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维特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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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维特内阁

　　10月17日，几个世纪以来，血债累累、万恶不赦的沙皇政府向工人群众的罢工抗议投降了。任何复辟的努力都无法从历史上抹去这一事实。沙皇专制主义的神圣皇冠上永远印着无产者靴子的印记。
　　在内外战争中，沙皇投降的预兆是维特伯爵。维特，在世袭贵族组成的上层官僚的包围下作为一个平头百姓（Плебей-parvenu）平步青云，像他的同僚们一样，不受任何一般思想、政治和道德原则的影响。维特比他们还更有优势——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平头百姓，他不受宫廷、贵族或马背传统的约束。这一事实帮助他发展成为了“理想类型”的官僚，不仅不受民族、宗教、良心和荣誉的影响，而且还不受等级偏见的影响。同样的事实使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需求更加敏感。在猎骑兵的世袭低能儿之伍中，他的政治天才就此显现。
　　维特伯爵的宪政生涯完全建立在革命之上。十年来，他一直是不受专制控制的簿记员和出纳员。他在1902年，被他的对手普列韦贬到了革命前的部长委员会主席这一无权职位。在普列韦被恐怖分子的炸弹“免职”后，维特在热心记者的帮助下以俄罗斯之救世主的身份自居，并非没有成功。人们曾意味深长地说，他支持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一切自由化道路。面对东方的失败，他敏锐地摇了摇头。在1月9日到来的前夕，他告诉惊恐万状的自由派：“你们也明白，权力不在我手上。”就这样，恐怖分子的袭击、日本人的胜利和革命事件为他扫清了道路。他，签署完了由世界证券交易所及其政治代理人支配的条约，从朴茨茅斯凯旋而归。^[1]任何人都可能认为，不是大山元帅，而是他维特在东亚大获全胜。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注意力都聚焦于这个天选之人。巴黎《晨报》（Matin）在其头版展示了一张吸墨纸——维特曾用它来涂抹他在朴茨茅斯的签名。自此，一切都引起了舆论界闲人的兴趣：他高大的身板，甚至还有他不成形的裤子和半塌的鼻子。他与威廉皇帝的会面进一步地给他作为最高级别政治家的光环增添了光彩。另一方面，他与移民司徒卢威的秘密会谈证明了他在驯服谋反自由派的成功。银行家们很兴奋：这是一个能确保利息能被按时支付的人。回到俄国后，维特踌躇满志，恢复了他无权无势的职位，并在其委员会中发表了自由主义的讲话，很明显，他在押宝“动乱”，称罢工铁路工人的代表团为“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力量。”他的算盘没有打错：十月罢工把他抬到了立宪俄国专制大臣的位置上。
　　在他纲领性的《上奏文》中，维特敲出了他最具自由主义的音符。该奏文试图超越宫廷奴才和国库官吏的观点，并达到了政治归纳的高度。奏文意识到，席卷全国的“动乱”并不仅仅是煽动教唆的结果，而是由于俄罗斯有思想的“公众”和其生活的外在形式之间的平衡收到了干扰。但是，我们如果暂时忘记了撰写奏文那一环境的平均脑力，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政治家”的纲领，那么就会因其思想上的苍白无力、形式上的懦弱逃避和语言上官吏式的不协调而震惊。公共自由的生命是以一种模糊不清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这种形式的模糊性是由其限制性解释的能量造成的。在鼓起勇气采取立宪改革的举措时，维特并没有念出“宪法”这个词。他希望落实它，而不引人注目，因为它仍然需要不想听到它名字的那些人的支持。但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段风平浪静的时期。他宣称，尽管逮捕、扣押和枪决仍在旧法的基础上进行，但今后将“本着”十月十七日宣言的“精神”来进行。他以其骗子般简单幼稚的头脑，希望革命能立即跪在他的自由主义面前，就像前一天专制主义在革命面前投降一样。他犯了个大错。
　　如果说维特的上台是十月罢工胜利的结果，或者说是其胜利的不彻底性造成的结果，那么同样的条件也使他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完全的无望境地。事实证明，革命的力量不足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从其自身的组织要素中建造一个新的。军队还是被同一个人掌握着。所有旧的被精挑细选以满足专制需求的行政人员，从省长到县警，仍然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同样，在新的法律颁布前，所有的旧法律也仍然是不可侵犯的。因此，专制制度作为一个物质事实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它甚至作为一个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因为“独裁者”（Самодержецъ）这个词并没有从沙皇的头衔上摘下来。不错，当局被命令按照十月十七日宣言的“精神”来实施专制制度的法律。但这就像告诉法斯塔夫^[2]要“本着”贞洁的精神过他的放荡生活一样。结果就是俄国的60个总督辖地的地方专制者们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要么跟在革命示威后面，向红旗敬礼；要么就模仿哈斯勒，坚持认为臣民应该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因为他们代表着神圣的皇上；要么允许社会民主党人领着部队去宣誓，要么就公开组织反革命的屠杀。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处于支配地位。不存在任何立法机构，甚至不知道何时、如何建立这种机构。
　　对议会是否会召开的疑虑增加了。在所有这些混乱中，维特伯爵一直在努力欺骗彼得宫城和革命，最成功的，也许还是欺骗他自己。他无休止地接见激进派和反动派的代表，对两者同样客气，在西方记者面前语无伦次地制定计划，每天写政府通令，含泪告诫高中生不要参加反政府示威，并提议学校所有班级（Класс）和社会所有阶级（Класс）打起精神，重新回到正确的工作岗位上——简而言之，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另一方面，官僚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也在忘我地工作。他们学会了重视“社会力量”的支持，在各地号召成立屠杀组织，并无视官方的官僚等级制度，将自己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机构，并在内阁中安插了自己人——杜尔诺沃。这个俄国官僚机构最肮脏的标本，这个连令人难忘的亚历山大三世本人都不得不提高嗓门喊道“扔走这个猪猡”赶走的窃国官员杜尔诺沃，又重新被从垃圾桶里捡了起来，以内务大臣的身份为“自由派”首相提供制衡。维特接受了这种合作——即使对他来说这样是一种耻辱——而且，目前，这种合作将他自己贬到了与官僚机构的实际做法分毫误差的虚伪，贬低了十月十七日宣言。在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厌烦的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书法字帖后，维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国社会缺乏基本的政治思想、道德力量和社会本能。他开始相信自己的破产，并预见到血腥的报复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报复政策是为新秩序的建立做的“准备”。但他不认为自己注定要执行这样的政策，认为自己缺乏“必要的能力”，并承诺将自己的位置让给另一个人。即便是在这件事上，他也做了个骗子。在整个12月和1月期间，他一直担任着无权无势的首相职位，受到所有人的鄙视；而杜尔诺沃，这个局势的主人，则卷起袖子加油干，继续担任反革命屠夫，完成自己血腥的工作。

^[1]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俄战争前，维特就反对和日本开战。——中译者注

^[2] 约翰·法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首次提到的艺术形象。他是一个嗜酒成性又好斗的士兵，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是非常自负的一个人，而在《亨利四世》的演绎里则显得有些忧郁。他的名字法斯塔夫已成了体型臃肿的牛皮大王和老饕的同义词。——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