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王实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狱的被害人，本文作者以王实味老同学、老同志与老朋友的资格，为王实味作历史见证。

　　「正在这个时候，徐志摩在编一译文丛书。王实味与徐志摩原不相识，不知是谁介绍，又彷佛是他自荐的，总之，他跟徐志摩约好了会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准时来到了徐志摩的家，也记不得为甚么，徐志摩竟爽了约。第二天，王实味再去拜访，这回却早了一点，他不知道徐志摩起身晏。一进门，娘姨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等一下。王实味无名火起三千丈，掉头就走。回得家来，结结实实写了一封信，将这位『大少爷』骂了个狗血喷头。徐志摩接读来信，自知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的地方去，着实道了歉。最后总算讲好了，请王实味『帮忙』，翻译哈代的《土人还乡》。」

　　「……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审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件，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那就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见1969年原文复刊《毛泽东思想万岁》第421页）

　　「青年之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了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到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中，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的本质。」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一切应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面对上面感觉到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情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在文艺思想上，王实味割裂了文艺工作与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鼓吹文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暴露黑暗』。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王实味把艺术家同政治家对立起来，要艺术家去『揭露』政治家心灵的『黑暗』。王实味要一切文艺工作者把文艺作为『揭露』我们自己『弱点』的手段，他说：『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文章的最后，王实味向艺术家发出号召：『谨以真挚的赤忱和热望，敬向艺术家同志们发出一个微弱的呼声：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

　　「《矢与的》（按：这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墙报──西）正式出版于（1942年）3月23日。在墙报的发刋词中说，『以民主之矢，射歪风之的』，并提出墙报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又说，『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前碰出血来』。在这种宗旨之下，墙报上除了连续发表了王实味的文章以外，还有不少鼓吹极端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矢与的》墙报出版以后，看墙报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墙报贴在布上挂延安南门外，看墙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当时，王震去看过《矢与的》墙报，对墙报上的文章表示很不满意。毛泽东在一个晚上去看了《矢与的》墙报，毛泽东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加重号并非原有──西）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大会，动员整风并检查工作。副院长范文澜向全体同志作了关于整顿三风和检查本院工作的动员报告。会上，就成立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人选和出版墙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关于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人选问题，院务委员会的决定是各研究室主任以上的领导同志为当然委员……同时，在群众中推选一部分同志，共同组成。但王实味率先提出，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必须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各研究室主任，即使是院长，同样必须经过选举才能成为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才有领导整风检查工作的资格。于是，赞成院务委员会的决定和赞成王实味意见的同志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结果，赞成王实味意见的占多数。最后决定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成员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并进行了选举。在出版墙报问题上，……王实味则提议，为了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权利，墙报上的文章可以不署真名或用匿名。一部分人反对王实味的提议，认为整风检查工作是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帮助院领导检查工作，光明正大，不应匿名。同样，这个问题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认为可以匿名的也占了上风。于是，一些同志高唱，这是『民主』的胜利。」（加重号并非原有──西）

　　文章作者「查阅了一些历史材料，同时走访了部分曾经接触或受理过王实味问题的老同志，了解了他们当时的认识，以及现在对于王实味问题的基本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对王实味的思想批判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必要的。王实味有严重的错误，不仅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包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错误，而且也有托派思想」。

　　「二、『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应给予平反。事实上，除王实味外，其余四人（成全、王里、潘芳与宗铮）已于1982年2月2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决定，正式给予平反，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并恢复名誉──虽然这四个人早已『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了。」

　　「三、王实味到底是不是托派分子？多数同志认为，有关部门应该进行重新审查，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也应该给予平反。」

　　「四、枪杀王实味是不对的。许多老同志认为，即使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不应该枪杀。」

　　「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就作家论，王实味却是有才气的。他的文字漂亮，口语写得生动。和张天翼是同学，二人感情好，竟致写的东西有时可以混淆。」

　　「只因他生活窘，每月的柴米油盐等着他笔头上写下，所以大多时间，不得不花费在译作上。……」

　　「王实味不是持才傲物的人，尤其不会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说毛病，也许是暴躁一点，太易激动。一不合意，他便会脸色变青。对朋友，不分新旧，他一样会在性使气。胡风跟他，一度曾经是同班同学，胡风也是出名的拗性子，可是相形之下，这位曾被鲁迅先生称为不懂世故的批评家，竟可说是颇为圆通的。」

　　「在普通朋友中，王实味这种性格最多是吃不开；和相处久了，很多人还会了解他，喜欢他，因为他实在是真实得可爱。因此王实味的朋友虽然不多，所往来的却都说得上是性气之交。可是在较大的圈子中，在政党的同志中，王实味的脾气就难于叫人谅解了。」

　　「他加入中共很早，约在1927年春天，他之入党，与其说是由于思想，毋宁说是由于感情。对于他，任何种类的压迫都是难于容忍的。举凡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内既成的与陈旧的东西，他几乎都反对。说得抽象些，大概他的血液里天赋有反叛的气质，正是这个气质，使他走进了一个站在最左边的革命党。不是马克思主义使他成为共产党员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他不但读过，而且还译过一些书，可是始终不能算已精通，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曾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不管他读过多少本历史唯物论的著作，他却牢牢地保持着一个见解，那就是『人性改革论』。根据历史唯物论，社会制度改变，人性才会跟着逐渐地改变；根据王实味的见解，若不同时（或者首先）改革人性，则社会制度也终于改不好的。至于如何改变，则他就想到教育、艺术、甚至道德说教方面。」

　　「为了这个『人性』，王实味和的朋友不知面红耳赤地吵过多少嘴。吵多了，后来朋友们多半当他说疯话，或者和和他的调，随他去。可是在纪律严明、思想划一的政党里，这可闯下大祸了。这回在《野百合花》案中，『人性论』构成了王实味的诸大罪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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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命题，跑进文学家艺术家的头脑中去时，多半要改变面貌的。文艺家仿佛有一种特权，他们可以，而且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这些思想。在严格的社会科学家的眼中，这些方式或者可笑，或者荒诞，或者幼稚。但若抛开那些可笑、荒诞与幼稚的思想方式，直接与百分之百地，依照社会科学的方式来从事文学或艺术的创造活动，结果一定不行，他们的努力一定失败。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一些真正高明的革命导师们，不会把思想尺度与艺术尺度混为一谈。他们对于某些文学家或艺术家的偏差见解，常能采取宽容态度。当年马克思对于海涅与佛拉烈格拉脱，列宁对于高尔基，以及高尔基本人之对于诗人布罗克，便都是这样的。」

　　「王实味的『人性论』，乃至他的『自由主义』，如果与布罗克的『人文主义』及其『反教化主义』相比较，倒是正常得多的。布罗克的思想，有好些地方简直是标准的疯话。可是这些疯话并不曾构成过甚么『案件』。」

　　「把政策性拿来作为一切文艺活动的标准且视对此标准的违背为一种刑事案件，这在苏联是斯大林独揽大权以后才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