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 译） 第一章 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 六年来，在右派──中派联盟领导下，党的理论需要，就是不断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这是唯一不限数量、可以无偿奉还的产品。斯大林最早是在1924年开始研究理论的，当时他写了一些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不朽文章。甚至连莫洛托夫也在这只洗礼盘中接受了作“领袖”的洗礼。伪造之风正在盛行。日前我偶然看到关于列宁1917年的著作将出德文版的通告。这是送给先进的德国工人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但是人们事先就可以想象得到，在正文中，特别是注释中会有多少伪造的地方啊。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列宁在纽约写给柯伦泰的几封信居然位居目录之首。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些信对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所依据的即是柯伦泰提供的彻头彻尾的假情况，在当时，柯伦泰已经把歇斯底里的极左主义嫁接到了自己的有机的孟什维主义当中。在俄文版中，不肖门徒们不得不模棱两可地指出，列宁得到的情况不正确。但是，用不着怀疑，德文版中连这两点含糊的保留也不会有。还应当补充一点，列宁给柯伦泰的信中猛烈抨击了当时同柯伦泰站在一起的布哈林。但是这部分内容暂时还讳莫如深。只有到发动反布哈林的公开运动时，它才会公诸于世。这一天我们不会等得太久。 [1] 另一方面，列宁许多极有价值的文件、文章、演讲以及速记纪录，信件等却被藏而不发，其唯一的原因是这些东西会使斯大林及其伙伴窘态毕露，或者会打破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就像党的历史一样，几乎已经面目全非：理论、事实、传统，列宁的遗产，统统葬身于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这场斗争是列宁患病以后制造和组织起来的，是针对托洛茨基个人展开的斗争，而后则发展成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这就再一次证明，把早已销声匿迹的争议抖露出来，表面上看来毫无目的，其实往往是为了满足今天的某种尚不明了的社会需要，而这种社会需要本身同旧争论根本就是两码事。反对“老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对十月革命传统的运动，因为这些传统对新官僚来说越来越碍手碍脚，越来越不能容忍。新官僚把他们要抛弃的所有东西都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这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逐渐成为广大非无产阶级和部分无产阶级中间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反动表现，也反映出党内的反动。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23年他们就完全用丑化的手法、歪曲历史的手法把不断革命同列宁的“同农民结盟”的路线对立起来，这表明官僚及有产者在有组织地抛弃会引起“不断震荡的世界革命”，表明庸人及官吏在渴望秩序和宁静。对不断革命论的恶毒咒骂，本身只是为一国社会主义论即民族社会主义的最新变种扫清道路。自然，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这些新的社会根源本身，一点都说明不了是肯定还是否定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但假如不了解这些潜在的根源，这场论战必然就会变成一种徒劳无益的学院式的论战。 这些年来，我不愿意撇开新的任务而重提关于1905年革命时期的老问题，总的说来，因为这些问题只同我的过去有关，而且被人为地用于反对我的过去。同时，若要分析过去的分歧，特别是我过去所犯的错误及产生这些错误的条件，要分析得透彻，使年轻的一代能够理解，当然更能为政治上返老还童的老人所理解，那就非得写一大本书不可。现在要把我和别人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许多极其重要的新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德国革命的任务，英国未来命运问题，美国和欧洲的相互关系问题，英国无产阶级罢工提出的问题，中国革命的任务，最后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即我国内部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和任务。我认为，所有这一切使我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把有关不断革命的历史论战一事搁置一旁。但是，就社会意识来说，不存在什么真空状态。正如我已经讲过的，近年来这种理论上的真空已经被反托洛茨基的糟粕所填补。不肖门徒们、党内反动的哲学家们和投机商们越来越堕落，他们向头脑愚钝的孟什维克分子马尔丁诺夫求教，把列宁踩在脚底下，自己则在泥泞中挣扎，所有这一切都被称之为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这些年来，他们没有写出一本严肃的、有份量的，可以毫无愧色地大声说出口的著作，没有作出一个站得住脚的政治评价，没有得出过一个得到证实的预断，没有提出过一个能够在思想上把我们推向前进的独立的口号。废物和劣质产品俯拾皆是。 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是这种思想垃圾的一部法典，是一本思想褊狭的官方教科书，它集平庸鄙俗于一身（我力求使用最温和的说法）。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一书就是……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不折不扣。季诺维也夫的原则同路德 [2] 的原则差不多：“我站在这里，但……我也可以按另一种方式行事。”要学通不肖门徒的这两个理论产物都是件苦差事，但两者也有差别：读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时，好像有一种蓬松的棉团梗在喉咙里的感觉，然而，读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引起的则是细碎的鬃毛扎在身上的感觉。这两种书各自以不同的特点反映和标志着这个思想的反动的时期。 不肖门徒们不仅想把所有的问题，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地都同“托洛茨基主义”连起来，用“托洛茨基主义”去套所有的问题，最后，他们还想方设法把所有的世界性事件都说成是由托洛茨基1905年的不断革命观点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的。一个无中生有的托洛茨基主义神话成了当代历史的某种事实。尽管近年来右派──中派路线因遭受一系列历史性破产而在世界各地名誉扫地，然而对1905年初开始的旧争论、旧预断不作出评价，那么现在要同共产国际的中派意识形态作斗争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至少是很困难的。如果不通过论战把不肖门徒的劣作置于死地，如果不从理论上对这些机关总务官们进行无情的讨伐，那么要在党内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恢复列宁主义思想是不可想象的。要写一本这样的书非常容易。所有需要的材料手头都有。不过写这种书也有难处，因为正如伟大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所说的，你不得不“笼罩在废话”中，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那种几乎没有一点芬芳气息的氛围中。虽然如此，这项工作绝对不能再拖下去了，因为他们是直接靠同不断革命作斗争，来维护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东方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的。 当我放下用于消遣的俄国古典作品（即使潜水员也要不时浮出水面吸一口新鲜空气），开始看手这件毫无趣味的工作即同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进行理论论战时，突然我意外地得知，拉狄克写的一篇文章已经在流传，这篇文章专门论述不断革命同列宁封这个问题的看法的“深刻”对立。开始我想把拉狄克的文章搁在一边，以免无暇顾及命运为我安排的蓬松的棉团和细碎的须毛双管齐下的局面。但是，在收到不少善意的信之后，我只好认真地阅读了拉狄克的文章，结果我得出结论：对有独立思考能力，不唯命是从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少数人来说，拉狄克的文章比官方的出版物更有害，这就像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一样，伪装得越好，个人的声望越高，其危害也就越大。拉狄克在政治上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这一点已为最近时期的一些事件所充分证明。但是，近几个月来，不少同志以不安的心情看着拉狄克在演变，从反对派的极左翼变为反对派的右翼。我们这些拉狄克的亲密朋友都知道，拉狄克具有卓越的政治、文学才能，又见有罕见的激情和敏感性，这种品质在集体工作的环境中可以是创造精神和批评精神的宝贵源泉，但如果离群索居，就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拉狄克的最新作品（这同他过去的一些行动有关）只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看法：他丢失了指南针，或者说他的指南针受到了异常的地球磁场的长时间干扰。拉狄克的文章绝不是对往事作心血来潮的回顾，不是的，文章虽然没有经过周密的思考，但是由于其中全都是理论神话，所以它对官方方针的助纣为虐式的支持并未因此而减少。 上面所阐述的当前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政治功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反对派内部形成了抵御反动思想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屏障后，就不允许进行内部批评，包括批评我过去同列宁之间的意见分歧。相反，这种自我澄清的做法肯定是有成果的。然而，这样做无论如何都要求我们加倍地维护历史前景，严肃地探究根源，并从当前的斗争出发去阐明过去的纠纷。对于这一切，拉狄克却一字不提。拉狄克似乎没有觉察到，他已深深地卷入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不仅采用断章取义的引文，而且采用的全都是官方对引文的伪造解释。在那些看起来要同官方运动保持距离的地方，他的态度非常暧昧，这只能表明这位“不偏不倚的”见证人实际上双倍地支持着官方。正像在思想堕落时通常见到的那样，拉狄克的近作丝毫没有表现出他的政治洞察力和文学才能。这是一篇既没有远见又没有深度的文章，一篇与引文同等水平的文章，正因为这样，它是一篇肤浅的作品。 这篇文章是应什么样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呢?是由于拉狄克同反对派的绝大多数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的确，也听到一些人说，中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现在“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语）。不过对这种话大可不必去加以理会。整个布尔什维主义是在批评和探究1905年崭新经验过程中成长并最终成熟起来的，而这种经验只是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直接感受。今天，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不从新鲜的、还末冷却并散发着血腥味的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学习，难道还能从别的事情中去学习吗?只有死板的书呆子，才会“搁下”中国问题，待以后有空时找个“安静的”环境再来研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能这样做，因为东方各国的革命绝没有从日程表上取消，谁也不知道这些国家的革命何时到来。 拉狄克由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虚伪的立场，便试图用过去的事情来为这一立场辩护，把我过去同列宁的意见分歧片面地、歪曲地加以描述。这样，拉狄克就不得不借用别人武库的武器，并且不用指南针而在别人的航道上航行。 拉狄克是我的朋友，但真理对我更宝贵。为了反击拉狄克，我不得不再次搁下有关革命问题的、内容更广泛的著述工作。提出来的问题太多，同时又提得非常直截了当。于是我面临着三重困难：拉狄克文章中的错误很多很杂；23年来（从1905到1928年），可以驳斥拉狄克的文字材料和历史事实也不胜枚举；而我能够用于这本书的时间则太少，因为苏联的经济问题已经提到了首位。 所有这些情况都决定了本书的特点。本书没有涉及所有的问题。有好多情况本书都没有谈到，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是以前的著作，主要是《共产国际纲领批判》这一著作的续篇。我就这个问题所收集的一大堆事实材料必须留下来，以便今后我撰写已经在酝酿的书，来抨击不肖门徒们，即抨击反动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 拉狄克那篇关于不断革命文章是以下述结论作为支撑点的： “党的新派别（反对派）正面临一种危险的倾向，它将使无产阶级革命在发展进程中脱离它的同盟者----农民”。
真令人感到吃惊，有关党的“新”派别的结论在1928年下半年竟作为一个新的结论提了出来。而我们从1923年秋天起就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拉狄克是怎样转向为他官方的主要提纲辩护的呢?无非是故技重演：再一次搬出不断革命论。在1924年至1925年，拉狄克几次想写一本小册子来论证这样一种思想：因历史尺度，即用我们经历约三次革命的经验来衡量，不断革命论同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之间无论如何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两者基本土是一致的。而现在，拉狄克“重新”仔细研究了（正如他写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所说的）这个问题之后，却得出结论说：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党的“新”派别所面临的危险，恰恰就是脱离农民阶级。但是，拉狄克是怎样“仔细研究”这个问题的呢?关于这一点，他本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 “我们手头没有托洛茨基1904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序言中所作的论断，也没有他在1905年写的《论我国革命》中所作的论断。”
这里所说的年份不大准确，但不值得为此多费笔墨。问题的实质在于，我只写过一本比较系统地论述我对革命发展看法的书，这就是内容相当丰富的论文《总结与展望》。（《论我国革命》，彼得堡1906年版，第224~-280页）这篇刊载在罗莎．卢森堡和梯什科主办的波兰文机关报上的论文（拉狄克只引用这篇论文，然而他的解释，唉，用的却是加米涅夫的腔调）。根本就没有奢望能够写得尽善尽美、包罗万象。这篇论文在理论上所依据的是上面提到的《论我国革命》一书。现在谁也没有必要再去读这本书。从那以后，发生了这么多事件，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实际上学到了这么多东西，说实话，我实在讨厌这些不肖门徒目前对新的历史问题所持的态度，他们考虑这些问题时依据的不是我们已经完成的这场革命的活生生的经验，而主要是那些同我们对未来革命的预测有关的引文。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否定拉狄克有权从历史文献角度考察问题。不过，这要做得恰如其分。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拉狄克一直跃跃欲试地想阐明不断革命论的命运，而同时他却随随便便地说，他“手头没有”的正是我阐述这个理论的那些文件。我要在这里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读过上面提到的我的那本基本著作，关于这一点，我在阅读他的旧作时是十分清楚的。显然，这里有一些原因：1906年出版的《论我国革命》一书不久就被没收了，不久我们所有的人又都流亡国外。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这本书的三分之二篇幅都是再版的旧作。后来我听不少同志说，他们以为该书收的全是旧作，所以没有去读。不管怎么说，列宁针对不断革命论提出的极少数零星的论战性意见，所依据的几乎部是帕尔乌斯为我的小册子《一月九日以前》所写的序言、一张帕尔乌斯写的而我至今未曾读过的传单“不要沙皇”，以及列宁同布哈林等人所进行的内部争论。列宁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分析过、引用过、甚至偶尔提到过《总结与展望》，而列宁的一些反对不断革命的意见显然没有提到我，这也直接证明他没有读过这本书。 [3] 但是，如果以为这就是列宁的“列宁主义”的全部内容，那就太轻率了。看来，拉狄克就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怎么说，我在这里所分析的拉狄克的那篇文章，不仅证明他“手头没有”我的基本著作，而且也证明他似乎从未读过这些著作。如果读过，那也是很久以前，即十月革命以前的事了，至少留在他记忆中的东西已经很少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说在1905年或1909年大家就个别热门的文章，甚至个别文章的某个说法互相进行论战是容许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时处于分裂条件下，那么现在，当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回顾伟大的历史时期时，就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公式是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的?它们在行动中是如何发生突变，又是如何解释的?当时运用了什么策略?拉狄克只要费心浏览一下《论我国第一次革命》那两本书（我的《全集》第二卷），他也就不敢写现在这篇文章了，无论如何他会从中删去那些信口开河的论断。至少我希望他这样做。 于是，拉狄克首先就会从这两本书中了解到，在我的政治活动中，不断革命对我来说绝不意味着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或者跳过它的某些台阶。他自己会相信，尽管整个1905年我在俄国过着秘密的生活，同侨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对当时革命各个阶段的任务的提法同列宁完全一致；他还会了解到：1905年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印刷厂出版的那些重要的告农民书是我执笔的；列宁主编的“新生活报”曾发表编者按，坚决维护我在“开端报”上发表的关于不断革命的文章；列宁的“新生活报”以及有时列宁本人，都坚定地支持和维护代表苏维埃的政治决议，这些决议由我执笔，而且十次中有九次由我担任这些决议的报告人；十二月镇压行动以后，我在狱中写了一本论策略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我指出，无产阶级的进攻同农民的土地革命相结合，这是战略的中心问题；列宁委托布尔什维克“新潮”出版社刊印了这本小册子，并请克努尼扬茨 [4] 转告我，他极赞成这本小册子：1907年列宁在伦敦党代表大会上说我对农民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看法同布尔什维主义是“一致”的。所有这一切对拉狄克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很显然，他“手头”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拉狄克是怎样对待列宁本人著作的呢?情况不见得好，或者说不见得好多少。拉狄克只援引列宁针对我的话，实际上那些话常常是说别人的（例如布哈林和拉狄克。拉狄克本人也曾公开提到这一点）。拉狄克找不出一句新的反对我的引语，他利用的只不过是现在几乎每个苏联公民“手头”都有的现成的引语材料。拉狄克仅仅补充了12条引语，这几条引语原本是列宁开导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时说的，列宁告诉他们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同社会主义的差别这些妇孺皆知的真理。而照拉狄克的说法，这些引语似乎是针对我的。简直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这样! 拉狄克完全回避了列宁过去的一些声明，列宁在这些声明中很谨慎，很有分寸但相当有份量地确认，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是一致的。大家一刻也不应当忘记，列宁作出这种声明时，我还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当时列宁无情（完全正确地）抨击的是我的调和主义，而不是不断革命（对不断革命他只偶尔提过一些意见），是由于我主张调和主义，因为我总对孟什维克向左演变抱有希望。列宁关心同调和主义的斗争要大大超过关心论战时给予“调和分子”托洛茨基的某些打击是“正当”。 1924年，斯大林在为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中的行动辩护时，反驳我说： “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列宁的信（关于季诺维也夫——列．托），不了解这些信的意义和目的。列宁在他的信中有时候故意跑在前面，把那些可能犯的错误提到首位，预先批评这些错误，目的是警告党，防止党犯错误。他有时候夸大“小事情”，“把苍蝇说成大象”，这也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但是，根据列宁的这样一些信（他有不少这样的信）而作出关于“悲剧性”意见分歧的结论，并且对这一点大加宣扬，这就是不了解列宁的信，不懂得列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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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表述思想的语言是粗俗的，可谓“文如其人”，但这一思想的实质是正确的，尽管它恰恰是同十月革命时期意见分歧的状况相去甚远，这些意见分歧并不是“苍蝇”。但是，假如列宁对自己一派的最亲密成员都采取“教育性的”夸张手法和预防性论战办法，那么，他对一个当时还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并宣传调和主义的人更应该这样做了。拉狄克丝毫也没有想过要把这种最为必要的校正系数放到那些旧引语中去。在我的《一九零五年》一书1922年版的序言中，我曾经这样写道，我对俄国将早于先进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和概率性所作的预断，12年以后已经成为事实所证明。拉狄克模仿一些愚钝的做法，把事情说成似乎是我用这一预断来反对列宁的战略路线。然而，从那篇“序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预先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几个基本观点，这些观点符合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路线。1917年初，我在一条注释中谈到要“重新武装”党，我的意思不是说列宁承认党过去走的道路“错了”，而是说列宁回到俄国（这是这场革命的万幸，尽管回来得晚了点，但毕竟非常及时），教导党抛弃那个业已过时而斯大林之流、加米涅夫之流、李可夫之流、莫洛托夫之流以及其它一些人却还紧抓不放的“民主专政”口号。一提起“重新武装”，加米涅夫之流就发怒，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做就是要反对他们。那么拉狄克呢?他是1928年才开始发怒的，也就是说，是在他自己开始反对中国共产党“重新武装”的必要性之后才发怒的。 我要提醒拉狄克，当列宁在世时，我的《一九零五年》（还有那篇有罪的“序言”）和《十月革命》两本书，曾经被当作两次革命的主要历史教科书。当时它们被用俄文和其它外文重版了无数次。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的书里有两条路线的对立，因为当时是在所有的不肖门徒变成修正主义者之前，没有一个思想健全的党员会认为十月革命的经验是这些旧引语的附属品，相反，他们是用十月革命来考察这些旧引语的。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件被拉狄克放肆地滥加利用的事，这就是所谓托洛茨基承认（拉狄克经常这么说）列宁反对他是对的。当然，我承认过这一点。而且这种承认不带任何外交辞令。我指的是列宁的整个历史道路、整个理论立场、他的战略、他的建党工作。但是，这同论战时的片言只语没有什么关系，对这些片言只语的解释今天已经被用于敌视列宁主义。1926年，在我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的时期，拉狄克曾警告我说，季诺维也夫需要我出来声明列宁是对的，目的是多少掩饰一下一个事实，即他曾经错误地反对过我。这一点我当然十分清楚。正因为这样，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指的是列宁和他的党在历史上是正确的，绝不是说，目前批评我的那些人是正确的，因为那些人企图从列宁那里胡乱摘些话来掩饰自己。遗憾的是，今天我必须把这些话扩大到拉狄克身上。 关于不断革命，我所说的仅仅是理论上的欠缺，既然是预测，欠缺就不可避免。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讲得非常对，他说，托洛茨基并没有放弃整个概念。关于这些“欠缺”，我将另外写一本内容更丰富的书来加以说明，在书中我将力求结合共产国际的未来道路问题，特别是东方问题，介绍三次革命的经验。在这里，为了避免引起任何误会，我想扼要地讲几句：即使不断革命论有这么多欠缺，甚至像我早期著作主要是《总结与展望》（1906年）中所阐述的那样，它还是不可估量地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精神，它远比斯大林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事后聪明，比拉狄克的近作都更接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路线。 提出这一点，我绝不是想说，在我所有的论着中我的革命概念是始终不变的。我没有对那些旧引语进行筛选分类（现在被迫这样做，是因为处在党的反动时期和不肖门徒时期），我想做的（不管成功与否）只是分析生活的实际过程。在我12年的（1905年至1917年）革命新闻活动中，我写过的一些文章中有一些应景之笔，在论战中甚至不可避免地有明显哗众取宠的东西，从而破坏了战略路线。譬如，我写过这样一些文章，在文中我对全体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在未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怀疑。基于这一点，我拒绝把未来的俄国革命称为“民族的”革命，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我认为这样称呼是含糊不清的。不过，要记住一点，我们所感兴趣的历史进程，包括农民问题的进程，现在早已结束，比起当时尚在发展的这一进程，现在要清楚得多。我还要指出一点，尽管列宁从来没有忽视农民问题的巨大历史意义，我们大家都向他学习这一点，但他甚至在二月革命之后，还不能断定农民是否会摆脱资产阶级而跟我们走。总之，我要告诉那些无情的批评者们，在一小时之内找出别人四分之一世纪里在报上发表的论文中的表面上的矛盾，要比保持自己的基本路线的统一容易得多，哪怕只保持一年。 在这些开场白的叙述中，还必须指出一种完全是习惯性的观点，这就是拉狄克所说的，假如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那么托洛茨基就会在此基础上组成一个巨大的派别。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就是说……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 拉狄克的这个论据，一般地来看没有一点辩证法的味道。从这个论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观点或者马克思在英国事件上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对美国、奥地利，也可以说对所有其它国家的改良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不是以一般的“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拉狄克的这个论据，而是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看，那么这个论据打击的正是拉狄克本人。因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这个论据才有一点意义；假如我认为，或者更重要的是如果事件的发展表明，不断革命的路线同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是矛盾的、对立的，而且越来越偏离后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出现两个派别的基础。然而这正是拉狄克想要证明的。相反，我要证明的是，尽管在派别论战时渲染得很厉害，并且囿于当时的情况，问题提得很尖锐，但基本战略路线是一致的。那么，第二个派别从何而来呢，实际情况是，我在第一次革命中同布尔什维克并肩工作，后来我又在国际刊物上维护这一共同工作，反击孟什维克叛徒们的批评。在1917年革命时，我同列宁一起反对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机会主义，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在目前的反动时期中被推出来，他们唯一的装备就是打击不断革命论。 最后，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不断革命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派别，我在党内持调和主义的立场，有时我也想建立派别，不过其基础却是调和主义。我的调和主义产生于一种社会革命宿命论。我认为，阶级斗争的逻辑将迫使两派实行同一条革命路线。当时我还没搞清列宁政策的伟大历史意义，这一政策要求不调和地从思想上划清界线，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分裂，以便团结与锻炼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骨干力量。关于这一点，列宁在1911年写道： “调和主义就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8──1911年反革命时代的历史任务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情绪、意图、观点的总和。因此，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员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曾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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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竭尽全力追求统一，不自觉地同时也是不可避免地把孟什维主义中派倾向理想化了。尽管我进行过三次短期的临时性的尝试，但是我没有、也不能同孟什维克一起承担任何共同的工作。同时，调和主义路线使我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达到如此尖锐的程度，以致列宁为了反对孟什维克而对调和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反击，他不能不这样做。虽然，在调和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是不能建立任何派别的。由此得出的教训是：为了庸俗的调和主义而破坏或削落一种政治路线是不能容许的和致命的；在中派主义向左摇摇摆摆的时候粉饰它是不能容许的；在追逐中派主义鬼火时夸大和渲染同真正革命的同道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些就是从托洛茨基的真正错误中得出的真正教训。这些教训非常重要，至今也仍然非常有效。拉狄克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些教训。 有一次，斯大林以其特有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厚颜无耻态度说： “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列宁至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但是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真理报”第262期，192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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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事实的粗暴无礼的歪曲，也就是对事实的纯粹斯大林式的歪曲。列宁在给外国共产党人的一封信中曾说过，共产党人内部的意见分歧与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分歧两者不能同日而语。他骂道，布尔什维克过去曾经发生这种意见分歧。但是，“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
[8]列宁在写这段话时，究竟指的是哪些最接近的社会主义思想派别呢?是马尔丁诺夫和库西宁吗?是加香和台尔曼、什麦拉尔吗?他们是列宁所说的“最接近流派中的优秀流派”吗?难道还有别的流派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包括农民问题上，比我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甚至罗莎．卢森堡最初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土地政策也是保持距离的。然而对我来讲，这一点根本就不成问题。当列宁手握铅笔起草土地法令时，我们俩同坐在一张桌子旁。当时我们大概简短地交换过十几次意见，其主要内容是：这是一个矛盾的步骤，但从历史看，这一步骤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世界革命范围内的各种矛盾都会得到调整；但这需要时间。假如说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辩证法在农民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那么我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对革命发展进程的基本看法，同时又丝毫没有像当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那样于1917年在农民间题上栽了跟斗，对此拉狄克又作何解释呢?现在的那些反托洛茨基的批评家和政治家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莫洛托夫等人，二月革命后无一例外，都采取了庸俗民主主义的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对此，拉狄克又作何解释呢?还有一点：列宁所说的，与布尔什维主义最接近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优秀分子同布尔什维主义的融合，究竟是指什么?究竟是指谁?列宁对过去的意见分歧所作的总结性的评价，是不是表明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有两条不可调和的战略路线呢？ 在这方面，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列宁1917年11月1日（14日）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这次会议讨论了是否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的问题。赞成联合的人在会上试图暗指（说实在的，是非常胆怯地）“托洛茨基主义”。列宁是怎样回答的呢？ “……达成协议吗?我甚至不能认真地谈到这一点。托洛茨基早就说过，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了解这一点，——而从那时以来，就再没有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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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调和主义。这样看来，要成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只要懂得不能同孟什维克达成协议就行了。但是，拉狄克恰恰在对待不断革命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这怎么解释呢?我认为，似乎可以作这样一种解释。我们从拉狄克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在1916年是赞同“不断革命”的，不过赞同的基础是布哈林的解释。布哈林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不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已经完成，甚至不光是民主专政口号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而且连资产阶级革命本身也已经完成），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在纯粹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夺取政权。显然，拉狄克是按布哈林的论调来解释我当时立场的，否则，他就不可能同时既赞同布哈林，又赞同我。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了为什么列宁要假借反对托洛茨基的名义（这一点拉狄克在文章中也承认了），同他的同事布哈林、拉狄克进行论战，并反对他们。我记得在巴黎，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10] 同我谈过话，在这个问题上他当时表现出来的令人可疑的“赞同”态度使我感到很不安。波克罗夫斯基是布哈林的同道者，也是一位善于想象的历史方案设计者，他用马克思主义来装饰这些历史方案，并且乐此不疲。在政治上，波克罗夫斯基过去和现在都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他诚心诚意地认为这样做就算是布尔什维主义了。 显然，在1924年至1925年，拉狄克思想上还沈浸在对布哈林1916年立场的回忆中，仍然把这一立场同我的立场混为一谈。拉狄克草草地研究了一番列宁之后，理所当然地对这一毫无希望的立场感到绝望，随后就像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在我的头顶上书了一个180度的弧。这是十分可能的，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作法。这样，布哈林在1923年至1925年就彻底变了个样，即从一个极左分子变成了机会主义分子，于是他就常常把自己过去的思想偷偷地塞给我，并把这些思想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对我的运动刚开始时，有时我还强迫自己读一点布哈林的文章，我常常问自己：他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不过，后来我猜到了：他是看了自己过去的日记。于是，我就在想，这是否就是拉狄克从不断革命的保罗转变成不断革命的扫罗 [11] 的心理隐密呢?我不敢坚持这一猜测。但我又找不到别的解释。 但是，有一句法国谚语说，不管怎么样，瓶盖已经打开，酒就得喝干。我们长时间地回顾这些旧引语也是迫不得已。我尽可能少用引语。但还是用了很多。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一直试图从被迫重新抖露出来的旧引语中找出一条同当前紧迫问题有联系的线索。 注释 [1] 这个预言不久就应验了。──列．托 [2] 指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中译者注 [3] 1909年，列宁在同马尔托夫论战的一篇文章中确实引用过我的《总结与展望》。但是，不难看出，列宁所提到的这些引语是第二手的，也就是说，是从马尔托夫那里弄来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列宁出于误解而提出的某些反对我的意见。1919年，苏联出版社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我的《总结与展望》。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列宁全集》的注释写道: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后的“现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列宁在1919年究竟是否读过我的《总结与展望》，或者只是浏览了一下?对此我完全无法肯定。我本人一直在奔波。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很短，当内战正酣时，我同列宁会晤过一次，当时我们两人没有提起派别之间的理论问题。但阿．阿．越飞确实就在这个时候同列宁谈论过不断革命论。越飞在他给我的遗书中谈到了这次交谈的情况（参见《托洛茨基自传》，石翁、施用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版，第466页）。对越飞的话能不能作这样的解释:列宁1919年第一次读到《总结与展望》，并承认书中的历史预测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我只能作一些心理推测。这些推测是否可信，取决于对所争论问题作实质性的评价。越飞说到列宁承认我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些话对那些列宁身后靠理论上的人造黄油培育起来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相反，凡是认真思考过列宁的思想是如何随着革命本身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人，都会懂得，列宁在1919年必须而且不能不对不断革命论作出新的评价，因为过去的评价是零星的、随意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所根据的是只言词组，列宁从来没有完整地考察过我的立场。 既然列宁在1919年就承认我的预测是正确的，那就没有任何必要把他的立场同我的立场对立起来。他只要把这两种立场置于它们的历史发展中就够了。这里没有必要重提列宁每次为他的“民主专政”的公式提出的具体内容，这一内容与其说产生于一个假设的公式，不如说产生于对阶级关系现实变化的分析——这一关于策略和组织的内容已经作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范永远加载史册。几乎在所有的场合，至少是在所有重要的场合，只要我在策略上、组织上同列宁对立，正确的总是列宁。正因为这样，凡是事情看来只涉及到一些历史往事，我就绝不想去维护我过去的那些预测。既然不肖门徒们对不断革命论的批评已经开始在整个国际中培育起理论上的反动，而且已变成直接破坏中国革命的工具，那我也就只好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列．托 [4] 1878-19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曾任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拥护列宁。──中译者注 [5] 《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4页。 [6] 《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34页。 [7] 《﹝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1页。 [8]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03页。 [9] 众所周知，斯大林专门指示从文献中抽掉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大量速记纪录，这些纪录至今还对全党保密。──列．托 [10] 1868-1932，苏联历史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至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中译者注 [11] 据《新约全书》，保罗原名扫罗，本来是一贵族，性残暴，反对基督徒。后来耶稣显灵，感召了他，变成耶稣最积极的使徒之一。扫罗传道后，改名保罗。在这里保罗指卫道者，扫罗指毁道者。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