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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十月十八日
10月18日令人摸不着头脑。彼得堡的大街上人群摩肩接踵，乱糟糟地走来走去。人们被赋予了宪法。接下来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在那动荡的几天里，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借宿，这个朋友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1]。18日早晨，他手上拿着《政府公报》来找我。他充满智慧气息的脸上露出了真诚快乐的笑容，与他那习惯性的怀疑主义格格不入。
“宪法宣言出来了！”
“这不可能！”
“请读一下来听听。”
我们开始朗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面对“动乱”时慈父式的悲哀，然后是对“人民的悲哀就是我们的悲哀”的担保言论，最后，以对一切自由、杜马立法权和扩大选举法的坚决承诺而结束。
我们默默地交换了眼神。用言语是很难表达宣言引起的矛盾思想和情感的。集会自由，人身不受侵犯，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管……当然，这些只是说说而已。但这不是自由派决议中的文字，而是沙皇宣言中的文字。尼古拉·罗曼诺夫，大屠杀制造者捷列马克·特雷波夫的“尊贵”庇护人——竟就是这些文字的作者！而这一奇迹是由总罢工创造出来的。十一年前，当自由派呈交一份卑微的请愿书，希望在专制君主与人民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时，加冕的容克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扯起他们的耳朵，对这种“无意义的梦想”嗤之以鼻。这就是他的原话！而现在他垂手而立，站在罢工的无产阶级面前。
“你怎么看？”我询问了我朋友的意见。
“他们害怕了，蠢货们！”这是我得到的回答。
那是在我们自己的同类之中一句经典的短语。我们接着读了维特的上奏文，上面印着沙皇的按语：“原则上准了。”
“您说得对，”我说道，“蠢货们的确害怕了。”
五分钟后，我出了趟门。我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学生，气喘吁吁，手里拿着帽子。他是党的一个同志[2]，认出了我。
“昨晚部队在技术学院开火了……说是有人从里面向他们扔了炸弹……显然是个挑衅……就在刚才，一支巡逻队用军刀驱散了在泛巴尔干大街举行的小型会议。发言人塔尔列[3]教授被军刀砍成重伤，人们说他已经死了……
“这样啊，一个不坏的开始。”
“人群到处游荡，在等着发言者呢。我正在去参加党的鼓动者会议的路上。您怎么看，我们应该谈些什么？大赦在现在是主要话题吗？”
“即使没有我们，也会有人关于大赦说上两句的。请您要求军队从彼得堡撤出。方圆25俄里内不能有一个士兵。”
这位学生继续跑，在空中挥舞着帽子。一支骑兵巡逻队从街上经过。特雷波夫还在马鞍上。学院的枪击事件是他对这份宣言的评论。这个好伙计不失时机地摧毁了人们可能会产生的任何立宪幻想。
我经过了技术学院，那里的门仍然是锁着的，由士兵看守着。特雷波夫“不留子弹”的旧承诺仍然挂在墙上。有人在旁边贴上了沙皇的宣言。一小群人挤在人行道上。
“到大学去！那里会有演讲。”有人如此说道。
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在沉默中快速行走。人群每分每秒都在增加。没有喜悦之情，而是不确定感和不安感……倒是没有看到更多的巡逻队。孤立的警士胆怯地避开人群。街上挂着三色旗。
“啊哈，恶棍夹着尾巴逃走了……”人群中的一个工人大声说道。
这句话引起了同感的笑声。人们的情绪明显高涨了。一个男孩从大门上抢过一面三色旗和旗杆，撕下白蓝条纹，将“国旗”的红色部分高高举起。数十人以他为榜样。几分钟后，人群已经成为了红旗的海洋。白色和蓝色的条布碎片到处都是，人群用脚践踏着它们……我们穿过了一座桥，来到了瓦西里岛。码头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无数的群众不耐烦地涌入其中。每个人都试图挤到演讲者要发言的阳台上。大学的窗户和尖顶上到处点缀着红色的旗帜。我好不容易才挤进了建筑物里。我的发言顺序排到了不记得是第三名还是第四名。我站到阳台上，眼前浮现了非常特别的景象。街道上人山人海。学生们的蓝帽和红旗点缀了十几万人群。现场一片寂静，每个人都想聆听这场演说。
“公民们！在我们向统治匪帮的胸口上打了一记重拳后，我们获得了自由的承诺。我们获得了选举权和立法权的承诺。这是谁承诺的？是尼古拉二世。出于良心发现？还是抱着一颗洁白无暇的心？我们都没法替他下结论。他的统治是从祝贺其辉煌的法纳哥里团的士兵谋杀了雅罗斯拉夫工人开始的——踩着一具又一具尸体，他来到了1月9日那个血腥的星期日。我们正是迫使了这位在王座上不知疲倦的刽子手给我们以自由的承诺。多么伟大的胜利啊！但是不要急着庆祝胜利，因为胜利还没有完成。难道支付的承诺和真金白银是一回事吗？难道自由的承诺和自由本身是一回事吗？如果你们当中有谁相信沙皇的承诺，就请大声说出来——我们很乐意见到这位奇人。看看周围，公民们：难道今天和昨天相比有了什么变化吗？难道监狱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吗？难道彼得保罗要塞已经不再主宰这个城市了？难道你们没听见从它那可恶的墙后面传来的埋怨声与痛骂声吗？难道我们的兄弟们已经从偏远的西伯利亚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大赦！大赦！大赦！”下面的人群喊道。
“……如果政府是真诚地决定与人民和解，那么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大赦。但是，公民们，难道，只有大赦——就没了？今天他们可以放走几百名政治斗士，第二天他们就能把另外上千名抓起来。难道在关于自由的宣言边上，贴着的不是‘不惜子弹’的命令吗？难道昨天晚上他们没有在技术学院开枪吗？难道今天早上他们没有对和平聆听演讲的人使用了刺刀？难道刽子手特雷波夫已经不是彼得堡的主人了吗？”
“打倒特雷波夫！”传来了回应的喊声。
“……打倒特雷波夫！但难道只有他一个吗？难道官僚机构的后备军里就没有人可以把他换下来了吗？特雷波夫倚仗着军队的，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沾满1月9日鲜血的禁卫军是他的靠山和力量。他下令对你们不留活口，不留子弹[4]。我们不能，不想也不应该生活在枪口之下。公民们！我们要求：军队滚出彼得堡！在首都25俄里的范围内不应该留下任何一个士兵。自由的公民将自己来维持治安（порядок）。人民将把每个人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打倒（Долой）军队，把他们赶出出彼得堡！”
“……公民们！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必须手持利剑，为自己的自由站岗。至于沙皇的宣言——请看吧，不过就是一张废纸罢了。你们看，它在我的手里变成了一团废纸。今天他们能把它发布出去，明天他们就会把它拿走，把它撕成碎片，就像我现在在你们面前撕毁了这张‘纸面的自由’一样！……”
还有其他两三个发言者发言了。他们最后都呼吁下午4点在涅瓦大街集合，并从那里向监狱游行，要求大赦。
[1] 亚·亚·李肯斯，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院的一名高级医生。——原注
〔中译者补注1〕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李肯斯（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иткенс，1863年3月26日—1941年7月5日），苏联治疗师、双语学家。1905年起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基炮兵学校担任医生，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伏罗希洛夫的私人医生。1922年起在红场开办私人诊所。1929年开办医院便于理疗。1938年被授予红星勋章。1940—1941年任国防人民委员会医院副院长。1941年在莫斯科逝世。
[2] А.А.李肯斯，上述医生的小儿子，青年布尔什维克，在受到大惊吓的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原注
[3] 叶夫根尼·维克多罗维奇·塔尔列（Евген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Тарле，1874年11月8日—1955年1月5日），苏联历史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度支持合法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进入彼得堡大学任教。1905年革命期间曾被宪兵殴打致重伤。1909—1910年期间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工作。二月革命后进入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工作，参与调查沙皇政权罪行。1918年以后相继在彼得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任教。1927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因被指控为“工业党”成员而被捕，并开除出苏联科学院。1931年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1937年平反，并恢复苏联科学院院士身份。卫国战争时期前往喀山国立大学任教。1955年在莫斯科逝世。
[4] 原文直译为“他命令不要留下一颗用于射向你们胸膛和头颅的子弹”。——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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