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 第三章 亚历山大·勃洛克 勃洛克在俄国文学中的地位——勃洛克的象征主义中的前革命时期性质——何以“十二个”不是一首革命的诗——二元论——勃洛克与资产阶级。 勃洛克完全属于十月革命以前时期的文学。勃洛克的种种情感激动，不管是倾向于狂暴的神秘主义或倾向于革命，都不是从虚无的空间发生的，而是发生于旧俄文化的，亦即旧俄地主与知识分子的最浓厚的大气中。勃洛克的象征主义乃是这个直接的与可厌的环境的反映。象征是现实的一个概括化了的形象。勃洛克的抒情诗是浪漫的、象征的、神秘的、不定形的与非现实的。不过要有这种抒情诗，先得有具有一定形态与一定关系的很现实的生活。浪漫的象征主义只是对生活的一种游离，所说游离的意思，即等于说从生活的具体性，从它个别的特点以及从它一些固有名字中抽象出来；所以归根结蒂，象征主义乃是将生活加以变化与升华的一种方法。勃洛克那种灿烂的，风起云涌的与变幻莫定的抒情诗反映着一个特定的环境与时代，反映着它的生活状态、它的习俗、它的节奏；但若放在这个时代之外，这些诗便像悬空的云块了。这种抒情诗是不会存在到它的时代或其作者过去以后的。 勃洛克属于十月革命之前的文学。但当他写下了“十二个”以后，他却克服了这一点而进入了十月革命的范围。这便是为什么他将在俄国文学史上占一特殊地位的缘故。 我们不应该让缠绕在勃洛克记忆周围的，那些小诗妖与半诗精们掩蔽了勃洛克，那些虔信的蠢材们，直到今天还不能懂得勃洛克怎么能称马雅可夫斯基为大才，而对古米廖夫[120]公然打呵欠。勃洛克，这位“最纯粹的”抒情诗人，并不谈什么纯粹艺术，也不把诗置于生活之上。相反，他承认这个事实：“艺术，生活与政治是分割不开的。”在他给那写于一九一九年的“报复”所作的序文中，他说道：“我惯于把生活的各方面在某一时期接触到我眼睛的种种事实，放在一起，同时我确信，它们凑合到一起常能造成一个非常悦耳的和音。”这句话，比那自满的唯美主义，比一切什么艺术对社会生活独立的废话，要博大得多，有力得多，也深刻得多。 勃洛克认识知识分子的价值。他说：“我终归还是知识分子的血亲，但知识分子从来总是否定的。如果我不曾走到革命中去，那就更不值得走到战争中去。”勃洛克没有“走到过革命”，但他从革命中采取了精神路向。一九○五年革命的临近早已给勃洛克打开了到工厂去的门，而那时也是初次使他的艺术提高到抒情的云雾状态之上。第一次革命进入了他的灵魂，将他从个人主义的自满与神秘的恬静主义（Quietism）中拉开来。勃洛克觉得两次革命之间的反动时期是一种精神的空洞；那个时期的浑浑噩噩，他觉得是用蔓越橘汁来代替鲜血的马戏场。勃洛克写过“第一次革命以前几年中的真正神秘的曙光，”也写过“第一次革命之后的假神秘的后果。”（见“报复”。）第二次革命给了他以觉醒、运动、目的与意义的感觉。勃洛克不是革命的诗人。当勃洛克在前革命时期的生活和艺术的愚昧的断头巷里呻吟待毙之时，一手抓住了革命的车轮。题为“十二个”的那首诗——勃洛克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他唯一可以传世之作——正是此一接触的结果。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勃洛克的内心里一生都是混乱不安。他说这句话时候的方式是无定形的，这正好像他的人生哲学及其抒情诗，一般说来，都是无定形的一样。他感觉到混乱，那是因为他不能将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中，当最伟大事件的准备与后来的勃发均可见到的时代中，他却小心谨慎，徘徊却顾，缺少意志力量。勃洛克虽然经历了一切变化，却始终还是一个真正的颓废派——如果我们在广大的历史意义上来了解这个名称，即在颓废的个人主义与上升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对立意义中来了解这个名称，则勃洛克是适于这个称呼的。 勃洛克的烦躁的混乱状态，被吸引到神秘的与革命的两个主要方向。可是在任何一个方向中，这种混乱都没有彻底解消。他的宗教是既不清晰，又不稳固，不像他的抒情诗那样的气壮势盛。革命落到诗人的身上，像一阵事实的冰雹，像一场大事件的地崩，它否定了，甚至扫除了前革命时期的勃洛克，这个在呻吟与预感中消耗自己生命的勃洛克。革命将个人主义的柔和的，蚊子叫似的音调淹没在咆哮的，汹涌澎湃的毁灭音乐中了。人们在这里就得有所选择。当然，客厅诗人们可以不加选择，继续他们的吱吱唧唧，只要加添点生活困难的怨诉就够了。可是勃洛克，既被时代所卷走，又将时代翻译成他内心的语言，那就得选择，他用“十二个”的写作来作此选择。 这首诗无疑是勃洛克的最高成就。在底子里，它乃是为垂死的过去而发的一声绝望叫喊，不过这是在未来的希望中所响起的一声绝叫。可怕事件所组成的音乐感动了勃洛克。它彷佛在对他说：“以往你所写的一切都不对。新的人正在来临了。他们带来新的心灵。他们不需要这个。他们所取得的对旧世界的胜利，也意味着对你的胜利，对你的抒情诗的胜利，你的诗只喊出了旧世界在它死亡之前的痛苦。”勃洛克听到了这个声音，接受了它。因为它是如此地难于接受的；因为他对自己的革命信仰缺乏信心，他要寻求支持；又因为他要想使自己坚强与确信，他用了最极端的形象来表示了他对革命的接受，这样才可以焚毁他退却的桥梁。勃洛克甚至没有丝毫企图用糖衣掩饰革命变化。相反，他在革命的最丑陋的形式中，而且仅仅在最丑陋的形式中，例如妓女罢工啦，一个赤卫队谋杀了娼妓嘉脱卡啦，在资产阶级的一个家里抢劫啦——接受了革命，他说：我接受这个，并且他又挑衅地用基督的祝福使所有这些都圣洁化了，也许他甚至还企图在革命的支撑之下，挽救基督的艺术形象。 但是“十二个”到底不是一首革命的诗。它是转向了革命的个人主义艺术的天鹅之歌[121]。不过这首诗会存在下去的。勃洛克的蒙眬的抒情诗是属于过去的了，它们永不会回来，因为那样的时代不会再回来了，但“十二个”会继续存在下去，它那凄厉的风，它那些横额标语，倒毙在雪上的嘉脱卡，革命的步伐，以及像癞皮狗一样的旧世界，这些都会继续存在下去。 勃洛克写了“十二个”，写了“十二个”以后就再不出声，他不再听（革命的）音乐了：这个事实，由于勃洛克的性格，也由于他在一九一八年所领悟的那种非常特别的“音乐”。与整个过去作痉挛性的与悲怆的决裂，在诗人看来，这是一次最后的破裂。除了那些合他脾气的毁灭性的过程之外，能使勃洛克振作精神的只有靠革命大事件之继续发展，靠囊括世界的大震动的有力转进。可是历史的进程并不迁就受革命感动的那位浪漫派的心理需要。要在短暂的沙滩搁浅中仍能自持·那个人就得有不同的训练，得有不同的对革命的信心，得对革命起落的节奏要有充分了解，单单了解革命进潮中乱嘈嘈的音乐是不够的。勃洛克并不具有、也不能具有这一切条件。革命领袖们的心理与行为，对他都是陌生的。因此，他退归于己，写过“十二个”就不再出声了。至于那些在精神上和他一起生活过的人，那些聪明人与诗人，同样是永远“否定的”，却带着恶毒与仇恨背弃了他。他们不能原谅他的那句话：癞皮狗。他们不愿再跟勃洛克握手，视之为叛徒。只当他死了之后，他们才“跟他讲和”，并且企图指出说“十二个”并不包含什么意外的东西，说它不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而是原样的勃洛克作品，又说“十二个”中所有因素都植根于过去之中，布尔什维克别幻想勃洛克是他们的人吧。这种说法要想成立并不难，从勃洛克的其它各个作品中很易找集这种支持论据。“十二个”中充分发展了的节奏，头韵法，希腊诗式的向左舞曲调，都是勃洛克诗中一向有的。但人们还能在个人主义者勃洛克身上找到另外的节奏与情调的；就是这个同一的勃洛克，恰恰在一九一八年，在自己身上（在他自身中而决非在人行道上）发现了“十二个”中的破碎音乐。十月革命时的人行道正需要这种音乐呢。而别的人却从这条人行道逃到了国外，或者迁移到国内的岛上去了。这儿是事情的核心，也正是为了这一点，人们才不肯宽恕勃洛克的！ “一切被喂养的是如此地咆哮，
一切显要的肚子如此地热望装饱， 他们的槽儿给打翻了， 他们龌龊的厩栏就弄得一团糟。” （勃洛克：“被喂养的”。） 虽然如此，“十二个”仍不是一首革命的诗；因为，归根结蒂，作为一种自然元素的革命，（如果人们只愿意视之为自然元素的话），其意义并不在于那被驱入死巷中的个人主义之获得纵容。革命的内在意义存在于那首诗以外的某个地方。诗的本身，正如物理学上所指出的那种情形，是偏离中心的（Eccentric）。因此勃洛克要让他的诗戴上基督的皇冠。但基督无论如何不属于革命，只属于勃洛克的过去。 当爱亨瓦特（Eichenvald）对“十二个”表示出资产阶级的态度，公然与极其恶毒地说，勃洛克诗中人物的行为正是“同志们”的特征，这时他算是履行了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即诬蔑了革命。一个赤卫队杀死了妓女嘉脱卡，为了吃醋。这种事是可能的呢还是不可能？那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但若这名赤卫队员给逮住了，他是会被革命法庭判死刑的。革命应用了恐怖主义那把可怕的剑，严格地保证着只被当作国家权利才能应用。如果为了个人目的而应用恐怖，则革命便有必然毁灭之虞。早在一九一八年之初，革命就禁绝了无政府主义式的无法无天，我们进行了无情的与胜利的斗争，克服了游击战的瓦解手段。 “打开酒窖吧，“山古老们”[122]现在过节啦。”这种事也发生过的。但是恰恰为了这个原因，赤卫队和流氓们之间发生了怎样流血的冲突呀！“保持清醒”，写明在革命的旗帜之上。革命是禁欲主义的，特别是当它最紧张时期。因此，勃洛克不曾给我们描出革命的图画，他描绘的绝不是革命先锋队的工作，而是被革命附带引起的一些现象，其本质与革命相反。诗人彷佛是想说：即使在这里头他也感觉到了革命，他感到了它的威力，感到了心中可怕的骚动、觉醒、勇气、冒险，而且即使在这些可恶的、无意义与血淋淋的现象中，也反映出革命精神哩，这个精神据勃洛克想，即是狂暴的基督精神。 在评论勃洛克和“十二个”的所有文字中，最不堪的大概要数楚科夫斯基先生的作品了。他的那本论勃洛克的小书写得并不比别的书坏。他的作品都暴露出外表生动而思想上毫无条理，暴露出平铺直叙的风格，外省报章文字的节奏，以及琐碎的学究气味和惯爱在表面对立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化的倾向。而且楚科夫斯基经常还能发现任何人不曾见到过的东西。曾有人将“十二个”当作革命的诗，当作正是发生在十月间的那次革命的诗吗？上天不许的！楚科夫斯基会马上解释一切，又会将勃洛克跟“舆论”调和起来。“十二个”并不歌唱革命，它是不管革命不革命而歌唱俄罗斯的：“这里头有个顽固的民族主义在，它不为任何事物所困扰，要即令在丑恶——只要这丑恶就是俄罗斯——中看见神圣。”（见K·楚科夫斯基着：“一本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书”。）如此说来，勃洛克是不管革命不革命而接受了俄罗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是不管革命的丑恶而接受了俄罗斯。这彷佛就是他论断的理由；这看来是极其明确的。不过，同时，勃洛克却变做常常（！）是革命的诗人了，“不过不是属于目前正发生的革命，而是属于另一种，民族的与俄罗斯的革命……”这是从油锅跳进火里去了。这样一来，勃洛克在“十二个”中所歌唱的又不是不管革命不革命的俄罗斯，而是有一种革命，不是业已发生的那次革命，而是另一次，其确实地址是只有楚科夫斯基一人才充分知道的。下面便是那个有才气的家伙所说的话：“他所歌唱了的革命不是发生于他周围的那个革命，而是另一种的、真正的、光辉灿烂的革命。”但是我们刚刚听说过，勃洛克歌唱了丑恶，而非歌唱了一个燃烧中的灿烂火焰；我们刚刚听说过，他之所以歌唱这个丑恶，因为它是俄罗斯的，并非因为它是革命的。而现在我们可发现了：勃洛克根本不曾因那丑恶是俄罗斯的之故而与真正革命的丑恶讲和，他之所以欢欣鼓舞地歌唱一次革命，歌唱另一次，真正的与光辉灿烂的革命，只因那革命是反对既存的丑恶吧了。 凡卡用他阶级交给他用以保卫革命的那枝步枪，杀死了嘉脱卡。我们说，这是革命中偶然发生的事件，但非革命的事件。勃洛克在其诗中的意思是说：我也接受这个，因为在这里，我也听见了事件的动力与暴风雨的音乐。现在却来了诠诗者楚科夫斯基，将此事作了解释。凡卡谋杀嘉脱卡是革命的丑恶。勃洛克接受俄罗斯，甚至接受这个丑恶，因为它是俄罗斯的。但在同时，当勃洛克歌唱凡卡谋杀嘉脱卡与歌唱打家劫舍之时，他歌唱的是一次革命，但非目前丑恶的真实的俄国革命，而是另一次更加真实的光辉灿烂的革命。至于这个真正的与光辉灿烂的革命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楚科夫斯基很快就会告诉我们的。 但若勃洛克心中的革命指的是俄罗斯本身，是指原式原样的俄罗斯而言，那末诗中那位视革命为叛逆的“演说家”是什么意思？那个一旁走着的教士是什么意思？“旧世界像一只癞皮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邓尼金[123]，米留可夫，切尔诺夫与海外流亡者又是何所指？俄罗斯是裂成两半了。这是革命。勃洛克把这一半称作癞皮狗，对另一半则以他所拥有的福物，即他的诗歌与基督，来加以祝福。但楚科夫斯基却声明所有这一切都是误解。这是怎样的一种胡说八道，怎样的一种思想上的荒唐随便，怎样的一种精神上的荒芜，怎样的一种廉价的、卑劣的与可耻的信口开河呀！ 诚然，勃洛克不是我们的人，但他是向我们走来的。正是这样走来的时候他倒下去了。可是他那感情激动的结果却是我们这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品。他的诗，“十二个”，是会永远存在的。 [120] N. S. Gumilev（1886－1921），“诗人行会”的发起者，诗人，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个丈夫，因图谋推翻苏维埃政府，被枪决。 [121] 即临终之歌。 [122] Sansculottes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最革命群众，旧译“无裤党”或“短裤党”，均不见适切。因Sans华语“无”也，而Culotte则为法国贵族所穿的短裤，因此Sansculottes应译为不穿贵族短裤的人，兹为方便起见，改采音译。 [123] Gen. A. I. Denikin，内战中白军领袖之一，活跃于高加索，乌克兰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