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们在分析国家的时候，已经试图考察了苏维埃制度。我们在分析货币的时候，也可以进行一次类似的考察。国家和货币这两个问题有若干共同点，因为二者归根到底都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中的问题：劳动生产率。国家的强制性，正如货币的强制性一样，也是阶级社会的遗产。阶级社会除了用偶像——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便无法规定人与人的关系，而且首先是派定一切偶像当中最令人不安的用牙咬着大刀的偶像即国家来维护这种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货币都将消失。因此在社会主义之下，这两种东西便应当开始逐步消亡。在国家转变为半国家状态的时候，在货币开始失去其魔力的时候，只有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真正胜利。这一点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摆脱资本主义的偶像以后，开始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明朗、自由和有价值的关系。像“废除”货币、“废除”工资或者“消灭”国家和家庭等这样具有无政府主义特点的要求，只不过是机械论思想的典型表现。货币是不能专横地予以“废除”的，国家和旧家庭也是不能专横地加以“消灭”的。这些东西必须让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耗尽自己的力量，然后消逝。只有在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已经使我们双足动物对于多进行一分钟劳动不再采取吝啬态度、对于我们的配给量不再有可耻的担忧心理的时候，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对于金钱的崇拜才会遭到致命的打击。货币失去了使人幸福也使人遭到摧残的能力以后，就会变成纯粹记账用的收据，用来使统计工作者感到方便，达到计划的目的。在还很遥远的未来，也许就不需要这种收据了。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交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因为他们会比我们聪明得多。
生产资料和信贷的国有化，国内贸易的合作化或由国家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农业的集体化，以及对于遗产制订的法律——所有这些都严格地限制个人积累货币，防止货币变成私人资本（在高利贷方面、商业方面和工业方面）。然而，货币的这些职能，虽然同剥削有联系，在无产阶级革命初期却没有取消，反而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转到国家手中，即转到唯一的商人、信贷者和工业家手中。与此同时，货币的更为基本的职能，例如作为价值的尺度、交换的手段和支付的媒介，不仅保留下来，而且拥有的活动范围比在资本主义之下还要广阔。
政府的计划已经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它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一个想象中的经济计划——特别是在一个拥有一亿七千万人口、城乡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的落后国家中——并不是一种不变的福音，而是一种概括的假定，它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必须加以检验和修改。我们的确可以定出这样一条法则：行政的任务完成得越“准确”，经济的领导就越糟。为了制订和实施计划，有两个杠杆是必需的：一个是政治杠杆，其形式为有关的群众真正参加领导，这一点如果没有苏维埃民主，那是不可想象的；另一个是财政杠杆，其形式为在唯一等价物的帮助下真正检验想象中的估计，这一点如果没有稳定的货币制度，那也是不可想象的。
货币在苏维埃经济中的作用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它还有长期发展的前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整个说来，并不意味着削减贸易，恰恰相反，还会大大地扩大。一切工业部门都会改造自己并且发展下去。新的工业部门会继续不断地产生，而所有的部门必然要规定彼此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数量上或者是质量上，都必须这样。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的消灭，以及闭关自守的家庭生活的消失，意味着以前在农民院子里或者在私人住房里消耗掉的劳动力转移到社会交换领域，实际上也就是转移到货币流通的领域。所有的产品和劳务，这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彼此交换。
另一方面，如果计划制度中不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个人利益，即他们的自我利益，那末，要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而自我利益，只有在传统的可靠而有伸缩性的工具即货币能为它服务的时候，才是有成果的。如果没有一种准确的尺度在一切工业部门普遍运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货币单位，那末，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是根本不会成功的。因此，很明显，在过渡经济中，也正像在资本主义之下一样，唯一可靠的货币是以黄金为基础。所有其他的货币只不过是代替品。固然苏维埃国家的手中掌握着大批商品，同时还掌握着印制货币的机器。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情况。政府在商品价格领域所进行的操纵，无论是对国内贸易或是就对外贸易来说，都根本没有建立或者改换一种稳定的货币单位。苏联的货币制度，正像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取消了独立的基础以后——即不再以黄金为基础以后，就必然具有一种闭关自守的性质。对世界市场来说，卢布是不存在的。如果说苏联能够比德国或者意大利更顺利地经受得住这种货币制度的反面影响，那末，这只是部分地由于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垄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国家的自然财富。只是由于这一点，苏联才没有被自给自足的经济扼死。然而，历史任务并不仅仅在于避免扼死，而是要建立一种完全合理的强有力的经济，它可以同世界市场上的最高成就媲美，它保证最大限度地节约时间，因而也保证文化呈现最繁荣的景象。
富有生气的苏联经济，正在经历连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和大规模实验，它比任何其他经济更需要用一种稳定的价值尺度来继续进行试验。从理论上说，毫无疑问，如果苏联经济拥有金卢布，那末，五年计划的结果就会比现在的情况有利得多。当然，不能“无中生有”[1]。但是，也绝不能把不得已的事装成自愿做的事，因为那样做，在经济方面就会造成更多的错误和损失。
苏联通货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经济上有困难、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历史，而且是一部官僚主义思想左右摇摆的历史。
由于改行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卢布恢复了。这种恢复同“资产阶级权利法规”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恢复起来是直接有联系的。只要对富裕农民的方针继续执行下去，金卢布就是政府所关心的对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相反地，所有膨胀的水闸都开放了。通货的总发行额，从一九二五年初的七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八年初的十七亿卢布，这还是比较适中的数字，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大战前沙俄的纸币流通额——但是，当然没有以前的准备金作为基础了。此后，通货膨胀的曲线年年上升，其高涨的数字顺序如下：从二十亿到二十八亿，到四十三亿，到五十五亿，然后是八十四亿！最后的数字八十四亿卢布是在一九三三年初达到的。在这以后，来了一个重新考虑和退却的时期：从六十九亿到七十七亿，到七十九亿（一九三五年）。一九二四年按照官定汇兑价格，一个卢布等于十三个法郎，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个卢布已经下跌到只等于三个法郎——这就是说，还不到原来价值的四分之一，或者几乎等于法国法郎由于战争而贬值的程度。两种比价，老的和新的，都是以一定的情况为条件的；目前一个卢布按照世界价格所具有的购买力，还抵不上一个半法郎。虽然如此，贬值的程度表明，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苏联通货的价值是以怎样一种令人头昏眼花的速度下跌着。
斯大林在全力推行他的经济冒险主义的时候，曾经答应要把新经济政策——即市场关系——“送到阴间去”。所有的报刊，就像一九一八年一样，都纷纷写道，“直接的社会主义分配”将最后代替商人的贩卖，这一点的表面征象就是实行粮食券。与此同时，通货膨胀遭到了坚决的拒绝，把它当作一种与苏维埃制度不兼容的现象。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说道，“苏联通货价格的稳定性，主要是由这样一点来保证的，即国家手里掌握着大量商品，以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尽管这种谜样的话既没有进一步发挥，也没有进一步说明（一部分的确因为如此），这一段话已经变成苏联货币理论的基本法则——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变成这种理论所排斥的通货膨胀的基本法则。此后，金卢布即被证明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等价物，而只不过是“大”量商品的普遍阴影而已。这个阴影也像所有的阴影一样，有权伸长自己，也有权缩短自己。如果说这种自我安慰的理论有任何意义的话，那末，也只能是这样，即苏联的货币已经不再是货币；它已经不再是一种价值的尺度；“稳定的价格”是由国家政权规定的；金卢布只不过是计划经济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即一种普遍使用的分配券。总之，社会主义已经“最终地不可变更地”胜利了。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最空想的看法，就这样在一种新的经济基础上恢复起来。这种经济基础固然提高了一些，但是从取消货币流通来说，还是很不够的。当时统治集团全部抱着这种看法，即只要有计划经济，通货膨胀就没有什么可怕。这就差不多等于说，如果手里有指南针，坐破船也没危险。实际上，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信贷膨胀，它带来的结果是，虚假代替了真实，同时使计划经济从内部遭到腐蚀。
不用说，通货膨胀意味着把可怕的捐税加在劳苦群众身上。至于社会主义在它的帮助下所得到的好处，那是很成疑问的。工业固然在继续迅速发展，但是巨大建设的经济效率，是从统计上计算的，而不是从经济上计算的。官僚既然掌管着卢布——即给予不同的居民阶层和经济部门以各种各样硬性规定的购买力——它就使自己失去了客观衡量自己的成败的必要工具。没有正确的核算，而以“约定俗成的卢布”组合的办法在纸面上加以掩饰，这样实际上就引起个人利益的下降，生产率的降低，以及产品质量的进一步下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这种坏现象达到日益具有威胁性的程度。一九三一年七月，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六条件”，这些条件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工业品的生产成本。这些条件（按照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付酬，生产成本核算，等等），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资产阶级权利法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已经提出来，到一九二三年初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又有了发展。只是到了一九三一年，在基本建设投资的效率下降的影响下，斯大林才注意到这种法规。在以后的两年中，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提到这些“条件”所具有的拯救力量。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还在继续，由此产生的各种症状自然都没有治好。对破坏分子和怠工分子虽然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但无济于事。
官僚一方面展开斗争反对“不分个人”和“平等化”，即反对无记名的“平均”劳动和类似的“平均”工资，人人一样；另一方面又把新经济政策，即用货币来表示一切物品（包括劳动力）的价值的政策，“送到阴间去”。现在看来，像这样的事简直是不可相信的。官僚们一只手恢复“资产阶级法规”，另一只手又去毁坏这种法规下唯一有用的东西。由于“关闭的分配办法”代替了商业，价格完全陷于混乱状态，结果个人劳动和个人工资之间的一切联系当然趋于消失，工人为个人利益而劳动的兴趣也就因而消失。
在经济核算、质量、生产成本以反生产率方面，最严格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这种情况并没有使领导人们认识到，不应该说所有的经济困难是人们恶意地没有实现斯大林的六个条件造成的。当时即使最谨慎地谈到通货膨胀，也被当作一种滔天大罪。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当局常常指控教师们违反学校的卫生规则，可是另一方面又禁止他们说缺乏肥皂。
金卢布的命运问题，在共产党派系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对派的纲领（一九二七年）要求“保证货币单位的绝对稳定”。这个要求在以后的年代中变成了一个主题。一九三二年反对派的国外机关报写道，“用铁手腕使通货膨胀停止发展，并且恢复稳定的通货单位”，甚至“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也在所不惜。“乌龟速度”的维护者和超工业化者，这时好像暂时互换了位置。针对着他们所吹嘘的将把市场“送到阴间去”的大话，反对派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挂起这样一幅标语：“通货膨胀是计划经济的梅毒。”
在农业领域，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也是同样严重的。
在农民政策还是针对着富裕农民的时期，据说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开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将通过合作社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完成。合作社由于一个接一个地拥有了购买、销售和信贷的职能，最后一定也会使生产本身社会化。所有这些合起来，就叫做“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是沿着完全不同并且几乎相反的道路发展的，即用暴力来非富农化和全盘集体化。单个经济职能的逐步社会化，以及为此而在物质和文化条件方面进行准备，这些事都闭口不谈了。集体化实行以后，好像共产主义制度在农业中也同时实现了。
这种做法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是有一半以上的牲畜被消灭，而且更重要的是，集体农庄的成员对于社会化的财产以及自己的劳动成果根本漠不关心。政府被迫作了一次仓促的撤退。它又一次提供给农民小鸡、猪、羊和乳牛，作为个人的财产。它把农场附近的土地分给农民，作为私人的土地。集体化的影片开始倒过来放映。
国家这样恢复小型的个体农业经济，是采取一种妥协的办法，正像当时的情况那样，企图用钱来使农民抛弃个人主义倾向。集体农庄保留下来了，因此乍看起来，这种撤退好像是次要的事情。其实，这种撤退的意义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能说是过高的。如果撇开集体农庄的贵族不谈，那末，普通农民的日常需要，在较大的程度上还是依靠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而不是依靠参加集体农庄。一个农民从个体经营当中所得到的收入，特别是从事技术性工作，如种植果树或饲养牲畜，往往比在集体经济中所得到的多两倍。这个事实已经为苏联的报刊本身所证明，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千百万的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在小型经营中完全野蛮地浪费掉了；另一方面，集体农庄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
为了提高大规模集体农业的水平，必须再用农民所懂的语言同农民交谈——这就是说，恢复市场，从实物税再回到商业上来——一句话，把过早地送到撒旦那里去的新经济政策，再从撒旦那里请回来。因此，过渡到一种多多少少稳定的货币核算，便成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的一个必要条件。
大家都知道，智慧的猫头鹰是到日落以后才飞出来的。同样，“社会主义”制度的货币和价格理论，只是在通货膨胀论者的幻想破灭以后才发展起来。忠实的教授们为了发挥上面提到的那段斯大林说的谜一样的话，便创造了一整套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苏维埃价格同市场价格对比之下，具有一种唯一的计划的和指导的性质。这就是说，苏维埃价格不属于一种经济范畴，而属于一种行政范畴，因此它可以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在重新分配人民的收入方面更好地服务。教授们忘记说明，不知道实际成本，怎么能“指导”价格；同时，如果所有的价格都是表现官僚的意志，而不是表现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那末，又如何估计实际成本。实际上，政府为了重新分配人民的收入，已经把捐税、国家预算和信贷制度等这样有力的杠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根据一九三六年的支出预算，用来资助各个经济部门的直接拨款在三百七十六亿卢布以上，间接拨款也有许多亿。预算和信贷机构在计划分配国民收入方面是完全胜任的。至于价格，越是忠实地开始表达今日的实际经济关系，就会越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结论。“指导性”价格，在实际生活当中并不像在学者的著作当中那样感动人。在同一件商品上，价格规定了好多种。在这些不同价格的巨大差额当中，形形色色的投机、倒把、奉承阿谀以及其他坏事都找到了地盘，这已不是例外的情况，而成了一般的现象。与此同时，金卢布本来应当是稳定价格的固定阴影，实际上却变成本身的阴影了。
这时，方针又需要进行一次急剧的改变了，不过这次改变是由经济成就所产生的困难而促成的。一九三五年一开始，面包券取消了。到十月，其他食品券取消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一般工业消费品券也取消了。城乡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此都用货币来表示。卢布成为居民影响经济计划的一种工具，首先是从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开始。要使苏维埃经济合理化，再没有别的办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宣布说，“目前关于银行和工业相互关系的制度必须修改，银行必须认真地用卢布来进行监督。”这样，对政府计划的迷信和对政府价格的幻想就都破灭了。如果说，逐步接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在财政领域把卢布逐步代之以分配券，那末，一九三五年的改革就必须当作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然而，实际上，这样一种估计将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用卢布代替分配券，只不过是说明排斥了空想，公开承认必须重新采取资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才能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一九三六年一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宣称，“苏维埃卢布是世界上价值最稳定的货币。”如果认为这种宣布完全是吹嘘，那就错了。苏联国家预算收入的增加年年超过支出。说实在的，对外贸易本身虽然微不足道，却是顺差。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一九二六年只值一亿六千四百万卢布，现在则已达十亿以上。国内黄金的产量增长得很快。一九三六年，这个工业部门估计已居世界第一位。在市场恢复的情况下，商品流通发展得非常迅速。纸币膨胀的情况，实际上在一九三四年已经停止。卢布在某种程度上趋于稳定的因素已经出现。尽管如此，财政人民委员的宣布，必须在很大的程度上当作是过分乐观的表示。如果说苏维埃卢布在工业的一般增长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那末，生产成本高得惊人仍然是它的致命弱点。卢布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即苏联的劳动生产率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因而卢布本身感到自己的最后时刻即将来到的时候，才会成为最稳定的货币。
从财政的技术观点来看，就更不能说卢布最优越。黄金储备虽然超过十亿卢布，但全国流通的纸币差不多有八十亿卢布。因此，黄金储备只占流通货币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国家银行的黄金，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不可动用的战争准备金的性质，而不是作为通货的基础。从理论上说，说实在的，苏维埃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并不是不可能采用金本位制，以使国内的经济计划准确，使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简化。因此，通货在交给鬼魂以前，还能再一次发出纯金的光辉。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还不是最近将来的问题。
在即将到来的时期中，还谈不上改变成金本位。然而，只要政府增加黄金储备，设法提高这种储备同纸币的百分比，即使是纯粹理论上的百分比；只要纸币发行的限度是根据客观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决定于官僚的意志；那末，苏维埃卢布至少可以达到相对稳定的地步。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会得到巨大的好处。将来如果能够坚决防止膨胀，那末，通货虽然已经失去了金本位所具有的好处，但是毫无疑问，一定能够有助于治疗多年来官僚主观主义给经济造成的许多严重的创伤。
马克思说，“一切经济”——也就是在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同自然进行的各种斗争——“归根到底，在于时间的节约。”历史归结到最初的基础，也不过是争取节约劳动时间的斗争。社会主义还不能只用废除剥削来辩护；它必须比资本主义更能保证社会节约时间。如果不实现这个条件，仅仅取消剥削，那就只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插曲，没有什么前途。在运用社会主义方法方面进行的第一次历史实验，已经显示了这些方法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但是苏维埃经济还远远没有学会利用时间，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最宝贵的文化原料。输入的技术，本来是节约时间的主要工具，但是在苏维埃土地上还没有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产生的那些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点对于一切文明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胜利。事实已经表明，它能够而且应当取得胜利。但是它还没有取得胜利。一切与此相反的论断都是无知和吹嘘所产生的结果。
说公道话，莫洛托夫有时比苏联其他领导人能够稍微多摆晚一点官样文章，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的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还比美国和欧洲低得很多。”把这句话说得更确切些就是：比欧洲和美国低百分之六十六点六、百分之八十，有时甚至低百分之九十，而我们的生产成本却相应地高得多。莫洛托夫在这篇演说中更加概括地承认：“我们的工人的平均文化水平，还比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相应水平低些。”关于这一点，还应当补充这样一句：平均生活水平也是这样。用不着说明，这些顺便说出来的具有严肃意义的话，多么无情地反驳了数不清的官方当局的那些大话和外国“友人”的那些动听的话！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以及对于国防的关怀，是苏联政府活动的基本内容。在苏联演变的各个阶段，这一斗争都具有不同的性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所运用的方法，也就是“突击队”的方法，是建筑在鼓动、个人模范、行政压力以及各种集体鼓励和特权等基础上的。在一九三一年“六条件”的基础上实行一种计件工资的企图，由于通货所具有的那种变幻莫测的性质和价格不统一而发生了困难。国家分配产品的制度，用一种所谓“奖金制度”代替了有伸缩性的有差别的劳动价值，而这种“奖金制度”，从本质上说，就是按照官僚的随心所欲来偿付劳动价值。为了争夺许许多多的特权，突击队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过特别提拔的骗子手。归根到底，整个制度终于完全违背了自己本来的目的。
只有废除购货券制度，开始稳定通货和统一价格以后，才为实行计件工资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突击队被所谓斯达汉诺夫运动代替了。为了追求卢布——到这个时候卢布才有了真正的意义——工人才开始更加关心自己使用的机器，更审慎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时间。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加强劳动强度，甚至延长工作日。在所谓“非劳动”时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便把他们的櫈子和工具整理就绪，把原料分类放好，队长则向队员发出指示，等等，这样一来，七小时工作日只不过剩下了一个名义。
计件工资的秘密，并不是苏联的官员发现的。这种制度使人们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但从表面上看不出强制的性质，因此马克思认为，这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制度。工人对于这种革新不仅不同情，而且采取敌对的态度。要希望他们采取任何别的态度都是不近情理的。参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毫无疑问，有真正热心于社会主义的人。这种人，特别是在行政管理方面，究竟比纯粹的钻营分子和骗子手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很难说。不过，大多数工人都是从卢布的角度对待这种新的支付方法的，而他们往往不能不发觉他们拿到的工资越来越少。
虽然乍看起来，在“社会主义最终地和不可变更地胜利”以后，苏联政府重新采取计件工资的办法，似乎可能是向资本主义关系后退，实际上，在这里必须重述在卢布复兴问题上说过的话：这并不是一个放弃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仅仅是抛弃幼稚的幻想这样一个问题。工资支付的方式只不过是更好地符合于国家的实际资源。“法权永远不能高于经济结构。”
但是，苏联的统治阶层如果没有一种社会的伪装，还不能过下去。一九三六年一月，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麦日劳克在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说，“卢布正在变成实现社会主义（！）劳动支付原则的唯一实际手段。”虽然在旧君主时代，任何东西，甚至公共厕所，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工人国家中，任何东西都会自动地变成社会主义的。卢布是实现资本主义劳动支付原则的“唯一实际手段”，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基础上。这种矛盾我们已经熟悉了。在创造“社会主义”计件工资制度这个新的神话的时候，麦日劳克补充说，“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些先生们在玩弄理论方面的确是毫不害羞的！当劳动的速度是由追求卢布来决定时，人们并没有各尽“所能”——即按照自己的神经和肌肉情况进行劳动——而是侵犯自己的能力。这种方法只能有条件地加以辩护，只能用迫切需要来辩解。把这种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具有这样的嘲笑意味，即把一种新的和更高的文化思想践踏到大家所熟悉的资本主义泥坑里去了。
斯大林在这条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现在读者当会看到，给苏联的那些按照官方方便而运用的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是多么重要。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固然要求严格控制劳动量和消费量，但是无论如何，它的控制形式比资本的剥削天才们所发现的控制形式要人道些。可是在苏联，现在正以一种无情的方式强使落后的人材去适应从资本主义方面借来的技术。在争取取得欧洲和美国水平的斗争中，像计件工资制等典型的剥削方法所运用的那样赤裸那样粗暴的形式，连资产阶级国家的改良主义工会也不会容许。在苏联，工人“为自己”工作这一点，只有从历史前景的角度看才能认为是真实的，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这样预言——才能认为是真实的，即工人不服从高高在上的专制的官僚。无论如何，生产资料国有制并没有把大粪变成黄金，也没有给耗尽一切生产力当中最伟大的因素——人——的血汗制度围上一个神圣的光圈。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准备工作，要从恰好相反的一端开始——即不是从实行计件工资制开始，而是从废除这种作为野蛮的残余的计件工资制开始。
要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功过加以评定，还为时过早；但是要分辨运动的某些特点以及整个制度的某些特点，已经完全可能。个别工人的某些成就，毫无疑问是极其令人感到兴趣的，因为这种成就证明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可是要在整个经济当中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那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由于一个生产过程同另一个生产过程是密切地相互依赖的，因此只靠个人努力是不能继续不断地获得高产量的。如果在单独的工厂和企业关系方面对生产不进行改组，平均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如此，要把千百万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稍微提高一点，那要比鼓动几千名积极分子难得无可比拟。
正像我们所听到的，领导人自己有时也抱怨苏联的工人缺乏技术。但是，这只说明了实际情况的一半，而且还不到一半。俄国的工人是富有进取心的，是手艺精巧的，而且是有天赋的。随便找一百个苏联工人，比如说派到美国工业的条件下工作，那末，只要几个月，甚至只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也许就不至于落在同类美国工人的后面。困难在于总的劳动组织。苏联的行政管理人员在担负新的生产任务方面，通常比工人还要差得多。
有了新的技术，计件工资制就会不可避免地使目前还很低的劳动生产率有步骤地提高。但是，要为这一点创造必要的基本条件，那就要求从车间的工长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都提高管理水平。而斯达汉诺夫运动只能在极小的程度上满足这种要求。官僚绝望地试图越过自己所不能越过的困难。由于计件工资制本身没有立即产生人们所期望的奇迹，官僚便用粗暴的行政压力来帮助这种计件工资制，一方面给予奖金和口头表扬，另一方面则实行惩罚。
这个运动最初采取的步骤表现在这样的事情上，即对被指控进行反抗、怠工，有时甚至谋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技术工程人员和工人进行大批的镇压。镇压的严厉证明了反抗强烈到什么程度。上司把这种所谓“怠工”说成是一种政治上的反抗。实际上，这种情况主要是技术、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困难所引起的，而相当大一部分困难又是官僚本身造成的。这种“怠工”很快就被明显地压制下去。心怀不满的人都害怕了；聪明的人则采取沉默的态度。电报像雪片一样到处飞舞，报道前所未闻的成就。而事实上，只要这还是一种个别先锋的问题，那末，服从命令的地方管理机构就是经过事先的特殊考虑来安排这种工作的，即使这样做要牺牲矿山或基尔特的其他工人。但是，在几十万工人突然列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队伍中的时候，管理机构又完全陷于混乱状态。它不知道怎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生产制度安排妥当，从客观上看，它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于是它便设法侵犯劳动力和技术。在发条慢慢松下来的时候，它便用钉子把小齿轮拨动一下。实行“斯达汉诺夫运动”日和十日周的结果是，许多企业陷于一片混乱。这种情况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乍看起来是令人吃惊的——即随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人数的增加，往往不是企业总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下降。
目前，这个运动的“英雄”时期显然已经过去。日常的艰苦工作开始了。必须进行学习。那些教别人的人，特别需要更多地学习。但是，他们正好是最不愿意学习的人。使苏联经济的所有基尔特后退并陷于瘫痪状态的那个社会基尔特，就是官僚组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