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第六章 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一名记者或者一名商人在现代化的华沙机场下了飞机。他招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马里沃特或者布里斯托尔，然后到市中心去购物。有人说波兰现在是富裕的西方的成员或附庸，这种印象对于这名记者或者商人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这里的商店灯火通明，街道看起来真有点十五号大街[1]的味道。实际上，它们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如果这位新闻界人士受职业感的驱使，再跑到繁华地带以外的地方去，甚至跑到各省去，他准会理直气壮地报道说：这里的商店同样堆满了商品。将这种情景与他对共产党时代的回忆——长长的队伍、空空的货架、小贩们在大街上兜售卫生巾——作一比较，自然会使他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休克疗法”就像Guiness（原文如此，疑为Guinness，吉尼斯黑啤酒）一样，对于波兰来说是个好东西。 至于波兰人为什么不喜欢他的这种祝福，他可就不想多说了。1989年7月，在一次部分自由的、意味着共产党的统治将会从整个东欧彻底灭亡的著名选举中，只要是和莱赫·瓦文萨合过影的候选人——这表示获得了团结工会的认可——都被当选了。那时，没有谁会想到已经被如此兴师动众地扔进了历史垃圾堆里的共产党人，还会在可见的将来重新崛起。不是别人，正是波兰首要的“休克疗法主义者”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尽管被公认为转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共产党人仍然需要与他们的农民党朋友一道组建政府，但共产党已经是当时最强大的党派了。[2]两年之后，在需要绝对多数的第二轮总统投票中，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性情温和、年仅42岁的亚历山大·科瓦涅夫斯基（Alek - sander Kwoniewski ) ，击败了前任总统莱赫·瓦文萨。此时的莱赫·瓦文萨再也不能用红色威胁的牌子保住自己的面子了。执政两年后，共产党人尽管重新换回了原来的名称，但它已经很难说是资本主义的威胁了。 实际上，由于这些共产党出身的新手们本质上继续奉行其前任的经济政策，只是在形式上更温和一些，因此，他们倒转过来受到了反对浪潮的威胁。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Marian Krzaklewski）认识到，联盟只有在变得更加富于战斗力的情况下，才能东山再起。在政治上，他决定把各个极度分散的反对党派联合成一个联盟——团结选举行动（AWS），使之围绕一个最坏意义上的民粹派的平台来行动：所谓最坏意义上的民粹派，就是说，它承诺的事情——消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因此有条件地接受波兰加入欧盟——却没想好怎么去做。这个阵线的选举获胜揭开了它的虚伪面孔。在1997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AWS赢得了比民主左翼联盟更多的席位（201比164）。后来它却与巴萨诺维奇的以热衷于新自由主义和欧洲一体化而著称的自由党一道组建起了政府。这个脆弱的联盟存在的时间也许不会比本书的印刷时间长，在后面，我们还会回到它所暴露出的各种有趣的悖论的。诸位只要注意到团结工会要想重获民心，就一定要放弃而不是坚持1989年之后由它自身内部出来的政治家们引入的政策，就足够了。 当一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引起了特别深远的不满时，我们就必须深入到其光彩照人的表层下面，透过光怪陆离的琉璃灯和琳琅满目的橱窗，才能看到事情的真面目。在华沙，我们则必须跨过维斯瓦河，才能看到对岸的贫民区，或者，必须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去人称“波兰的曼彻斯特”[3]的罗兹城[4]，才能看到每况愈下的纺织工业。我们也可以穿过由单个工厂或工矿组成的城镇，那里已是一片狼藉，居民生活和收入的主要来源面临断绝或“萎缩”的境地。或者，我们还可以穿越波兰东北部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农民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却在城镇里找不到工作。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可以证实这些阴暗面。这不单单是指失业率从几乎为零跃升到15％左右，就拿工业产出和生活水平来说，“休克疗法”也直接造成了急剧降低的后果。只有199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但该年的实际工资仍然稍稍偏低。西方报纸津津乐道的巨大成就，实际不过是一场一再被推迟的复苏。 干预时期人民的困苦也许被统计数据夸大了，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偷税漏税行为，一些很明显的收入都没有上报给税务部门。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许是由新政权的主要特征即日益分化的两极相互抵消所造成。金钱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住房和教育等等之间的关系。当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失业——困扰着穷人，穷人变得越来越穷的时候，以投机家为主体的富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富。犹如往伤口上撤盐似的，富人们专爱在穷人面前炫报财富，故作卖弄，似乎他们要穷人明白，金钱就是一切。总而言之，波兰人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在于新政权的先驱即产业工人，不是这场转型的受益者，倒是其辆牲品。 1996年6月，为了庆祝团结工会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发生20周年，在华沙郊外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团结工会当地领导人加久蒙特·米赫尼克（Zygmunt Michnik）竟然大言不惭地谈论起雅塞克·库龙（Jacek Kuron）和亚当·米赫尼克等人，说他们“由于害怕波兰化，便玩世不恭地拿我们的不幸、我们的鲜血和我们的天真当儿戏”。几个月前，在华沙一次抗议游行中，示威者打起了联盟的旗帜，竟然说要——尽管只是说说而巳——把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佬送进毒气室。诚然，一个派别并不代表整个联盟，但这类人也居然能够被团结工会所接纳，无疑表明了这一组织从1980年的辉煌夏季——那时它是在全世界一片惊叹声、赞美声和羡慕声中诞生的——以来一直走的是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了理解现在这一代人，也为了抓住波兰这种在没有犹太人的情况下反犹太人、在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情况下反共产主义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回头看一下这个国家的近期历史。毕竟，波兰还是惟一一个靠真正的、自下而上的、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而推翻了共产党政权的东欧国家。 1956年在东欧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以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那么秘密的对斯大林的指控而开始，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粉碎匈牙利人的起义而结束。波兰同样参加了这出历史剧。这年6月，“工人的国家”首次把武器对准了他的所谓的“主人翁”，在西部城市波兹南[5]，警察枪击了罢工的工人。但是，波兰共产党和邻国的共产党不同的是，它在党内有另一名可资选择的领导人，这个人还不至于必到死后才恢复名誉。这个人就是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6]。尽管哥穆尔卡是一名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但他确实真的相信有可能在战后举行一次有关“独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对话。冷战开始后，局势越来越紧张，于是他就被赶下了台。尽管坐了牢，但他没有被枪毙，到如今，他已经在做接管政权的准备了。1956年10月，赫鲁晓夫、莫洛托夫[7]一行飞抵华沙，目的是要阻止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在他们看到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受到波兰全国人民的拥护之后，他们也就改变了想法。波兰“解冻的春天”是一个团结而欢欣的时刻，因为农民被允许解散他们的集体农场，东正教也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绷得紧紧的紧身衣开始整个儿变松，斯大林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欢欣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哥穆尔卡从来就没打算得罪现行政权及其苏联后台。他与那帮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即那些仍在梦想着通过党的帮助在现存制度框架内逐渐把现存社会转化为一种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蜜月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其信号是一家非正统的周刊《直言》被查封。哥穆尔卡与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彻底破裂发生在1968年，这一年，他批准自己的内政部长莫查尔将军发动一场大清洗，借口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反对全部犹太人。这一年，围绕一部带有反俄罗斯嫌疑的著名波兰戏剧[8]而发生的事变，给了警察以棍击游行学生的机遇。 雇用知识分子比雇用工人更容易。1970年，为了阻止消费超过产出的趋势，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聪明的治国专家们便想出了迅速提高食品价格的主意，提价时间定于12月，圣诞节的前夕。波兰北部沿海地区首先做出了反应。在格丹斯克、格丁尼亚[9]、什切青[10]各个港口，造船工人带头闹事。他们扔下手中的工具，组成抗议队伍，直接前往市政府或党部所在地。镇压是无情的。即使在官方的记录中，也有数十名死难者和1000多名受伤者。从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说，“工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动这样一场针对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哥穆尔卡倒台，他的继任者、讲究实效的西里西亚[11]领导人、曾在法国和比利时以当矿工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爱德华·盖莱克，现在也只好跑到北方，要求造船工人与当局达成和解。只是到了1971年的2月，当政府面对在罗兹的纺织厂里罢工的女工们的犟劲儿，不得不取消其提高食品价格的计划时，危机才告结束。 波兰因此陷入一种奇怪的僵局。一方面，整个国家的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高于一切，权力一级一级往下分配。但在这种依然如故的结构内，波兰工人已经用鲜血争得了某种否决权：没有权力去制定政策，去参与决策的形成，但有一种说“不”的消极权力。它标志着反抗，似乎在警告当局：只有踏着我们的尸首，你们的政策才能通过。为了使自己摆脱因此造成的困境，盖莱克选择了往国外飞行。带着苏联的支持和西方的信任，盖莱克开始推行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里，波兰因此被标榜成典范。后来，西方爆发了经济危机，无法偿还因出口而造成的债务。人们认识到，在此时投资乃是十分不明智的。由于有必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波兰人民愈发相信否决权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1976年7月24日，星期四，波兰政府宣布了另一项大大提高食品价格的决定，该决定将于第二周开始执行。星期五，从乌尔苏斯拖拉机厂来的罢工工人占领了四周的铁路线，拦住了莫斯科至巴黎的快速列车。而那些从华沙南部的拉多姆[12]来的罢工工人，则重演了1970年的那一幕，他们冲到党部所在地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然而，此时，运动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就在这个晚上，波兰总理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整个提价计划将被推迟执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据各方面的报告显示，一场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正在酝酿之中。 因此，1976年乃是1970年的压缩版本，两者只有一个历史差别：1976年工人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1968年，在学生遭到殴打、知识分子遭到清洗的时候，工人并投有挺身而出。1970年，当罢工者在格丹斯克举行抗议的时候，学生也没有加入抗议队伍。如今不同了。被迫屈服的当局一直在寻机报复，他们决心要监禁和折磨参与骚乱的工人。然而，受害者这次并不孤独。少数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展开了营救行动：散播消息、提供法律支持和社会援助。从这些行动中诞生了保护工人委员会，按照波兰语的首字母，人们往往把它简称为KOR。一位著名作家、一位知名演员、几位久为人知的社会主义者，以及一帮年轻人，共同组成了KOR (倒也没有形成一个军团的规模）[13]，其中知名度变得最高的，还是激进主义者雅·库龙和散文作家亚当·米赫尼克。尽管遭到逮捕、饱受折磨，他们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好，大约一年之后，所有的受迫害者都被释放了。政府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但结果犯了错误。KOR仍然在活动，它帮助创建了一所”流动性大学”，赞助出版了一系列不同政见的出版物，其中最突出的是《工人》杂志，该杂志在其读者当中宣扬这样的观念：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必须建立起你们自己的独立组织。 在此次冲突过程中，波兰表现出了两个独有的特征：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大量涌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哥穆尔卡允许农民离开自己的集体农场，这份恩惠意味着农民开始走向分散状态。如此一来，有四分之一的可耕作土地落入了小农户之手。由于农业仍然吸收了全国30％的劳动力，因此许多人希望政权变更，他们错误地相信，资本主义将会永远保证他们的财产要求。另一个独有的特征，在于东正教会的权威和声望。在战前时期，东正教会的权力主要来源于有钱人、大地主以及大批农村人口的支持。在经历一场政治和社会动乱之后，新的共产党政权赋予了东正教会一种新的无辜形象，把它推到了受压迫者一边。实际上，教会的声望乃是执政党无能的标志，共产党越是坚持不公和剥削，教会的形象就越能博得人的同情：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在他的祖国胜利地巡幸了一回，连警察都主动让路，这让一些波兰人觉得自己到底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的。不过，根本的、越来越剧烈的冲突，仍然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力量的产业工人与自称是工人代表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 有了这些过去的经验，工人和共产党这两个对手终于在1980年正面交锋了。统治者们并没有借总理之口突然宣布提高食品的价格。这次，他们做得悄无声息。当局同时印发了几个秘密通知，要求不管哪里的工人反抗，都应该补偿他们。而工人呢，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学会了如何去消除孤立，尤其是如何利用KOR来建立各厂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当局的每一步退让，都是一种鼓励，使得另一些商店、另一些工厂敢于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次的浪潮来得缓慢而出人意料。第一次罢工于7月10日在华沙爆发，此时，物价还刚刚涨起来。随后，风波向东转移到卢布林地区[14]，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罢工演习。不过，从国际的评论来看，真正的戏剧只有到格丹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于8月14日举行罢工，才算是正式开幕了。之所以发生中间停顿，有许多特殊的原因，例如要求恢复一位颇有名气的女性抗议者——焊接工安娜·瓦伦提诺维奇（Anya walentynowicz）——的工作等。当人们聚集到经理办公楼前面时，另一位丢掉了工作的工人翻过围墙，直接讲起了他的个人经历——这个人，就是37岁的大胡子电工莱赫·瓦文萨。如此一来，一场总共进行了轰轰烈烈的17天的罢工，算是开始了，这次罢工，终于打破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神话，即不管是按照其本来意义，还是按照天生的权利，共产党都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这里不是重温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的地方，我只想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得出几条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观念在革命环境中成熟得特别快。独立工会的概念在东欧特别不受欢迎。与《工人》杂志关系密切的、在格丹斯克发起工人运动的那些人，甚至不敢把成立这种协会的要求写进自己的第一个纲要里。后来，这一观念如闪电般传播开来，成了一种深刻的集体信仰，以至于当从华沙赶来帮忙的被称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反对说当局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工会时，格丹斯克所有的罢工者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这点根本没有商量余地。”这把我们引向了第二个教训：在这一幕中，工人成了主人，负责制定决策，而专家，即那帮有着左翼东正教和修正主义背景的知识分子，则充当了助手，负责提供技术帮助和提出建议。 这场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尽管开始时瓦文萨显示出对个人独揽大权的偏好，但总体来说，这场运动还是民主的，来自各个工厂的代表们一道成立了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与政府的谈判也是公开举行的——群众则站在大厅外收听喇叭。这场运动也带有非常浓厚的平等主义色彩，人们要求增加工资，但不是按比例增加，而是所有的人都平等。惟一的例外是额外补助那些收入最低的人。如果诸位补充说，纵观这场危机，工人们是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的，那就听起来太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真的了。瓦文萨在自己的西服翻领上别了个圣母玛丽亚像，而阶级斗争也在东正教赞美诗的歌声中进行，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注意，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工人们与之斗争的政权自称是共产党的，但共产党员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如果这些人的所言所行是社会主义，那就像对牛弹琴——它根本就不懂你弹的为何物[15]！ 罢工运动也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例如，让工人们待在工厂里，禁止喝洒，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避免引起当局的反感。它还必须声势浩大，足以迫使当局让步。罢工浪潮再次席卷了格丹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各地，而静坐罢工不仅把船厂，而且把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工厂都卷入了其中。十天的施压使政府威信扫地。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却不太愿意涉及关键问题了。冲突一路伴随着各种传闻，据说，俄罗斯的或来自国内的武装干涉马上就要来了。这种传闻更把罢工浪潮推向了全国，罢工者作出了一定的让步——承认“党的领导地位”和“国际联盟的现行秩序”，当局也于8月31日最终在《格丹斯克宪章》上签了字。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波兰是第一个承认其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拥有独立组织的共产主义国家。 紧接着是15个月的事实上的两权分立时期。党拥有历史根基，也拥有地理基础——历史上雅尔塔会议对欧洲的划分，地理上与俄罗斯毗邻。它控制着军队、警察、全部重要岗位（所谓的干部）的任命权，它是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特权的。但现在，它必须寻找别的权威来源，必须在不可避免性面前低头：11月份达成了对团结工会的共识，这是一个松散的，但也是全民的工会组织，在此次政治风暴之后它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壮大起来了。它在顶峰时期拥有的会员数是900万名还是1000万名，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一段时间里，团结工会简直成了骚动的波兰的代名词，它宣称自己的会员数大约达到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不过，把冲突说成是党和工会之间的冲突，是不那么准确的，因为它虽然自称有300万持会员证的会员，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会员同时拥有团结工会的会徽。 两派都必须面对一场由高工资和低产出所加重的经济危机。对于党来说，当然的出路是通过合作，从团结工会那里得到用威吓的办法从工人那里得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接受一个临时的紧缩方案，以便恢复生产。为了这个目的，有必要与工会分享权力，但党不准备做这种让步。团结工会也喜欢像一个工会那样行动，保护其会员，因为任何与当局合作的打算，都会暴露出它自身的内部矛盾。党明白，面对一场群众运动，如果毫无节制，就会引发另一场暴动；工会也知道，如果它任凭自己的行动发展下去，直到夺取政权，那很可能会招来苏联坦克的入浸。因此，这是一场不断打擦边球的实力较量。1981年3月，为了避免一场公开的冲突，工会取消了一次全面罢工。 不过，局势也促使这些主角们走向某种形式的合作。随着经济短缺变得日益严重，随着经济战线日益拉长，人们的情绪日益靠近极限，要想避免一次总爆发，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1981年春，团结工会内部几个小派别重新找回了自我管理的概念。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条整体转变社会的途径，使工人有可能掌握自己的工厂、劳动和命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工人委员会是一条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给企业带来自治的更温和的途径。[16]然而，不管持什么看法，制度折中看来是必然的了。由此，波兰拥有了两个议会，一个是已经存在的色姆（国会），它由党所控制，与地理上的强制（imperatives of geography ) [17]保持一致。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议会，它由全国各个工人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所组成。每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获得这两大议会的一致通过。这种折中方案既可被当作两权分立的制度化，也可被当作替逐渐地、缓慢地转变到这种两权分立所做的准备。11月4日，约瑟夫·格莱姆普（Jozef Glemp）红衣主教像个媒人似的，把瓦文萨和前一个月才被提拔起来的沃赛奇·雅鲁泽尔斯基将军（Wojciech Jaruzelski）拉到一起，人们还希望他们能够寻求这样一种妥协。结果一场空。团结工会并没有真正分享到权力，它只是在由扮演傀儡角色的共产党组织所控制的机构中得到了一个席位。另一边早就打好了主意。此时，雅鲁泽尔斯基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独揽国防部长、总理和党的领导人的大权。12月13日的黎明，将军戴上墨镜，做好了命令他的部队随时采取行动的准备。 作为一名爱国的人，他是否曾想过极力避免苏联的干涉？我对这种如今流行的观点并不相信，即使在一些俄罗斯档案解冻之后，我也并不真正清楚当时克里姆林宫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如果团结工会夺取了政权并把共产党推到一边，苏联坦克是很可能开进来的。但如果团结工会和共产党达成了妥协，而波兰军队又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情况会是怎样呢？对此我只能说，所谓工人党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与工人委员会分享权力。另一点不要怀疑的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职业手段。他不会把政变搞糟的，就像1991年俄罗斯那几个叛变的将军一样。他也不喜欢流血，这点似乎和智利的皮诺切特差不多。尽管在西里西亚，被军队所杀害的矿工们亲眼目睹了当局为了消灭反抗力量，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回头想想，公正地说，当局并没有滥用武力，而是把武力用到了为达目的所需的地方。此外，团结工会内部开放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也为军队完成任务提供了方便，几乎所有的领导人，不管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都可以在一次大的突然袭击中被逮捕和放逐。随着“战争状态”的宣布，通讯被切断，宵禁被执行，严厉的处罚被加到各个主要的“军事化”的经济部门，一个群龙无首、七零八散的闭结工会，就不可能再掀起什么反对风浪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政变成功了。现在，当局要提高物价水平，再也不必担心工人的反对，再也不用害怕工人的罢工了。不过，把敌人打败并不等于敌人就投降了。甚至在收回战争法，特赦一批犯人之后，也没有什么重要人物站到当局这一边来。消极的抵抗仍在继续。阻止工人公开集会是一回事，而动员他们参与经济改革又是另一回事。1988年，团结工会设法在沿海省份举行了一场罢工，尽管它只是以往的大型运动的微弱回声，但雅鲁泽尔斯基还是不得不决定立马辞职，把权力让给人家去分享。随着苏联改革在阵痛中蹒跚而行，波兰的统治阶级也打算试一试市场，考虑向资本主义转变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保存其特权地位。为此，它需要找一个盟友。 事实上，盟友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如果说军事政变没有打败和取缔团结工会，但也确实改变了它自身内部的权力平衡。是的，工人仍然是主心骨，而且正是他们的不合作态度，才使得当局设法通融。然而，工人在团结工会里头的角色也改变了。七年地下活动期间，团结工会的工作重心己从工厂转移到了报社，重点也从罢工转移到了宣传。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对各项进出特别是资金来源的中央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俨然如避难所和保护伞的教会，其影响仍然在扩大，同时，为地下活动提供资金的外国赞助者，也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应该深入了解所有这些势力对运动的政治路线的影响力，但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对话活动所显示出的变化。1980年，在列宁造船厂，罢工领导人及其顾问们是在罢工工人的直接监督下参加谈判的。而1989年，谈判的预备会议在靠近首都的玛达伦卡（Magdalenka）某个偏僻的地方举行，正式谈判地点则在华沙宫，当然，他们发言的名义还是工人运动。 用谈判者坐在“圆桌”边讨价还价的办法，是很难转移权力，很难改变政权的性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往往比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所想象的还要进展顺利和迅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敌人之间的会议。内政部长彻斯拉夫·基什查克（Czeslaw Kiszczak）将军带领一支队伍，而另一支队伍中大多数成员都是他的“客人”，是他的监狱和临时拘留所的常客。然而这一次，他们一道坐下来寻求一种妥协，一种双方都想占据主动的让步。统治者们（这是一个比党更准确的定义，因为党现在被一帮统领着军队和警察的将军控制着，他们强迫十分不情愿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次谈判）知道，要想继续掌权，就得改革经济，而如果没有团结工会的支持，改革就会举步维艰，他们试图用驯服新伙伴的办法来保住权力。团结工会的代言人也明白，一切强力工具都操纵在统治者手中，他们还有苏联可以撑腰，尽管鉴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现状，这种支持的力度有多大还不是十分清楚。团结工会希望慢慢地、渐渐地把权力的分享变成权力的独揽。 对话受到了一些风波的影响。因此，尽管团结工会的代言人不久就要诵读芝加哥学派的金融福音，但此刻，他们还记得自己是在代表着工会，是在为波兰的劳动人民争取与物价上涨相适应的工资水平。不过双方时而紧张、时而暖昧的关系，在双方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所作的制度安排中还是得到了最好的反映。从理论上说，占统治地位的联盟是一定能保住它的优势地位的，因为在更为重要的下院即色姆中，它可以保证三分之一的席位：460个席位中，只有160个可以公开自由竞争。同时，赋予共和国总统以更大的权力，特别是掌握军队、安全机构和外交事务的权力的一系列法案也已经获得勉强通过。特别是，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能够（也很有可能）出现在总统府，乃是稳住俄国人的必然选择。作为补偿，双方同意恢复第二个议会即上院，这个议会的权力稍小，但任何一方的100多名成员都必须经过完全自由的投票才能产生。 有人说，上帝想要毁灭谁，就会先把他弄疯。波兰共产党人在这次选举中的所作所为，就显得疯狂而愚蠢，他们是蒙蔽了双眼呢，还是太专横了？他们本来可以不引起大的震动，可以在只选一名代表的选区中选择比例原则而不是多数原则。很难理解他们想从这些半是自由半是做作的选举中得到什么。只要有一个选区的选举是自由的而团结工会又赢得了选举，那么，所有其他的代表即使合法，也会被剥去合法的外衣。[18]实践证明，这是一次大土崩。团结工会赢得了全部161个被指定为可以公开竞争的色姆席位，以及100个上院席位中的99个。在这种情况下，数量往往可以起到质的作用。此时还在统治联盟中做共产党人傀儡的农民党和民主党，面对局势的这种戏剧性转变，也突然找到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声音。由于总统只有占到下院议员和上院议员一起投票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因此结果如何，谁也不敢断定。为了避免危机和整个交易破产，团结工会必须替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当选提供谨慎的支持。然而，这种让步是要有一定代价的。为了与米赫尼克写的颇具争议的文章的标题——“他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保持一致，也由于瓦文萨不想干这份差使，有人于是几次请他的主要助手之一塔祖茨·马佐维奇（Tadeusz Mazowiecki）来组建一个团结工会的政府，一次是在8月，另一次在9月。几个月前，谁也没有想到历史的步伐会如此之快。[19]在随后的三个月内，中欧和东欧的政治局势就完全改观了。 波兰再次走在了前列。诸位也许会说，团结工会组建政府的机会，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措手不及，只好仓促应对。最紧迫的任务是应付经济状况的恶化。马佐维奇政府，与身边总被一帮俨然经济大腕的西方金融家们所包围的巴萨诺维奇一道，开始推行一种后来被称作“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所有的管制一旦被解除，物价就骤然飙升。倒是工资受到了管制，以使它们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取代了长长的购物队伍。尽管小额存款被扫地出门，但投机家的利润却可以天马行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有意识的、无情的、原始性的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运动的一部分。政府对走私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加强食品卫生管理、打击现存的最薄弱的环节即零售贸易中的非法行为，无动于衷。而且，给予私有部门的税收和工资政策优惠，也对大型国有企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产量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比这一政策的设计者们所许诺的或者说本就盼望的，还要快得多、持久得多。然而，尽管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这场运动还是达到了打碎现行体制的政治目的。 让人十分费解的是，一个其名称含有社会和谐理想的组织，怎么到头来宣讲起满口自私的福音了呢？一场以平等主义开始的运动，怎么就引入了一种专门用来保护特权者，打击贫弱者的制度？一个由产业工人特别是大型企业里的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工会，怎么就领导了一项必定会伤害其建立者的根本利益的工程了呢？部分的答案就在于，1980年的团结工会是造反者，而1990年的团结工会成了统治者。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情况理解为波兰工人被知识分子给骗了。所谓的专家是无法随意做到这一点的。假如瓦文萨最著名的顾问塔祖茨·马佐维奇和布拉尼斯拉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 ) 跑到列宁造船厂或任何其他的工厂里，告诉工人们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在一定的时期内，工人们只会听从他们自己人的劝说，例如瓦文萨。因此，整个领导层——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必须为这项政策以及转向资本主义道路承担责任。[20] 是谁把他们推到这条道路上去的？尽管东正教会在许多别的事情上对团结工会有着负面影响，但它似乎并没有在决定团结工会的经济政策上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一政府刚刚组建时，代表大企业利益的国际组织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给该政府施加的压力可谓是立竿见影。但这种基础是早已打好了的。在那些地下活动的年代里，团结工会曾经从西方接受了大量的援助，其中一些来自于它的欧洲同情者，包括各国工会，更多的援助则来自于官方机构，特别是美国的此类机构。根据现在的估计，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投资了大约5000万美元——与在苏联帝国的崩溃上的投资相比，这点钱简直是微不足道。但要是按照当时通行的黑市价格把这笔钱兑换成兹罗提[21]，那可是一笔大数目。[22] 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它们还是不足以解释团结工会立场转变之迅速。1980年，当他们还把自己的命运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时，马佐维奇尚是一位进步的东正教徒（与法国左翼东正教周刊《Esprit》联系密切），而盖雷梅克则仍然是一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十年过去了，他们一个当了总理，一个则成了赞成政府为了响应金融主义者的号召而把资本主义的苦药灌进波兰人喉咙里的议会领导人。为了理解这种转变，诸位必须回想一下那段时期欧洲政治气候的总体变迁。80年代初，当波兰工人已经梦想一个平等的、自我管理的社会时，欧洲部分左翼人士却还在按照既非斯大林的闹剧也非资本主义的剥削的第三条道路来思考：法国社会主义者进了政府就开始模棱两可地谈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8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成了金融当局的拥护者，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在全欧洲大获全胜。在波兰本土，梅茨斯拉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的“共产党”政府正在为转变打基础，正在解除对食品价格的管制，而处在地下活动期间的团结工会，在把自己的愿望落实为政策方面尚无什么实际行动。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会离自己的原初立场如此之远时，变成新生资本家的波兰左翼人士往往借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说词作为辩护：别无选择。从这种历史背景出发，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乐此不疲地在工人耳边说，这是惟一的一条出路。这就是东欧工人运动复兴的先锋——波兰——为何也是领导“休克疗法”新潮的国度的原因所在了。 尽管“休克疗法”在一段时期内见到了效果，但团结工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集多年之英雄行动才积攒起来的名望和信誉资本，很少有浪费得如此之快的。正如1990年12月的总统角逐所表明的，光荣在几年之内就暗淡下去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帝国的崩溃，再也不需要雅鲁泽尔斯基去当什么“担保人”了，但团结工会培养出的政治势力并没有面对选举而齐心协力起来。瓦文萨对自己扶持起来的不听话的总理深感恼怒，于是发动了一场“内讧”。这场领导层内部的冲突导致出现了两位候选人——马佐维奇和瓦文萨本人。这位“民族英雄”尽管只获得了40％的票数，还是首先通过了第一轮选举。第二个通过的并不是总理。他被一位粗俗的煽动分子超过，此人名叫斯坦·狄明斯基（Stan Tyminski) ，是一位诡计多端的流亡者，在生意上挣了钱就回国了。确实，瓦文萨没花多大力气就在决定性的第二轮选举中把狄明斯基给打败了，但后者的首轮胜利已经是一个警钟，表明“休克疗法”己使这个国家变得脆弱不堪。曾经在团结工会的旗号下走到一起的各方势力，不再团结一致，团结工会也因此日渐衰落。1991年的选举则再次验证了这一事实。 不管瓦文萨在竞选过程中有过什么许诺，反正当选之后，他在改变经济政策方面是无所作为的。相反，他挑选的第一位总理让-克泽茨托夫·别列奇（Jan-Krzysztof Bielecki）倒是位热心的货币主义者，而接掌别列奇总理大权的让·奥茨维斯基（Jan Olszewski）却是波兰极右翼势力的首脑。他整天忙于从床底下逮捕革命分子，以至于没时间干其他的事情。他的政府编造的安全档案是如此令人生疑，结果没几天他就被请出了政府机构。 波兰第一位女总理哈娜·苏绰卡娅（Hanana Suchocka）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接掌总理位置的，她领导着一个由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和反动的东正教徒组成的联盟。她遵循了一条同样不受欢迎的经济路线（受压迫者的代言人雅塞克·库龙在政府中露面，稍稍缓冲了这种局势）。从此，工会色彩越来越淡的团结工会，在两年的内讧之后变得一蹶不振、纷争不断了。没有团结工会的积极的以及随后消极的支持，巴萨诺维奇的政策创新是不可能执行下去的。不过，这种支持的代价也十分沉重。一度曾是波兰工人阶级代表的团结工会，现在只剩下不到200万人，比前政权依据军事原则重新建立起来的官方工会所宣布的人数还要少。要想恢复元气，它必须表明自己与工人的利益还有一定的关系。1993年春，由团结工会直接推举的下院议员们推翻了苏绰卡娅政府，这些迷恋于反共产党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把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重新请回政府。 1993年的议会选举，不论是对于团结工会的剩余人员来说，还是对于东正教会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前面已说到东正教的道德和政治影响有多大。1989年，教会统治集团或是明智或是不明智地决定要把这种影响制度化。他们不仅要求归还被共产党没收的财产，而且要求归还被沙皇没收的财产。他们声称要对国民的行为加以道德上的控制，重新引进宗教劝戒所，禁止堕胎，并要求各电视台承诺自己的节目不与“基督教价值”相冲突。这种从教室到卧室的全方位监视，是不会引起波兰人的兴趣的。特别是妇女们，她们着实被牧师们反对避孕、堕胎的无情主张弄得大吃了一惊。东正教会的声望一落千丈，在基督教旗号下反对1993年选举的反动联盟，连在议会中拥有一个席位所必需的最小票数都没有得到。[23]尽管东正教会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但它的枷锁已被松动。 并不是所有从团结工会里发展出来的党派都受到了同样的打击。其中最大的党——民主联盟（不久又叫作自由联盟）——拥有两位总理和这次运动的大多数领头人物。它位居第三，获得了10.5％的票数。这一票数与团结工会传统的惟一继承者劳动者协会的票数十分接近。后者从一开始就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莱赫·瓦文萨最后一刻才临时凑成的党及其民族主义的、民粹派的组织，仅仅跨过了5％的门槛，而团结工会作为一种交易才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也没有通过这次考验。由于团结工会这种内讧和内耗，控制新议会的党派成了两个，它们的得票率都很高，而且都与前政权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色姆的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首字母是SLD，主要由改弦易辙的共产党人所组成）获得了第一，紧跟其后的是波兰农民党（PSL) ，它以前一直是共产党的附庸。考虑到计算太复杂、许多票数并没有在分配席位时算进来等因素，这两个党派能够获得大约三分之二的色姆代表人数，也算是心满意足了。许多评论家对历史如此相似颇感震惊。1989年，为了保证共产党人获得这个比例的席位，有人还必须仰赖法令的作用，把许多有充分竞争力的选区排除出去。而如今，在自由的选举中，公开转变的共产党人倒是靠普选就赢得了这一比例的席位。这都是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及其国内外的支持者一手造成的。 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回归到旧政体，旧政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农民党如今再也不是谁的附庸了，它是惟一一个有着小农社会基础的波兰政党，但如果他们国家的农业政策想要仿效西欧的模式，这个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就注定要土崩瓦解。他们的党可以偏向教会一边，在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堕胎一事）上持反动立场，但他们首先缺乏兴趣的，还是毫无管制的市场。有趣的是，在农民党内部，比起那里共产党出身的、成分更加复杂的党员来，农民代表们倒是不那么急于快速转变到资本主义。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RP）早在1900年共产党倒台时就成立了。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取代老一辈领导人之后，他们甚至比其前辈更讲实用。留在领导层内的，是那些认为重新组建的党应该把新社会当作未来目标的人。此时，这只是一种极乐观的设想而已。在共产党45年的一党专政之后，给乱糟糟的制度留的漏洞是无穷大的。猛然之间，共产党就在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里丧失了重要地位，在电视、广播、报刊中的特权地位也是如此。由于选择的道路是转向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在经济领域里的地位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普遍同意不把工厂移交给劳动人民，而是创造一个资产阶级来掌管它们，因此，那些懂行的、有经验的、有钱的（这些钱往往是从黑市弄到的）人，就会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抢得先机，而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以前的政权中与共产党有着某种联系。据此，可以把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分成三个阶层：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是由“休克疗法”的受害者组成的：报酬微薄的工人、公务员、失业者和退休者，他们的境遇比以前糟糕多了；第二个阶层由这些人组成：他们不管物质待遇好坏，都对这个国家半个世纪的革命被白白浪费掉抱有怨愤，谁也不喜欢听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生产、研究、教育等等——最终落入魔鬼之手；第三个阶层，尽管人数不是最多但却是最有影响力的，它的成员个人收获不错，却害怕再来一场“红色”清洗，使他们刚到手的一切付之东流。为了调和这三部分人之间的利益，波兰社会民主党必须看起来像个循序渐进的党，既懂得穷人的可怜，又讨厌任何政治迫害。正是由于这场貌似“带着一张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运动，才使它所支持的民主左翼联盟在1993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跻身议会之后，这些前共产党人知道，尽管自由联盟与他们在经济看法上比较接近，但这个党派是不会与他们合作的，因此，他们只得与农民党合作。为此，他们不惜给了农民党一段时间的总理位置坐坐。新的执政联盟运气不错。已经到达底线的经济，照理说也应该复苏了。这样一来，新政府既可以兑现改善生活状况的承诺，也可以不以任何根本的方式触动现行经济政策。生产上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转轨平稳了。外交政策也和经济政策一样改动甚少。如此一来，一场高层对决就只好在1995年的10月上演了，一边是看起来有点发福的莱赫·瓦文萨，五年的总统生涯让他的脾气变糟糕了，另一边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亚历山大·科瓦涅大斯基，他是一位年轻的、温和的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 这场对决所表明的对立看来既不可避免，也有点做作。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一旦雅塞克·库龙不再是一位强劲对手的事实日渐明朗，为了给对手一副强劲的假象，瓦文萨就只得装出团结工会又一次与红色分子作对的样子，只得发出警告说，勃列日涅夫的坦克已经做好了准备，残酷无情的共产党人将会把一切收归国有并且逮捕所有敢于反抗的人。[24]这种做法在第一轮投票中还可以奏效，从格丹斯克来的瓦文萨再次抛头露面，让人觉得他才是最有可能击退“红色侵略”的人。在第二轮投票中，这种做法就不奏效了。尽管媒体确实偏袒瓦文萨，但这与同样被媒体偏袒的叶利钦只要发动一次闪电战就可以很快在俄罗斯取得满意效果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例如，西方对某个“共产党人”呼吁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声音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担心，也对某个执政两年之后的党派明白表示要继续转向资本主义不存在什么疑虑。说话更时髦和温和的科瓦涅夫斯基打败了咄咄逼人的瓦文萨。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六年之后，波兰人民选择了一个尽管出生于1954年，但也有足够的时间在旧的政权下爬到显赫地位的人当他们的总统。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控制了政府，也控制了总统宝座。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在最近的转轨过程中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给资本主义本身增加一副仁慈的面孔。受转轨之害的人们的不满并没有消失，甚至在复苏期也是如此，它只是在如今还找不到另一条出路而已。由于民主左翼联盟进了政府，而激进左翼即劳动者协会又无力找到一个可行的另类方案，右翼便取代它们，成了不满情绪的代言人。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右翼，不是什么尽管向财神低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举止得体，在关于种族、社会行为、文化自由等问题上稍具理性的右翼——不，这是一个教权主义的、反动的右翼。它给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貌似激进，给社会的政治组织提供的建议则危险万分。然而，这些观念却对团结工会颇富吸引力，他现在也不需要与政府一道来暗中遮掩了，因为它想获得作为一个工会、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所应有的气势。 团结工会要想否认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对过“休克疗法”是很难的，因为要是它反对，巴萨诺维奇计划就不可能得到执行。它充其量只能说，这个卑鄙的计划是那些外来分子，那些既不是一个好波兰人，也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说白了，是那些犹太人偷偷塞进来的。在这个据《大屠杀》一书所说是反犹太人运动中受害者人数最多的国家里，幸存者转眼间就成了卑鄙的、可笑的人。附带说一句，这种状况也表明了各种宣扬说这个国家开始容忍外来者，外来者不再受本国人排斥的理论有多么荒唐可笑。实际上，波兰并没有多少犹太人。以前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犹太社区，人口只有350万，只占波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更多的人生活在小城镇。而现在，留下来的犹太人只有1.5万至3万人了，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右翼的可卑政治家们语中带刺地说，犹太人的威胁已迫近基督教的波兰，也不妨碍他们心中盘算，任何他们想要给他戴上恶棍这顶帽子的人，不管是库龙还是马佐维奇，都可能是犹太人出身（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另一种恶魔，即互济会会员出身）。 难办的是，这样一种卑鄙的意识形态虚构不能真正地用于现实目的；要是把犹太老板赶跑了，可做的工作就会少之又少。但另一方面，那些追捕革命者的人却收获不小，特别是当这种追捕行动扩大到经济管理领域中的时候。实际上，用一句东欧人喜欢的话说，肃清、清洗、驱逐前共产党人，乃是极右翼分子工作的重中之重。这种工作也吸引了部分老百姓，因为许多波兰人觉得，尽管政权改变了，但社会上特权阶层人士的面孔依然如故：雅鲁泽尔斯基走了，干部们还没走。事实上，攻击特权依然存在的各种言论，恰恰暴露了那些即将抓住特权的人在政治上的奸诈和虚伪。 如果说还有许多旧政权下的管理人士待在位置上不走，那不是因为团结工会与以前的统治集团沆瀣一气，而是由双方本质上的一致性造成的。如果工厂的管理立足于1981年就提出过的自我管理，如果劳动人民接管了工厂并且自己决定由谁、怎样来实施管理，那么，许多管理岗位就会消失掉。只有职工才有权批谁将继续留任。但是，谈判者们选择了快速转向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偏爱的，却是那些有地位、有合同、有钱、经验老到的人，以及现代的投机者、旧的或新的干部。极右翼势力的代言人并没有放弃资本主义目标。他们只是在主教的祝福声中，发明了一种空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谢谢国家对股票的分配，所有的公民（或者应该叫所有的纯波兰人）都是财产所有者，都是资本家。 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的聪明之处，在于利用波兰工人的不满来作为反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本。随着瓦文萨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日渐失去大家的信任，克扎克列夫斯基就整个儿控制了团结工会，并在工会周围建立起一个竞选联盟——即前面已经提到的AWS——重新纠合起波兰全部的极右翼势力，范围包括从相对理智的社会保守派到极端狂热的民族基督徒协会。在后者看来，世俗的欧盟乃是毁灭之门，善良的纯波兰人东正教徒将会在里头迷失灵魂。他们得到了大众化的、极端反动的电台——玛雅（Maryia）电台所推举的候选人的支持，这个电台把那些赞成堕胎的议员比喻成“与纳梓共枕的娟妓”，也许还把耶一玛丽·勒·篷（Jean-Marie Le Pen）或者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怀疑成自由主义的异端分子。直接用选举的话来说，这种运作确实见效。一度貌似一个大党的极右翼党派——让·奥茨维斯基的“波兰复兴运动”（POP）被挤到一边去了。在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它仅仅跨过了5％的门槛，获得了6个议会席位。而克扎克列夫斯基的AWS得票率最高，获得了三分之一的总票数和201个议会席位。 但在色姆的460个席位中，201个并不能保证是大多数。为了寻求联盟，克扎克列夫斯基决心把游戏继续玩下去。假如他的注意力真的在于扭转1989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他就会把农民党拉作伙伴的。农民党尽管在选举中失利，但它仇视欧洲一体化和市场力最四处横行，这点还是有着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他选择了自由联盟，这个联盟尽管只有60个席位，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伙伴，但它拥有两位特别重要的部长——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克[25]，他是一位忠诚可靠的欧洲人，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休克疗法主义者”巴萨诺维奇，他是经济界的霸王。这位芝加哥学派的忠实信徒是不会容忍任何拿市场开玩笑的人的。那些真的相信AWS会把国家财富交到人民手中的人，现在只有彻底失望了，因为在整个东欧，这种“分配”计划最多只是一种贿赂，最糟的话，那就是一种欺骗。 这并不就意味着克扎克列夫斯基不能在一段时期内把他的道德高洁与经济清白结合起来。他可以通过给孩子们安排工作做到这一点。在政府机构中，这种位置多得很。他也可以让他那些右翼朋友们心情舒畅，例如允许他们随便在哪里游荡，在这些地方禁止流产和反对堕胎，或者把一种道德秩序强加到日常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媒体上 ，总之就是把波兰变成一潭教权化的死水。与之相比，爱尔兰倒显得有点像自由思想家的天堂了。不过，这样一种进攻态势遇到了反抗，其中包括总统的否决。随着经济问题日渐浮出表面，克扎克列夫斯基的乌合之众以及政府本身似乎也要作鸟兽散了。乐观的结果也许是，这种极右翼势力的短期统治将会通过摧毁一些至今仍在波兰政治里兴风作浪的神话，从而把事情搞清楚。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也许正在给团结工会的故事划上句号。这不仅是因为工人们在巴萨诺维奇的祝福声中正在从团结工会拥有其坚实基础的大型国有企业里被赶进不允许工会主义存在的小型私营企业里，而且更是因为，在接连受了两次欺骗之后，波兰工人们不会再需要第三次才懂得团结工会并没有真正捍卫他们的利益的道理。假如波兰工人想要停止昔日的斗争，并开始准备为未来而战，那么，如此一种重估就是必要的。要是没有有条件的回应，自由联盟中的新自由主义者和那些出身于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就会走到一起，组成一个代表着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受益者和获利者利益的党派，而社会民主党那些剩下的大多数人，就会与劳动者协会、工会主义者团结起来，捍卫工人、公务员、被榨干的农民，以及一切受压迫者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就会勾画出一个崭新社会的蓝图。惟有左翼与右翼展开一次如此坦率的交锋，才能逐渐把非理性的和反动的教权主义所暗藏的危险因子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因为，在一个希特勒曾经设立过毒气室的国家里，当所有的（除了那些已经被杀害的）犹太人还在被当作替罪羊的时候，关键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犹太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唉，纳粹分子旱已找到了最后的解决方式），而这恰恰是波兰社会内部非理性弱点的表征之一。 如果人们在澄清问题、反对非理性情绪方面无所作为，那么非理性情绪是否还会继续影响到整个国家？这点倒是不明朗的。我的许多波兰朋友在为自由而做的长期斗争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克制力，可现在，他们也被自己那饱受非理性的、民粹派的浪潮冲击的祖国之前景搞得惊惶失措。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没能看到，他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抱怨自己的消沉，因为，不管他们的过去有多么辉煌，他们再也没有勇气去反对“休克疗法”了。它已经被当作一种惟一可能的药方被加到波兰头上，并且把本来应该在1989年展开的斗争推迟到未来去了。诚然，时间也许会让波兰人找到他们的方向的。直到今日，他们在自由的九年时间里想方设法制造的政治混乱，还与1980年在格丹斯克造船厂工人带领下、寻求他们自己的、开始走出显然令人绝望的困境的出路的波兰工人在全世界所激发出来的希望，形成鲜明对比。 我得承认，这里强调波兰的困境是有个人理由的。在1980年那些火热的日子里，甚至更早，许多人就以为从波兰工人运动的复兴中看到了一个值得整个东欧仿效的典型，一条走出新斯大林体制的进步的、激进的道路，我也属于这些人之一。请别夸大我的天真。我并没有把格丹斯克的工人描写成戴着社会主义头盔的国际主义骑士。我知道教会、民族主义、被社会主义与政权挂钩的那些年代激起的对社会主义的厌恶等的分量之轻重。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声势浩大的波兰工人运动会以政治自杀，以建立一种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其中不仅没有壮大反而被削弱的新体制而告终。 有必要从中得出另一个结论：单靠自发性、自然力是不够的。波兰工人运动是有力的，而且不是短时间的，但它最终没能成功，最终没能兑现其承诺。为了完成历史使命，一场运动不仅要有一个清晰的长远计划和目标，而且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它不仅需要控制其力量的运用，而且需要保证其队伍和阵营的愿望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不致被引到歧路上去。 最后，整个欧洲也许能从波兰事件中得到教训。毕竞，在这个转型不是由上层革命所发动的地方，在这个人民从来就没有走上过舞台的地方，在这个不同政见者即使不算英雄但人数也不少的地方，波兰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在这里，当局必须克服来自下层的长期压力，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也与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走到了一起。就算波兰真的无法带来一个真正的、先进的替代方案，那也只能说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时机尚未成熟。工人们被抛进了生存斗争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浊流里，他们似乎还无法懂得和争取自己的社会利益。我们为斯大林遗产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民已茫然失措。他们拥抱资本主义，把它当作生存之道，没想到它只是少数幸运者的柯纽科巴（Cornucopia）[26]。于是许多人怀起旧来了。他们还必须把社会主义从其新斯大林主义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还必须分辨出在新的征程里所收获的自由，他们还需要时间去进行自我教育。由于这些原因，我的印象借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在可见的将来，光明不会来自东欧。我很乐意历史证明我的话是错的。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看看西欧给我们提供的未来战场如何吧。 [1] 美国著名商业街。——译者注 [2]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RP）的前身是波兰共产党。它是一个被叫做“民主左翼联盟”（SLD）的联盟的主心骨，在1997年9月的色姆（国会）选举中，该联里获得了20.5％的选票和460个席位中的161个。它的盟友波兰农民党（PSL）则获得了15％的选票和131个席位。它们在国会中的席位之所以比例过高，是因为许多选票被“浪费”了，而许多右翼党派则没有跨过5％的门槛。 [3] 曼彻斯特：英格兰西北部的一座具有自治特权的城市，位于利物浦东北偏东方向。建于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的定居点上，1301年开始设市。大曼彻斯特区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发达地区。——译者泣 [4] 罗兹：波兰中部城市，罗兹省省会。——译者注 [5] 波兹南：波兰中西部城市，位于华沙以西。该市建于公元10世纪以前，于会元1793年割让给普鲁士，在一次大战以后归还波兰。——译者注 [6] 哥穆尔卡（1905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前第一书记，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曾两次被旧政权逮捕入狱。1943年至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5年至1948年任政府副总理，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合并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当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11月被开除，被捕入狱，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同年10月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1970年12月被解职。 [7] 莫洛托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1986 ) ：苏联政治家，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1941年）和外交部长（1939—1949年及1953—1956年）。——译者注 [8] 指1968年1月，华沙民族剧院重新上演19世纪伟大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反沙俄诗剧《先人祭》。——译者注 [9] 格丁尼亚：波兰北部城市，位于格丹斯克海湾内，在格丹斯克西北部。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波罗的海一个重要港口。——译者注 [10] 什切青：波兰西北部城市，靠近奥德河河口。从1648年至1720年被瑞典统治，1720年割让给普鲁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城成为波兰的一部分。——译者注 [11] 西里西亚：欧洲中部一地区，主要位于波兰西南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北部。公元500年斯拉夫民族在此定居，长期以来各国和各公国都对该地区进行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里西亚被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割。1938年慕尼黑条约签订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所占的那部分归入德国和波兰。1939年至1945年德国占领了波兰属西里西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合并了大部分德属西里西亚。波兰南部的上西里西亚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区。——译者注 [12] 拉多姆：波兰中东部城市，位于华沙市之西。14世纪建成，1795年归奥地利所有，1815年归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还波兰。——译者注 [13] 与杰出的年轻历史学家卡罗·马佐列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一道，雅·库龙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多年的时光，并于1964年写了《给党的公开信》。 [14] 卢布林：波兰东部华沙东南部的一个城市。1317年被特许建立，1795年被转让给奥地利，1815年转给俄国。——译者注 [15] Daniel Singer，The Road to Gdansk: Poand and the USSR（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16] 这也许是巴萨诺维奇的路线，他那时候名义上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对所谓的“网络”倡导得特别积极，鼓吹在大型企业中推行自我管理的模式。 [17] 指波兰在地理上与前苏联毗邻，属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管，因此许多政治体制须与后者保持一致。——译者注 [18] 当库龙告诉我他所担心的选举交易时，我说共产党人是不可能接受这种交易的，因为这意味着自取灭亡。然而，尽管我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我的预见却完完全全地错了。 [19] 在投票前久，我同马佐维奇一道吃过一次饭，那时他头脑中还显然没有一丝能够当上总理的念头。 [20] 除了马佐维奇，还有雷茨德·布盖伊（Ryszard Bugaj）和其他26名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一开始就在一份反对巴萨诺维奇计划的声明上签了字。他们与另外一些人一道，组成了“劳动者团结”组织，后来被称作“劳动者协会”，从而真正保存了这次运动的原初旨意。 [21] 波兰基本货币单位。——译者注 [22] 有关梵蒂冈（罗马教廷所在地——译者注），与里根政府的联系，特别是与其安全机构的联系，参看Carl Bernstein ＆ Marco Politi,His Holiness（New York：Double - day ，1996）。 [23] 单个党派所需的最小票数是5%，党派联盟所需要的最小票数是8％。 [24] 库龙的党，即自由联盟，通过一个十分微弱的多数而把他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同时选择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作为该党的领袖。这种别有用心的选择确实排除了需要左翼的劳动者协会同时批准的必要性，但库龙的候选人资格再也没有被认可。 [25] 盖雷梅克的犹太人出身让玛雅电台有机会抗议说，工作本来应该跑到“波兰种族一极”的。 [26] 柯纽科巴（Cornucopia）：源于希腊神话，柯纽科巴是哺乳主宰天地之神宙斯的羊角，也指满装花果、象征丰烧的羊角。 感谢 赤叶 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