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第七章 不满的法国冬季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995年11月15日，傲慢的法国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é）走进了国会下院所在地波旁宫，他准备提出控制社会支出——特别是国民健康——的计划。他并不知道，当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将在法国引发一系列剧变，而这些剧变如果没有震动整个世界的话，那也至少给了世人思考的丰富材料。每一次风暴似乎都是在万里晴空中产生的，而这也只有在我们回顾这些风暴时才能抓住清楚预示风暴来临的警告征兆。大约一个月以前，法国的公务员们被政府冻结他们工资的决定逼得发疯，于是，他们在全国组织了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罢工和抗议游行，虽然这次罢工历时只有一天，但参加的人相当多。几乎在同时，学生骚动在鲁昂大学[1] 开始，然后迅速席卷全国。而在l0月末，刚刚当选的总统雅各·希拉克以一种180 度大转弯的面目在电视上露脸，让整个法国大吃一惊：他在竞选中许诺要矫正社会不公平，而现在，他却要求普通老百姓而不是富人要勒紧裤腰带了。 法国人民有足够的理由来表示不满和不耐烦。因为至少12年以前——1983年，当社会党人上台两年后忘了自己的誓言而转向正统的财政政策时——法国人民被继任的由左翼和右翼共同组成的政府告知，他们所做的牺牲很快就会结束了，隧道的尽头是有光明的，完全就业的繁荣前景指日可待。对于公民们来说，这个计划是一个古老笑话的复苏：理发师的门外每天都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明天免费刮脸”。希拉克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恼怒和害怕的情绪，正因为如此，他才在1995年当选为总统。在弗朗西斯·密特朗14年总统生涯——完整的两届任期后，可能没有一个社会党人能够再拥有一个当选总统的机会了。希拉克的危险来自他的新戴高乐主义党伙伴，这位伙伴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成为总理的，而此刻，这位伙伴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于他。 为了使他自己区别于华而不实的、保守的、喜欢卖弄的资本家【法国人往往称之为路易斯·菲力帕德（Louis Philippard）】爱都华德·巴拉杜（E-douatd Balladur），希拉克不得不把自己的竞选建立在平民主义平台上。从1995年初，他就在法国进行巡回宣传，他声称“社会断层”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道德危机，与失业做斗争是首要任务。他争辩说，较高的工资与较充分的就业并不冲突（简单地说，就是“薪金不是就业的敌人”），他还用相当煽动性的话补充说，不能允许财政政策干预所有法国公民都有权利享有的平等的医疗待遇。的确，他也说过他喜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行单一欧洲货币，并因此实行紧缩预算。但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巧妙的，他并没有明确承认这两项政策之间有矛盾；5月份，他作为被压迫者的斗士当选为总统。而一旦上任，优先权就颠倒过来了。尽管如此，在10月26日的电视讲话中，他还庄严地宣布说平衡账簿是当务之急，这太说明问题了。法国的选民和任何人一样愤世嫉俗，对其政客不再抱有幻想了。但在变心之前，至少还是需要按照某种规则等待一段时间的。这里所说的诺言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以及匆忙之间的变心，是如此的下流，使选民们举国震惊。这可能部分地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情绪，即在冬天的危机中对罢工者的同情。 但是，这毕竟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在11月的那个下午，朱佩充满了信心，用他自己在此前的某个场合所说的话来说，就是“腰杆笔挺”——不仅是因为技术统治论阶层的天生傲慢，而且还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基础非常坚实。支持他的保守联盟已经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控制杆，包括命令、总统任期、两院中令人开心的多数票以及绝大多数地方议会的支持，并且，保守联盟在最近三年来并没有面临严重的选民测验。这似乎是执行希拉克的平衡预算命令的一个绝好的时机，于是，朱佩带着削减社会服务赤字和减少福利国家成本的计划来到了议院。他请求得到以法令形式来贯彻的支持，从而引进一种特别税，即一种附加税，来偿还社会安全债务；把对社会支出——特别是国民健康方面的支出——的控制权从迄今为止一直由雇员和雇主联合运营的团体转到议会手里；提高工人们可以退休后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工作年限等。 但为什么会大惊小怪呢？媒体问道：难道这项计划整体看来不是非常合理吗？毕竟，如果你面临着大约2500亿法郎——以当时的利率计算，大约是500亿美元——的社会服务债务，你就必须做点什么来对付债务。事实上，答案是有的，但这项债务是如何计算的？现在，谁应该承担其主要部分，是富人还是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请诸位稍等片刻，要知道，官方的论点思路是这样走的：既然雇主和雇员联合分担的额度并不包括应该把每个人都包括在内的整个系统的成本，既然国家得支付这其中的差额，那么，议会（在法国，其实指的就是行政当局）就应该控制整个社会的支出。住口！批评家反唇相讥，即使你承认控制权应当从使用者的手里转移到国家的手里——这里强调的是即使——你也应该同时修改财政程序，把这项负担的较大部分放到不劳而获的收入上去。而且，你还应该在从挣工资的人手里征收更多的钱的时候，使用一种累进税而不是比例税。 所有这些观点，尽管听来有根有据，实际上都是谬论。在一开始，每个人就都知道，处于危险当中的是比这更大的事情。朱佩计划只不过是楔子细的那一边。一旦政府获得了对制度的充足的掌握，它就会逐渐采用一种美国式的双重体系，政府提供最低限度的健康服务，最低限度的养老金，而越来越依赖私人保险、养老金基金会和法国金融集团一直梦想的所有有利可图的业务。1993年，在法国的私营企业里获得全额养老金的年限已经从37年半延长到了40年（而养老金的基础仍然是过去的25年，而不再是过去的10年）；现在，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为公共服务和政府工作的人了。朱佩还抓住了特殊养老金方案不放，例如那些由铁路或巴黎交通部门独立为其雇员制定的计划。事实上，他同时还宣布了一项重组公共铁路的一般计划，这被想当然地看作是对电信、邮电等部门进行检查和私有化的前奏。 换句话说，这正是国际金融集团一直叫嚷要求的。这是对国民健康计划、福利国家和英国人所说的“公共效用”和法国人所说的“公共服务”的正面一击。也就是说，各部门还没有完全臣服于市场的种种力量和逻辑。媒体也是这么看和提出表扬的。当时的报纸在今天读来令人发笑。朱佩这个直到当时还被当作一个笨人的领导人，一下子就被人们欢呼为英雄了。[2] 也许他还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他是一个多么有勇气的人啊！一个多么聪明的政客啊！他能够一石数鸟！但是，评论家们不久就食言了，因为总理几乎也成了他想一石数鸟中的一只鸟。 就在朱佩在议会中斡旋的那个晚上，法国电视台第三频道非常聪明地把当前事务节目集中在社会服务改革问题上，并将法国三个最大的劳工联盟的最高领导人请到了摄影棚里。尽管其成员人数在劳工中已经显著下降到不到10%，法国各工会也仍然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可以说是最大的工会劳工全体联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GCL）仍然由共产党控制，尽管它已不再是后者的“传声筒”，那天晚上，劳工全体联盟的代表仍然是其总书记路易斯·维阿奈特（Louis Viannet）。其他的劳工全体联盟代表，著名的工人力量（Forceo Ouvriere）是一个小派别，是冷战的产物，最初是在中央情报局的金钱资助下建立的，多年来一直是雇主们的主要随从。它正在谋求新形势下的角色，尤其被这种对健康体系组织的干预激怒了，并且，它在行政组织中还有许多成员和官员。它的领导人马克·布隆戴尔（Marc Blondel ) 也在摄影棚里露面了。另一个主要工会，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rench Con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Labor, FCDL）的领导人尼克尔·诺塔特（Nicole Notat）也出现在节目中。这个联盟在20 世纪60年代放弃了天主教内涵，长期以来向公众表露的是现代、进取的姿态。但是，近几年来，现代化已经被隐藏在一种反动性的退步后面了，民主劳工联盟已经在试图从公和私两方面取代工人力量，成为雇主们最喜欢的合作者。诺塔特在1995年危机中的行为表现清楚地表明了民主劳工联盟的这种渴望。 三个工会领袖被问及对朱佩计划的看法，维阿奈特和布隆戴尔——前者强调了计划对福利的攻击，后者强调了计划所提出的权力向国家的转移——表达了他们对计划的敌意和毫不犹豫的反对。诺塔特并不只是请求表明异议，而是故意挑起了争斗。她比较了朱佩计划的现代性与她的同事们的时代错误。我们应当看到，既然她的观点是在法国知识分子的裂痕中扮演一个角色，那么，重要的是强调她不是中立的，而且，她在这场冲突中自始至终都有所偏袒。她的话一再被官方发言人和雇主联盟的发言人引用；她号召工人们恢复工作，尽管她从未请他们罢工。虽然对于一位妇人来说，最终成为一个重要劳工联盟的领导人是非凡的，但是，我们必须不无遗憾地指出：这位女士是一个工贼。（接受真正的平等意味着承认妇女——例如麦吉·撤切尔和尼克尔·诺塔特——也可能是害群之马和大骗子。） 尽管紧张情绪显然一开始就有了，但从不满发展为一次抗议运动，却经过了九天。在工会的帮助下，一天的罢工和游行在11月24日成功组织了起来，100万劳工中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并且，参加情况在各个省也出人意料的好。[3] 在首都，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被自己联盟的愤怒成员嘘声包围的诺塔特不得不在服务人员的保护下走进自己的汽车。侵犯性行为，特别是针对女士的侵犯性行为，可能不是解决争议的最好办法，如果你既想为政府说话，又想与罢工者一起游行，那你就是自讨苦吃。[4] 但抗议当日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只是个开始。当时当地，铁路工人们决定无限期延长他们的罢工，并用每天的投票表达他们的坚定决心，他们的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星期。抗议之后的第四天，即11月28日，在以维阿奈特和布隆戴尔的握手（不久以前这还是不可思议的事）为标志的又一次巴黎示威游行之后，又轮到周围的公共交通因罢工而停滞了。巴黎地铁和公共汽车都停止运行了。随后，罢工又蔓延到邮局和电信业，以及像燃气和电业这样的公共效用部门。这些罢工还影响到许多省份的垃圾清运业和公共汽车服务业。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也时不时地罢工。大学生中的骚动开始得更早，但政府由于受1968年5月记忆的梦魔而竭尽全力贿赂大学生，使他们回到了课堂上。 虽然如此，给外界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地铁的停运，地铁在法国比在美国相对而言重要得多，它的停运使巴黎陷入了全面瘫痪。由于没有公共交通，郊区依赖公共交通上班的人只好试图用汽车来到市中心，而他们的这一举动又导致了首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混乱，道路堵塞数公里。政府租借私人汽车的补救性服务努力结果仅仅是再一次使交通陷入停顿。人们纷纷搭便车、骑自行车、步行，甚至还有穿四轮溜冰鞋代步工作的人——尽管这都成了电视台摄像机的好素材，所有这一切居然都呈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和善气氛。 由于火车闲置和巴黎的瘫痪，罢工实际上显得比其本身更为壮观。事实上，由于停顿本质上只局限于公共部门，工厂仍然在运营，国家也并没有因此而像1968年工人和学生运动时期那样陷入停顿，这就是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这次运动的真正创新之处并不像民众游行示威，特别是各省觉醒的那种示威。人民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游行，至少一周两次，因为三星期内就有六次全国性的游行示威，这还不算大量的地方性游行示威。这是一次不断上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仿佛官方的咒语和政府中通常有效的饶舌之人发出的警告如今只起到了反面作用，把越来越多的人送到了大街上。11月的时候，参加游行示威的人只有几十万人，而到12月初，人数就猛增到大约100万人，而到12月12日这次运动的高潮时期，人数则达到了将近200万。由于交通失灵，游行队伍分散了，抗议者们在自己家乡的赛马场上举行示威。因此，巴黎这一次并没有打破任何纪录，但许多其他城市打破了纪录。在这次运动的心脏地区马赛，大街上的人超过10万，图卢兹的街道上有将近10万人，而波尔多、鲁昂和格勒诺布尔等地上街游行的人也几乎有这么多，而且，在只有5万居民的一些城镇，游行抗议者也有5000多人。[5] 为了清楚了解这些数字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例如，100万抗议者在纽约游行，20万人在费城游行，将近10万人在亚特兰大游行。再回到法国，这次运动中绝大多数城镇的抗议人数比著名的1968年5月多得多，或者说，比战后任何一次的人数都多——事实上，比此前任何一次运动的人都多。 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面通常是铁路工人，随着夜的来临，他们手中火把冒出的烟给游行增添了一种怪异和危险的气氛。另外，抗议者们看起来既信心十足又非常快乐。他们所唱的曲子也不像1968年罢工者们的那样有着超现实主义的想象力。他们要求——出于韵律和风趣的需要——立即废除朱佩—诺塔特计划。关于福利的主要口号是la sécu，即社会安全的缩略语，但他们又支待国家层面的所有社会服务，aux travailleurs（面向工作的人），nous nous sommes hattus pour la gagner（我们为获得它而奋斗），nous nousbatterons pour la garder（我们要为维护它而斗争）。但其歌颂的基调，与1968年的相比，却过于简单了，只是传染性的ouais，ouais，tous ensemble，tous ensemble（噢，噢，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 被认为“一起来”的都是哪些人呢？那些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作的男人和女人、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人——所有这些和其他的人。歌颂的基调首先表达了人数众多的喜悦。在成年累月的工作中，他们被告知要按照游戏的规则来玩，要遵守市场规则，因为在市场中无路可逃，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他们很高兴地发现有那么多人都被同样拒绝，都有着同样的动摇意识形态基础的基本思想：如果这就是你们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提供的未来，那么，去你们的未来吧！ 对于一个毫不屈服的政府来说，可怕的新闻是这种挑衅在绝大多数人口中得到了同情。作为一种规律，没有什么比交通部门罢工更不受欢迎的了，当人们不得不起大早并花费额外的时间赶路上班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一次，赶路上班的人却没有大光其火。朱佩先生恐惧地发现，在民意没验中，罢工拥有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期间，支持率大约在60％左右。他的这些发现还得到其他迹象的佐证。占据统治地位的新戴高乐主义党，就像1968年所开的先例那样，向其地方支部发出命令，要求它们建立“使用者委员会”（committees of users)，来抗议由罢工引起的种种不便。这些委员会在巴黎以不到两千“愤怒的使用者”进行可怜的游行示威后，整个冒险计划就不得不放弃了。同时，议会在这期间进行的七次递补选举表明议会已经一边倒似的由右转向左了。[6] 在危机最高峰，希拉克在电视台一个诙谐的挖苦节目中被描述成一个教学生朱佩拼写法的老师，而朱佩正在喃喃自语“谈……谈……”，而不能完全拼出谈判这个词。这可是真的，因为总理大人用了两个多星期才提到谈判，这就说明，他最初的想法不是讨价还价，而是把国际金融集团的智慧强加到尚未启蒙的不情愿的法国人身上。但随着罢工每天都被民主决策所推动，没有显露出任何觉醒的迹象，而且罢工者们交换的思想也是颠覆性的而非顺从性的；随着抗议的浪潮拒绝消退并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朱佩再也无法继续傲慢下去了，在12月10日的电视讲话中，他事实上使用了那个可怕的词：谈判。但是，到了这时，关键的问题已经是如何撤退了，政府在说这话的时候运用了比采取全面攻势时更大的战术技巧。 两天前，政府放弃了对公务员实行分离养老金基金的想法；他们的养老金将继续从预算外款项中支付。因此，在其12月10日的电视表演中，朱佩放弃了把公共部门中获得足额养老金的工作年限提高的计划，并重申他的一揽子计划是要修订向下的特别养老金计划。至于铁路的重组，已经被放弃了。由此，政府显得更棋高一着的是，在保留更为严格的国家对社会—服务支出计划的同时，完全向罢工的骨干交通工人让步了。但是，这些让步是与运动的高潮相一致的。两天后，即12月12日，星期二，大约200万杭议者出现在全国大约270个城镇的街道上。而且，这是结束的序曲。不是因为政府及其公务员在告诉罢工者，他们没有理由抗议，他们一开始就这么说了；也不是因为尼克尔·诺塔特声称挣工资的人“只能对取得的成就做出积极的评价”，因为，假如他们听了她的话，他们就会一无所获。这是结束的序曲，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就其定义来说是不能持久的；如果它不向前发展，那么，它肯定就会消退。这一次，它不能再发展了，因为它没有能够将私营部门包括进来，因为它没有能够动员人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政治纲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运动先锋，即交通工人特定的即时的要求得到满足——工会和罢工者们在他们的集会上认为有秩序地从战场上撤退，为恢复工作而投票，是较明智的。自然而然地，罢工也不是一夜就结束的，又一次民众游行示威在全法国组织了起来。 尽管朱佩在社会支出的核心问题上并没有作出让步，12月16日星期六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大游行却不是一次葬礼游行。全法国100万左右的游行者的心情都很复杂。他们兴奋而骄傲地再度发现了一个重申他们的力量的声音。同时，他们也为没有将这强大的力量用到更大的目标上感到不安。尤其是铁路工人，当跟他们聊天时，你就会发现，他们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释放了对政府的压力而感到负疚。虽然如此，随着更多的火车和公共汽车发动起来，罢工也就结束了。12月21日政府、雇主和工会领导人之间一次空洞无聊的峰会实际上对三方来说，是一次彼此留面子的做作表演。到圣诞节的时候，罢工真正结束了。 这还并不彻底。一次最后的冲突让人们品味到即将到来的战争。马赛的市政交通当局认为它已经发明了一种能够克服工人们通过斗争来保护他们已获得的权利的抵制运动的机敏方法。它决定把这些权利留给老资格的工人，而以一种较差的工资和安全条件来招募新工人。它本来是希望分而治之，但实际上却促使工人们采取谈判行动。老工人和新工人一起发动了一场平等主义的成功的罢工。在1996年l月9日，他们胜利地恢复了工作。无可否认，这是一种事后的描述。主要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政府还没有放弃它控制和削减对社会服务的支出的企图。但是，由于遇到了不曾预料到的抵制，政府在发起另一次大的攻势之前是会三思而行的。因此，就目前来说，面对面的对峙被推迟了。 巴黎的分析家们忍不住要对1995年的反抗和1968年5月的反抗进行对比，在1968年5月，一次学生反抗导致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全国罢工。类比是很自然的，因为，1995年这次骚动也是在10月份的校园中开始的，并迅速从鲁昂蔓延到整个法国的大学校园。但这一点也恰恰是相似之处终结的地方。法国政府这一次之所以犹像不决，是因为担心学生可能是社会灾难的导火索，因此，教育部长立即获准与学生谈判。当朱佩计划增加了社会爆炸的风险后，教育部长得到了更多的资金和更大的回旋余地来采取机动策略。12月3日，交易达成了：一项紧急计划向各大学提供了额外的基金，在其他事务中还答应再雇用2000名讲师和同样数量的行政管理人员。学生们的确参加了游行——在一些城镇，甚至参加者甚众，例如图卢兹——但就这个集体看，他们只不过是这次运动的小角色。形成对比的是罢工过程。在1968年，学生们处在舞台的核心：充满梦想和理想，他们号召工人们并希望把学生的骚乱变成一次革命。在他们眼里，世界本身就好像并不存在奴役似的，而且，他们还宣称一所重要的大学应该被用来推翻社会。他们1995年的继承者们所要求的是更好的学习条件，以便他们适应社会。（他们提出的更多教师和更好礼堂的要求如果在1968年，会被当时的大学生们用嘲弄的口号——“给我们橡皮和铅笔！”——击碎。)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在1968年，法国只有大约60万学生，经济还有能力吸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当他们说他们是“明天的失业者”时，有一种巧辩或者预言的成分。而在1995年，学生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失业的前景已经不是一个演讲数字。他们在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基础上为找到条件好的工作而奋斗：一张纸、一个文凭都有可能增加他们获得一份工作的机会。但如果他们颂扬更多的改革主义措施，他们的不满就会在他们的心中扎下更深的根，而只有在他们抛弃一切成为精英的幻想和充分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社会作用，只能通过激烈变革的社会才能真正改变时，这种愤恨情绪才能得到表达。[7] 而在1995年，尽管学生只是他们的前辈的暗淡的影子，他们的潜力却是无可比拟地更具爆炸性。 第二个类似之处，或者毋宁说是差别，与产业工人有关。在1968年，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含混不清，尽管受到共产党的阻止，但学生们的确设法使工人采取行动，参与到运动当中。而正是工厂开始停工的时候，思想真正变成了行动。这一次，人们的觉醒是由交通的停顿激发起来的。工厂却仍然在生产。一些产业工人参加了游行，但即便是象征性的罢工，在私营部门也非常少。在这一点上，停工基本上是由公共部门的雇员造成的。批评家们正是利用这一点提出，整个行动是特权阶层的斗争，他们享受着就业的安全并捍卫着他们的既定利益、挣得万贯家财的大亨和学术界的一些人的厚颜无耻（因为他们靠自己的主流观点从媒体得到了相当的红利），因此就把邮政工人或铁路工人描述成被纵容的或享有特权的，这简直就是卑鄙的做法。另外，他们的箭头直指错误的靶子。罢工者并不只是在捍卫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并不是在说：“给我们的养老金要比产业工人们早。”他们说的是：“如果由于我们的斗争而维护了我们的退休权利，那么，那些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也能够赢得他们应有的权益。”这是一次开放性的运动：捍卫失业者、移民和无家可归的人的各种联合会在游行中都是受欢迎的。只有那些反对者才试图把这次运动贴上狭隘的自利标签。 虽然如此，产业工人没有直接卷入这次运动却是一个事实，尽管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同情心。相反，记者们和民意测验专家们强调，那些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觉得公共部门的雇员们也是在为他们战斗。事实上，这种被称作“代理人式的罢工”（strike by proxy）以及对希拉克变脸的憎恨是人们出人意料地接受通常不受欢迎的交通业罢工的两个关键原因。但问题仍然是：除却他们的同情心，产业工人没有介入这场冲突。最可能的答案是：在如今民众失业和不安全的年代，产业工人不愿意冒险，除非他们面临着一场至关重要的阶级冲突——而这次运动显然不是，或者除非他们的关键利益直接面临危险，特别是如果他们处于战略上强大的地位，那么，他们就会参加进去。[8] 真正重要的是，如今的形势与1968年的形势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这次运动提出的问题——关于增长的特性和目的，关于受益者同时也是生产模式的制定者——的相关性比以前更强，正是由于相对停滞和民众失业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同，意识形态框架也完全不同，同时，利益和企业在市场的新信条下也做出了牺牲。事实上，1995年运动的影响由于其本质、要求和新宗教表面上确立起来的规则之间的冲突而显得非常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各政党彻底迷惑了，为什么他们在这次运动中成了旁观者而非真正的参与者（这种批评很自然地并不适用于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联盟）。社会党人由于受到最近刚提出的“政府文化”包袱的压力而大大迷惑了。在整个危机当中，已经提到的嘲弄性政纲表明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密特朗的继任者）作为社会党领导人，只是一个“傀儡”，只是反复用焦急的语调说：“我真的得说些什么吗？”社会党人可以攻击政府的笨拙，攻击政府自身的不民主态度，但这些并不是政府政策的实质，因为这些政策也是他们自己的意图。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与过去决裂的努力中，他们竭尽全力不表现出是试图攫取领导权和控制运动的政党。 工会进展得比政党好。他们没有发动运动，但他们与运动一起前进。的确，法国民主劳工联盟，即尼克尔·诺塔特的联盟，在国家层面竭尽全力抵制这场运动。但这并没有阻止联盟内部的各种工会，特别是那些在罢工中非常活跃的交通业和教育业工会这另外两个主要的联盟从一开始就与主潮流相会合。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已经学到了教训。在此前的几次劳工冲突中，在铁路、医院，以及电信业的罢工中，各工会驻足不前，运动是由普通成员自己通过著名的自治会议即共济会自我组织起来的。1988年的邮政业罢工后，法国民主劳工联盟以过度好战为由驱逐了最积极的成员。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SUD ，即团结、统一、民主。[9] 至此，SUD在电信业工人中已经比最初的联盟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所有这些趋势意味着特权、影响和三大联盟成员资格的丧失。这一次，三大联盟中至少有两个从一开始就支持罢工者。他们还允许罢工者自己制定线路，赋予整个运动以高度的民主特征，在每个火车站、每个公共汽车站，每天都举行一次全体大会，检查并就时局进行辩论，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罢工。和往常一样，当每天的日常生活突然被打断后，它也驱使罢工者们思考超越了他们当下要求的问题。 从逻辑上讲，这次剧变预示着对工团主义的一种重建和一种激进的重新排列。我的意思并不只是说法国民主劳工联盟——其领导阶层现在显出一种肃清共产党控制的斯大林主义时代劳工全体联盟梦魔的能力——内部罢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在一个其生存本身受到自身不能适应经济变化的工会运动中，坚持分裂要回溯到冷战时期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法国挣工资的人必须分裂，那么，他们可以属于两个广义上的联盟，一个是寄希望于在既有社会中讨价还价的人重组而成——评论家们会说其作用是作为雇主的“传声筒”，另一个由那些仍然坚信改变这个社会的可能性的人组成。这样一种二元性将包括所有目前的联盟中存在的分裂和分离。但是，每种理性的事都并不必然发生。制度保守主义、既有利益、惯性——所有这些都反对在可预见的将来进行上述重组。在这场冲突中出现的新的、年轻的、勇敢的劳工领袖，SUD 的扩张，在统一工会联盟（Federation of Unified Unions，FUU）的更为激进的部分，即分裂的教师工会中获得的显著成功——所有这些都指向上述重组的可能性。我们惟一可以稳妥地说的是：有组织的劳工的戏剧性的衰退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突变就不会被扭转。 这次危机的最后一个令人惊奇之处是知识分子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从19 世纪末的德雷弗斯事件到1968年，法国知识分子都是请愿和拥护道德或政治义务的伟大签名者。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情况发生了难以识别的变化。由于某些奇怪的偏离，把社会主义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放到他的学派同伴前面以区别于艾克尔·诺梅尔（Ecole normale）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tre）成了时尚。诺言（Engagement）成了一个肮脏的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谈论超越他们专业范围以外的事情，特别是在电视上谈论这些事时，他们就或多或少成了权势集团的公开发言人。事实上，主导意识形态似乎控制力非常强，以至于这个词——被当作危险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不得不作为独特的反思（pensée unique）被重塑和重新施洗。现在被破坏的正是这种一致同意的控制，矛盾的是，敌意是被权势集团中的“改良主义者”公开的。 托词是所谓的对尼克尔·诺塔特的攻击。一群知识分子和专家松散地与一个一度进步的天主教月刊《才智》相联系，像骑士一样营救她。他们有167 人，包括像哲学家保罗·利科（PauI Ricoeur）、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社会学家阿莱恩·图瑞纳（Alain Touraine）等，他们都在1995年12月3日和4日出版的《社交界》（Le monde）中的声明上签了名。他们表扬了诺塔特的联盟的“勇气和独立精神”。虽然他们质疑了政府政策的若干方面，但他们对朱佩计划报以欢呼，说这一计划的本质是“走向社会正义的一次根本改革”。公正地说，还必须补充一句，当时写请愿书的时候大约是11月底，大多数签字的人大概还没有抓住这些事件的范围和方向。如果他们抓住了，他们就可能不会签名了，因为在反对这个国家四分之一多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社会运动的同时保持他们当中许多人珍视的左翼声誉是困难的。如果你在家乡就因与破坏罢工的核心人物一起处于引人注目的中心，那么，就是到恰帕斯（Chiapas）旅行并站在独裁者马科斯（Commandante Marcos）身边对此声誉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既然已经在文件上签名了，他们就别无选择，而只能捍卫他们的立场，同时控诉“组合主义”和保守主义运动了。 这实际上使他们处于另一立场，即站在官方和雇主立场上，而他们对诺塔特的支持也激起了热烈反响。说反响是正确的，即使意见相左的文章最初并非因此而出，也不是对他们的观点的回答。更多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文章由《社交界》于12月10日刊登后，包括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历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魁特（Pierre Vidal-Naquet）等大约560人发表了一个迥异的宣言。他们完全把自己等同于罢工者，“为自己的社会权利而战的……为一切人的平等权利而战：女人和男人，老年人和青年人，无业者和工薪阶层，特殊法令约束下的工人、国家和私营部门的雇员们”。这一次的宣言超越了募款。12月12日，在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爆发前，许多签名的人，例如著名的布尔迪厄，在巴黎里昂公园附近一个属于铁路工会的大厅里与罢工积极分子晤面——不是装作他们已经有了替代性解决方案，而是许诺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 此处对知识分子角色看似不恰当的强调有其正当理由，因为这一次法国不满情绪的大爆发的最终影响可能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回顾一下，我们也许会感到是一个幻象的受害者。巴黎瘫痪了，交通堵塞，成百万人涌上街道，世界为之震惊——所有这一切显然没有留下什么切实的东西。政府被迫撤退，暂时放弃了一些即时目标，但它没有放弃对福利国家更为广泛的侵犯。如果说在12月那令人兴奋的日历里发生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不，这不是我们的想象臆造出来的事。为了认识到这一点，回忆一下我们既有的传教士的愤怒和惊恐就足够了。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的教义支离破碎，他们的宗教被丢弃，他们的意识形态突然受到挑战。的确，这一切的发生有其更早期的征兆，即沉思已不再是教派维护者们试图赞成的惟一了。反对更严厉的移民法的斗争，成功地接管并迫使当局征用首都和各省的空房的斗争，妇女解放运动的复兴，11月25日巴黎城中大约三万人的游行，早些日子的民众示威游行——所有这些都是思想控制机制被减轻的迹象。但也只有罢工和抗议游行才暂时使这些机制同时停止运作。 说同样话的头头脑脑们继续老生常谈，重复着对利益的危险、对自由企业的束缚、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金融市场、货币基金、关于全球化的迫在眉睫等老调。只是这一次，这些话不管用了。被激怒后，他们失去了镇静，提高了声音，但却对罢工者和游行者没有什么影响，对普通大众也影响甚微。这一整段法国故事已经被人们或多或少地描述成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第一次民众抗议。但说这次运动主要涉及欧洲和外部世界却是不妥当的。因为从定义的恰当运用来看，我们可以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看作对过去20年中提出的所有变化的速写——私营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高歌猛进，个人的贪婪战胜团结，“创造性的”不确定性战胜就业安全——这些变化以欧洲团结的名义和新上帝即全球化的名义强加到题目头上的。正是对这个宗教的宿命接受在12月遭受了沉重打击。 在重建魔力的狂热努力中，新全球秩序的神父和传教士们控诉法国的保守主义运动，说它是试图与过去的年代相联系的时代错误。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即罢工者是在为捍卫他们的权利而奋斗，为维护他们在过去的战斗中获得的社会利益而奋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说这次抗议运动是反动的、落后的，徒劳地企图挑衅甚至拒绝未来。如果事情确然如此，如果罢工和游行是落后的、陈腐的，是那些受事件的无情发生谴责的人的最后抵抗，那么，有权势的人就不应该那么不安。我们的大学的主人们的热情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仆人们的愤怒有更多的可靠理由。在多年宿命般的顺从后，法国的抗议者们不是在拒绝未来，而是在拒绝他们的未来。 从一定的距离外透视这次运动，法国在经历不满的冬天后，立即又不再变化，但又与以前很不相同了。从根本上看，社会没有变化，甚至主要的社会前沿也像以前那样静默，例如，罢工的数量不再增加了。但同时，过去几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也只能被看作是觉醒的先兆。第一个迹象早在1997年就出现了，当年的一次道德义愤运动发展成了社会抗议运动。保守的政府，可能其脑海里还残留着早期的选举，或对或错地确信，外国人的斗殴是颁布另一部限制外国移民进入本国法律的有利条件。法案特别令人讨厌，其中一条规定成为著名的告密人条款：必须向当局报告你的外国客人的离境日期。由于排外的雅-玛瑞·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民族阵线（Nationa1 Front ) 刚刚在法国南部赢得了又一个市长职位，他的选民这次明显追求表演太露骨了。当一群电影摄制者发表文章警告说，如果法案变成了法律，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服从它，无数人都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一次空前的急流中，大约20万个签名在短短几个星期中就征集到了，在2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10万多人在巴黎城中游行，他们象征性地从犹太人被驱逐的东站出发，要求政府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替罪羊。政府被迫撤销了那条愚蠢的条款，社会党人——虽然至今都并不情愿——许诺说，一旦上台，他们就废除帕斯夸—德布里（Pasqua-Debré）法律。[10] 1997年5月的议会选举是第二个例子。如果不是因为社会骚动，希拉克总统可能不会决定把选举提前一年举行，因为他担心人们的情绪会进一步恶化；“多元左翼”（plural left）就可能不会在这场竞争中获胜，由社会党人控制的包括一个绿党部长和三个共产党部长在内的政府就不可能建立。事实上，没有那个不满的冬天，新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也不可能成为转变信仰的温顺的西欧左翼中一个略显古怪的人了。60岁的若斯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行走着的矛盾。一方面，他在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中的“标准化”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因此，从根本上说，在对待现存秩序的态度上，与布莱尔和施罗德没有什么不同。但另一方面，他是1995年社会运动的一个副产品，没有那场运动，他就不可能走马上任。自然而然地，这第二个因素的影响并不依赖于那场运动的感激之情，而依赖于其力量，依赖于来自下面的压力。但是，若斯潘却不能忽视它，因为社会党人和他们的共产党盟友都很清楚，他们离权力核心越近，他们留给左翼的社会和道德不满空间就越大。 实际上，第三个特点是各种处理贫困人口的社团越来越多的活动，这些贫困人口包括：没有居所的人、没有证明文件的外国人、没有工作的工人。像DAL （意思是“有家的权利”，The Right to a Home）这样的组织一直坚持他们在空办公室和公寓里“蹲坐”的活动。当在任的左翼对履行以前作为反对党时所许下的诺言毫无热情的时候，各种保护移民和与排外做斗争的社团有足够的压力采取行动。在失业人口中，抗议运动赢得了最大的基础。在这里，实际上也包括许多工会积极分子的各社团已经在国家层面甚至在欧洲层面上做了初步的组织工作。但其全面影响只在1997年年关才被人们感受到，当时，要求增加福利的失业者侵扰了全国的就业官员，并在巴黎和其他许多城市发动了示威游行。他们的口号很平常：“我们要工作，但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就业，那么，它就应该给我们维持体面生活的津贴。”必须承认，积极分子们只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小部分。但从20 世纪30年代的饥饿大游行以来，这是失业者第一次再度加入运动队伍，但他们不是同情的对象，而是成熟的主角。[11] 最后，在知识分子氛围中，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尽管难以定义的变化。这可以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的语调中衡量出来。他们通常用主导场面的人的沉静的自信说话，但现在，他们用的是那些统治受到威胁的人的恼怒腔调，说明他们恐惧的迹象有很多：频繁见诸报端的质问市场和全球化统治的文章；不因循守旧的杂志——例如《外交界》(Le Monde Diplomatique) 的持续成功；由皮埃尔·布尔迪厄赞助的攻击（特别是媒体中的）有权势者的一系列便宜的小书一路畅销。事实上，有趣和有启迪作用的是针对这位社会学教授的激烈指控，由于他的更为积极的行为是在使用作为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成员的特权，因为他对现存秩序进行了攻击。但我们也不应该暗示这种过于暧昧的画面。1995年12月最雄心勃勃的思想已经勾画丰满了。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包括重要的工会领导人，已经在几年当中，在巴黎和一些地方城镇，会晤和讨论了共同利益的主题。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像计划的那样，通过一次大会来起草这场社会运动的法令，也没有提出一个修订过的新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而来自下面的压力也更多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希拉克的滑稽动作的憎恨、工会的分裂以及请愿者中的冲突都是法国的独特之处。但对福利国家的总体公式却并不局限于法国。试图通过减少劳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来提高利润率的努力，对社会向有工作的人提供保护的攻击，都已经影响了西欧好几年了。而对政府的抵抗也有好几年了。在1994年底，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个电视业大亨成了意大利总理，他试图降低养老金，当意大利人在大街上发动大游行后，他的计划就半途而废了。在德国，1996年秋天，当工会通过发动游行示威和警告性罢工表达了他们的力量和决心后，政府削减病人福利的计划就搁浅了。在所有这些包括法国在内的例子中，政府都试图在寻找对政府有利的僵局出现的时刻。统治者们放弃的是个人的提议而不是他们的战略。抗议者们赢得了一场战斗，但此后，由于缺乏目标，就不能发动反攻了。 在意识形态前线，法国也不例外，战场甚至更大，蔓延到了欧洲以外。事实上，沉思对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是新鲜事物，但对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可就不是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认同政治是一顶旧帽子。但在过去的20年里，认同已经戏剧性地转到了右翼一方。里根经济政策、柏林墙的倒塌、“历史的终结”都是这条道路上的里程碑。这是蒂娜（Tina）[12] 的孪生兄弟，即可能没有替代性选择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法国的抗议者们如今已经在他们的前面猛冲猛打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替代性方案，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阿莱恩·图瑞纳和他的同事们否定罢工并抗议“社会运动”这一提法，他们争辩说，要想与“社会运动”的提法相符，他们就应该“把一种社会冲突和一个管理社会的计划结合在一起”[13] 。这种反驳看起来有些怪，尽管一个名称毕竟只是一个定义问题。也许这些作者想要强调的是，要想具有支配性，能够从事长期活动，一个运动必须有一个目的和一种先见之明。或者，换句话说，即社会没有变化，“以一种心不在焉的方式”得到了政权。如果不留情面地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作者们——较温和地说——置身于运动之外，就很自然地要极力贬低运动的重要性了。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注意到了这些法国事件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方面。虽然抗议者们拒绝了政府的勒索，即如果不能提出对既有的无序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就不能反抗，但他们也确实没有提出一个替代性计划，没有勾画出一个与之不同的社会前景。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因此削弱他们的抵抗行为的历史重要性。在完成意识形态控制大约20年之后，这次拒绝、反对和抵抗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不可能有替代性选择这一思想仍然被明示或含蓄地接受，那么，寻找一个替代性方案的探索就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法国社会运动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的原因。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开端。即使这次“法国流感”传播得很快——它也确实如此——并正在削弱整个西欧的主流意识形态，继续构建一个新计划的建设性任务也仍然是必要的。法国不满的冬天的再现，在我们看来是在宣布：“如果这就是政府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提供的未来，那么，我们就不要它。”拒绝了他们的未来，欧洲的人民现在必须开始认真探索我们的未来。 [1] 鲁昂：法国北部塞纳河上一城市，位于巴黎西北以西。圣女贞德于1431年在该市的火刑柱上被烤死。——译者注 [2] 例如，1995年11月16日的《解放报》的头版大字标题就是《勇敢的朱佩》 。 [3] 此处和下文中，我在组织者的热情和警方的虚报低数之间取了一个大约平均数。 [4] 这次事故是故意挑起的。要想知道对事情真实发生经过的冷静描述，请看皮埃尔·考斯萨利斯（Pierre Cours-Salies）的丈章，见Claude Leneveu and Michel Vakaloulis, eds. Faire Mouvemen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5] 朱佩是波尔多的市长。在法国，一个人可以在担任国家官职的同时担任一个城市的市长。一般来说，运动在法国西南地区比在东北地区声势更为浩大，这大概是因为公共职业在法国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重要。 [6] 在12月10日的第二轮投票中，左翼事实上获得了原本属于右翼的两个席位。 [7] 在法国，每个从高校毕业的人，获得学士学位后，都有权利在大学中获得一个职位。 [8] 在1996年11月，卡车工人们严整了这个现点。他们被过长的工作时间逼得发疯，他们一星期得工作60 多个小时，而他们所得的报酬却远远少于他们开车的时间所应得的报酬。他们处于一种战略地位，像开坦克一样，他们把卡车开到街上，阻塞了道路，特别是加油站。由于再一次得到了一般民众的支持，他们当天就赢得了胜利，得到了等待时间的报酬和55岁就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权利。雇主们并没有遵守诺言，于是，一年后，即1997年11月，他们又发动了一次罢工。 [9] 关于这个工会的发展，请参克里斯托牵，阿规顿（Christophe Aguiton）的论文，见阿规顿、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id）主编： Le Retour de la question sociale（Lausanne: Editions Page Deux，1997）。 [10] 他们只是部分地信守了诺言，修订了法律，而没有勇气废除它们，而这在象征意义上很重要。顺便提一句，这些法律中带有提出法案的部长的名字：查尔斯·帕斯夸提出的是原始法案，而让——路易斯·德布里提出的是最近的法案。 [11] 至于失业者运动的背景及其前景，请参见玛丽——阿格尼胜·卡姆柏斯克（Marie-Agnes Combesque)，Ga Suffit Histoire du mouvement des chomeurs（Paris: Plon, 1998）。 [12]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绰号，同时含有“别无选择”的意思。参看本书前言。——译者注 [13] 参见阿莱恩·图瑞纳和其他人的Le Grand Refus（Paris: Fayard, 1996），47 。 感谢 赤叶 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