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第十七章 洛贝尔图对再生产的分析



　　首先，工人份额的减少必定立刻引起生产过剩和商业危机，这意味着什么呢？洛贝尔图的这个见解，只有在下述前提下才有意义：国民生产物是由两部分——工人的份额和资本家的份额——组成的，也就是v+m，其中一个部分与另一部分相交换。这看来就是他在一些场合下所说的，例如他在“第一社会书简”中，就说：

　　“工人阶级的贫困使他们的收入不能为增加生产提供场所。在企业家看来，增多的生产物数量降低了总生产物的价值，以致妨碍生产按以前规模进行，从而使工人们最好也不过停留在他们所习惯的窘迫境地，尽管如果所增加的生产物可供工人购用，这也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仅仅通过增加资本家所保留部分的价值而起平衡力的作用”。[1]

　　掌握在工人手里足以增加企业家“所保留部分”的“价值”的所谓“平衡力”，在这里只能是需求。我们又一次幸运地回到吉尔希曼的奥尔脱那块地方来了，在那里工人和资本家以他们的收入交换剩余生产物，而危机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可变资本小而剩余价值大。这种奇特的想法上面已讨论过了。但洛贝尔图在其他场合还提出一个有些不同的概念。在他的“第四社会书简”中，他对他的理论作如下的解释：工人阶级份额所体现的需求和资本家阶级份额所造成的需求之间的关系的不断变化必然造成生产和消费间的长期的比例失调。

　　“如果企业家力图维持自己的份额在一定界限内不变，而社会上占大多数的工人的份额经常地，在不知不觉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日渐下降，那怎么办呢？——如果工人阶级的份额，反比例于他们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继续下降，那又将怎么办呢？……资本家必然按照现行分额的大小组织生产，以便使财富能满足普遍的需要，但他们的生产却总是超越这个规模（即以前分额的规模），从而引起经常的不满意，终至形成商业的停滞，这是不是实际事实呢？”[2]

　　由此观之，危机的解释大致如下：国民生产物包括工人用的许多“普通商品”（象吉尔希曼所说的）和资本家用的“高级商品”。工资代表前者的数量。而总剩余价值代表后者的数量。如果资本家按照这个基础组织生产，同时，如果生产率不断提高，那么，比例失调现象将立刻发生了。因为今天工人的份额不再是昨天的分额，而是较小了。如果“普通商品”的需求曾经占昨天国民生产物的七分之六，那么，它今天只占七分之五，而企业家却提供了七分之六的“普通商品”，他们因之将突然痛苦地发现他们多生产了七分之一。现在，通过这个经验他们变得聪明些了，他们试图组织明天的普通商品生产，只达到国民生产物总价值的七分之五，但他又遇到新的失望，因为到了明天，国民生产物中工资所占的分额必然只达七分之四了，依此类推。
　　在这个巧妙的理论中，有几点使我们奇怪。如果我们的商业危机完全是由于工人们的“工资份额”，即可变资本，构成国民生产物的总价值中一个经常下降的部分所引起来的，那么，这个不幸的规律本身带来了对它所造成的灾祸的解救对策，因为在总生产物中发生生产过剩的那部分必定越来越小。虽然洛贝尔图喜欢用消费者的“最大多数”，或消费者的“广大群众”等字眼，但重要的不是组成需求的人数，而是这些人数所代表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如果相信洛贝尔图的话，形成总生产物中越来越小的一部分这样，危机被放在越来越窄小的经济根基上了，于是我们仍然要解释这个事实：就是尽管如此，为什么后来所发生的，正象洛贝尔图所充分了解的，还是普遍的危机，而且还越来越严重。工人阶级所失去的购买力即为资本家阶级所获得；如果v减少，m必定增加，以资抵偿。在这个粗略的表式中，社会整个购买力不能有所变动，正象洛贝尔图说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从工人的分额中所取去的部分最后将扩大食利者（地租和剩余价值作同义词用——著者）的分额，因此整个购买力从长期看是不变的。但从市场上的生产物来看，危机总是在这个增加发生影响之前就出现了”。[3]
　　总之，问题至多只是“普通商品”过多而供资本家用的“高级商品”过少。洛贝尔图这里不知不觉地、迂回曲折地、陷入他所激烈反对的萨伊—里嘉图理论中去了，这个理论就是说一方面的生产过剩总是与另一方面的生产不足相适应。既然这两个分额的比率经常地向有利于资本家方面变动，我们可以期望商业危机一般说来将愈来愈带有周期性生产不足，而不是生产过剩的性质了！这种逻辑的练习不必再做下去了。所有这一切归结为这一事实：洛贝尔图认为国民生产物在价值上只是由两部分组成，m和v因此，他完全继承了他所激烈反对的古典学派的见解和传统，甚至，他还加上自己的花样说，资本家消费全部剩余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他坦率地反复作如下的说明（下面是以“第四社会书简”中的话为例）：

　　“因此，为了要找出区分一般租息（剩余价值）的基本原则，找出区分劳动生产物为工资和租息的原则，我们必须从把一般租息区分为真正地租和资本地租的理由中抽象出来”。[4]又在“第三书简”中说：“我反复说过，地租、资本利润和劳动的工资是收入。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就靠这个收入生活，也就是说，满足他们直接的人生需要。因此，他们所支取的收入必须是适合这个目的的实物形态。”[5]

　　对资本主义的曲解再没有做得比这个更粗卤的了。洛贝尔图无疑地有充分根据要求获得“优先”的荣誉——这个“优先”不完全是对马克思，而更多地是对所有庸俗经济学者而言。为了要使读者对这个混乱不发生一点疑问，他在同一信中，把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列入与古代奴隶主的收入在同一水平上的经济范畴：

　　“第一种的状态（奴隶制度）是与最原始的自然经济相伴而行的：从工人或奴隶的收入中剥夺来的、并形成主人或所有者的财产的、那部分的劳动生产物将全部归属于占有土地、资本、工人和劳动生产物的所有者的手中；地租和资本利润间在概念上的区别也都没有。第二种状态包括最复杂的货币经济：从现今自由工人的收入中剥夺来的，并归属于土地和资本的所有者手中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将再在原料所有者和制造品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前一状态的单一地租将分裂为地租和资本利润，并将加以级差的区别”。[6]

　　洛贝尔图把分割从工人收入中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看作奴隶剥削和近代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的最突出的不同之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不是新创造的价值在劳动和资本间进行分割的特殊历史形态，而是剩余价值在不同的受益人之间的分配，尽管这与生产过程没有关系。在其他方面，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依然是与奴隶主的单一地租完全一样：那就是，一笔剥削者个人的消费基金！
　　然而洛贝尔图在其他地方，又陷入矛盾。他突然想到了不变资本以及不变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更新的必要。这样，他不把总生产物区分为v和m，而采用了三分法，即c，v，和m，在他的“第三社会书简”中，他对奴隶经济的再生产形式论述如下：

　　“既然主人注意到把奴隶劳动的一部分用来维护或甚至改良耕地、畜群以及农业和制造业的工具，那就是，用现代术语来说，有了“资本的补偿”，其中国民经济生产物的一部分是直接用来维持地产，而不通过交换或甚至交换价值的媒介”。[7]转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话题上时，洛贝尔图接着说：“现在，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以价值计，用来维持地产，作为资本外征之用；另一部分作为工资，用来维持工人的生活；而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物的所有者保留最后一部分作为收入或地租”。[8]

　　这个就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分法的明白表述。在他的“第三书简”中，他以同样确切辞句表述他的“新”理论的特点：“这样，根据这个理论，在适当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生产物中，除去补偿资本后留下的作为工资的部分，将作为工资和地租，在土地和资本的所有制的基础上，在工人和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9]
　　现在好象洛贝尔图对总生产物价值的分析显著地超越了古典学派。再接下去，亚当·斯密的教条竟然也被批判了。因此，令人奇怪的：洛贝尔图的饱学的崇拜者，如瓦格纳、梯泽尔、梯尔这一批人，对于在经济理论中这样重要的论点，没有替他们所钟爱的孩子[10]争夺压倒马克思的“优先权”。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正如在一般价值论上，洛贝尔图的“优先权”是大可怀疑的。如果他有时看起来好象有了正确的领会，但这不久就表明是一个误解，或至少是，一种错误的研究方法。他之不能解决国民生产物的三分法，可以从他对亚当·斯密教条的批判中得到很好的例证。对于这个三分法，他只是在暗中摸索。他说：

　　“大家知道，自从斯密以来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把生产物的价值分解为劳动工资、地租和资本利润；从而各阶级的收入，特别是各种项目的地租，被当作生产物的一部分，这不是新的见解。但经济学家马上又误入了歧途。他们——里嘉图学派也不例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不承认总生产物、即制成品，也就是国民生产物全部，是工人、地主和资本家共同参与的统一体，而把未制成品的分割当作三种合伙人的分摊问题，制成品的分割则当作另外一种由两种合伙人分摊的问题。从这种理论看，未制成品和制成品构成不同的收入项目。第二个错误（尽管西斯蒙第和里嘉图没有犯这个错误）是他们把劳动没有物质资助，也就是，没有土地，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的自然现象当作经济事实，并把劳动分工需要资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资本）的社会事实当作一个基本的论据。因此，他们建立了一个虚构的基本经济关系，根据这个经济关系，并考虑到社会上有土地、资本和劳动的三种不同所有者，他们得出不同所有者的份额如下：地租是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用在生产上而产生的，资本利润是从资本家使用资本在同样目的上而产生的，最后工资是从劳动的贡献中产生的。萨伊学派巧妙地阐述这个错误论点时，甚至捏造出与各种所有者在生产物中的分额相适应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生产职务的概念，并把这些分额解释为这种生产职务的结果。第三个错误是：一方面从生产物的价值中得出劳动工资和各种地租，而另一方面又从劳动工资和各种地租中得出生产物的价值，于是这一方取决于另外一方，而另外一方又取决于这一方，他们就这样最后陷入荒唐可笑的境地了。这种荒谬之处是令人一目了然的，例如有些作者企图在连续的两章中说明‘地租对生产价格的影响’以及‘生产价格对地租的影响’”。[11]

　　尽管有这些精彩的评论——其中最后一点特别精彩，它在某种程度上走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这一点所作的评论之前——洛贝尔图安心地接受了古典学派及其庸俗的信徒们的基本错误，这就是，他们完全忽略了在总生产物的价值中所需要用来补偿社会上不变资本的那部分。这就使得他较容易保持对“工资分额下降”的突出的斗争。
　　在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下，社会总生产物的价值分解为三部分：其一相当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其二相当于工资全部，即可变资本，而其三是资本家阶级的总剩余价值。在这个组成中，相当于可变资本的部分是相对地在下降，这是因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在c+v+m中c对（v+m）的关系经常发生变化，其变化方向是c的相对增加和v+m的相对减少。这是一个人类劳动效率递增的简单规律，它适用于一切在经济上进步的社会，不问其历史形态如何，换言之，它不过意味着活劳动越来越有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把更多的生产资料变为使用的对象。如果v+m合起来是在降低中，那么它的一部分，v，也将相对于生产物的总价值而降低。如果反对这一点，企图阻止它的降低，那么，这就等于与不断增长的劳品生产率的一般影响相对抗。而且，在（v+m）中间，还有一种趋向于v相对地降低和m相对地增加的变动，这就是说，在新创造的价值中，用在工资上的部分将越来越缩小，而作为剩余价值被占有的部分将越来越加大。这是关于劳动生产率递增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公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它的适用性并不亚于一般规律。用国家的力量阻止v对m的比例变小，这意味着劳动力这个基本商品被排斥在进步之外，因为所谓进步就是要降低所有商品的生产费；这意味着这一种商品享受不到技术进步的经济影响。不仅如此，“工资率下降”是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另一种说法，而剩余价值率的上升是阻止利润率下降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它既是一般资本主义生产的原动力，也是在这个生产制度内部的技术进步的原动力。用立法手段阻止“工资分额下降”是无异取消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对它的整个制度给以致命的打击。让我们看一看具体的事实：个人资本家，正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不知道生产物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的总额所组成的，这种知识是他所不能把握到的。根据资本家的理解，价值是一种派生形态，经过竞争颠倒过来后，就成为生产费了。尽管实际上生产物的价值是分解为价值的组成部分c，v和m，但在资本家心目中，生产费是c，v和m的总和。而且，在他看来，这三者是以下列歪曲的、派生的形象出现的：（1）他的固定资本的磨损，（2）他垫支的流动资本，包括工人的工资，以及（3）流行的利润，即他的全部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这样，我们试问：如何通过洛贝尔图所设想的那种法律，强迫资本家在生产物的总价值面前维持固定的工资份额呢？这种做法，完全和用法律规定用在任何商品制造上的原料，不得多于、也不得少于全部生产物价格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没有什么不同。显然，洛贝尔图很夸耀他的高见，认为是新的亚几米德式的发现，想用它来根治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病症，然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方面来看，他的看法完全是胡说八道。这只能是混淆价值论的结果。洛贝尔图曾说：“现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物之具有交换价值，正如在古代经济中它具有使用价值一样”，[12]在这里，他的糊涂思想可说是登峰造极了。古代社会的人必须吃面包和肉以维持生命，而现在的人只要知道了面包和肉的价格，就已经满足了。所以，从洛贝尔图对于“固定工资分额”的偏执狂得出的最明显的推论是：他对资本主义积累完全没有理解能力。
　　前面的引文已经表明洛贝尔图只考虑到简单商品生产，这是与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生产消费品以满足“人类需要”的错误见解相协调的。他常常谈到“资本的补偿”，谈到使资本家能够“按从前的规模继续他们的企业”的必要性。但他的主要论点是直接反对资本积累。把剩余价值率固定下来，防止它的增长，这就等于使资本积累濒于瘫痪。西斯蒙第和吉尔希曼都承认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是一个积累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问题。他们两人都认为再生产平衡的破坏导源于积累的倾向，因而他们否定积累的可能性，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一方建议压制生产力，作为一个补救办法，另一方却赞成把生产力更多地使用到奢侈品的生产上，并把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消费。在这个问题上，洛贝尔图却是孤芳自赏。前二人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现象而收到或多或少的效果，而洛贝尔图却要反对这个概念本身。“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都先后赞同这个原理，即资本只能节约和积累来发生，并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绝对的真理”。[13]
　　洛贝尔图坚决起来反对这个“误入歧途的判断”。他用六十页的篇幅详细地说明：（甲）资本的源泉不是节约，而是劳动，（乙）经济学家们对于“节约”的“谬见”，是从他们认为资本本身有生产性的误解所引起的，（丙）这个谬见最后又是从另一谬见中产生，即“资本就是资本”。
　　吉尔希曼对于资本主义“节约”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有很好的了解。他精辟地论述如下：“大家都知道，资本的积累不仅仅是准备金的窖藏，也不是在库房中存储金银货币而不动用它。想节约的人之所以进行节约，就是要把自己所节约之数，作为资本，由自己或他人加以利用，借以从中取得收入。只有把这些资本投入新企业，进行生产，从而提供所需的利息时，这种收入才有取得的可能。例如某甲造了一艘船，某乙修了一座谷仓，某丙开垦了一块荒地，某丁定做了一架纺织机，而某戊为了扩大他的制鞋工业，买了更多的皮革和雇了更多的工人，依此类推。只有当所节约的资本供这样的使用时，它才能提供利息（指利润），而利息是一切节约的目的物”。[14]
　　这就是吉尔希曼如何笨拙地，但总的说来，正确地描绘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的事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而资本主义积累就构成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在正确的本能下，所赞成的节约的全部意义。吉尔希曼，象西斯蒙第一样，认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积累，因此，他之反对节约和积累是与他的前提相符的。这里，洛贝尔图更为“深思远虑”。他从里嘉图的价值论中，学到了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是资本的源泉的见解，但他完全被这个初步的知识所蒙蔽，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运动的所有复杂关系。既然资本是由劳动产生的，资本的积累，也就是，“节约”和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一个骗局而已。
　　为了要解开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所造成的一大套复杂的谬见，洛贝尔图，正象我们所猜想到的，以一个孤独的庄稼汉为例子，通过对这个不幸的人物进行冗长的解剖来证明他所需要的一切。在这里，他已经发现了“资本”，当然，这就是说，那根“原始的木棒”，这根木棒就是“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用来从知识的树上采集资本理论的果实的。洛贝尔图问道：“节约能不能产生这根木棒”？既然每一个正常的人都知道“节约”不能生产木棒，它是由鲁滨逊·克罗叔（Robinson Crusoe）用木头做成的，那么，我们已经证明了，那个“节约”理论是十分错误的。再者，这个“孤独的庄稼汉”用他的木棒从树上打到一个果实，这个果实就是他的“收入”。

　　“如果资本是收入的源泉，那么，这种关系已由这个最原始的，最单纯的事实加以证明了。如果把木棒当作收入或部分收入——由击落的果实所形成的——的源泉，这样说法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不违背事实和概念呢？我们能不能把全部或部分的收入的产生原因归之于木棒？我们能不能把它全部或部分地当作木棒的产物”。[15]

　　当然不能。既然这个果实不是击落果实时所使用的那根木棒的产物，而是结果实的那棵树的产物，因此，洛贝尔图证明了，“从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经济学家”是错误的，如果他们主张收入来自资本的话。洛贝尔图利用鲁滨逊的经济为例子，清楚地阐述了所有的基本经济概念之后，他把这样所获得的知识推广到一个没有资本所有制或土地所有制的虚构的社会，即共产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中去，接着再推广到有资本所有制和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即现代的社会中去，于是请看：鲁滨逊经济的一切规律逐条逐条地都适用于这两个社会了。这里洛贝尔图建立一个资本和收入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他乌托邦式幻想的顶点。既然他发现鲁滨逊的资本就是生产资料而已，于是他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也同样地与生产资料等同起来了。这样，一举手之劳，他把资本简化为不变资本，然后他以正义和道德的名义抗议把工资，即工人的生活资料，也当作资本看待。他猛烈地攻击可变资本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一切灾祸的原因。他痛心地说：“请经济学家们注意我所说的，请他们毫无偏见地考察一下，到底他们对呢，还是我对。这是在现行的制度下关于资本的所有错误见解的焦点。这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工人阶级存在着不公平的最终源泉”。[16]
　　这是因为“正义”所要求的，是构成工人的“实际工资”的货物不应算作资本的一部分，而应归属于收入的范畴。尽管洛贝尔图很知道资本家必须把他们垫支的工资当作他的资本的一部分，正象垫支在直接生产资料上的另一部分一样，但在他看来，这只能适用于个人资本。当成为社会总生产物的问题，整个再生产的问题时，他马上宣称资本主义的生产范畴是一个幻想，是恶意的谎言，是错误。“资本自身、组成资本的项目、从全国来看的资本，是大大不同于私人资本、资本资产、资本财产以及在现代用法下‘资本’一词通常所代表的一切”。[17]
　　个人资本家用资本主义方法从事生产，而整个社会却必须象鲁滨逊般的，作为一个集体所有主，使用共产主义方法来从事生产。

　　“在一切不同的生产阶段上，国民总生产物的或多或少部分是被不算作真正生产者的私人所占有，或者真正生产者经常作为这些少数私人占有者的仆役而生产这些国民总生产物，而自己并不分享自己生产物的所有权——这两者间，从一般的、国民的、观点看，没有什么区别”。

　　无疑地，整个社会内部的关系的一些特点是产生于：（一）作为居间者的“交换”制度，（二）生产物分配上的不平等。

　　“可是，所有这些影响并不妨碍全国生产的运动和国民生产物的形成，它们今昔一样，总是保持同一状态（在共产主义下也是如此）；同时，这些影响，从全国观点来看，也在任何方面不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对比”。

　　西斯蒙第与亚当·斯密及其他许多人相同，竭力想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中解决资本和收入的概念。洛贝尔图却用一个较简单的方法，他把资本主义生产为整个社会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态抽象掉，他简单地把生产资料叫做资本，而把消费品叫做“收入”，以后他就停留在这里。

　　“土地所有制和资本所有制，只对相互往来的个人，发生主要的影响。如果把全国看作一个单位，这种所有制对个人的影响就完全消失了”。[18]

　　我们看到洛贝尔图一接触真正的问题即资本主义总生产物及其运动时，他对生产的历史特殊性，表现出空想家所特有的迟钝态度。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评语：“提到整个社会时，他假装社会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了”，这对洛贝尔图，也恰恰适用。洛贝尔图的例子再一次说明在马克思以前的每一个经济学家如何努力摸索，想把劳动过程的物质观点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观点，加以协调，想在协调个人资本的运动和社会资本的运动之间进行调和，但结果是到处碰壁。这种努力通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例如萨伊和麦克洛克的浅薄见解，他们只承认个人资本的概念，以及蒲鲁东和洛贝尔图的空想见解，他们只承认劳动过程的概念。在这里，我们才开始领会到马克思的深入分析如何对这个问题放出了伟大的光明。他的简单再生产图式把所有这些和谐的或矛盾的观点都搜集起来，借以说明整个问题，并使无数复杂的混乱关系分解为惊人简单的两行数字。
　　如果对资本和收入持有这些见解，显然不能理解资本的占有问题。诚然，洛贝尔图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占有说或是“掠夺”，并在它所侵犯的财产权的法庭前对它进行起诉。

　　“工人的个人自由在法理上应包含对劳动生产物价值的所有权，但在实践上，却使工人在土地和资本的所有制压迫下不得不放弃产权的要求；但所有主并不承认这个巨大的、普遍的过错，好象他们本能地害怕历史将会按照无情而不可改变的逻辑而发展。”[19]
　　“因此，（洛贝尔图的）这个理论详尽地证明一般赞美现今的所有制关系，而同时又不能把所有制奠基于除劳动以外的东西之上的人，是对他们自己的原则发生矛盾的。它证明今天的所有制关系事实上是建筑在普遍地破坏这个原则上面，它证明现今社会上所积聚的巨大的个人财富是掠夺的结果，而这种掠夺，从远古时代起，随着在社会上每添一个新生的工人而越来越加重”。[20]

　　既然剩余价值被叫做“掠夺”，那么，剩余价值率的增加必然成为今天经济组织中的一个重大的缺点了。[21]布里索（Brissot）[22]的粗鲁的具有革命音调的怪论——“财产是盗窃”——曾经成为蒲鲁东的第一本小册的出发点，但洛贝尔图的命题是另外一件事情，认为资本是在财产上所进行的盗窃。只要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所有权法则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的法则一节[23]——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运用历史辩证法的杰作——与洛贝尔图的理论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后者的“优先”之处。洛贝尔图从“所有权”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占有大肆攻击，这种攻击有效地妨碍他看出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正如他对“节约”的攻击以前曾妨碍他看出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源泉一样。这样，他处于比吉尔希曼更坏的地位，他缺乏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切条件。
　　这实质上就是洛贝尔图要生产无限制扩张，而不要“节约”，也就是，不要资本主义积累！他要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增长，而同时，他要一个由法律固定的剩余价值率。总之，他表明他自己实在无法把握住他所希望改良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基础，也无法理解他所激烈批评的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结论。
　　因此，梯尔（K.Diehl）教授认为洛贝尔图，就其“新收入理论”以及对资本的逻辑范畴和历史范畴的区分（指本来意义的资本，以别于个人资本）而言，是经济理论的先驱者；而瓦格纳（Adolf Wagner）教授称他为“经济社会主义中的里嘉图”，这正证明了瓦格纳既不懂里嘉图，也不懂洛贝尔图，更不懂社会主义。列克西斯（Lexis）甚至断言洛贝尔图在抽象思维上，与他的“英国论敌”至少相等，在巧妙地发现现象中最深远的关系上，在富于想象的气魄上，尤其在对经济生活所采取的伦理观点上，他比他的“英国论敌”高明许多。然而，洛贝尔图在经济理论上的真正成就（除去他对里嘉图地租论的批判外），他有时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明确区别，他对剩余价值整体的研究，并有意识地与剩余价值的部分表现区别开来，他对斯密关于商品的价值分析的教条的批判，他对危机的周期性的确切表述以及他对危机症象的分析——所有这些旨在超越斯密、里嘉图和萨伊的研究，尽管本身是有希望的，但由于基本概念的混乱，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洛贝尔图的崇拜者却不懂得这些东西。正如默林（F.Mehring）所指出过的，洛贝尔图的奇特的命运是：有人把他在经济学上的所谓威力捧上天，而同样的那些人对他在政治上的真正功绩却加以斥责。但我们暂且不管这种经济成就和政治成就的对比。在经济理论的领域内，他的崇拜者在他以空想家的无用的热心所挖掘的不毛的土地上，为他树立了一个巨大的纪念碑，另一方面，在平凡的苗圃上他曾播种一些肥壮的种籽，而这些苗圃却任其野草丛生而不加一顾。[24]
　　从整个看，我们不能说积累问题超越这个普鲁士，包美拉尼亚[25]的探讨所引起的第一次争论而有很大的进展。如果说经济和谐论已从里嘉图水平降低到巴斯夏——叔尔泽水平，那么，社会批评也同样从西斯蒙第降低到洛贝尔图。1819年西斯蒙第的批判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而洛贝尔图的改良思想，在初次问世时，就是一个可耻的倒退，而其后在反复申述中，则更是如此。
　　在西斯蒙第一方面和萨伊与里嘉图一方面的争论中，一方面证明由于危机之故积累是不可能的，因而对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提出警告；另一方面证明危机是不可能的，因而主张积累的无限制发展。尽管他们两方都从错误的前提立论，但每一方在逻辑上都是前后一致的。
　　吉尔希曼和洛贝尔图两人都从危机的事实出发，事实上也不得不从这一点出发。这里，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积累问题，是完全与危机问题等同起来了，并在为危机寻求对策的尝试中，这个问题走上了歧路，尽管半世纪的经验很清楚地表明从周期出现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必要形态。争论的一方认为对策是在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完全消费掉，也就是，不要积累；另一方认为对策是在用法律来稳定剩余价值率，这也等于是完全放弃积累。洛贝尔图的这个奇想产生于他的强烈的、明确的信念：他认为在没有资本积累下，生产力和财富有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可能。正当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这样程度，使马克思有可能作出他的基本分析之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解决再生产问题的最后尝试却坠落到荒唐和无聊的空想中去了。



[1]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三卷，第176页。

[2]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52—57页。

[3]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06页。

[4] 同上书，第一卷，第19页。

[5]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10页。

[6] 同上书，第二卷，第144页。

[7]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146页。

[8] 同上书，第155页。

[9] 同上书，第223页。

[10] 指洛贝尔图——译者。

[11]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6页。

[12]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56页。

[13]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40页。

[14] 同上书，第二卷，第25页。

[15]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50页。

[16]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225页。洛贝尔图在一生中反复地申述他早在1842年在他的“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的思想。“在目前的条件下，不仅劳动的工资，而且地租和资本利润被算作货物的生产费。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地批驳这个见解。这个见解有两个基础：（一）对资本的错误理解，把工资看作资本的一部分，正象材料和工具一样，而实际上工资与地租和利润是在同一水平上的；（二）混同了商品的生产费和企业家的垫支或企业经营费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1842年版，第14页）。

[17]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一卷，第304页。在“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解说”一书中，已经有同样的说明：“我们必须把狭义的、或本来意义的资本与广义的资本区别开来。前者包括工具和材料的实际贮备量，后者包括在现今的劳动分工下，经营企业所需的基金。前者是生产上绝对必要的资本，而后者只是迫于现今条件，才具有这样相对的必要性。因此，只是前者才构成严格的、本来的意义的资本；只是这一概念才完全与国民资本的概念相符”（同上书，第23—24页）。

[18] 同上书，第292页。

[19]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136页。

[20] 洛贝尔图：“著作集”，第二卷，第225页。

[21] 同上书，第一卷，第61页。

[22] 布里索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和作家——译者。

[23] 按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译者。

[24] 此外，洛贝尔图遗著的编辑者曾给他举行了一种最坏的纪念仪式。这些饱学之士，如瓦格纳、柯扎克（Kozak），维特（Moritz Wirth）等等，在洛贝尔图遗著的序文中，象在前厅的一群粗鲁的仆人一样，为了自己琐屑的个人仇恨和嫉妒，争吵不已，并相互谩骂。他们甚至不顾公认的礼貌，对他们各自发现的手稿，不确定其日期。举例而言，默林曾指出所发现的洛贝尔图的最早的一个手稿，不象瓦格纳所武断的那样，发表于1837年，而最早发表于1839年，因为那篇手稿在最初几段中，提到关于宪章运动的历史事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应该知道宪章运动发生于1839年。在瓦格纳教授所写的洛贝尔图的绪论中，我们对他的装腔作势以及他不断提到的“要求他花时间的事情太多”，感到厌烦。无论如何，瓦格纳只是与他的饱学的同事们谈论，因之，他讲得使一般群众不懂。对梅林在一群专家们面前所作的温文尔雅的纠正，他正象一个大人物一样，默不作声。梯尔数授在“国家学手册”中同样地默不作声地把1837年的日期改为1839年，而没有用一个字来说明何人何时这样告诉他的。
　　普脱卡默尔和墨耳勃莱希（Puttkamer and Muehlbrecht，1899年）的“通俗的”，“新的和廉价的”版本做了最后的修改。有几个争吵的编者合作编这个版本但在绪论中他们仍继续他们的争论。在这个版本中，瓦格纳的旧第二卷变为第一卷，但瓦格纳在第一卷的绪论中提到它时仍作第二卷。“第一社会书简”，被放在第三卷，“第二、第三社会书简”被放在第二卷，而“第四社会书简”被放在第一卷。“社会书简”，“争论”，“解说”的一部分……的次序，年代和逻辑的程序，发行和写作的日期都被混淆起来，乱七八糟比多次火山爆发后的重叠地层还要难以分清。大概为了尊重瓦格纳教授起见，洛贝尔图的最早手稿的日期仍定为1837年——而这是在1899年出版的，尽管默林已在1894年作了纠正。如果我们以此与马克思遗著由梯茨出版的梅林版和考茨基版比较，我们看到如何显然是表面的事情却反映了更深刻的关系：一方面对于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的权威的科学遗著的谨慎小心的态度，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官方专家如何胡乱处理一个人的遗著，而这个人，在他们对自己有利的神话中，还披捧为第一流的天才哩。物以类聚，——这是不是洛贝尔图的格言？

[25] 包美拉尼亚（Pomerania）是普鲁士的一个省，洛贝尔图在那儿置有地产，并居住在那里，故这里指洛贝尔图本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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