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王实味案、整风运动与1942年延安的革命民主斗争
从王实味案看延安时期中共官僚化与革命民主斗争
秋火
1942年的王实味案，决不只是一场延安文人/知识分子被整风波，也不只是有关文艺创作自由，它更是一场虽败犹荣的共产党内争取革命民主的斗争，其结果促成了中共工农运动内的特权阶层开始取得绝对垄断地位、毛党从此一手遮天。王实味案透露了当年延安根据地已经严重官僚化。实质上，王实味案属于迄今仍鲜为人知的一场革命民主斗争——不同于国共之间或土地改革的另一种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甚至包括工厂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反抗农民出身干部，以及中共内部最后一个自发的革命民主派。令人惊叹的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这场具有阶级冲突性质的革命民主斗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托洛茨基曾有过精详的政治预警分析，他却不了解当时延安内况、更谈不上加以干预。或许可以说，正是几种较为健康的无产阶级革命民主力量被共产党官僚集团自觉地分隔开，促成了后者在根据地的最终全胜，也由此早已预示了1947-56年革命后的官僚社会主义格局。今天反思20世纪中国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回避王实味案。
王实味（1906-1947），早在青年时代（25-27年大革命时期）就成为北大共产党干事，一位正直而热血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蒙做出过很大贡献（翻译了200余万字的马恩列经典原著）。王实味因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为青年人代言，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官僚作风、特权和不平等现象提出尖锐批评，以及倡导文艺应发扬批评自由、相对独立地帮助革命等，这些主张都遭到官僚集团的猛烈抨击。王实味成为当时延安整风——也即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党内整风运动中最著名的活靶子，成为风口浪尖的众矢之的，最终甚至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砍死这位革命者、抛尸荒野。
虽然王实味后来得以平反，1990年代以来又有知识分子出书、撰文、投报，为他鸣不平，其杂文等作品也早有人整理上网，还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天高地厚地引他以为自己人来谈论。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从共产主义运动-社会革命的角度比较系统地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公案，深入了解当时的官僚化与革命民主斗争情况。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开辟一个专题，以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开启一种全新的历史反思，陆续上传史料还原历史真实面目。望能抛砖引玉，引发今日青年一代的思考和真知灼见。
王实味《野百合花》刺破“延安神话”：
中共抗战时期官僚特权和不平等的历史真相
就像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红色农民乌托邦的大溃败大逃亡（即长征）却被后来得胜者们极力渲染为伟大史诗神话一样，中共在延安的十余年历史（1935-47）也被塑造成了某种神话。中共不仅利用音乐歌舞影视舆论和数十年如一日近乎洗脑的官方说教，也利用众多“外国友人”生动活泼的记述（如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和同时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众多回忆录）或冠冕堂皇的国际学术文章（如华盛顿大学教授塞尔登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等等），打造着某种“延安神话”。一些中共高级官僚们在后来回顾这段历史（尤其是回顾延安整风运动）时，甚至情不自禁地赞美它是一个所谓“黄金时代”[1]。今天中国的众多崇毛派们对那段历史更是顶礼膜拜，他们就像穆斯林朝圣麦加一样看待历史上的延安，他们在雾里看花，甚至能比与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还热狂。
但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写于1942年3月17日，公开发表在当时《解放日报》）却刺破了这种“延安神话”：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大家用脑子想一想。……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在《野百合花》前面部分，王实味引用他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一天晚上昏黑的路上用低沉的声音”的谈话，极为敏感、生动细腻地透露了具体的官僚主义表现和不平等现象：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的同志，身体好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XXX，对上是必恭必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受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也许，这些描述让不清楚延安内情的人还真有些不知所措，而且“似乎”带有些文学修饰色彩，那么如何了解王实味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属实呢？幸好今天有认真的历史研究者根据党史信实资料做了极有价值的叙述，值得重点推荐的是延安问题专家、前《解放日报》主任记者兼延安大学中文系教授朱鸿召先生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在线阅读版[2]）。其中揭示了延安时期逐步发展起严格、精密的等级供给制度，特别体现在伙食问题上[3]。
原来，从1940年5月开始，大、中、小灶的干部伙食等级制度就开始确立了，而到1941年11月（时值延安整风运动初期）干部等级供给制正式建立了起来。在这个干部等级制度中，小灶是最好的供给，享用者是部级或部级以上干部、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十年以上者；其次是中灶，享用者是科级干部（过去担过县委以上责任者）、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七年以上者、技术人员；大灶就是一般党员的伙食。大中小灶等级有精细的供给标准：
大灶：1/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2/馒头每月须吃4次；3/菜内应增加油4到5钱；4/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
中灶：1/饭以现在水平为标准；2/每人每天须有3两肉吃。
小灶：1/每日米面各半，在一半中，大、小米又各半（若大米有时以大米为主）；2/伙食（菜）维持现在水平；3/饭菜应注意调剂及变换。
如果是关于来客吃饭问题，还有如下特别规定：
1凡来之特委、省委书记、省委部长须在小灶吃饭；
2凡来之县委书记、特委部长、特委秘书长须在中灶吃饭；
3各部处局同志的客，因工作关系而来者，应和自己吃同样饭。
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精心的规定，以及对孕妇、儿童、临时病员的一些合理优待照顾，但是如上的规定却可以看出干部行政等级是如何精密地体现在伙食问题上。在那个还没有多少物资可以分配的战争年代里，伙食分配最突出最敏感地反映着等级差别。除了大中小灶，还有一种更高级的供给等级，叫做特灶，主要供给中央主要领导、革命元老和外籍专家。
早在1938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到延安时，就能享有每月100元津贴（1938年延安临时雇工的工资16块5/月，四川重庆成都机器工人工资30块/月[4]），不过这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谢绝了这种特殊优待，白求恩表示衣食住行已得到供给，不需要钱。1940年初宋庆龄介绍到延安的印尼共产党医生毕道文担任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时，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配勤务员1名、翻译1名、马1匹。
大灶必须统一安排吃食堂，中灶、小灶、特灶却可以由“小鬼”（年轻的勤务兵）代劳跑腿，送到家里吃。1941年初，艾青作为知名文化人经周恩来介绍到延安，享受中灶待遇。“中灶的标准是每个月3斤肉，一半是细粮，一半为粗粮，每天则按1斤粮食、1斤蔬菜的量配给。”耐人寻味的是：夫妻之间执行严格的分灶制度，艾青当时的妻子韦荧和孩子吃大灶。“中灶由小鬼每顿送到窑洞门口，吃完后再把饭碗交给他拿回去。如果你不想吃，就原封不动地拿走，家人是不能吃的。”（黎辛接受程光炜采访记录，1997年4月17日[5]。）这类强制性的规矩在当时延安队伍中越发加强，正说明军事化强有力地促进着特权等级的成型。[6]
除了大中小灶和特灶与尊卑有别的严格制度，延安根据地甚至已经有了“特供”——国际左翼反对派很早就揭露过斯大林苏联存在的“特供”（后来红色中国也出现了，而且即使是大饥荒的1960年代，高干依然享有特供，特供品包括从东欧进口的高级香烟和各种奢侈品，1970年代江青曾建议取消高干特供，被毛泽东亲自反对），不过1940年代抗日延安大后方的特供却要微小得多，可是相对于无数流血牺牲的前线战士和在饥寒交迫瘟疫灾荒中挣扎的国民来说，延安高干的“特供”仍然是毫无疑问的奢侈品。其中，新鲜牛奶在当时就属于极少为人所知的特殊供应物，作为保健物品供给。奶牛场在1939年就开始筹办，1940年代初获得“国际友人赠送的40头荷兰奶牛”，牧场有川地200多亩、山地100多亩，喂养产奶的牛羊。包括新鲜牛奶的特供只有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周恩来等26位革命元老才能享受，而且这些特供（美名其曰“保健费”）还是毛泽东本人在1941年9月1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亲自提议设立的。
1943年民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发生着经济危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延安根据地却没有回归从前的平等主义革命遗风，反而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着特权等级供给制，使特供更加制度化（由于货币极为不稳定，改以猪肉为计量单位）：
1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5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8斤猪肉。
2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每人每月2至3斤猪肉。
3县书、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1斤至1斤半猪肉。
4相当于二、三两条之老干部以及学校校长、群众团体主任亦按照二、三两条标准发给。[7]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王实味说的：“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我们可以看到，王实味写于1942年初的这段话非但不夸张，而且还已经非常客气了。王实味这位真诚的革命者，甚至也许根本不晓得这样的“高层革命机密”：害病同志连面汤都喝不到、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时，养尊处优的革命最高首脑们在饱食肉饭之余，还能享受国际牲畜产下的新鲜牛奶呢。
从1927年井冈山到1942年延安整风：
十五年农村武装割据与中共官僚化进程小考
由前述可见，延安根据地并不是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世外桃源，它逐步发展起了自觉的物质特权和等级制度，并以严格的准军事化体制来保证。但是延安时期中共毕竟仍是一个工农运动的领导集团，而且有着一个社会演变的进程。它的主干脱胎于1920年代的城市工人运动，经历过1925-27年工农大革命的暴风雨洗礼，直到江西苏区时期（1927-33年）军民中还有着浓厚的革命平等主义精神与自由风气，保存着革命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健康力量。
1928年11月毛泽东写到军队中的民主主义支撑着物质生活菲薄的红军：“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8]。但不久后（1929年），中共开始反对“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所谓“极端民主化现象”，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大革命以来的平等遗风[9]。但此时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仍保持着较有活力的群众参与，江西苏区时期群众运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群众性竞赛的热烈，群众参与规模大、次数多、热情高，“1930年代以后，群众运动越来越成为苏区经常性的社会活动方式，举凡攻占胜利、分田地、斗地主、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庆祝新年、欢度节日、欢迎红军、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成立各军（团）、出征、反帝，等等，每个月至少有四五次至十余次大型群众集会或示威游行。”[10]
中共的官僚化蜕变，其实是从1930年代初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数百名左翼反对派清洗出党时开始的。那次斗争是国际共运分裂在中国的反映，也是中国共运对1925-27年大革命失败的批判反思结果。正是托洛茨基为发言人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对共产党官僚化和机会主义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和建议，被斯大林的苏共当权派开除出党。这个国际左翼反对派直到1929年才在中国成形，但中共领导层很快就在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当权派压力下，将党内反对派统统开除，极端仇视和攻击反对派。之后由斯大林的中国代理人王明带头大搞所谓“布尔什维克化”使党组织官僚体系完全巩固，确定了官僚化的蜕变。同时，长期农村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与土改带来的农民出身官兵，进一步加深了官僚化的病毒。
在中国打江山坐天下的那些革命者们，从未专门严肃考虑过这样一个重大革命问题：在落后农村地区长期武装割据的革命党人，由于与城市无产阶级分离，如何才能保持自身的阶级性质与革命性质？这个问题及相关问题（例如这种情况下如何克服官僚倾向和保持无产阶级民主），其实是中国左翼反对派的王凡西同志1964年才第一次清晰提出并首次加以讨论的[11]。王凡西1974年反思时进一步认为中共“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倾向”，正由于它还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才胜利完成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12]
我认为说中共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倾向，这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事实上与其说它本身一直“时大时小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不如说是中共在政治上紧紧仰赖的、有机联系着的苏联国际威信，才给予了中共一个决定性的工人阶级革命动力。假如我们只看中国境内的共产党的演变史，那么正是整个1930年代，一种带有“民族特色”的封建的旧式农民及军事官僚作风，在中共方面不断升级。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记述的几件事，虽乍看是些“不入正史”的故事，在当时延安社会却有影响不小的风波，非常生动又微妙地表现出那种旧式农民军官僚阶层的集体精神特点，可窥知官僚化演变壮大的历程，颇值得注意。
其一，1937年10月5日红军干部黄克功对年仅17岁陕北公学女生刘茜的恋爱凶杀案，这件在延安坊间轰动一时的案件反映了农民出身的红军干部的官僚专断精神（不仅黄克功一人，还有本案中与他声气相通的一大批军干），也反映出这种专断精神虽足以草菅人命，但还未能反制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监督。此事经过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满怀一腔抗日救亡热情的刘茜奔赴延安，作为刘茜顶头上司的黄克功看上了她，黄却抱着一种非常落后的态度硬是把自己享有的较多金钱送给刘茜，以为能收买女孩欢心，却激起刘的不满。
“只是在恋爱婚姻的过程中，知识青年们才发现自己与这些崇敬的红军战士或工农干部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精神心理距离。……黄克功能拿出一点钱送给刘茜，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对方却坚定地信奉着爱情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应当有共同的意志和认识。从信件的字里行间，甚至过多的感叹号和破折号中，可以感觉到刘茜的热情、天真和开朗。”[13]在延安，红军干部享受着不容置疑的崇高威名，中国农民出身的黄克功岂能受得了一个小女生打击他的面子？但是仍然让现代城市人类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黄提议在10月5日见面最终解决恋爱问题时，却是冷静地带来了一把勃郎宁手枪，在延河边枪杀了这位年仅17岁、勇敢摆脱家庭奔赴延安献身抗战的天真女青年（黄后来供述竟这样交代：“余观刘眨眼无情，乃故意损功名誉，当时则气愤填胸，乃拔手枪与[予]击之，一枪未击毙，故加一枪，以免对方作对。”）。
时年26岁的黄克功，少年时代就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战斗表现突出，曾任红军某团团支书等职，中共党员。他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一个队长。朱鸿召说：“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恋爱婚姻中的人更容易见出其社会性”，此话精辟。从社会心理学不难看出，黄克功在恋爱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向上爬升的农村小私产者心理，把自己所爱的女子作为自己可以随便任意处理的私有财产（当时中共对其公开判决里也分析到这一点），而且看重金钱（所以他把金钱看做恋爱中分量最重的筹码，对方不接受时就觉得奇耻大辱），在恋爱中还以道德审判官和等级权威自居。所以黄克功在杀了人之后却还异常冷静，甚至“他杀死了人，还自以为是维护着一个革命军人的荣誉和尊严，认为应当属于正义的革命举动”（《恋爱中的枪声》第三节）。
值得注意的是，该凶案次日就引起轰动，陕北公学的学生们普遍焦躁激愤，大家焦灼期待着上级组织的公正处理，然而仅仅一封请求黄免死的神秘意见信就让联合审讯组踌躇不定。而且黄克功初审被判死刑，他自己居然还不满，竟直接上书毛泽东，要求毛一定来处理此事。毛在10月10日致信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认为不能赦免，否则无以教育党，干部们接了圣旨才敢定罪、公审宣判。10月11日群众公审大会上，黄克功毫无忏悔之心，还一味请求免死、自称欲战死疆场，感动了一些群众。其后审判长宣读毛信和宣判，黄才伏罪。可是这时却又有许多农民群众起身发言，要求免死，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赎过，“不少老红军干部甚至痛哭流涕”。场面被弄得极其悲壮。审判大会上为黄克功痛哭流涕的农民群众和农民出身军干，与为凶案义愤填膺的青年学生之间，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情绪，由此可认为延安初期（1937年）中共就已经显现了强烈官僚化特征，以及社会心态确定无误的矛盾对立表现（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大多来自城市家庭）。
其实，黄克功枪杀女青年案只是在男女性别比失衡、婚姻由党组织官僚（其背后秘密是物质优待和干部特权）包办的延安小社会环境下的一个极端冲突例子。当时著名左翼作家马加1941年12月发表在《解放日报》的小说，就揭露了党组织安排婚姻、利诱女青年的不光彩内情，见报后受到严厉批评，那些农民军干部们振振有辞：“我们打天下，找个老婆你们也有意见？”（《恋爱中的枪声》第四节）。似乎小事一桩，打天下坐江山的农民军干心理却再次暴露无遗。
其二，正是1942年3月王实味《野百合花》有关争论正激烈时，王实味在延安最热闹的南门口悬挂有关争论的墙报，观看者川流不息，轰动一时。“不几天，王震随范文澜看过墙报，当即表示不满，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14]这也是小小一件事，把那种以前方杀敌资历作为一切批评挡箭牌的农民军干架势表现了出来。
从工人阶级革命角度看，王震的说法完全错误。正因在革命斗争最紧张时，才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批评和改良，使后方更巩固，使前线更有精神。国际工人阶级革命史上，1918-21年物资并不发达的苏俄工人红军打败了十几个世界最强帝国主义联合进攻，所依靠的一方面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援助（尤其是各国工人抵制反苏作战的罢工和禁运军品），另方面苏俄工人政权把大批革命工人阶级输入红军骨干队伍，以优良的工人成分领导着红军，尽力发扬着空前的革命民主和自由批评精神。就是在内外战争最激烈时，普通士兵还可以投稿党中央的最高机关报《真理报》上自由批评红军总司令的决策方案、提出自己意见（革命民主在军队中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可保留意见；战时严守多数派决定，以军纪保证；但在战斗间歇休息时，可以自由提出批评、参与军中一切大小事务的民主决策）。这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民主，恰恰才确保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反倒是战争结束以后，由于革命工人在战场的大规模流失与官僚化的成型，工人左翼反对派的参差不齐、严重轻敌和斗争失策，才导致革命逐步蜕变，失去了民主。而1942年中共农民军干部、出身于湖南农民家庭的王震的只言片语，反映出的不仅仅是“错误的观点”，恐怕更是农民出身军干根深蒂固的真实心理，这种心理甚至与中共当时形式上仍保存的冠冕堂皇的些许军中民主制度都是格格不入的[15]。
其三，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社会心理冲突：“在延安初期的革命队伍里，穿皮鞋、戴礼帽的技术工人，是被穿草鞋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视同资产阶级作风的，样子上就被看不惯。所以，不仅新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争吵，而且技术工人与农民革命干部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技术工人们享受着很高的待遇，过着体面的生活。”[16]
上述引文那一节开头记录的事就颇为有趣，我把它引用如下：
1938年初春时节，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技术工人杨长春，参加集体植树活动。他特意带上米达尺，向党支书李某建议，应当先用米达尺量一量行距再种，整齐好看。没想到这位农民出身，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不但不接受，反而嫌其啰嗦：“哪里有那么多的啰嗦，挖了坑把树苗栽上不就得了！”年轻气盛的杨长春回敬道：“共产党是讲民主的，你怎么这样不讲道理？”两人当场争吵起来。这位李支书指着衣冠整齐的小杨说：“你穿着皮鞋、戴着礼帽上党校，洋里洋气，像什么样子！不愿干就靠边站着去！”
杨长春不依不饶，再回道：“你原来不过是个挑大粪的，有什么了不起！”这下子，李支书更生气了，放下手里的活，直指着杨长春叫：“你们这些从外面（国统区）来的人，洋里洋气得讨厌！”[17]
这个小故事非常生动地显现出一个受过现代理工技术教育的产业工人与土产于东方宗法式旧社会的农民干部之间的心理冲突。前者追求体面的生活品质，注重个性，讲求民主，尊重自由，乐于接受科学和理性，表现着20世纪产业工人的优良阶级性；后者粗俗，土鳖气，不乏蒙昧盲目、落后而自卑，却又专断自大，好摆资历，典型的山旮旯小农作风。
而产业工人与延安干部阶层之间的冲突——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工人曾经争取维护自身利益与工厂民主、反对官僚化，曾经发展为集体行动。王实味领导的知识分子民主斗争虽然与工人的反官僚斗争没有任何自觉联系，但是并列来看，却显示出另一个真实的历史景象，一场后世鲜为人知的阶级斗争。
鲜为人知的革命民主斗争：
延安工厂工人的斗争与党内知识分子的斗争
如果说1930年代初中共已经官僚化，则1942年官僚及其“积极分子”们得势的延安整风运动，才成为官僚集团作为一个自觉社会阶层的成熟、从而全面垄断根据地权力的里程碑。1942年发生在边区首府延安的两场革命民主斗争，遭到了历史性的惨败、并且被代替以更具有中国特色精神奴役性的官僚专制制度。
在当时延安，左翼知识分子领导农民构成着根据地政权的核心。当时边区政府90%的区、乡级干部是当地土改斗争出身的农民积极分子，绝大多数县级干部系农民出身，边区一级干部70%以上是1937年抗战后陆续加入的青年知识分子[18]。1941年底边区政府、党、自卫队和各种群众组织干部有7900人，经济困难下中共发动的精兵简政运动虽然大大改变了行政结构（大大加强了基层和分级管理机构），却并没有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吃公粮的干部反而增加到8200人[19]。1942-43年140万边区人口中，公营工厂的工人阶级数量（4000余人）却只有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干部阶层数量的一半，但产业工人队伍劳苦功高，实现了军需公用布疋、纸张、肥皂需要量70%的供应、印刷、被服、鞋和其他大量生活日用品的自给，医药、煤、瓷器等也能满足大半需要，对于根据地经济生活和八路军前线战斗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20]
1、延安工厂工人的革命民主斗争[21]
1937-42年延安工人有两种社会成分：公营工厂的产业技术工人与游民无产者性质的手工业临时工。前者生活体面，是边区百姓中生活最优越的阶层，政治觉悟很高，也有相当好的集体纪律性和组织性；后者多有偷奸耍滑之辈，只认金钱，不讲信义。工人中的不良阶级成分，使得农民出身军政干部更加理直气壮地经常反对工人，这些上位的农民甚至粗暴野蛮地打压工人，激起工人群众的普遍不满。1938年工人张铁生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1938年10月，职工大队三队学员张铁生，原来是个铁路工人，平时纪律性不强。一天轮到他帮助炊事班挑水，又迟到了，队长让他出列并对其加以训斥，并声言要开除。张回敬：“你像国民党的官一样地欺压工人，你要和我过不去，我就要揍你！”本来革命党人应该有方法地批评、纠正工人的不良行为，可是农民出身的队长却竟然粗暴地下令把他捆起来送交大队部。而大队部马上将其开除，甚至解送出延安。此事在职工大队引起轩然大波，百余名工人学员聚集在俱乐部里，情绪激烈，议论纷纷，晚饭也不吃了，相当于工人集会罢餐。后来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朱宝庭将这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当即电话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要求马上派人找回张铁生。十几天后，张被找了回来。稍后，作为对策，毛指示抗大职工大队一分为三：年轻力壮的到中央警卫团工作，另成立工人学校，小部分留抗大学习。这样只是暂缓了抗战队伍里农民干部与产业工人的直接矛盾冲突。
根据1938年4月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工会会员统计表上，总共2.24万名会员中，农村雇工占65%，店员手工业者占28%，工厂工人只占到7%（按此比例，工厂里的有组织工人是1568人，店员手工者6272人，农村雇工14560人）。在1942年以前，共产党组织的工会还能够一定程度地代表工人利益，甚至介入一些集体劳资斗争、帮助工人取得胜利[22]。但是随着经济困难的加深，1942年5月边区工人运动情况发生了重要转变。
1942年5月5—9日边区总工会召开的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史称“五五会议”），“讨论工人教育工作和工会整风问题”，修订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这成为一个关键的冲突导火索。这次会议决定，使工人每天工时从8小时延长到10小时，减少休假，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完全实行计件工资，工资标准决定权由工会转到工厂行政部门手中。这个新合同准则在会上就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通过，还有工人出身的工会代表当场提出反对和抗议。此前，虽有部分工人为支援抗战，自发加班减薪，但领导层现在要把部分工人自觉的做法和良好的倡议转变为整体的政策，引起工人的不满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说为了抗战和克服经济困难，大家都勒紧裤袋是情有可援的，但问题出在边区政权决策层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执行，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命令式的工作作风辅以军法伺候的严厉手段，更激发了工人的不满与愤怒。
五五会议后，首先是中央印刷厂工人、厂工会组织部部长孙铁林代表工会主席回厂向工人传达会议精神时，公开表达不满，抗议厂工会在工人利益问题上的妥协退让，指责工会是厂方的走狗和附庸。在遭到厂长的反对后，他就衣服、鞋子、伙食、病号待遇等具体问题，代表工人要求厂方兑现合同。接着是光华印刷厂工会反对工厂和总工会，该厂两届工会主席任路明、江淋代表厂工会抵制执行新的劳动合同，在工人中鼓动说，这样的新规定是工厂对工人的剥削，要求工厂提高工人的伙食待遇，导致该厂大半年生产数量大减（应该是发生了罢工运动）。再之后是边区农具厂狄德建事件。狄出身普通工人，熟悉手榴弹制造，凭着工作勤奋，为人坦率耿直，当选为该厂工会主任。6月16日该厂行政部门与工会讨论执行新合同准则时，狄德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改善工人生活，而是剥削工人劳动。会议难以进行，他退出会场，以工会名义召开工人大会，将问题公布于众。工人们群情激愤，张贴标语：“狄建德代表工人利益”，“打倒溜尻子的”，指责上级主管部门留守兵团欺骗工人，答应条件不兑现，要求毛主席、朱总司令出来作解释。此外，还有难民工厂工人走出厂区，包围延安市政府，要求与市长直接对话；边区机器厂工人围攻区政府；新华化学厂工人与进厂平复工潮的警察发生冲突，捆绑警察；边区被服厂工人辱骂警察，等等。
面对1942年夏的工厂罢工运动，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它们对后来中国工人运动乃至1949年以后整个官僚社会主义时期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包括文革时期毛党官僚集团对工人抗争的操纵手法）都是非常“经典”的先例：
（1）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找拥护官僚集团的积极分子，鼓励积极分子站出来揭发工人抗争代表，以此团结大多数工人群众，孤立少数敢于反抗的工人，各个击破。这正是毛党“运动群众”的滥觞。
（2）依靠共产党革命的政治权威（其背后是共产国际这面世界工人阶级最高旗帜），结合整风运动提供的新的政治标准、斗争旗号和敌我界线，对于揭发出来的工人领袖重新命名，谁不执行五五会议精神，谁不服从中共官僚集团，谁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坏人，而且是特务、汉奸、反革命分子，予以严厉打压。
振华纸厂官僚把领导罢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开除工会会籍，开除出厂。光华印刷厂现任工会主席江淋，被撤销主席职务。边区农具厂工会主席狄建德被孤立后，由留守兵团司令部下达命令，将其交由军法处处办。
（3）继之以对产业工人进行中国特色的奴化教育改造，依靠农民出身工人，扼杀工人的阶级斗争觉悟、培养对党官僚感恩戴德的精神，效仿苏联官僚集团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一种通过加强工人之间恶性竞争、分化瓦解阶级队伍的生产竞争[23]），重新塑造赵占魁式的甘为党国做牛做马的“劳动英雄”。
这一系列斗争的结果，除了增加了一大批积极自觉勒紧裤腰带为中共献身卖命的基层老黄牛之外，工厂也转向了官僚集权的一元化领导。1936年苏区工厂里由厂长、工会委员长和党支部书记组成的工厂管理三人团模式，到1942年整风运动后转变为一元化领导，有趣的是1943年边区政府直属工厂厂长联席会议上出来宣布加强政府和厂长一元化管理的人，正是1942年挫败了知识分子革命民主斗争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的洛甫（张闻天）。而为工人代言的工会组织，正是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成了工厂官僚组织的无关紧要的附属辅助机构，成了麻痹窒息工人抗争、驱使工人做牛做马的组织。在1949-56年之后工会的花瓶摆设作用从延安进一步扩大到全国。
不久后，工厂里不受任何约束限制的行政权力的泛滥，与腐化倾向也大为发展起来。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不久，就出现纬华毛厂工人从厂长办公室走出很少不哭鼻子的现象。交通工厂（纺织）“有一个时期，工人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饿饭、打骂、斗争、禁闭、开除，上行下效，甚至生产管理员也可打骂工人”，与今天大资本家郭台铭的血汗工厂富士康有得一比。日常生活中，对于职工食堂伙食、病员待遇、社会保险等问题，厂方都可以困难为由而推诿或拒绝[24]。1944年边区工厂工人代表大会文件则透露了工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于发展边区工业已是很大的障碍，却不再提到工会，更强调无私奉献的劳动英雄运动了[25]。整风运动中，中共官僚集团的杰出走狗周扬反倒大言不惭地宣称：“在边区，一个农民出身的厂长，没有文化上必要的程度，又没有受过工厂管理的训练，然而他竟能管理数百工人，还和技术知识分子周旋得很好，他把工厂办下去了，产量且不断地增加。这种事实除了苏联，是全世界都罕见的。”（而且这段话竟出现在恶毒辱骂王实味的一个又臭又长的文章[26]）
2、延安党内知识分子的革命民主斗争[27]
就在1942年夏季工潮的同时，乃至更早几个月时，延安一些党内知识分子首先开始了一场鲜明地争取民主的集体斗争。1942年3月18日，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这次大会成为党内民主斗争的先锋契机。
在大会上，罗迈（即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后来玩弄中共拿手好戏“统一战线”而闻名于世的李维汉）指示的“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遭反对，王实味提出全部检委（整风运动检查委员会）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罗迈发言后声称感冒头痛退席，之后遭到了大家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争论。最后集体表决，王实味提出的激进方案即全部检委民选有84人赞成，占总数四分之三，同意院务会议决定者只有28人，占总数四分之一。结果全部由群众选举，产生了21名检委。第二，关于墙报文章的署名，王实味也针锋相对地提出可以匿名，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当时中央研究院共有112名成员，知识分子和青年都占到4/5，表现出现代无产阶级先锋应有的民主意识。
1942年3月23日，该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墙报《矢与的》创刊。范文澜在发刊词中主张“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甚至夸张地宣称“彻底民主”，“绝对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王实味的文章则要理智得多）。最初，王实味并没有孤身反抗官僚化，他作为这一批民主支持者的先锋者出来讲话，但是他没有看到他面临的不只是罗迈一人的反对，而是等同于中共领导阶层的整整一个官僚特权集团，在幕后点名批斗王实味的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党们。此时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范文澜也完全没有料到，他后来为这个“极端民主化”选举作了多次检讨。
其实，1942年以前，中共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文艺战线仍保持着一定的批评自由和思想自由。我们从1941-42年众多左翼知识分子的公开文章可以看出：萧军《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迹！》（1941.10.）；丁玲《我们需要杂文》（1941.10.），在《医院中时》（1941.11.）；马加《间隔》（1941.12.）；雷加《沙湄》（1942.1.）；华君武、张谔、蔡若虹《讽刺画展的“作者自白”》（1942.2.）；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3.）；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942.3.）；罗烽《还是杂文时代》（1942.3.）；萧军《论“终身大事”》（1942.3.）；草明《希特勒的自画像》（1942.3.）；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1942.4.）、《续论“终身大事”》（1942.5.）、《杂文还废不得说》（1942.5.）[28]。提出比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我们底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底灵魂”更系统，更激烈观点的还有：“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始终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力：他们曾创造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迹印。”“无论是过去的历史或者目前的现实却都清清楚楚的[地]告诉了我们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是什么‘不足道’的‘孱儿’，而是值得特别称道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上述大多数知识分子观点当然大有可讨论之处，但在1942年5月毛泽东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不但被严厉批判，而且文艺工作都被要求服从党的革命任务（这种官僚主义文艺政策决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政策[29]）。
王实味之所以成为官僚怒火的众矢之的，决不是今天某些中共官方知识分子认为的王实味性格特别倔强或“古怪”，更因为他集中代表了经过五四文化和民主运动洗礼的进步一代，特别具有现代个性和傲骨、与革命者的年青朝气（王实味、乃至后来的胡风的文艺观点与鲁迅并无本质不同，故有人认为，鲁迅之所以有幸被中共官僚集团追捧为大文豪，是因为他并没有活到中共政权下，他1936年就死了），他不仅仅主张文艺自由，而且更义无返顾地推动整风运动民主化、尖锐批评官僚特权和不平等现象，尤其在1942年春季的中央研究院大会和“延安墙报运动”中首当其冲。正因王实味在革命民主斗争中特别突出，因而遭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官僚集团的强烈仇视。
【王凡西把1942年延安墙报《矢与的》运动与1979年北京天安门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相提并论，认为前后一致，相互呼应[30]。其实，延安的墙报民主方式在1942年以前一直流行着，据李维汉回忆，当时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一些年轻人办的文化沟《轻骑队》墙报也有所谓“极端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他还透露了曾经延安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过去做到了鼓励大家在墙报上进行批评、辩论，说错了不加抑制，这是好的”[31]】
王实味虽然后来被官僚集团干部们孤立起来，但是开始时得到了大多数基层党员的支持，开始遭到批判时他们还十分困惑不解，完全不知一个已经严重蜕化的革命运动官僚层的存在，更不知上峰的阳谋葫芦里卖着什么药[32]。那么王实味是怎么一步步被孤立起来，党内知识分子又是怎么被官僚们成功地“改造”约束起来的呢？这一点在本专题众多文献里都有详细表述和概论。以下是我的概述——这正是后来中共官僚集团“运动群众”、伪“大民主”的一系列经典手法：
（1）分化瓦解要求民主平等的著名知识分子，对一部分（如丁玲）施以宽待，令其充当反民主的马前卒现身说法。以批斗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名义，共产党官僚集团实则极尽煽动知识分子的小资狂热性（请看看诗人艾青、历史学家范文澜等在王实味案中的卑鄙丑陋表演！[33]历史必须深深地记住他们，必须把他们还原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耻辱柱上。）
（2）官僚集团召集中央研究院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内部开会（4月7日），从干部层开始统一政治共识。由内而外，层层扩大攻势。
（3）反复密集派遣众多干部党员找王实味等谈话，分别对待，密集轮番攻心，缩小打压面，劝令与官僚作对者妥协退让。美名其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过程除了劝其妥协、设法调和的中庸官僚精神，没有任何实质原则。如果要讲所谓“革命政治道理”，那就太天真了。）
（4）根据力量对比与时机，召开不同层次的小组会议、单位座谈会、群众小会大会批斗会，以民粹式的“群众大民主”压制不同意见，使思想独裁合法化。这可谓最有特色的一招。
（5）在思想政治斗争中，官僚方面以双重标准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操控群体心理：领导干部带头自我批评感化党员，既给自己下台阶、又暗示宽容他人赶紧检讨退让，利用着大多数人的心理弱点“统一思想”（这种功能与基督教里罪人对神父的忏悔非常类似）；另一方面，对不服从“统一思想”者，精心地利用着众多精神投降者（丁玲是很典型的之一）的自我脱罪心理、转而集中批判持不同意见者，对后者表现过的错误或不足采取穷追猛打，极尽上纲上线。
这种中国特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一再屡试不爽，成为“毛主义”的一大经典法宝。它是一种极权政治的集体心理学控制手法。（王实味案主犯之一李维汉在其回忆录里就非常精妙地指出：这种自我批评正是一种领导方式[34]）
（6）把压制这场革命民主斗争纳入整个运动全盘计划，以学习贯彻所谓“二十二个文件”为核心、配合“学习领会”一系列文件决议和讲话，开始突出强调党的文件决议的精神权威，统一全党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强调党的文件、历史、荣誉的过程中，官僚开始有规模地形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集团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政治自觉的本位意识。这些追求思想完全统一、不容根本异议的政治学习，后来更成了众所周知的党官僚例行公事——其秘密就在于靠这种反复洗脑，不断加强官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7）官僚集团通过或明或暗的示意发展积极分子——即善于揣摩领导心思、会意迎合权势者的党棍文棍走卒小人投机者，形成一个庞大而精妙的攻守同盟：
党棍负责做文章发挥，小资文痞负责煽情，高干负责说尽好话，小人负责做尽坏事，另一部分人负责沉默或鼓掌，伟大领袖和主席们负责点名、幕后指示和事后打圆场。必须及时强调：正是现代无产阶级民主与思想自由的缺席，使得这种中国人熟知的经典江湖谋略得以大行其道，它是资本主义以前“中华民族的”典型精神垃圾。
这个官僚集团为核心的攻守同盟控制着群体氛围，大耍阴谋诡计，罗织政治罪名，冲锋陷阵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整个棋局最关键的部分。
（8）含沙射影，吹毛求疵，上纲上线，追根溯源挖祖坟式连篇累牍论证，杜撰“×××N人反党集团”，亦步亦趋忠实继承斯大林主义整人手法。
（9）把最终不服从者排挤出局——当时边区已形成了后来官僚社会主义的公家人体制：个人如果得不到组织安排、被集体排斥，无论谋生社交都寸步难行。
（1947年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下，王实味被残忍地砍死，扔进枯井。据说毛泽东1962年曾提到王实味“不该杀”[35]，可是毛及其追随者们却无视：这种极权社会方式的孤立，加之让人彻底丧失人格尊严的精神侮辱和思想压迫，使被迫害者比死还难受。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类似整人运动里，许多人都选择了自杀。）
毫无疑问，这些早在1942年尖锐斗争中形成的一系列“延安经验”，后来又在1950年代各式“运动群众”、1960年代“四清”和“文革”中“发扬光大”，成为压制真正无产阶级民主、在动态中维护官僚特权利益的毛主义共产党法宝。这些的确是中国特色斯大林主义的独创，是斯大林集团的爪牙们也不曾发展得如此炉火纯青的，表现得如此下作和卑劣无耻。有组织的官僚集团对党员群众又拉又打，精心谋划布局、不惜用最险恶的政治谋略，几个月内击溃了并无任何政治斗争准备、只急切地想一心救党的王实味——他开始时还代表一批共产党员的民主要求，而后被孤立得只有一两个党员敢公开同情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党内知识分子发起的革命民主斗争初期（从1942年3月18日直到5月10日《矢与的》出到第七期时），革命民主派还占优势舆论时，官僚方面不但大多数时候保持了狡猾的沉默观望，而且在斗争不利的情况下还极为狡诈地迎合革命民主派的言论（见李维汉后来的供词[36]）。而当革命民主派遭到被“运动”起来的“群众”猛烈攻击时，惟有王实味表现出一种真诚的忏悔和恳切的希望，他根本没有认识到一群奸猾特权者和卑劣小人在主导着这场丑恶的大戏（见当时中央研究院党委宣传干事温济泽对6月4日第一次“群众批斗”王实味的日记[37]）。另据史料记载，在此之前，善良热情的温济泽“跑到王实味的窑洞里叙谈起来：‘你千里迢迢跑到延安，肯定不是为自己。不过以后言语行动要注意立场、方法。你想想，今天哪里能那么平等？’王实味瘦弱，却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听这么一说，竟拉着这位温雅的小伙子的手，哭了起来，说：‘我认错，但我对党确实出于好心……’”[38]
王实味为首的民主革命斗争表明中共党内最后出现了一批企图克服官僚化倾向、企图挽救共产党的健康力量，但他们既没有认识到官僚集团的形成并且早已占据了领导层，更没有从阶级斗争的立场，采取一个革命党内部反对派的形式对官僚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一群无组织无纲领的党员，抱着天真的理想主义热情，企图向表面上的官僚主义现象、实质却是有组织的有自觉意志的官僚特权阶层进攻，这是无法成功的。但无论这最后的革命民主派有多少缺点不足，历史都无权苛责他们，因为他们在不可能扭转的斗争中，却义无返顾地耗尽了他们最大的心血和热量，乃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该、且必须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必须永远记住当年延安共产党员与工人阶级进行过的革命民主斗争，及其异常痛苦的、深刻的教训。
关于1942年延安革命民主斗争：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托洛茨基的惊人预见
就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十年以前，1932年9月22日，此时因反对苏联官僚集团失败、被迫流亡地中海一个小岛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托洛茨基，针对中共红军和工人阶级关系问题，高度重视地给中国托派写下了一封信。可是在当时和后来很长时间，这封信被不少人认为不那么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有教条主义嫌疑，因为托洛茨基竟然认为农民武装与无产阶级之间会发生严重冲突甚至是战争，而传统认为中国革命似乎从没发生过这类事。可是，介于1942年延安农民武装力量还真的与产业工人发生过激烈冲突，我们有必要回顾1932年托洛茨基这封依据俄国革命经验指示中国革命道路、有相当惊人先见之明的信（粗体系我加）：
“（当时中国的）农民运动已经创造了它自己的军队，夺取到很多的地域，并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倘然遇到更大的成功——自然我们是热望着这一种成功的——这一运动将要和城市大工业中心联系起来的，而经过这一个事实，它将和工人阶级直接接触。这个接触将是怎样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亲密的呢？……让我且说到俄罗斯的经验……（农民的）游击队在白党军队后方捣乱时，他们是帮助革命。他们中有一些表现特别的英勇与忠诚，但是在城市里，这些军队时常和工人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并且在有一些事件中造成一种可痛的尖锐的性质。……武装农民与工人之冲突，每次特殊的原因，不管是由于白军的有意挑拨或者是共产党的无谋，或者环境的不幸，但在根本上唯一的社会原因，就是阶级地位的不同与所受教育之差别。
“我们知道一个农民也能够把自己提高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有更多的农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之精神中教育着，生长着，但这需要时间，要十年甚至数十年。当我们研究革命的内在阶段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农民之个人主义的冲突时常非常尖锐。
“中国的情形怎样呢？在红军中的共产党领袖之间，无疑地仍有许多失掉阶级性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他们都没有经过无产阶级斗争的严格训练，他们在二三年来的过程中，是过着游击队指挥与委员的生活，他们从事战争，攻城略地等。他们吸收着环绕他们的环境里的精神：同时红军中共产党的积极份子，无疑地是包含着农民，他们完全诚实地认自己为共产党员，但他们在实质上仍是些革命的穷人与革命的小有产者。谁照着名称与标准而不根据社会的事实来判断政治，没有不失败的。尤其当事情牵涉到手中有武器的政治的时候，这种判断，更是重要。真正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四年间，是被压迫的与不定型的状态之下，只不过到最近才显示出复活的信号。共产党坚固地依靠在城市无产阶级的精华上，努力经过工人去领导农民战争，这是一件事。而几千的革命者，或者是几万的革命者，他们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只担着这样一个名义，没有严格的从无产阶级那里来的拥护，只保持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完全是另一件事。这正是目前中国的情形，这情形正极度地增加着工人与武装农民之间冲突的危险。无论如何，资产阶级的挑拨是不会没有，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
“那末，结论是应该怎样呢？第一个结论是应该这样：我们必须大胆地公开地照着事实原来样子来看它。农民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因素，因为它是反对大地主、军阀、农奴制和高利贷的。但是在农民运动的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并且在相当阶段，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谁忘记了农民的两重性，谁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录入者注：列宁也谈过农民的政治两重性[39]。）先进的工人必须在真实的社会过程中认清‘共产主义’的名称与旗帜。
“‘红军’的动作必须给以严重的注意，……在我们自己观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极仔细地从各种报告及别的文件中，研究农民军队的过程的内部生活，和他们在占据区域所建立的制度。我们必须从活的事实中发现矛盾的阶级倾向，并清楚地向工人指出，那种倾向我们是拥护的，那种倾向我们是反对的。
“我们必须特别留心红军与当地工人的相互关系。他们之间甚至有一点小小的误解，我们都不能忽视。在某些城市与地方的组织内的冲突，即使是尖锐，表面看来似乎是无关重要的局部事件，但是在事变更向前发展时，阶级的冲突会闹到全国范围，而把革命倾覆。”[40]
这几大段话，不仅非常好地解释了本文上一节谈论的工农阶级心理冲突，而且更解释了1942年延安工人与知识分子分别进行的革命民主斗争，它们竟都提出过民主要求，并且都尖锐反击过官僚特权。
但遗憾的是，不仅这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革命民主斗争未能串联在一起，而且托洛茨基影响下的中国托派也被中共官僚集团视为阶级敌人、与共产党工农运动绝对地隔离开来，以至于中国托派当时根本不了解这些重要斗争，更谈不上实行上述后两段革命结论了（尤其见我加粗部分）。很有意思的是，反倒是中共高层方面警觉到这些运动串联起来将有致命危险，所以他们先发制人地给党内要求民主的革命者扣上托派帽子，企图栽罪陷害。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托派里能有托洛茨基这样斗争实践性极强、敏锐而灵活的革命家，并且有更好方式与中共内部的比较健康的革命民主先锋力量通气串联，是否可能实现更好的民主改良胜利，历史结果是否会“不坏”一点呢？作为历史教训，今天我们仍应反思、深思。
一个决定性的事实也许是当时工人民主力量的微弱——不论1930年代初共产党和托派在大城市里已经岌岌可危的革命工人基础（首先是被斯大林党盲动左倾冒险葬送了的），还是1940年代只有几千工人的西北边区农民根据地——正是几次革命民主斗争失败的根本性历史背景。
以“小资产阶级”大盖帽的滥觞为例：
革命社会主义需要正本清源的思想启蒙
如前所述，1941、特别是1942年以来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众多丑恶先例：打压工人民主、奴化工人的丑恶先例，钳制批评自由、压制知识分子的丑恶先例，煽动整人运动、迫害异己、大搞思想一尊和政治专制的丑恶先例，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王实味为首的进步共产党员利用墙报大字报进行革命民主斗争的光辉先例（1957年以后毛党把这个方法剽窃来、加以裁剪，当作自己的发明，即成为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其实后来文革的实践证明了这种四大自由更容易被强势集团灵活控制的，它远不及新闻报刊和出版自由权的影响面更广大，实在是官僚专制下进步民众的一种勇敢却很有限的原创）。
可幸的是，上述丑恶先例在今天以及可见的将来已不会再重演，而它光辉的斗争先例和勇气精神今天仍发生着影响。但是，延安整风更导致了另一大类丑恶先例——对大量共运概念的深刻歪曲——却依然毒害着今天中国乃至更广大范围的左翼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更阻碍着广大反抗者的进步。上述所说的“运动群众”被说成是“群众运动”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它导致了许多进步民众对“群众运动”的厌恶，包括在1980年代的民主斗争中，许多斗争者未能把握好群众运动，与这种社会心理有深刻关系）。但是我要说的精神上更深刻微妙的一个最经典例子，恐怕就是对“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疯狂歪曲滥用了。
从20世纪至今无论哪个年代，凡是中国境内的传统左翼圈子群体里，几乎无人不听过拿“小资产阶级”冠名的种种指责的，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资产阶级左翼、小资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文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小资产阶级反动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等。这些“小资产阶级话语”不但成为毛泽东那一辈中国革命者的经典批判词语，而且仍然是今天中国左翼-毛派圈子里的流行批判。但是，据今天有心人考证，中国共运中最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话语”式批评，正是延安文坛开始猛然骤增的，特别是从1942年3月批斗王实味的官僚反动风潮开始的[41]。中共官僚集团明确地把王实味的革命民主思想，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重大代表进行斗争[42]。（就是在笔者这篇文章里也多次出现了中共高干们对“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及相关的“极端民主化”的批评。）
行文至此，真诚的共产主义朋友多少已经能认识到，所谓“小资产阶级”指控往往首先成了特权者抵制青年与进步党员批评的挡箭牌，也成了压制共运内部自由的万能借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以后对“小资产阶级”的批评，还带有落后的西北农民抵制来自大城市的文明个性与现代个人主义的意味，而军政官僚及其部分小资知识分子走狗进一步煽动了这种普遍的农民心理】。
但是不止于此，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两大点：
首先，批评对方是小资产阶级什么什么性，以及如何解释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批评和指控，这是一回事；以这类“小资产阶级”指控为由施以“革命的”语言暴力、集体语言暴力、甚至采取政治措施打压不同意见，这根本是另一回事。
前者，是共产主义运动意义上的思想自由允许的，各人也应该有权利进行批评和解释的；后者，则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是极恶劣的病态的。可是这两件事情的关系在今天中国左翼运动里仍然往往是无比混乱，一些老左思维或毛派思维根深蒂固的人惯于用“小资产阶级话语”打压青年学生的批评，又有许多年轻左翼分子反倒过于敏感地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批评都当做恶劣的打压行为。
第二，我想尽量公允客观地，以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概念，以此重新审视1942年王实味案与延安整风运动。首先我并不认为“小资产阶级性”是空洞的标签，它的实际内容应该是对应着小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一种阶级意识，包括一系列互相矛盾的性质（由小资产阶级分裂的社会性决定）：一方面自由散漫、不要民主集中制，另方面又可能对极权顶礼膜拜；一方面非常强调个性以至陷入病态的个人主义，另方面又可能极端地表现出对强势力的依附性；一方面极端地迷恋形式（例如语言文字姿态等），另方面却又可能圆滑地玩弄形式。总之，可以说小资产阶级性往往是矛盾摇摆的。
【我说的“民主集中制”又是被斯毛官僚集团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概念。斯毛官僚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无民主的集中制”[43]。而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决议、少数有权保留不同意见、在政策执行之外有权自由批评解说、与多数派争取党员群众影响以改变政策。令人头痛的是，这种党内斗争中，有原则的“派别”与无原则的“宗派”也被中共官僚混为一谈了，这是必须要区分的[44]。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以后、1942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的工会运动执行着真正意义上的初步的民主集中制，1942年边区工人的革命民主斗争遭严厉打压后，这点小范围初步的工人民主也完全消失殆尽[45]】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受到小资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很大影响，但并不完全等于小资产阶级性。在近现代社会里，总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出身平民，所从属职业也多少属于劳动者阶级（例如老师、工程师、医生），当有组织工农运动出现时，这些知识分子甚至会比一般体力劳动者更容易、乃至更彻底投入到运动中（因为他们对广泛见识的思考更多，而本身又属于劳动阶级一部分）。如果我们认真看王实味的人生履历，应该承认他正属于这类知识分子，而且他青年时代（正值1925-27年大革命时期）就热烈投身共产党组织，实际上他也是1940年代延安民主斗争中最决绝、最彻底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至死都没有向官僚集团低头妥协，仍保持着共产主义者的无限忠贞与热血——的确，王实味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历史应该尊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者。
但是知识分子更多时候被小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影响着，并且许多职业知识分子本身就属于小资产阶级或其社会圈子。特别是那些比较有名望、又经常保持和重视着与其他上层名流社会关系的职业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不止是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队伍一分子，或者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很大影响。毛党狡猾就狡猾在，他们在口头文章中决不放松“小资产阶级话语”批判，用以牢牢压制热血革命者与天真的进步青年的批评自由，但在实际行动上利用着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统战”各类善于上蹿下跳的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和资产阶级政客——在1940年代延安，中共官僚集团“统战”李鼎铭为代表的一批所谓“开明绅士”，并且放手煽动着一大批货真价实的小资产阶级文人的狂热性和投机性（从“著名诗人”艾青、“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到“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中共官僚集团对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政客大开绿灯，极力“统战”，对当年延安要求民主的进步青年和革命者、以及敢于斗争的产业工人，标榜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官僚们却毫不手软。他们用政治专制与精神奴役政策“改造”着民众，即便打得天下坐拥江山，也注定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自由平等的悲惨死亡。
然而怎样克服共产主义青年学生可能带有的“小资产阶级性”？无论如何，为了抑制批评、打压排斥对方而扣帽，决不是负责任的革命者态度（而且个人认为对于青年尤其宜少用这类词，即使提出批评也应该更多为了实际解决）。批评自由恰恰是克服不良偏向的利器之一，共产主义者或相关圈子惟有加强自身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经历和观察研究、向产业工人学习并与其生活交往，最终通过与工人一道投身阶级斗争，才可能逐步克服小资产阶级性。
新的开端而非终结——历史给今人的几点启示
1、今日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寻求和紧紧依靠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斗争力量，首先依靠工人阶级中的觉悟部分，努力促成工人民主对共产主义组织的强力支持和监管，并且把思想自由与批评自由融入共运生活中。这些才是克服官僚专断倾向、推进工人革命事业的最大法宝。
2、1942年延安工人的革命民主斗争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工厂工人的罢工和游行得到了部分工会组织者的领导，显现出比较持久的力量。正由于此，正是1942年（而不是1949年）成为中共永久阉割了工会代表工人进行抗争功能的历史转折点。而在1942年之后，工人民主很少再出现过（文革和八十年代民主运动里有过一些昙花一现的工人组织，但仍缺乏持续的工人民主）。
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工人劳动者需要以工作单位组织成为工会，才能发展起群众性的民主。为此，今日中国劳动者仍有极大必要争取独立自主的工会，在工会里发展工人民主，那是工人阶级集体行动起来时的一件利器。
3、要克服毛党官僚集团整人手法的危害，首先要认清它的形式实质和对阶级事业的危害，更需要认识到靠知识分子或个人力量、一般组织乃至舆论都无法真正克服它（这些正是王实味案说明了的），——只有新一代建立于工人民主与阶级斗争、保证党员有权组织反对派的工人革命党，才能克服这种机会主义毒流。21世纪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党派自由的阶级政治。只有以反对派乃至不同的工人政党，才能制约工人政党——即应该允许不止一个的工人先锋党。换句话说，每一个工人党有权自认为是唯一的真正无产阶级先锋党，但不能用强行打压其他党派的方式标榜自己的“革命性”。
实际上强行打压、绝对敌视其他工人党派的做法，透露着打压者对本党政治不自信、对思想理论斗争心虚而缺乏信心，所以要靠强行打压才能安心，这不但不能说明其“革命性”，而且还证明其反革命的官僚专断性或小资知识分子狂热性。
4、应怎样对待革命知识分子？可以说中共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创了极其恶劣的典范：煽动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投机性和农民工的感恩戴德，打压革命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觉悟工人的民主要求；同时为了树立思想一尊，用官僚特权阶层的奴颜媚骨精神“改造”大众。
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政策，至少应该包括思想自由与批评自由，革命马克思主义只作为思想评判标准发挥引导作用，而不能用强制性标准大肆迫害异己，革命先锋党人应吸收、诚实地信任和团结最勇猛的革命知识分子捍卫革命民主，在工人运动中采取实际措施、自觉限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投机性，倡导和组织志愿的左翼知识青年经常地与工人劳动生活交往。
5、虽然大多数进步青年群众一经了解历史真相，就不难知道种种斯毛机会主义做法的危害，但是要还原一系列共运概念（如本文提到的“群众运动”“民主集中制”“小资产阶级话语”等）的本来意义，还需要不仅大量的重新学习，更需要首先结合这些历史传统进行深入批判、思想清算。
如果不这样做、或缺少这类思想文化活动的话，一则，人们对斯毛机会主义的精神破灭就更容易走向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失望，更容易陷入自由主义或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暂时消极中，而不容易走向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二则，初步开始思考革命社会主义的青年也不易很快认清问题、取得进步。因此，革命社会主义启蒙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更多青年一代和进步群众大胆解放思想，提高思想觉悟。
2011年8月23日
注释：
[1] 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出自李维汉晚年回忆录《回忆与研究》。
[2]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在线阅读版，因有版权问题，暂不放入马义文库。由于在线阅读太分散，本文笔者整理了txt文本文档，读者可向本人索取。
[3]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第一章《延安生活指数》第四节《大小灶与保健费》。
[4]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一章第三节。
[5] 转引自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P332。
[6] 1942年中直机关食堂的《饭厅规则》堪称等级森严的标准，带有军营规则的味道：
①吃饭时间：早饭8点半，下午饭4点（冬季一日两餐），以打钟为号，除特殊情形外，过时不候。
②每桌大灶8人，中灶6人，按编桌名单就餐，不得随意变动。每桌选组长一人，负责检查清点人数、留菜、分菜。
③如未打钟，任何人不得先吃。
④如桌上人未到齐，由桌长负责留菜，不得再到厨房打菜。因公外出，须事先通知灶上留饭菜。
⑤按照总务科通知的增减人数开饭，如不通知，一概拒绝开饭。
⑥如有临时客人，由单位行政负责人填写客饭证，书明灶别，饭前通知伙食管理员，否则拒绝开饭。
⑦凡编入饭桌人员，一律不准打饭。如有特殊情形，须在饭前半点钟向桌长声明。
⑧没有特殊事故，一律不准进入厨房。
⑨洗碗水倒入缸内（喂猪用），不准随意倒在地上。
⑩打菜盆子和用具放在原位，不准随意拿到别处去。（《饭厅规则》，见陈俊歧编著：《延安轶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2月版，P255-256）
[7] 《西北局保健委员会关于增加保健费的决定》（1943年9月2日），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第4卷，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印，1994年12月，P1。
[8]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
[9]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10]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六章第三节。
[11]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的第六章中间部分。
[12] 王凡西：《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第二节，1974年5月20日。
[13]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七章《恋爱中的枪声》第二节。
[14] 朱鸿召：《王实味在延安》。最早应该是李维汉晚年回忆录《回忆与研究》提到这件事。
[15] 其实1940年代初中共军中仍保持一定的民主制度，但已经大为收缩。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的一个指示：下级对上级有批评时，应允许之，不能禁止，但应采取下列方式：
1、向上级首长写信批评某负责人，某领导机关，该上级首长应作解答。为发现错误与缺点，上级首长可发动干部写信。
2、在适当会议上应允许批评，但当其批评是错误时，应立即加以解说，以免涣散军心。
3、一切不负责的小广播，会外批评，信口开河，组织集体上诉等，均应禁止，以免削弱战斗力。
——见《中央军委与总政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194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1941——1942）》，中央档案馆编，P400-P401。
[16]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二章第一节。
[17] 杨长春：《一个联络员的自述：杨长春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7、41页。
[18]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第七节，1942年12月边区政府第三次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1941——1942）》，中央档案馆编，P552。
[19] 马克·塞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来自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P238-P240。
[20] 《陕甘宁边区的工业与工人阶级成长概况》，《陕西省志·劳动志》第十三篇陕甘宁边区劳动管理第一章劳动力资源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制。在1935年，边区是没有产业工人的，现代工业和工人是伴随着红军进驻陕北发展起来的，主要服务于军工。
[21] 本小节内容严重参考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二章《工人有什么才来劲》，重新缩减或以笔者观点加工了原文。兹不另注。
[22] 《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概况》，《陕西省志·劳动志》第十三篇陕甘宁边区劳动管理第二章劳动力管理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制。
[23]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四章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第四节专门分析了斯大林官僚集团在工人阶级中发动的“斯达汉诺夫运动”。
[24] 高自立：《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奋斗》，《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8月22—25日。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第二章第五节。
[25] 参见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1944年5月25日）。
[26] 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第四节《写光明呢，还是写黑暗》。《王实味文存》P298，朱鸿召主编，1998年12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27] 本小节内容基本根据朱鸿召的《王实味在延安》，本文已上传至文库本专题。
[28] 在朱鸿召《王实味在延安》原文里，这一段文章列表被放在一个注释里，《王实味文存》P330，朱鸿召主编，1998年12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其中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3.）从妇女运动的角度也提出了对党内不平等的批评，后来丁玲被招安后屡屡自我检讨，并转而声讨王实味。
[29]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第八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专门分析了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0] 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第五节，1985年2月10日。
[31] 同[1]。
[32] 参考温济泽《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1942年。
[33] 文库将陆续上传当年延安文人在会意官僚集团用心后大肆抨击王实味的文章和讲话，这些历史文献对于理解毛党的整个手法很有帮助。
[34] 同[1] 。
[35] 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第四节，1985年2月10日。
[36] 同[1]。
[37] 同[1]。
[38] 同[14]。
[39] 参考列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1月7日。
[40] 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1932年9月22日。
[41] 参考今日知识分子文章：吴敏：《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510631。
[42] 见[1]，李维汉的供述。其实当时的大量批斗王实味的“运动”更有恃无恐地直接指斥王实味思想是所谓“小资产阶级××性、小资产阶级××主义”的表现。
[43] 见[1]，李维汉在其供述中比较准确地表达了斯大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观点（但他愚蠢可笑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并且他透露了当时就民主集中制问题发生过许多有趣的深入争论，这些争论的问题提法中的确表现出绝对民主倾向。但王实味要求革命民主的观点，无论如何算不上“绝对民主派”。这是中共官僚专制为了打压一切民主倾向，完全捏造的一大罪名。
[44] 参见[1]，李维汉的供述第三节第四小节《深入阶段》，李说道：“在墙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一种很坏的观点，即是把原则争论丑化成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观点。必须注意纠正这种观点”。在这段话里，“宗派的斗争”与“派别斗争”都被理解为无原则的斗争，完全混为一谈。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里，宗派的准确含义就是无原则的小集团，而派别、政治派别是有一定的政治主张和原则的。使李维汉犯这种“错误”的并不是因为他“无知”，而是因为官僚集团反对一切派别，所以把派别斗争说成是宗派斗争、一切异己派别一律找借口打压。
[45] 参见《陕甘宁边区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章程》与《陕甘宁边区农业工人工会（雇农工会）章程》，1938年4月制定。另外，如果对比工厂工人与农业工人（其实就是受雇的农民）的工会章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前者的工会制度更讲究、更严格，而后者是要强制农民加入工会（可见当时农民普遍并不喜欢工会，实际生活中一家一户生产的他们也不需要什么工会），也更粗糙些。所以事实再次说明了在维护民主方面，工人劳动者比农民小私产者更有效得多。
关于民主与民主集中制，另参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收录的《早期苏维埃的自由》。又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相关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