自我感觉极好，我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工作，而且绝对用不着担心会遭到逮捕……你们应该同意，在沙皇的国度内，这种安全感是相当难得的……’”
我把阅读欧洲经典文学作品作为休息。我躺在监狱的床铺上，完全陶醉在这些名著之中，感到一种生理上的享受，其程度不亚于啜饮美酒或抽馥郁的雪茄。这是最美好的时刻。我阅读经典作家的痕迹是出现在我那个时期的所有政论文中大量的警句和引文。那时，我初次通过原文进一步了解法国小说界的巨子。小说艺术首先是法国的艺术。尽管我的德文水平比法文好一些，特别是在科学术语方面，但我阅读法文小说比读德文小说更轻松些。对法国小说的偏爱我至今未变，甚至在内战期间、在专列的车厢中，我也能挤出时间阅读法国文学的新作。
总之，我对我的监狱生活是无可抱怨的，它对我来说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我离开彼得保罗要塞的封闭得严严实实的单人牢房时，甚至有点依依不舍，因为那里是如此安宁、如此寂静，简直是脑力工作的理想场所。预押监狱则相反，那里人满为患、杂乱无章。当时恐怖活动和武装抢劫的浪潮席卷全国，所以里面还关押着不少死囚。由于第一届杜马，监狱制度是自由主义的，牢房白天不上锁，犯人们一起放风。我们连续几小时尽情地玩跳背游戏，死刑犯也和其他人一起跳跃或弯着腰让别人跳。妻子每周探望我两次，值班人员对我们交换信件和手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中有一位中年人对我们格外好，应他的要求，我把我的一本书和一张照片签上字送给他。“我的几个女儿都是高等女校的学生，”他兴奋地低声说，并神秘地眨了眨眼睛。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我又遇到了他，在那些饥饿的年代中我为他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帕尔乌斯和捷伊奇老人一起在院里散步，我也常常和他们在一起。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们3人一起在监狱的伙房里照的。不知疲倦的捷伊奇策划集体越狱，他没费力气就把帕尔乌斯争取过去而且坚持要我也参加。我再三拒绝，因为面临的审判的政治意义对我颇有吸引力。他们说动了不少人参加这一计划。一位看守在作为越狱活动中心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套钳工工具。监狱当局怀疑这些工具是宪兵为了达到改变监狱制度的目的而扔进来的，所以把这件事压了下去。不过，捷伊奇的第四次逃跑毕竟还是在西伯利亚完成的，而不是在监狱里。
在12月的失败后，党内派系分裂再度激化。杜马的解散又一次提出了所有革命课题。我就这些课题写了一本论策略的小册子，列宁在其布尔什维克出版社中出版了它。孟什维克已在各条战线上鸣金收兵。但在监狱里，派系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外面那样尖锐的程度，这使我们有可能出版有孟什维克参加撰写的有关彼得堡苏维埃的集体著作。
苏维埃代表案的诉讼程序于9月19日开庭，正值斯托雷平①的军事法庭刚刚开张。法庭的院子和临近的街道简直都变成了兵营，彼得格勒的所有警察都被动员起来。但诉讼本身却相当自由，因为反动势力想借此暴露维特的“自由主义”和他对付革命无力，把他彻底搞臭。传讯400名证人，但出庭并提供证词的只有200多人。整整一个月内，工人、工厂主、宪兵、工程师、仆役、市民、记者、邮电局的官员、警察局长、中学生、杜马议员、看门人、参议员、流氓、苏维埃代表、教授、士兵列队站在法庭前，在法官和检察长、辩护人和被告的交叉火力——被告的火力尤猛——下，一笔一笔地再现了工人苏维埃的活动时期。被告人做了辩解，我论述了武装起义在革命中的地位，以此达到了主要目的。当法庭拒绝传讯议员洛普辛——他于1905年秋天在警务厅大量印刷残害犹太人的宣传品——时，我们中断了诉讼程序，强迫他们把我们送回监狱。辩护人、证人和听众也随我们离去，只剩下法官们和检察长面面相觑。他们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做出判决。有关这次长达一个月之久的罕见的诉讼程序的速记报告至今仍没有公布，似乎已经丢失了。我在拙著《一九O五年》中叙述了审判的重要情节。爸爸妈妈出席旁听了诉讼程序，他们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现在已不是在尼古拉耶夫，不是在什维戈夫斯基果园里生活的日子了，不能再用小孩子的任性来解释我的行为了。我是报社编辑、苏维埃主席，还是有声望的作家，这些使老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妈妈和辩护人攀谈，力图多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些有关我的好消息。当我在法庭上发言时，她无声地哭泣着，我讲话的涵意她不可能全懂。当我发言结束后，20个辩护人走到我跟前轮流和我握手时，她哭得更厉害了，此前有一位辩护人以出席审判的所有人都过于激动为理由要求休庭，这个人就是А.С.扎鲁德内。后来，他当上了克伦斯基政府的司法部长，并以叛国罪把我关进监狱，不过，这已是10年以后的事了……在休庭时，两位老人幸福地看着我，妈妈深信，法庭不仅将宣布我无罪，而且还要嘉奖。我要她做好准备，我会被判处苦役。她害怕不解地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向辩护人，力求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爸爸脸色苍白、默默无语，他同时既幸福又沮丧。
①斯托雷平，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1862—1911）俄国国务活动家，1906年起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领导实施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被保安局密探刺死。——译注
我们被褫夺了一切公民权，被判处永久流放。这个判决相对来说是较轻的，我们本来是准备服苦役的。但永久流放和我第一次的行政流放①完全不同，永久流放是无期的，逃跑者将加判3年苦役。苦役犯人外加的45鞭杀威刑此前两三年才撤销。
①行政流放系沙俄时代根据沙皇、省长和内务机关的命令，把一切参加社会活动的嫌疑犯放逐到边远省份的一种惩罚。——译注
1907年1月3日，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被关进羁押解送监狱已经有两三个小时了。我承认，离开预押监狱的牢房时，我有些心神不安，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间斗室，这里有充分的工作条件。我们知道，在羁押解送监狱中，我们所有人都将被关在一间大牢房里，难道有比这更令人厌倦的事吗？往后将是我十分熟悉的分段押送、途中的肮脏、混乱。谁知道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到达流放地？又有谁能预言我们何时才能回来？依旧蹲在463号中边读书、写作边等待不更好？……
“我们未经预告就被突然押到这里。在收监室内强迫我们换上囚服，我们怀着学生般的好奇心穿戴起来。大家都换上了灰裤子，灰上衣，戴上灰帽子，彼此相看觉得十分有趣。不过，背上的红黄方块布①已经没有了，还允许我们保留自己的内衣和鞋子。我们这群身穿新装的人激动不安地涌入牢房……”
①红黄方块布系缝在俄国囚服背上的标记。——译注
允许保留自己的鞋对我来说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在鞋掌中有一张很好的护照，在两只高后跟里藏着几块金币。我们都被发配到遥远的北极地区的奥布多尔斯克镇。奥布多尔斯克镇距离铁路有一千五百俄里，离最近的邮局有八百俄里。邮件两个星期来一次，在春秋季道路泥泞期，邮件完全停送往往长达一个半到两个月之久。在押送中采取了极其严密的警戒措施。彼得堡押送队公认是靠不住的，事实也是如此：在我们乘坐的那节车厢站岗的士官手里拿着出鞘的军刀，给我们朗诵新的革命诗歌。在相邻的车厢里乘着一个排的宪兵，每到一个车站，他们就把我们的车厢包围起来。同时，监狱当局对我们却非常客气，因为革命和反革命在天平两端摇摆不定，鹿死谁手目前还不能预料。押送队的军官开始就给我们出示上级给他的命令，授权他可以不给我们戴按规定应戴的手铐。1月11日，我在途中给妻子写信说：“如果军官都这么客气殷勤的话，当兵的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全体押送队员都看过有关我们的诉讼程序的报告，对我们十分同情……直到最后一分钟时，士兵们还不知道他们将押送什么人，押送到什么地方。他们根据他们从莫斯科调往彼得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严格保密措施，猜测他们将把犯人押往施吕瑟尔堡处决。在羁押解送监狱交接处，我发现押送队员都十分激动、格外殷勤，而且带有负咎的神情，其原因我到了车厢里才知道。当他们得知他们押送的是‘工人代表’，而且只是把犯人押往流放地，他们十分高兴。宪兵是超级押送队，他们根本不到我们车厢里来。他们负责外部警戒：每到一站包围我们的车厢，并在车门外侧站岗。看来，他们主要是监视押送队。”
我们的信件是押送队的士兵在途中悄悄地塞进信箱的。
我们乘火车抵达秋明，从秋明开始乘马车前进。14名流放犯由52名押送士兵押送，队长、警察局长和警察还不算在内。我们一共乘坐40辆雪橇。从秋明穿越托博尔斯克的道路沿着鄂毕河蜿蜒伸展。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近日来，我们每天向北行进90到100俄里，几乎是跨越一个纬度。由于这样不断地前进，文化（如果还能算是文化的话）的递减非常醒目。我们每天都在通往严寒和蛮荒的王国的阶梯上走下一个台阶。”
我们经过33天的长途跋涉，穿过了几个伤寒肆虐的地区之后，于2月12日来到别廖佐沃，与彼得一世一起开国立业的梅尼希科夫公爵曾被流放到这里。我们在别廖佐沃休息两天，从这里到奥布多尔斯克还有500俄里。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这里活动，当局不担心我们逃跑，因为往回走的路只有一条，它沿着鄂毕河，沿途都有电话线，任何一个逃跑的人都能被抓获。别廖佐沃住着一位流放在这里的土地丈量员罗什科夫斯基，我和他商量过逃跑的问题。他告诉我可以试试朝正西走，乘鹿橇沿索西瓦河驶向乌拉尔，直到采矿场，在博格斯洛夫斯基铁矿乘上窄轨火车直抵库什瓦，窄轨铁路和彼尔姆铁路在这里衔接。此后就是彼尔姆、维亚特卡、沃洛格达、彼得堡、赫尔辛福斯……不过，穿越索西瓦没有道路。从别廖佐沃城外开始，就是一片广漠无垠、荒无人烟的旷野，方圆一千俄里内没有一个警察局，也没有一个俄罗斯居民点，只是偶尔能碰到奥斯佳克人①的帐篷；没有电报局，连马都没有，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鹿。警察也不会追赶，但有可能在茫茫的原野中迷路，冻死在冰天雪地之中。现在是2月，正是暴风雪的季节……
①奥斯佳克人系汉特人的旧称，居住在汉特—曼西自治区和亚尔马涅涅茨自治区。——泽注
费特大夫是一位老革命家，他是我们这批流放者中的一员。为了能在别廖佐沃多呆上几天，他教我假装患了坐骨神经痛。我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中的头几步。众所周知，坐骨神经痛是检查不出来的，于是，我被送进了医院。医院对病人管得不严，当我的“病情稍有好转”时，我一出去就是几小时，医生还鼓励我多散步。上面说过，谁也不担心这个季节有人会从别廖佐沃逃跑。决策的关头到了，我选择了往西直奔乌拉尔的道路。
罗什科夫斯基请一位外号叫“山羊脚”的当地农民前来一起商议此事，这位身材矮小、干瘦机智的人成了这次逃跑的组织者。他参加这个活动完全是无私的。当他的角色暴露后，他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十月革命后好久，山羊脚才知道10年前他帮助逃走的那个人就是我。直到1923年他才来莫斯科找我，我们这次见面分外亲热。我们给他穿上一套红军常礼服，带他到剧院看戏，还送给他一台留声机和许多其他礼品。过了没多久，这位老人就在他遥远的北方家乡中逝世了。
应该乘雪橇离开别廖佐沃，主要问题是找一个敢于在这个季节冒险上路的向导。山羊脚找来一个济良人①，他像大多数济良人一样，是个机智敏捷、经验丰富的人。
①济良人系科米人的旧称，主要居住在科米自治共和国，操科米语。——译注
“他是不是酒鬼？”“哪能不是呢？还喝得凶呢。可他能流利地说俄语、济良话和两种奥斯佳克方言：上奥斯佳克方言和下奥斯佳克方言，这两个地方的人之间几乎没有来往。这样机灵的车夫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可就是这个机灵鬼后来出卖了山羊脚，不过，他倒是成功地把我送出了西伯利亚①。
①在拙著《一九O五年》中，逃跑这段故意用改头换面的方式叙述。因为在那时如实描写，会使沙皇警察找到我的同谋者的线索。现在，我仍希望斯大林不要为此迫害他们，何况他们的罪行已过了起诉期了。此外，下面可以看到，在我逃跑的最后阶段，列宁还为我提供了帮助。
定于星期天深夜离开别廖佐沃。这天，地方当局举办业余文艺演出。我还在充当剧场的兵营里露了一面，在那里见到了警察局长，并对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多了，很快就能动身去奥布尔多斯克了。这样做过于诡诈，但却是必须的。
当钟楼敲响12点时，我悄悄地来到山羊脚的院里。雪橇已经备好、我把第二件皮袄铺在雪橇底上，躺在上面，山羊脚把冻了冰的冰凉的干草盖在我身上，并用绳子紧紧地煞在雪橇上，我们就动身了。干草上的冰化了，冰凉的水一缕缕地流到我脸上。走了几俄里后，车停了，山羊脚把绳子解开，我从干草下爬了出来。我的车夫打了个口哨，传来了几个醉醺醺的回声。济良人喝醉了，而且还是跟几个朋友一起来的。这可不是个好的开端。但又别无选择，我拿着我那点行李换乘到轻便雪橇上。我穿着两件皮袄、一件毛朝里、一件毛朝外、皮袜子、毛皮靴、双层的皮帽子、双层的皮手套，总之，从头到脚都是奥斯佳克人的冬装。我的行李里有几瓶烈酒，这是茫茫雪原中的无价之宝。
斯维尔奇科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从别廖佐沃的消防了望塔上，至少可以看到方圆一俄里的茫茫雪地上的所有进出城的活动。完全有理由假设，警察局将向消防值班人员询问那天夜里有谁出城。罗什科夫斯基安排一位居民沿着托博尔斯克大路运送牛肉。这一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托洛茨基逃跑的两天之后，它被警察局发现了，于是警察先去追赶牛肉，因此又白白地失去了两天时间……
这些事情我是过了好久才知道的。
我们取道穿越索西瓦。拉雪橇的鹿是我的向导从有几百只鹿的鹿群里挑出来并买下的。车夫喝得醉醺醺的，开始时他常常打盹儿，他一打盹，鹿也就停下了脚步。我们两人的处境都很危险。最后，他对我的推搡完全没有反应了。于是，我只好摘下他的帽子，他的头发很快就蒙上了一层霜，酒劲也就慢慢地过去了。我们继续前进。这是一次在蛮荒的雪原上，在枞树和野兽的踪迹间的一次美妙的旅行。鹿跑得挺起劲，舌头耷拉在一侧，发出啾啾啾的急促的喘息声……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行走，几只鹿挤成一团，它们竟能挤在一起奔跑而且互不妨碍，着实令人惊讶。这确实是令人惊讶的动物！它们既不知道饿，也不知道累。在我们出发前，它们已有一昼夜没吃东西了，我们上路后又快有一昼夜没有喂食。据车夫解释，说它们现在刚刚“迈开脚”。它们不知疲倦地匀速向前奔驰，每小时8到10俄里。鹿自己找食，给每条鹿的脖子上栓一块辟柴，就让它们自由活动。它们能嗅到埋在雪下的苔藓，找到之后，它们就用蹄子扒一个深坑，把头伸进去饱餐一顿。我对这几只动物的感情，有如飞行员在海拔几百公尺的高空中对飞机马达一样。3条鹿中的头鹿瘸了，真叫人着急！必须把它换下来。我们寻找奥斯佳克人的游牧点。游牧点稀稀落落地散布在这片土地上，彼此间距离几十俄里。我的向导可以根据几乎无法察觉的迹象找到游牧点，他能闻到几俄里外的烟味。为了找替换的鹿我们足足用去了一天多的时间。但在黎明时，我目睹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场面：几条狗把几百只鹿的大鹿群赶向3个奥斯佳克人，他们在纵马狂奔中用套索在飞奔的鹿群中套住早已看好的3只鹿。我们重新上路，雪橇时而在森林间、时而在白雪皑皑的沼泽上、时而在巨大的森林火场中穿行。我们用雪烧开水，用雪水沏茶。不过，我的向导更喜欢烈酒，但我对他严加监视，不让他饮过量。
表面上看来，道路没有什么区别，可实际上处处不同，这在鹿身上也可以看出来。现在，我们正走在开阔的路面上，行驶在白桦林与河道之间。这是段要命的路。我们眼看着风吹平了雪橇留下的窄窄的辙迹，第3只鹿不时地偏离道路，齐肚子陷进雪中，有时陷得还要深；它拼命地蹦几下，重新蹦到道上，它妨碍了中间的鹿，把头鹿挤到一旁，在下面的一段路上，太阳晒化了路面，十分难走，雪橇的套索断了两次，每停一次，雪橇的滑铁都要冻在路上，再起动就十分困难。刚跑了两段路，鹿显然已经累了……幸亏太阳落山了，路面又冻上了，路又好走了。照车夫的说法，这时的路面软而不泞，是最好走的路。鹿蹄声轻得几乎听不见，轻快地拉着雪橇飞奔。最后不得不卸下一只鹿，把它拴在雪橇后面，否则，鹿会觉得太轻松都住旁边窜，这样就会把雪橇扯散。雪橇平稳无声地向前行驶，就像一只船在平静的湖面上航行。在浓重的暮霭中，森林显得更加巨大，我已经完全看不见道路，也几乎感觉不到雪橇的移动。树木像着了魔似地向后疾驰，灌木丛闪到一边，陈年的树桩和挺拔的白桦树在我们身旁一闪而过。一切都好像充满了秘密。在万籁皆寂的森林之夜中，只能听到几只鹿发出的啾、啾、啾的均匀而急促的喘息声。
这样的旅行持续了一个礼拜，我们行驶了700公里。快到乌拉尔了，迎面碰到的车队越来越多。我冒充托利男爵北极探险队的工程师。在离乌拉尔不远的地方，我们碰上了一个以前在这支探险队中干过一阵的掌柜，他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幸亏他已喝得醉醺醺的了。我急忙用我带在身边以防万一的一瓶罗姆酒摆脱了窘境。一切都很顺利。到了乌拉尔后，就可以骑马而行了。现在，我装成与税务稽核员一起视察自己管辖地区的官吏。我来到窄轨铁路上，车站上的宪兵漠然地看着我脱掉了我的奥斯佳克人的皮袄。
在乌拉尔专用线上，我还没有脱离危险，因为在这条支线上，每个“外来人”都很显眼，每个车站都有可能接到托博尔斯克的电报通知把我逮捕。我一路上提心吊胆。但在一昼夜后，当我坐进了彼尔姆铁路上的舒适的车厢里时，我马上感到我已获胜。现在列车驰过的车站，就是不久以前宪兵、武装人员、警察们戒备森严地迎接我们的地方。但我现在的道路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我的感觉也大相径庭。刚开始时，我在那几乎是空无一人的宽敞的车厢里感到又挤又闷，我走到车厢的平台上，那里寒风呼啸、一片昏暗。我情不自禁地高叫一声，这是快乐和自由的呼声。
我在最近的一个车站上给妻子打了封电报，叫她到一个车站上接我。这封电报完全出乎她的预料，最起码她没料到它会来得这么快。这并不奇怪。彼得堡的报纸上还满是我们被继续押往北方的报导、消息还在陆续往这里发。但我的全部回程只用了11天。显然，在彼得堡郊外和我相逢，对我妻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毕竟还是见了面就更加让她喜出望外。
娜．伊．谢多娃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次会面的：“我完全是独自一个带着年幼的儿子住在泰里约基这个彼得堡郊区的芬兰村镇里，我收到了电报，欣喜若狂，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那天，我还收到了列．达．在途中寄来的一封长信，其中除了对旅途的描述外，还要求在他到达奥布多尔斯克后给他寄书和许多北方必不可少的东西。看来，他是突然改变了主意，通过不可思议的途径迅速返回，甚至还约我去车站见面。但奇怪的是电文中没有车站站名。第二天一早我乘车来到彼得堡，力求根据铁路指南弄清我到底应该买到哪一站的票。我不敢跟别人打听，到底还是没弄清站名就上了火车。我买了一张去维亚特卡的车票，傍晚乘上火车，车厢里全是地主，他们带着从食品店买来的大包小包的食物从彼得堡回自己的庄园过谢肉节①；他们的谈话内容全是煎饼，鱼子酱、咸鱼、葡萄酒等等。我无法忍受这些谈话，因即将到来的会面而激动不已，并为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而担心……但心中仍深信我们一定能够见面。我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此时迎面开来的火车应开进萨米诺车站。我只是在火车上才打听到了它的名字，而且终生不忘。我跑到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跳上了对面的火车，忐忑不安地跑过了一节节的车厢，没有，没有。突然，我在一个包房里看见了列．达．的皮袄。这么说他是在这趟车上，是在这里，可人哪儿去了？我跳下车厢，几乎撞到了从车站里跑出来的列．达．的身上。他也在找我。他因电文被删改而怒不可遏。并想借此发难，我好容易劝住了他。当他给我拍电报时，当然考虑到去车站迎接他的可能不是我而是宪兵，但和我一起回彼得堡对他更方便些，他希望能交上好运。我们坐在包房里，一起继续我们的旅途。列．达．一路上谈笑风生，他的洒脱和无拘无束使我担心。我恨不得能把他好好地藏起来，让谁也看不见他才好，须知他因逃跑而有被判处苦役的危险。可他却故意暴露在睽睽众目之下，还说这是最可靠的保护。”
①谢肉节系大斋前的一个星期，这时可以吃肉，基督教传入之前，这是斯拉夫民族的春天的节日。——译注
我们迳直从车站来到炮兵学校，找我们的可靠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会像军医利特肯斯一家那样吃惊到这种地步。我像个幽灵一样站在宽敞的饭厅里，他们都屏住呼吸直呆呆地看着我，在我们互吻过之后，他们又再次感到惊讶，再次不相信自己。最后，大家才对这的确是我深信不疑了。直到现在，我仍感到这是最幸福的时刻。但是，我还没有远离危险，军医首先提到这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危险现在才刚刚开始。有关我失踪的电报当然已从别廖佐沃打到了这里，彼得堡有无数的人在代表会议上见过我。我决定和妻子一起越境去芬兰，那里革命赢得的自由远比在彼得堡持续得长久。在这个旅途中，最危险的地方是芬兰火车站。眼看列车就要发车时，几个检查列车的宪兵军官走进了我们的车厢。妻子面对车门坐着，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我们是大难临头了，在这一瞬间，我们的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宪兵们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们几眼，便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这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
此前好久，列宁和马尔托夫都离开了彼得堡来到芬兰。1906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上达成的两派联合，现在又出现了深深的裂痕。革命仍处于低潮之中，孟什维克对1905年的疯狂感到后悔；布尔什维克不仅毫不后悔，而且还在推行发动新的革命的方针。我拜会了列宁和马尔托夫，他们分别住在两个相邻的村庄里，马尔托夫的房间里仍像往常一样杂乱无章，一个角落里的报纸堆得足有一人高。在谈话时，马尔托夫时不时地在这堆报纸里翻一阵，寻找他需要的文章。桌上放着洒满烟灰的手稿。从来不擦的夹鼻镜垂挂在他的窄鼻子上，像以往一样，马尔托夫有许多精辟的、光彩夺目的思想，但却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他不知该从何下手。在列宁的房间里也像以往一样，一切都井井有条。列宁不抽烟。他所需要的报纸都加上标记放在手边。最主要的是在这张平淡无奇而又非同凡俗的脸上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信心，虽然带有观望的成分。当时谁也不清楚，这是革命潮流的彻底衰退抑或仅仅是新高潮到来之前的短暂的间歇。但无论是衰退还是间歇，都应该和怀疑主义做斗争，对1905年的经验进行总结，为迎接新的高潮或下一次革命培养干部。列宁在谈话中赞扬了我在狱中撰写的著作，但责备我没有得出必要的组织结论，即没有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来。他的谴责是正确的。告别时他给了我赫尔辛福斯的几个朋友的地址，这些地址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列宁介绍给我的那几位朋友帮助我和我的一家悄悄地在赫尔辛福斯郊区的奥格利比尤安顿下来，在我们离开之后，列宁也在那里住了一阵。赫尔辛福斯的警察局长是一位积极分子，即芬兰革命民族主义者，他答应一旦彼得堡那边对我构成什么威胁时，立即通知我。我、妻子和幼小的儿子（他是我蹲监狱时出世的）一起在奥格利比尤住了几个星期。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我把我的这次旅途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是《往返记》，并靠这本书的稿费经斯德哥尔摩出国。妻子和儿子暂留国内，一位年轻的芬兰女积极分子把我送到边境。当时这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但在1917年，他们却成了法西斯主义者，成了10月革命的死敌。
我乘斯堪的那维亚的轮船再度出国，这次流亡生活长达1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