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二国际 -> 〔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第二章 机会主义的堕落（1904—1914年）
第一节 转折点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德国党内群众罢工的争论
1904-1907年
列宁于1913年8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风暴和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自由资产阶级在首次独立出现的无产阶级面前惊慌失措，而在反动派面前卑躬屈膝。这时形成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些政党联合在第一国际中。第二个时期（1872-1904），这一时期和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尚未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正在形成，它们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这时工会、合作社等等也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聚集群众和准备未来战斗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在工人运动内部，迫使它的敌人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形式出现了。第三个时期以1905年俄国革命为开端，这大革命在亚洲引起了一系列的革命。“和平”时期已经过去，到处渐渐成熟着巨大的危机。在无产阶级聚集力量时期以后，开始了实现它的目的的时期。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曾“承认”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但是对它的警戒要超过对它的推荐。可是日益觉醒的俄国无产阶级对官僚主义的组织崇拜者的聪明警告置之不理，这些崇拜者认为百分之百的组织起来是进行群众罢工的前提。当沙皇专制制度由于在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而发生动摇的时候，当对血腥暴力和卑劣的腐化的制度的愤怒情绪弥漫在群众当中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便起来领导群众运动。一个强大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浪潮震撼了统治阶级的权力，第一个苏维埃产生在最重要的工业中心，1905年12月莫斯科的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莫斯科的工人在街垒战斗中反对优势的沙皇部队的斗争进行了九天之久。革命被镇压了；被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吓得惊慌失措的自由资产阶级，被沙皇制度以一个虚伪的宪法收买了去。无产阶级不得不在最粗暴的迫害下重新集结它的队伍，并且准备力量进行一场新的决战。
俄国的革命在欧洲的工人群众和亚洲的被压迫人民中间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1905年10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讨论了为争取普选权而进行的斗争。大会期间传来了俄国总罢工的消息，这次总罢工迫使沙皇第一次允许颁布一部宪法，消息引起了巨大的欢呼和巨大的斗争热情。代表们决定中止代表大会，回家去立刻做进行群众罢工的一切准备。在同一天晚上，成千的工人在议会和王宫面前举行巨大的示威游行。帝国其他部分的工业城市也跟着发动起来了。各处出现强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部分地区与军队发生冲突。1905年11月28日在奥地利的一切工业区都停止工作。工人在街道上结成有秩序的队伍，为普选权而举行示威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内阁总理高奇宣布要把一项选举法案提到众议院去。但是，讨论被拖延了整整一年之久。社会民主党以群众罢工的新威胁才推进了议会的工作，于1907年1月制定普选法。在1907年5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到了一百万张以上的选票，它的议员人数从11名增加到87名。
在德国，1903年选举胜利后提出的关于策略的讨论，由于俄国革命而得到了一种新的推动。1903年的选举胜利，正像倍倍尔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正确预见到的那样，引起了被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吓破胆的资产阶级实行一种紧密的反动联合。在政府中考虑废除普选权，在帝国里恶化地方自治团体的选举制。统治阶级不去废除普鲁士中世纪时代的三级选举制，却打算在其他各邦也形成更反动的选举制。
当党的左翼——直到1905年为止倍倍尔领导下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左翼一道——从这种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得出运用更尖锐的斗争方法的必要性，而机会主义者，特别是机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只看到各组织有被伟大的斗争所动摇的危险。事实表明，用老的政治斗争的方法，就是主要地通过议会活动，对工人做出任何的改善是愈来愈困难了。恰恰是在这一事实的影响下，在工会内部滋长着纯工会的观点，工联主义的观点以及敌视革命阶级斗争的观点。在1905年5月举行的科伦工会代表大会上，这种情况表现得很清楚。在对政治性群众罢工应表示态度的党代表大会开会的前半年，工会领袖接受了贝默尔堡提案，在这项提案里，不仅反对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而且甚至于反对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讨论。决议的最重要部分这样说道：
“代表大会……排斥通过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来规定一种具体的策略的各种企图；它劝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强硬地反对这样的企图。
代表大会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在经济斗争领域内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们所主张的总罢工是不值得讨论的。大会向工人阶级提出警告，不要因为接受和散布这种见解而疏忽了日常工作。”
当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群众在俄国革命的强烈影响之下渴望前进时，而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却施加他们的影响，不让党前进一步。这就是1905年9月耶拿党代表大会必须对之表示态度的形势。
倍倍尔在他的关于群众罢工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正像他于1903年在德累斯顿曾经提出的问题一样。选举胜利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迫使党去寻找新的斗争方法。人们在国会里必须照旧做为反对党来进行工作，但是，不可能对政府实施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你们要有这样的影响，那么，请把你们的纲领装在口袋里，放弃你们的原则立场，只关心纯粹实际的事情，这样，我们将作为同盟者被人热情地欢迎。”
他说，但是，因为党不走这条道路，而是在德累斯顿向所有敌人宣布开火，人们反过来就看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在各方面受到更尖锐的攻击。倍倍尔提到一系列大规模的雇主排斥工人的情况，并说道：
“如果矛盾尖锐化，这只有好处，因为，由此将开创一个明朗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再没有讨论、再没有掩饰、再没有妥协。”
到目前为止倍倍尔绝对正确的看到了这个发展，但是在决定性的时刻，他的态度是动摇和混乱的。假使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的推进只能导致反动势力的更紧密的勾结，那么，通过资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获得议会中的成就就愈来愈不可能了。假使工会看到了它面对着的是愈来愈强大的资本组织，假使人们考虑到选举权的剥夺和预见到威廉皇帝的国家也会用它的武装力量来镇压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群众示威游行，那么，工人政党必须看到愈来愈尖锐的政权斗争的确定的前途，同时，必须从用各种方式为政权而斗争的观点出发指导党的一切活动。这绝没有排除系统的组织和鼓动工作、工会和议会的活动，但是要求勇敢和果断地运用更尖锐的斗争武器：群众示威游行和群众罢工，如果条件成熟的话，也不害怕采取武装斗争反对阶级敌人的权力。但是，倍倍尔怎样说呢？
“如果人们说，社会民主党人是为引起革命而工作，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这我们完全没有想起过。制造工人首先受害的灾难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
确实，他又补充说：统治阶级由于缺乏明智而造成灾难，可是，他竟然强调指出：“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取决于我们。”
这样，倍倍尔反对科伦工会决议，把群众罢工看做是一种和平的斗争手段，而且是一种带有防御性质的斗争手段，并为这种手段辩护，号召人们主要是在击退对于工人阶级权利的进攻时使用它。
“一个党如果被检察官和刑法吓倒，不敢去保卫人权和公民权，那才是可怜的党呢！”
倍倍尔转而反对海涅，海涅曾经引刑法条文指出人们进行这样的群众罢工就要和国家权力冲突。他提到完全是和平地进行的大规模的矿工罢工。但是，他最后说：
“归根到底还有不再允许允许损害的时刻……是的，工人阶级若是容忍别人把他们当做不敢向他们的压迫者对抗的懦夫对待，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可鄙的、可怜的。请看俄国，请看六月战斗，请看公社！为了保卫你们的最高的人权，你们不顾以殉道者的精神饥饿两个星期吗？如果你们不相信德国工人这样做，就是不认识他们！当我提议，把‘合法'这两个字从我们纲领中取消的时候，海涅于1880年在武登该说些什么呢？这当时是一致同意，并且没有争论就被决定了。（海涅说：对呀！）如果我们再一次这样做，那么我们也会是对的。”
倍倍尔尽管对俄国革命表示同情，但仍强调指出：那里情况是“如此反常”，以致人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榜样。罗莎·卢森堡从根本不同的原则提出问题：
“如果人们把迄今为止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问题的演说都听过了的话，那么我们可真要想一想并问道：事实上，我们是生活在光荣的俄国革命的年代还是生活在这一事件以前的十年呢？……施米特说道，为什么我们突然要放弃旧的可靠的策略以迎合总罢工？为什么我们突然要作这种政治自杀？真的，罗伯特·施米特难道没有看到，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到的
进化变成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看到了俄国革命，如果我们不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就是蠢人。这时海涅出来质问倍倍尔，您是否也想到，总罢工的时候不只是有组织的力量，而且那些没有组织的群众也要冒出来的，您对这些群众有控制力量吗？从这一句括表现出了海涅的全部资产阶级观点，这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一种侮辱。迄今为止的革命，尤其是1848年的革命证明：在革命状况中
不应该约束群众，应该约束的倒是议会提倡者，以便他们不致叛变群众和革命。”
[1]
“……毕竟，我们从历史上看到一切革命都是用人民的血来争得的。根本的区别是：
至今人民的血是为统治阶级而流的，现在有可能说他们流血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阶级，这时，便出现了小心翼翼的、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说道：不，这种血对我们来说是太贵重了。”
[2]
“诚然，我们现在必须估计到，统治的势力自己并不尊重法律。
那么，像以前一样我仍坚持，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束在资产阶级合法性的罗网里。资产阶级合法性最终无非是表现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权力的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我认为我们必须预料到，资产阶级随时都可以取下反对我们的合法性斗争的假面具，而用野蛮的暴力和我们战斗，并且，我认为：要以毒攻毒。
如果反动派用俄文对我们说话，那么，无产阶级也用俄文回答他们。”
[3]
“我们一向宣称，
对我们来说，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在合法的基础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完善的军事权力工具的情况之下，与军国主义的决斗是没有希望的。这种革命主义的衰退就表现在，人们放弃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的内部瓦解的信仰，放弃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可避免的自杀的信仰，换句话说，即放弃了突变论。人们找出旧的革命主义作为代替品，并且拒绝变更几十年以来党始终追随的道路。卢森堡同志重复地提到俄国革命，（呼喊声：让她到那边去！）俄国革命教育了我们许多事情，但是，恰恰和罗莎·卢森堡所要说服我们的相反，俄国革命教导我们的主要是，人们
绝不能把俄国革命与我们德国的条件相比较。
[4]在那里可能是正确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可能是完全荒谬的，从俄国的条件中得出对于我们的必要的策略的结论，这是极大的错误。”
“如果
总罢工（或者随你们称它什么）发生了的话，这对我来说意味着
革命的开始。群众只要走上街头，那就不会再‘走回来’，这就是：不屈即折。于是，人们在党内寻求新的斗争手段，因为人们错误地抛弃了武力抵抗的思想。我从来没有过这种观点：旧的意义上的革命今天不再可能了。我确信，当我们的力量成长到我们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危险的时候，那么，资产阶级将孤注一掷。于是它将在我们面前操起刺刀。但是，当这样的时刻来到时，刺刀会失效，资产阶级所拥有的权力工具也会失效，（喊声：正是这个问题！）我们人民的大多数不曾当过士兵吗？他们不知道使用步枪吗？因此，我说道：如果一旦出现了群众行动，那么我们确实是面临一次革命，于是不再会‘走回来'……在某种关系之下，我以为政治性
群众罢工的思想的宣传是
危险的。假使您没有得出群众罢工是革命开始这个必要结论，那么，您就会过高要求工人阶级做什么事，这种事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求工人阶级去做的。假使工人们被做打了而没有实行抵抗，那么您就不能要求他们会走上街头，因为一伙群众到了街头，就会被袭击，我不要求他们去忍受这种行动。我们必须把工人教育到这种程度：他们具有足够的自觉和自尊心，以便使他们
不受殴打，并于他们受到袭击时，他们能够回击。”
[5]
倍倍尔在他的总结演说里，主要又侧重在否认总罢工和革命之间的联系。可是他说道。
“如果没有我们协助而演成这事（指流血——作者）的活，那么我要声明，在事情真正发生的那一天，你们不会在后卫中找到我，而是在前卫中找到我，正像我一生之中永远都站在前列一样。”
可是虽然如此，倍倍尔认为有必要一方面尽管赞扬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演说，同时必须强调恩格斯一再宣称他不再同意《共产党宣言》里所推荐的手段。他又提到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序言，这个序言由于被党的执行委员会所窜改，成了反对街垒战的论战。
在这种讨论的基础上，在贝默尔堡投案权票，右翼十四位代表投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在说明了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和危在目前的劫夺选举权的活动的尖锐化之后就道。
“特别是遇到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或者对集会结社权受到攻击时，全体工人阶级的义务就是运用各种适宜的手段强有力地去进行抵抗。
为了防止对工人阶级犯下这种政治罪行，或者为了夺取对工人阶级的解放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党代表大会在现实情况下认为广泛运用群众停工是重要的斗争手段之一。”
与科伦工会决议相反，这个决议认为党员有义务为群众罢工进行广泛的群众性鼓动。人们如果顾意实现这个决议，人们就必须摧毁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反抗。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对这一点毫无怀疑：即这个决定是直接反对科伦的决定的。
由此人们可以理解，当1906年8月革命工人在一个从中央工会分裂出来的地方工会的机关报上，看到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总委员会在1906年2月秘密举行会议，并且把耶拿的群众罢工决议暗中埋葬了的报道时，是如何的震惊和愤怒。根据这项通报，倍倍尔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同意了一系列的论点，在这些论点中，第一个论点是这样说的：
“党的执行委员会无意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而是力图尽可能地阻止这类群众性罢工。”
1906年9月，在曼海姆党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激烈地争论这项通报的真实性。他宣称：假如他赞同这样一项决定的括，那么这就是背叛党，这样，他不仅值得从党的执行委员会中被排斥出去，而且也值得被排斥出党去。但是，这种激烈的言语并没有改变这种事实：二月会议意味着党的执行委员会完全投降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意味着埋葬了群众性政治罢工，意味着党的执行委员会转变到改良主义的道路上去的开端。倍倍尔是这样来解释与总委员会的协定的：他只是在目前状况下才拒绝群众罢工的，因为组织的情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组织群众罢工的地步。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他制定了一项列金式的修正案，其中认为在耶拿和科伦的决议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在曼海姆通过的决议事实上包含着形式上认可耶拿决定，但是同时确认工会的科伦决定与这个决定井不矛盾，并且有一段意味着党从属于工会的措辞：
“当党的执行委员会一旦承认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必要性时，它必须与工会总委员会实行联合，并且为了有效的贯彻行动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对策。”
这项决议案在极右派投5票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了，在此之前，包含在列金—倍倍尔补充提案内的对科伦决议的赞同，在左派投62反对票的情况下被通过了。
由于考茨基的建议，党和工会间关系的原则问题被提出讨论，在这项建议里说道：
“为了保证党和工会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工会由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所掌握是必要的；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高的和最广泛的形式。“而且”那些没有充满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无产阶级组织、无产阶级运动就不可能圆满地胜任它的任务。”
虽然没有一个代表反驳这种完全正确的对革命政党与群众组组织关系的描述，但是，当倍倍尔把采纳这样的一种公式当做“不合时宜”时，考茨基认为有必要撤回这个建议。
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显示出，倍倍尔已经渡过了他的事业的极盛时期。他不再能够领会新时代的新任务。他不仅一般地反对在当时状况下使用群众罢工的办法，他也反对街头示威，因为街头示威必然导致一场流血惨案，他反对在德国政府干涉俄国革命的情况下实行群众罢工的“幼稚”思想。
“在这样一种战争爆发的时候，从第一天起，在德国就要出动五百万武装士兵，其中几十万人是党员。整个民族武装起来了！可怕的贫困、普遍的失业、饥饿、工厂的停工、纸币的贬值一人们认为在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时候能够上演一场群众罢工吗？假若党的领导是如此昏庸，在这样的日子里去上演群众罢工，那么立刻随着动员之举便会宣布全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于是，这不再决定于民法，而是决定于军法。”
针对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的攻击，他确实企图在他的总发言中改正这种值得愤懑的态度。他完全不相信有干涉俄国的可能。
“假使干涉竟然成为事实的括，很明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依靠它的国际的关系和它的国际的团结，以及为了给一个民族有可能为争取从专制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而斗争，要竭尽全力去挫败德国政府的这类计划。这对其他欧洲战争也同样有效。在这种场合，我们当然不会以欢呼！万岁！去参加战争，而是力图实现为了和平的文化使命。”
列金作为副报告员代表着工会委员会的立场反对倍倍尔，他很懂得去利用倍倍尔的弱点。他说：总罢工必须或者使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瘫痪，但是这一方面缺乏可能性，因为群众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或者总罢工必须作为群众示威游行对资产阶级施加影响，那时，人们不能够像倍倍尔所希望的那样，为了避免流血而放弃走上街头。像在耶拿那样，他自己宣称他赞成作为革命的斗争手段的政治性群众罢工，但是他有保留条件，即虽然德国革命的时期会来临，但是目前还没有到来。
“当革命的决定性的时刻来临时，如果保守的人们占居领导地位，那么群众将抛开领导人而自行决定。”
倍倍尔同样说道：
“你们认为群众罢工能够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来制造的吗？不，
党的执行委员会必须由群众来推动。”
把党的作用不是理解为先锋，而是理解为群众的尾巴，罗莎对于这种意见下过这样的部论，即是：
“假使有人认为总罢工的命运是取决于总委员会和党的执行委员会的秘密的决定，这是对总罢工的幼稚的见解。”
自从倍倍尔和党的执行委员会转向右翼以后，事实上，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已经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变成为它的障碍。不顾1904年普鲁士邦党代表大会的放弃街头示威的决议，在1905年和1906年普鲁士、汉堡及萨克森会举行强大的选举权示威游行。虽然实行残酷的警察措施，虽然有阶级审判的苛酷的判决，虽然群众当中有强大的义愤，党的领导却一点都不打算去进行政治性群众罢工，而是为了忠实于同工会领导人作出的协定而去反对这些要求。倍倍尔自己不得不承认，他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以后没在群众集会上谈到过拥护群众罢工。
在曼海姆党代表大会上，罗莎·卢森堡会经说道，整个工人运动在几十年内将要从俄国革命的巨大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考茨基在1908年1月的《前进报》上写道，莫斯科的街垒战斗会迫使党订正它的策略。不是街垒战斗的时期已经过去（正像人们多年来根据被窜改的恩格斯的序言所说的那样），而是旧的街垒策略的时期已超过去。绝大多数的党和工会领袖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和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当中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在与阶级敌人进行决定性的冲突面前退却，避免像俄国所已进行的那种牺牲众多的斗争，适应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把运动限制在议会的和工会的斗争方法上。
从这时起，在德国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地划分为三个派别：右派、公开的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派别，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都遭到驳斥，可是在实际上它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罗莎·卢森堡、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考茨基以后越来越转变成中派，在战前年代是这一派的理论领袖）领导下的左翼激进派；在倍倍尔领导下形成的中派，中派保持着旧的革命者的辞合，然而实际上却越来越靠近修正主义。
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做了短期的客串之后，就转变成孟什维克了，他在1905年12月莫斯科起义失败以后就道：“本来就不应该拿起武器”。这里，他所说出的思想不仅是各个国家的公开的改良主义者的思想，而且也说出了那些中派领袖的思想，这些中派领袖们在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和平发展时期数十年之久曾口头上服务于工人阶级，但是，在革命斗争的新时期则落到运动的后面去了，客观上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障碍，并且按照历史的逻辑在主观上也日益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当列宁用下列的话回答了孟什维克取消派的绝望的喊叫时：
“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
[6]
1904年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期，也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有新的组织形式。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会为它而战斗到底的组织问题，彻底的革命分子坚定地紧密地结合在一个统一的党内和同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在组织上实行分裂的问题，在各国都成了迫切的问题。这几年来，一系列欧洲国家的以示威和罢工为形式的强大的群众运动表明，在革命的情势下，没有一个机会主义的领导能够阻碍群众运动。就罗莎·卢森堡之嘲笑党和工会领袖们的秘密协定，她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这些斗争的经验已经表明：群众若没有一个坚定的革命的领导，便不能胜利地经受住这样的斗争。罗莎·卢森堡在一系列文章中证明：比利时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态度使得1902年强大的群众罢工运动遭到失败。[7]
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进一步证明，群众若有一个冥顽不灵的组织作他们的领导，就不能取得胜利。
罗莎·卢森堡从这些经验中没有得出正确的教训。他希望群众将会自发地越过领导者的意志找到正确的道路。在这场围绕组织原则的斗争中，她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布尔什维克。她1904年7月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反对列宁所要求的党的严格的集中制。
“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比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不犯错误在历史上的收获更不可限量和更为宝贵。”
人们曾经指出：列宁本人并不想把他在1903年在俄国党内会坚持到底的分裂转移到第二国际来。列宁在环境的压力之下，疯狂的反动时期和工人运动的某种低潮时期，在孟什维克影响有部分增长的情况下在1906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对工人阶级迫切希望统一的企图让步，同意与孟什维克表面上在一个党内联合起来，这也是事实。
人们不能够这样非历史地提出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第二国际的分裂在1905年或1906年是否可能，并且是否有利于阶级斗争。事实的发展证明这种条件并不成熟。列宁在联合的党代表大会之后所写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危机》一文中提出问题如下。
“我们不打算创立什么特别的‘布尔什维克’方针，我们随时随地只是坚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一直到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
[8]
第二国际的其他党也是如此，但保加利亚的“紧密派”除外，“紧密派”已在1908年同机会主义的“广泛派”分裂。在法国，根据1905年6月阿姆斯特丹决议，饶勒斯派与盖得派联合起来了。联合决议强调指出：党必须是原则上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的反对党，它不是改良主义的党，而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党。并指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有义务去否决预算案。外表上这种联合导致了巨大的成果。在一年半期间，党员从37000名增长到52000名，议员的席位从37名增加到54名。但是米勒兰事件刚刚结束——这是建立组织统一的前提条件——白里安进入资产阶级内阁便又惹起了新的冲突。
阿姆斯特丹统一决议在英国的最初结果就是参加国际的各种组织松弛地联合成了1905年7月建立的“国际支部”。大不列颠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同盟没有加入1900年建立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劳工代表委员会”是在国会领域内领导政治工作的机关，于1906年转变成工党。社会——民主同盟说明它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工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对工党作这样的描述自然是恰当的。但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建立在资产阶级纲领上的党，而是一个以集体会员为基础的松弛的工会和党的混合体，所以社会——民主同盟的政策只意味着革命分子更容易脱离工会会员群众，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或像马克思主义者所中肯地指出的那样，是“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党）和完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费边社对工党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正是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开始变得更为政治化和激进化的时候，这种发展对英国工人运动是尤其不幸的。在1906年工党第一次离开自由党而独立地参加选举——即使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纲领——与1900年的两个议席比较起来，在这次选举当中获得30个议席。
社会党国际在各个国家广泛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机会主义在国际的队伍内越来越发展。结果怎样，1914年8月就已经表明了。
第二节 右派的多数，左派的决议
1907年，斯图加特
为了说明一个政治组织的性质，不仅要叙述它对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怎样表示态度，而且也要叙迹它对哪些问题没有表示态度。1907年8月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包含以下几点：
1．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
2．各个政党和各个工会之间的关系；
3．殖民地问题；
4．工人向国外和国内移民问题；
5．妇女选举权问题。
在阿姆斯特丹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间，出现了自从巴黎公社以来的最像大的历史事件：俄国革命。在这期间进行了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大辩论。但是，国际的领导者并不认为必须对俄国革命的教训表示态度。任凭每个人或者同俄国取消派一道取得这样的教训，即俄国社会党人也应该在反动的杜马里走欧洲的和平的工会工作和议会工作的道路，或者同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的左翼激进党一道取得这样的教训，即其他政党在这种与资本家掌权者尖锐斗争的新时期必须去学习“俄国的”方式。
关于俄国革命——罗莎·卢森堡在战争委员会内的演说除外——只是在贺词和表示同情的宣言里提了一下。在代表大会开始时，在康斯塔特草地举行了一次大的国际集会，在这次会上，普列汉诺夫提出了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孟什维克理论，他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如同许多雄鼎的社会主义作家所断言的那样，而是创立资产阶级的自由，认为这种自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平演进的基本条件。
克拉拉·蔡特金在另外一个讲坛上宣称：
“我们以冠念我们时代的伟大事件——俄国革命来结束这次集会，是再好没有了。俄国革命是一系列革命的序幕，各国无产阶级将在这一系列革命中摧毁自己的锁链而得到全世界。”
王德威尔得采取中间路线，虽然他没有谈到俄国以外的革命，但是，认为俄国革命有更高的目标：“我们期望，俄国革命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还希望这个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标志。”
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表示同情的决议避免谈到任何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远景，满足于以下的确认：“刚刚开始的俄国革命在资本和劳动间的斗争中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因素。”
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讨论揭露了机会主义威染的深度及其根源。这个问题从各种观点来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断以爆发世界大战来威胁无产阶级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的发展，主要地是在争夺殖民地的标志下进行的。意大利加入了德—奥同盟，因为，意大利把法国向突尼斯推进看成为对它在地中海地区的掠夺计划的威胁。1903年的英法谅解——三国协约的基础——是在瓜分殖民地的基础上产生的。法国准英国有权控制埃及，为此保证自己顺利地掠夺摩洛哥。德国帝国主义因在这场交易中一无所得，便通过“向着阿加地尔的豹的跳跃”（派遣战舰到摩洛哥），把世界带到了战争的边缘。由于1906年在阿耳黑西腊斯会议中德国得到一些让步，又一次调停了冲突。但是，作为帝国主义冲突的最重要的原因的瓜分殖民地的斗争，日益明显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在1907年围绕殖民政策的斗争的标帜下遭到一次选举的失败。1904年，德国帝国主义者以最残暴的方法镇压西南非赫尔罗族的起义，屠杀了一半居民，并且把成千的妇女和儿童赶到沙漠上去，让她们在沙漠上渴死，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的代表在国会里在给予这种奴隶主战争以捐款进行表决时，以还不知道谁开始了这种斗争为理由，放弃了投票权！以后党改正了它的态度并投票反对捐款。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里——虽不是十分明确和十分坚定——还是唯一反对殖民地政策的党。当中央党的反对党的手段看起来要危及殖民事业时，1906年12月毕洛夫政府突然解散国会。选举——闻名的霍屯托特[9]选举——是在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最凶恶的沙文主义——帝国主义迫害的气氛下实行的；特别是会经派它的代表德恩堡进入殖民地官署去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这次选举中表明他们已完全投向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使他们用最严厉的斗争姿态反对社会民主党。因此，资产阶级政党懂得，利用表示俄国革命和德国群众性罢工的争论的“赤色的鬼怪”，以便离间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
虽然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党还是获得了二十五万张选票，总票数的百分比也增加了，但是，它失掉了三十八个席位。这种结局是容易被说明的，1896年建立的选举区分类，使农村和小资产阶级地区比工业——无产阶级地区更能在一种比较低的票数下失掉比较多的席位。党至少获得五十万跟工人的选票，但丧失了二十五万张小资产阶的选票，因此，便在一系列地区失掉了席位。[10]
在德国帝国主义向上发展的时代，由于一时的繁荣——这种繁荣于1906年恰恰达到了顶点——并且由于依靠剥削殖民地而面临了一个大发展的景象，小资产阶级群众直至无产阶级的上层被俘虏去赞成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选举的结果是清楚地让社会主义者二者择一：或者坚持坚定的反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并且更紧密地深人于无产阶级的核心，但是，由此会暂时放弃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从而也就放弃了国会席位；或者是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原则斗争，为获取沾染了沙文主义的小市民阶层的同情而进行竞争，并且，与此同时把组织的基础从无产阶级移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阶层。
支持殖民政策是各国改良主义政策的核心。饶勒斯派会同意出兵中国的捐款，费边派把他们协会的会员、作为英国支部的书记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席德内·奥利维尔能够被任命为牙买加的总督一事，称赞为是他们的收获。他们在对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殖民事务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之一，它的收人比英国大多数内阁大臣还多。”[11]
在德国，伯恩施坦、康诺夫、席佩耳所主张的理论就是：因为殖民扩张是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相适应的，所以人们不能够反对它。
人们认为是必要的，就不能够反对。伯恩施坦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以前，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写道：
“我们的经济若不向殖民地渗入，我们今天在欧洲还面临的并急欲消除的贫乏会大得多，消除这种贫乏的远景会比目前小得多……即便冒殖民罪恶的罪名，殖民地所带来的好处仍是要多得多……社会民主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公平无私地按照它的实际价值审查新的殖民计划。在那些还没有过多的殖民地负担的国家，没有经济上的顾虑使社会民主党来抵抗这种属正的证明是有好处的殖民建议。”
1903年，当考茨基还站在党的左翼时，他完全理解这个政策的意义。他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说道：
“修正主义同志们意欲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正和我们一样，但是，他们却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而牺牲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殖民地。人们向无产者说道：让我们走向广大的世界！让我们掠夺未开化的民族并分享掠夺品，那么，我们双方将得到比我们今日所得的更多！于是，凡是修正主义得出它的逻辑结论的地方，作为调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殖民政策起着极大的作用。”
因此，在关于殖民政策的争论当中必须决定：第二国际各党是不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表愿意站在殖民地奴隶一边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革命斗争，或者是作为被用超额利润收买的欧洲的工人贵族的代表，站到帝国主义奴隶主一边去保证殖民剥削。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不同的阶级路线。中派的整个不稳定性当时已经表现在倍倍尔的态度中，1906年倍倍尔在国会里宣称：
“推行殖民政策，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一种罪恶。推行殖民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许是一种文明事业：问题只在于，怎样去推行殖民政策。因此，如果您们是作为朋友、作为慈善家、作为人类的教育家来对待外国民族，为了帮助他们把他们国家的与我们国家不同的财宝取出来，为了通过这种活动以有利于土著居民和整个文明人类，这样，我们是同意的。但是，您们的殖民政策不是这样，你们不是作为解放者和教导者，而是作为掠夺者，作为压迫者，作为剥削者来对待外国人民的。”
这种幻想的“社会主义的”或“民主的”殖民政策，就是人们为了躲避反对殖民政策的原则斗争，用来和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相对比的殖民政策，这就是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殖民地委员会多数都赞成的公式。修正主义者大卫把“殖民思想”解释为社会主义运动广泛的文化目的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以美丽的公式表现了这种“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即人们必须不仅保护殖民地居民，也要保卫殖民地的天然财富以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比利时人泰尔瓦格代表他的党的少数派宣称，人们毕竟不能简单地容忍刚果的一切处于现状不加变动；因此，人们不能在原则上、在任何时候都谴责殖民政策，因为它在社会主义政权下能够促进文明。
奥地利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佩内多菲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德国的代表累德堡和息尔姆，波兰左派的代表卡尔斯基提出了根本加以拒绝的相反的观点。可是，这些左翼代表的讲活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力量并不寄与希望，而只是提出通过欧洲的无产阶级保护手无寸铁的殖民地居民的问题。
几年以后，在土耳其、波斯和中国出现的像大的革命运动表明，这种估计是多么错误。
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以荷兰王·柯尔草拟的下列辞句开始：
“代表大会认为殖民地的益处或它的必要性一般地说来——特别是对工人阶级说来——是
极端地被夸大了（！）。然而，大会并
不在原则上以及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殖民政策，因为在社会主义
的政权之下，它可以起促进文化的作用。”
[12]
“1870年前，当我们还是一个小组，当我们还相信突变论的时候，我们以为仅仅抗议资本主义就足够了……现在我们认识到行动上反对资本主义也是我们的责任。
在殖民政策上，我们
也必须有一个改良纲领。委员会的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拒绝一个完全否定的观点，要求一种
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少数派的决议显示了一种忧闷的绝望心情……人们毕竟使累德堡也深信：资本主义在欧洲是一种必然性，是一个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对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来说不也是同样恰当的吗？……累德堡想剥夺（！）目前的社会制度的由殖民地提供的
必不可缺的原料吗？他愿意就在目前阶段
放弃殖民地巨大的财富吗？这一些已经签署了少数派决议的德国、法国和波兰的代表愿意对于简单地废除目前的殖民制度负起全部责任吗？只要人类存在就有殖民地，并且我相信，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将要有殖民地，不会有很多的社会主义者主跟那些殖民地在将来的社会制度里会是多余的（！）……也许，他会告我们说，他怎样去对付欧洲的人口过剩，那些必须迁移出去的人们，如果不在殖民地，那么应该在哪些国家找到移居的地方。假使累德堡不愿意在殖民地建立
新的销售市场，那么他想怎样着手处理
欧洲的工业日益增长的产品呢？”
[13]
“我们必须抛弃直截了当地放弃殖民地的乌托邦的幻想。这种见解的最后结论会是把美国归还给印第安人（！）”
大卫声称，德国代表团的多数是站在委员会多数派的立场上的。
作为少数派代表人的累德堡首先反对这种荒唐的假定：原则上拒绝殖民政策意味着放弃为改善殖民地居民状况的斗争，他坚决和殖民政策有利于工人的说法进行争辩，并且说走伯恩施坦和英国费边派的道路，必然使人们陷入资本主义的泥潭中。
法国的社会党人布拉克以同样的精神反对要求资本主义政府去实行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空想。
考茨基尖锐地抨击多数派提案。他认为这个提案同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思想相抵触。他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是关于这样两个民族集团的理论，其中之一注定是统治者，另一方是被统治者，也就是奴隶主和专制君主的理论，一方生下来脚上带着马刺，另一方带着马鞍让前者乘骑。
王·柯尔的结束语对殖民地剥削的表白比他的报告可能更无耻。他嘲笑考茨基的书呆子气：
“我们今天再次听到
殖民恐怖（！）的旧
寓言，这寓言在一个社会党人议会里已经是无聊的了……殖民政策现在确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但不一定必须是这样的，它也可能是民主的。无论如何，把殖民政策与帝国主义等量齐观是考茨基严重的错误……当他提出了关于殖民地工业发展的建议时，这位博学的考茨基把事情搞得更糟。据他说：我们应当把机械和工具带到非洲去！书本上的空论！他要以此教化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携带机械给中部非洲的野蛮人，他们将用它做什么事呢？或许非洲人围绕它表演一个舞蹈，或者是他们许多的偶像中又增多了一个……如果我们欧洲人带着机械和工具来到那里，那么我们是土著居民的毫无防御的牺牲者。因此，我们必须
手持武器前往那里，即便考茨基称之为帝国主义。”
[14]
少数派的修正案，在表决的一场斗争中以127票对108票的勉强多数，在瑞士代表团的10票弃权的情况下被通过。[15]
德国人、奥地利人、比利时人、丹麦人、荷兰人、瑞典人、南非人[16]——德国人显然是靠代表团纪律结合在一起的——一致地反对修正案而赞成“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此外，多数英国人和法国人和少数意大利人也采取这种态度。具有特点的是，帮助去通过委员会少数派决议的多数派，在帝国主义列强中只有俄国、日本和美国的代表，此外完全是小国和被压迫民族的代表。
这次表决标志着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已取得胜利。与此相比，在荷兰人投案权票的情况下最一致地通过了在意义上被改得相反了的反对殖民政策的决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此外，还有一件激动的意外事件，首先因为大卫代表德国人投了反对票，因此，德国代表团内部必须进行一次表决，在这次表决中大多数赞成决议。显然中派最初是和右派一同反对左派，投票赞成王·柯尔的决议，然后和左派一同反对右派，赞成一个和那个决议直接相反的修正议案！
在讨论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时，阵容不像封论殖民地问题时那样清楚。争论主要是在爱尔威的半无政府主义观点和倍倍尔的中派主义观点之间产生的，而通过的决议是与马克思主义左派观点相适应的，但左派在讨论时很少发生作用。一共提出了四项议案。倍倍尔议案宣称，一般说来战争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只有当贫本主义经济制度被消灭时，战争才会终止；工人的代表有责任去反对备战并拒绝军事拨款。“代表大会把军队（包含一切能从军的人在内）的民主组织看成是使侵略战争成为不可能的基本保证。”假使战争有爆发的危险，那么工人应当“通过运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手段”[17]去阻止战争的爆发，或者，如果阻止不住的话，要尽速去结束战争。
瓦尔扬和饶勒斯代表法国代表团的多数派共同提出的提案，把军国主义形容为把工人阶级保持在资本主义控制之下的一种手段。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民族的独立的进攻即是对国际工人阶级的进攻。
“被威胁的民族和工人阶级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去
反对这种进攻而去保卫他们的
独立和
自主，并且他们有权要求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社会主义政党的这种防御政策以及反军国主义的举动严正地要求通过普遍的人民武装，来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和武装无产阶级……
预防和
阻止战争要通过工人阶级的全国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行动以
一切手段来促其实现，从国会的干涉、公开的鼓动直到
群众罢工和实行
起义。”
[18]
最后爱尔威提案说道：
“鉴于资本家在什么样的民族和什么样的政府的标帜之下进行剥削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是无关紧要的，又鉴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相反，代表大会拒绝了资产阶级和政府爱国主义，因为这种爱国主义虚伪地断言在一个国家的所有居民中存在着一个利益相同的共同体。代表大会宣称：各国社会党人的职责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统治并为了去保卫它，要联合起来去推翻这种制度。鉴于外交通牒从各方面威胁欧洲的和平，代表大会要求所有同志，
以军事罢工和以起义来回答不论从那一方面出现的任何宣战。”
[19]
考茨基正确地称爱尔威的观点为“英勇的愚蠢”。爱尔威曾在他的《他们的祖国》一书中表明了和上述决议相同的观点。爱尔威的追随者在这种意义上展开了一项勇敢的、强硬的、反军国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鼓动。
列宁当时写道，爱尔威主义就它推动了社会主义这一意义上来说包含了积极的内容，即爱尔威主义不仅仅限于使用议会斗争的手段，并且结合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危机促使群众意识到采取革命行动方法的必要性，最后还在群众中培养工人的国际团结的生动意识并使群众亲切体会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欺骗性。[20]
但是，列宁对爱尔威的半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给予尖锐的批评。
共产党宣言的论点“工人无祖国”，确实是对福尔马尔、诺斯克之流的爱国主义的一种打击。（诺斯克由于他的爱国主义的国会演说当时已经得到一个不良的名声，他同特别在青年当中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先锋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一样，做为来宾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但是，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工人生活在哪一个“祖国”，对他们是无足经重的。因为，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环境在阶级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且，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而不是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必须考虑国家命运的问题。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是否应当用罢工或武装起义去回答宣战，当这举动是适当的时候，而是无产阶级是否能履行对任何宣战都用起义来回答的义务。这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从事起义举动不是在条件最有利的情况下实现的，而是在资产阶级想去发动一场战争的情况下，也就是对于决定性的斗争多半是最不适当的时候实现的。如果无产阶级认为是适宜的话，它也可以采取军事罢工，但是把自己束缚在这种“策略的药方”上是决不适当的。最后，如果无产阶级实行起义，那么这不是为了以和平代替战争，而是为了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21]
倍倍尔的委员会会议开幕演说与对爱尔威主义进行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距离的有多么远！倍倍尔反对引证共产党宣言的命题“工人无祖国”时，大胆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不再同情宣言的观点。
“我们反对的不是祖国本身，因为祖国本身属于无产阶级远比属于统治阶级的多，而是祖国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状况。”
他以真正惊人的天真说道：
“断言什么是侵略战、什么是自卫战在一定情况下是很难说的这种说法，我不认为是正确的。今天的事情不再是消息灵通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仍然看不见导致战争灾难的线索了。秘密外交已经终止了。”
就像饶勒斯称三国协约为和平的保障那样，倍倍尔确保“在德国，有势力的阶层内无人愿意战争……”最后，他关于国防问题这样就道：
“虽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够完全放弃军事装备，但只要各个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彻底发生变化，那么这种装备就只是纯粹防御的性质，并且是建筑在阻止滥用重事力量的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全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包括陆军和海军，除此之外，我们不能被迫去使用这种关系党的生命，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危及党的生存的斗争方法。”
当爱尔威回答这种演说时说道：社会主义世界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军国主义的态度表示惊讶和遗憾，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
资产阶级化了，倍倍尔是走到了修正主义者当中，这时爱尔威并不是错误的。他说，倍倍尔提出的口号却是：全世界无产者，互相屠杀！
当时，整个德国代表团对这句话都表示愤怒。七年以后证实，他的话不仅切合了德国的绝大多数的情况，而且切合了法国社会民主党绝大多数的情况。倍倍尔于1913年逝世，饶勒斯在战争前夕被人暗杀。假使他们没有改正他们1907年态度的话，那么他们会同样堕落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泥坑里去，正像在1907年还如此激进的爱尔威到1914年8月就作为战争志愿者去报到了。
倍倍尔的演说不只包含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在一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中，谁是侵略者、谁是防御者，是能以“谁发动的？”这种幼稚的问题为根据来判断的，不只包含了这种幻想：资产阶级国家国防力量的民主化，就可以使它成为防御的工具；而且也包含了根本拒绝革命的斗争方法，因为，这个斗争方法会威胁党的合法存在。倍倍尔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以后，在群众罢工问题上的堕落必然导致在反战斗争问题上的无能。事实上，倍倍尔已经堕落到福尔马尔的立场上。福尔马尔宣称：
“我们没有祖国，这是不对的……但是，对于人类的爱一分钟都不能阻止我做一个好的德国人。”
事实上，改良主义者饶勒斯比过时的革命家倍倍尔表现出有更强的革命意志，当时他声称：
“考茨基在《新时代》上主张，一旦德国干涉俄国以支持沙皇，应采取直接行动。倍倍尔在国会的讲坛上重复了这一点。如果您们能说出这样的括，那么，你们对于所有国际间的冲突都应该说出这样的话。的确，德国支持沙皇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军事干涉，会是阶级斗争的最极端的、可以想像的最尖锐的形式。但是，如果一个政府不直接向社会民主党开战，如果由于惧怕社会主义的成长，它在国外寻衅以转移国内的观点，如果按照这条道路德法之间发生战争，那么难道竟然允许德法两国的无产阶级遵照资本家的命令和为他们的利益互相屠杀，而社会民主党人不尽力去反对它吗？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便是我们的耻辱。”
[22]
“如果这里有革命者的流血的亡灵，那么他们会说：‘我们不要你们的称赞，但是你们应该学习我们！'如果您们不这样做，便是对革命的背叛……俄国的革命不只来源于战争，而且同时也有中止战争的作用。”
她说福尔马尔被德国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所唾弃。她提醒大家注意耶拿的赞成总罢工的决定，并且宣布在倍倍尔和福尔马尔的演说之后成为必要的、对倍倍尔决议的修正案应该提出来。倍倍尔在他的结束语里以可笑的争辩来反对战时的群众罢工。
“按照帝国宰相卡普里维1893年签发的一项声明，一旦发生战争德国一切能服军役的人们要立刻征集入伍，这就会有六百万人，其中近二百万人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国则有四百五十万士兵。
我们还能从那里得到赞成群众罢工的人（！）。四百万家庭会处在最大的困难中，这比任何的总罢工都坏。”
[23]
“我不知道将会出现什么，但是，我知道，这次战争也许是最后一次，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将有消灭的危险。因此，除去教育和使人们头脑清醒、鼓动和组织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社会民主党人从某种立场上出发可能这样说：
一场巨大的欧洲战争对于我们的事业所起的推动作用比十年之久的鼓动还要大，因此，我们只会希望战争。但是，我们不希望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去使用这一如此可怕的手段。但如果对保持资产阶级社会最有兴趣的人，看不出他们
由于发生这种战争会把他们生存的根子拔掉，那么我们并不反对；那时我说：你们放手经营吧，我们是你们的继承人！
如果统治阶级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早就有了欧洲战争。迄今以前只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恐惧，曾阻碍住了战争的发生。但是，假使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问题涉及的就不是像暴动和群众罢工的小事（！），而是
文明世界将彻底改变它的面貌。”
[24]
在德国在这种特别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在青年工人当中进行的反军国主义的鼓动中，增添了体现这种意义的新的一章，要求党以各民族友爱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并且系统地向他们灌输阶级觉悟，以致统治阶级不敢把青年工人用作巩固对战斗的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由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草拟的决议结束语中所包含的方针，成为战争期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准则。
“假使战争有爆发的危险，那么，在有关各国当中，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有责任尽其全力，运用最合适的手段去阻止战争的爆发，自然，这种手段是要按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和总的政治状况而改变和提高。如果战争毕竟爆发了的括，工人阶级有责任尽快结束战争，同时尽一切力量来利用因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便政治上唤醒各阶层人民，去加速推翻资本家的阶级统治。”
这段话的意义，通过指出反对反动战争的各种革命斗争的例子，特别是1905年俄国革命，就变得特别明显了。尽管这样，这项决议还是露出了它的妥协性质，首先是表现在以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的要求中——这是一种起源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战争时代的要求，因而它就丧失了它的革命的内容，并且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具有反动的意义，因为在这时代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和武装无产阶级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点表现在要求以“认真地运用仲裁法庭去代替可怜的政府措施，应当由此为各民族保证裁军的好处”。这是和平主义幻想的表现，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移是反对这种幻想的。
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是否能够谈到保卫被侵略的国家的问题，决议既不明确地肯定，也不否定。王德威尔得以委员会的名义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他说到：“各国保卫它的独立去反对来自外部的任何侵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由此引伸出作为一种保卫手段的国民军的必要性。
主席辛格尔建议用欢呼声来通过这个决议案。爱尔威反对，还想进行争论。他说决议案和在委员会内发表的演说之间有一种重大的差别。德国的代表团必须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他们不是站在倍倍尔和福尔马尔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决议案的立场上。
这个决议案没有讨论就一致通过了，习以为常地巧妙地虚构了并不存在的协商一致。原则的分歧并未斗争到底，而是被掩盖起来了。一种一致通过的决议掩盖了国际没有能力去实行统一行动的事实。
其他议事日程上的项目和这两个议事日程上的项目比较起来，全是次要的。
关于党和工会组织关系的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未通过的考茨基提案相符。按照这项决议，党和工会是要去实现同等重要的任务。党和工会间的关系应尽可能地密切起来，同时要注意工会组织的统一性。
“只有当工会在行动上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时候，工会才能在工人的解放斗争中履行它们的职责。支持工会为提高和改善工人的社会地位而作出努力是党的职责。
代表大会宣称：如果工会把注意力局限于同业联盟的利益，而这种同业联盟是建筑在同业工会的利己主义及资本和劳工之间利益协和一致的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生产力的日益增长的集中，企业主间的日益联合，个别企业愈加依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注定会使工会活动成为无用。”
这项决议遭到法国工会的反对，法国工会想把工会中立的原则和把对总罢工的承认纳入决议中去。这项决议也遭到美国社会主义工党领袖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领导者达尼耳·德·列昂的反对，他希望更严厉地谴责反动的美国工会，希望把工会建成为工业联合会并希望描述工会在建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的作用。
孟什维克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在委员会内也声称是工会中立主义的追随者，而布尔什维克代表沃伊诺夫（安·瓦·卢那蔡尔斯基）在这个问题上即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关于妇女选举权的讨论中，克拉拉·蔡特金代表委员会作报告，尖锐地反对放弃妇女普选权要求的机会主义倾向。在英国，机会主义者所同意的只有利于有产阶级的妇女选举权，只是为了取得资产阶级妇女选举人的支持。奥地利党把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列为远景，认为有限的选举权容易实行。决议声称：如果为了选举权而进行斗争，它只应当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去实行，也就是为妇女和男子普选权的要求而斗争；这个决议只有一票反对便被通过，但是一位费边派的女代表无耻而公开地宣称：
“不管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了什么，我们将根据民族自主的原则与资产阶级妇女选举人一道前进。”
在向国外和国内移民问题上，一系列沙文主义的调子又起来反对“苦力输入”，然而，这里也通过一项适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点的决议。
这样我们看到，在一大机会主义者居多数的代表大会上，在一切问题上通过了革命的决议。作为少数派的左派能够在制定决议时实现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切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坚定的国际主义立场，机会主义者没有固定的意见而且在各个国家的代表里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其次，改良主义者在国际工人阶级法庭面前不想公开暴露他们的意见。任何党在这里表现的都比它们实际上所作所为的要好。然而，第二国际的经脸充分地证明，如果没有一个有能力贯彻这项决议的组织的支持，漂亮的决议是毫无价值的。
第三节 工会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合作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1910年，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是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各个国家尖锐化的时期召开的，像王德威尔得在开幕里所说的，“它与其说是宣布火热的斗争的大会，毋宁说是一个讨论基本的细小工作的大会。”
俄国革命在东方各国引起了一次强大的骚动。随后很快发生了青年土耳其革命和波斯的民主革命，这些革命的锋芒都是针对着俄国帝国主义的。在印度和中国也增长着革命情绪。在资本主义国家，形势的尖锐化表现在罢工时的武装冲突。在西班牙，反动的政府以野蛮的恐怖回答了反对摩洛哥冒险行为的无产阶级的反抗，这种恐怖行为在枪毙弗勒尔时达到了顶点。在瑞典，1909年无产阶级以总罢工来反抗雇主想降低工资而实行的关厂，三十万工人参加了总罢工，结果就防止了降低工资来说，总罢工取得了成就。在德国，日益增长的群众斗争意志表现在一系列巨大的选举权示威游行上。在罗莎·卢森堡领导下的左派加强总罢工的宣传，但是，中派和反对群众罢工运动的右派结成的同盟，由于考茨基的公开蜕变，而得到了加强，考茨基在1909年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还宣布过“革命的新时代”，并且把它和愈来愈逼近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景联系起来。
考茨基于1910年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怎么办？》一文中提出了他关于“疲劳战略”的堂皇理论。文章说，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实行推翻战略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群众罢工作为一种革命的武器还不是迫切需要的。1910年马格德堡党代表大会虽然采取了反对南德预算案赞成者的态度，但是在群众罢工的最重要问题上大多数反对左派，以致于罗莎·卢森堡认为撤回群众罢工的议案是比较聪明的。
实际的国际团结问题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于代表大会上。瑞典的工会对于他们的斗争很少能获得国际的支援、特别是英、法、比利时工会方面的支援这件事，提出了理所当然的怨言。英国人以他们工会的规章不允为这种目的作较大的开支来为自己解说，可是独立工党的发言人说：工会将肯定地逐渐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工人们，在资本和劳动间的巨大斗争中“根据每个国家运动的状况尽可能强有力地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这些斗争着的同志。
在应当议决关于奥地利工会的分裂问题的委员会里，国际团结的问题却以更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
在奥地利这个各民族的监狱里，正像有各种不同的民族一样，也有那么多的社会党。维克多·阿德勒在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上会说过：社会主义运动按民族划分是符合工人运动的利益的。实际上它只证明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不再活在第二国际的各个党内了。实际上，在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内应该毫无问题地把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就对奥地利来说十分令人关心的民族问题也能在一个共同的立场上联合起来。在工人以完全统一的阶级斗争来反对这个国家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而不考虑奥地利国家的存在，这其实是绝不会产生民族矛盾的一种基础。
但是，因为在奥地利的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有一个富有影响的右派，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比社会主义更重要，因而不可能取得统一的观点。奥地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赞成确立各民族的无限制的自决权，因为，它是反对这个多民族国家存在的要求，它纯粹是精神上声明反对民族压迫并赞成自治，但也只是在奥地利的范围内。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当中，特别在捷克社会主义者当中，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占统治地位，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没有使民族独立问题从属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把它形成为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共同制定的民族纲领中的核心。
虽然党内有民族分裂现象，但是至少到1904年为止存在一个统一的工会运动。可是后来，捷克社会民主党在布拉格成立一个自己的工会中央，并且在凡是有捷克工人的地方尽力按照民族区别去分裂工人运动。在一个不只一种语言的国家内，这种做法显然是违反工人阶级基本利益的，所以它在捷克社会主义的左派中也遇到了强有力的反抗。这些所谓“中央派分子”都赞成工会运动的国际统一，他们在组织在工会中的捷克的多数工人中，发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摩拉维亚。
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它提到了斯图加特关于党和工会关系的决议，要求每个国家工会组织统一起来，并且声明任何企图把国际统一的工会分裂成为按民族互相分离的部分，是与这个决议的精神相违背的。
捷克党的领导者涅梅兹这样提出问题：维也纳工会全国委员会只在表面上是国际的，因为它与德国党有关系。捷克的工人不想“为维也纳”出钱。捷克党需要自己的工会组织的支持。“分路进军，联合打击”，这就是这些时髦的国际主义者的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列金表现为极端的国际主义者——也许出自他的民族主义，因为要去反对捷克人。他甚至威胁捷克的分裂主义者，要把他们驱逐出国际。波兰的左派卡尔斯基（以后在斯巴达克同盟起过重要的作用）有力地反驳了捷克的分裂主义者号召政治组织实行分裂的举动。
“捷克人说，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按民族区别组织起来的，因此，工会也必须按民族来组织。这是错误的结论。家庭里如果已经有了一个驼背，那么不能使第二个家庭成员也成为驼背。”
普列汉诺夫举出俄国作例子并且说道：正是在这里党是分裂的，工会运动必须帮助恢复统一。
作为瑞士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捷克社会民主党已变成民族主义的俘虏。
决议在捷克分裂主义者投反对票的情况下被通过了。这种一致的谴责对捷克民族主义者并没有起什么影响，以致捷克的改良主义者摩得拉蔡克叫道：“你们的决议无济于事！”
如果说已经腐蚀了这个国际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工会问题上，那么，事实上已争取到了多数人的改良主义，则表现在合作社问题上。
1900年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拉法格曾经指明，某一个同志推荐合作社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工具的意见遭到普通的拒绝。但是，正是伯恩施坦这种合作社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决议中表达出来了，虽然表达的不很明显。决议里“把有助于准备生产和交换的民主化和社会化”的任务交给了消费合作社。固然，在另一处就：合作社运动永远不能够导致工人的解放，但是正如中派在第二国际内占优势的时候所习见的那样，革命的与改良主义的观点混合到这种地步，以致每个人从这个文件中都能谈到他想要谈的东西。
在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内合作社的本质，德国代表冯·艾里姆代表了改良主义观点，盖得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后，列宁提出了修正案，认为只有当资本家被剥夺后才能承认合作社的民主化和社会化的作用。这项提案迫使委员会的一切委员摊牌，他们露出了改良主义的本色。提案被否决了，只有一个微小的少数赞成。然后决议被接受了，是在摩得拉蔡克和列宁的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的。对这个极端的“合作社社会主义者”摩得拉蔡克来说，这个决议还没有充分表达改良主义的意见。
列宁在他的论文《在1910年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合作社问题》[25]中叙述道：俄国和波兰的同志徒劳无功地通过《新时代》的编辑乌尔姆企图得到德国代表团左翼的支持。
乌尔姆就道：“我对合作社问题的看法和冯·艾里姆的看法完全不同，但是我们达成一个共同的决议看来还是可以的。”
列宁指出：德国代表团在世界大会上被机会主义所控制，因为代表团由同等数量的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而工会只派出机会主义者。[26]同时并提到：
“乌尔姆在艾里姆面前软弱无力，只不过再次表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越来越扩展的危机，这个危机迫使最终地
同机会主义者分道扬镳。”
[27]
和平主义幻想支配着战争委员会。设立强制仲裁法庭、普通裁军、废除秘密外交的要求是提到首位的新的药方。波兰左派的代表拉狄克尖锐地反对这些要求。他说：没有一个国际力量能强迫帝国主义国家履行裁军的措施。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赞成的裁减海军，即使是暂时成功了，结果也只能是提高陆军支出。拉狄克指出：德国和英国的社会民主党怎样通过接受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裁军要求，而实际上支持了帝国主义者的论据，帝国主义者以其他国家的扩充军备来为他们自己的备战作辩解。
累德堡以下述的理由为德国议会党团的立场辩护：在现在的国家，人们不能提出纯粹社会主义的建议，社会民主党为一项海军协定进行的斗争已经在资产阶级圈子内为这一思想赢得了拥护者。
瓦尔扬和凯尔·哈弟又要求用总罢工反对战争。这一提议照例被驳回，当时，累德堡搬出老的理由说：这样的决定可能引起组织上的毁灭的后果。在德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要知道卡尔·李卜克内西由于他在哥尼斯堡的反军国主义的讲演已被判处监禁。
一项俄国代表的提议，即在决议内应包括有责任在军队内进行鼓动，以未被列入议事日程为理由而未予讨论。
关于1908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时奥地利党的态度，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塞尔维亚的社会民主党责备奥地利同志没有出来反对奥地利的掠夺政策。并且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它没有以应有的压力反对强国的掠夺政策，并且因为它没有为弱小的巴尔干民族的自决权进行斗争而失去了信任。
奥地利改良主义者的首领伦纳答复道：党不仅是反对奥地利的掠夺政策，而且也反对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掠夺政策。国际的决议不可能在任何方面都无遗漏。裁军的要求不能使一国毫无防御能力。下一次代表大会应该制定出一项反军国主义的纲领。——他的演说很清楚地表明，第二国际右翼不想让国际的决议来扰乱它的爱国政策。
累德堡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支持委员会多数派决议中所包含的和平主义要求。他尖锐地反对总罢工。他说道，只要凯尔·哈弟的党赞成军事预算，凯尔·哈弟就根本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去提出一项反战总罢工的提案。
凯尔·哈弟这位“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工人党的领袖答复道。累德堡不应该干涉英国内政上的策略问题。他说，只有两个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布拉奇福德和海德门（两个都是工党的议员，海德门是该党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由于有德国进攻的危险，曾表明反对减少英国海军装备。同意总预算案与同意海军装备没有关系。同意预算案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实际策略的问题。（报告上在此处记录着：“法国人和英国人热烈的鼓掌，德国的少数派示威性的鼓掌！”）累德堡的立场是从社会民主党还是反议会的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残余。在预算中也包含了为社会福利目的的支出。人们必须越过斯图加特决议，这不是关于总罢工的问题，而是满足于战争工业中的罢工。
当瓦尔扬指出作为反对战争的可能的斗争工具的总罢工包含在斯图加特决议中，并指出议会这个工具在战时将会无用以后，代表大会决定，把这个提案转交给应该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接着，委员会的决议获得了通常的一致的通过，掩盖了一切深刻的意见分歧。
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第一次给予国际以机会，从原则上对殖民地革命表示态度。这一点有很大缺憾地表现在一个一般的表示同情的决议中。
对于土耳其问题的决议包含着一项反对欧洲各国的可恶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抗议，要求在巴尔干各国实行一种民主的宪政改革，并谴责青年土耳其政府对工会组织和罢工所采取的反动的措施。
关于波斯问题的决议谴责了沙皇制度反对波斯民主政治的帝国主义活动，号召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
殖民地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革命斗争的强大的力量源泉，这是当时已由列宁发展了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这项决议中没有获得贯彻。
第四节 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和巴塞尔宣言
1911-1913年
在反对日益凶险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社会党国际表面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在拒绝战争的这种形式统一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原则性的矛盾。憎恨和厌恶战争不一定就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大多数于1914年以前已经表示反对战争；嗜血如渴的沙皇尼古拉力图通过建议举行海牙和平会议以赢得众望，不是偶然的。在法国，正像在英国一样，帝国主义的备战政策和同盟政策是在保卫国家免受德国军国主义袭击的危险的和平主义假面具之下进行的。
在德国，群众的反战的情绪明显地表现在1912年社会民主党的巨大的选举胜利上。主要的是：党的反对备战政策、反对大为增强的国防事业赢得了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群众。在一次把物价腾贵、租税负担、关税政策等问题紧密地与帝国主义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竞选斗争中，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从三百二十五万增加到四百二十五万，它的议席从43增加到110席位。
不仅在1911年的黎波里战（这显然是意大利对土耳其的一场公开的掠夺战争），而且在1912年巴尔干战争（这是一场在巴尔干基督教民族反对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假面具之下开始的、并立即转变为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奴仆的巴尔干小国之间的一场分赃战争）参战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坚决采取反战的态度。社会帝国主义的代表们被从意大利党内驱逐出去。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谴责这个战争，因为它是在民族解放的幌子下实际上只是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前哨战。
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认为社会主义者的战争反对派当战争爆发时会转到去保卫资产阶级祖国，乃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社会党国际的真正弱点和不一致反映在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不明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接近。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无论他们多么忠实地厌恶战争，不能对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的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同资产阶级国家血肉相联，一旦战争发生使资产阶级国家的生存成为问题时，他们不能向它进攻，也不能把它带到危险当中去。所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在战争爆发时都变成祖国的保卫者是完全不足为奇的。任何一个在反对战争方面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并无原则区别的“社会主义者”也必定同样会这样做。
1912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兹党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问题。在这次讨论中那种分为集团的现象又出现了，这种现象自从1908年曼海姆党代表大会以来已成为党内状况的特征。右派分子隐藏在中派的后面，中派反对右派的斗争是很软弱无力的，但是右派反对左派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面对这种统一阵线，左派是比较小的集团。右派用和平主义的辞令来掩盖他们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殖民地问题上，而和平主义则是联合中派和右派的现实的讲坛。
左派和中派之间争论的问题集中在帝国主义连同它的军备政策和帝国主义战争是不是我们时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必然的表现形式，还是资本家或者一部分资本家的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也许能被一种和平政策所代替的政策。
中派的领袖考茨基、哈塞、累德堡认为，资本主义内部也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人们必须利用这些倾向，以便通过裁减军备和设立仲裁法庭缓和或消除战争危险。
在左派内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是除罗莎·卢森堡外，还有拉狄克、潘涅库克、连施，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目前发展阶段上的具有特征性的形式，军备竞争、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要的组成部分。除了革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外，他们不承认其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除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外没有其他的阻止战争的手段。因此，左派反对作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欺骗口号的裁减军备和仲裁法庭。
哈塞在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时指出：英国政府有时与德国政府希图在裁减海军问题上进行龄判，这证明了军备竞赛不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因此，德国国会党团限制军备的建议也是正确的。哈塞提出把国际垄断倾向当作反对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战争倾向的反倾向。他说，如果德—英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般来说和平示威游行还有什么用处呢？！
因为罗莎·卢森堡患病未能参加党代表大会，连施便担任左派主要发言人，他完全正确地反驳了这种中派的论据。他说：个别列强之间暂时的和局部的军备协定是有某种可能的，但是关于普遍限制军备的一种国际间的妥协是不可能的。不错，有反对军备竞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倾向，但是，这是反对一般资本主义的反倾向：社会主义！
“这种反倾向本质上是革命的，它超越了现存的社会制度。我们必须为它服务，然而，这种反倾向与缩减军备无关……让我们向群众就，帝国主义是现存社会的最后一句括，它打开了一切社会革命的源泉！由于帝国主义把整个世界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它吸尽了它从中取得生命力的最后的一些蓄水池，并且堵死了它可以把它的大大提高了的生产力注入其中的沟渠。可是在本国它又使一切矛盾趋于尖锐化，资本大亨的桌子被黄金压弯了，而劳动人民的陋巷里却游荡着饥饿的幽灵。阶级斗争眼看着加剧了，在当代工会的巨大斗争中有组织的阶级如此接近地互相对峙着，以致于可以看到阶级敌人的眼白。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群众斗争和尖锐冲突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无产阶级组织的智慧和毅力提出最高的要求。在这易斗争中我们必须武装起来。”
哈塞不能完全不受这种论据的影响，曾极其赞扬裁军和仲裁法庭的伯恩施坦都投赞成票可能也使他顿慌失措了。因此，哈塞
在结束语中会这样说：不允许夸大仲裁法庭的意义，党在把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投入反对战争危险这一点上意志是一致的。
“帝国主义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掘墓者，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就转变到社会主义。”
决议案以3票反对2票弃权被通过。这个决议是一个具有中派主义特征的混合物，既有把帝国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前一阶段的革命认识，也有和平主义的幻想。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它虽然只能随着后者的消灭而完全消灭，但为了减轻它的恶劣的危险的作用，我们也是丝毫不能放松的。
党代表大会表示了果敢的意志，要竭尽一切去促成民族间的谅解和保卫和平。
党代表大会要求，通过国际
协定来结束军备竞争，因为军备竞争威胁着和平并把人类推向可怕的灾难。
党代表大会要求，以
国际贸易的自由来代替现行的充满食欲的掠夺政策和
废除只为增加资本大亨和大地主财富的
保护关税政策。
党代表大会期望，党员同志在发展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的组织上不知疲倦地去贡献出全部的力量，以便用强大的力量去和暴虐的帝国主义战斗，直到击败帝国主义为止。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把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保证持久的和平、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28]
罗莎·卢森堡在报纸上尖锐地抨击了这种缓和策略，[29]威廉·皮克受柏林组织大部分人的委托反对这种缓和策略，但是，这种策略仍被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赞同。
显然，对于帝国主义政党（倘若它们把自己称为“进步的”）实行这种妥协的路钱，那便不能真正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的斗争。事实上，莫尔肯布尔受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以群众游行示威在选举时会使资产阶级政党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借口为理由，于1911年拒绝举行反对德国的摩洛哥政策的群众示威游行。
1912年11月巴塞尔非常国际代表大会，并不是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标帜下，而是在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妥协的标帜之下召开的。巴尔干战争造成的国际形势尖锐化是迅速举行代表大会的原因。奥地利政府已发布了动员合，当时每一个明眼的人都明白，奥—塞冲突必然燃起一易可怕的世界大火。
代表大会的性质与其就是国际讨论，不如就是国际示威游行。大会的一切表面形式都表现出社会民主党反战政策的伤感的、和平主义的性质。一位政府顾问、瑞士的代表对会议表示欢迎。巴塞尔邦政府向代表大会表示衷心的祝贺和顾望。教会当局把有历史性的大教堂提供给反战的集会使用。向大教堂走去的示威游行行列中有一组身着白衣摇动着棕榈的儿童，这些儿童举着令人感动的题词：“擦干你们的眼泪比血流成河更有荣誉！”走在儿童后面的是饶勒斯和考茨基，这位可尊敬的白发老人当时的确作梦也想不到他几年以后会变成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最狂热的战争煽动者之一。
各民族分路行进，每个民族都唱着他们自己的歌曲，一种联合的明显的象征接着在国际内显示出来。
在行列中也走着一辆花车，车上一位白衣的和平女王吹奏着和平的喇叭。四个同伴抬着一部巨大的红色的书，上面写着著名的和平姑母贝尔塔·冯·苏特奈的题词：“放下武器！”
在教堂内集会时人们赞叹巨大的会议、市民会议、高级宗教会议和教会会议。庆祝会由教堂钟声宣布开始。社会民主党的政府首脑布洛赫宣布大会开始，他以下列词句称赞教会当局的热情款待：“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从一个思想和感情的世界里成长起来，这种思想和感情的世界在基督教历史中也留有深刻的痕迹。”只有高龄的倍倍尔反对阿谀宗教。他虽然乐于表明，他作为无神论者可以向教会致谢，并且认为假若耶稣再生，他不会站在受洗礼的教徒一边，而是站在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中，但是，他以预言者的口吻补充道。
“世上的和平和使人类幸福，在以后几个星期内这些字将从成千上万的基督教讲坛上发出回声，然而，实际上这是最大的欺骗。因为，就是进行这种传教的人们会
以更大的欢乐心情登上讲坛去煽动人们从事杀人、毁灭人类、
破坏一切的战争。”
[30]
在巴尔干战争中曾勇敢地反对他的政府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萨卡索夫，认为必要借此机会强调必须在和平的道路上实行改良。“这种和平的改良政策是我们的力量”。但是和这种公开承认改良主义一起，也毫不缺乏革命的演说，特别是一大批演说家都指出了前景（这种前景是斯图加特决议的基础），即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由于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将堕入的危机，以便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景。
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人布洛赫这样说道：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厌恶在地平线上出现的威胁着欧洲的战争，但是，它们
不惧怕战争。如果说在欧洲有一种势力，一点都不畏惧世界战争，而是在战争中能有许多收获，那么，这就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一场欧洲的战争或许很可能引想强大的运动和震动，
而这些运动和震动必然会加速今日使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经济制度的崩溃。”
[31]
维克多·阿德勒希望：奥地利如发动战争，这种罪行将遭到历史的惩罚。
“我们希望，如果犯下了这种罪行，那么，这就
自动地——我说的是自动地！——意味着
犯罪者统治的末日已经开始。”
[32]
饶勒斯的革命的心有时候胜过了改良主义的头脑，他宣称。国际将到处去展开“它的合法的或革命的活动”，为了去阻止战争或“为了给罪犯一种罪有应得的报应”，他用下列的话做结束语：
“各国政府应当想到，如果它们惹起战争的危险，各国人民多么容易地就可以认清，他们自己的革命需要他们付出的牺牲比别国人民的战争要少！”
瓦尔扬强调在通过的宣言中推荐一切反对战争的斗争手段。
“既不排除反对战争的起义，也不排除总罢工！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的不幸造成了战争，那么，无产阶级的意志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它负完全的责任。这些后果体现在
社会革命中。”
[33]
“如果我们做母亲的用最深刻的憎恨战争的思想灌论给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从幼年起就把社会主义兄弟般团结的感情种在孩子的心灵里，那么，这种时刻就会到来：就是在最严重危险的时刻，世界上无论什么势力都不能够把这种感情从他们的心里夺去……因此，他们在严重冲突和危险的时刻会首先想到他们的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职责……
当我们妇女和母亲们起来反对大规模屠杀时，那么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自私、怯懦而不能为像大的目标和理想作出巨大的牺牲。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过生活的艰苦磨炼，我们在这个制度下变成了女战士……因此，如果争取自由的事业需要的话，我们会进行战斗和牺牲。为了这种斗争，我们竭力使妇女群众充满那种寓言式的古代母亲们的精神，她们把盾牌交给儿子们，并对他们说：‘或者你举着它，或者你死在它上面！’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年轻一代的精神发展，这会防止我们的儿子为了资本家和王朝的利益，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统治欲和野心的野蛮目的而被迫进行兄弟间的自相残杀，这同时也会使他们坚强、成熟、自觉自顾地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争取自由的斗争……
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来说，军备和战争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必需品，它企图通过它们来维持它的统治……因此，国际无产阶级在用战争反对战争中只有当它在强大的群众活动中也从自己方面集结一切可使用的手段，动员一切力量的时候，才能成功……
各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妇女们以激昂的热情集结在我们的用战争反对战争的旗帜下。她们知道：帝国主义愈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定的政策，这种斗争愈成为整个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中心和顶点。它不仅以卓越的方法集结群众，而且也越来越好地教育群众。无产阶级并不是作为一种完成的、可以测量的、有一定分量的力量而开始它的伟大的行动的。它的力量随着它的斗争一块儿发生和增长。因此，这种战争会是一个它的力量发展和日益成熟的活的源泉，并必然使剥削人民、奴役和屠杀人民的资本主义让位的时刻日益接近。恰恰因为在这种反战斗中，准备了社会主义未来的胜利，所以我们妇女们以火热的心来参加这一斗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不是工人的真正的祖国，更不是我们妇女的真正的祖国。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创造自己的祖国，只有这个社会为我们保证人类彻底解放的条件。”
正像表现在演就中的那样，这种基本思想也表现在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宣言[34]里。用各种手段进行反战斗争，假如战争竟然发生了，那么便利用战争去促进社会革命！宣言引证了斯图加特决议的最重要的一节，并强调社会主义政党在最近的帝国主义冲突中的全体一致。
“统治阶级害怕世界大战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这证明是和平的一个基本保障。”
宣言对巴尔干的社会党人的令人钦佩的态度表示敬意，因为他们提出了一项民主的巴尔干联盟的要求，宣言祝贺俄国工人的抗议罢工是反对沙皇制度罪恶阴谋的最有力的保证。宣言要求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迫使他们的政府在塞尔维亚和奥地利为了亚得里亚海通路发生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德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应当致力于为停止军舰装备和废除海上掠夺权达成一项协定。然后，宣言还向资本主义政府提出严肃的警告：
“各国政府不要忘记，它们在欧洲当前的局势和工人阶级目前的情绪下，不可能发动战争而不冒自焚的危险。它们可以回忆一下，德法战争的结果爆发了革命的巴黎公社，日俄战争推动了俄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力量，陆海军的军备竞争使得英国和大陆上的阶级矛盾剧烈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而且引起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假如政府不知道世界战争的罪恶意图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工人阶级的愤怒和憎恶，那会是愤怒错乱。无产者已经感到，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满足皇朝的野心或者为了提高外交上秘密条约的声誉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犯罪行为。”
宣言最后号召在各个地方为各族人民的兄弟友谊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宣言的奠基者饶勒斯最后激动地说道：
“不是随便说就，不，而是发自内心的深处，我们宣告：
我们准备牺牲一切！”
[35]
1913年圣灵降临节时在伯尔尼举行德—法调停会议，各政党的国会议员被邀请到会。设立了一个常设的德—法调停委员会，委员会中除饶勒斯和哈塞之外，也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国会议员。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一道一致通过了一项包含着关于裁减军备和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一般词句的决议。
在同一年，国会党团以八票的多数决定同意国防预算，是以军备费用——人们曾致力于取消这种费用，但未成功——会转嫁到有产者的身上为理由。由此，事实上破坏了“不给这种制度一个人！一分钱！”的原则，向通往侵略性社会主义深洲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诺斯克于1913年发表了他的声名狼藉的国会演说，其中他把社会民主党的国民军纲领称赞为德意志祖国的最好的卫兵。
1913年倍倍尔逝世以后，艾伯特之流的偏狭的官僚和谢德曼之流的狡猾的暴动家独揽了大权，而摇摆不定的人物如考茨基还代表着旧的原则。
显然，在这样的机会主义的堕落的时候，罗莎·卢森堡领导下的左派在战前的最后一次即在耶拿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想实行群众罢工的企图必然要失败的。虽然在工人阶级当中一再出现群众罢工的争论，虽然面临内部和外部形势的尖锐化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斗争意志，而党的执行委员会却仍然陷于盲目和充耳不闻的状态。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员谢德曼不想注意群众的不满而把一切都看得秩序井然。诺斯克完全了解，“国民精神”对军事征战并没有过多的反应，因为当巴尔干危机时在东部边境已经聚集了俄国部队。
古斯塔夫·鲍威尔——据说后来由于他与投机家巴尔马特的友谊有了可悲的名声——声称：在俄国的状况下人们能够赞成群众罢工，但在德国则不能，在德国，工人“会有巨大的损失”，会损失几十年的劳动创造的一大堆财富。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它存在的过程中从未对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者试图贯彻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它在1914年在它悲惨的末日来临的前夕还认为必须以“统一”的名义利用它的权威去促使布尔什维克与俄国各种货色的机会主义者实行无条件的合并。
根据毫无原则的调解者托洛茨基和那些想按照欧洲各政党的改良主义堕落的榜样来塑造俄国工人运动的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情报，王德威尔得和考茨基力图诱使布尔什维克去投降。对国际无产阶级就来，感到非常幸运的就是这种企图的失败。因此，第二国际至少有一个党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这个党是统一而坚决的、其所依靠的是一个坚固的组织，在军事独裁暴政之下毫不示弱。
[1]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4] 这一句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5]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6] 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载《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3页。
[7]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4卷，第301页。
[8] 列宁：《孟什维克主义的危机》，载《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5页。——译者
[9] 指1907年的国会选举；政府和容克——资产阶级同盟以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残酷的警察恐怖来实施这一选举，目的是取得大多数选票来赞成殖民地战争和反对霍屯托特人南非的一个土著民族）的起义。——译者
[10] 当时在德国还没有实行按比例的选举制，而是在每一选区当选的要有绝对多数票的制度和复选制度。
[11]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民主党组织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柏林1907年版，第212页。
[12]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3]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4]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5]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按照党的大小对不同的代表团分配不同的票数，最大的党得到20票，小党从15票到2票。
[16] 南非的代表是白种工人的代表，而不是殖民地奴隶的代表！
[17]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8]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9]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0]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载1907年10月20日《无产者报》第17号。（参看《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页。）
[21] 参考列宁：《论战争》，载《青年列宁主义者女声》第2卷，第23页。
[22]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3]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4]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5] 参考列宁：《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前论》，《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吐1961年版，第274页以下。
[26] 关于德国代表团的组成情况，人们从列金和艾伯特居于主席地位就可以知道大体情况。高龄的倍倍尔是由于健康状况妨碍了参加代表大会。
[27] 参考《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80页。——译者
[28]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9] 参考《罗莎·卢森堡全集》第3卷，第491页以下。
[30]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1]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2] 同上。
[33]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4] 宣言的原文印为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附录，见《马克思主义文集》第1卷，第114页。
[35]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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