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分之五的居民，由于他们低微的收入，享受不到文明的幸福，而经常处于真正灾难临头的威胁之下，并实际上时时被这些灾难所压倒。然而他们是所有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劳动，从早到晚不停，甚至延长至深夜，但他们的干劲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收入不能提高，对自己精神休养所需的最后一刻时间也保留不住。过去，所有这些苦难可能被志为是文明进步所必需的，但现今在许多最巧妙的发现和发明把人类劳动力提高至百倍以后，突然出现了改变这些冷酷情况的前景了。结果是一国的财富和资产较速于人口的增长而累进地增加。我要问：从这个增长中，新旧财富的创造者也要分润一些利益，这是不是自然的、或合理的要求？他们的收入应否增加一些，他们的劳动时间应否缩短一些，或者，他们应否更多地参加到幸运者的队伍中去，享受劳动的成果？然而国家经济，或更确当地说，国民经济只造成了相反的结果。一方面国民财富增加，一方面这些阶级的贫困也增加，甚至有必要通过法令来防止劳动时间的延长。最后，工人阶级的人数还是以比其他阶层较大的速度增加。这还不够，劳动生产率的百倍的增长，对于减轻六分之五的居民的负担，无能为力，甚至还周期地威胁着其余六分之一的居民，威胁着社会全体”。
　　“特别在经济领域内存在着何等的矛盾！在一般的社会领域内存在着何等的矛盾！社会的财富是在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困的增长。生产资料的创造能力增加了，但结果是把生产资料销毁掉。社会条件要求工人阶级的物质地位和政治地位，同样提高，而经济条件的答复却是使它们每况愈下。社会要使财富无限制地增长，而当今的生产管理者们却必须制造人为的限制，以阻止贫困。只有在一点上存在着和谐：那就是正如社会情况的不合理一样，社会的统治阶层也是不合理的，他们倾向于从任何方面找寻祸患的根源，就是不想从正确之处找寻它。那些披上学者外衣的利己主义者还诬蔑工人们，说工人们的坏习惯是贫困的原因。他们把外来因素对工人们所犯的罪恶，归咎于所谓工人们的不知足和懒惰。当这种利己主义无法否认工人们的无辜不幸时，他们就阐述了一条‘贫困的必要性’教条。他们不断地教训工人们，要勤劳，要祈祷上帝，并以节欲和节约的义务强加在工人们的身上；甚至还用强制储蓄制度来侵犯工人们的权利，从而增加工人们的痛苦。他们没有看见有一种盲目的商业力量把工作的祈祷变为强制失业的诅咒……“节欲是不可能的或是残酷的，最后，道德是无能为力的，尽管，诚如一个诗人说的，它是为那些秘密地饮酒但却公开地赞扬白水的人们所称道的”。^[1]

　　“当生产者自己成为非生产者的财产时，当奴隶制还存在时，‘主人’的利益要求单方面决定这个份额（工人的）的大小。自从生产者得到完全的人身自由，此外一无所有时，双方事先在工资上取得协议。用现代名称说，工资是“自由契约”的对象，也就是，竞争的对象。所以，劳动当然也和它的生产物一样，受同一的交换规律所支配。劳动本身取得交换价值，工资的高下依存于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在交换价值的规律下，劳动，象生产品一样，获得了一种‘费用价值’，这种‘费用价值’对劳动的交换价值，劳动工资的数量发生磁性般的作用。正是那笔为‘维持’劳动所必需的支付额，使得劳动有可能通过子孙传代而继续存在——这就是所谓‘生存的最低额’”。

　　“象计算机器的修理费一样，按照‘维持费’来估计劳动的工资，是一个可耻的景象。作为一切商品的源泉的劳动既然自己已变为一种交换商品，令人同样感到可耻的，是提到劳动的，‘自然价格’，劳动的‘费用’正象我们提到劳动生产物的自然价格和费用一样，并把这个自然价格，这些费用，包括在货物量里面，而这个货物量正是使劳动连续流入市场所必需的”。^[8]

　　“那些经济学者的二重概念是愚蠢得难以言语形容。他们一方面在法律地位上，要工人们参加决定社会的命运，另一方面，在经济观点上，又把这些同样的工人们仅仅当作商品看待！”^[9]

　　“工人们在解放以后，如不顺从这些规章，又将怎么办呢？试设想他们的地位：当工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衣不蔽体，或衣衫褴褛，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随着奴隶制或农奴制废除后，主人赡养他们、照顾他们的需要的道德上和法律上的义务也被解除了。但这些需要继续存在，工人们要求活下去。那么，他们如何以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呢？他们能否从社会中攫取一些资本作为糊口之计？可是，社会上的资本已落入他人之手，而法律机关也不允许这样做。那么，工人们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只有下列的选择余地：或者推翻社会的法律，或者在与从前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回到他们从前的主人、地主和资本家那里，领取工资，即相当于从前布施给他们维持生活的收入”。^[10]

　　“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些危机，比例于财富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可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牺牲者。1818—19年的危机已经引起了商业上的恐慌和造成了经济科学上的疑惧，但比之于1825—26年的危机，则显得不甚重要。1825—26年的危机给于英国资本财产这样沉重的打击，以致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们都怀疑完全恢复是否有可能，可是，1836—37年的危机又掩盖了上次的危机，而1839—40年和1846—47年的危机，比以前历次危机，带来了更大的灾祸”。“然而，根据最近的经验，危机在愈来愈缩短的间隔期内发生。在第一次和第三次危机之间，相隔了十八年，在第二次和第四次危机之间，相隔了十四年，而在第三次和第五次危机之间，只相隔了十二年。日益增加的各种症象表明新的危机的爆发已迫于眉睫，尽管1848年的事件推迟了这个大灾难”。^[11]

　　“对外贸易之与商业衰落的关系，正如慈善事业之与贫困的关系一样。他们结局是起相互促进的作用”。^[15]他还说：“避免危机发生的唯一可能方法是使用扩张国外市场的这把两面刀。对这种扩张的强烈冲动多半是与患病的器官所激起的一种病态的刺激一样的。既然在国内市场上的一个要素，生产率，是在不断增长，而另一要素，购买力，对于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却停滞不变，那么，商业就不得不力求在国外市场上创造出同样的无限制的购买力。^[16]这样，这种刺激在某种程度上被镇定下来了，至少使新的灾难不马上发生。每开辟一个国外市场同样地延缓了社会问题。未开化的国家的殖民地化产生同样的作用：欧洲在从来没有市场的地方，为自己建立了新的市场。然而，这种药剂根本上只不过缓和疾病而已。等到新的市场充分供应了，问题回复到原来的地位：即两个要素——有限的购买力对无限的生产率——之间的冲突。于是，新的危机侵袭，虽然在较小市场上避免了，但在较大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剧烈的变动出现了。地球是有限的，从而新市场的获得总有一天会终止，那时，就到达了问题再也不能简单地延缓下去的一天。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迟早必须找出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