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第二回论战 洛贝尔图对吉尔希曼


第十五章 吉尔希曼的再生产理论



　　积累问题的第二回论战也是由当时发生的事情引起的。如果说西斯蒙第之反对古典学派是由第一次英国的危机以及由危机造成对工人阶级的苦难所引起的，那么，差不多二十五年后，革命的工人运动又刺激了洛贝尔图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批判。里昂织工的暴动和英国的宪章运动与第一次危机所引起的朦胧阴影相较，有巨大的不同，而对一切社会形态中最美妙的社会形态所进行的批判已震动了资产阶级的耳鼓。洛贝尔图最早的社会经济著作，恐怕是在三十年代末为“奥格斯堡大众新闻”（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写的，但没有被登载出来。这本着作的意义深长的标题是“工人阶级的需求”，它开始这样写道：

　　“工人阶级要求什么呢？别人能不能阻止工人阶级取得这些东西呢？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会不会变成近代文明的坟墓呢？有心人很早就已看到有朝一日历史必将迫切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目下，即使普通人从宪章运动和伯明翰的活剧中也学到了这个问题。”

　　在四十年代，革命思潮在法国推进得最为有力，许多秘密团体和社会主义学派——蒲鲁东、布朗基、嘉贝、路易布朗等等的信徒们——纷纷成立了。二月革命和六月的“劳动权利”宣言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世界发生第一次的正面冲突，这是划时代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至于这些矛盾的另一显明形态——危机——，在第二次论战年代，比之同世纪二十年代初，具有更全面的材料足供考察之用。洛贝尔图和吉尔希曼的争论是在1837年、1839年、1847年的危机，甚至在1857年第一次世界危机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洛贝尔图写他的小册子“商业危机与地主的抵押问题”的时间是在1858年。因此，出现在洛贝尔图的眼帘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与英国古典学者以及他们在英国和大陆的庸俗流派所持的和谐学说格格不入，这是与西斯蒙第高声疾呼，提出警告的时代，迥乎不同的。
　　洛贝尔图的最早著作曾引用西斯蒙第的话，可见他曾直接受西斯蒙第的批判的影响。洛贝尔图因此熟悉法国同时代的著作，但对为数较多的英国文献，他可能知道得较少。大家都知道，德国的教授们曾创造了洛贝尔图在创立社会主义上优先于马克思的神话。上面所说的事实就是这个神话的唯一的贫乏的论据。梯尔教授（prof.Diehl）在“国家学辞典”（Handwo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中的一篇短文中说：“洛贝尔图是德国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创始人，因为早在马克思和拉萨尔之前，他在1839年至1842年间的著作中已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社会主义体系，对斯密的学说的批判，以及对社会改革的新的理论根据和建议”。
　　这一段敬畏上帝的、虔诚的公道话是在1901年第二版中出现的，尽管那时恩格斯、考茨基和梅林已经写了很多东西来粉碎这个神话。当然，从所有这些饱学的德国经济学者们看来，尽管相反的证据多么有力，只有从国际革命家马克思名下夺去“优先”的荣誉转给具有君主的、普鲁士的、民族主义的学识的洛贝尔图，才心安理得，而洛贝尔图就是那个相信五百年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而现时则拥护稳定的200%的剥削率的人物。但是，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洛贝尔图分析的另一面。那个梯尔教授继续赞美洛贝尔图说：“洛贝尔图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整个政治经济学，在他的启发和推动下，获得了进展；特别在经济理论方面，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收入分配的新理论，对资本的逻辑范畴和历史范畴间的区别等等，都有巨大的贡献”。
　　这里我们就打开看看洛贝尔图的这些最后成就，特别是所谓“等等”，到底是些什么。
　　洛贝尔图和吉尔希曼的论战是由洛贝尔图在1842年所写的“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本著作所引起的。封·吉尔希曼在“民主主义新闻”上，骂了两篇论文——“论社会关系上的地租”和“物物交换的社会”——加以反驳。洛贝尔图又在1850及1851年写了“社会书简”进行答辩。于是，就在，三十年前马尔萨斯——西斯蒙第对萨伊——里嘉图——麦克洛克作战的同一的理论战场上，再度爆发了争论。洛贝尔图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发表这种想法：在现代的社会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在国民生产中工资所占的分额却愈益缩小。他认为这是他的创见。从那时您，直至三十年后他去世时，他只是反复申述这个想法并用各种形式来表达它。从他看来，这个“工资分额的下降”是现代社会里万恶之源，特别是赤贫化和危机的根源。他把赤贫化和危机合并起来叫做“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
　　吉尔希曼不同意这个说明。他把赤贫化归咎于地租腾贵的影响，把危机归咎于市场的缺乏，特别对于后者，他说：“大部分社会祸患的造成不是由于生产的不足，而是由于市场的缺乏……一个国家生产得愈多，用之于满足各种需要的手段也愈多，它也愈易惹起贫困和缺乏的危险”。劳动问题这里也包括在内，因为“闻名于世的劳动权利，归结起来，是市场问题”。吉尔希曼结论说：“我们看到，社会问题几乎与市场问题是等同的，一旦市场得到保证，即使深受人指摘的竞争的弊害也将消灭，那时，只有它的好处将保留下来。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的竞争精神将保持下来，但你死我活的争夺却没有了，因这种争夺只是由市场不足所造成的”。[1]
　　洛贝尔图和吉尔希曼的见解分歧是很明显的。洛贝尔图认为国民生产的分配有缺点，这是罪恶的根源，而吉尔希曼则认为根源在于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市场是有限的。尽管在吉尔希曼的论述中存在着许多混乱，特别是他对资本主义竞争的理想化的看法，把它说成是对价廉物美的商品的值得赞美的竞争精神，以及他把“闻名于世的劳动权利”当作市场问题的观点，尽管如此，他在某种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创痛之处，即市场的有限性，比执着在分配问题上的洛贝尔图，有更多的了解。因此，把西斯蒙第曾经提上日程的问题，再次提出来的，是吉尔希曼。尽管如此，吉尔希曼并不同意西斯蒙第对这个问题的阐明和解答，他毋宁是站在西斯蒙第的反对者一边。他不仅接受了里嘉图的地租理论和亚当·斯密的“商品的价格只由资本的利息和劳动的工资两部分组成”的教条（吉尔希曼把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的利息”）；他也同意萨伊和里嘉图的这个命题：即生产物只能用其他生产物来购买，生产本身创造自己的需求，因此，如果一方面看起来生产过多了，这只是意味着另一方面生产的不足。由此可见，吉尔希曼忠实地步上了古典学者的后尘，不过有些象是“德国的翻版”罢了。他开始时认为萨伊的生产和需求自然平衡说没有反映现实的全面。他说：
　　“商业还包含着一些潜在的规律，这些规律使在上述命题下的秩序不能以完全纯粹的形态出现。只有发现了这些规律，才能说明目前的市场泛滥问题，而这些规律的发现也许会给我们指出避免这个大祸患的途径。我们相信引起萨伊的无可置疑的规律和现实间的盾的，在现代社会制度下有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是：（一）“生产物的分配太不平等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吉尔希曼有些接近西斯蒙第的见解；（二）在人类进行生产的劳动中自然界所带来的困难；（三）作为生产与消费间媒介的商业的缺点。我们暂时不管萨伊规律的最后两障碍，我们现在考察一下吉尔希曼对于他的第一点的议论：

　　他解释道：“第一个关系，简单说来，就是劳动的工资太低以致引起了衰退。对于那些人，知道商品的价格只由资本的利息和劳动的工资两部分组成的，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说法；如果劳动的工资低廉，价格也将低廉；如果一方高了，另一方也将提高”，（我们看到吉尔希曼接受了斯密的教条的最令人误解的形式：价格不是分解为劳动的工资和剩余价值，而是由两者作为一个总和而组成的——这个见解使亚当·斯密远离了他自己的劳动价值论）。
　　“工资和价格因此是直接相关的，两者相互平衡。英国之所以取消谷物条例、取消肉类及其他食品的关税，就是要促使工资降低，从而使英国制造厂家能够以较低廉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排挤所有其他的竞争者。可是，这只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它并不触及生产物在工人和资本家间分配的比例。这两者间分配太不平等是萨伊规律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在一切部门的生产进行下市场之所以发生泛滥情况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上述的论述，吉尔希曼提供了一个详细的例解。他袭用古典的方法，设想一个假定的孤立社会，作为实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他要我们假想有一块地方叫作奥尔脱（Ort），有903个居民，其中有三个企业家，每个企业家雇用300个工人。这块地方通过自己的三个部门的生产可以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第一个部门生产衣服，第二个部门生产食物、灯料、燃料和原料，第三个部门生产住宅、家具和工具。在每一个生产部门中，“资本和原料”都是由企业家供应的。这三部门都把年生产物的一半付给工人，作为工资，其余一半则留给企业家，作为“资本的利息和企业的利润”。每个企业所生产的东西，正好足够满足所有903个居民的一切需要。因此，奥尔脱这块地方具备了全体居民获幸福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每个居民因此活跃地、勤劳地进行工作。但是，好景不常，这种愉快与满足，不到几天，变为悲惨和令人战栗的情况。在吉尔希曼的那块乐土上，发生了好象天塌般、出乎意外的事情：具有一切现代特点的工商业危机突然爆发了。尽管只是对900个工人所必需的衣服、食物和房屋生产出来，但这三个企业家的仓库中却充满了衣服和原料，他们所建筑的房屋也空着没有人住。他们埋怨销路的缺乏，而工人们则埋怨他们的需要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这是什么毛病呢？是不是象萨伊和里嘉图所设想的，某种生产品过多，而另外一些生产品过少？吉尔希曼回答道：不是。在奥尔脱那块土地上，每样东西都有恰当的数量，刚好足够满足居民的全部需要。那么，障碍从那里来呢？为什么发生危机？障碍是由分配造成的，我们来听一听吉尔希曼自己的话：

　　“圆滑交换之所以不能发生，其障碍就仅仅在于这些生产物的分配上。这些生产物没有公平地在全体居民中进行分配，企业家为自己保留了生产物的半数作为利息和利润，而仅以另外半数给工人们。显然，衣服部门的工人只能以自己生产物的一半交换所生产出来的食物、房屋等等的一半，同时，也很显然，企业家不能卖掉其余一半，因为工人们已没有更多的生产物来进行交换。企业家对于他们的存货不知道怎么办，而工人们对于他们的饥饿与衣不蔽体，也不知道怎么办”。

　　顺便加一句，对于吉尔希曼的推论，读者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所举的例子是这样的幼稚，以致我们每进一步只有陷入更深的迷津。
　　首先，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也看不出什么用意，象吉尔希曼那样把生产割裂为三个部分。如果里嘉图和麦克洛克所用的类似的例子通常以租地农业家和工业家相对照，那大概是受了陈旧的重农学派的社会再生产概念的影响所致，这种概念里嘉图曾加以采用，尽管他自己的价值论（与重农学派的价值论对立的）使这个概念丧失了一切意义，也尽管亚当·斯密在考察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现实物质基础时，已完成了良好的开端。总之，在马克思对社会生产部类采用了划时代的区分法——即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部类——之前，我们看到在经济理论中依然保持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的区分法，作为再生产的基础。但是，吉尔希曼的三部门区分法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把工具、家具、原料和食物混合起来，而把衣服另成为一个部门，这种极端武断的区分法显然不出之于对再生产的物质方面的考虑。我们也可以假定把食物、衣服和房屋列为一个部门，把药品又列为另一个部门，而第三部门则为牙刷。无疑地，吉尔希曼所关心的主要是社会劳动分工，所以，他假定在交换行为中，尽可能有相等数量的生产物。但是，作为争论中心的交换问题在吉尔希曼的例子中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在那里所进行分配的，不是价值，而是生产物的数量，是当作使用价值的数量。在吉尔希曼所幻想的奥尔脱，生产物是首先进行了分配，其后，当分配完成后，才发生普遍的交换，而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交换带动了生产物的分配，并成为分配的媒介物。此外，在吉尔希曼的分配体系中出现了最奇怪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生产物的价格，社会总生产物的价格，是由V+m，即工资和资本利息所组成，因此，总生产物必须全部分配给工人和企业家；但不幸的是，吉尔希曼模糊地记起了这一个事实，即生产还需要象原料和工具之类的东西。因此，在他的奥尔脱那块土地上，偷偷摸摸地在食物中塞进了原料，在家具中塞进了工具。于是问题发生了：在一般的分配过程中，那些不能消化的东西归给谁呢？作为工资归给工人呢？还是作为企业利润归给资本家？恐怕这两者都未必欢迎这些东西吧！就在这些脆弱的前提上，出现了一个作为余兴的节目：工人和企业家间的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基本交换行为，即工人和资本家间的交换，被吉尔希曼从活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转化为生产物的交换。成为全部机构中心的，不是最初的行为，即以活劳动交换可变资本，而是第二个行为，即从可变资本所取得的工资的实现，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商品交换归结为劳动工资的实现问题。而最妙的就在于这个工人和企业家之间的交换，一切经济生活的中心，如果更仔细地辨别一下，就化为乌有——它根本没有发生。因为当所有工人领到了相当于他们生产物的半数的实物工资后，交换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每个工人只保留他的工资的三分之一，或则包括衣服，或则包括食物，或则包括家具，视他们的情形而定，而把其余部分的工资实现为等量的其他两类的生产物。企业家不再参加进来，他们拿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即社会所生产的衣服，家具和食物的半数，而无所措手足，他们对于这些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个吉尔希曼所创造的灾难中，即使在生产物中实行最慷慨的分配也无济于事。相反地，工人们被分配的生产物数量愈大，他们对企业家的交换关系就愈少，换言之，工人们互相的交换则将增加。企业家手中的剩余生产物确是缩小了，但这不是由于剩余生产物的交换得到了方便，而是由于剩余价值根本减少了。现在象从前一样，工人和企业家间交换社会生产物仍旧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承认在这里短短的篇幅中塞进了这些幼稚的、荒唐的经济学，这已超过了一个普鲁士检察官所准许的限度——大家知道吉尔希曼是一个检察官，虽然他具有受过两次纪律性申斥的光荣记录。尽管如此，在这些没有什么用处的初步讨论后，吉尔希曼深入到问题的根源。他承认他把剩余生产物假定为具体的使用形态，这是剩余价值之所以不能有用地得到使用的原因。作为补救办法，他现在让企业家把作为剩余价值而占有的社会劳动的半数用来生产奢侈品，而不是生产普通商品。由于“奢侈品的本质是使消费者有可能比在使用普通商品场合下耗用较多的资本和劳动力，这三个企业家就可以把社会所完成的劳动量的半数，在花边、时髦马车等的形态下，由他们自己全部消费掉。这样就没有卖不掉的东西，于是危机幸运地避免了；生产过剩从此永远不发生；资本家和工人都感到安全。造成这种好事，使生产和消费重新建立平衡的吉尔希曼的灵药是什么呢？是奢侈。换言之，对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这位可爱的伙伴所给的忠告，就是把它吃掉！事实上，奢侈是资本主义社会已有的、并为大家所熟知的发明，然而危机依然频繁地发生。为什么这样呢？吉尔希曼告诉我们：“答案只能是：在现实生活中市场停顿完全是由于奢侈品还是不够，换言之，资本家，即那些有能力消费的人，依然消费得太少”。
　　但是，资本家这种误入歧途的节欲是一种恶习惯的结果，这种恶习惯是由政治经济学家在错误影响下所鼓励起来的：那就是为了“生产性消费”而储蓄的愿望。换言之，危机是由积累所造成的。这是吉尔希曼的基本命题。他又用了一个动人的简单例子来证明它。他说：“让我们假定一种被经济学家称誉为较为优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收入全部用在豪华和奢侈上，而用来重新投资到生产中去。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不外是：创办各种新的生产企业，由此出产新的一种商品，把这种商品出售后可以使三个企业家获得资本的利息（吉尔希曼意指利润），这个资本就是他们从未消费的收入储蓄起来而加以投放的。因此，这三个企业家决定只消费一百个工人的产品，这就是说，他们大大地削减了他们的奢侈性消费，而把剩下的350个工人的劳动力和所用的资本用来创办新的生产企业。现在发生的问题是这些资金应该用到那些种类的生产企业中去呢”？
　　既然，根据吉尔希曼的假定，不变资本没有再生产出来，而全部社会生产物只包括消费品，因此，“这三个企业家只能在制造普通商品的企业和制造奢侈品的企业中选择”。
　　这样，这三个企业家将遭遇到我们所熟知的进退两难的情况：如果他们生产“普通商品”，危机就会发生，因为工人缺乏购买这些追加的生活资料的手段，他们已经把他们生产物价值的一半用掉了。如果生产奢侈品，企业家就必须自己消费这些东西。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国外贸易也无法改变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因为国外贸易只能“增加在国内市场上商品的种类”或增加生产率而已。

　　“这些外国商品因此或则是普通商品，那么，资本家不要买，而工人又无力购买这些东西；或则是奢侈品，那么，工人更没有能力购买这些东西，而资本家又由于节约之故，也不要买这些东西”。

　　这个论述，不管如何幼稚，很清楚地表明吉尔希曼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经济理论中可怕之点：在只有工人和资本家的社会中，积累将成为不可能。所以，吉尔希曼坦率地仇视积累、“储蓄”、剩余价值的“生产性消费”，并强烈地攻击古典经济学所辩护的这些错误。他的主张是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增加奢侈，作为预防危机的办法。由此可见，吉尔希曼，如果说在他的理论假设中奇形怪状地模仿了里嘉图和萨伊，在他的最后结论中，是一幅西斯蒙第的漫画。但是，为了要领会洛贝尔图的批评的精义和整个争论的结果，就有必要十分清楚地把握吉尔希曼处理这个问题的观点。



[1] 洛贝尔图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吉尔希曼的论点。据洛贝尔图的著作的编者说，刊载原文的“民主主义新闻”已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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