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二国际 -> 〔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第一章 第二国际的全盛时期（1889—1904年）
第一节 第二国际的建立
1889年，巴黎
由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于1872年通过决议，将总委员会的所在地从伦敦迁到纽约，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即“暂时退出舞台”了，并在实际上解散了它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看出国际在这种时候没有行动的可能性，如果在血腥的迫害时期维持国际，便意味着巨大的牺牲。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法国工人运动暂时陷于瘫痪状态，英国工会领袖们以国际总委员会袒护公社为理由声明退出国际，在不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运动由于巴枯宁领导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而分崩离析。第一国际是革命的宣传组织，它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团结了各国最进步的工人。它的代表们在德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风暴中经受住了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考验。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公社失败后的反动派猖獗的年代里，认为形式上保持组织是不合时宜的时候，他们并不想牺牲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他们两人毕生事业的基础。他们只是期待着国际工人运动复兴的有利条件。
八十年代出现了国际工人运动复兴的新的高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对反社会主义者法的英勇斗争中，在克服了领导者当中“不和悦的人们”——引用恩格斯的说法——的最初的动摇之后，变得巩固起来，并在群众当中获得很大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由反社会主义者法年代，即1878年的437,000张，增加到1887年的763,000张。英国工会里社会主义小组的影响也在增长，这是反对改良主义领袖的最初表现，这些改良主义领袖使工人运动变成自由党的附属品。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盖得、拉法格及瓦尔杨领导下的布朗基派组成的左翼，同以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右翼机会主义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广泛基础上取得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1888-1889年汉菲尔德代表大会上，在维克多·阿德勒领导下统一起来了。这一切表明，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已具有社会主义的群众组织广泛发展的前提条件。
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革命派和改良主义派之间斗争的问题。法国的可能派与英国工会改良主义领袖们联合起来，企图在德、奥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参加的条件下，在巴黎召集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显然，法国机会主义者力图利用他们占有理想的多数的国际会议，以便在法国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宗派斗争。虽然这种企图是十分露骨的，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阿埃尔和席佩耳却愿意服从可能派的计划。[1]与此相反，德国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儿企图劝说法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派别联合召开代表大会。当这种意图失败时，1889年7月14日趁巴黎在攻克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举行世界博览会的时机，同时便有两个代表大会开幕，一个是在法国和英国改良主义工会代表控制之下的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毫无国际性质；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会，这个大会代表着二十个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是在巴黎公社的战士瓦尔杨和“革命的士兵”威廉·李卜克内西主持下开幕的。代表大会以献身于法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感到自豪。会议大厅里悬挂着的标语牌上写着：“以1848年和1871年3月、4月和5月的巴黎的名义，并以巴贝夫、布朗基和瓦尔兰的法兰西的名义向两半球的社会主义工人们致敬！”并挂着关于目的的标语：“政冶上、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社会化。”
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成立大会必须明白表示反对改良主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在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刚刚发展的时期，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是不信任群众力量的表现、是把希望寄托于个人行动的神奇作用的表现。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反对工人阶级接管政权，他们说，因为这样做只能导致新的压迫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把保护劳工法——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看成为一种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事务。某些法国工团主义者、意大利和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赞同这种观点。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原则上拒绝这种观点。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一开始即感觉自己不是作为设法说服他们同志的志同道合者，而是作为制造分裂以至走向敌对阵营的敌人。他们也受到代表大会的相应的对待，当他们不愿服从议事日程时，便被逐出会议大厅。
如果说，在成立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已成事实，这种分裂只是有待于未来的代表大会在原则上加以确认，那末，在第二国际存在的整个期间，与其内部改良主义者的关系却始终未能够彻底地弄清楚。当时成立大会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与同时举行的可能派代表大会联合的形式问题。绝大多数的代表同意合并。极端反动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脑、声名狼藉的龚帕斯发出一封贺信，在贺信里他竭力主张与可能派大会合并。只有少数代表原则上反对这种合并。
法国代表杜普雷这样讲道：
“关于合并人们谈论的很多了。但是，人们探讨过没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同约福林之流的卡得派
[2]之间是否能够合并？我们的外国朋友来到巴黎，是为了同法国的劳动者和革命者取得谅解，而不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机会主义的同盟者取得谅解……社会主义者不会欢迎可能派，因为后者仅仅是资产阶级政客，并且，因为外国社会主义者不会容许自己同资产阶级联合。尽管如此，无疑地在可能派当中还是有可以信任的社会主义者。愿这种人
到我们这一边来，但另一种人就可以留在外面了！”
“……重新迎接那些长期以来与工人的凶恶敌人、即与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携手并进的人们，这是不适合的。”
英国诗人威廉·摩里司，虽然他靠近马克思主义者的程度不如靠近无政府主义者的程度，但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来自柏林和德累斯顿的德国代表也发表类似的意见。威廉·李卜克内西发言反对不惜任何代价的合并，并提出一项在下列条件下实行合并的提案，即下一次代表大会提出能够被接受的合并条件。这项提案是按照国籍进行投票表决的，并以十二票通过，只有瑞典和挪威投票赞成原则上拒绝的激进的提案，同时，法国代表声称：他们只是为了统一才赞成李卜克内西的提案。合并没有实现，只是因为可能派提出了一切代表资格的有效性应该由他们来决定的条件。
如果说在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机会主义的知名代表参加，那末，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功绩，不如说是机会主义者的功绩，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被多数取胜。大会所采取的立场获得恩格斯的赞同。当恩格斯听到关于李卜克内西提案的争论时，他在1889年7月17日给左尔格的信里[3]写道：
“……在两个大会上合并的欺骗自然是很显著的，外国人要合并，法国人在两个会中都趔趄不前。在合理的条件下，合并是件很好的事，但是，当我们中间有人高喊毫无条件地合并时，这便是骗局。”
接着又写道：
“如果两个同时举行的代表大会只要达到将斗争力量发动起来的目的——这边的可能派和伦敦小集团，那边的欧洲社会主义者（这些社会主义者能以
马克思主义者的身分出现还要归功于前一种人），从而在世界面前表明；哪里是真正运动的所在，哪里是骗局，那末，这便足够了。当然，假如实现了真正的合并，绝不能阻止英国和法国的继续争论，而是恰恰相反。合并只意味着对大资产阶级的一次威风凛凛的示威，意味着一次从驯服的工团主义者到最革命的共产主义者的九百多人的工人代表大会。”
[4]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他的献身于继续从事国标工人协会的事业的开幕演说里声称：“对单一的统一的组织范围来说，国际工人运动就显得太大了。”[5]这当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说法。在工人运动新高涨的初期，当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和工会刚在发展，工人阶级还不能做出巨大的国际行动的时候，人们不能把在各种重要问题上的统一做为加入国际组织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必须是在广泛的国际组织范围内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斗争的结果。但是，由于运动的广泛就放弃国际的统一，无异于放弃了他们原来的统一国际无产阶级行动这个目的。
大会认识到有统一行动的责任，这表现在关于五一节的决议里：
“在规定的时刻组织大规模的国际示威游行，而且要同时在一切国家与一切城市里在规定的日子，劳动者对国家当局（官厅）提出要求：确定工作日为八小时，以及实现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其他一切决定。
鉴于这种示威游行已由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888年12月召开的圣路易代表大会上决定于1890年5月1日举行，所以就把这天规定为国际示威游行的日期。
各个国家的工人按照他们国家情况所许可的方式，组织这种示威游行。”
由于代表大会大部分时间消耗在辩论关于与可能派联合的问题，以及报告个别国家的运动的状况，因此，人们既不能深入讨论这项决议，又不能深入讨论一系列其他重要决定。所以未经讨论便议决了，此后就只允许加以说明而已。通过了下列各项提案：废除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普遍劳动保护法，通过的另一项提案是“利用选票”夺取政权，但“排斥与任何其他政党妥协”。法国代表提出的一项把总罢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提案，由于李卜克内西的反对而被否决。
第二节 反战总罢工——“五一节”的实施
1891年，布鲁塞尔
第二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在布鲁塞尔举行。首先讨论了工会问题、罢工问题，特别是反战总罢工问题。战争危险和反战斗争问题，是每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都要讨论的问题，它在这一年中，由于法—俄同盟——这一同盟是针对1883年缔结的德—奥—意三国同盟的——的缔结变成为特别迫切的问题。代表大会未能对当前的国际形势表明态度；代表大会的讨论主要转到荷兰无政府主义者纽文曷司所要求的反战“世界罢工”问题上，尤其因为当时关于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还毫无经验，甚至，社会主义者对作为经济斗争的手段的罢工的态度还不明确，因此，这种讨论必然抽象而不具体。
法国和英国的多数派的关于工会组织、罢工和抵制问题的决议中，劝告工人通过强大的组织准备总罢工。但是同时，却把罢工看作是一种“两面有刃的武器”，这种武器只能在充分考虑各种条件以后才能使用，并且建议：假使那是可能的话，假使工人的尊严允许的话，“宁可去进行调解和仲裁而不要宣布罢工。”类似的想法也包含在德国人提出的反决议里。他们虽然也承认罢工是必要的斗争手段，但是补充道：
“可是，由于罢工和抵制是个两面有刃的武器，用在不适当的地方和不适当的时间，工人阶级就会得不偿失，代表大会建议工人们慎重地考虑他们要使用这种武器时的一切情势。”
一项建立国际工会组织的提案被德国人投票否决了，因为建立这样的组织在各个国家的立法状况下按照合法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德国代表的这种态度完全表现出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1890年）以后他们的小心谨慎的情况。
1891年，在德国党内改良主义第一次公开地提出自己的纲领。福尔马尔在他的声名狼藉的所谓“黄金国演说”[6]里推荐改良主义的活动策略（这种策略力求用一种可能取得部分成效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并且称赞三国同盟是和平的保证。虽然德国党有兴趣同改良主义观点作原则上的争论，但是，恰恰也是德国党起来反对荷兰的提案，即把策略问题、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问题，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德国代表宣称：这种问题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是没有讨论的余地，“因为，对此有决定意义的是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只有有关国家的同志才有资格判断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7]
尽管有这种国际作用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意见，可是仍然讨论了策略问题。在劳工保护委员会提出的由王德威尔得加以说明的决议草案里写道：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反对任何有效的劳工立法，工人必须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工人应该“在凡是他们占有政治权利的地方，都不要选举那些不尽力支持他们这些要求的人。”要求指的是巴黎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劳工立法，并因而推荐了一种策略，即任凭各国工人党自由支持那些议会候选人，只要他们答应支持劳工保护立法。
倍倍尔激烈地反对把党的活动集中在改良上，而不是集中在寓于选举策略中的最后目的上。同时，倍倍尔也尖锐地反对德国党内的改良主义。
“首先，我要着重指出：照我看来，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不是实现劳工保护法，而是向工人阐明目前社会的本质和特性，以便尽可能快地消灭这个社会，尤其是当这个社会在它本身发展规律中存在着逐渐死亡的没落的种子的时候。工人必须学会了解社会的本质，以便当这个社会的丧钟敲响的时候，工人能够建立新社会。当最近在国外常有人说，在德国党内关于任务或策略方面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时，我要更加着重地指出这点。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不存在这种分歧，
谁要企图使党离开这个任务，谁就必须在同一瞬间离开党。”
[8]
就连奥地利党的领袖维克多·阿德勒——他后来发展成为最大的机会主义的外交家之一——在这一点上却更前进了一步，他说。
“对于我们来说，整个议会主义，选举权，投票权，劳工保护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是使人们头脑革命化、从而争取到要求实行革命的穷苦人民的好手段，我们永远不要只看见这种手段而不看见目的。”
他必须投票反对的一节就是其中规定所支持的候选人，必须是拥护劳工保护的人；奥地利的党拒绝了它，因为在奥地利没有许选权，而且显然有“愚弄资产阶级激进党”的企图。
“……因为我们确信，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不能保证实现我们的要求，而我们也不能把工人争取过来，如果我们自己遮蔽了或隐藏了我们的旗帜。”
在通过的决议中省略了包含与资产者妥协的策略的一节。
关于军国主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充满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并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严格地划清了界限。决议认为剥削制度是潜伏的战争和由此而引起的军国主义的根源；一切消灭军国主义和建立和平的努力，如果不针对战争的经济原因便没有力量。只有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才能够消除军国主义并保证和平。要求工人们：不断地和强有力地反抗一切好战行为，并且通过健全国际组织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防止世界战争这种可怕的灾难的唯一手段。
荷兰人提出了一项详尽的反建议，他们的提议宣称。
“一切完全由资本家阶级引起而且是为他们谋利益的现代的战争，在他们手里是一种为了转移革命运动的力量和通过加强可耻的剥削来巩固资产阶级的最高权威的手段……”
因此，代表大会决定：
“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将用号召人民
总同盟罢工的办法来
回答一种可能有的
宣战。”
[9]
这个演变是一种正确的革命思想和形形色色的和平主义与工团主义幻想的奇妙的混合，一方面，反对战争的内战，另一方面是仲裁法庭！当李卜克内西相反地指出人们不能事先宣布一种“世界罢工”或者一场革命时，他当然是对的。特别当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性组织和工会组织在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还软弱的时候，如果责成党去贯彻那些力所不及的措施，那是荒唐的。此外，如果人们严肃地考虑一下内战的前景，人们就不能怂恿革命的工人们拒绝服兵役并让他们被关在监狱中。因为如果人们没有武器，没有把叛乱的思想灌论到反动军队里去的话，那么开始一个有胜利希望的内战是不可能的。
不过，纽文曷司指出社会党内沙文主义的危险，并且不把福尔马尔事件看成是个别情况，还是绝对正确的。原来德国国会里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大多数成员，早在1885年就投票赞成国家资助的开向殖民地的一条轮船航线，其所持的理由很接近社会爱国主义的精神。因此，讨论未来战争的性质和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不是完全多余的。在纽文曷司对于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区别的争论中确实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论证。他只指出每一个外交家都善于把任何一种战争说成防御战争。当然，这完全不是证明不可能有正义的防御战争。社会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第二国际以后的任何一次大会上都没有被彻底澄清过。
李卜克内西对纽文曷司进行的激烈的回答都忽略了这些问题。他抗议沙文主义的指责，因为根据1870年的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最不应受到这种指责的。“战争爆发后重法立刻生效，谁要是拒绝，谁便被立刻带到军事法庭并且依军法枪毙。”人们不能被革命的词句弄得自己荒谬可笑。
尽管这一讨论有许多缺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演说中或在通过的决议中都没有人赞同保卫租国，而保卫祖国日后则成为第二国际的信条。
国际在共同行动问题上的软弱表现在关于五一节的讨论中。巴黎代表大会关于五一节的决议，是唯一的强要各党负责进行共同行动的决议，它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有两个最重要的代表团有了异议。德国人和英国人建议将五一节移到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事实上，虽然德国人和英国人在1890年管举行过巨大的示威游行，但并没有打算实行大规模的停止工作。与此同时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却为停止工作进行了坚决的和富有成效的斗争。完全取消停止工作的企图，也在法国和奥地利的党的抵抗下失败了。
通过了一项妥协性决议，决议声明：“只要各个国家情况许可的话，五月一日应该是一个休息日。”
第三节 反对沙皇制度——“五一节”和策略问题
1893年，苏黎世
苏黎世代表大会是于1898年8月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刻召开的。在英国，二十万矿山工人举行历时数月的罢工，这是以巨大的力量和决心进行的罢工，并以取得部分胜利而结束。在比利时，工人通过总罢工迫使资产阶级在选举权问题上作了让步。在各个国家，政党和工会组织正在迅速地发展。同时，强烈的军备竞赛给工人阶级提出了加强反对凶险的战争的斗争任务。
在代表大会进入议事日程的讨论之前，必须再次商讨无政府主义者加入的问题。在这大代表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以古斯塔夫·兰道耳领导下的”青年派”为代表，该派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从德国党内被开除出去，后来便成为一个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小组。在布鲁塞尔的预备会议上，商定以承认工人组织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做为参加的条件。因为兰道耳宣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任何的政治活动，所以在倍倍尔领导下的德国代表团便提出一项关于参加条件的补充提案，其中说道：
“政治活动应当理解为：工人政党根据力量的情况去利用或力图去赢得政治权利和立法机构，以便促进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夺取政权。在论证时，倍倍尔强调指出，原则性的分歧使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分裂。正像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已经做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可以为他们自己召集一次特别的代表大会。”正如我们在这方面对右派划清界限那样，我们也要坚决地对左派划清界限。”
倍倍尔的提案被大多数所通过，于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抗议声中离开大会。弗·恩格斯出席了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且发表了总结演说，强调指出与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上分裂的必要性。为什么第二国际不实现倍倍尔的诺言？为什么对于右翼划分界限从来没有提得像对左翼那样尖锐？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在这里，只指出一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情况：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贯彻当时直接摆在社会主义政党面前的实际任务是一种阻碍，因为，为政权而斗争的问题还未提上日程，而是为此目的必须首先建立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的基础和把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群众中去。在大多数国家内，党把它的力量集中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上。在这种时候，从开头起就不可能与原则上反对在国会内活动的人进行联合的工作。但是，改良主义者不是公开反抗党的实践行动，而是用隐蔽的手段破坏党，并企图使它说离阶级斗争的轨道，这种人在最初似乎不是太危险的；只有当重大的革命任务降临到工人阶级的身上时，改良主义的十分巨大的危险性才显现出来。
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的“意外事故”是：跟否认无政府主义者代表权的同时，罗莎·卢森堡的代表权也被否认了。罗莎·卢森堡是作为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主义者报界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大会的，这个组织是在尖锐地同当时已经传染上波兰民族主义的波兰社会党[10]进行斗中成立的。根据波兰社会党领袖达斯钦斯基的提案她的代表权被剥夺了，达斯钦斯基这个人物在罗莎·卢森堡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牺牲性命十年以后的今天，作为波兰国会的主席扮演着法西斯魁首皮耳苏斯基的忠实奴仆的角色。
关于“战时社会民主党的态度”的讨论，出现了在布鲁塞尔大会中所没有的新的因素：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问题。另一方面，德国人针对着荷兰人的一项在战时同盟罢工和拒绝兵役的提案，提出了一项重复了布鲁塞尔决议的提案。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即1883年创立的“劳动解放社”的领袖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委员会所作报告中反对总罢工，所根据的论据就是当时流行的论据，虽然这种论据已经被1893年比利时的总罢工所扳倒。
“在今日的社会，总罢工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可以实现总罢工的手段。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已处于可以实现总罢工的地位时，无产阶级已经控制了经济权，那么总罢工便是荒唐可笑的事情了。”
在军事罢工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以下述的理脸补充了李卜克内西的在军国主义国家的审事罢工可能是宣告罢工者被消灭的论点：“军事罢工首先是文明民族被解除武装，而且会把西欧断送给俄罗斯的哥萨克人。” [11]
纽文曷司再次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但是，这一次他不是针对福尔马尔，而是针对倍倍尔，反对倍倍尔在国会里著名的声明：在一场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战争中我自己要拿起武器。纽文曷司认为，如果俄国侵入德国，这也许不是一种灾难。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也很有因为野蛮人的入侵而遭到破坏。拒绝服战役确实会导致内战，但宁愿内战，而不要民族间的战争。在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的兵变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都表明这是可能的。
一位波兰的代表尖锐地反对纽文曷司。他说，倍倍尔的演说在波兰起着激励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并且唤醒居民古老的历史上的革命气质。
李卜克内西又想起了德国社会主义者1870年的态度。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未放弃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拒绝给军国主义提供任何资助。人们必须以社会主义精神去折断军国主义的铁臂。”但是在兵营内实行幼稚的阴谋活动是不能实现这一目的的，我们只有通过在人民中固进行不懈的宣传才能实现这一目的。”
维克多·阿德勒代表奥地利党宣称，人们必须堵塞俄国越过波兰烈士尸体的道路，人们不能把半个社会主义的欧洲交付给俄国。他所说的俄国，不是指俄国人民而是指沙皇制度。”并且在每个国家——也在我们奥地利——我们已怒受够沙皇制度了。”
阿维林代表英国代表团说道：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实行军事罢工，那么我们就要做完全不同的事情了，这时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就是把资本主义送上天堂或送进地狱。”
比利时人伏尔德尔反对德国人的错误观点：即不需要进行一种特别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也善于在审队当中进行鼓动，在兵营内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为了能把真理告诉士兵们，他们在军营之旁举行会议。伏尔德尔提出一项补充提案，其中这样说道：
“在一切立法会议中的工人阶级代表有义务拒能军事拨款，抗议军国主义并且主张裁军。”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总结发言里，极为坚决地为倍倍尔的立场辩护：
“如果德国的军队越过我们国界的话，那么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正像一百年前国民议会时代的法国人来到德国一样，他们作为征服王公的胜利者而给人民带来了自由。”
多数法国人与挪威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起投票赞成荷兰的提案。德国人的提案以及比利时人赞成拒绝审事预算和赞成许通裁军的补充提案，在荷兰提案的追随者投弃权票的情况下被通过了。
无疑的，原则上拒绝总罢工和不理解反军国主义工作的必要性的多数派完全是不正确的，可是，当他们拒绝对俄国入侵采取毫不关心的立场，并且强调反对沙皇制度斗争的必要性时，那么他们便与1848年以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完全一致，也便与恩格斯在九十年代所主眼的立易完全一致。1893年俄国无疑是国际反动派最坚强的柱石。虽然，雕维克多·阿德勒就得绝对正确：在奥地利——同样在德国——也有十足的“沙皇制度”，但是，这些国家的形势有所不同，因为当时在俄国还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是刚刚有一种社会主义组织的萌芽，而德国则正在发展着一个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如果俄国在这时战胜德国，确乎是意味着国际反动派的加强，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倒退。因此，恩格斯于1892年在一篇著名的论文《德国的社会主义》里极力主跟在发生俄国进攻德国时保卫民族的必要性。他写道：
“一场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是一场生死的斗争，在这次战争中，只有
运用革命的措施才能够保证德国的民族生存。现今的政府，如果它不是被迫，便决不会放任革命。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有必要时来代替政府。
我们没有忘记1798年法国所给予我们的伟大的范例。1798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庆祝典礼就要到来。假使沙皇的占领狂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的焦虑要阻止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的、但却是和平的进革的括，那么，这些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人你们放心好了——准备向全世界证明，今日的德国无产者是不会和百年以前的法国无套裤党不相称的，1893年能够与1798年相媲美。”
[12]
在德国帝国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的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刚刚开始的时期，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问题所采取的态度，自然丝毫不能为1914年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立场辩护。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沙皇制度的态度为1914年社会帝国主义罪行进行辩护，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此已作了充分的批评和反驳，如季诺维也夫在上述书籍中，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13]一书中，以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汇漏《反潮流》中发表的论文和罗莎·卢森堡在她所写的《尤尼乌斯小册子》中即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未试图认真地考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虽然如此，为了1914年的政策它还偶尔虚伪地拨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括。这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彻底的系统的破产，这是它转向机会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五一节问题上，所有代表都批评德国党的态度。事实上，按照各党的力量的比例，德国人在执行巴黎代表大会关于五一节的决议所做的努力最少。在1890年4月，国会党团（反对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意见）反对柏林组织关于五一节的一项呼吁书，决定了一项直接反对五一节的呼吁书。国会党团的声明显然和巴黎决议的精神和条文相矛盾，声明上提出了就是那些反对总罢工的理由，来反对实现许通地停止一天工作的计划。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能昧着我们的良心来要求德国工人们把五月一日变成许通的停止工作日。”
人们应该以集会、庆祝会、示威游行来庆祝五月一日。只有“没有冲突”而可能这样做的地方，人们才应停止工作。这项决议的结果只是在汉堡实行了停止工作，在党的和进步工人的行列中产生了不协调和沮丧情绪，这在“青年派”的反对派中也有部分的反映。弗·恩格斯认为党的领导的决议是正确的，因为反社会主义者法就要期满，而且政府没有挑衅的机会，但他也提到：
“此外，党团的宣言是恶劣的，关于总罢工的胡说是完全多余的。”
如果只是为了在1890年便于废除反社会主义者法而采取某种抑制态度的，那么，这还可原谅。但是，事实上党的领导在对待五月一日停止工作所表现的怠工中表现出其所追求的首尾一贯的路线，即避免任何招致牺牲的斗争。1892年柏林党代表大会直接决定：这一次顾虑到经济危机——如果人们想躲避斗争，那么总会找到借口的——必须放弃停止工作，并使庆祝会在晚间举行。在五一节要求付出不少牺牲的其他国家里，社会主义政党认为他们的光荣职责就是：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也要满足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要求。比如，法国虽然在1891年五一节时在福尔密（法国北部）野蛮的警察暴行已怒制造了十名牺牲者，可是法国的工人并没有让野蛮的警察残杀阻止了革命的五月示威。在奥地利一匈牙利反动派对待工人阶级的野蛮态度不亚于德国，在那里五一节照例招来无数的惩罚，可是，每年仍以宏伟的气势来度过五一节。
维克多·阿德勒代表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也公开的表示：由于德国人的退却增加了其他国家工人斗争的困难，所以决议的目的主要是使德国人坚决前进。委员会建议再度肯定布鲁塞尔的决议并补充下面的词句，以便加强它：
“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有义务，争取实行在五月一日停止工作，并且支持个别地方和个别组织向这个方向所做的每一种努力……”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五一示威，应当同时是工人阶级坚强意志的示威，即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差别和由此走上通向国内和国际和平的唯一道路的坚强意志的示威。”
阿德勒在提出修正案时说道：
“如果我们不前进一步，那么五一节将会渐渐消失……但是，在德国，人们保持反对停止工作的决议比注意庆祝会在五月一日举行，而不是在五月份的某一个礼拜天举行要更为强烈。”
倍倍尔为德国的立场辩护的演说并不是这位伟大工人领袖一生中的光荣的一页。从他的演说里说出了那种卑下的害怕牺牲的官僚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德国党内，随着组织的加强，特别是工会的加强，获得日益增长的影响。
倍倍尔宣称：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同意这样的决议，它决议违反布鲁塞尔决定剥夺各个党决定五一节应采取什么形式的权利。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在一大党的会议上，少数投票赞成停止工作，那么按照这项决议多数就必须服从少数。这正是党的纪律的破坏。为此，党不仅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还要承担财政上的责任。此外，下面的措辞也是不能接受的：
“阶级差别应通过‘社会革命’的手段来消除，这对一系列德意志国家来讲，会使五一节的庆祝简直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了。”
在人们用“革新”一词代替“革命”以后，德国代表团同意了最后的修正案，然后，德国以及丹麦、保加利亚和俄国反对第一个修正案，并且由于辛格尔的声明使事情更加恶化，声明说德国同志和其他人同样热心地忠诚地“在原则上”同意停止工作，但是他们不能允许”在这方面由某一个人给他们作出规定。” [14]
把国际决议说成是“一个人的规定”，这就表现出对于国际的轻视来，而这种情况正是第二国际各党实践中的特征。事实上停止工作可能招致牺牲的地方，放弃停止工作的策略，在德国在以后年代里也继续推行着。
关于“社会民主党政治策略”的讨论，也暴露了第二国际最大的弱点之一。在当时最重要的领袖们都一致拒绝机会主义的与资产阶级妥协的策略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目的上也都一致的时候，另一方面这些领袖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完全没有明确的概念。
委员会提出的，并且以绝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含有下列的思想：工会组织和政治活动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原则的鼓动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争得迫切需要的改革也是必要的。因此，工人为了在一切立法和行政机关里能够提出他们的要求，必须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并且必须夺取权力工具，以便把这个工具由“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变成为解放无产阶级的工具”。斗争的形式和种类的选择任凭各个国家去决定，然而必须：
“……在这场斗争中，要把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目的、对现今社会的全部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变革摆在显著地位。在任何情形下决不允许把政治活动当做使我们的原则或我们的独立性受到损伤为条件的妥协和同盟的借口。”
决议还宣称赞成创制权和批准法案权（“人民决定”）以及比例选举制度。
这个决议虽然对无原则的妥协提出了警告和提醒工人群众永远不要忘记革命的目的，然而，同时在国家问题上却表现出十足的改良主义观点：并不是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而是把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即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所属的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变为解放无产阶级的工具。国际的代表大会绝没有错过一个机会去纪念巴黎公社和预言世界公社的到来，但人们却忘记了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经验中所得出的最重要教训，即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够简单地接收旧的国家机器，而是必须粉碎它。
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德国党的纲领（不管恩格斯批评过这个纲领：真正应该包含在内的全部都漏掉了）[15]也暴露出了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明确。这个纲领在第二国际的时代被认为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纲，它虽然完全正确地指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趋势、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不可避免地使这个社会走向没落；但是，它满足于这样的一个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包含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改革，但没有一字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关于国家的任务。
王德威尔得，即便是在他堕落得最深的时候，也一直善于用美丽的词句为坏事来作辩护，他特别巧妙地表现了把革命的原则和关于革命任务的原则上的不明确相混合。他宣称：“我们并不忽略议会主义腐化的危险，因为议会主义导致最不自然的妥协，甚至于导致背叛原则。但是，这种腐化危险并不在于议会主义本身，而是在于议会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如果议会掌握在解放了的无产阶级的手中，那么腐化的根源就会消失。但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议会主义的危险，我们会提出某种保证，即要求进入议会的工人代表去履行某些条件。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忽乱：凡是可能意味着那怕是失去一点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的和资产阶级进行的妥协都不要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当资本主义没有消灭，资本主义没有被打倒的时候，无产阶级就不能庆祝胜利；但是任何妥协都妨碍消灭资本主义。”
他又说：人们不能够完全禁止妥协，在小的政党还没有选举权的地方，妥协是必要的。
一方面坦率地表示：在国会的舞台上不能够争取到权力。另一方面，把国会转到无产阶叙的手里看作是国家制度方面的革命变革。
荷兰人弗里根提出一项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议案。当时人们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理解为特别由福尔马尔代表的改良主义观点，这种观点结合着拉萨尔的传统，期望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改革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确，决议并没有包括无产阶级与议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政党以及与国家关系的正面规定，但也没有多数决议的不明确的地方，而是明确地就道：
“……在目前社会内，工人状况的改善，只有在改善他们的斗争地位，即是做为争取较好的组织和轻易实行剥夺有产阶级的一种手段的意义下，才能受到工人们的欢迎。”
在论证这项决议时弗里根指出：人们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行动和可能派一样，即使人们不说出也不写出来”，并给可能派，也就是说给机会主义作了如下的很好的说明：“可能派的特征就是把手段提高作为目的。”
荷兰人的进攻再度引起威廉·李卜克内西行动起来，他同意拒绝“国家社会主义”，正像1892年柏林党代表大会已经声明的那样，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坚决地抗一种认为德国不再站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立场上的“神话”。他说德国的纲领比一切其他纲领更彻底，但是策略问题不是原则问题。“如果在一天当中，条件改变二十四次，那么我们将改变我们的策略二十四次”。荷兰人想把在议会内的活动只限于抗议，这是一个错误。
“正像策略本身没有革命的或反动的一样，国家机器本身也不是反动的。国家机器不外是行使政权的一种工具，一种强有力的、锐利的武器。如果一个敌人用武器进攻我，那么，我不会因为我轻视武器而战胜它，如果我不想让武器打到我自己身上的活，我将夺去他那件武器。和我们对立着的权力，我们只有夺去它的强有力的刀剑才能战胜它！……问题在于争取政权的战斗，这种战斗必须在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到底，以便把我们的敌人百年以来用狡猾的方法来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立法机器拿到手里”。
在国家问题上李卜克内西公开的采取一种纯粹的改良主义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代表德国人，十分坚定地声明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做任何妥协，正像阿德勒代表奥地利，屠拉梯代表意大利，孔勒代表英国一样。
决议在荷兰投弃权票的情况下被一致通过了。以后还通过了一项关于赞成土地公有制的土地问题的决议和一项关于“民族的和国际的工会的形成”的决议，后者倡导工会之间的松弛的联系和相互的支援，反对荷兰人一项建议成立国际联合的提案，也通过了奥地利的一项向一切国家推荐从事为许通的平等的选举权而斗争的提案。代表大会以恩格斯的演说结束，这个演说包含对于国际的意义的值得注意的阐述，恩格斯说道：
“为了不致变成宗派，我们必须准许讨论，但是，必须可靠地保持一致的立场。自然的联合，志愿的结合已为历届代表大会所支持，这就足以使我们取得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从我们手里把这种胜利夺去。”
第四节 驱逐无政府主义者——土地和殖民地问题
1896年，伦敦
1895年弗·恩格斯逝世。他的逝世是在德国党和国际内正准备与改良主义者发生决定性的争论的时候，这就更加不幸了。当恩格斯逝世前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发表了窜改过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这个导言多年以来被利用作为反对左派的决定性的论据。恩格斯在这篇导言里强调指出利用普选权和议会的必要性，祝贺德国党在合法斗争的条件下的成长，警告过早的发动，并就有关街垒斗争的问题写道：
“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筑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顾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斗争，那他一定是个疯子了。”
[16]
“这是不是说，街巷斗争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一八四八年时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审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街巷斗争，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街巷斗争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而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举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九月四日和十月三十一日在巴黎一样，
自然是宁愿采取公开进攻，不是采取消极街垒战术的。”
[17]
在1896年7月至8月的伦敦代表大会上，没有出现很大的分歧。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被驱出门外。尽管苏黎世代表大会严格规定了参加的条件，却再次围绕着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权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代表大会决定了未来参加的条件，十分明确地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被排除在外。”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时，主席竟敢用警察来进行威胁，无政府主义者被驱逐以后，在纽文曷司领导下的多数荷兰人也离开了大会。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被完全地、彻底地从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里驱逐出去。这一点被公开地确认：无政府主义者只要不作为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代表，而作为工会的代表，就能照旧参加会议。问题正是这样被提了出来，即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伊尔文建议：只准群能保证工人运动政治上完全独立，也就是在选举时不支持自由党或保守党的工会参加。他的建议遭到否决，认为只要承认政治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的工会就可以准许加入。由此，工团主义工会当然也被驱逐，这些工会，特别在法国代表团那里，经常派出许多有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代表。
当对左派划分的界限非常分明的时候，右翼却被米勒兰主义者的代表加强了。他们在特殊的情况下赞同社会主义者。1894年选举时二十五个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者当选，此后，在米勒兰和饶勒斯领导下的大约三十名代表（他们是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派当选的）声明：准备与社会主义者合并为一个党团。当时，这一小集团只需要在形式上作出让步，承诺在他们的资产阶级改革纲领里接受“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一般要求，这种合并也就实现了。
恩格斯会对这种合并有极大的顾虑。他说：一个联盟要比一种合并好些，无论如何社会主义者必须看到这种可能性：即这是与资产阶级分子打交道，和这些人必然要发生原则性的冲突。人们首先必须对这种可疑的分子保留在议会里和报纸上进行批评的自由。[18]
米勒兰主义者的进一步发展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怀疑。
改良主义派的三个领袖：饶勒斯、米勒兰、维维安尼要求代表大会根据他们的国会议员的资格承认他们为代表。他们一直等到这种代表原则得不到同情时，才提出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资格。
土地问题于1893年就已根据农业国社会主义者的要求提上议事日程了，但当时由于没有时间所以未能封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详细地讨论起来。委员会的决议就像1893年的决议一样，只限于提出把土地转为公有并组织农村无产阶级来对剥削进行斗争等一般原则。除此之外，由于土地关系的多样性给各国工人党建立有约束性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在舍恩兰克引用俾斯麦所采取的措施对于资产阶级国家国有化的幻想提出警告后，一项期待以运转工具的国有化来大大改善农业劳动居民的状况的英国提案被否决了。
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包含着革命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目的的明确的宗旨。
“Ⅰ 代表大会把政治活动了解为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解放去夺取政权而进行各种形式的有组织的斗争以及去利用国家与地方的立法与行政机构。
Ⅱ 代表大会宣布：夺取政权乃是使工人作为人和公民获得解放，以及建立国际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重要的手段。大会号召各国的工人们联合起来，不要依赖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并且要求：
1．一切成年人都有许通选举权；
2．每个成年人有平等的选举权；
3．采用复选制；
4．国家和地方范围内的创制权和复决权。”
决议还宣称赞成一切民族的完全自决权，反对殖民政策。殖民政策，“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促进文明的借口”，其目的一直只是专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扩大资本主义的剥削的范围而已。
只讨论了关于“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独立地”进行斗争的要求。一个英国的工会会员和一个费边社的代表反对这项条款，费边社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集团，恩格斯中肯地称它“一群野心家”。
“他们也还聪明，懂得社会革命必不可免，但是他们不愿意让组笨的无产阶级单独担负这件艰巨的事业，因此他们大发慈悲地自己出来领头了。”
[19]
与这种明确的革命的政治决议相反，摩尔肯布尔所主张的工人阶级经济政策的决议表现了不明确性，为改良主义观点敞开大门。这个决要求加强国际工人组织来反对正在发展中的国际垄断组织。到这里为止还好。但是，此外也提倡“建立一个国际的机构，这个机构应当监督资产阶级勾结的阴谋，并且利用本国或国际的立法来使这种企业社会化”。所渭“社会化”在这里很明显地理解为不需要推翻资本主义，不需要由无产阶级来取得政权就可以实现的措施。同样的不明确性也表现在对工人的要求上。
“立刻（！）在有关各国为生产的社会化、国家化、地方化准备一定的规则，并且，为了导致一种尽可能一样的国际的处理办法，要互相通知所采取的步调。”
这里显然指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社会化，而下一段关于工会斗争是这样说的。
“只有当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和交通工具——由社会占有，才能够结束对工人的剥削。这要有立法制度作为必要的前提。为了彻底的实现这一任务，工人阶级必须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只有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政治力量。因为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所以它把工人变成了政治力量。”
虽然在改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有意地模棱两可地使用了美丽的词句，可是决议获得了几乎一致的通过。只有法国的少数代表投反对票，因为决议拒绝国际总罢工。
关于战争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它和以前的决定相比意味着后退了一步。决议要求废除常备军，武装人民，建立仲裁法庭，“遇到政府不接受仲裁法庭的决定时”，直接由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决议说，这些要求只有”当工人阶级在立法方面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并通过赞同国际社会主义而建立了真正的民族间的兄弟友谊时“才能够实现。当开出了一切可能有的和平主义的药方，并指出了仅通过议会影响来保证药方的可能性的时候，法国的提倡总罢工并倡议”运用革命的手段做为保持和平的最后的手段”的建议没有得到支持。
第五节 反对米勒兰主义的斗争考茨基的“橡皮性”[20]
决议1900年，巴黎
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举行，这次大会必须对于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现象表示态度。改良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成熟。它从伯恩施坦那里获得了理论纲领，伯恩施坦在他的189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中形成了修正主义的体系。由于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并且由于饶勒斯的追随者赞成这种步骤，改良主义在实践上作了第一次大的试验。
罗莎·卢森堡开始了她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耀煌的战斗，她给米勒兰主义以一种毁灭性的批评。[21]德国社会民主党1898年斯图加特和1899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坚决地拒绝修正主义观点，虽然没有作出任何组织上的措施。在法国饶勒斯派偏袒米勒兰，导致了1894年的联合阵线的瓦解。在盖得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在瓦尔锡领导下的布朗基派，对联合政策（或像当时人所说的“米勒兰主义”）的追随者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同时，十九世纪末叶的特点是开始了一连串的殖民战争，这些战争揭开了帝国主义时代：1898年为争夺古巴发生了美西战争，1899年开始了英帝国主义对布尔共和国发动的战争和在德国主谋之下欧洲列强的武装干涉中国。
和这种情况相适应，反对米勒兰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代表大会最重要的问题。纽文厄斯于1889年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已经天真而激动地提出过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的问题：
“如果人们在一个内阁里给我一个席位——我不希望，但我也不怕人们这样做——那么，我便提出一项唯一的条件：即是，人们攻击私人所有制吗？如果人们回答我，是，我可能踌躇地但有义务地接受。如果人们回答我，不是，我将要说，魔鬼，离开我！你是想要引诱我！”
米勒兰事件并不是和相信或主跟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者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这是一个野心的背叛者利用有利的时机来取得部长席位的典型例子。法国多年以来，由于军国主义者和僧侣为一方同金融资本的民主共和派的代理人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被弄得分崩离析。如果反动集团由于德雷福斯事件而声名狼藉，那么共和党人也由于巴拿马运河事件而丑恶不堪。德雷福斯事件是根据一个军阀的可耻的伪造的证据和伪誓而将一个犹太军官判决为间谍的，所以引起广大群众的震动。在盖得的倾导下，法国工人运动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派，对于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种“中立”的麻木不仁的宗派立场。这个派别以认识到这是两个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争论自满，并不企图通过加强反对罪国主义的斗争在对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它的腐化行为划清明确的界限的同时，也使反对阶级裁判和反对军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带有无产阶级性质。反之，饶勒斯的追随者投到了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一边，并且在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中没有同他们划清界限，这就为米勒兰的“试验”创造了前提。
米勒兰在1899年没有经过他的党的同意，未经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者任何的协商和协定便进入瓦尔德克——卢梭政府。保卫共和国反对反动派被提出来作为这种行动的目的。因为社会主义者对这个政府绝不承担任何义务，所以问题不在于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盖得派也立刻拒绝对米勒兰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并且进行了反对政府的坚决的斗争。
假如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一致态度，那么，问题只是关于一个背叛者的个人的事件。但是，糟糕的是，饶勒斯的追随者把米勒兰进入政府夸奖为民主的进步，并多年来竭力支持政府的资产阶级政策。
米勒兰政府在巴黎代表大会以前，在它成立的初期，就由于警察镇压了在夏龙举行的罢工从而沾染上了工人的鲜血。这样，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的原则问题，第一次全部被揭示出来了。
处理这一问题的委员会的多数确实——正像报告者王德威尔得所就的—都认为：除法国外，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纯粹学术的而且完全是地方性质的问题。”饶勒斯看得远，因为他认为凡是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发展起来的地方，各处都会发生加入政府当部长的问题。他还就，法国民主的高度发展使这个问题在那里首先成为迫切的问题。事实上，就像未来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这里决定的不是个别问题，而是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国家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态度问题。罗莎·卢森堡是这样提出问题，并且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按照它的性质来说，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
只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它才允成为执政的党。”
[22]
决议本身是正确的，可是，就它没有提到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允许联盟，特别是没有规定不许联盟削弱为无产阶级基本要求而进行的斗争，这是有缺点的。然而，这里只是一个策略问题，但是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的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
在巴黎代表大会上，不是这样提出问题，而是歪曲和冲淡问题，从一个原则的问题变成为一个策略问题，这首先是考茨基的错误。考茨基当时还是左派。他曾于1899年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站在罗莎·卢森堡一边进行反对伯恩施坦的尖锐斗争。在这里，他首次在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采取了中间立场，这种态度是他所领导的所谓“中派”的标帜。
被委员会的多数同意的考茨基的决议案说道：
“在现代民主的国家里，无产阶级
夺取政权不能是单纯的突击工作，而只能是政治上经济上组织无产阶级的长期耐心的工作、他的物质的和道德的革新、
逐步在地方团体或立法当局内夺取席位的结果。
但是，在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统治权
不能以一点一点的方式赢得。个别的社会党人进入资产阶级内阁不是作为夺取政权的
正常的开始，而只能是一种
紧迫的局面下暂时的权宜之针。
是否在现实状况中存在这样的紧迫的局面，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关于此事无需由代表大会作决定。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危险的试验，只有统一的党组织的同意，只有社会党的部长现在是将来也是他的党的代表时才是有好处的。
当社会党的部长离开党而独立行动，当他不再是他的党的代表，这时，他进入内阁就不是加强无产阶级力量的手段，而是削弱无产阶级的手段，不是促进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是妨碍夺取政权的手段。
代表大会声称：如果有组织的党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经济斗争中内阁若表示出偏袒时，社会主义者必须退出资产阶级内阁。”
[23]
自从那个时候以来，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政策中取得的丰富经验已经充分表明：这不是米勒兰事件的特点，而凡是在形式上联合的地方，凡是部长是作为党的代理人而进入政府的地方，也总是表现出：这些部长由资产阶级政党来规定他们的政府活动，从而利用党的官僚来争取党员群众支持这种政策，或至少是阻止反对这种政策的叛乱。当然，考茨基决议包含一种对于米勒兰的个人的谴责，但因为决议显然容许了这种可能性，即这种“危险的试验”也能是有好处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即使不是正常的）取得政权的道路，所以这意味着原则上对改良主义的最大让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维护者把这一简单的原则都忘记了：即在阶级社会里，作为国家执行机关的政府只能代表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利益，以至他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经济斗争中的偏袒行为”不是作为必然性提出，而是作为一种可能的情形提出的。普列汉诺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深奥的思想，他在一项修正案中只允许社会主义者进入这样的资产阶级内阁，就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周的各种斗争中不屈不挠地守中立（！）”的内阁。
这种智慧并没有怎样感动王德威尔得，以致他用一种雅谑蔑视了它。他在论证考茨基决议时着重强调：这只是关于策略问题，不是关于原则问题。“坚持原则，但策略则是各个国家的事情。”他就是这样说明了委员会多数派的意见。他宣称：盖得派一方面要用选票来夺取国家和地方的政权（例如接受市长位置），但又对社会主义者根本关闭了到内阁去的门，这是自相矛盾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
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费里，代表少数派论证盖得的议案：
“巴黎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一再声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无论是用和平的还是用暴力的方法完成的，都意味着在政治上剥夺资本家阶级。
因此，只允许无产阶级靠自己的力量、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用夺取代表权的形式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禁止任何社会主义者参加到社会主义者必须对它采取不屈不挠的反对派态度的
资产阶级政府里去。”
[24]
“婴儿社会主义被它诽谤和嘲笑，儿童社会主义被用反动的措施来迫害，但是，对青年社会主义它企图施行催眠术并使它离开正路。它好像是一位岳母，很想把她的女儿嫁出去。女儿被打扮和修简起来，她走向前去，如果青年社会主义作了她的亲切态度的俘虏，那么，他将变成为一个驯服的、屈从的、不幸的丈夫了……
考茨基的决议是由如果和但是组成的，它有小后门，虽然决议对重演米勒兰事件关了们，但是，窗户还是开着。原则被人写在广告牌上当幌子，表面看来原则像是得救了，但实际上什么事都可以允许。固然淡到了‘危险'的试验，但是人们会这样说：我们是担得起风险的有勇气的人！决议中介韶了一个带有社会主义原则的资产阶级策略。因此，我们就要遭到失败。策略和原则之间没有区别。实践只是实用的理论，理论只是实用的实践。
在法国议会内，没有社会主义者对于进军中国提出抗议，甚至于同意为了这种掠夺的拨款，这个事实就说明我们走到何处去了。”
[25]
盖得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他认为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的选举同盟必须限制在最小限度内。阶级斗争愈尖锐，同盟消失得就愈快。一些社会主义者进入内阁，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实现部分的改革而已，并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不仅夺取中央的政权是必要的，而且要实行1789年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所害怕的无产阶级专政。虽然，社会主义是成长了，但是它在广度方面所获得的，就是它在深度方面所损失的。看来，它的腰板不像以前那样硬实了。
盖得反对考茨基的决议案，并拨引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李卜克内西层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进入了资产阶级内阁就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
“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排除了使同一个人既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又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如果一个有组织的党支持社会主义者参加内阁，也不能改变上述情况。这只有使局势变得更坏，因为整个党就要对资产阶级内阁的错误和罪行以及它的破产负责。一旦士兵的枪声和宪兵的剑光使无产阶级弄明白这个妥协部长的意义时，党便失掉了无产阶级的信任。每一个部长都要为内阁的全部政策，也为它的外交政策，为战争和海军拨款负责。英国的或德国的米勒兰，会以他们的行为危害国际的团结。考茨基决议的矛盾对于无产阶级的前进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因此，我们确信，对于无产阶级来乱，除去阶级斗争以外，没有希望！”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第二国际的领袖在一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而公开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的学说，即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种专政才能过渡到一切阶级的消灭——马克思本人把它看成为他的理论的核心——[26]，除布尔什维克党以外，被第二国际各政党长期遗忘了。
比利时改良主义者安塞尔祝贺考茨基的决议中开辟了改良主义实践的新阶段。
“考茨基决议中最有意义的是表示了一种思想，即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是一次突击的结果，而只能是长久的和缓慢的工作的结果。这是
与过去决裂。迄今为止，正像教会向它们的信徒指引天国的壮丽，正像资产阶级向它的群众指引政治自由的万能力量，们也长期宣传关于革命的像大日子的信仰。因此，有一种意见常常出现，仿佛我们在那个日子来到以前可以把双手放在膝盖上静等。
从今日起需要另外一种策略[27]——这个策略不像盖得所担心的那样会使社会主义者的觉悟减弱——连续不断每天孜孜不倦地工作的策略。鼓动年青的、热情的心去进行伟大的最后的斗争是轻而易举的，作为一个组织的成员日复一日地去履行他的细小的劳累的义务是要艰难得多。建筑街垒是十分光荣的，细小工作同样也是光荣的。我们向以前的革命先驱者致敬，但是，我们也不低估那些使用更好的适应今天环境的斗争方式的人们。”
“虽然我们为达到我们的目的只使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但我们将很难避免最后的一次斗争，因为资产阶级在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剥夺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抵抗的。”
公社战士、布朗基派领导者瓦尔揭同盖得团结在一起，认为考茨基决议是向伯恩施坦投降。
阿埃尔也重弹了安塞尔的论调；他当时早已完全转到修正主义者一边。他的演讲唯一惋惜的就是人们在德国还没有能够进入内阁。“无疑的”，他说，“米勒兰事件在我们这里还未出现！……但是，我希望，不人我得也能够如此。”他说，诚然，一个党员未得党的同意而进入内阁，在德国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法国党已经支离破碎的情况下，米勒兰应该去问谁呢？
这一位渴望得到部长地位的社会主义者当然是赞同考茨基的决议的，虽然他不能每一句都赞成，但是，他是同意这个决议的一般倾向的。
虽然决议受到欢迎，但考茨基不觉得有加强他的决议案的必要。在盖得派的惜怒呼声下，决议案以29票对9票通过了。每个国家有两票投票权，只有保加利亚和爱尔兰各投了两票反对票；法国、波兰、俄国、意大利和美国都各投了一票反对票。
这次表决是国际革命派的第一次大失败，但关于殖民地问题和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则充满着明确的革命精神。就是那位在不久暴露出他是荷兰社会帝国主义头目的王·柯尔，代表委员会提出一项议案，其中认为无产阶级有义务以各种手段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殖民政策的斗争，在殖民地促进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并与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英国工人代表发言为这项决议辩护：社会主义者联盟创始人海德门，特别强调英国工人一致拒绝布尔战争的哈利·奎尔奇，以及伦敦煤气工人的领袖，在公开的斗争中被选入议会的第一个候选人康兰。康兰宣称：
“在英国，人们现在特别致力于去说服工会会员们，说什么殖民政策对他们有利，因为，它创造一个新的销售市场，从而就会增加劳动的机会，提高工资。但是英国工会会员们并没有上这种说法的圈套，他们答复道：只要英国还有儿童饿着肚子走向学校，只要有工人衣衫褴褛地流浪街头，失业而陷于贫困，那么英国工人对往殖民地输出他们生产的商品是无兴趣的。如果侵略主义者现在欢呼，英国已变成为一个太阳永不没落的大国，那么我便这样说。
英国有成千个太阳还从未升起过的地方。”
[28]
罗莎·卢森堡[29]提出了反对罪国主义的决议案。
她提到世界政治中的新现象，提到已经导致四次流血战争的殖民剥削的发展，并提到将席卷各国的长期战争的危险。由此，也为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工人政党的国际的合作不仅从日常斗争的观点来看是必要的，而且从考虑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上来看也是必要的。罗莎·卢森堡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提出的思想成为以后反战决议的核心，即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来推翻本主义。
“这越来越可能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不是经济危机的结果，而是世界政策促成的政治危机的结果。也许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还延续很久。但是，最后消灭的时刻迟早会来临的，为了我们能够在这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起伟大的作用，各国无产阶级就必须通过经常不断的国际行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
一致通过的决议，强调强有力的国际活动的必要性，以及反对军国主义和世界政策的联合斗争的必要性。当时世界政策指得是帝国主义政策。
为达此目的所提倡的实际手段就是：
1．教育和组织青年进行阶级斗争；
2．一切议会的社会党代表有责任无条件地投票反对有关军国主义、海上军备主义或殖民远征的任何开支，
3．每逢具有国际影响的适当机会，就组织一种同一时间和同一类型的抗议军国主义运动。
此外，代表大会抗议海牙代表会议[30]的和平骗局。
这个决议比以前的决定前进了一步。虽然帝国主义的问题未
被充分地讨论，虽然人们没有更精确地去分析新的国际形势，但却明确地指出了最基本的要点：国际战争危险的尖锐化，只为剥削服务的、凶恶的战争的反动性质，无产阶级加强其国际行动的责任。
国际行动的日益增强的统一性也应该有组织上的保证。
王·柯尔确认，至今为止国际代表大会，只是通过了动听的决议，这似乎就是满好了。这种缺点是第二国际的根本弊病，应该通过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委员会，一个国际的秘书处，以及一个各国议会委员会来补救。但是，这种组织上的措施实际上没有用处因为国际执行局绝无行政权力，没有方法去监督和领导各个党的活动，没有全权对违反国际代表大会决定的支部采取行动，所以王·柯尔所指出的状况继续保持不变。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平等的、直接的、秘密的选举权的决定，其中特别强调了妇女选举权的要求。这既没有阻止奥地利党也没有阻止比利时党，为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妥协，在实际斗争中放蘖了妇女选举权的要求。
代表大会简短地讨论了关于总罢工的问题就闭会了。
德国工会领袖列金重复了人所共知的烂熟的论据：组织还没有强固到足以领导总罢工的地步。白里安表现为总罢工的提倡者，他在投到资产阶级一边之前扮演着激进派的角色。
“对于我——这位长于辞令的大师宣称——总罢工是一种进行比过去任何革命提供的保证都要多的革命的手段，即是一种不再让个别人摘取胜利的果实，而是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为了获得社会的生产资料而没收社会生产资料的革命。”
拉丁语系国家的部分代表和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连同法国的左翼，在这种意义上赞成少数派的决议。
第六节 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1904年，阿姆斯特丹
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第二国际发展的顶点。它对于震动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即对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必须表示态度，并且对于与修正主义的重大原则分歧也必须表示态度，由于法国的米勒兰事件，而且也由于德国为了估价1903年的重大选举胜利而展开的斗争，使这种分歧达到了极端尖锐的地步。代表大会在这两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立场。
德国党，第二国际的主要的党，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过去并不是始终站在国际的左翼方面，但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它却以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捍卫者出现而反对修正主义。实际上，1903年和1904年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顶点，同时也是奥古斯特·倍倍尔政治生活的最高峰。
1903年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深受倍倍尔反对修正主义的激昂的、原则性的斗争的影响。倍倍尔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地表达了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革命意志，他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在德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心目中获得这么大的信任。
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反对保护关税政策、反对军国主义和威廉二世独裁统治的斗争的标志下参加选举斗争的，和1898年相比，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从二百一十万增加到三百万，它占选票总数的百分比从百分之十八点四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四，它的席位从三十二增加到五十六。
朋友和敌人都提出问题：这种重大的选举胜利的后果会是什么呢？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革命的阶级斗争路线，那么，它日益增长的力量必然导至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倍倍尔和当时还站在左翼一边的考茨基，都预见到这种远景。具有民主幻想的改良主义追随者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他们期望，现在会以更快的速度“长入到社会主义”，他们期望，按照米勒兰的榜样在德国也实际实行“逐步地取得政权”。肆无忌惮的改良主义者伯恩施坦立即实际地提出问题。这涉及到在国会内占据一个副议长的位置，社会民主党按照它的国会党团的力量似乎有资格占有这个位置。可是按照议会的习惯，这种职位便负有义务“走向宫廷”表白他最忠顺于“皇帝陛下”威廉二世。伯恩施坦声称这是一种不重要的仪式。但是，倍倍尔表达了党员群众的意见，当时他宣称：群众对于向“统治势力的代表”接近将大为不满，这个统治势力的代表一有机会就大肆攻击“国内的敌人”。
伯恩施坦的得到福尔马尔和国会党团的一大部分人支持的攻击和资产阶级报刊上爆发的和社会主义者合作问题的争论，引起了倍倍尔与修正主义者进行总清算。
一项不仅批评伯恩施坦在副议长问题上的提案，而且也批一般的修正主义的企图，谴责向资产阶级集团接近的策略，以尖锐的形式重复1900年考茨基反对参加政府的提案的决议，用记名投票的方式以288对11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可是在这些毫无主见的人当中也有阿埃尔、海涅、科耳伯、波伊斯、休特古姆这些修正主义的著名头目。他们为这种手腕提供论据：他们就他们不知道“修正主义”，因此，他们不参与修正主义的企图，并且根本不想去拒绝这种“行之有效的、充满胜利的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这种策略是决议所承认的。
这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手段，以便通过表面上赞同党的原则，便于隐蔽地和执拗地推翻党的这些原则。这种毫无原则或否认原则的方法是一般机会主义的特征。机会主义只有当它隐蔽了自己的真正本质的时候，才能够在无产阶级党内发展起来并且获得影响。德国的修正主义者把这种以退为进的和秘密颠覆党的手法发展到纯熟的程度。倍倍尔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惜用强有力的言语和威胁。他要求党必须给国会党团规定策略，并且直接提到沃尔夫岗·海涅时说：“谁要不服从，谁就滚出去！”[31]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是倍倍尔事业的顶点，他绝不愿意掩饰矛盾，并且绝不愿意忍耐不惜任何牺牲的任意的统一策略，这策略以后使党陷于泥潭之中。
“
没有原则和信念的统一，没有一致的目的，便没有联合和斗争的热情。”
[32]
在同一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在列宁倾导下的革命派和在马尔托夫领导下的妥协派之间也爆发了原则性的斗争。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于自由党人的态度问题，并不是从议会选举策略的立场上，而是从准备反对沙皇制度的日益临近的革命的立场上来讨论的。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这个党纲与爱尔福特纲领相反，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绝对必要的条件。
这里讨论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者允许不允许在资产阶级报界工作，而是，社会主义者在非法的组织内不能有规则和守纪律地去实现他们的责任时是否能够算作党员。这是组织条例第一条上的著名问题。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可调和性，就在于他把这种组织原则看成是工人党的纯洁性不受小资产阶级分子影响的保证，看成是创建一个能够胜任组织革命的重大任务的党的前提条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列宁领导下的多数派、即布尔什稚克，和在马尔托夫领导下的机会主义的少数派、即孟什维克之间实现了正式的组织上的分裂。
反对改良主义斗争的彻底性（这在德国党内直到1914年没有实现），工人党革命派的独立的组织上的制度的彻底性，在俄国党内于1903年已经实现。俄国无产阶级于1905年革命时能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手中，1914年毫不动摇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1917年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为胜利的无产阶叙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在1904年，当日俄战争爆发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一致反对战争。当代表大会致开幕词时，俄国的领导者普列汉诺夫，同日本党的领导者片山潜从他们的在主席旁边的席位上站起来并互相握手时，这就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庄严誓约，这使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们充满了骄傲和喜悦。代表大会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十年以后，普列汉诺夫忘记了这个庄严的誓豹，他和孟什维克打伙，堕落到对沙皇的“祖国”作爱国的颂扬，但是，片山潜实现了他在1904年对国际工人阶级发出的誓约。
然而，大会的重点不是国际政策的问题，而是议事日程上的项目，“社会党策略的国际规则。”委员会在27票赞成、3票反对、10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盖得派的提案，这个提案包含了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决的主要部分。这项决议写道[33]：
“代表大会痛斥修正主义者的企图。他们的企图在于修改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受过考验的和所向无敌的策略，想用一种迎合现存的社会秩序的政策来代替战胜敌人从而夺取政权的政策。
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就会是：使得争取尽快地实现把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这个政党，也就是的的确确是革命的政党，变成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
因此，和修正主义的目的相反，代表大会深信阶级矛盾并未减弱，而是在继续地增长。代表大会宣称：
一、对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决不承认企图维持执政统治阶秘的任何措施。
二、按照1900年在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考茨基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不能力求参加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政权。
代表大会进一步谴责为了便于依靠资产阶级政党而掩饰当前存在的阶级矛盾的任何企图。
代表大会期望，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运用由于它的成员的增加及支持他们的选民群众的巨大增长所获得的较大的势力，和从前一样地来解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并且与我们纲领的基本原则相适应，利用这一势力，到处最有力地和最强烈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并保证政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比迄今以前更为努力地进行反对军国主义、扩充海军、殖民政策和世界霸权政策、反对不公平、压迫和各种形式的剥削的斗争，并为扩大社会立法和为工人阶级的政治和交化事业的实现而积极斗争。”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尽管引用了1900年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而参加资产阶叙政府的问题却比那时写得更为明确和更为尖锐了。在法国迄今为止的内阁主义的成果使左派（倍倍尔、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赞同这样一种更为尖锐的说法。考茨基本人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系列交章，比他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更尖锐地和更有原则性地攻击了米勒兰主义。在1901年他这样写道：米勒兰在内阁中的活动不只是破坏了党，而且也腐蚀了党。考茨基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宣称：他在巴黎探究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原则上反对米勒兰，但为了能促成法国党的团结，把他的态度只作为缺点提出，而不是作为罪行提出的。但是，他的决议是反对修正主义这种“没有革命就能逐渐地夺取政权”的观点的。[34]
于是，德累斯顿决议按上面一再提到的阿姆斯特丹决议的形式加强了对米勒兰主义的谴责。[35]
饶勒斯在委员会内是相当孤立的，因为他无条件地为内阁辩护，但是，他得到一群“泥潭”派的支持，这个集团在阿德勒和王德威尔得的领导下，竭尽全力来削弱决议，为了使决议能被修正主义者所接受。他们提出一系列“修改”意见，归根到底是要到处把“修正主义的”字眼删掉，而且用对这种政策的危险和有害提出警告的办法来代替对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谴责。因此，对改良主义和解的建议的赞成者不少于十六位代表。这种“和解者”中的大部分，在委员会内在表决多数派决议时弃权。此外，多数派并没有把不可调和性扩展到组织方案上，这表现在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上，决议要求在任何国家只应蔟存在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所有的同志和组织负有义务在国际决议的基础上实现组织的统一。
人们也没有想到把法国的饶勒斯派，德国的修正主义者排除出国际去，人们只希望达到在一个统一的组织范围内服从国际的决议。王德威尔得作为委员会的报告人“客观地”重复了赞成和反对德累斯顿决议的论据，他恰恰是把重点放在这种组织的形式上的统一问题上。
饶勒斯为米勒兰主义作了一番热情的演说，颂扬了米勒兰的政府活动的“成果”。
“我们已拯救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已为自由思想准备了一个场所，我们已击退僧侣主义，我们主张世界和平，我们已打退了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
饶勒斯为与资产阶级“激进社会主义”政党实行联合作辩护，他大胆地断言这个党“无产阶级政党，但也不是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政党。”他宣传参加政府是夺取政权的道路，无产阶级的力量愈强大，在一切国家不得不走这种道路的就愈多。他说在意大利、比利时和英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德国人的一个极不幸的错误就是他们想通过德累斯顿决议强使所有其他国家接受他们的策略。
饶勒斯因此从防御进入反攻。他说，不是法国社会党人的大胆的尝试，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无权，挡住了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选举上的力量增加得愈多，这种表面上的权力和实际上的权力之间的矛盾就愈大。德国人不懂得如何利用三百万张选票的威力，因为，他们既没有实行革命的活动，也没有实行议会的活动。缺乏革命的传统。“赤色王国”萨克森没有抵抗地被剥夺了选举权，克虏伯企业的工人会向皇帝发出一个低声下气的庆贺电文。德国的议会对于行政权力是没有影响的，即使社会党人在议会中占多数，他们也不能够做什么事。
“但是，你们还不知道—他向德国党的代表这样叫道——在实践上，你们将要走哪条路，你们是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议会的道路？……
人们期望你们在像大胜利之后的一个早晨有一个斗争口号、一个行动纲领、一种策略。你们对事实进行试验、摸索、窥探——但是智慧还没有成熟。你们站在你们出色的考茨基同志会一辈子提供给你们的理论公式的不可调和性后面，在你们本国的无产阶级面前，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遮掩你们的行动上的无能。”
他说，在一个国家里，民主越多，自由越多，德国的提案就越会阻碍无产阶级的发展。
倍倍尔用一种原则性的阐述民主、共和国和参加政府的问题来回答，同时这种固述也是对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尖锐的谴责。
他说道：反对德累斯顿决议的借口是这个决议只适合于德国的条件。的确，德国不仅是一个君主国，而且是由差不多二十四个君主国组成的。除俄国和土耳其外，它也许是欧洲最反动的国家。但是，决议对其他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也是适用的。
“不言自明，我们是共和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热衷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尽管我们因为你们有共和国而羡慕你们法国人，并且希望我们也有一个共和国，但是，我们并不想为了它而把头打破。但是，
不论是君主国，或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两者都是阶级国家，两者全是维持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两者是规定来保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
[36]
“在德国，如果一个工人代表胆敢为了政府的利益，而通过一项牺牲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利益的议事日程，他将在第二天失掉他的席位，并且永远不能再成为工人代表。”
倍倍尔说得很对：革命的策略绝不排除为改良而斗争，相反，党恰恰是通过它的斗争策略，迫使俾斯麦政府在社会政策问题上对它作了让步。
他又说道，但是，尽管有一切改良和让步，人们决不允许忘记使社会主义者与它的敌人分离开的深不可测的裂口。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压抑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的发生，总是过早地作了让步。如果自由主义在以后几次选举中取得胜利，它可能使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辞是约翰·布恩士进入政府，但不是为了迁就社会主义，而是为了预防它。[37]
倍倍尔坚定地反对这种就法：即饶勒斯集团通过它的政策服务于和平事业。他说，相反，它赞成陆军的和海军的预算，赞成殖民地预算，赞成间接税，赞成秘密基金。米勒兰虽然不欢迎1900年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但是他却欢迎最残酷的暴君沙皇。机会主义政策的后果就是：在议会内任何一次表决时饶勒斯集团都分裂为二至三部分。这种不幸的景象必须告一结束，以便法国的社会主义能够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再占有它所应得的地位。
这种光辉的、受到暴风雨般掌声欢迎的演就之后，维克多·阿德勒唱出了一支和解的挽歌。他说，他站在德累斯顿决议的原则的基础之上，但是，人们应当不要谴责、伤害或者处罚任何人。他又说，必须把德累斯顿决议的牙齿拔掉，以便没有人会被它伤害。他怀疑国际惩罚的新安排将会有什么好处。
费里代表意大利党的多数发言。他说：意大利党三年之久的修正主义的实践取得了不幸的经验。同自由党联合的结果是自由党政府对工人运动实行残酷的镇压。人们必须促成统一，但它必须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统一。
比利时人安塞尔，曾在1900年热烈地欢呼”新策略”，他提到1902年比利时选举权罢工的经验。比利时党不管机会主义的强烈影响在1902年他们的领导在群众斗争意志的压力下决定为争取许选权实行总罢工。因为群众虽然在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决心，但是领袖们只是等待机会去取消斗争和与资产阶级政党取得谅解，因此，运动遭到了破坏并付出了惨重牺牲的代价。
这位改良主义的公开追随者盖及这次斗争时说道：
“如果有一天，在我们接受一部分政府行政责任的条件下，资产阶级集团给我们许选权、义务的小学教育、劳动保护法，那么谁要是拒绝并且从而把比利时无产阶级推到新的大牺牲上去谁就该死！宁愿用流血的巷战去代替改良（纵使这改良带有政府标配）的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该死！”
他预言了一个自此以后以无穷的变换的形式为各国主摄联合政府的政客重复的论点，他声明，没有一种立刻得到全部政府权力的方法；如果人们拒绝接受一部分权力，那么这便是说，让敌对的阶级垄断政府的权力。
他的演说中也不缺少关于“责任”的著名的证据。他说，俄国、保加利亚、西班牙、波兰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拒绝对他们的政府负责是很容易的。
“假如我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国家的代表，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就会约束自己和警戒自己不去谴责一种我没有力量在我的国家付之实践的社会主义策略。”
这位高贵的“国际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了解少数派的顽强性，但是，人们不允许这个少数派把它的顽强性强加在党的身上，这些党不再是像它似的那么渺小，并且，对这些党来说，政府的责任一天一天地变得更为必要了。“在责任面前，顽强性必须让步。”
罗莎·卢森堡针对这种沙文主义的谈话，以安塞尔所进攻的党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道：
“以俄国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和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我们抗议这种把大会的代表分成积极的和消极的的企图，并且抗议要组成一个只有它才有权决定国际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欧洲社会主义强国协调组成的企图。”
署名者：许列汉诺夫、卢森堡、伊赫累西阿斯、片山潜、拉科夫斯基。”
德累斯顿决议以25票赞成，5票反对，12票案权的情况下被通过了。
在策略委员会内的争论中，关于国际策略规章的必要性或可能性的问题以及关于党的统一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饶勒斯宣称：代表大会不可能规定在一切情况下都有约束力的规章。考茨基答复道：策略原则的运用是经常改变的，而原则毕竟仍旧不变。倍倍尔强调指出：决议的目的无非是为策略规定界限，而这种界限则是由国家的阶级性质所决定。“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和团结是必耍的。但是只有当我们不只是拥护同样的原则，而且在一般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采取同样的策略立场时，这种统一和团结才是可能的。”
毫无原则的庸人麦克唐纳（他当时已经是这种庸人了）代表独立工党说道：整个问题只是关于个人争论的事，这种争论对国际代表大会是不重要的。接受德累斯顿决议将导致分裂，而这是一种罪行。
西班牙工人运动的老将伊赫累西阿斯指出：在其他国家里，无政府主义者如何为了使社会主义者丢脸而提起米勒兰事件。因此，人们必须声明：
“米勒兰算不得我们的人！人们说道，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一个右翼和一个左翼，乃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必须当心，不使这个右翼有朝一日会站到党的右面。”
荷兰的改良主义者特鲁尔斯特拉抱怨人们对“修正主义”所作的不公平举动，他说，因为修正主义毕竟只是一种“文学的潮流”。
“这两种倾向在党内配成一对，并且恰恰是这两种倾向共同构成它的存在。”
阿德勒分析得更具体，他说：“每个人都有两种倾向，倍倍尔身上蕴藏着的修正主义和我一样多。”
罗莎·卢森堡对要求党内不同派别联合起来的动议，提出一项修正案说，这种统一只有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她提醒代表们说，饶勒斯会屡次决议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
“除了提出切合实际的策略规则外，我们能够做别的什么呢？我们若把这事放在一边的话，那么，代表大会和我们的国际团结还有什么意义呢？饶勒斯使阶级斗争、使
国际团结变成为
一句空话。列诺得尔只是饶勒斯的盾牌。如果一个在资产阶级政府内的社会党部长不能够贯彻他的原则，则辞职便是一件荣誉的事。如果一个革命者在一个温和的党派内必须否定他的原则，则他的名誉就命令他离开党，
我不要列诺得尔的那种统一。”
[38]
在这种争论中，一切矛盾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些矛盾以后必然导致第二国际的崩溃。在反对修正主义的表决中的勉强的多数表明了革命的一派虽然还占优势，但是同时也就明改良主义毒素的侵蚀已经是多么深了。
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也证明了这一点。这里一致接受了公然的机会主义的说法。英国的费边派（这些典型的资产阶级一社会主义者）提出一个反对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残暴统治的议案，号召英国工人迫使他们的政府放弃目前的万恶的和不体面的殖民制度，建立在英国统治下的易于实行的印度自治。
殖民地决议提供了放弃无限制的自决权的理论根据，这项决议虽然确认了1900年的决议，但竟然允许下面的措辞：
“根据殖民地的完全解放乃是我们争取的目标这一观点，为土著居民要求自由和独立的范围应
与他们的发展情况相适应。”
[39]
对于总罢工的问题重新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特别是由于比利时的群众罢工，使它由灰色的理论领域进入了实践领域。
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罗兰——霍尔斯特盖证了一项对无政府主义的总罢工宣传提出警告的提案，声称“绝对的总罢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同样也使无产阶级不可能生存，号召工人加强他们的组织，因为罢工的胜利将取决于组织，如果它一旦要证实自己是必要和有用的话。政治罢工在这个决议里被当作一种“极端的手段”，目的是为了“实行重要的社会改革，或为了反抗反动派对工人的权利的进攻”。
向无政府主义献媚的柏林代表弗里德具尔格博士反对决议的理由是，决议只会加深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而不会缓和这种矛盾。他赞成总罢工，据他说，因为，议会主义愈来愈证明是工人运动道路上的阻碍。
德国木工协会的代表罗伯特·斯米特代表着思想狭隘的工会官僚的相反的观点。总罢工的问题对于大德意志工会来讲一般是没有讨论价值的。议会斗争的道路和工会组织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
荷兰的改良主义者弗里根走着同一条道路，他道：总罢工并不是武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许凡康赫插嘴说道：“一把没有刃的刀。”）
维也纳的金属工人组织的书记伯尔甚至要求对总罢工的宣传提出尖锐的抗议，并要求阐明它的危险性。
白里安作为总罢工的拥护者，再一次代表饶勒斯派说话。他说，总罢工是反对政治上剥夺工人阶级权利的非常的抵抗手段。假若社会主义者反对这个武器，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将获得影响。谈到还有比总罢工更高的斗争形式的只有一个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他使人们想起马克思的话：批评的武器不能够代替武器的批评。
法国的决议被大多数所否决，荷兰的决议在法国和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投弃权票和瑞士及日本投反对票的情况下被通过。
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受沙文主义腐蚀的情况表现在关于向国内和国外移民的问题上。荷兰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提出一项提案，反对移入落后种族的工人，例如中国人、黑人等等。
美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希尔奎特是美国机会主义的社会党的代表，他保卫美国工会流行的禁止接纳中国人为会员的措施，并且声称：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要不与黑人和苦力接近。
由达尼耳·德·列昂领导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代表抗议这种沙文主义观点。他说得很正确：这种观点是与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界，即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名言相矛盾的。
德国的工人们所早已了解的建筑工人联合会的彼普洛夫反对这样解释马克思的括，但是，另一方面也不顾同意美国的提案。最后，这一问题的封论决定延期到下一次代表大会上进行。
注：
[1] 参阅《伯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以及其他人致左尔格等人书信集》（德文版），第311页
[2] 人们当时把“人权社”的拥护者称为卡得派。“人权社”是各派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防御君主主义的反动派的眹合。它在巴黎卡得街成立，故其成员和法国政府党被称为“卡得派”（“Cadettisten”）。
[3] 《伯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以及其他人致左尔格等人书信集》（德文版），第317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4] 同上。
[5]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6] 指在慕尼黑集会的饭店名称，他在这里发表演。
[7]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8]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9]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0] 波兰社会党在某种程度上和俄国社会革命党相似。
[11]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2]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载《新时代》第10年度第1卷，第485—486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亦见季诺维也夫《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第154页。那里显然有一个印刷错误：将1893年印成1896年。
[13]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5-317页。
[14]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5] 参考马克思、恩格斯：《纲领批钊》，载《共产主义基本读物》第12卷，第6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0页。——译者
[17] 参考亚萨诺夫的论文：《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八四八至一八五O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导言》，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年度第1期，第160页以下。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0页。——译者）
[18] 维克多·阿德勒：《言论集》第1册，《维克多·阿德勒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104页。
[19] 《伯克尔、狄慈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人致左尔格等人书信集》，第39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页。——译者）
[20] “橡皮性”决议，双关语，德语考茨基和橡皮的发音相近，“橡皮性”决议，即意义暧味的决议。——释者
[21]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3卷。
[22]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3卷，第27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3]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4]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5] 最后一句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6] 参考《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8页。
[27] 这一句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8]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9] 达斯钦斯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企图攻击罗莎·卢森堡的代表资格的有效性，但这一次没有成功。
[30] 1898年嗜血如渴的沙皇尼古拉邀请欧洲各国政府到海牙举行一次“和平会议”。在那里应该商讨关于裁减军备和国际仲裁的问题，关于人道地进行战争以及类似的问题。它是我们今日国际联盟滑稽剧的序幕。
[31]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2]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3] 决议中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4] 此外，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由于他在委员会内再一次谈到在“紧急的局势”下，社会主义者可以进入资产阶级政府，井举例说，为了保卫国防（！）社会党人可以进入政府，因而，暴露了他的不稳定性。饶勒斯以简评的形式嘲笑了这种言论：一旦内阁主义与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内阁主义是不是就会变成正统学说的一部分？他不得不承认，他不能够理解考茨基的这种精致的民族主义的内阁主义。
[35] 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是1903年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1904年召开的，作者在这里把两者的先后弄颠倒了。恐系笔误。——译者
[36]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7] 这个预言是健正证实了。一度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而后来成为机会主义工会领袖的约翰·布恩士进入了坎普贝尔——班奈尔曼——阿斯奎思自由党的内阁，他对于工人运动来说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倍倍尔在委员会内曾经宣布：“因此，把一个或者几个社会党人进入政府说成是迁就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巨大的欺骗；我们的敌人知道的很清楚，资产阶级不会成为社会党人的朋友，可是一部分社会党人成了资产阶级的朋友，社会党人的代表被迫对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行动承担责任。”
[38]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9]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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