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二国际 -> 〔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第三章 第二国际的崩溃和第三国际的成立（1914—1918年）
第一节 战争爆发时国际的崩溃，中派的投降，社会帝国主义的根源
凡是有思想和有感觉而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谁能忘却那些最不幸的日子，从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直到8月4日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的最黑暗的一天，这一天110人的议会党团居然一致通过了战争捐款！
从这时起，新的一代在成长起来。帝国主义者在将来一次战争中想把他们牺牲在壕沟里的青年人当时还是儿童。人们不能对这青年一代经常地讲述那种崩塌的历史；但是人们必须经常提醒整个工人阶级不要忘记这种可怕的时代的教训并毫无顾虑地作出结论。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太子弗兰兹·菲迪南和他的妻子在萨拉热窝，即在奥匈帝国并吞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省的首府，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杀。对于奥匈帝国的帝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在惩罚凶手的借口下，奥匈帝国企图牺牲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利益来扩张它在巴尔干半岛的权力。奥地利外交部长贝希德梯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奥地利代表参加谋杀案的审讯和判决，解散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组织，禁止反对奥地利的新闻宣传。
假若满足这些要求，塞尔维亚就要在实际上处于奥地利政府的控制之下。德国政府深知，这种冲突不是导致局部的奥地利——塞尔维亚战争，而是必然导致一场世界战争，它于是鼓励它的同盟国公开进行战争挑衅。德国政府事后宣称：它不知道发出前的最后通牒的原文。纵使这是事实，那么德国政府必定知道最后通牒的内容，并且是它所赞成的。
7月25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在奥地利动员的同时，俄国也动员了。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调解建议不仅被奥地利拒绝，也被俄国拒绝。根据一项俄国于7月30日实行总动员的报告，德国政府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没有得到回答，德国随即于8月1日对俄宣战。8月4日德国军队进入比利时。同一天，英国宣战。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年来所预测的世界战争灾难，现在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在这种可怕的危机当中，社会党国际做了些什么呢？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做了些什么呢？这些政党刚才还在庄严的宣誓当中说是要使用最尖锐的斗争手段直到起义来威胁帝国主义的战争罪犯。
7月29日，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几星期以前维克多·阿德勒还曾声明：他不相信一场战争即将爆发。现在，奥—塞战争已成事实。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决定不把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延迟到8月23日举行，而是提前在8月9日举行。在执行局会议这一天，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反对战争的巨大的国际群众集会。
在这次集会上，德国党主席哈塞发表演说，他宣称：惟有奥地利应对战争负责。他说，德国成千上万的工人会提出抗议反对战争。统治者要当心，不然的话由于这样多的灾难和压迫，人民会觉醒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饶勒斯说，不需要把和平政策强加在法国政府身上，因为它的和平意向正像英国政府的和平意向一样。（同一时期“和平的”法国的部长参加波罗的海上的血腥沙皇的舰队阅兵式。）他向德国社会民主党致贺，当时这个党的党员因为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被投入狱中，他特别向罗莎·卢森堡致贺，她于1914年2月被判处一年监禁。饶勒斯也以这些群众要起来革命相威胁，这些群众会向各国的当权者讨还血债的。
在8月1日，海尔曼·弥勒-——1928年装甲巡洋舰建造者——为了与法国议会的社会主义党团商谈关于战争爆发时的态度，代表德国的党来到巴黎。比利时社会党人兴德立·德·曼作为弥勒的翻译随同前往，他关于谈判作了以下的报道：
“弥勒宣称，德国党要就投票反对战争拨款，要就不投票。“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一位法国议员指出，法国社会党人遇到德国人侵时不能拒绝拨款。接着，弥勒说明了德国党的意见：辨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说法已是陈旧的论调，战争发源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一切交战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对战争负责。
最终达成协议，两国的社会党人不投票将是最好的一致行动的保证。诚然又确认：任何人都不受拘束，每个党应完全独立地做出决定，同时尽可能保持态度的一致。
7月31日德国宣布处于战争状况。社会民主党确定在8月头几天里为和平举行的示威和集会都被禁止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同一天发布了向党员的呼吁书，其中这样写道：
“军法中的严格规定非常严厉地打击了工人运动。鲁莽的行动，无益的和误解的牺牲，目前不仅对个别人有害，而且也损害我们的事业。”
为了对战争捐款问题表示态度，国会党团于8月3日举行会议。以78票对14票议决同意拨款。考茨基天生没有稳定性的情况，再没有比在这些严重的日子里表现得更清楚的了。他提出了一项可笑的和解建议：或是他们不投票，或是看政府对于战争的目的所作的保证如何再去投票。这个建议无人认真对待；因为任何人都明白，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不会让社会民主党去决定战争目的。后来亚尔藩斯的代表和沙文主义者格鲁姆巴赫认为：党团委员会迎合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愿望，从未表决的声明的原稿中删去一句括，这句括是：
“一旦战争变成一种侵略战争，我们将用最强有力的手段反对它。”
[1]
在党团内投票反对拨款的少数派，屈服于党的纪律，属于少数派的哈塞甚至被人说服在全体大会上宣读关于投票的声明。连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了保持党的外表上的一致，那时也赞成维持党的纪律，同时希望将来最初的战争狂消失后，多数人还可以被争取过来反对战争政策。
这个声名狼藉的声明的重要部分写道。
“帝国主义政策导致了军备竞争时代，并加剧了各族人民之的矛盾，这种政策的恶果像一股潮流般地侵入了欧洲。这种情况的责任应由这种政策的支持者来担负；我们不负这种责任。社会民主党已经竭尽全力反对这种发展，并且值到最后的时刻它还是在各个国家通过强有力的示威运动，特别是与法国兄弟们结成亲密的关系来为维护和平而进行工作。这些努力都没有获得成效。
现在我们处在战争的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敌人入侵的恐怖威胁着我们。我们今天不是去决定赞成或者反对战争，而是要决定保卫国家所必要的款项问题。
现在我们要想到千百万同胞，他们是毫无过错地被牵连到恶运中去！援助他们，和缓他们的命运，减轻这种不可估量的巨大苦难，我们认为这是迫切的义务。
俄罗斯专制主义是沾染了它自己人民中最优秀分子的鲜血的，对我们的人民和人民的自由的未来来说，俄罗斯专制主义取得胜利时，如果不是一切，那也会有许多是处于危险状态。如果要保证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和独立就必须制止这种危险。这样做时，我是证实我们所一再强调的言论：即在危急存亡之秋，我们不会抛弃祖国。在这样做时，我们感觉同国际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它会承认任何时候每个国家都有民族独立和自卫的权利，正像我们在对每种掠夺战争都加以谴责上跟它意见一致一样。
我们要求，一旦安全的目的达到，并且敌人倾向和平，就应通过一个能够和邻国保持友谊的和平来结束战争。我们要求这个不仅仅是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希望，残酷的战争灾难的教训，将进一步在千百万人当中唤醒对战争的厌恶，并将争取他们来赞助社会主义和民族和平的理想。从这种原则出发，我们同意所要求的拨款。”
这个声明给了最卑鄙的一切沙文主义的恶犬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狂吠起来的信号。坚持下去的说教开始了，国内和平代替了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资产阶级领袖竞相沉溺在爱国主义的文献中。《开姆尼兹人民之声报》写道：
“争取世界和平的工作目前停止了，其他的忧虑急迫了。
现在我们考虑的只有一个问题：我们希望胜利吗？我们回答道，是的！我们被流放和受迫害，并把我们当做无祖国的人，而我们却是以最热情的和最忠诚的努力去争取德国的幸福。
但是，不管人们对我们做什么，在这个时刻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首先对俄国的奴役统治进行斗争。”
《汉堡回声报》写道：
“现在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现在是铁决定一切！现在是权力决定一切！德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
社会民主党的滑稽报《真实的雅可比》以威廉的口吻写道：
“孩子们往前呀！现在只有痛打一顿才有用。”
工会停止了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斗争，并且尽力使战争生产的继续不受妨碍。工会报纸骄傲地宣布，工会的纪律使工人成为最好的士兵。
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除了少数值得称赞的例外以外，都追随着德国党可耻的榜样。在法国，战争拨款被一致通过。饶勒斯在宣战前一天被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刺杀。盖得和瓦尔扬的命运更坏。两个反对过改良主义的老战士与改良主义者一同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之中。盖得追随米勒兰参加了保卫民族的内阁！
在比利时，接受王德威尔得参加政府是第一个战争措施。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不满足于一般的自卫的词句。他倡导对一切德国人要有不可磨灭的憎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报》（《Lepeuple》）8月18日这样写道：
“这种憎恨将在各协约国必然的最后胜利的日子毫无怜悯地和毫不优柔寡断地把条顿种族置于人类法律保护之外。这个种族不能不使子孙后代（！）都受到它自作孽的可怕的报应。”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无须作关于战争拨款的决定，因为政府并不认为有召集国会的必要。在一项7月25日的呼吁书里，奥地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会抗议反对不召集国会，并确认政府应对战争负责。但是，在同一个呼吁书内，承认了这个反动政府有权向塞尔亚要求保证“必须停止针对着奥地利国家安宁和安全的地下破坏活动”。
在宣战的当天，党的领导发出一项号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奥地利上，并且警告党员要在被非常局面所划定的狭隘界限内进行党的活动。8月2日在《维也纳工人报》上已经开始发出了沙文主义的狂吼。战争被描写成“沙皇的世界战争”，剑声响亮的威廉被称颂为和平的调理人，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沙皇制度和“半开化的塞尔维亚”身上！
在8月5日，德—奥社会爱国主义者奥斯特尔利茨以《德意志民族的一天》为题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意拨款发表了热情的赞歌。
“我们绝不会忘记8月4日这一天。不管命运怎样——我们以内心的火热热情希望，它将使德意志民族的神圣事业得到全胜——德意志国会这个民族的代表，它今天所显现的形象将不可磨灭地铭记在全部德意志人的意识中，将作为德意志精神（！）的最骄傲最有力的发扬的一天载入史册。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都赞成拨款。正跟整个的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一样，我们的德帝国的党，这个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宝石，也是最激烈的战争反对者，各民族的和睦和团结的最热情的拥护者。并且，凡是可以阻止（主要是反对德国的）世界战争的，凡是可以免除人类的可怕的涉及全世界的震动的，它都没有忽略。如果德帝国和同它一道整个欧洲世界都经历了战争灾祸，那确实不是它的责任。但是，因为德意志祖国在危险中，因为人民的民族独立受到威胁，德国社会民主党便出来保卫家乡，并且，正是皇帝骂的那些‘无祖国的人们'、‘红色暴徒’，才以劳动群众的财产和鲜血奉献给国家。
于是，德意志人民在为保卫它的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的斗争中联合了起来。在另一边是卑劣的投机者、重利盘剥的商社，他们缺乏任何道德观念；在我们这里是统一地强有力地行动的人民；如果德国人不能实现他们的公理，世界历史必然要走倒退的过程！”
奥地利帝国工会委员会向工会代表发出一项通知，在通知中指示他们，以工会的支持来帮助国家，并指示严格遵守非常局面所规定的法律的范围。
“关于工资运动，我们不得不表示我们的意见：目前的时刻最不适宜作这种运动，因此，关于这运动的开展和继续应尽可能予以停止。”
奥地利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的里雅斯德人机关报《劳动者》（《Lavoratore》）用一种尖刻的词语抨击了社会爱国主义的这种放肆行为，这个评语说：如果小的比利时社会民主党获得一位部长，那么在德国必须有六位社会党部长得到任命。
在英国，英国社会党的领袖海德门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出号令说：人们必须把德国当作和平的破坏者，使它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并且人们不要扰乱政府的迅速胜利的努力。关于最坏的敌人仍是大不列颠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声明，和这种社会爱国主义的口号是很不相称的。
独立工党在战争爆发后，也还坚持他们的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路线——一种少有的例外。
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特鲁尔斯特拉领导下坚守中立，并且为了维持中立地位赞成了政府要求的拨款。
由于德国粗暴地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在中央机关报《人民报》（《Het Volk》）的文章中表达出群众反对德国的心情。由于英国可能损害荷兰的中立而把他们推到德国一边，这在荷兰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看来是最严重的危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提出一种不能反对英国的理由，其中社会帝国主义的面貌露骨地表现出来了。
“极为严重的事情是：同英国的冲突会直接希我们的殖民地带来危险，因此，现在首先是当冲突出现时避免这种冲突。德国追求的一项政策，不值得我们做任何牺牲。”
那些采取相反立场的人比较少。议员拉普特施维奇和卡兹莱罗维奇在塞尔维亚国会里投票反对战争拨款，因为政府对战争有部分罪责而谴责政府。保加利亚“紧密派”社会党人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意大利社会党人早在1912年的勒贾·艾米利亚代表大会上就根据墨索里尼（当时他还站在左翼）的提案，把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从他们的队伍里驱逐出去，他们现在一致反对意大利参战，他们在意大利参战以后还坚持他们的立场。
在荷兰，1906年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论坛派”保卫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们宣称：宁愿有内战，而不愿和其他国家兄弟之间进行一场惨杀。
但是，以革命的阶级斗争反对战争，以内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自觉地和坚定地表现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跷中。还在1914年7月彼得堡无产阶级就已经在街垒上进行斗争。军事独裁的铁拳在沙文主义疯狂的初期能够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但是，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不只在国会内公开声明反对沙皇政府的罪行，同时它还为在工人群众和士兵当中进行非法的革命工作的组织服务，因此，就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一个最严重考验的时刻显示了恰恰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强大的党失败得极为可耻。并且表明在战争当中不是以一致通过的或绝大多数票通过的激进的决议作为党的实践的标准，而是以上千遍受到谴责的、在所有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被拒绝的改良主义观点作为实践的标准。不是中派，而是赤裸裸的、毫不隐瞒的机会主义起了领导作用。各个党有义务拒绝一切军事开支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还存在着，对德国党来说1910年马格德堡党代表大会原则上谴责同意预算案的决议还存在着，对国际来既比1900年禁止社会党人加人资产阶级政府的决议还更尖锐的1904年的决议还存在着，但是，在德国亦在法国，在英国亦在比利时，社会民主党都同意战争拨款。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社会党人进入进行战争的政府，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党人还没这样做，那是因为——正像以后的发展所证明的——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认为那时接受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还不适宜。斯图加特和巴塞尔的决议要求用革命的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利用因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去消灭资本主义，对这些党的领袖们来说，已是被遗忘的字句了。
现在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就明：为什么中派在这危机时刻完全向改良主义投降了？为什么最令人作呕的，即以社会帝国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机会主义取得胜利？
中派一直努力在革命和改良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路线。既不是适应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又不是使群众准备进行革命的斗争，而是在合法的议会的和工会的活动范国内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和平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派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概括表达如上述。
只要这种相对的和平时期延续下去，只要没有巨大危机迫使人们做出明确的决定，只要社会民主党还不体现为这样的一种力量，以致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抉挥依赖于它们的决定，那么，没有革命彻底性的“纯粹”反对派的这样一种中间立场是可能的。
但是，一旦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使一切交战国的生存成为问题的时候，则这个政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实践便不可能了。考茨基关于表决战争拨款时放弃投票的聪明建议，被各方面十分正确地未予理睬，因为这样一种“办法”，即是逃避决定的象征性表现，它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人们必须反对战争或支持战争。一个有四百二十五万追随者注视着他们领导者的态度的党，不能单是在议会里抗议，然后又悄悄地躲避责任。工人政党只有当它决定担负起斗争的一切后果，也就是说，当它是由革命的远景和革命的决心所引导时，它才能从事反对资产阶级强大的战争机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沙文主义爆动，反对军事独裁的恐怖行为的斗争。
因为中派看不见革命的前景，缺乏对群众的革命力量的信赖和进行革命活动的坚决性，因此，他们实际上除去看到机会主义者自觉地和坚决地走的道路以外，看不到其他的道路。事实上，对于几年以来在巴登就为争取同意预算案而奋斗的南德意志机会主义者弗朗克来说，他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并作为战争志愿兵走向战场，这就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结果了。
对于海德门来说（他认为英国海军装备是作为反对德国危险的必要的防御），他声明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饶勒斯派来说（他们会提出一项更有效地保卫国家的法案，并在和平时期已经走上参加政府的道路），他们在战争中也要取得部长席位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龙格之流，为了辩护保卫资产阶级祖国的政策，捏造了哪些理由呢？考茨基在1914—1915年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些声名狼藉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题为《国际主义和战争》。
在这些可怜的空谈中（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殷勤的供应者辩解当时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实际行动）很清楚地表现出：没有看到革命的远景，除社会爱国主义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找到其他道路。
考茨基的哲理如下：在以往的任何战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势力或什么样的势力集团的胜利是更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
“在和平时期，社会民主党作为最下层的人民的代表者的自然的地位，就是反对任何政府的反对派，这种情况一直到它获得力量，它自己去接管政府时为止。在战时，社会民主党处于一个不令人羡慕的地位，即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它偏袒交战国中的一个，它就站到了那个政府的一边（！）。倘使这个政府是它本国的政府，就是意味着资助战争，而这个政府也就是人们在和平时期拒绝给一个人和给一分钱的政府。”
对于考茨基来说只有一个问题：是同盟国得胜“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是三协约国得胜“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应该支持德国和奥地利政府，还是应该支持俄国、法国和英国的政府？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考茨基认为这是十分自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希望德国军队取胜，法国的党希望法国军队取胜，它们自然始终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
无产阶级关怀的不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的胜利，而是各国资本主义政府的崩溃，这个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决议的思想全都忘记了。
中派的理论本来以害怕革命斗争为基础，这种害怕革命斗争由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拉科夫斯基（以后转向左翼）直率地表现出来了。拉科夫斯基问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后应该做什么呢？“只有一种方法，起义”。他又说道，但是，假使没有成功的把握，那么这样的运动，不论是暴动还是罢工，必然会引起内战，瓦解统治的机器，这并不是促进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利益，而只是促进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的利益。因此，如果敌人的军队驻在边境，那么，社会民主党没有成功的把握，便不能去从事这样的革命行动。
从这种意义深远的、完全忽略了国际无产阶级做为独立行动的因素的考虑当中，产生了臭名远扬的考茨基的论点：“国际在战时不是有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和平的工具。”也产生了被罗莎·卢森堡在《尤尼乌斯小册子》中如此光辉地粉碎了的口号：“为和平而斗争，和平中的阶级斗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于1915年在维也纳的《斗争》报所宣示的智慧有类似的意义：在战争时期对社会主义最合适的唯一政策就是缄默！当实际上要决定是以内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还是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中派分子就不得不向社会帝国主义投降了。前些年在群众罢工争论时曾反对革命行动的那些人们，这些不能够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从俄国革命中吸取实际的教训的人们，当新的巨大冲突来临时，他们诚惶诚恐地用老的步伐继续前进，当大灾难威严地要求革命行动时，他们就只能对公开改良主义分子的帝国主义实践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如果说英国独立工党的中派分子比较它们的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同志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好一些，那么这只是因为它们的组织比较小和软弱无力；他们拒绝战争还不意味着反对战争的革命群众行动，他们的斗争也威胁不了国界的安全。
机会主义的传染恰恰是在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内把社会主义组织腐蚀得那样深，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因为实际上这不只是领袖的背叛，而且也是巨大的群众组织以及它的司令部彻底失灵了，这个司令部起先尽管有可耻的背叛行为，但还能够继续影响有组织的工人群众。
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权势和帝国主义超额利润愈大，这种改良主义的堕落就愈深，这种事实表明堕落的原因在于何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一世纪中叶会以英国资本主义的垄断地位说明了英国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化，就明了在工会上层形成的一个腐败的领导集团，这种英国资本主义的垄断地位使工人上层享受一种超过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因而在反对其他国家的被剥削者，特别是反对殖民地的被剥削者当中与统治阶级有一致的感情，因为帝国主义者的超额利润主要来自这些殖民地地区。我们是早已指出过这些事实。
这也说明为什么特别是和首先是工会掉进了改良主义的泥沼，为什么例如在德国工会领导者占有优势的影响决定了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胜利。
在工会里，熟练的工人愈来愈胜过不熟练的工人。二十世纪初德国帝国主义大步前进的相对的和平时期，工会的组织有可能通过纯粹工会的方法使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准得到经常的、那怕是有限的改善。此外，出现了许多的国家的社会机构，这些机构以国家对他们的生存给予某些保障来诱惑工人。这便出现了以伯恩施坦或古斯塔夫·鲍威尔为代表的工人贵族阶层，当时伯恩施坦说：旧的命题：“工人无祖国”对现代国家已不再适用了[2]；古斯塔夫·鲍威尔宣称：工人会丧失许许多多他们的组织。[3]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国际无产阶级为这个与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协调的幻想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高举第三国际的旗帜。
齐美尔瓦尔得和齐美尔瓦尔得左派
（1914—-1916年）
当第二国际正式领袖和大的政党背叛革命时，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小集团刚刚在各国才开始结合起来时，只有一个党以坚定的言行一致态度从第二国际的破产中作出结论，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发展的形势和前途，说明了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这个党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
列宁从加里西亚监狱获得释放后立即到达瑞士，于1914年9月初就对一些党内同志所组织的小集团提出《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交，其中包含有布尔什淮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思想，即认为由于机会主义领袖，特别是“中派”的领袖，背叛了社会主义，遂使国际遭受破灭的命运；要求
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沙皇专制政体进行无情的斗争（沙皇专制政体的失败是一件较小的祸害）；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宣传；在所有军队中组织非法的小组和支部的必要性。[4]
11月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战争的提纲[5]和列宁的论文《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6]等历史性的文献。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于战争所引起的一切问题应该持什么态度，这些文献里都说得很清楚：
首先，人们必须理解到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不是个别领袖的偶然过失，也不是个别党的暂时偏差，而是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的胜利。即使是在战争危机中实现了各种不同的聚合，即使是有个别人以前接近马克思主义立场而现在作了沙文主义浪潮的俘虏，例如法国的盖得和德国的设施，即使是个别改良主义者当时抛弃了社会帝国主义者而走到和平主义的反对派中去，例如英国的麦克唐纳和德国的伯恩施坦，也都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即机会主义派赞成帝国主义战争，革命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若不从战争的具体历史性质出发就不能处理保卫祖国的问题。如果它是帝国主义战争——就像战争爆发的前夕一切社会党所承认的那样—如果它是为了瓜分亚洲和非洲、为了吞并布利和琅郭锡铁矿盆地、为了解决英国和德国资本之间竞争、为了巴格达铁路和君士坦丁堡而进行的战争，那么把资本家为了他们的利润而进行的战争称赞为保卫祖国的战争，就是最卑鄙的欺骗。无产阶级必须揭露这种欺骗并宣布这一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这是否像卑劣的考茨基蛊惑人心地假定的那样，意味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战争爆发时就要直接以社会主义代替帝国主义呢？列宁回答说：
“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经而易举的事情，也不会按照某些政党的‘愿望’来实现。但是，这种转变就包含在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结束时代的客观条件中。社会党人应当朝这方面而且只能朝这方面进行工作。不投票赞成军费开支，不纵容‘本’国（和盟国）的沙文主义，首先同‘本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当危机到来和资产阶级自己废除它所创立的合法性的时候，就不限于合法的斗争形式，——正是这条工作
路线可以
导致国内战争，可以在战火笼罩整个欧洲的某一时刻造成国内战争”。
[7]
“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征服了。打倒机会主义，既清除了‘倒戈者’……也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
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最迅速发展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第三国际现在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的资本主义政府举行革命进攻、发动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8]
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在德国军国主义独裁的。铁拳之下缓慢地、痛苦而缓慢地发展起来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兹·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在12月14日发表了一项反对休特古姆和李查德·费舍的声明，因为他们二人在一个中立国的党的报刊上拥护战争拨款政策。声明就：签名者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官方的观点。在战争发生后头几个月，李卜克内西还企图影响党的执行委员会，使它去抗议吞并狂，并去约束社会民主党党报上的沙文主义疯狂行为。但是以后不久他说明白了：这些努力全都是徒劳无益的。
1914年12月2日第二次在帝国议会里决定战争拨款的问题。这一次李卜克内西坚决地不再把形式上的纪律放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之上。他想在和他一同在党团会议上反对战争拨款决议的14个议员中找出一个能有勇气和他一同公开抗议的人，结果也都是白费心血。他们全都不出席会议。李卜克内西是唯一的在一帮爱国主义者咆哮之下投票反对战争拨款的。
他关于投票的论据的重要部分如下：
“我对于今天的提案的投票说明理由如下：
这种参战的各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的战争，并不是为了德国人民或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而发动的。这是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资本主义控制世界市场的战争，是为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政治上统治重要殖民地区的战争……
德国‘反对沙皇制度’的口号——恰似英国和法国‘反对军国主义’的口号——其目的即是为了要激起各民族的仇恨才去鼓励高贵的本能、革命的传统和人民的希望的。德国是沙皇制度的共谋犯，是直到今天的政治落后的典型，它没有各民族解放者的使命。
要求一项迅速的，不使任何人丢脸的和平，即要求一项没有兼并的和平；这方面的一切努力都应当受到欢迎。只有在一切交战国中同时地持久地加强这些向着这种和平的倾向，才能在一切参战国人民完全精疲力尽以前，制止住血腥屠杀。只有在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和各民族自由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和平才是持久的和平。所以即使是现在，在战争时期，各国的无产阶级需要为争取和平从事共同的社会主义的工作……可是为了抗议战争，抗议战争的责任者和指导者，抗议发动战争的资本主义政策，抗议战争所追求的资本主义目的，抗议吞并计划，抗议破坏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抗议军事独裁，抗议玩忽社会职责和政治职责-—对此，政府和统治阶级今天还不能辞其咎——，我投票反对人们要求的战争拨款”。
党内多数人都愤怒地抗议“破坏纪律”的行为，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李卜克内西被谴责为笨蛋和罪犯，但是他的表决对各国工人来说却是一个信号，说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德国并未死亡，说明除去德帝国主义的歌颂者休特古姆和汉尼希、艾伯特和谢德曼等以外，还有与他们不同的社会主义者。帝国议会议长不许把李卜克内西的发言留在官方的速记记录中，可是它却成千成万份地散布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
在战争期间，克拉拉·蔡特金作为国际的妇女书记第一次企图组织一次国际会议。1915年3月在伯尔尼召开了一次国际妇女会议，德国、法国、匈牙利、俄国、波兰、意大利、荷兰和瑞土都有代表出席。列宁的夫人克鲁许斯卡姬在这里维护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纲。但大多数却接受了一项在阶级斗争的决定性问题上没有有清楚路线的和平主义决议。这项宣言内容如此一般化，以至法国和荷兰的公认的社会爱国党的妇女代表都毫不争论地代表她们的党在上面签了字。这又重复了第二国际的老错误，即对待机会主义的外交上的错误。[9]
1915年复活节，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伯尔尼也和社会党妇女们一样，采取了同样的步骤。在这里，有10个国家的代表联合起来反对战争，反对国际青年书记处在战争爆发时仿效国际学生联盟的榜样停止一切活动的完全失败的作法。但这次会议的决议并没有和社会和平主义划清界限。不过此后不久，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青年局，在维勒·明岑堡的领导下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左翼。
当1915年6月德国中派领袖考茨基和哈塞与伯恩施坦一同发表一项赞成和平的宣言时，单是对战进行抗议和立即实现民主和平的口号的缺点就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出来。战争开始后只要几个月群众就完全从爱国的战争狂中醒悟过来了。群众不仅由于证实威廉的诺言“在树叶凋落以前，你们就又回到家里了”是一句空话，不仅由于可怕的大量杀人举动无所底止而起来反抗，群众还越来越看清楚了战争的社会背景，战争发财者的大量利润，吞并主义者的难以填满的欲壑，和与此相反的内地之日益增长的贫穷。当中派分子拿和平主义者的和平口号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坚持口号时，他们就是迎合这种情绪。但是社会和平主义者的口号并未指出真正的持久和平的道路，它们使群众离开唯一正确的革命斗争的道路。
在召集国际社会党人会议时，立即发生了如何对待社会和平主义者中派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坚持只邀请真正革命的社会党人。意大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准备工作由他们着手进行——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只有那些由于社会爱国主义性质十分明显而事实上不可能参加国际会议的党，才不邀请。
事实上，中立国荷兰以及美国的社会党人召开国际会议的各种尝试都已经失败了。社会爱国主义者按照帝国主义者的结合情况各自集会，“协约国社会党人”在伦敦举行会议，“同盟国社会党人”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中立国的”即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这些会议自然都不会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立场上，它们只能非难其他阵营的社会民主党并保卫他们自己的罪恶。
1915年9月，革命的社会党人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在齐美尔瓦尔得召开。参加会议的成员，显示了在一切国家中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但同时也显示在这些反对派的内部还缺乏明确性。德国虽然没有派遣出考茨基和哈塞等中派的正式领袖，但却派遣了累德堡和阿道尔夫·霍夫曼，他们都是这个集团的左翼。恩斯特·迈耶尔和伯尔塔·台尔海末尔代表“国际”派（这个派的领袖罗莎·卢森堡正在狱中），朱理安·博尔夏特代表《光线》杂志编辑部出席会议，这个杂志当时和拉狄克领导的不来梅左翼激进派接近。法国方面，除去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联合会中的反对派出席会议以外，梅尔黑姆正式代表五金工人联盟出席会议。意大利方面有党的正式代表。罗马尼亚的社会党和保加利亚“紧密派”也都出席。英国方面，独立工党和反海德门的英国社会党反对派也都决定派遣代表，但英国政府却不让他们出国参与会议。俄国方面，不仅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作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而且还有反对社会爱国主义一取消派的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代表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当时毫无原则地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态度摇摆不定的托洛茨基，此外还有社会革命党、拉托维亚社会民主党和犹太崩溃分子的代表。波兰革命集团的代表有拉狄克、瓦尔斯基、拉品斯基。荷兰方面，有罗兰—霍斯特。瑞典和挪威方面，有霍格伦和涅尔曼，他们代表的是相当坚强的组织。
会议一致同意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帝国主义，但对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则意见并不一致。多数出席者都害怕组织上的分裂和不敢建立新国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形成的拉狄克、霍格伦和博尔夏特等所属的左派，建议作出一项其中包含着布尔什维主义原则的决议[10]。决议不仅谴责帝国主义为战争的发动者，而且也谴责官方的社会爱国主义以及考茨基之流的中派社会和平主义。决议号召无产阶级不要放弃为任何局部要求所进行的斗争，要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进攻资本主义的基础。
“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尽速结束民族大屠杀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的信号。这种斗争要求拒绝战争拨款，要求辞去部长职务，要求从议会的讲坛上、在合法的和（必要时）在非法的报刊上揭露战争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反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对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要求利用由战争的结果（贫穷、重大损失等）所引起的每一个人民运动去组织街头示威游行来反对政府，要求在战壕中宣传国际团结，鼓励经济罢工，并在有利的条件下把它转入政治罢工。口号就是国内战争，不是国内和平。反对一切认为可以通过外交和政府的任何决定就可以奠定持久和平的基础并导致裁军的开始的幻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经常反复地告诉人民群众：只有社会革命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和人类的解放”。
参与会议的大多数否决了这项议案。一致通过的一项宣言在重要的地方都不如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案。特别明显的是：由累德堡领导的会议中的右翼，对于拒绝战争拨款的绝对义务并不愿不惜任何牺牲地把它接受下来。这个社会和平主义集团不认为有和机会主义者决裂的必要，虽然社会帝国主义政党的蔑视纪律必然会导致这种决裂。
除此以外，他们对于保卫祖国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立场。例如累德堡认为当时反对战争拨款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德国军队驻扎在敌国内。但是，他认为当敌国的军队在德国境内和德国必须起来自卫时，问题又当别论。这就是说，使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则态度要以战场上的情况为转移，并且反对群众的任何反战行动。因为，十分清楚，只要一个在群众中扎了根的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以空洞的抗议而是以实际的行动反对战争，即游行示威和罢工，在战壕中交朋友，不仅以合法的而且以不合法的宣传来反对交战国的政府，特别是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那么这种斗争就必然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使战争的进行更加困难。这样的反战斗争如果取得成功，那么它就必然招致军事上的失败，必然促进本国政府的失败。
谁不敢作出这个促进“自己祖国”失败的结论，谁在“背叛祖国”的责难面前退缩，谁就不能进行反战斗争。因为不管战争的理由如何，敌人入侵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交战国家的存在也会由于战争的失败而处于危亡的境地。
谁要和中派分子一样，不相信有革命的可能性，谁就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爱尔威会断言：是俄国人在德国统治或是德国人在法国统治都是无所谓的，可是当他在战争爆发时期放弃自己的反军国主义主张并和沙文主义者一样自愿地服兵役时，就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反战的革命斗争导致本国政府失败时将会发生什么事？只有承认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才算是对于这个问题作了答复。
这种答案对于严肃地提出利用危机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很明白的。它知道每一次失败都要削弱政府和统治阶级的力量。失败得越惨重，就对革命阶级越有利。列宁在和托洛茨基进行争论时写道：“革命的阶级不得不希望它们自己的政府在反动的战争中失败”。[11]如果人们和托洛茨基和考茨基当时的看法一样，把自己本国的失败只看作是帝国主义敌人的胜利，那就是不理解这个革命的原则。但是，本国反动政府的失败，对本国革命的胜利，从而对一切国家革命的发动都创造了极好的前提条件。
只有当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而且这个革命的国家受到敌国的威胁时，无产阶级的党这时才能肯定保卫祖国而且也必须去组织和领导保卫祖国，就像英勇的巴黎无产阶级1871年所作所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1915年发表的论文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但是这种革命的想法，对于累德堡那样的动摇于考茨基和李卜克内西之间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还是很陌生的。列宁指出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宣言的重大错误[12]就是害怕通过直接说明革命手段公开承认革命斗争的必要性；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的成熟，虽然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是很重要的；虽然谴责了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谎言，但却没有谴责更为危险、更为可耻的社会沙文主义、特别是它的“左”的辩护人的谎言。最后，列宁指出虽然它谈到一些社会党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不忠于职守”的情况，但并没有分析这种破产的更深刻的原因和意义。
虽然如此，而列宁认为同意这项不彻底的宣言还是正确的，因为它意味着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前进了一步，而且若不和那些还没有决计进行坚决斗争的社会党人共同前进，就会是宗派主义，但是人们必须坦率地表明他们自己的立场而且保留批评的权利。在集结革命力量的时期，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是对帝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每一实际斗争时要联合一切人共同前进，但是也明确而无情地批判这一运动中的一切弱点和不彻底的地方；在混乱的潮流中辨别方向，争取左派革命分子拥护彻底的革命政策，揭露那些软弱而动摇不定并注定要倒退到改良主义去的分子，把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搞垮。
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给第三国际的原则、组织和策略篡定了基础，第三国际的第一个胚细胞就是齐美尔瓦尔得左派。
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国际社会党人委员会，用以保持各个参加会议的组织之间的联系。
布尔什维克以极大的喜悦心情欢迎一封来自李卜克内西的书简和他的“国内战争，不是国内和平！”的口号。[13]他们把德国的革命团体——1916年1月组成了的斯巴达克同盟——看作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体现，但是德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所采取的态度，却十分清楚地说明它们对革命的明确性认识程度较低，对此，布尔什维克感到失望。季诺维也夫不只是以自己的名义在会议以后写道：
“但是会议毫无疑问地显示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前所起的作用已经告终，但是过去的遗产，过重地压在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身上以致使它不能成为新国际的领导者。”
[14]
加之，他们在出版和传布非法的革命文献上也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一切因素都给革命集团的形成过程增加了困难，特别是如德国这样的党更是这样，因为它自从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以后已不习惯于非法的工作。卢森堡于1915年在狱中写了《尤尼乌斯小册子》，列宁指出它在理论方面的脆弱之处说，人们会发现作者是一个“孤独者”。
“他没有那种习惯于想出革命口号，并经常用这种口号精神教育群众的秘密组织的同志。不过这种缺点——忘掉这一点是极不正确的——并不是尤尼乌斯个人的缺点，这是德国所有左派分子的软弱性造成的，因为他们被考茨基分子的虚伪、学究气、对机会主义者的‘友好’这些卑鄙的东西四面八方包围着”。
[15]
1916年1月斯巴达克同盟全国会议起草了《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提纲》，其中含有这个团体关于建立新国际的形式和内容的观点。这个提纲的最重要的进步，和早期的犹豫不决相反，就是承认第二国际的破产使创立一个新国际成为必要的了。
这个新国际的性质和那个被战争弄得支离破碎的第二国际根本不同。
“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重心就在这个国际中。这个国际决定和平时期各国支部关于军国主义、殖民地政策、商业政策、五一节的策略等问题，和关于战时应用的全部策略”。
“实行国际决议的义务先于其他一切义务。违反国际决议的各国支部就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
德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承认第二国际从未付诸实行的国际纪律的原则，即无条件执行国际决议的原则必须是新国际的基础，如果它不再成为一把没有刃的刀的话。诚然，这种措辞还没有十分明确地表明这样一种国际组织的性质。如果国际决议的贯彻执行真正得到保证，那么那些由国际决定的问题，就不能（像这个建议所写的那样）只以国际政策一定领域为限，而是必须打碎民族自治这一腐朽的传统。帝国主义时期，更不能把国内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分开。“在和平时期”一个党若是离开了和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阶级斗争的路线，那么在阶级敌人的压迫大千万倍的战争时期，更是不能履行国际义务了。一个在决定性的革命危机之前不能使自己的队伍摆脱机会主义的党，在决定性的关头就不能履行它的革命领导者的任务。因而第三国际必须超过“国际”派在它的提纲中所草拟的公式。
此外，这个提纲中还包含着列宁在他对《尤尼乌斯小册子》进行批判时所驳斥的论点。
“在摆说了束缚的资本主义时代
不能再有民族战争。民族利益只是为了使工人群众为他们的死敌——帝国主义服务而用来进行欺骗的工具”。
[17]
1916年2月由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建立的国际社会党人委员会和加入其中的各种组织，其中包括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局的代表在内，在伯尔尼举行一次讨论会。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在维勒·明岑堡领导之下，由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越来越过渡到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斗争。讨论的结果就是一项通告，它指出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如德国反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英国的抗议兵役义务，俄国的政治罢工，战壕内交朋友等。德国党的多数派由于用一项对政府的和平质询帮助和平主义者掩盖政府政策中的兼并性质而受到谴责；法国社会党在它的党代表大会上重新承认被人咒黑的神圣联盟政策，承认战争拨款和联合政策并展开了反对少数派的尖锐斗争而受到谴责；奥地利和英国的多数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少数派的社会爱国主义也都受到尖锐的谴责。中派的态度并没有遭到批判，因此，曾经极其严厉地对待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早期文献的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虽然表示同意，但有保留，他们认为这个呼吁虽然是前进了一步，但不是所有的部分全都是合适的。
又一度确认自从大战爆发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完全失灵了。国际书记胡斯曼在荷兰党的代表大会上宣称：人们必须承认保卫国家的义务，尽管如此，国际还会“比以前更有生命力”。对此，通知上这样写道：
“通过出丑了的机会主义领袖之间的互相宽恕而重建国际的企图，同时承认并继续推行国内和平的政策，实际上都不外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协定，而且不外是对革命工人运动再度高涨的打击而已”。
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革命行动的必要性，要求和国内和平政策完全决裂，不管战略上的形势如何而来否认军事拨款，都比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强调得更为明确。
在这同时，法国反对派发出的一项宣言表现了同样日益明确的倾向。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妥协的中派说教者，遭到公开地抨击。
“在忠于社会革命旗帜的人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帝国主义的雇佣、俘虏或自愿奴隶之间，有一些没有原则并没有明确态度而主张休战的社会党门徒。借社会主义的统一之名，他们要求少数派在社会爱国主义者面前解除武装，恰像后者借国内和平之名而在我们阶级敌人面前放下武器一样。
只要是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危险中，我们不愿意也不能承认这种休战。”
法国的社会党人也明确地体会到有建立一个新国际的必要，他们告诉工人，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爱国主义哨兵”在老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帮助下，于官方的社会党之间去建立虚伪联盟的企图，要提高警惕。又说：
“一个新的国际只能建立在革命社会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上。统治阶级的同盟者，部长，奴颜婢膝的议员，帝国主义的辩护人，资本主义外交的代理人，第二国际的掘墓人都不能参加这个国际的建立”。
1916年4月在瑞士的昆塔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已经遇到新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发展的优良条件。首先在德国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国际”派公开要求停止对沙文主义党的财政援助。1918年3月哈塞及累德堡的中派集团第一次敢于以18个人之众反对战争拨款，当时多数派便把少数派开除出党团，后者便组织成“社会民主劳动派”。这样，事物发展的逻辑，迫使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分裂，这是恢复国际统一的必要前提。
在昆塔尔会议上，多数派还没有坚决地得出这一必要的结论。问题实际上是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已经迁移到海牙）的关系问题。它在比利时和荷兰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领导下成了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代办处，尽管如此，这个执行局还是企图和考茨基分子和同盟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建立联系。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就像季诺维也夫所写的那样，把这个海牙的执行局看作是“未来的欺骗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股份公司的萌芽”。“这个占卜者的公司”在“航一”和“恢复第二国际”的口号下，“开始反对国际主义者的斗争” [18]。
从这种对于情势的估计出发就得出：必须对这种组织展开尖锐的斗争。但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却建议展开一项召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群众运动。
意大利社会党的领袖塞拉蒂在这个问题上和左派改良主义者步伐一致，他和作为考茨基分子的反对派的代表出席的阿道尔夫·霍夫曼和海尔曼·夫莱斯纳尔，都以人们必须在那里抨击和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为理由，提议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合作。在长时间的、激烈的争幕以后，成立了一项妥协性的决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和战争》，这个决议在政治上对左派的立场作了大的让步，但是在组织上却对中派作了部分的让步。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社会爱国主义活动受到激烈的谴责，通过战争拨款的支持者之间的互相赦免来恢复国际关系的企图被称为“社会爱国主义者之间的单独媾和”，克服社会帝国主义被宣布是恢复国际的先决条件。当召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的时候，齐美尔瓦尔得组织的代表有义务去参加并以国际主义反对派的革命原则尖锐地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
此外，按照意大利人的最后要求，赋予了参加的各党以权利，要求在他们自己的发起之下召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同时，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动议，指合国际社会党人委会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集会以前召集一次会议，以便决定齐美尔瓦尔得同志们在会议上应采取的行动。
关于和平问题的一致的决议澄清了对社会和平主义的关系。这项决议确信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仲裁法庭、裁罪、对外政策民主化决不能导致持久和平。为持入和平进行的斗争必须是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
兼并和战争赔偿都遭到斥责，并提出了以下的口号：战争的经济后果不应该由战败国的人民负担，即不要由已经负担过战争重担的工人阶级担负，而要由那些因为战争发生后取消了一切国家负担的富有者来负担。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对会议提出了一项声明，表达了昆塔尔会议由于中派分子的反对而不能清楚说明的那些意见。这项声明揭露了社会爱国主义者反对兼并的空款；因为兼并并不单是对一个国家的军事占领，而也是违反居民的意愿霸占一国的土地。任何违反民族自决权的行为都是一种兼并行为。谁真诚地反对兼并，谁就必须赞助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的“和平纲领”如果没有把要求群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取社会主义的内战的呼吁结合起来，那么它就是伪善的。此外人们必须公开表示：没有在战争期间以失败威胁“本国”政府，战争期固的革命行动就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非法的组织就不可能进行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只在议会中抗拒战争而不去领导工人适应非法组织去进行斗争的议员，并没有履行他们的义务。必须承认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显然有两种彼此不可调和的立场。
“恢复破产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是可以让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去做的一种工作。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就是向群众就说：和在社会主义幌子之下推行资产阶级政策的人发生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19]
第三节 俄国二月革命和斯德哥尔摩代表会
（1917年）
新国际必须是革命的群众行动的国际。随着革命的反抗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群众行动的高涨，建立这种国际的前提条件也日趋成熟。当李卜克内西于1916年5月1日由于在柏林波茨坦广场组织反对战争和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而被捕并被判处四年监禁和六年褫夺公权时，德国掀起了伟大的群众示威运动和抗议罢工的浪潮。
随着反抗浪潮的高涨，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反对派也发展起来了；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当局取得密切的联系，使用极卑鄙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违反着党员的意愿，反对派的编辑被排除出《前进报》，《不来梅市民报》，《士瓦本哨兵报》，反对派在企业和工会中的代表被人告发给军事当局并听其“为祖国而英勇牺牲”。
1917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决议把速中派的“社会民主劳动派”包括在内的全体反对派清除出党。
在奥地利，有组织的革命反对派非常弱，军事独裁和群众贫困的压迫比德国还厉害。在德国还有李卜克内西把它当作革命宣传讲坛的虚伪的议会制度，在这里却不再存在这种议会制度。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内阁总理史图厄格伯爵就没有召集过议会。这里和德国相反，揭示爱国主义精神病的一开始就只限于少数居民，即德国人和匈牙利人。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和意大利人都厌恶贝特曼—霍勒维格1914年命名的日耳曼民族的战争。
成千的哗变的士兵，成千的有反爱国主义宣传嫌疑或有间谍嫌疑的捷克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哥罗西亚人和意大利人都被军事法庭判处用绞刑杀死。但维也纳《工人报》却交替地让爱国战争的使徒路德纳、佩内多菲、伦纳进行就教，和让在鲍威尔周圈聚集起来的“左翼”改良主义者传布他们的和平主义的反对派的空谈。
就是这种形势迫使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就像他在法庭里所说的那样）为了“在奥地利给革命群众行动创造心理条件”，而于1916年10月掉转枪头反对奥地利军事独裁的化身史图厄格伯爵。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战争开始时采取了和考茨基相类似的立场，他从来也没有和革命的反对派取得牢固的联系，他没有发现革命群众行动的道路，但是他的行动也是战争引起的革命危机的一个征候。
当布尔什维克表明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革命行动完全团结一致，但是同时确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并不是个人恐怖，而是革命的群众行动时，《前进报》宣称它并不同情和团结奥地利的受折磨的和受奴役的无产阶级，而是同情和团结王位上的久受尊敬的老人，而在这个老人的名义下每天有成百的人被绞杀。
“白发苍苍的奥地利国王！他失掉了兄弟，儿子，妻子，侄子和王位继承者。——在现时的艰苦时期，他失掉了一位超常的顾问，每一个人的人道的感情同情王座上的老人。谁会经历过和忍受过这位老人所怒历了的和忍受了的一切呢？”
维也纳《工人报》表示同情这个死尸：即这个“永远是严肃地从事工作和无论何时都是老老实实而勤勉的工作者”。
在这个“伟大时代”，社会民主党的正式代表对社会主义做尽了侮辱和轻蔑的勾当。
机会主义的“现实政治家”对于坚信群众的力量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用全力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一味嘲弄和轻蔑。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认为是一种荒诞的乌托邦的，1917年3月在俄国却成了现实。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使群众从新意识到了沙皇制度的全部野蛮和腐朽，而且沙皇的政府机关由于前线的大败，由于军队中日增长的愤怒，由于甚至资产阶级都失掉信心，而毁坏了它的基础，以致在1917年8月于工人和士兵群众的革命冲击之下，不到几天的工夫就垮台了。大部分军队都参加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战斗工人的行列中去。沙皇退位，工人苏维埃在全俄国出现。但是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还没有落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大多数工人群众还是追随着小资产阶级——农民政党社会革命党和改良主义的孟什维克。因此，第一个临时革命政府就是由俄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所领导的联合政府。彼得堡工人苏谁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下事实上是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只是虚有监督政府的外貌而已。
列宁从临时政府产生的第一天起便在瑞士写文章，把它揭露为资本家的政府，揭露为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为了协约国的利益，群众继续被赶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战壕中去。因此他极尖锐地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宣扬的“革命护国主义”，而这种说法在开始的时候还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获得一些信徒。列宁说明：尽管革命取得胜利，尽管建立了共和国，战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只要俄国政府和法国、英国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为帝国主义列强秘密条约中所规定的目标而战斗，它就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于4月3日和一些革命的流亡者一同回到俄国。鲁登道夫允许俄国革命者乘密封的车辆通过德国。他希望布尔什维主义细菌离开德国去瓦解俄国审队。他想不到尽管是密封的车辆而一年以后布尔什维主义却传染了德国，以致这个德国的民族英雄宁愿在蓝色眼镜和一个政府社会主义者的委员所假造的护照的掩护下逃往瑞典。
列宁到达彼得堡以后，便对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因而也对无产阶级国际表明态度。关于这种态度，曾在以《四月提纲》为名的著名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20]中有详细的描述。
革命的阶级性质在最初的阶段是由国家政权过渡到资产阶级之手表示出来的。在政府里面把持着一切最有势力的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和专制主义者并没有决裂。这个政府一点都没有赢得无产阶级的信任。不能对这样的政府予以支援。这个政府和英国、法国的帝国主义政府订有秘密条约，它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它不可能导致民主的和平。
但是除去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府以外，还有苏维埃。它体现着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但是它自愿地把权力让予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当局并满足于监督政府这个虚假的外貌。因此便发生了标志着一个过渡阶段的双重统治，因为两个不同阶级是不能长久地肩并肩地统治下去的。工人群众还在跟着小资产阶级走，他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阶级利益是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的。由此，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粉碎革命的幻想和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信任，揭露保卫祖国的帝国主义性质。二月革命只是结束战争的第一步；为了实际上结束战争还需要走第二步，即把国家政权交付给无产阶级。
在苏维埃中，革命开始创造一个新型的国家。议会共和国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从苏维埃回到议会民主是向后倒退。必须创造一个巴黎公社类型的新国家。这就要求由苏维埃代替官僚机构，由无产阶级的民军代替警察和军队，银行和辛迪加收归国有，工人监督生产，立即由农民接收全部地主的土地，宣布被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这就是革命的最初的步骤。
列宁在国际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范围内来考虑俄国革命的任务。因此《四月提纲》就有一节特别讲到社会党国际的情况。
《四月提纲》中区别了三种派别：
1．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这些人同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些人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法国的盖得和桑巴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英国的海德门、费边社分子和工党的正式领袖，瑞典的布兰亭之流，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的党，丹麦的斯陶宁格的党等）。
2．中派，这些人摇摆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真正国际主义者之间。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们要求不割地的和平，但也赞成和沙文主义者讲和平；他们主张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就一，反对分裂。
“‘中派’专讲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像是冠顶‘马克思主义'的—-
借口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
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
资产者。他们是那些
客观上被资产阶级收买（用优厚的工资、尊贵的地位等等）的工人阶层和集团，他们帮助
本国资产阶级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帮助他们
为瓜分资本主义赃物而斗争。
‘中派’是被腐败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改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僚。从历史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是一个
特殊的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的阶段即从1871-1914年的阶段
转到新阶段的
过渡现象；过去的阶段给了无产阶级许多特别需要的宝贵的艺术，即缓慢地、坚持不懈地、有系统地进行了广泛而又广泛的组织工作的艺术；自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辟了
社会革命的纪元起，
新阶段的到来
在客观上是必然的。”
[21]
3．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就和列宁所说的一样，“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最为近似”。列宁对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很精确地考虑过，他认为甚至在齐美尔瓦尔得和中派进行斗争时所形成的核心，也没有把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体现得十分清楚和十分一致，所以不能无条件地把它和革命的国际主义等同起来。后来的发展，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所代表的集团有一部分逃往右翼，证实了这种估计。
这一派的特点就是既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也同“中派”彻底决裂。他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本国”，要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毫无顾虑地进行斗争。
在德国，这种派别的代表者就是“国际”派和不来梅工人报《工人政治》周围的社会主义者。
“只有李卜克内西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此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按照卢森堡恰当地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令人讨厌的僵尸”。
最接近真正国际主义者的，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当中，可以提出吉尔波和洛利欧（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是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代表，那时他们都已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在英国，有史格德·马克林（他因为从事革命斗争而被判处监禁），独立工党和英国社会党中的反对派；在美国，是达尼尔·德·列昂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工党（达尼尔·德·列昂会在他长期反对美国工会的社会帝国主义领导中坚强地反对机会主义而经过了考验）和社会党的少数派；在荷兰，是潘涅康克、果特、怀恩科许和罗兰—霍斯特领导的“论坛派”；在瑞典是霍格伦领导之下的“青年”党；在丹麦是特利尔；在保加利亚是“紧密派”；在意大利是塞拉蒂；在波兰是拉狄克、加涅茨基、罗莎·卢森堡和梯什科（他还有个李奥·尤季歇斯的名字，众所周知，他是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者）；在瑞士是“青年派”和“左派”；在奥地利是团结在“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周围的左派。
“问题不在于色彩，就是左派中也有不同的色彩。问题在于派别。问题的全部实质就是：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
只有他们才是社会主义的整个将来；
只有他们才是群众的
领袖，而不是腐化
群众的人”。
[22]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得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得的‘考茨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应该立刻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得国际里
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
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
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活动了……
我们党不应当‘等待’，应当立刻
建立第三国际，这样一来，在德国和英国监狱中的千百个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成千成万正在举行罢工和示威而使威廉这个恶棍和强盗害怕的德国工人，就可以在秘密传单上看到我们的决议了，看到我们对李卜克内西（并且只是对他）的兄弟般的信任了，看到我们
现在也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的决议了；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就会更加坚信自己的革命国际主义。”
[23]
民主只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借助无产阶级国家来废除一切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国家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目的就是废除它自己。在第二国际成立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容忍了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因为当时提到日程上来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而是缓慢的、耐心的组织和启蒙工作。但是在新的革命时代，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党派都已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如果再保持旧名称，这就是帮助这些叛变的领袖继续进行他们欺骗群众的工作。
列宁在结尾时说道：
“我们还舍不得说掉这件‘穿惯了的’、‘可爱的’、肮脏的衬衫……
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外衣的时候了”。
[25]
通过的决议中规定，在齐美尔瓦尔得集团以内主张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策略是党的任务，可是，同时也授权中央委员会立即采取步骤去建立第三国际。
这个决议也没有提到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破产”，它只确认齐美尔瓦尔得运动因为受到中派的影响而削弱了力量，而且在少数国家中它变成了革命运动的障碍。[26]
如果说列宁的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的口号没有直接实现，如果说在它正式成立以前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那么这应当怪德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比较迟缓。在德国，中派分子于1917年4月从他们被党的执行委员会驱逐出去这个事实得出结论，即在哥达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建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同盟加入了这个组织，但明白宣布它要保持政治行动的充分自由。在拉狄克影响下和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接近的不来梅左翼激进派拒绝加入这个组织。和列宁催促立刻建立第三国际的同时，德国国际主义者还认为为了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不失掉联系，必须和中派分子保持组织上的联合。
“国际”派很难和他们被囚禁在监狱中的最优秀的成员保持联系，所以他们当时并不理解俄国革命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问题；但他们的代表不论在齐美尔瓦尔得还是在昆塔尔却都支持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
对于在斯德哥尔摩召集国际社会党人会议问题，曾发生争论，思想的混乱就表现在这种争论上。会议是在谢德曼的支持者的提议下由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召集的。谢德曼之流显然是根据他们政府的要求来作这件事的。他们把他们——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准备同意的和平条件告诉丹麦社会爱国主义者柏格别尔格这位会议的组织者。德国政府看到胜利和平的希望很快消失，革命运动日益增长，显然愿作和平试探。
四月会议谴责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欺骗，这些人在国际社会党人会议的假面具之下愿意充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帝国主义“和平”讨价还价。虽然这种情况十分明显，而孟什维克领导之下的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却着手召集会议。瑞士中派分子格里姆，国际社会党人委员会的书记，根据昆塔尔的决议，邀请齐美尔瓦尔得各党到斯德哥尔摩来参加一次预备会议。在这以前，格里姆、安给里喀·巴拉巴诺夫（国际社会党人会议的代表）和俄国党代表之间，对于参加社会爱国主义者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的问题进行过讨论。
在这次会议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自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组成联合政府并一同准备进攻加里西亚以来，布尔什维克和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对抗就非常尖锐了。事情越来越清楚，这两个党体现了两个阶级，而革命发展的逻辑的作用把它们推到街垒的互相敌对的两边。
布尔什谁克首先要求正式谴责孟什维克的联合政策。
参与会议的多数声明反对参加政府，但在各种借口之下拒绝作出决议。关于出席斯德哥尔廖会议的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根据四月会议的决议，布尔什维克明确地反对出席会议。孟什维克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格里姆则认为由于彼得格勒苏谁埃召集会议，情况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最后，人们决定不作决议，而是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以前先召集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由它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大家知道格里姆通过瑞士公使馆和德国政府接触拜顾和克伦斯基政府商谈单独媾和时，就能清楚地了解格里姆的态度。当这种丑事被发觉时，格里姆被迫辞去国际社会党人会议书记的职务。
“国际”派也基本上反对参加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弗兰兹·梅林给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主席契克赖德节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说：德国的国际主义者决不和政府社会主义者在一起参加会议。梅林在当时显然还不知道，契克赖德节也无非是一个“政府社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同盟者，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政治本质，在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条件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在第一封邀请信里，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准许参加的是这样的一些组织：它们
（1）致力于没有兼并和赔偿并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和平。
（2）希望通过无产阶被群众斗争取得和平。
（3）承认有打破国内和平的必要。
“比利时国王陛下的部长”王德威尔得，在俄国革命前和俄国革命后，都认为他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就是鼓励俄国社会主义者坚持战争，阿尔伯特·托马斯这位军需部长为他以后充当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这个幸运的工作，也得到了必要的知识。因此，他们二人回答道：他们不知道“兼并”指的是什么，他们绝对赞成德国社会民主党取消国内和平，但是遭受“攻击”的国家如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则谈不到取消国内和平。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英雄们的答复也迅速地到来了，他们说取消国内和平不能是参加会议的条件。
因此，布尔什维克宣称，如果齐美尔瓦尔得方面要去参加这样一种会议，他们就要和齐美尔瓦尔得运动断绝关系。相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说他们要去参加。现在安给里喀·巴拉巴诺夫才以国际社会党人会议名义通知筹备委员会他不能参加筹备工作，而且必须等待下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最后决定。所以事实上是由工人士兵苏维埃的社会爱国主义代表和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给斯德哥尔摩会议作了筹备工作。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发表了一项尖锐的声明，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所计划的“和平会议”。这项号召揭露了摇摆不定的社会和平主义分子的作用，这些人由于他们准备参加这样的会议给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代理人制造了和平的先锋战士的威望，而他们本身也就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俘虏并助长了反对革命分子的斗争。
由于有这些意见上的分歧，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未能举行。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老爷们还不认为有演出一出和平滑稽剧的必要；在托马斯、斡德逊和王德威尔得的鼓励之下，克伦斯基开始在加里西亚发动新的攻势。对于革命工人进行残酷的迫害，镇压由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所领导的彼得格勒七月示威游行，是这种攻势的序幕。同时克伦斯基政府通告英国政府说，苏维埃召集的会议对俄国正式政府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宣称，在战争责任弄清以前决不和德国多数派社会党人打交道。英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断言，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将主张在协约国的正当的战争目的实现以前不结束战争。所有这些“社会党人”都认为他们和他们的政府讨论会议的权宜办法是理所当然的。最后，协约国的社会党人在伦敦的一次预备会议上作出决定说，举行和平会议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这是在战争发生后的第三十七个月！
一些英雄们不愿意担负会议失败的责任，就用他们的政府不签发出国证来为自己辩解。这就是社会爱国主义的和平喜剧的可悲结果。
齐美尔瓦尔得各党于8月初举行一次会谈。参加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会议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因为当时它的最后失败还没有确定。只有孟什维克和独立派的一部分人（哈塞和斯塔特哈根）声称赞成参加；其余的人都表示反对。凯特·敦克尔代表“国际”派提出一项声明，这项声明表明那时这个集团的权威的代表们对于俄国革命问题还是远不了解的。这项声明说：
“献身于和平斗争的俄国无产阶级，将由于其他国家工人的消极态度被迫去走军事行动的道路而且终于要走和资产阶级合作的道路，因此便从阶级斗争和革命精力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偏离开来”。
这里原则上承认了孟什维克关于革命的保卫祖国的理论，甚至以其他国家工人的消极态度来为克伦斯基的进攻冒险辩护！鉴于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应用到俄国所发生的思想上如此混乱的情形，布尔什维克代表要求作出一项明确的决议。他们谴责孟什维克参加资本主义的战争政府，由此孟什维克应该对判处革命士兵的死刑、对枪杀示威的工人和压迫革命组织担负共同责任。
布尔什维克指出说，如果因为出席人数少，会议不顾对孟什维克采取组织上的措施，那么，它必须在政治上对于孟什维克背叛齐美尔瓦尔得所宣布的原则表示态度。布尔什维克向大家表明，只要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不明白表示他们要和谁团结一致（是和那些为齐美尔瓦尔得思想而斗争的人团结一致或是和俄国的卡芬雅克的代理人团结一致），他们就不参加讨论。
虽然如此，会议认为躲避这项问题还是可以的。通过了一项宣言，其中号召一切国家的工人为了和平和人类解放组织一次统一的国际群众性罢工。因为有些重要的党未曾出席，决定将这项宣言暂守秘密，直到各加入的党派都表示同意时为止。
表现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胆小而无节操的事情是：以后不久，即在9月里，路易斯·齐茨出现在国际社会党人会议面前，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要求延迟公布宣言。就在这个时候，北海舰队水手们的革命组织被发觉，莱亨皮奇和柯毕斯这两位领袖成了反战革命斗争的最初牺牲者，被德国军事法庭所处决，他们都被控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保持联系。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可怜的英雄提特曼在帝国议会否认了海军中的革命运动，并宣称自己不惜任何代价忠于法律规定。此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害怕政府报复，极力阻止宣言的公布。
拉狄克坚持要立即公布。国际社会党人会议决定再等一时。但是，同时一些比一切号召和宣言都更为激励各国工人的事件发生了。
第四节 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开始
（1917—1918年）
1917年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的彼得格勒革命无产阶级举行了胜利的起义，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对全人类”发出一个无线电报，宣告无产阶级的胜利，宣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时代的开始，宣告胜利的无产阶级结束帝国主义屠杀的坚决的意志。
布尔什维克多年以来被机会主义的“现实”政治家嘲笑为“宗派主义者”和“幻想家”，他们通过事实证实了他们的原则和策略的正确性。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无产阶级第一成功地领导被战争所激怒的被剥削群众夺取了政权并终止了帝国主义战争。
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采取步骤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和平纲领。11月8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布和平法令。苏维埃政府建议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立即缔结一项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和约，即是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并建议立即停火三个月。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提出绝对的要求，它准备考核任何和平建议。它决定废除秘密外交，立刻公布一切密约和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协定。同时它向先进国如英、法、德等国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呼吁，号召他们纪起革命的传统并把一切力量应用于和平事业和从各种奴役和剥削形式中解放劳苦和被剥削群众的事业。[27]
列宁在提出这项法令时说道。早在1917年3月彼得格勒苏维埃就向一切国家的工人发出和平呼吁，要求他们摧毁国王、贵族地主和银行家的政权。但是当时俄国工人并没有推翻他们自己的银行家；相反地，他们还通过联合政府和他们结盟。只有现在，俄国无产阶级才推翻了他们的银行家。
虽然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尽可能地窒息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声——奥地利首相彻宁伯爵只允许报纸登载一篇很残缺不全的宣言，同时却说由于“气候条件”不能收到全文——，而工人们还是觉察到世界历史性的变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驱使军队进行新的攻击。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开始即作了普通的和平提议，一月以后紧接着就进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布尔什维克完全知道：在无产阶级国家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单独媾和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和平，但是在法国和英国政府拒绝参与普通的和平谈判以后，苏维埃的代表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去就有双重目的：第一，在谈判中揭露德国和奥国政府的掠夺目的和通过对比无产阶级和平政策来唤起那些国家的群众去进行斗争；第二，不论情况如何都要给遭受内外威胁的无产阶级革命、给长年累月为战争所困顿的人民群众赢得喘息的机会。
早在1915年10月布尔什维克就很清楚地而且毫不含糊地声述过：当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它必须准备保卫无产阶级祖国防止外国资本家的进攻。列宁在发布和平法令时又重新说明了这个原则。但同时他指出十分厌战的情况，这使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有责任首先结束杀人的战争，至少是暂时结束这个战争。
德国和奥地利的帝国主义者宣称他们准备按照苏维埃政府的要求赞成媾和。他们对于这次谈判的理解由霍夫曼将军以粗野的率直态度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表现出来，当时他用拳头敲着桌子并大声吼叫道：“我们是战胜者！”民族自决权显然意味着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在整个德国军队占领的地区，给德国君主的没落子孙建立一系列的王座。小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的地主应在德国刺刀的保护下上演“民族自决”的喜剧。布尔什维克拒绝这种对人民的叛逆行为。托洛基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拒绝在这种和平条件上签字，但是同时宣称革命的俄国将不再继续进行战争。于是德国军队开始向东方发动新的进攻。
在前线上流血和在后方挨饿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群众，对于德奥帝国主义搞垮和平谈判感到非常失望。1918年1月首先在奥地利然后在德国爆发了力量空前的群众性罢工。尽管社会爱国主义分子起了可耻的作用，而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证明是有效的。毕竟这是革命的群众性运动的开端，还缺乏深入群众和有明确目的的革命政党的颁导。
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及其同伙，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控制了这个运动。谢德曼后来在马格德堡叛国案的法庭上承认，如果护国的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没有取得运动的领导，从而没有削弱运动的力量，那么当时战争本来是会结束的。工人群众要求接受俄国代表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并取消戒严状态。工人会议在奥地利开始形成，但是控制着这个运动的改良主义者把这些革命的要求弃置不顾，并以帝国政府的几句民主空纸破坏了这个运动。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影响还没有能够给这种运动以更大的推动力。但一月罢工是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府的呼吁的第一个回答，也是德国和奥地利发展中的转折点；束缚已被打破，群众又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
一月罢工失败以后，苏维埃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立即得到援助；一支足以遏止德帝国主义进攻的革命军队不是几个星期就可以组织成功的。占军队的绝大部分的农民，为了去接收革命给他们的土地都急于想回家。在这种形势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同意内部强烈的反对意见，为了阻制德国军队的进军，决定接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那时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领导的“左翼”反对派把这说成是背叛社会主义，说成是不能允许的和德帝国主义的妥协。
列宁坚决反对这些观点。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和帝国主义者自愿结盟，如同各国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资产阶级所缔结的自愿联盟那样，而是和敌人停火，在那时人们已不能对这些敌人进行战斗，这种停火是为了赢得喘息机会以便在更适当的时刻以更大的力量进行战斗。
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当时正被关在德帝国主义的监狱中，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存有极大的疑虑。他们都担心俄国革命要被这种妥协所毁灭，但是作为国际主义者，他们对于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英勇斗争的俄国无产阶级领袖，并没有责备；而是呼吁德国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的消极态度对于俄罗斯共和国的悲惨境遇是应该负责的。
社会爱国主义者一步一步地往下堕落。当帝国议会表决这项可耻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历史上最卑鄙的掠夺条约，因为它反对自愿放下武器的人民，反对拒绝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屠杀的人民，所以是双倍地卑鄙的条约时，这些“社会主义者”却实行弃权。对于德国兵痞在波兰、在乌克兰、在波罗的海各国和在芬兰的狂暴行为一点微弱的反对意见都没有，一点反抗都没有。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德国的军官都继续起着保护地主、反对工人和贫农的作用。即使在停火和缔结和约以后，他们还到处积极帮助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社会党人委员会对于拨助无产阶级革命发生过影响。他们呼吁一切国家的工人来学习俄国的榜样，建立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并支持苏维埃政府为和平进行的斗争。他们谴责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可耻行为，协约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直接地反对十月革命，因为它恶化了西方“民主”胜利的前景，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以同情的宣言自满并尽一切力量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传染到自己的国家。在战争的开始时他们以反对沙皇制度来辩护他们的保卫祖国的骗局，可是在沙皇制度崩溃以后，在德国代表团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所作所为和在布加勒斯特同罗马尼亚会谈时，战争之为野蛮的掠夺战争性质连瞎子都看得很清楚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坚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对于芬兰革命的态度特别可耻。十月革命以后，当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关于一切民族的自决权的宣言时，芬兰便脱离了俄国并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芬兰的社会党非常强大，一度在许选中赢得多数，但在1917年10月就又丧失了这个地位。在党内有强烈的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的骚扰，这个党没有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明确政策，而是准备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虽然芬兰资产阶级很软弱，但是依靠瑞典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支持，竟开始进行内战。无产阶级用总罢工来保卫自己并组成了赤卫队。如果不是德国军队开进去，枪杀了几千工人，挽救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这次战斗中一定会取得胜利。
这种罪行也得到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宽恕。1918年4月24日，《前进报》上写道：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怎样抱怨：我们被迫去干涉很大程度上由俄国卫兵惹起的内部混乱，但我们希望芬兰在将来和我们友好共处”。
芬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席罗拉在向国际无产阶级的呼吁书中写道：
“我们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向全世界宣告，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是无恶不作的”。
事实上，就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的一样，随着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职能也有所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给帝国主义者当代理人的角色，他们在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中变成积极的合作者。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乌克兰、波罗的海各国和芬兰袒护无产阶级革命的刽子手时，他们已经预示了他们以后在德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1918年8月考茨基写了一本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其中他把全部反革命的怨毒都泼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他借“纯粹民主”的名义抗议革命的恐怖。这位可悲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发明过无数论据来粉饰为了利润而对千百万人民进行的屠杀，现在他来“谴责”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在世界上敌人的包围中没有给反革命者对胜利的工人阶级组织剥削者的反抗并宣传他们的“思想”的权利，因为它以铁拳摧毁了任何武装反抗的企图。
考茨基在这个小册子里写道：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以此为前提条件的：即它成为欧洲普通革命的出发点……这种前提条件至今并未实现”。
于是考茨基便长篇大论地分析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把期待一定期限的革命作为策略的基础，又深思熟虑地推演出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冒险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论著中回答道：布尔什维克从未愚蠢地指望在一定期限发生革命，而是把他们的整个策略都建立在对欧洲革命局势的认识和对日益成熟的世界革命的不可战胜的信心上。
事实上，在这次争论以后的几个礼拜，即在1918年11月9日，威廉的君主专制政体，通过前线失败，它的基础——军事力量——发生动摇，在革命的打击下便垮了台。比这更迅速地通过事实反驳这种对待临近的革命的鄙陋盲目性的，是罕有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止这些改良主义的聪明人继续在他们的任何一次会议里以不发生世界革命来安慰自己。
虽然到最后的瞬间社会民主党还是尽一切力量使群众脱离实际行动，而革命的水兵、工人和士兵还是起来推翻了威廉的君主专制，以革命的手段使战争告一结束。然而1918年10月艾伯特和谢德曼以国务秘书的资格听从帝国政府的支配！但是当专制政体消失时、当革命的群众运动成长到不可抗拒的地步时，谢德曼之流——就像在一月罢工那样——就为了破坏这一运动而骗取了运动的领导权。谢德曼宣布了共和国，艾伯特这个德国改良主义的民族圣人曾创造出这样一句名言：“我憎恶社会革命犹如憎恶罪恶一样”，他这时对此表示同样愤怒，而谢德曼及其同僚在这个紧急关头证实自己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救星。
不仅改良主义者的可耻的反革命背叛表现出来了，而且德国革命运动的弱点也表现出来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逼近的革命压力之下新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全副精力和热情投入革命运动的洪流。但是斯巴达克运动在群众当中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以致在决定性的时刻不能取得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领导权。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统治在革命的开始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在俄国也是这样。使群众了解到越过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和经验的。这个步骤必须是在一个深入群众的坚定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而这样一个政党并不是几个礼拜就能建立起来的；这种政党的不存在表明德国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经验。多数派社会党人很知道这个运动的弱点。所以在12月初，他们便费尽心机地在政府军队同武装的工人和士兵之间挑起武装斗争。他们想在无产阶级群众投入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之前击败革命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举行成立代表大会。在柏林革命斗争中，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一同战斗。但在这个时候，这个党整个说来还是毫不稳定地动摇于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和革命工人阶级之间，这清楚地证明在革命危机时中派分子的党就成了革命斗争的最严重障碍。独立派和谢德曼之流组成了把旧官僚都留任下来的第一个“人民代表”政府，这个政府恢复了军官的指挥权，继续占领东方和进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尽可能地限制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权力范国并在经济领域内把压制日益发展的罢工运动看作是它的主要任务。
和反革命政策进行尖锐斗争的斯巴达克同盟不能再和独立派保持形式上的统一了。一个独立政党的建立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大会同时表现出甚至在西欧无产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也还是多么不明确。
会上接受了卢森堡起草的纲领，标题是《斯巴达克同盟希望的是什么？》[28]。
这个纲领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多年以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它不是改良纲领，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内战、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解除资产阶级武装、武装无产阶级、没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工人苏维埃接收政权——这些都是纲领中的最重要的要求。在卢森堡的纲领性演说中抨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因为它援用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用以辩解它反对武装斗争和局限在合法的斗争方法上这种行为。
但是在对于新建立的国际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在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地位和组织问题上，这个纲领则完全缺乏明确性，在这些方面它只有以下的字句：
“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置于国际的基础上，并通过国际的兄弟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以建立和确保和平，必须和我们的兄弟党立即建立联系。”
没有一个字提到和腐朽了的第二国际断绝关系的必要性，没有一个字提到新的共产国际的建立，没有对中派划清界限，没有承认和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不错，这个代表大会对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波罗的海各国进行的反革命冒险会提出抗议并立誓保卫俄国革命。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们在这次大会上谈到国际问题时似乎不如以前各次集会谈得清楚，这是因为他们误解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只顾在那个时期和他们避免争论。
卢森堡、梅林和蔡特金等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会经宣告他们无条件地和全心全意地同情1917年11月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她的笔记——她在狱中写的，其中批判地对待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卢森堡道：
“一个政党在历史关头在勇敢、毅力、革命的远见和言行一致上所能表现的，都由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志们表现出来了。西方社会民主党所缺乏的
一切革命的荣誉和行动的能力，都在
布尔什维克中表示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拯救了俄国的革命，它也
拯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
[29]
此外，还有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老的意见分歧。列宁严格地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因为只有一个建立在铁的纪律上的党才能在内战中领导工人。
在所有国家中内战都提到日程上来时，创立无产阶级国际必须根据这种原则。但是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大会（大会上除去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以外，又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坚决反对中央集权的组织并愿给一个党赋予一种松弛的联盟形式。推想卢森堡通过实际斗争经验把这些错误的观点克服到什么程度，是多余的。这些观点支配着当时的斯巴达克同盟，可以由德国和西欧无产阶级的弱点提供证据。这就是给改良主义者掌握权力并使俄国以外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浪潮遭到失败的弱点。
关于参加国民议会的选举和在改良主义的工会里工作的问题，成立大会上多数人是反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这表明德国的革命工人不理解列宁于1917年4月会议上提到显著地位的一些任务：在从事夺取政权的决战以前，要以耐心的和百折不挠的宣传赢得工人的多数。
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看到了这个弱点。他们在1919年1月挑起了一些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德国革命的最优秀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李奥·尤季歇斯以及和他们一起数千革命工人都被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的白卫军杀害了。
在奥地利，也和在德国一样，阻止和摧毁革命的勾当都是由改良主义者来作的。在这里，军事失败所引起的奥地利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崩溃导向一系列的民族革命，在这些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人追随在资产阶级后面行进并发挥他们的力量，以阻止无产阶级越过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范围。
整个西欧都为欢庆胜利笼罩着并流行着和平主义者关于“最后的战争”的幻想，相信威尔逊的十四条会确保和平，因此这片土地起初是不适宜于传布无产阶级革命的。
这样，除去俄国以外，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高涨并没有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虽然如此，它却意味着对俄国革命的直接的和巨大的援助。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大的危险，即两个巨大的资本主义联盟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暂时防止住了。
[1] 格吕贝尔格编：《国际和世界大战》，第一部分，第301页。
[2]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第204页。
[3]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作深入研究。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反潮流》，第510页）中，和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见《马克思主义文集》第1卷。（见《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1961年版，第103—119页；第22卷，第179-297页。——译者）
[4]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页。这篇论文的口号中有一个口号（不久就放弃了）就是“欧洲共和国联邦”。关于这个口号的不正确性，列宁在8月间发表论文反对托洛获基时已经指出（《列宁全集》第18卷，德文版第306页，《反潮流》第123页），并在批《尤尼乌斯小册子》时指出“共和国”口号对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不适合性（《反潮流》，第415页，汇福《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第310页）。
[5]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17页。
[6] 同上，第18—24页。
[7]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页。
[8]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页。
[9] 《列宁全集》第18卷，德文版第215页；《反潮流》，第101页。这项公告发表在福律里希《十年战争和内战》一书中，第232页。
[10] 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4-326页。（以下文中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1] 《列宁全集》第18卷，德女版第221页；《反潮流》，第205页。
[12] 《列宁全集》第18卷，德文版第400页。《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8-372页。
[13] 这封信发表在1930年1月14日的《国际新阳通讯》第5号上。
[14] 载《反潮流》第284页。
[15] 《列宁著作合订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第325页。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3页。
[16] 如果不是由列宁在1915年所指出的卢森堡的错误，现在被列维之类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用来去辩解他们的社会爱国主义国防纲领的话，在这里本来是没有必要研究这个问题的。
[17]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8] 《反潮流》，第347页。
[19] 《反潮流》，第394、395页。
[20]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6-69页。
[21]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4页。——译者
[22] 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7-58页。——译者
[23] 同上，第60—61页。译者
[2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纲领批判》，载《共产主义基本读物》第12卷，第28页以下；列宁：《国家与革命》，德文版第87页。
[25] 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6页。——译者
[26] 《列宁全集》第20卷（德文版），第294页
[27] 这项法令刊载在《俄国革命史图解》德文版第448-449页中。
[28] 刊印在《德国革命史图解》，第259页。
[29] 《俄国革命》一文刊在《卢森堡遣著》（德文版）中，1922年由保罗·列维出版，上面有他写的序。保罗·列维利用卢森堡的观点来为自己的背信弃义作辩护。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序言和卢森堡的立场毫无共同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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