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与沙皇之间进行的那种只知道胜利别无他念的激烈斗争；作为这一斗争最高峰的全民起义；临时政府作为人民战胜衰朽敌人的革命桂冠；临时政府解除沙皇反动派的武装，将人民武装起来；在拥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投票权力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以上这些就是革命各个阶段的明确目标。”（见《全集》第232页）

　　“我完全同意季明同志的观点。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我自然很注意这个问题在文字上的提法。季明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目的的重要性，我不折不扣地同意他的意见。谁若不想占领要害位置，谁就不能作战……。” [1]

　　“无产阶级创建了遍及城市的各级苏维埃来领导城市群众的战斗行动，并把同军队和农民结成联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开端报》第四期，旧历1905年11月17日，新历11月30日）

　　“解放了的人民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任务将是巨大的。它应该根据民主的原则，即人民充分掌握政权的原则，来改造国家。它应该组织民兵，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累进所得税。”（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349页）

　　“可以想象在我们俄国现在就实行社会主义吗？不，我们的农村还太愚昧，太无知。农民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还太少。我们首先应该推翻使人民大众处于黑暗之中的专制制度。应该为农村的穷人免除所有的捐税；应该实行累进所得税和普及义务教育；最后，应该使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一支社会民主大军。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28页）

　　“当社会主义的报刊上论述关于不间断的革命的观点时，亦即论述要随着社会冲突日益升级、新的民众阶层不断加入起义、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不断地发动进攻，用社会主义革命来扫除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这时，我们的“进步”刊物却齐声发出了怒吼。”（《我们的革命》，1906年，第258页）

　　“这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说法，当然是一派胡言。托洛茨基同志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停留在第一阶段上而继续发展，继而将剥削者推开。列宁指出，政治革命仅仅是第一步。《我们的生活》的政论家很想从中看到一种反对意见…。所有这些误解首先出于《我们的生活》对社会革命的本身含义的恐惧；其次，这家报纸希望在社会民主当人中间找到尖锐的和耸人听闻的意见分歧；再次，是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用了‘给予一击’这样一种形象的说法。”

　　在《开端报》的第十期上，托洛茨基同志十分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托洛茨基同志写道。而这种最后的胜利同样也意味着革命的进一步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要实现基本的民主任务，而作为巩固其政治统治的直接斗争的必然逻辑，在某一时刻向无产阶级提出的将纯粹是社会主义问题。在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形成了一种革命的不间断性。这并不是简单‘一击’也不是一天或者一个月的事情，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力图事先计算出这种革命的持续时间是荒谬的。”

　　“我深知──我可以明确地对批评我的人（约尔丹斯基）说清楚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越过政治障碍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越过了障碍。”（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54页）

　　“无产阶级可以依靠农村的起义──而在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城市里，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它自己开创的事业。无产阶级依靠农民的力量并领导农民，这样不仅仅能给予反动派以最后的胜利的一击，而且还可以巩固自己的革命成果。”（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48页）

　　“考虑到革命的发展不可阻挡，我们的策略当然不该忽视革命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可能的，或者甚至仅仅是或然性的时期和阶段。”（见《全集》上册，第436页）

　　“历史不会重演──新的苏维埃不必重新再一次经历五十天事件（1905年10月–12月），但它完全能够从这一时期得出自己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非常清楚。同军队、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最低层平民进行革命的合作。废除专制制度，摧毁它的物质组织：部分实行改组，部分通过解散军队；消灭官僚警察机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武装居民，首先是──无产者。将苏维埃转变为城市革命的自治机关建立由农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农民委员会）作为地方上的土地革命的机构。组织立宪会议的选举，根据人民代表的明确工作纲领进行竞选斗争。”（见《全集》第二卷下册.第206页）

　　“对孟什维克同志们来说，他们自己的观点显得异乎寻常的复杂。我曾一再听到，他们责难我对俄国革命的过程的论述过于简单化。然而，孟什维克的观点尽管变幻莫测，显得很复杂，但是，也许正是这种变幻莫测，却成了连米留可夫先生也能明白的非常简单的东西。”

　　“在最近出版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跋中，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写道：“至于说到狭义的左派集团，即社会主义革命集团，要想同他们达成协议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积极原因，那么，至少也有一些很有力的消极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达成协议。他们的目的──批评我们，损害我们的声誉。为此，我们就必须挺身而出，争取行动。我们知道，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目前进行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者已准备好在这种民主制中占有地位，如果国家将他们大批地派往杜马，当然不是为了现在实现社会主义，或者用自己的手实行作为准备阶段的“资产阶级”改革‥因而，他们将议会议员的角色交给我们来担任，这比由他们自己担任这一角色而有失体面要有利得多。”

　　“我们可以看出，米留可夫直接把我们引到问题的核心。以上引语反映出了孟什维克对革命、对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所取的立场的所有最重要的方面。”

　　“‘正在进行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第一点，也最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是第二点。社会主义民主派无法用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资产阶级改革，它的作用仍然是纯粹的反对派的作用：“批评和损誉”，这是第三点。最后，即第四点，为了使社会主义者依然能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站出来并采取行动。’”

　　“但是，如果‘我们’，不站出来，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这正是孟什维克主义所得出的结论。它所制造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点和历史，全都产生于他自已的想象。”

　　“作为唯物论者，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哪一个阶层或者哪一个阶级？”

　　“大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来依靠的──我们都同意这一点。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从最广义说，这是一次民族革命）时期，里昂的某些实业家所起的也是反革命作用。但是我们听说，中层资产阶级，尤其首先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那么，这个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是哪些人呢？”

　　“雅各宾党人依靠的是城市民主派分子，这个民主派产生于手工业行会、小店主、工匠以及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城市居民，构成革命的无套裤汉大军──他们是主要的政党山岳党的支柱。正是这大批城市群聚经历了手工业行会的漫长历史锻炼，把整个革命担子挑在了自己肩上。这种革命的客观结果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创造了“正常的”条件。然而，历史进程中的社会机制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群氓”、街头民主分子、无套裤汉为资产阶级统治创造了条件。他们的恐怖专政帮助资产阶级在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以后清除了旧的社会渣滓，顺利地执掌政权。”

　　“现在我提一个问题──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无产阶级仍然站在反对派的地位上，那么，在我们国家里，由那个社会阶级来推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有可能完成巨大的任务呢？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我再一次向孟什维克提出这个问题。”

　　“的确，在我们的国家里，革命的农民群众为数甚多。但是，孟什维克的同志们同我一样清楚，不管农民的革命性有多么强，他们是不能担任独立的政治角色的，更不用说担任领导的政治角色了。毫无疑问，农民可以被证明是一支为革命服务的巨大力量，但是，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个农民政党能够使自己居于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地位，同时依靠自己的主动性能够把国民生产力从使他们受尽折磨的古老桂梏下解放出来，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毫无价值的，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宰者，因此，只有城市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担任主宰者的角色。 [2]

　　“那么，在我们国家里，能够率先领导国家的城市民主派在哪儿呢？马尔丁诺夫同志一直手持放大镜在寻找。他找到了萨拉托夫的教师们，彼得堡的律师们和莫斯科的统计师们。同他们所有的同道者一样，他甚至不想注意，产业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所夺取的地盘就同十八世纪末的无套裤汉半无产阶级手工业民主派所夺取的地盘一样。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工业并不是从手工业有机地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城市经济史对基尔特时期完全是陌生的。在我国，资本主义工业也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压力下兴起的。它在基本上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体系的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一片未开垦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处女地。外国资本是通过国家借债的途径和私人发起的渠道流入我国的。它将工业无产阶级聚集在自己周围，而压制了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在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刻，一种极其高度地发展了的社会形式中的产业无产阶级成了城市的主要力量。这是事实。这一点无可辩驳，必然将此作为我们的革命策略结论的基础。”

　　“如果孟什维克同志们相信革命会取得胜利，或者哪怕是承认有取得这种胜利的可能性，他们就不能反驳下面的事实：在我国，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别的历史角色可以问鼎革命权力。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站在革命的民族最前列一样，无产阶级，这个城市中唯一的革命民主派，应该在农民大众中寻得支持并掌握权力──只要革命能有胜利的前景。”

　　“一个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通过无产阶级依靠革命农民的政府，仍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专政。我现在并非在谈论无产阶级政府的远景。也许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就像雅各布布布布宾民主派的失败一样，它只能为资产阶级统治扫清道路。我想明确指出的只有这一点：如果我国的革命运动像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作为工人运动而获得胜利，那么，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胜利，才能使我国的革命胜利成为可能──否则革命就根本不可能胜利。”

　　“我特别强调坚持这一结论。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之间的社会性对抗使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农民大众，无产阶级本身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么，结论必然只有一个：即我们的革命从根本上注定是不会胜利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的自然结局必定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旧政权达成协议。这是另一种结局，我们绝对不能否定有这种结局的可能，但是很显然，这种结局只摆在革命失败的道路上，而且是受到了革命的内在弱点的制约。从本质上看，孟什维克们所作出的一切分析──首先是他们对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与农民可能建立的关系的估价──不可逆转地将他们引上了一条革命悲观主义的道路。”

　　“但是，他们长期坚持放弃这条道路，而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一点上才能产生革命的乐观主义。”

　　“从这一点上衍生出他们对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他们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又是革命权力的天然问鼎者。……”

　　“那么你们根据什么来相信，立宪民主当人还会崛起并且屹然挺立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吗？不，只不过是根据你们的方案罢了。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急切地寻找它，但是除了立宪民主当人之外，你们什么都没找着。从你们对他们的期望中滋长了令人惊讶的乐观主义。你们帮他们乔装打扮，你们想迫使他们扮演一种他们不愿扮演、不能扮演，将来也不会扮演的富有创造性的角色，对于我的基本问题──我无数次地提出这个问题──我尚未听到回答。你们对革命没有作出什么预断。你们的政策缺乏伟大的远景。”

　　“还有一点与此有关，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当的态度可用代表大会应该牢记的一句话来概括：按照情况可能提出的要求，无产阶级并不假想进行一场有系统的斗争以对人民大众产生影响，它也不设想用一种单一的指导思想来决定自己的战术步骤，即：将一切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先驱和领袖。”（《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纪录和决议》，第180一185页）

　　“我只想指出，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观点，即在当前的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说成立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同我们的观点相近。撇开“不间断革命”问题不论，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3]

　　“甚至在1905年以前，他（托洛茨基）就提出了最初的而现在还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断革命论，他断言，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将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构成一系列民族革命中的第一次革命。”

　　“现在是你们时来运转了。”在十月革命前夕，我在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论述不断革命的前景。谁也不曾想到要出来反对我。我与列宁的观点一致是彻底的和毫无疑问的。包括拉狄克在内的那些批评我的人到底要说什么呢？难道我自己完全不明白自己维护的理论，难道在历史的最关键时期我的行动要同我的理论背道而驰才能算是十分正确吗？倒不如说，批评我的人就像不了解其它许多事情一样不了解不断革命论，这岂非更简单些？因为假定这些姗姗来迟的批评家不仅能够很好地理清自己的思路，而且能自如地分析他人的思想，那么，他们这些人毫无例外地在1917年采取那种令人失望的立场，并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要永远蒙受耻辱，这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不来多讲（绝对不是!——列．托．）托洛茨基同志在1905年的态度，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174一175页）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