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第十一章 “自由”的最初几天
在宣言发布那天，苏维埃就非常直截了当地表达对它的态度。无产阶级代表提出了下列要求：大赦、解除各级警察的职务、从城市撤军并建立人民民兵。在《消息报》的一篇头版文章中评论这一决定时，我们写道：“就这样，我们获得了一部宪法。我们获得了集会自由，但是集会被军队包围了。我们获得了言论自由，但审查制度依旧固若金汤。我们获得了学术自由，但大学却依旧被军队占领。我们人身不受侵犯了，但监狱里却挤满了囚犯。我们获得了维特，但特雷波夫还在位置上。我们获得了宪法，但专制制度依然存在。我们什么都有了，却什么都没得到。”他们想要岁月静好？那么他们就得不到岁月静好。“无产阶级制造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无产阶级不想要警察流氓特雷波夫，不想要自由派的经纪人维特；即不想要狼嘴，也不想要狐尾。他不想要宪法羊皮纸包裹着的鞭子。”苏维埃下定决心：继续总罢工！
工人群众出奇一致地执行了这项决议。工厂的烟囱停止了呼吸，见证了宪政幻觉未能在工人区扩散的事实。然而，尽管如此，10月18日之后，罢工失去了它的直接斗争性。它变成了一场巨型的不信任示威。但在首都之前参与斗争的各省，现在都已经复工了。莫斯科的罢工在10月19日结束。彼得堡苏维埃决定在10月[1]21日中午12时结束罢工。它是最后一个离场的，组织起了一场令人吃惊的展示，展示出了无产阶级的纪律：在同一时间使数十万工人回到了他们的车床前。
甚至在十月罢工结束之前，苏维埃就能够在一个星期内检验它的巨大影响力：在无数的群众要求下，它把自己处于群众的领导地位，并和他们一起在彼得堡的街道上游行。
18日下午4点，数十万群众聚集在喀山大教堂旁。口号是大赦。他们想向监狱前进，于是便要求领袖，并向工人代表开会的位置出发。下午六点，苏维埃选出了三名代表来领导示威游行。他们出现在二楼的窗台前，头上和胳膊上都系着白色的布带。人海的巨浪在下面汹涌澎湃。红色的旗帜在他们头上挥舞，就像革命的风帆一样。巨大的呼声欢迎了被选中的三人。苏维埃的全体成员都走下了楼，进入了人群中。“发言人！”几十只手臂向议长伸去；一瞬间，他的脚就搭在了某人的肩上。“大赦！向监狱！”革命的颂歌，呐喊……在喀山广场和亚历山大洛夫公园人头攒动：在这里，1月9日受害者的灵魂加入了游行队伍。群众唱起了《永恒的记忆》和《你们已光荣牺牲》（Вы жертвою пали）。波别多诺斯采夫的门前飘扬着红旗。口哨声与咒骂声响起。老秃鹫听到了吗？……让他毫无畏惧地看向窗外：这个时候没人会碰他。让他用那苍老而有罪的眼睛注视着革命人民——彼得堡街道的主人。前进，前进！
再过两三条街，人群就到了预审羁押所外。人们得到消息，说那里有军队在把守。示威的领导人决定出发去侦查。同时，一个来自工程师联盟的代表团（后来发现是自封的）宣布大赦令已经被签署了。所有的监禁场所都已经被军队占领了，而且，根据“联盟”得到的“可靠的消息”，如果人群接近监狱，那么特雷波夫就可以解放双手，因此，流血事件就不可避免了。经过短暂的协商，领导人驱散了人群。示威者承诺，如果法令没有公布，他们将会在苏维埃的召唤下再次聚集起来，向监狱进军……
争取大赦的斗争在全国各地展开。10月18日，在莫斯科，数千名人群迫使总督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他们的名单被交至罢工委员会的代表[2]，由他们来监督释放的执行。同一天，辛菲罗波尔的人群砸开了监狱大门，用马车送走了政治犯。在敖德萨和列威利，示威者的坚持致使囚犯被释放了。在巴库，释放囚犯的尝试导致了人群与军队的冲突，造成了3人死亡，18人受伤。在萨拉托夫，文达瓦，塔什干，波尔塔瓦，科夫诺……到处都有走向监狱的示威游行。“大赦！”——不仅是铺路石，就连彼得堡城市杜马也在回响着这一呼声。
“喏，上帝保佑！我祝贺你们，先生们！”维特放下电话，走向三个工人。这三个工人是苏维埃的代表。“沙皇已经签署了大赦令。”
“大赦是完全的还是部分的，伯爵？”
“大赦是以应有的慎重态度进行的，尽管如此，它还是足够广泛的。”
10月22日，政府终于公布了沙皇“关于释放在宣言发布前的国事犯”的法令。这是一份可悲的、吝啬的和唯利是图的文件，它对“仁慈”进行了分级，是由特雷波夫代表国家体制、维特代表了自由主义的那个政权的真正产物。
（1905年10月31日的集会，圣彼得堡帝国大学。）
但是有一类“国事犯”，是这项法令没有也不可能影响到的。他们就是那些受严刑拷打，被砍杀，受绞刑，被刺刀刺穿，被子弹射中而为人民的事业牺牲的人。在十月示威的期间，当革命群众在彼得堡血迹斑斑的广场上虔诚地纪念1月9日的牺牲者时，宪政时代的第一批受害者尚有余温的尸体已经躺在了警察的停尸房里。革命无法将生命还给自己新的殉难者；它决定在10月23日举行全民葬礼式示威。有人提议应该事先通知政府，并援引了一些先例：在一个案例中，应苏维埃代表的要求，维特伯爵安排释放了两名被捕的街头集会领袖；而在另一个案例中，他命令开放国有的波罗的海工厂——这座工厂因十月罢工关闭。尽管社会民主党的官方代表作出了警告，苏维埃还是决定派出一个特别代表团通知维特伯爵：苏维埃将承担示威期间维持秩序的责任，并要求军队和警察撤离。
维特伯爵很忙，而他刚刚才拒绝接待两位将军，但是却毫无怨言地接待了苏维埃的代表团。游行？他个人一点也不反对：“这样的游行在西方是允许的。”但是，这件事并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苏维埃应该向德米特里·费多尔维奇·特雷波夫交涉，因为城市在他的护卫之下。
“我们不能向特雷波夫交涉：我们没有被授权这样做。”
“真遗憾。你们本来可以自己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人们说的那种衣冠禽兽。”
“那出名的‘不留子弹’的命令怎么说呢，伯爵？”
“哦，那只是一句气话……”
维特给特雷波夫打了通电话，恭敬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最好不流血”，并等待决定。特雷波夫傲慢地把他打发到了市行政长官那里去。伯爵匆匆忙忙地给后者写了几句话，然后把信交给了代表团。
“我们会接受你的信，伯爵，但是我们保留行动的自由。我们不确定会不会需要用到它。”
“当然了，当然了。我完全不反对这点。”[3]
这就是十月生活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维特伯爵向革命工人祝贺了大赦令的签署。维特伯爵希望一切都能“像欧洲一样”不流血。他不确定是否能成功赶走特雷波夫，顺便，再试试把无产阶级和特雷波夫调和起来。他——政权的最高代表，通过工人代表团作为中间人，乞求市行政长官，使宪法置于其保护之下。“怯弱，诡计，愚蠢”——这就是立宪内阁的座右铭。
可是，特雷波夫照直走。他宣称，“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当一部分人准备拿起武器进行反对另一部分人的举动时，为了示威者自己的利益，任何的政治示威都不能被允许”，并邀请示威的组织者“断了自己的念头……因为警政当局可能会被迫采取严厉的措施，可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些言论就像划过的马刀或者步枪的射击那样尖锐而清晰。通过警察局武装城市恶棍，放他们去对示威者放肆，制造混乱，然后利用这群架的场面，命令警察和军队进行干预，像龙卷风一样席卷整座城市，留下遍地鲜血、满目疮痍和咬牙切齿的痛恨。这就是那个被加冕的低能儿托付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警察恶棍雷打不动的纲领。在那一刻，当局的天平开始摇摆起来。是维特，还是特雷波夫？是扩大宪政试验，还是将其淹没在血泊之中？在新政策的蜜月期，几十个城市将成为血腥事件的舞台，而引线则在特雷波夫的手上。但是门德尔松和罗斯柴尔德是支持宪法的：证券交易所的法则，就像摩西的律法一样，禁止食用新鲜血液。维特的力量就在这里。特雷波夫的官方地位开始动摇，而彼得堡是他的最后赌注。
这是一个责任重大、意义深远的时刻。代表苏维埃没有兴趣，也不希望支持维特——只要几天它就会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但它更不愿意支持特雷波夫。选择上街，等于是加入了他的计划。当然，政治形势并不仅限于证券交易所和警察刑讯室。超越维特和特雷波夫的计划，是有可能的。还可以有意识地迎合冲突，以便拜托他们两个。这就是苏维埃政策的总方向：睁着眼睛走向不可回避的冲突。不过，它也并没有觉得自己应该加快冲突的到来。越晚越好。在十月罢工的极度紧张状态已经开始松懈并屈服于心理上的暂时满足和暂时疲劳时，如果把决定性的斗争安排在与追悼式示威同时进行，那么就意味着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笔者（有必要提及这一事实，因为事后他经常因此而受到严厉的指责）提出了取消葬礼性示威的提案。在10月22日凌晨一点多的苏维埃紧急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辩论，这一提案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了通过。以下是其文本：
“工人代表苏维埃打算在10月23日星期日为当局恶棍的受害者举行隆重的葬礼。但是彼得堡工人的和平意图使垂死制度的所有血债累累的代表人物都站了起来。特雷波夫将军是踩在1月9日的尸体上获得晋升的，在革命面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今天，他向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抛出了最后的挑战书。特雷波夫在他的声明中无理地暗示，他打算用警察武装的‘黑色百人团’来对付和平的游行，然后在安抚的幌子下，再度让彼得堡的街道充满血腥。鉴于这一恶毒阴险的计划，代表苏维埃指出：彼得堡无产阶级将不会在特雷波夫选定的日子里，而是在无产阶级本身足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有利时机，向沙皇政府发起最后的斗争。为此，代表苏维埃决定：用各处庄严的、向牺牲者致敬的集会来代替总的葬礼活动，以此记住我们死去的斗士们——他们用他们的死亡，嘱咐我们千百倍地努力进行自我武装的事业，并以此尽早将特雷波夫和整个警察匪帮扔进君主制残余的垃圾桶。”
[1] 原文为11月，应该为笔误。——中译者注
[2] 这一委员会后来很快就成为了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原注
[3] 《在维特伯爵那里》是代表团成员兹里德涅夫在1906年的集体著作《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史》中写的一篇纪实文章。执行委员会在听了代表团的报告后，决定“指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把信退回给大臣委员会的代表。”——原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