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吗？是在什么时候实现的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

　　拉狄克乞助于列宁的话之后断言，民主专政是在双重政权的形式下实现的。是的，列宁偶然地，而且是有条件地如此提出过问题；我承认这一点。“偶然的吗？”拉狄克怒气冲冲，指责我蓄意攻击列宁最根本的思想之一。然而，拉狄克所以要怒不可遏，仅仅是因为他错了。在问世四年之后也遭到拉狄克批评的《十月的教训》一书中，我就列宁的“实现”民主专政的话是这样解释的：

　　“民主的工农联合只能成为一种不成熟的，不能真正取得政权的权力形式——它只是一种倾向而不是具体事实。”（《全集》第三卷上册，第21页）

　　关于这一解释，拉狄克评道：“对列宁著作中最精彩的理论篇章之一的内容作如此转述是毫无价值的。”紧接着这句话，拉狄克情绪激昂地求助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最终得出结论说：“这些问题太重要了，因此不可能用列宁偶尔说过的话来回答。”

　　拉狄克想用这几句话来捏造一种画面：我对列宁的一个最精彩的思想持漫不经心的态度。但是，拉狄克的愤怒和激昂是枉然的，这里只需有一点理解力就够了。尽管我在《十月革命的教训》中所作的门述十分简短，但绝不是出自根据间接引语而突发的念头，而是根据对列宁著作的真正的全面研究。它反映了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实质。而在拉狄克的冗长表述中，尽管大量地旁征博引，却丝毫都没将列宁的思想中任何一点富有生命力的见解保留下来。

　　为什么我要使用“偶然地”这一带有限定意义的词呢？因为，这才反映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指出，关于民主专政在双重政权下的形式下“实现”（以一定的形式和达到某种程度）这一点，列宁只是在1917年4月至l0月间提到过。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真正地实现之前提到过。拉狄克既没有注意到，又不明白，也无法理解这一点，当年在同现在的这批不肖门徒的斗争中，列宁在提到“实现”民主专政这一问题时，有着严格的限定意思，他并没有将双重政权从性质上看作一个历史阶段——倘若这样的话，那倒反而成了无稽之谈——而是据理反驳那些期待着将独立的民主专政修修补补后再度出台的人们。列宁的话仅仅是指，除了双重政权可悲地流产之外，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其它形式的民主专政，所以应该“重新武装”党，也就是说，要改变党的口号。把拒绝给予农民以土地，并且打击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的联合说成是“实现”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这要么是有意颠倒黑白，要么是彻底丧失理智。

　　关于孟什维克的问题，有一条论据可以提出来，它在某种程度上同列宁驳斥加米涅夫的论据十分相似：“你们等待着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完成它的“进步”使命吗？这个使命早已实现过了：罗将科 [1] 、古契可夫 [2] 和米留可夫所起的政治作用是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政治作用，正如克伦斯基主义是民主革命可以作为独立阶段来实现的最大作用一样。”

　　退化器官在解剖学方面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我们的祖先是有尾巴的，这足以证明动物界起源的一致性。但是说得坦率些，人毕竟是没有尾巴的。列宁向加米涅夫指出了在双重政权制度下民主专政的退化器官，并且警告说，不要期待在这些退化的器官上会长出任何新的器官来。尽管我们完成的民主革命比其它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所完成的更加深刻、更加坚定、更加纯粹，但是，我们从未建立过独立的民主专政。

　　拉狄克应该反思一个事实，如果民主专政确实已在二月至四月间实现，那么，甚至连莫洛托夫都会承认它。党和阶级所理解的民主专政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将毫不留情地摧毁君主制的旧国家机器，并且彻底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在克伦斯基时期，丝毫没有出现过此种迹象。然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是一项事实上实现革命任务的事业，而不是一件寻找某些社会学和史学上的“退化器官”之事，列宁为了在理论上启发他的政敌们，精辟地论述了这些未得到发展器官特征，他所做的无非是这些。但是，拉狄克却郑重其事地竭力要我们相信，在双重政权时期，也就是无产阶级政权时期存在过“专政”，也实现过民主革命。可是，你们看，为了认识这种“民主革命”，竟然需要列宁的全部天才。然而，正是这一点恰恰意味着，民主革命并没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是俄国或中国的每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都能毫不费力地认识的东西。就形态特征而言，那却是一种颇为困难的事了。例如，尽管有加米涅夫那样的俄国式教训，但是依然没能使拉狄克最终注意到在中国，民主专政也同样地在列宁所说的意义上（通过国民党）“实现了”，而且比我们通过双重政权机构实现的更全面，形式上也更完善。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傻瓜才会期待“民主”在中国以修改过的形式再度出现。

　　如果说民主专政在我国仅是以那个曾经扮演劳埃德．乔治约克雷蒙梭的走卒的克伦斯基主义形式出现的话，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历史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口号所作最残忍的嘲弄。幸亏事实并非如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确实实现了——它并不表现为一种形态上的迹象，而表现为一种最伟大的历史现实。但是，这一口号不是在十月以前，而是在十月以后实现的。根据马克思的表述，农民战争支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十月的道路使两个阶级合作在极大规模的基础上实现了。当时甚至用不着列宁解释，每一个愚昧的庄稼汉都领悟和感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实现了。列宁本人的评价是，十月革命一一它的第一阶段一一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实现，尽管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口号实际上改变了体现形式。应该全面地把握列宁的思想，最主要的是十月以后，列宁从更高的境界观察和评价了事态发展。所以应该用列宁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列宁，而不是用那些不肖门徒的方式。

　　有关革命的阶级性质和它的“长入”问题，列宁在十月以后他的一本驳斥考茨基的书中曾加以评析。拉狄克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此处摘录的其中一段话：

　　“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指十月革命。——列．托）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我们竭力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的；我们自从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而且我们从未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未曾试图用法令将它取消掉。”

　　列宁接着说：

　　“如果正如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的进程证实了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第一步，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在这个范围内，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农、半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其中包括农村的富人、富农和食利者，这样才使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第十五卷、508页） [3]

　　列宁对革命的进程，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完备的、概括的、全面的评价就是如此。他不是“偶然地”，而是经常地，更确切地说是一贯这样说的，“结果正如我们经常说过的一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工农联合的形式来实现的。是在克伦斯基时期吗？不，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一阶段。真是这样吗？确实如此。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现，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不是通过民主专政的形式，而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陈旧的代数公式的必要性最终也化为乌有了。

　　如果将列宁于1917年在特定条件下驳加米涅夫时的论据，同后来几年列宁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完善的评述，不加批评地并列起来，而且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在俄国“实现”了两次民主革命。这样说法言过其实了，尤其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将第二次革命和第一次革命公开了。

　　现在把刚才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援引的话，同我在《总结和展望》一书中所阐述的论点对比一下。在后者的《论无产阶级政治制度》一章中，有关专政的第一阶段及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概述如下：

　　“消灭分等级的农奴制，定将得到纳税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支持。根据收入征收的累进税也会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赞成。然而为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实施的法律措施，不但不会得到大多数农民这种积极的赞同，相反还会遇到少数农民的积极抵制。”

　　“无产阶级不得不将阶级斗争引向农村，这样就会侵犯无疑是每个农民都有的──虽然是相对狭小范围内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从它刚刚掌权的那一刻起，就必须从农村的贫农和富农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对抗中寻求立足点。”（《我们的革命》，1906年，第255页）

　　上面所述哪一点像是我“忽视”了农民，哪一点像是我将两条路线即列宁的路线同我的路线截然“对立”起来呢！

　　上面所引证的列宁的话，在他的著作中绝不是独一无二的，相反，通常的情形是，一旦列宁对事态的发展有了一种深刻的想法时，这种想法，将成为他在一整段时期内演讲和文章的核心。列宁在1919年3月就这样说过：

　　“在1917年10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夺取了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第十六卷第143页） [4]

　　列宁在1919年3月党的代表大会上也是这样说的：

　　“在无产阶级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充当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的国家里，在组织贫农委员会之前，也就是直到1918年夏天甚至秋天之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 [5]

　　列宁经常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重复这些话。但是拉狄克却随意地回避了在争论中起决定作用的列宁这一最基本的思想。

　　列宁说，无产阶级在十月同全体农民一起夺取了政权，因而，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正确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是要知道，这意味着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旨在彻底地消灭君主制和农奴制，夺取封建领主的土地。这种专政不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而只是在十月以后才得以实现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专政是依靠农民战争的辅助、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来实现的，然后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开始长入到社会主义专政。难道这一点真的很难理解清楚吗？难道我们现在还有必要为此争论下去吗？

　　根据拉狄克的观点，“不断”论的罪恶在于它将资产阶级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淆在一起。事实上，阶级的动力是那么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也就是将这两个阶段联合在一起，以至使我们这位可怜的形而上学家一点头绪都摸不着。

　　当然，在《总结和展望》一书中能够找到许多缺陷和不正确的观点。但是要知道，这本书不是在1928年写的，而是根据十月前的基本特征写成的。是在1905年10月前写的。有关不断革命论的一些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当年一些基本论点中的缺陷问题，拉狄克还未曾涉及到。因为，他追随自己的老师们——那些不肖门徒们，攻击的不是理论上的一些缺陷，而是同历史发展相吻合的强有力的论点。拉狄克既没有全面地研究过、也没有透彻地思考过列宁的提法，就堂而皇之地谎称是从列宁的提法中得出结论，并用以攻击我的理论中有说服力的一面。

　　总而言之，全体不肖门徒们在玩弄引文的把戏时，的确有独到的水平，然而这在哪儿都不能割断现实中的历史进程。

　　当“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者们不得不分析一下十月革命的实际发展，并且认真地、不违反良心地进行研究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些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理论结论。我们可以在阿．雅柯夫列夫研究十月革命史的专着中找到最明显的例子，这位统治集团中的佼佼者 [6] 毫无疑问要比其它斯大林主义者，尤其比斯大林本人更有学问，他对旧俄的阶级关系是这样论述的

　　“……我们看到农民暴动（1917年3月到10月）的双重局限性，这种暴动上升到农民战争的程度之后，并没有克服自己的局限性，没有突破仅仅消灭周围地主这项紧迫任务的范围，没有使之变成一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没有克服农民运动本身固有的自发性反抗的性质。”

　　“农民暴动就其本身而言──一种其目的仅限于消灭周围地主的自发性的暴动──不可能取得胜利，不可能摧毁那个敌视农民并且支持地主的国家政权。因而农民运动只有在相应的城市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胜……。这就是土地革命的命运从根本土来说为什么不取决于几十万个农村而取决于几百个城市的原因，只有工人阶级在全国中心给予资产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才能使农民暴动取得胜利；只有当工人阶级在城市取得了胜利，才能使农民运动冲破千百万农民自发地同成千上万的地主发生冲突的框框；最后，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为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奠定基础，使它团结贫农和中农，不同资产阶级而同工人阶级联合。农民暴动获得胜利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在城市里获得胜利的问题。”

　　“当工人阶级在十月给予资产阶级政府以决定性打击之后，这也意味着他们同时解决了农民暴动取得胜利的问题。”

　　他继续说：

　　“……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条件，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同地主结成了联盟，甚至连最左翼的资产阶级派别，诸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没越出一种对地主有利的交易范围，我们俄国革命的条件同一百年前的法国革命的条件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此……。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农民革命不可能在1917年取得胜利。（正是如此！──列．托）农民革命面临两条出路。或者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力量的打击下被摧毁；或是作为一个伴随和附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取得胜利。因为俄国工人阶级肩负起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所肩负的使命，肩负起农村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所以才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成为可能。”（《1917年农民运动》，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第10~11页，11~12页）

　　雅柯夫列夫论证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农民没有能力担当独立的政治角色，由此可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必须由一个城市阶级来担任领导；俄国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无法担当领导角色；从而得出结论必须无产阶级来担负起领导角色；无产阶级作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去夺取政权；最后，创立依靠农民战争的无产阶级专政开辟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所有这一切从根本上使关于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上一切形而上学的提法都站不住脚。问题的实质在于，事实上构成资产阶级革命基础的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是无法得到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完成农村民主革命之后登上舞台的。而恰恰是完成这一场革命的心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简言之，在雅柯夫列夫回顾往事的概述中，我们找到了我在1905年所阐述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基本要素。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预言的问题。而雅柯夫列夫却在第一次革命后的二十二年，十月革命后的十年，依靠整整一群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初步研究，才对三次革命事件作出结论。那么结论是什么呢？雅柯夫列夫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在1905年提出的论点。

　　然而，雅柯夫列夫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不断革命论呢？他的态度同每一个想保住自己职务，甚至想爬得更高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一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雅柯夫列夫又是怎样把对十月革命动力的评价，同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调和起来呢？非常简单，他根本不必顾及这种调和。正如沙皇政府中的某些自由派官员一样，他们既承认达尔文的理论，又定期出席圣餐会。雅柯夫列夫也是在形式上参与鞭答不断革命，以此为代价，换来不时地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权利。这种例子可举出几十个。

　　还需要补充一点，上面提及的那部有关十月革命历史的著作，雅柯夫列夫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初衷写成的，而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一项特别决议，这项决议还委托我编审雅柯夫列夫的著作。 [7] 当时人们还期待着列宁的康复。

　　因此还没有一个不肖门徒想就不断革命论挑起一场人为的争论。无论如何，作为一部十月革命正史的正式编辑，更确切地讲是受命担任的编辑，我可以非常满意地指出，该书的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在一切有争论的问题上，一字不差地使用了我那本遭到禁止、被称为异端的不断革命论著作（《总结与展望》）中提到的那些论点。

　　列宁本人对布尔什维克口号的历史命运所作的全面评估不容置疑地证明，两条路线即“不断”路线和列宁路线之间的区别仅是次要的和从属的，而两者之间的联系才是最根本的。这些根本要点现在使最终被十月革命揉合在一起的两条线，不仅同斯大林的“二月——三月路线”和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四月——十月路线”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同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一整套中国政策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同拉狄克目前的“中国”路线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如果拉狄克在1925年至1928年下半年之间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千方百计地指责我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复杂性”，那么我就反击道：二十三年前我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发展了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已经完全被事态发展所证实，所以它同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路线是一致的。

　　特别是，我没看到有丝毫理由要我收回我在1922年写的《1905年》一书的序言中有关不断革命的论述。序言在列宁在世时出版了无数版次，也印刷了无数次，当时全党都阅读和研究它，只是到了1924年秋天才使加米涅夫感到“不安”，在1928年秋天使拉狄克第一次感到“不安”。

　　这篇序言中说，“正是在1905年1月9日到10月罢工期间，作者在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上形成了那些被称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这个异乎寻常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俄国革命所直接面临的是资产阶级的目标。但是，这场革命不能仅停留在这些目标上。除非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否则这场革命是不可能解决它急需解决的资产阶级任务的……。”

　　“虽然时隔十二年，但是这种评估已经被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俄国革命不能在建立了资本阶级民主制度后就宣告结束，它必须将政权转交给工人阶级。如果工人阶级在1905年还太弱小，没有能力夺取政权，那么，它势必不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而是在6月3日沙皇统治 [8] 的秘密状态下成熟和壮大起来。”（列．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序言，第4~5页）

　　这里再补充援引一段我就“民主专政”口号所提出的最尖锐的论战观点。1909年，我在罗莎．卢森堡主持的波兰机关报上写道：

　　“如果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一抽象概念出发，得出这样一个想法，即无产阶级的一切策略都要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合拍，直至夺取国家政权，那么布尔什维克就从“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一同样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出发，得出这样一个想法，即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自我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范围内。在这一问题上，两者之间的区别，确实事关重大。孟什维克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造成巨大的危险性。”

　　就收在我的《一九O五年》一书俄文版中那篇论文中的一段，我在1922年5月作了下述注释：

　　“众所周知，这些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并非没有内部斗争），在1917年春天，即夺取政权之前，在这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上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

　　这两段引文自1924年以来一直遭到激烈的批评。现在，事隔四年之后，拉狄克也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但是如果仔细认真地思考一下上面所引证的话，那就不会不承认，其中包括了一项重要的预见，一个同样重要的警告，要知道，事实仍然是，所有那些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老禁卫军”，在二月革命期间，都站在用民主专政赤裸裸地对抗社会主义专政的立场上，列宁的最亲近的学生们，根据列宁的“代数学”公式编织了一种纯粹是空洞的构思，用以反对革命的实际发展。在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在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采取了一种反动立场，若不是列宁及时回国，他们也许会打着同托洛茨基作斗争的旗帜，扼杀十月革命，就像他们后来扼杀中国革命一样。拉狄克非常虔诚地把党的整个领导层的错误立场说成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加里宁、诺金、米柳亭、克列斯廷基、伏龙芝、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其它十数字“老布尔什维克”的庸俗的民主立场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未必合适。承认在旧日的布尔什维克的数字公式中蕴含着危险性，不是更恰当了吗？政治的发展从来不是按既定公式进行的，而且其中充满了敌视无产阶级的内容。显而易见，如果列宁当时住在俄国，日复一日地观察着党的发展，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他定会及时提出必要的纠正和说明。对革命来说，幸运的是，尽管列宁回国的时间晚了一点，但是，对于进行思想上必须的重新武装却是足够早的了。那些曾经确保布尔什维主义工作得以进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基层党员的革命压力，使列宁在同最高领导的斗争中，反其道而行之，在足够的时间内，将党的路线转到新的轨道上来。

　　难道我们由此就可得出结论，今天我们必须对中国、印度和一些其它的国家采用列宁1905年的代数学公式即无法确定的公式，然后让中国的和印度的斯大林和李可夫（即谭平山、罗易等人） [9] 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内容来充实这一公式，然后等待列宁的及时出现，带来4月4日式的纠正吗？但是这种纠正在中国和印度有保证吗？如果将已被俄国以及中国的历史证明为必要的经验早一点去充实这一公式，不是更正确吗？

　　是不是应该将上述这段话理解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纯粹是错误的呢？现在我们都知道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可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完全正确的，即归属于“总路线”的；另一种是完全错误的，即同这条路线背道而驰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宣布为绝对正确的东西明天宣布为绝对错误的。但是，在“总路线”出现之前，由于思想和实际发展，也会导致获得掌握不断接近真理的方法。甚至连数学中的简单除法，在选择数字时也必须经过试验，或是从大的数字开始，或是从小的数字开始，然后选其一，而淘汰其它的数字。炮兵在试射的时候，那种不断接近目标的方法被称为“交叉射击法”。在政治上，也完全不能避免接近法，整个问题仅仅在于要及时地明白，没有打中就是没有打中，要毫不延误地加以必要的纠正。

　　列宁公式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条件下，它彻底地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即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集团──首先是农民──所能达到的政治上独立问题，由于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至1917年间取得了完整的经验，它牢牢地关上了“民主专政”之门，列宁亲手在门上写下这样的话：不准进去，不准出来。他是这样归纳的：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就是跟着工人走。但是，不肖门徒们完全无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所得出的这个结论，相反地，他们崇尚一种临时的假设，把它纳入纲领。总而言之，不肖门徒的本质就是这样的。
　　

注释：

[1] 1859－1924，俄国十月党领袖之一，曾任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主席。──中译者。
[2] 1862－1936，俄国“十月十七日同盟”的创建者之一，曾任第一届临时政府海军部长。──中译者注。
[3]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29页。
[4]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9页。
[5]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9页。
[6] 雅柯夫列夫最近已被任命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列．托
[7] 1922年5月22日中央委员会组织周会议纪录第二十一号摘录：“:兹任命雅柯夫列夫同志．．．编纂一本关于十月革命历史的教科书，由托洛斯基同志审定。”──列．托
[8] 1909年6月3日（俄历16日），政变完成，从此正式开始了张牙舞爪的反革命时期。──中译者注
[9] 1893－？，印度劳工领袖，1920年任共产国际远东部领导人。──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