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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苏联，是不是像官方当局所断言的那样，的确已经实现了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末，已经取得的成就是不是至少已经肯定了一点，即无论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如何，社会主义在苏联国境内一定可以实现？上面对苏联经济主要指数所作的严格评价，应当成为我们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但是我们也还需要某些基本的论点作为参考。
马克思主义从技术发展是进步的基本泉源这一点出发，而在生产力的动力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纲领。如果你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星球会被某种宇宙灾难所毁灭，那末，你当然会拒绝共产主义前景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可是除了这种还有疑问的危险以外，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为我们的技术、生产和文化的可能性事先规定一个框框。马克思主义对进步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顺便说一句，只是这一点，就使马克思主义毫不调和地反对宗教。
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应当是使人的经济力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即生产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因而不再需要任何刺激；同时，生活日用品的分配，在这种用品日益丰富的情况下，除了还需要由教育、习惯和社会舆论来加以监督以外，再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监督——这一点目前在任何富裕家庭或者“还过得去”的寄宿舍都做不到。坦率地说，如果认为这样一种真正朴实的前景是“乌托邦”，那是相当愚蠢的。
资本主义为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和力量，即技术、科学和无产阶级。但是共产主义结构并不能立即接替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一点上，过去的物质和文化遗产整个说来是不够的。工人国家在其初期还不能做到各尽“所能”——就是说，尽可能地和自愿地发挥其能力——也不能不管做什么工作而一律“按需”分配。为了提高生产力，还必须依靠传统的工资支付标准——就是说，按照个体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生活日用品。
马克思把新社会的这个初期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以区别于高级阶段；在高级阶段，物质上的不平等以及匮乏的最后痕迹将一齐消失。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常是以新社会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来对比的。目前官方的苏联学说是，“当然我们还没有完成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为了证明这一点，官方提出的论据是，在工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国家托拉斯，农业中是集体农庄，商业中是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乍看起来，这种情况完全符合马克思想像的——因而也是假定的——方案。但是，正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果不问劳动生产率处于什么水平而只考虑所有制的形式，那末，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的意思是，归根结蒂，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从一开始就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些。从理论上说，这个概念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如果就世界范围来说，共产主义即使在其最初阶段也意味着，其发展水平要比资产阶级社会高些。此外，马克思还曾预期，法同人将开始社会革命，德国人将把这种革命继续下去，而由英国人来完成它；至于俄国人，马克思把他们排列在很靠后的位置上。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次序被事实推翻了。现在谁要是想把马克思的普遍历史概念机械地运用到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苏联这个特殊的例子上，谁就会立即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链条上，俄国并不是最坚固的环节，而是最薄弱的环节。目前的苏联并不是超过了世界经济水平，而只不过是在设法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马克思把在资本主义时期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社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那末，这个名称显然不适用于苏联，因为今天它在技术、文化和生活中的美好事情方面仍旧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很多。因此，这样说比较真实，即目前拥有各种矛盾的苏联制度，不应称为社会主义制度，而应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预备性的过渡性制度。
在这方面，一点也没有搬弄辞藻、咬文嚼字的意思。制度的力量和稳定性，归根结蒂，决定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拥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技术，其社会主义发展就会真正得到保证——姑且说，保证自动发展——不幸，对苏联经济来说，这一点还根本谈不上。
为苏联现状辩解的大多数庸俗的辩护士，倾向于提出类似这样的理由：即使承认目前的苏联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在现有的基础上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迟早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因此，只有时间的因素是不肯定的。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尽管乍看起来这种论据似乎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却是极其肤浅的。在历史进程还成问题的时候，时间绝不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在政治上把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搞错，比在文法上搞错要危险得多。演变远远不是像庸俗的韦伯式演变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在于逐步积累和不断“改进”现有的东西。演变包括从数量到质量的过渡，还包括危机、跃进和倒退。正是由于苏联还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也就是说没有建立生产和分配的平衡制度，因此苏联的发展不是和谐地进行的，而是在矛盾中进行的。经济矛盾产生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它并不等待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刚刚看到，在富农的例子上这一点是多么真实。富农并不愿意演变地“长入”社会主义，出乎官僚及其思想家的意料的是，富农要求进行一次新的补充的革命。掌握着权力和财富的官僚本身，愿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吗？关于这一点，肯定可以提出疑问。无论如何，如果相信官僚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话，那是轻率的。在未来的三年、五年或十年当中，苏联社会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目前不能最后肯定地回答的一个问题。结局取决于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的斗争——不是在一国范围内，而是在国际范围内。因此，在每个新的阶段，对于实际存在的各种关系和趋势的联系及继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现在就要看看在国家这个问题上这种分析的重要性。
列宁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剥夺了剥削者以后，它就会认为没有必要在社会之上保持一部官僚机器——首先是警察和常备军队。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夺取政权以前两个月写道，“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但是他们——机会主义者——忘记了补充：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需要建立一个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国家与革命》）[1]这一段评论当时是针对着俄国孟什维克、英国费边社之类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说的，现在却以加倍的力量打击了迷信官僚国家的苏维埃崇拜者，因为这个官僚国家没有一点“消亡”的意图。
社会需要官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即尖锐的矛盾要求得到“缓和”，“调节”，“整顿”（总要符合特权者即有产者的利益，同时总要对官僚本身有好处）。因此，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不管多么民主，总是加强了并完善了官僚机器。列宁写道，“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2]
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即从夺取政权成为党的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起——列宁一直在思考消灭这个“寄生虫”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每一章中都重复和说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在推翻剥削阶级以后，将打碎旧官僚机器而从职员和工人当中创立自己的机器。同时无产阶级将采取措施来防止自己的机器转入官僚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一）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二）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三）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3]你不要以为列宁所说的是十年当中的问题。不是，这是“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开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在夺取政权一年半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包括关于军队的部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这种大胆的看法有了完整的说明。强有力的国家，但是没有官吏；武装的政权，但是没有武士！ 军事的和国家的官僚制度的建立并不是由于防御任务，而是由于社会阶级结构带进了防御组织。军队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缩影。当然，在工人国家像在其他国家一样，防止外来危险的斗争，需要的是一个专门军事技术组织，而不是一个特权的军官阶层。党纲要求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常备军。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再是原来意义的那种“国家”——即一个使大多数人服从的特殊工具。物质力量以及武器都直接立刻转入像苏维埃这样的工人组织手中。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起，国家作为一个官僚工具开始消亡。这就是党纲发出的呼声——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奇怪的是，这种呼声听起来就像幽灵从陵墓中发出的声音。
尽管你可以解释目前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但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苏维埃国家生存了二十年以后，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没有开始“消亡”。更糟的是，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前所未闻的强制工具。官僚不仅没有消失，让位给群众，而且已经变成一个支配群众的毫无控制的力量。军队不仅没有被武装的人民代替，而且已经产生了拥有特权的军官阶层，他们享有元帅的荣衔；而人民，即“专政的武装担负者”，现在在苏联却被禁止携带甚至非爆炸性的武器。无论怎么想入非非，也很难想象有什么比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想法描绘的工人国家的图案与现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实际国家之间的对照更为鲜明。列宁的著作还在继续出版（说实在的，检查官已经作了删节和歪曲)，但是目前苏联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们，甚至没有提出为什么纲领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这样显著的差别。我们一定要设法替他们做这项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桥梁。因此，就其本质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实现专政的国家，有一项附带的但带有根本性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准备本身的消灭。这个“附带的”任务所实现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国家在实现其根本使命方面究竟取得多么大的成就，这个根本使命就是：建设一个没有阶级和在物质上没有矛盾的社会。官僚和社会和谐的发展是彼此成反比例的。
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反杜林论辩中写道，“当从现代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和个人之生存斗争不再存在的时候，以及当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暴力行为都一起消灭了的时候——那时候，便无需乎压迫什么人和束缚什么人了，那时候，现在执行这个职能的国家政权也就失去其必要性了。”[4]实利主义者认为宪兵是一种永恒的体制。实际上，只是在人彻底控制自然以前，才是由宪兵控制人类的，由于国家将要消失，“阶级的统治”和“个人之生存斗争”也一定要消失。恩格斯把这两种情况联系起来，因为在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景方面，几十年的时间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对于肩负着革命重担的那些世代的人来说，情况似乎有所不同。的确，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产生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但是麻烦在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还没有自动地清除“个人之生存斗争”。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美国那样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也不能立即满足每个人的各种需要，因此它就会被迫鼓励每个人尽量增加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鼓励者的职责自然就落在国家身上，结果它只好采取资本主义所制订的工资支付办法，尽管作了各种各样的修改和减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写道，“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在它经过长久的产育苦痛以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由此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5]
列宁在解释这段值得注意的话的时候补充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规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可是，〔下面还是引用列宁的话〕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6]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被当前官方的理论家完全忽视了，但它对于了解——或者更确切点说，对于初步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负有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国家，只要被迫用强制的办法维护不平等——即少数人在物质上的特权，那末它就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使已经没有资产阶级。这些话既没有褒的意思，也没有贬的意思；这些话只不过是如实描绘事实。
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原是为了加速物质力量的增长，这种标准应当为社会主义目的服务——但只是在最终的意义上是这样。国家直接并且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质：当它在生产资料方面维护社会财产的时候，它是社会主义的；当生活日用品是以资本主义价值尺度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进行分配的时候，它是资产阶级的。对于特点的这种矛盾的说法，可能使教条主义者和经院哲学家感到害怕；我们只能向他们表示吊慰。
工人国家的最后面貌，应当决定于国家的资产阶级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倾向的胜利，事实上意味着宪兵的最后消灭——即国家溶化为自治社会。只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足够清楚地了解，苏联的官僚主义这个问题，无论就其本身来说，或者作为一种征候来说，具有多么无可估量的意义！
列宁运用他的全部智慧极其尖锐地表明了马克思的概念。正是由于这一点，列宁揭示了未来困难——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困难——的来源，虽然他没有把这种分析进行到底。“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为事实证明，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毫无共同之处。国家的双重职能不能不影响其结构。经验显示了理论所不能清楚地预见到的情况。如果说为了维护社会化财产使之不致遭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破坏，一个“武装工人的国家”完全够了的话，那末，在消费领域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些财产遭到剥夺的人是不愿意创造也不愿意维护财产的。多数人不可能关怀少数人的特权。工人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被迫创造了一种“资产阶级”型的工具——即那些旧的但穿上了新制服的宪兵。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布尔什维克纲领和苏联现实之间的根本矛盾。如果国家没有消亡，反而变得越来越专横，如果工人阶级的全权代表们官僚化而官僚们驾于新社会之上，那末，这并不是由于过去的心理残余等次要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只要国家不能保证真正平等就会产生并支持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这样一种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结果。
官僚主义的倾向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遭到扼杀，这种倾向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会到处表现出来。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从革命中产生的社会越是贫穷，这种“法权”的表现就会越加严酷越加赤裸，官僚主义所具有的形式就会越加粗暴，同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就会越加危险。苏维埃国家不仅被阻止消亡，甚至被阻止摆脱官僚主义寄生虫，这并不像斯大林那种赤裸裸的警察理论所说的，是以前的统治阶级“残余”造成的，因为这些残余本身并没有力量。苏维埃国家所受到的阻止，是来自力量大得无可估计的一些因素，例如物质匮乏，文化落后，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最直接最密切关系到每个人的领域居于支配地位——即 在保证个人生存的那些事情当中居于支配地位。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两年以前，年轻的马克思写道，“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匮乏就会普遍化，而如果出现匮乏，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又要开始，而这就意味着，一切旧的欺诈行为必然复活。”马克思再没有把这种思想直接发展下去，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从没有预见到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也没有阐述这个思想，而这也不是偶然的。他没有预见到苏维埃国家会这样长期陷于孤立状态。然而，上面的引语，虽然是马克思的一种抽象的说明，是从相反的方面得出的论断，却为了解苏维埃制度的全部具体困难和病态提供了一把不可缺少的理论钥匙。在贫困的历史性基础上——这种贫困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破坏而更加深重——“个人之生存斗争”不仅没有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消失，不仅没有在以后的年代里缓和下来，而且恰恰相反，有时还具有前所未闻的猛烈性质。我们有没有必要回忆一下国内某些地区曾经两度陷于吃人肉的境地呢？
沙皇俄国同西方隔离的程度，只有现在才能真正了解。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即内部没有混乱和外部没有灾难的情况下，苏联还需要再多有几个五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最先诞生的一些资本主义文明国家花了好几个世纪时间才取得的经济和教育成就。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以前的问题——这就是当前苏联经济和文化工作的实质。
说实在的，在生产力方面，苏联即使现在也超过马克思时代最先进的国家。不过，首先，在两种制度的历史性敌对状态下，问题并不在于绝对的水平，而在于相对的水平；苏联经济面对的是希特勒、鲍尔温和罗斯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俾斯麦、巴麦斯顿[7]或者亚伯拉罕·林肯的资本主义。其次，人类需要的范围已经随着世界技术的进步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马克思时代的人，对于汽车、无线电、电影和飞机一无所知。但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自由享受这些东西，那是不可想象的。
用马克思的名词来说，“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已经接近的那种水平开始的。然而，即将实施的苏联五年计划的真正纲领，却是“赶上欧洲和美国”。在苏联广阔无垠的土地上建立汽车路和柏油路交通网，比从美国把汽车厂搬来或者甚至比学会美国的技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物资。要使苏联的每个公民能够开汽车到他所愿意去的地方，并且在路上添油没有困难，究竟需要多少年呢？在野蛮社会中，骑马的人和步行的人构成两个阶级。汽车使社会分化的程度并不下于有鞍的马。只要甚至一辆中等的“福特牌”汽车，还是为少数特权者所有，那末，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一切关系和习惯就会保留下来。与此同时，不平等的维护者国家也会保留下来。
列宁虽然完全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基础，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他在论述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即《国家与革命》）中或者党纲中，并没有从经济落后和国家陷于孤立状态方面对于国家的性质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党纲把官僚主义的复活解释为由于群众不熟悉行政管理工作，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特殊困难，因此党纲只规定了一些政治措施来克服“官僚主义的腐化”，如所有的全权代表都可随时选举和罢免，取消物质上的特权，由群众进行积极的监督，等等。当时的想法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官僚就会从上司的地位转变为单纯的而且是临时的技术人员，而国家也就会逐渐在不知不觉之中消失。
这种想法显然过低地估计了眼前的困难，这是由于党纲完全以国际的前景为基础。“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党纲的引言中写的话。起草纲领的人们不仅没有为自己规定“一国社会主义”的目标——当时任何人的头脑里都没有这种想法，特别是斯大林，更谈不上——而且没有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苏联被迫要在长达二十年的孤立处境下解决先进的资本主义早已解决的经济和文化问题，那末，苏维埃国家将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战后的革命危机，并没有导致社会主义在欧洲取得胜利。社 会民主党人拯救了资产阶级。在列宁和他的同事看来似乎是短暂的一段“喘息时机”，已经延长成一整个历史时代。苏联的矛盾的社会结构及其国家的极端官僚主义性质，都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和“未能预见”的历史停顿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与此同时，这种历史停顿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导向法西斯主义和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局面。
建立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国家的初次尝试，首先遭到了这样的困难：群众对于自治不熟悉，缺少为社会主义而努力的熟练工人，等等；在遇到这些直接的困难以后，这种尝试又很快地遇到其他一些更加严重的困难。党纲要求，国家改为执行“核算和监督”的职能，同时逐渐缩小强制的职能，这种改变至少具有一种普遍满足的相对条件。恰恰没有这种必要的条件。西方没有给予援助。当时的任务是顺应那些特权集团，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于国防、工业、技术以及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苏维埃的权力便受到压制，甚至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把十个人创造的东西拿来给一个人用的这种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行动，在分配方面便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专家阶层。
最近一个时期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没有缓和不平等关系，反而使不平等现象更加尖锐化了；与此同时，官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前是一种“腐化现象”，现在却变成一种行政制度了，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并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让我们听一听苏维埃官僚的权威领导人怎样估计他们自己的制度吧。
近年来，有好几次宣布，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完全胜利”——在谈到“消灭富农阶级”问题时采取了特别明确的口气。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真理报》在阐述斯大林的一篇演说时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当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最后残余将被消灭。”（重点是我们加的）从这种前景来看，国家在同一时期一定会消亡，因为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被消灭以后，国家便没有事可做了。布尔什维克党纲在这个问题上这样说，“苏维埃政权公开承认，只要社会划分为阶级的情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整个国家权力没有完全消失，每个国家就必不可免地具有阶级性。”然而，有些不谨慎的莫斯科理论家，由于相信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已被消灭而得出了国家消亡的结论，结果官僚便立即宣布了这种理论是“反革命的”。
官僚的理论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基本前提上呢？还是在结论上呢？两方面都有错误。最初宣布“完全胜利”的时候，左翼反对派作出的答复是：你们不可以把自己局限于各种关系的社会法律形式上，因为这些关系是不成熟的，是互相矛盾的，在农业方面还很不稳定，同时离开了基本标准：生产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由于它所依据的高度技术水平而具有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法权永远不能高于经济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文化水平。”（马克思语）如果苏维埃的所有制形式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把最先进的美国技术成就运用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去——那就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了。但是苏维埃的所有制形式，如果以低劳动生产率为基础，那就只能意味着一种过渡性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命运，历史还没有作出最后的估计。
我们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写道，“这不是怪事吗？国家不能摆脱物品荒。每采取一个步骤都会发生供应停止的情况。孩子们没有牛奶喝。但是官方的神谕却宣称：‘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玷污社会主义的名字更恶毒的吗？”卡尔，拉狄克——现在是苏联统治集团的一位著名政论家[8]——在德国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的一期苏联专号（一九三二年五月）上，对于上面的评论避而不答，而写了这样几句堪称不朽之作的话：“牛奶是乳牛的产物，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你们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同一个乳流成河的国家形象混为一谈了，因此才不了解一个国家即使没有相当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条件，也能在一个时期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这几句话是在可怕的饥荒正在全国猖獗的时候写的。
社会主义是一种使人类需要得到最大满足的计划生产结构； 否则它就不配称为社会主义。如果乳牛都社会化了，但是数量太少，或者产奶不够，那就会由于牛奶供应不足而在下列一些方面发生冲突：城市和乡村之间，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之间，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整个劳苦群众和官僚之间。事实上，正是由于把乳牛社会化，才引起农民大批屠宰乳牛。由于匮乏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可以反过来引起“一切旧欺诈行为”的复活。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我们的答复。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通过一项决议，庄严地确认：国有化工业的成就，集体化的成就，资本主义分子的排除和富农阶级的消灭，所有这些成就表明，“苏联已经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和不可变更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面加强。”共产国际的这个宣告，尽管语气明确，却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如果社会主义不是作为一种原则而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已经“最后和不可变更地”取得了胜利，那末，重新“加强”专政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事。反过来说，如果专政的加强是由于制度的真正需要而引起的，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还很遥远。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任何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也都应当了解： 有必要“加强”专政——即政府采取镇压措施——这一点不是证明取得了一种无阶级的和谐局面这样的胜利，而是证明新的社会对抗有了发展。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呢？那就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低而缺乏生活资料。
列宁曾经一度把社会主义的特点归纳为一句话：“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句话是有片面性的，这是为了当时的宣传目的而说的；但是这句话至少是以资本主义电气化水平为最低出发点。目前苏联按人口计算的电力，只等于先进国家的三分之一。如果考虑到，苏维埃当时已经被一种脱离群众的政治机器所代替，那末，共产国际就只能这样宣布，即社会主义就是官僚权力加上三分之一的资本主义电气化。这样一个定义非常确切，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这个定义还很不够！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忠实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实验性目的的斯大林，在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出其不意地宣称，“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斯大林在这里附带地否定了三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同一个问题上作出的决议，同时也否定了他自己屡次的宣告，而用未来的时态谈论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社会主义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的时候，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看到，不仅动词的时态常常改变，连社会标准也常常改变。要苏联公民紧紧跟上“总路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在同罗易·霍华德谈话的时候，给苏维埃制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我们所创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可称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组织，这种组织虽然还没有完全建成，可是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故意含糊其词的定义中，矛盾之多几乎同这段文字一样多。社会组织被称之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但是，苏维埃是一种政权形式，而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这两个名称不仅不同，而且从我们的利益的观点来看，还是矛盾的。只要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就应该取消，就像一座楼房盖好以后，手脚架应该撤除一样。斯大林提出了一句校正的话：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成”。“没有完全”是什么意思呢？是百分之五没有完成呢？还是百分之七十五没有完成呢？关于这一点，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正像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指的是所有制的形式呢？还是技术呢？然而，定义含糊的地方正好表明，已经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那种明确得多的公式后退了。如果沿着同一条道路再向后退的话，那就会承认：每个社会组织的“根”是生产力，而苏维埃的根刚好不是茁壮到足以支持社会主义的茎干及期枝叶：人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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