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 译） 序言 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同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仅仅同这段历史有联系。近几年来，这个问题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这个问题又被带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并决定了有关东方各国革命斗争诸问题的许多最重要的决议。这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按照列宁主义不肖门徒们（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学说，这个理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原罪。 在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不断革命的问题于1924年被重新提出来，初看起来，十分出人意外。这样做从政治上讲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这些意见分歧早已成为过去。但是有重要的心理方面的动机。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集团开始同我进行斗争，想把我置于这个称号的对立面。但是1917年是他们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不管往日的思想斗争和思想准备有多么重要，然而对全党也好，对不同的个人也好，先前的整个准备时期在十月革命中经受了最大的、不可抗拒的考验。这些不肖门徒中没有一个人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民主左派的庸俗立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提出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是荒谬的，或者说得更难听点，是“托洛茨基主义”。他们本着这种精神来领导党，直到列宁从国外回来并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纲”。此后，早已同列宁发生直接冲突的加米涅夫试图公开在布尔什维克中组织民主派。稍后，同列宁一起归回国的季诺维也夫也加入了加米涅夫一派。因坚持社会爱国主义立场而名誉扫地的斯大林则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他要使党忘记他在三月里其有决定意义的几星期中所发表的可悲的文章和讲话，同时逐步地靠向列宁的观点。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既然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最重要、最严峻的历史时刻独立地运用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那么他们每个人究竟从列宁主义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另一个问题。为此目的，他们决定把火力集中到不断革命论上。我的对手们当然没有预见到，他们在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斗争轴心以后，自己也就不知不觉地被迫围绕着这一轴心转，从而用反面的手段为自己制造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就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特点而言，我早在1905年的一系列决定性事件发生以前就阐述过了。当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日益逼近。当时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时我们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怀疑，我们面临的正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就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发展同过时的中世纪农奴制等级关系和国家关系的矛盾中产生的那种革命。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当时我不得不发表许多演讲和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同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 但是，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并非已经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即由哪些阶级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些阶级的相互关系究竟怎样。实际上，各种基本的战略问题正是从这一点引发的。 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以及追随他们的所有俄国孟什维克的出发点是：只有作为政权的天然追求者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才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担当起领导作用。按照这一图式，无产阶级政党充当的角色只能是民主阵线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既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反动势力，同时也应当捍卫无产阶级利益，使之免遭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侵犯。换言之，孟什维克一向所理解的资产阶级革命，基本上是一种自由立宪改革。 列宁提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对列宁来说，要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从农奴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首先就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说，要完全消灭地主阶级并用革命方法重新调整土地所有制。与此紧密相连的是，消灭君主制。列宁以一种真正的革命勇气提出了土地问题，因为它关系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它也是资本主义市场问题的基础。由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敌视工人，同大土地所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要真正实现农民的民主解放，只有走工农革命合作的道路。列宁认为，工人和农民共同起义反对旧社会，假若获胜，必然会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目前，共产国际把上述提法当作超越历史的教条来加以重复，他们不想去分析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活生生的历史经验，好像我们根本就不是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以及最后十月革命的见证人和参加者似的。然而，进行这样的历史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历史上从未有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制度。1905年时，这个提法对列宁来说是一种战略上的假设，它有待于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来加以验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提法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代数中的假设。列宁并没有事先就解决下面这个问题： 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拟想中的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将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他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农民在革命中将拥有代表自己的独立政党，而且它对两个阵线都是独立的：不仅独立于资产阶级，而且独立于无产阶级，同时它能够同无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以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从而实现民主革命。列宁甚至设想（下面将会读到），在民主专政政府中革命的农民政党将构成多数。 在土地革命对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这个问题上，至少从1902年秋天起，也就是从我第一次逃亡国外的时候起，我就是列宁的学生。同近年来流行的荒诞的传说相反，我一点也不怀疑，土地革命，推而论及一般民主革命，只有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合力量，通过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完成。但是我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种提法，我认为它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回答究竟由那个阶级来掌握实际的专政这个问题。我曾证明，农民尽管在社会上和革命中占有极重的份量，但他们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党，更不能把革命政权集中在这样一个政党手中。在以往的一些革命中，从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算起，或者更早些，农民发动起义支持某一派城市资产阶级，往往就保证了资产阶级获得胜利，同样，在我们为时已晚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也一定会以其最大的斗争规模给予无产阶级类似的支持，帮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我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农民的支持下确实把革命专政集中在自己手中，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 这种专政的社会内容是什么呢?它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把土地革命和国家的民主改革进行到底。换言之，无产阶级专政将成为解决历史上为时已晚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工具。但是，事情还不能到此为止。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将不得不更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关系，就是说，不得不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 从1905年到1917年，斯大林之流，李可夫之流以及莫洛托夫之流等曾经几十次地这样对我表示异议：“难道你真的认为俄国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对此，我总是回答说：“不，我不这样认为。”不过，整个世界经济，首先是欧洲经济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能导向社会主义，其速度如何，要经过哪些阶段，这都要取决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未来的命运。 这就是早在1905年头几个月就形成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特点。从那以后，发生了三次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凭借农民起义的强劲浪潮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发达国家都更早地成了事实。1924年，即不断革命论的历史预见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后的第七个年头，这些不肖门徒从几乎已被我忘记了的我的旧着中，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些词句和论战中的话，疯狂地对这个理论展开了进攻。 这里最好是回顾一下，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时，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巴黎公社偶发性的起义也已经过去了35年。欧洲对革命已经生疏。俄国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经历。革命的所有问题都是新提出来的。这就不难理解，那时，未来的革命对我来说具有许多未知的和猜测的成份。各个团体的提法都不过是一种工作上的假设。现在，即事后来研究1905年的分析和估计，根本就不需要有历史预见的能力，也根本不用懂得历史预见的方法，因为这些分析和估计是昨天做出的。我常常对自己，也对我的朋友说：我并不怀疑，我在1905年的预见有许多缺陷，现在事后指出这些缺陷是不难的。但是批评我的人难道当时就看得更正确、更深远一些吗?尽管我已很久没有重读我的旧着，但我早就准备承认，这些著作中的缺陷比实际上存在的还要严重得多。我在1928年就已经确信这一点，当时我被流放在阿拉木图，强加给我的政治闲暇使我有机会手握铅笔重读我过去就不断革命问题发表的著作。我希望读者读了后面的内容以后，会完全相信这一点。 但是在这篇序言中，有必要尽可能准确地阐明不断革命论的要点以及反对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争论已经如此广泛，如此深刻，它实质上已包括了世界革命运动的所有最重要的问题。 不断革命，就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就是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不能停留在民主阶段，而要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并进行反对外部反动势力的战争，意味着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个阶段相衔接，而且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亡的时候才会结束。 为了澄清围绕着不断革命论所产生的混乱，有必要把这一理论中相互联系的三方面思想分别加以阐述。 第一，是关于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不断革命论的历史来源。 不断革命的概念是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及其同道者们提出来的，它针对的是民主主义思想。众所周知，这种思想所主张的是“理性的”或民主的国家建立以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的、进化的途径得到解决。马克思把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只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错了”。不过他的错误是错在事实上，而不是错在方法上。1848年革命没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正好表明它没有因民主的建立而结束。至于1818年的德国革命，它根本就不是完成民主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场被社会民主党人扼杀的无产阶级革命；讲得更准确一点，这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这个资产阶级反革命在战胜无产阶级后被迫保持虚伪的民主形式。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制定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图式，按照这一图式，每个资产阶级社会或早或迟都会建立民主制度，此后，无产阶级便在民主的环境中为社会主义而逐步组织起来并接受教育。至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法就不一致了：公开的改良主义者把这一过渡设想为通过改良道路用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充实民主制（例如饶勒斯）。正式的革命者则承认，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革命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盖得）。但是这两种人都认为，对一切民族和国家来说，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中不仅是彼此完全分离的，而且是相距很远的两个阶段。这种看法在那些1905年时大体属于第二国际左翼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占统治地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创始人普列汉诺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当代俄国是一种梦话。赞成这一观点的不仅有孟什维克，还有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现在党的所有领导人，当时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不仅在1905年，甚至在1917年前夜仍然是遥远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乐声。 1905年重新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向这些思想和情绪宣了战，它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会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会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传统观点认为，只有经过一段漫长的民主制时期才能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断革命论则断言，落后国家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向民主制。因此，民主制不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几十年的制度，而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它们互相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可见，在社会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间断性。 “不断”论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也是不断的。在无法确定的长时期内和经常的内部斗争中，一切社会关系都要经受改造。社会在不断地除旧换新。一个改造阶段直接产生于另一个改造阶段。这个过程必然具有政治性，它是通过正在改造的社会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得以展开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的爆发常常同“和平”改革时期互相更替。经济、技术、科学、家庭、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革命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展开，不让社会达到平衡。由此产生了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 不断革命论的第三个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它产生于人类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状况。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只是经济的世界性、生产力在全世界的发展，以及阶级斗争的世界规模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基础上开始。但它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一国范围内要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状况。尽管苏联的经验表明，这是一种为时较长的暂时状况。然而，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内外矛盾必然伴随着成就一起增加。如果继续孤立下去，那么无产阶级国家最终必然会被这些矛盾所葬送。无产阶级国家要摆脱这种状况，只有在一些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后才有可能。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国的革命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环。国际的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会出现暂时的衰退和低潮。 不肖门徒们反对（尽管观点并不一样鲜明）不断革命论的所有三个方面。事情只能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整体中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的三个部分。不肖门徒们机械地把民主专政同社会主义专政割裂开来。他们把一国的革命同国际的革命割裂开来。对他们来说，在一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实际上不是革命行动的开始，而是革命行动的结束：随后开始了进入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时期。 1905年他们不赞成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早于西欧夺取政权这一思想。1917年，他们鼓吹在俄国进行有独立意义的民主革命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1925年至1927年，他们坚持中国的民族革命应由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的方针。后来，他们替中国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他们宣称能够在苏联建成一个与世隔绝，有独立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取得胜利必要条件的国际革命，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有利的环境而已。不肖门徒们在不断地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过程中就这样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这种从人为唤起历史回忆，歪曲遥远往事开始的斗争，使革命领导层的世界观完全变了形。我们已经多次说明，这种对价值的重新评估是在苏联官僚的社会需要影响下进行的，这些官僚日益变得保守，他们力图维持国家秩序，要求人们承认，这场业已完成并保证了他们特权地位的革命对于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已经足够。我们不想在这里重新讨论这个题目。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官僚们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物质地位及思想地位同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联系。恰恰在今天，这一点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存在这样的事实，或者说正由于有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的机构迫于没有预见的矛盾，正在拚命往左转并无情地打击自己昨天的右翼鼓动家。官僚们虽然仓促地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口号和论据，但众所周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敌视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反对派成员为了支持工业化等方针而提出重新入党的问题时，他们首先被要求谴责不断革命论，承认（即使是间接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官僚分子以此表明，在保持民族改良主义战略基础的同时向左转，这纯粹是一种策略。在政治上如同在军事上一样，策略终究要服从战略，这一点用不着多加解释。 问题早已超出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这一特定范围。这个问题逐渐在扩大，并且目前确实已经涉及到关于革命世界观的一切问题。不断革命或一国社会主义，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关系到苏联的国内问题，关系到东方革命的前途，最后也关系到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 本书没有从所有这些方面来探讨问题，没有必要重复其它著作已经说过的话。在《共产国际纲领批判》 [1] 中，我力图从理论上揭示：民族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共产国际的理论家对此一言不发。这也许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在本书中我首先要重提一下，在1905年，我是如何针对俄国革命的各种内部问题来表述不断革命论的。我要说明，我的提法同列宁的提法究竟有什么差别，我的提法怎样以及为什么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都同列宁的提法是一致的。最后，我要力求揭示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而对整个共产国际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不肖门徒们究竟对不断革命论提出了那些责难呢?假如撇开我的批评者们无数的矛盾不谈，那么他们全部浩瀚的作品可以归结为下述几条： 一、托洛茨基忽视了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差别，早在1905年他就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 二、托洛茨基完全忘记了土地问题。对他来说．农民并不存在。他所描绘的革命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同沙皇制度之间的战斗。 三、托洛茨基不相信世界资产阶级会允许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多生存一些日子，他甚至认为，如果西方无产阶级不在最短的期限内夺得政权并援助我们，那么这一专政就必然会垮台。正因为这样，托洛茨基低估了西方无产阶级向本国资产阶级施加的压力。 四、托洛茨基根本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它能够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他过去和现在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际革命上。 这些内容不仅贯穿在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和其它人无数的著作和演讲中，而且也写在联共和共产国际最权威的决议中。然而，人们不得不指出，这些内容是以无知和谎言的混合物作为根据的。 我在后面将要说明，批评者们提出的前两条论断完完全全是杜撰的。不，我正是从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一点出发，得出结论说，土地危机的加深会激起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是的，我在1905年革命前夜捍卫的正是这一思想。“不断”革命这一名称正是表达了这一思想，这是一种不间断的革命，是一种从资产阶级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为了表达同样的思想，后来列宁使用了一种相当出色的表达方法，即资产阶级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1924年） [2] 斯大林把长入这一概念同不断革命对立起来，把不断革命说成是从专制世界直接跳跃到社会主义世界。这位倒霉的“理论家”甚至不愿意费心想一想，既然仅仅是一次跳跃，那么革命的不断性即革命发展的不间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至于提出的第三条罪状，这是因为不肖门徒们具有一种维持不了多久的信念，即只要依靠无产阶级“理性的”有组织的压力，就有可能使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无限期地保持中立。在1924至1927年，这就是斯大林的中心思想。英俄委员会 [3] 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当不可能藉助同柏塞尔 [4] 、拉狄克、拉弗莱特[5] 以及蒋介石结盟以束缚世界资产阶级手脚时，绝望又使他们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惊恐万状。共产国际目前正处于这一时期。对不断革命论的第四条责难，说穿了无非是说我在1905年没有维护一个社会主义的观点，而这一理论是斯大林在1924年才为苏维埃官僚制造出来的。这种责难简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大笑话，人们也许真会以为，既然我的对手们在1905年就从政治上作过深思熟虑，看来他们当时认为俄国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革命了。实际上，他们在1905年至1917年期间曾无休止地指责我是乌托邦主义，因为我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先于欧洲无产阶级而夺得政权。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在1917年4月指责列宁是乌托邦主义，他们并且用通俗的语言向列宁解释说，社会主义革命应当首先在英国和其它国家实现，然后才能轮到俄国。斯大林在1917年4月4日以前也搞这个观点。此后他才逐渐地、勉强地接受了同民主专政提法相对立的、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直至1924年春天，斯大林犹在人云亦云地重复说，就俄国单独一个国家来说，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程度。到了1924年秋天，斯大林在同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中才首次发现了在俄国建设与世隔绝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至此以后，红色教授们才为斯大林收集引文，以便揭发托洛茨基，说他在1905年（啊，多么可怕!）就认为俄国只有藉助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假如把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思想斗争史剪成小碎片，放在研钵中搅乱，然后请一个瞎子把它们拼凑起来，其结果恐怕也不曾比不肖门徒们塞给读者和听众的东西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更荒谬、更混乱吧。 为了进一步弄清昨天的问题同今天的问题之间的联系，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那怕是简要地回顾一下共产国际的领导即斯大林和布哈林究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 他们借口中国面临的是民族解放革命，从1924年起就让中国资产阶级担当领导角色。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被正式承认为领导党。甚至连俄国孟什维克在1905年时对待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方面都没走得这么远。 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并没有到此为止。它还迫使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纪律。斯大林几次拍发专电，劝告中国共产党人阻止土地运动。起义的工人农民被禁止组织自己的苏维埃，为的是不引起蒋介石的反感，而斯大林在1927年4月初即上海政变前几天，还在莫斯科党的会议上把蒋介石当成“可靠的同盟者”来维护，不许反对派有异议。 共产党正式服从资产阶级领导，以及正式禁止组织苏维埃（斯大林和布哈林教导说，国民党已“替代了”苏维埃），这两件事比起1905年至1917年期间孟什维克所干的一切事情来，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令人憎恶、令人怵目惊心的背叛。 1927年4月蒋介石政变后，汪精卫领导下的左翼暂时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真理报》立刻宣称汪精卫是可靠的同盟者。实质上，汪精卫同蒋介石的关系就像克伦斯基同米留可夫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体现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 1927年4月以后，中国共产党被命令加入“左派”国民党并服从中国克伦斯基的纪律，而不是用公开战争去反对他。“忠实的”汪精卫摧毁了共产党、同时摧毁了工农运动，其残酷镇压的程度并不亚于曾被斯大林宣布为自己的可靠同盟者的蒋介石。 孟什维克虽然在1905年及稍后的日子里支持了米留可夫，但他们毕竟没有加入自由派政党。孟什维克虽然在1917年曾同克伦斯基携手并进，但他们毕竟保留着自己的组织。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甚至是对孟什维克主义的恶毒丑化。这就是第一章即主要一章的内容。 此后，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工农运动彻底失败、共产党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又命令“向左转”，要求立刻转入工农武装起义。这样，惨遭镇压损失严重，昨天还是蒋介石、汪精卫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因而完全缺乏独立政治经验的年轻共产党，现在却接到命令，要他们去发动工农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已经掌握政权和军队的国民党，而这些工农昨天还被共产国际压制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于是24小时之内在广东临时组织了一个虚构的苏维埃。这次预定的配合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而举行的武装起义，既表现了先进的中国工人的英勇精神，也体现了共产国际领导的罪恶。在广东暴动前后还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小的冒险行动。这就是共产国际中国战略的第二章，这一章可以称之为是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毒丑化。 自由──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篇章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打击，它即使执行正确的政策，也要到若干年后才能恢复元气。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这一工作。它完全肯定了这一工作。这并不令人费解。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代表大会为未来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但他们既没有向中国共产党人说明这种专政究竟同右派国民党或左派国民党的专政有什么区别，也不说明同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区别。当然，他们也无法说明这一点。 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宣布民主专政口号的同时，又宣称不许提民主口号（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寡头政治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多年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就是以民主口号为中心动员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口号在1917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只是当全体人民都认为，现实的苏维埃政权同立宪会议的政治冲突不可调和时，我们的党才为了现实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利益，而取消了形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和口号。 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把这一切都弄颠倒了。它既为党规定了“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时又禁止党利用民主口号为这个专政作准备。结果中国共产党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被剥得一丝不挂。最后，作为安慰，允许中国共产党在无限期的反革命统治时期使用苏维埃口号，而这个口号在革命高潮期是禁止使用的。在俄国民间传说中，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主人翁，他在参加葬礼时唱婚礼曲，在参加婚礼时却唱葬礼曲，结果他在两个地方都遭到了痛打。如果问题仅仅是目前领导共产国际的战略家们挨一顿揍，那倒也算了。但是事情要严重得多。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命运。共产国际的策略对中国革命是一种不自觉的，但十分可靠的有组织的破坏。这种破坏必定成功，因为1924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的右翼孟什维克政策有布尔什维克全部权威的庇护，同时苏维埃政权又使用强大的镇压机器压制了左翼反对派的批评。 结果，自始至终以反对不断革命为旗帜的斯大林战略的实验完成了。既然主张中国共产党服从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马尔丁诺夫，那么这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马尔丁诺夫从1905年至1923年一直是孟什维克中批判不断革命论的主要批评家，从192?年起，他开始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队伍里执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有关本书的来龙去脉，第一章作了相当扼要的交代，在阿拉木图，我从容不迫地为这本反对不肖门徒们的理论论战著作作了准备。不断革命论在本书中当然要占很主要的地位。在工作过程中，我收到了拉狄克的一份手稿，手稿全部论述的是不断革命如何同列宁的战略路线相对立。拉狄克之所以要搞这种出其不意的突袭，其原因是他本人已牢牢地被绑在斯大林的中国政策上了：拉狄克同季诺维也夫一起，不仅在蒋介石政变之前，而且在政变以后都主张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为了给资产阶级奴役无产阶级寻找根据，拉狄克当然要指出同农民结盟的必要性，指出我“低估”了这种必要性。他紧跟在斯大林后面，用布尔什维克的语言为孟什维克政策辩护。拉狄克紧跟斯大林，又一次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公式，来掩盖中国无产阶级偏离了领导农民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独立斗争这样的事实。揭穿这种思想伪装后，拉狄克深感有必要证明，我之所以反对那种用列宁的话来妆点自己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因为不断革命论同列宁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本来应以律师身分为自己的堕落辩护的拉狄克，现在却以检察官的腔调来起诉不断革命。这个行动只不过是他走向投降的一座桥梁。对此我曾表示过怀疑，因为我有充分根据：拉狄克几年前还打算写一本小册子来为不断革命论辩护。但是我毕竟没有急于断言拉狄克已不可救药。我力求坦率而断然地答复他的论文，同时，找他没有截断他的退路。现在我照原貌刊印出我对拉狄克的答复。其中只增加了少量说明性文字及修辞上的改动。 拉狄克的论文没有花报刊上发表，我想，像它那种1928年时的写法是无法通过斯大林书报检查的筛子的。不过这篇文章今天对拉狄克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清晰地描绘了拉狄克的思想演变，这种演变很像一个从六层楼跳到马路上的人的“演变”。 本书的起因充分说明了，为什么拉狄克在本书中所占的地位也许比他有权要求的还重要。拉狄克没有想出任何一条新论据来反对不断革命论。他只是不肖门徒们的不肖门徒而已。因此，期望读者不要把拉狄克仅仅看作拉狄克，而是要把他看作是某家集体商行的代表，拉狄克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代价换取了商行次等成员的资格。拉狄克本人要是觉得对他的责难太多了些，那他可以自己想法把这些责难转送给更有份量的人。这是他们商行的内部事务，我这方面没有意见。 德国共产党的各个派别在争取权力或为权力奋斗时，都要用批评不断革命论的实际行动来显示自己有资格充任领导。但是所有这些作品（马斯洛夫、塔尔海默 [6] 等人）的水平是如此的可怜，从中甚至找不出一个论据可以用于论战。台尔曼之流、雷梅累之流以及现在任命的那些领袖对待这个问题的水平还要低。所有这些批评仅仅表明一点：他们甚至连问题的门径都没摸到。因此，找他只能把他们撇在……门外了。有兴趣了解马斯洛夫、塔尔海默等人的理论批评的人，在读了本书以后，可以再读读这些作者写的东西，以便确证一下他们的无知和不诚实。这可以说是我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的副产品吧。 列．托洛茨基1929年11月30日于普林基波 注释 [1] 收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三联书店1965年版 [2] 指列宁逝世──中译者注 [3] 指1925年4月苏联工会和英国工会组织的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争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反对资产阶级进攻和帝国主义战争危险。──中译者注 [4] 英国工会的中派领袖──中译者注 [5] 美国参议员，曾主张承认苏联，对苏进行贸易──中译者注 [6] 马斯洛夫和塔尔海默是当时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都曾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后来被共产国际开除。──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