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 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二篇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最早阐述
原始笔记
（《草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关系。）
正象我们已经谈过的，马克思自己只整理出版了1857—1858年手稿的一小部分；实际上，修改后出版的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货币章。（《手稿》第115～239页）其余部分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只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1]中偶尔使用过。
因此，从主题的角度来看，《草稿》的第一部分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正文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是一致的。因此，它应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正文的第一稿。不过，这不能把它看成是一字不差的，因为，首先，《草稿》中没有价值理论（除了第881～882页一小片断以外）[2]；其次，《草稿》中的货币章同马克思后来阐述的货币理论的分歧非常明显，以致马克思认为必须完全重写，并且以重写后的文稿作为他1859年著作的基础。[3]结果，我们就有马克思货币章的四个文稿，这四个文稿在许多细节方面是不一致的，因此，将这四个文稿作一比较，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一基本的、但也是难于理解的部分。
第四章 劳动货币理论的批判
对照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后期文稿，《草稿》里阐述的货币理论并没有以完成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样，我们更能通过其形成过程来观察这一理论，正如马克思最初逋过对普鲁东主义者达里蒙和普鲁东自己的所谓劳动货币理论的批判而发展了他自己的观点那样。结果，这种批判在《草稿》中占了四十页，而在马克思1859年著作中[4]，只限于一个简短的摘要，在《资本论》中也只是几个脚注。[5]从通常的观点来看，把这种实际的货币理论同对劳动货币乌托邦的批判相区别是完全合理的，由于这种乌托邦至今还以自由信贷学说的形式萦绕于我们心头，所以，我们对这些后来从《草稿》中删掉的部分特别感兴趣。
普鲁东主义者宣称，我们社会组织的主要罪恶，来自货币的“特权”，来自贵金属在商品流和整个经济生活中所享有的霸权。资本和劳动的不平等交换、高利贷和一般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此。因此，主要任务是打破贵金属金和银夺取的统着地位，使它们降到“下等人”即普通商品的水平，这样，才能恢复“自然的”平等和按比例进行交换。
当然，普鲁东主义者并不是要回到直接物物交换中去。他们知道当今商品生产需要一个一般交换手段。然而，他们却问道，货币不能被剥夺特权吗？或者相反地，所有商品不能成为直接可交换的，就是说，变成货币吗？
可以从很多方面设想废除货币。首先，金和银能作为货币被保存，但在这种情况下，它直接代表物化在它们（金或银）里面的劳动时间。“例如，假定索维林不仅叫作索维林——这只是一盎司金的若干等分的尊称（计算名称），正如米是一定长度的名称一样——而且还例如叫作‘x小时劳动时间’。事实上，一盎司金的上述等分无非是物化的即对象化的x小时劳劫时间。但是，全是过去的劳动时间，是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它的名称‘x小时劳动时间’使一定量的劳动成为它的标准。一磅金必须可以兑换x小时劳动时间，必须能够随时购买这些时间：一旦它能购买的时间多了或少了，它就是升值或贬值了，在后一情况下，它的可兑现性就消失了。”“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我们就拿一磅金本身来说；假定它是20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假定后来由于某些情况，生产一磅金其需要10小时。一磅金的名称表明它原来=20小时劳动时间，现在它只=10小时第动时间，因为20小时劳动时间=2磅金。10小时劳动时间实际上交换一磅金，也就是说，一磅金不能再换20劳动小时。”“具有‘x劳动小时’这个平民名称的金币发生的变动，会大于任何其他货币，特别是大于现在的金币；因为金和金相比是不能提高或降低的（它和它本身相等），但是，一定量金包含的过去的劳动时间同现在的活劳动时间相比，必定不断地提高或降低。要使它保持可以兑现，就必须使劳动小时的生产率保持不变。但一般经济规律是，生产资用不断地降低，活劳动的生产率不断地提高，因而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不断地贬值，因此，不断贬值将是这种金劳动货币不可避免的命运”[6]。
然而，马克思继续说，要防止这种罪恶，可以用纸劳动货币来代替金，（“正如魏特林一一在他之前有英国人，在他以后有法国人——所主张的”）“体现在纸币本身中的劳动时间，和银行券的纸的价值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劳动小时的生产率提高了，代表劳动小时的纸券的购买力就会提高，反之亦然；正如现在一张5磅银行券会由于金同其他商品相比的相对价值的提高或降低而买到较多或较少的东西一样。”“根据会使金劳动货币不断贬值的同一规律，纸劳动货币会不断地升值。”但那没有关系，普鲁东主义者大喊：“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工人从自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会得到快乐，而不象现在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别人的财富……。可是，不幸，这里产生了一些小小的疑问。首先：如果我们假定存在着货币，即使这只是小时券，那末我们也必须假定存在着这种货币的积累，存在着以这种货币形式订立的契约、债务和固定负担等等。积累的纸券和新发行的纸券一样，会不断地升值，因此，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非劳动者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以前缔约的债务负担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在同一程度上加重。”[7]这样一来，通过积累的劳动、利息、危机对活劳动的剥削——或简言之，普鲁东主义者想通过他们的货币改革来消除的所有罪恶又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这样，普鲁东主义者的代用货币一被认为是社会的灵丹妙药，将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面前惨遭失败。[8]如果世界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如果已订立的偿付债务的款项没有持续到劳动货币价值变动的时刻，那么，时间证券的涨价就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由于根本不是这回事，劳动货币纯属乌托邦。劳动货币理论的鼓吹者所想要的是消除危机中出现的对货币估价过高，[9]并使每一个小商品生产者和商品售卖者的商品有一个“公平的”价格。这种公平的价格不仅应当在货币转化为商品的时候是可能的，而且在商品转化为货币的时候也是可能的，——很自然，这只有当价格与价值与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完全一致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现在我们来看劳动货币理论的鼓吹者所犯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马克思称他们为“时间证券的鼓吹者”，就是说，他们把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不懂得这两种形式所必然发生的对抗。
事实上，“一切商品……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们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格就是这种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交换值”。所以，在第一个例子中，价值和价格的区别纯粹是名义上的。”可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只是商品的平均价值。只要平均数是作为一个时期的平均数计算出来的，例如，按二十五年的咖啡价格平均计算，一磅咖啡值一先令，那么平均数就表现为外在的抽象；但是，如果承认平均数同时又是商品价格在一定时期内所经历的波动的推动力和运动原则，那么平均数就是十分现实的”[10]，“市场价值[11]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市场价值平均化为实际价值是由于它经济波动，决不是由于和实际价值这个第三物相等，而是由于和它自身经常不相等……。[12]因此，价格和价值的差别不只是名和实的差别；不只是由于以金和银为名称，而是由于价值是作为价格运动的规律而出现。但是它们始终是不同的，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况下才一致，商品价格不断高于或低于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本身只存在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之中。供求不断决定商品价格；供求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一致，而生产费用又决定供求的波动……，假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和金银的生产费用都保持不变，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涨或下跌无非表示，一个等于x劳动时间的商品，在市场上总是支配着大于或小于x的劳动时间，总是高于或低于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商品的平均价值。”很明显，代表平均劳动时间的小时券“决不会和实际劳动时间一致”[13]。
这样，鉴于生产率提高规律必然导致商品相对于小时券持续贬值引起对劳动货币理论的异议，以及作为结果，必然引起小时券的不可兑换，关于这种不可兑换，马克思谈到：“我们现在说的小时券不可兑换无非是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不可兑换的另一种说法。小时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个观念上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多的实际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少的实际劳动时间，并且在纸券上取得了一种和实际不等相适应的、独立的、特有的存在。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手段和尺度，又作为个体化的、[14]遵循自身规律的、异化的东西和商品相对立、[15]也就是说，具有现在的货币的一切属性，而不提供这种货币的服务。但是，由于比较各商品即各物化劳动时间量所用的手段，不是一个第三种商品，而是这些商品本身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本身，所以混乱就更严重了。”因为它恰恰是“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别，用生产商品本身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商品和这个商品要换取的劳动时间的产品之间的差别，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商品来充当表现商品的实际交换价值的尺度。由于价格不等于价值，所以决定价值的要素——劳动时间——就不可能是表现价格的要素，这是因为，不然的话劳动时间就会同时是决定者，又不是决定者，和自身相等，又和自身不相等。”（马克思在这里又补充说：“在这里，同时弄清楚了，价值关系是怎样和为什么在货币上取得了物质的、独立的存在”。[16]换句话说，为什么商品流通必然导致货币的发展。）主张实行小时券的人自然地想象，“以为只要消除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值之间名义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不用劳动时间的一定物化，比如说金和银，而用劳动时间本身来表现价值，——同时也就消除了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实际差别和矛盾。这样说来，不言而喻，单是实行小时券，就把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危机，一切弊病都消除了。商品的货币价格=商品的实际价值；需求=供给，生产=消费；既废除货币，又保存货币，只要确认生产商品并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就能够产生一个和这种劳动时间相当的摹本，后者表现为一种价值符号，货币，表现为小时券。这样一来，每个商品直接将化为货币，而金和银则下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17]。
现在我们多少可以看到，普鲁东和其他一些人“贬黜货币与颂扬商品”，是由于他们“对存在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必然的相互关系根本误解。”[18]他们不理解，任何商品流通必然引起货币的发展，因此，“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19]然而，用建立中央交换银行的办法来克服我们前面论述过的劳动货币的缺欠，以便使社会计划因素进入由无政府和市场力量所控制的领域，这或许是可能的？
诚然，马克思回答说过：“如果假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个前提已经实现，如果供求平衡，生产和消费平衡，归根到底实行的是按比例的生产……那么，货币问题就成为完全次要的了，特别是这样的问题：是发行票券（不管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是铁片的还是纸的），还是以另外一种什么形式进行社会簿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必须对实际的货币关系进行研究这样的借口，就是极端荒谬的了。”[20]
让我们设想一个发行小时券的银行，它同时按商品的生产费用购买个人生产者的商品，那么，“银行是总的买者，不仅是这种或那种商品的买者，而且是一切商品的买者。”因为只有这样，劳动货币才能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是，既然银行是总的买者，它也必然是总的卖者，不仅是储存一切商品的堆栈，不仅是总的商店；而且也是商品的占有者，正象每个其他商人都是商品的占有者一样。”从而，“银行的第二个职能是必须确切地确定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即物化在一切商品中的劳动时间”。[21]（“顺便说一下，这并不象检验金银的成色和重量那样容易。”马克思补充说。）“但是，银行的职能不在于此。它必须规定能够用平均的产业手段生产出商品的劳动时间……但这还不够。银行不仅要规定必须生产出一定量产品的时间，不仅要使生产者处于这样的条件下，即他们劳动的生产率都同样高（可见，也要使劳动资料的分配得到平街和调整），而且，银行还要规定不同生产部门所要使用的劳动时间量。后面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要使交换价值得到实现，要使银行的货币真正可以兑现，就必须使整个生产得到保证，而且要保证整个生产按照使交换者的需要得到满足的那种比例进行。”然而，“不仅如此，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工人不是把他们的劳动卖给银行，而是得到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等等。这样，仔细考察就可以看到，银行不仅是总的买者和卖者，而且也是总的生产者。或者，银行事实上是生产的专制统治机构和分配的管理者，或者，银行事实上无非是一个为共同劳动的社会进行记账和计算的部门”[22]。（那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机构）但在这种情况下，“公平的商品交换”这种普鲁东主义者的理想走向了他的对立面。
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在这里，我们涉及到基本问题……就是：是否能够迈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说就是：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而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如果流通的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不是以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把这些改变本身不是当作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是当作改造流通的逐步的结果”[23]“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要交换价值的基础保持不变，所有这些尝试是徒劳的，而那种认为金属货币似乎使交换遭到歪曲的幻想，是由于根本不了解金属货币的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随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对立面的成长，以及这种生产关系本身越来越强烈地要蜕皮，攻击的矛头就越来越指向金属货币和货币本身，因为货币是使资产阶级生产制度表现得非常明显的一种最引人注目、最矛盾、最尖锐的现象。于是有人就在货币身上费尽心机，企图消除对立，其实货币只是这些对立的明显的现象。
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要对货币的攻击看起来会使一切其他东西原封不动，而且只是作一些修补，那么人们可以在货币上采取一些革命措施。[24]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手打麻袋意在驴子。但是，只要驴子没有感到麻袋上的打击，人们实际上打的就只是麻袋而不是驴子。只要驴子感觉到了，那么，人们打的就是驴子而不是麻袋。只要这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这虽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克服。”[25]
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货币乌托邦的批判。[26]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批判劳动货币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包含在其货币理论中了。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即马克思的货币发展论。所以，我们将转入对以此为开端的马克思手稿中这一理论的详细研究。
[1] 本书中我们将指出与此有关的例证。
[2] 当然，这是从绝对意义上说的，因为整个《草稿》的阐述是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人们能够看到，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写给库格曼信中的话是多么正确；“这个不幸的人（马克思意指《德国中央文学报》上的《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者）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出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书信集》第281页。参见《德国中央文学报》，莱比锡，1868年7月1日出版的《资本论评论》。）
[3]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始文本的断片，我们认为，这个文本还应包括第666～669页，第675～701页，第745～762页，以及《手稿》（德文版）的第871～901页，不包括货币章的开头。
[4]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85～86页。
[5]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61页注26，（第68页注1）；第181页注4（笫87页注1），第188～189页注1（第94～95页注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77～7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78~79页。
[8] 参见马克思反对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贝利的劳动货币建议的论点，《哲学的贫困》第69～74页。
[9] 我们在《初稿》中谈到，普鲁东主义者事实上“只看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金银同几乎所有其他商品相比升值了；他们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在所谓的繁荣时期，即价格暂时普遍上涨的时期，金银或者货币同其他一切商品（劳动也许除外，但并非总是如此）相比贬值了。由于金属货币（以及以它为基础的一切种类的货币）的这种贬值总是先于它的升值，他们本来应该按相反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问题：要预防货币的周期重复的贬值（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废除商品对货币的特权）。采取后一种说法，任务立即归结为消除价格的涨落。这就要消灭价格。这样就要废除交换价值。为此就要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相适应的交换。要作到这一点，就可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革命。可见，一开始本来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76～77页。）
[10] 马克思补充道：“这种现实性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它是商业投机的基础，因为商业投机在计算各种可能性时，既要考虑到它当作价格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也可考虑到价格围绕这个中心上下波动的平均幅度。商品的市场价值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C)，第80页）。
[11] 这里的市场价值概念不同于《资本论》第三卷中的意思，这里，它是与价格相等同的。（见前第一部分）
[12] 马克思在这里论述道：“要是黑格尔的话，就会这样说，不是由于抽象的同一，而是由于经常的否定的否定，也就是说，是由于它自身作为实际价值的否定的否定”。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80~81页。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0页。在货币上，一般财富不但是形式，而且同时就是内容本身。可以说，财富的概念实现在一种特殊对象上了，
即个体化了。”
[15] 在任何种类的货币中，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同上书，第9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8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81~82页。参见同书第68页，“这就是达里蒙对这种对立所作的最终分析，达里蒙最后作出判决，你们要废除金银的特权，把它们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其次，你们不要消除金银货币的特有的弊端。你们要废除一切弊病。或者，不如说，他们要把一切商品提高到现在只有金银才具有的垄断地位。你们要保留教皇，但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教皇。”
[18]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笫98页。参照《资本论》第1卷第112页注：“在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神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21] 罗伯特斯也推测，按照他的“构成价值”和他的劳动货币理论，“一种劳动”的娇正计算、收付平衡和固定状态包含在交换的产品中”。《C.罗伯特斯一扎格佐论文系》（德文版）第2卷，第6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9~10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63页。
[24] 参见马克思关于普鲁东的利息理论的类似评价。他在1865年1月29日写给施书泽的信中说：“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情况下，信用制度通常能促进工人阶级的解放，正如十九世纪初英国那样，它推进了财富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换，这是毫无疑问的和相当明显的。但认为股份资本作为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试图成为信用制度的特殊形式，包括声称废除利息，转变社会的基础，这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通值选集》，英文版，第14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1～192页。
[26] 我们省去了马克思对普鲁东危机理论的批判在原文里他对此也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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