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 译） 第二章 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跳跃”， 拉狄克写道 “所谓“不断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请注意：还有策略！——列．托）的思想体系，同列宁理论的基本区别说在于它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为一谈。”
除了这条基本罪状之外，还列出了其它一些与之相联系的或由此派生出来的份量不轻的罪状：托洛茨基不懂得，“在俄国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只可能从民主革命中成长起来”，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有“跳过民主专政阶段”的思想。托洛茨基“否定”农民的作用，而这正是“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观点的共同点”。正如前面所说，所有这一切都要用间接的罪证来证明我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当然，从表面文字来说，拉狄克可以到处引用列宁的话。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这部分引语每人“手头”都有。但是，正如我下面所要指出的，列宁针对我的这些论断纯粹是偶然作出的，是不正确的，就是说，这些论断根本就没有说清我的真正立场，甚至包括1905年的立场。列宁本人对我在革命基本问题上的立场作过完全不同的、非常矛盾的，并且论证得很充分的评论。拉狄克甚至不想试一下把列宁的各种评论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评论收集起来，并解释这些论战中的矛盾，然后把它们同我真正的观点进行比较。 [1] 1906年，列宁出版了考茨基论俄国革命动力的文章，并为这篇文章写了序。我在狱中对此一无所知，也翻译了考茨基的这篇文章，写了序，并把它收在我的《保卫党》一书里。列宁和我都完全赞同考茨基的分析。普列汉诺夫提出的问题是：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考茨基对此回答说，我国的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它是从前者向后者过渡的一种形式。列宁在序言中就这一点写道： “就一般性质说来，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呢?考茨基说，这是老一套的说法。不能这样提问题，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俄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动力。俄国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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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列宁在写这篇序言前后所发表的文章中，不少地方都毫不含糊地把俄国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不是有矛盾呢?假如采用现在批评“托洛茨基主义”的人的手法来对待列宁，那么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列宁文章中找出几千处，几百处这样的矛盾。然而，在严肃和正直的读者看来，这些矛盾只是不同时期对待问题的不同方法而已，它绝不曾破坏列宁的理论概念的根本统一。另一方面，就革命当前的历史任务来说，我从未否认革命其有的资产阶级性质，我否认这一性质，仅仅是就这一革命的动力及其前景而言。我那时写的（1905一1906年）论不断革命的主要著作开头是这样写的： “俄国革命对社会民主党人以外的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分意外的。马克思主义早就预言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场革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同保守的专制制度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必然会爆发。马克思主义在称这场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指出，革命的直接的客观任务是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建立“正常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这一点现在无须争论，也无须证明。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完全是另一种任务：通过分析发展中革命的内部机制去揭示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它是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特点的总结，它本身就揭示了全新的历史展望。”（《论我国革命》，1906年版，《总结与展望》一书第224页。）
“一般的社会学定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能解决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来的政治策略方面的任务，矛盾及困难。”《同上，第249页）
由此看来，我并没有否定当前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也没有把民主制同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但是我论证过，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将引导无产阶级去掌握政权，而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解决民主任务。在同一篇文章中（1905一1906年）我写道：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壮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向专政方向的发展。但是政权何日何时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取决于国际形势，最终，取决于一系列主观因素如传统、创造性、战斗准备……。”
这些话本身就是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种“马克思主义”不仅在1905—1906年占了统治地位，而且为列宁归国前召开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三月会议定了调子，同时在1917年四月会议上被李可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假马克思主义，即被经院哲学败坏的庸人的正常思维，构成了库西宁及许许多多人演变的“科学”基础。在十月革命的十年之后居然还会发生这种事情！“经济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早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财富，这只是简单化到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偏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在我看来，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有了这些条件，政权就可以（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客有机会充分施展其政治才能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同上，第245页） 在这里我不可能阐述《总结与展望》的整个思路，我只想再从我在“开端报”（1905年）上发表的文章扼要地援引一段话： “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达到最高潮之前就是一种反革命力量了。我国的知识界民主派每逢紧要关头都表现出软弱无能。农民整体上是一种自发的反叛力量。只有一种能够把国际政权掌握在手中的力量才能使农民为革命服务。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队地位，它同革命农民之间确立直接的联系，以及它藉以使军队服从自已的吸引力，所有这一切都必然推动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这种胜利本身又意味着革命的进一步的不间断性”。（《论我国革命》第172页）
由此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正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展出来的——这同拉狄克所写出来的全部东西是相反的。因此，这种被称之为不断（不间断的）革命。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像拉狄克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才出现的，照这样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在一个落后国家，假如农民的任务在上一阶段已经完成的话，那么人数很少的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不，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有可能，甚至必然地要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得以实现，正是因为没有别的力量、别的道路可以解决土地革命的任务。然而，正是这一点开辟了民主革命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 “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软弱无力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进入政府的，这样一来，也就消除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集体主义被提上了日程。无产阶级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时，究竟应该在哪个地方停下来，这要取决于各种力量的对比情况，而无论如何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意图。”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某种特殊形式说成就是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不越出其民主纲领的范围。” “无产阶级政党一旦取得政权，就要为这一政权斗争到底。保持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手段是鼓动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在农村；另一个手段是集体主义纲领。集体主义不仅是执政党地位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依靠无产阶级保持这一地位的手段。”（《总结与展望》第258页） “我在1908年反对孟什维克切列瓦宁时写道，我们知道一个有关革命的典型例子，在这次革命中获胜的无套裤汉的恐怖专政为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准备了条件。在当时，大多数城市居民是手工业者和商人。雅各布布布布宾党人领导着他们。今天俄国城市居民的大多数是工业无产阶级。只要作这样一种对比，就会使人想到，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历史状况，即只有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才可能获得胜利。那么这场革命是否因此就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了呢?既是，又不是。这并不取决于形式上的定义，而是取决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假如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包括由无产阶级解放的农民）的联合力量排挤掉，那么，革命就会保持其有限的资产阶级性质。假如无产阶级能够并善于动用其政治统治的一切手段去突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那么俄国就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剧变的序幕。至于俄国革命究竟会达到什么阶段，答案大概只能根据条件来定。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单纯地把俄国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丝毫没有说明这一革命内部发展的型式，并且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作为国家政权唯一的合法要求者，应当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行为。”（列．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俄文版第263页）
这篇文章还说： “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是由产生这一革命的任务而直接产生的，由于工业人口的剧烈的阶级分化，资产阶级不会在这场革命中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政治经验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结合起来，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受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应该在无情冲突和惨重失败的严酷考验中，为自己的胜利锤炼出必要的政治和组织条件。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列．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第267-268页）
还必须从《总结与展望》中援引几段有关争论的焦点即农民问题的话。“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一文章中写道： “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础，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所有这些话都不是在1929年写的，也不是在1924年写的，而是在1905年写的。我很想知道，这些话是“忽视”了农民吗?从哪里可以看出要“跳过”土地问题呢?朋友们，是否该有点人格呢？“众多的劳动者阶层，特别是农村的劳动者，只有在革命的先锋队即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才会首次被吸引到革命中来，并从政治上组织起来。革命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将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进行。最后，立法权本身也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 “农民（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是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阶级的解放者出现在农民面前。” “无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意味着民主平等，自由自治，把所有的赋税重新转移给富裕阶级，改常备军为民兵，以及取消强制性的教会捐款，而且还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变革（没收土地）。无产阶级将把这些变革作为国家在农业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对在最困难的革命初期维护无产阶级制度的兴趣，绝不会亚于法国农民维护拿破仑．波拿巴军事制度的兴趣。拿破仑．波拿巴曾以刺刀的力量来保证新所有者的土地不受侵犯……。” “那么农民本身会不会排挤无产阶级并抢占它的位置呢？” “这不可能。全部历史经验都证明这种推测是站不住脚的。历史经验表明，农民根本不可能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第251页）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凭斯大林的“人格”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那篇在纽约写的论述1917年二月革命的文章，同列宁在日内瓦写的那篇文章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是不谋而合的。而这位党内反动派的理论家却针对我这篇文章写道： “托洛茨基的信，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结论上完全不像列宁的信，因为托洛茨基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洛茨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反布尔什维克口号，这个口号就是鼓吹不要农民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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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所谓“反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似乎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的内容提得多好：“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照斯大林看来，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应当是：“不要工人政府，而要沙皇。”关于杜撰出来的托洛茨基“口号”，我们后面还要谈到。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另一位几乎是现代思想大师的人说些什么。这位大师也许不那么愚昧无知，但他却彻底失去了理论良心。我说的是卢那察尔斯基。他说：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1905年就倾向于这种思想，即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孤立！它不应当支持资产阶级，因为这样做是机会主义，但是无产阶级要单枪匹马完成这场革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当时无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7—8％，在骨干如此少的情况下，你就不要去战斗。这样，列夫．达维多维奇就决定，无产阶级应当在俄国保持不断革命，也就是说要尽可能争取获得更多的成果，直到大火的火种引爆全世界的火药库为止。”（阿．卢那察尔斯基《十月革命评述》，载“苏维埃政权”1927年第7期）
在火种没有引爆火药库之前，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孤立”……。这些人民委员写得多好，尽管他们自己的“小脑瓜”已受到威胁，但暂时都还没有被“孤立”。不过，我们对待卢那察尔斯基不会过分严厉：每个人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说到底，卢那察尔斯基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愚蠢不曾比其它许多人更愚蠢一些。但是，托洛茨基说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孤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以我抨击司徒卢威 [4] 的小册子（1906年）中援引一段话。很巧，卢那察尔斯基当时对这本小册子曾竭尽赞誉之词。我在“苏维埃代表”一章中写道，当资产阶级政党置觉醒的群众于“不顾”时，“政治生活便集中在工人苏维埃周围。居民群众对苏维埃明显持同情态度，尽管这种态度不是很自觉的。所有受压迫、受欺负的人都在寻求苏维埃的保护。苏维埃的威望远远超出了城市的范围。苏维埃经常收到受欺负农民的“呈子”，苏维埃不断通过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农村社团的代表团纷纷来到苏维埃。在这里，正是在这里集中了一个国家，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民主国家的注意力和同情。”（《论我国革命》第199页） 由此看来，所有这些引文（这些引文的数目还可以增加到二倍、三倍甚至十倍）所描述的不断革命正是这样一种革命：它把城乡被压迫群众团结在组织成苏维埃的无产阶级周围；它是一场全国革命，这场革命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并为民主革命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可能。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一次孤立的跳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整个国家进行改造。从1905年开始，我一直是这样介绍和解释不断革命前景的。 我同帕尔乌斯 [5] 在1905年革命问题上观点十分接近，但没有达到一致。拉狄克在帕尔乌斯问题上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他老调重弹，说帕尔乌斯主张从沙皇政府“跳跃”到社会民主政府，实际上拉狄克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因为他在文章的另一处稍带地但却十分正确地指出了我同帕尔乌斯在革命问题上的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帕尔乌斯并不认为俄国工人政府未来的出路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即工人政府在完成民主任务的过程中能够成长为社会主义专政。正如拉狄克所援引的1905年的引语所阐明的那样，帕尔乌斯把工人政府的任务只限定为民主任务。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什么向社会主义的跳跃呢?帕尔乌斯那时已经提到了革命变革后建立“澳大利亚”式的工人制度。帕尔乌斯是在十月革命后，在他早已成为社会改良主义极右翼分子时，把俄国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的。关于这一点，布哈林认为，帕尔乌斯事后“杜撰出”一个澳大利亚，是为了掩饰自己过去在不断革命方面犯下的罪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帕尔乌斯早在1905年就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看作是通往民主而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也就是说，他以为无产阶级只能在十月革命最初八至十个月内担当它实际担当的角色。帕尔乌斯当时已经指出，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就应采取当时的澳大利亚式的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工人政党进行管理，但不实行统治，它实行自己的改良主义要求来补充资产阶级的纲领。命运真会捉弄人：1923至1928年，右派──中派联盟的基本倾向就是使无产阶级专政近似于澳大利亚式的工人民主制，即近似于帕尔乌斯的预测。只要回想一下，俄国庸俗的“社会主义者”早在20至30年前就不断在俄国报刊上把澳大利亚描绘成一个工农国家，一个用高关税壁垒同外部世界隔绝，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并藉此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么上面所讲的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假如拉狄克把问题的这一方面提出来，而不是重提什么我们想跳过民主制之类的无稽之谈，那他就做对了。 注释： [1] 记得，当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援引拉狄克现在所引用的那些引语时，我大声对他说:“但是列宁也说过自相矛盾的话”。布哈林那一瞬间很窘，后来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引用的是我所需要的，而不是你所需要的”。这就是这位理论家的机灵之处！──列．托 [2] 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与前途〉的俄译本序言》，1006年12月，《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20页。 [3]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0页。 [4] 1870-194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1905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右翼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在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政府中任部长。──中译者注 [5] 当记得，当时的帕尔乌斯是站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翼的。──列．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