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在可以看到，工人运动的一个新时期正在到来，它将使理论脱离实践的长期停滞得以结束。1968年法国五月暴动是标志着这方面的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点。近五十年来第一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和平时期，在帝国主义繁荣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发生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高潮。这场暴动的出现，绕过了法国共产党。因此，在西欧，理论和政治发生历史性脱节的两个关键条件，第一次开始不再成立。不受官僚化的党所控制的革命群众之重新出现，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阶级的实践再度统一，有了潜在的可能，当然，五月暴动最终来说并非一场革命；法国无产阶级的主力军，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还没有抛弃法共。在巴黎，1968年5月到6月这段时期内，革命理论和群众斗争之间的鸿沟远未在一夜之间全部弥合；但是，自1920年都灵大骚动期间的总罢工失败以后，在欧洲，这条鸿沟还从来没有弥合到这样程度。而且，法国的暴动不再是孤立的情况。在其后的年代中，在帝国主义世界中，可以看到自二十年代早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反抗的波澜壮阔的国际风潮。1969年意大利无产阶级发动了该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浪潮；1972年英国工人阶级发动了其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工潮，使国民经济陷于瘫痪；1973年日本工人对资本家展开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1974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战后第一次各国同时发生的大衰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以工业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为导线，重新开辟一条革命线路的机会已大大增加。理论和实践的这样一种重新结合的结果，将改造马克思主义本身——重新创造出曾在当年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的那些条件来。

　　同时，由五月暴动所引起的一系列大动荡，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地区，对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景还有另一种重要影响。自从斯大林在苏联获得胜利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科尔什到葛兰西或阿尔都塞，在欧洲左派力量的整个思想史的许多方面占据着前台。但是，贯穿这整个时期的、性质迥然不同的另一传统，在“舞台以外”继续存在着，并得到了发展——而且，在法国暴动时期及其后，第一次得到更广泛的政治关注。当然，这是指托洛茨基的理论和遗产。如我们所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像磁铁一样趋向正统共产主义这个磁极，把它当作国际无产阶级这个革命阶级的唯一历史化身。它从未完全接受过斯大林主义；可是它也从来没有积极地与之斗争过。但是，不管一代代的思想家对它所持的态度有什么细微的差异，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社会主义行动的有效现实或环境。正是这一点，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之间隔着整整一个政治领域。因为自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毕生致力于实际的和理论的斗争，以使国际工人运动从官僚政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工人运动能在世界范围内重振声威，胜利地推翻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苏联共产党内部冲突中遭受失败，又被作为对以斯大林为象征的政权的一个长期威胁而从苏联驱逐出境，在放逐期间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不朽的发展。(145)他的新著作是在天翻地覆的群众性大动荡——十月革命——中产生的。但是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出生却是被耽搁了的。它的诞生大大晚于十月革命，当时使它可能产生的经验已经消失。所以托洛茨基被放逐期间的第一个主要成果是一部具体的历史著作《俄国革命史》（1930）。（对他这种身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这是独特的。）迄今为止，这部著作在许多方面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文件中的最高典范。也是把进去的一切加以重新编写，并将历史学家的技巧和激情同政治领袖兼组织家的活动和记忆融为一体的唯一的一部历史著作。

　　托洛茨基的下一个成就，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重大。他孤居在土耳其的一个小岛上，虽相隔遥远，却写了一系列论述纳粹在德国兴起的文章，作为对政治时局的具体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纪录中，其质量是无可匹敌的。在这方面，列宁本人从来没有产生过深度和复杂性可与之媲美的任何著作。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期主义的著作，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对一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纳粹独裁的形成——的第一部真正的分析。(146)在他的余生，他始终主张对德国工人阶级进行干预的国际主义性质，这种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武装德国工人阶级以反对威胁他们的致命危险。尽管遭到流放，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失去和任何国家无产阶级的有形联系，他继续写下了以西欧为背景的最高水平的政治分析。对于法国、英国、西班牙，他都进行了考察，对它们社会形态的民族特点了如指掌，而这是列宁——倾全力于俄国——从来没有能做到的。(147)最后，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本质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命运，他首创了严密而综合性的理论，运用权威性证据作佐证，使理论得到进一步发挥。(148)今天仍难于认清托洛茨基的成就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

　　这里没有篇幅详述托洛茨基其后的思想与著作的遗产。有朝一日，这个受迫害、受辱骂、被孤立、被隔离的另一传统的地下渠道和潜流的全部多样性，必将有人加以研究。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因其资料之浩瀚而大吃一惊。这里只对两、三个托洛茨基继承人的著作加以评论就够了。他身后的一代中最有天赋的继承人，是从波、俄边境的东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伊萨克·多伊彻（1907—1967年），生于克拉科附近，是非法的波兰共产党的一位斗士，他在对于1933年纳粹的兴起所采取的政策上，和共产国际决裂了，在毕尔苏兹基统治下的波兰，他置身于工人阶级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之内斗争了五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他拒绝了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的决定，反对那种想保持理论和实践之间政治统一的企图，这时他相信那是办不到的。他随即移居英国。(149)战后，在那儿他成了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写了一系列论苏联革命进程和后果的长篇著作，并因此闻名于世。尽管他和托洛茨基有分歧，他们两人注意的焦点却近得不能再近。托洛茨基去世时正致力于一部论述斯大林生平的著作；多伊彻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斯大林的传记，正好接上前辈中断之处。此后，多伊彻的最伟大的作品是托洛茨基的传记。(150)他最重要的同代人和同事是另一位历史学家。罗曼·罗斯道尔斯基（1898—1967）生于利沃夫，是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梁赞诺夫领导下，作为维也纳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一个通讯研究员而工作，他和托洛茨基一起批评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巩固，并批评三十年代早期共产国际对德国法西斯所采取的政策。从1934年到1938年他返回利沃夫，在加利西亚的当地托派运动中从事活动，同时还写了一部研究该地区农奴制历史的长篇论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德国军队俘虏，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1945年获释后，移居美国，他在纽约和底特律单独从事研究，放弃了直接的政治活动，在那里，他写成了列宁时代以来论欧洲民族问题的少数几篇意义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151)然而，他的巨著却是评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与《资本论》关系的两卷长篇作品——在他死后于1968年在西德发表。(152)对马克思成熟的经济思想的结构作这种重大的改造，目的在于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有可能重新加入到因两次大战期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消亡而中断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传统中去。托洛茨基不像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理论家，本人并没有写成大部头的经济著作：罗斯道尔斯基本人并非一个受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但他作为曾经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东欧文化的一个孤寂的幸存者，出于对下一代的责任感，写下了他的著作。(153)他的希望并没有落空。因为四年以后，欧内斯特·曼德尔——比利时的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在战后第四国际中崭露头角之前曾活跃地参加抵抗运动，并被纳粹囚禁——在德国发表了直接得益于罗斯道尔斯基的一部题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完整论文。(154)这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范畴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发展所作的首次理论分析。

　　由托洛茨基派生的传统，在最基本的方面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恰成极端的对比。它集中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而不是哲学。它是绝对的国际主义，所关心的或所注目的绝不限于单一的文化或国家。使用的语言明晰而迫切，其最好的文章（托洛茨基或多伊彻的）还具有与其他任何传统的文章相等的或更佳的文学性。托洛茨基主义这个传统在大学里并没有占有职位。它的信徒遭到搜捕，并被目为非法之徒。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杀。多伊彻和罗斯道尔斯基被流放而无法返回波兰或乌克兰。曼德尔至今被禁止进入法国、西德和美国。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为了设法使理论和实践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即使在最后终于放弃这种统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换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今天，这种政治—理论遗产对于在国际范围内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复兴，提供了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它所体现的收获有其本身的局限和脆弱之处。托洛茨基把俄国革命的特殊公式发展成不发达世界的一般规律，这自然是成问题的；他论述法国和西班牙的著作并不如论述德国的著作那样明确，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判断是错误的，背离了他对纳粹主义的分析。多伊彻对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内部改革的前景所持的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罗斯道尔斯基的主要工作，从其范围来说，与其说是探讨性的，不如说是阐述性的。在这一领域长期沉默之后，曼德尔故意在其研究论文前冠以“试论”的副题。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步不能超越的它自身产生的物质条件——当时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实践。被迫和整个世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主力军相脱离，加上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长期缺乏群众性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对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造成影响。最终来说，它也受到西方工人阶级在历史上长期失败的支配。它无视使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时代变化，这使它得到特殊的惩罚。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事件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有效性和现实性，却对这两点还是再次予以确认，这就使这种传统不自觉地趋于保守。对经典学说的守旧优先于对它的发展。在托洛茨基传统的常规形式中，典型的缺陷是：它对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信心是基于愿望而不是基于理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则一味盼其崩溃。有必要对这种经验的成败作一番历史的评说。早该对托洛茨基的遗产及其后继者们进行一次类似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遗产已能做到的那种系统的和批判性的评价了。同时，自从左翼反对派在俄国失败之后，在六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发展，第一次开始为那些托洛茨基有联系的政治思想重新出现在工人阶级的论战和活动的中心区域，创造了客观可能性。当这种汇合发生时，这些思想的价值，将通过更为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性实践的批判，得到鉴定。

　　同时，自从六十年代末期以来时局的变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影响。理论和实践在摆脱了官僚主义桎梏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最终重新统一，将意味着这一传统的结束。当造成这种传统的分离被克服时，作为一种历史形式，这种传统会趋于湮灭。今天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被人废弃的先兆；但这一过程决没有完成。现阶段仍处于过渡状态。始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潜在重力场的欧洲大陆各大共产党远远没有消亡；它们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支配也并没有显著减少，虽然它们作为革命组织的信誉已经在知识分子中有所削弱。上面讨论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中，有许多人现在已经死去。那些还活着的，迄今已证明并不能对法国五月暴动后产生的新局面做出反应，从而对他们的理论做出显著的发展。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才智可能已经枯竭。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形成的青年一代中，已经有越出他们前辈的哲学界线而转向更多地关心经济和政治理论的趋向。(155)然而这种转移常常伴之以干脆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的作为参照。虽然中国作为方向的一极，从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来说都比较含糊，但将中国代替苏联，倒也基本上保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心照不宣的非独立状态。老一代理论家中有些人——阿尔都塞或萨特——多少是直接由一极转向另一极的，这只不过确证了结构关系上的连续性。(156)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根本性的新发展，都应看作是难以估价的。这一传统所剩下的老一辈理论家，在哲学上毕竟已经枯竭，只能限于重复。他们的弟子的前途自然要广阔些。

　　同时，不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最初的发展区域中命运如何，近年来已见到发轫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区域中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盎格鲁—萨克逊和北欧国家中，这种扩散的结果是难以预见的。历史上这些国家都没有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迄今都没有产生过任何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然而有些国家也有自己的财富。特别是在英国，工人阶级在工业上仍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一个阶级，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的质量可能要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迄今为止更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这一地区相对地退避一隅的局面，可能本身也会发生令人惊讶的迅速变化。因为，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理论的速度和传播，由于后来居上的好处，后进国家也能在短期内变成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无论如何，可以怀着某种信心说，除非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和英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资产阶级的国土，一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工人阶级的国土——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同二十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文明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课题的充分影响进行较量。第三国际甚至在列宁的全盛时期也未能在盎格鲁——萨克逊强国中获得任何重要的进展，而当时美国和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两个中心，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在其成就的高度上作为活的革命理论的不完善程度。今天，正处于最强而不是最弱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宏大的科学问题，大部分仍有待解决。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尚未完成其最棘手的任务。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成熟的帝国主义堡垒中最终安下家来，它就不大可能对这些问题严阵以待。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漫长而曲折和弯路以后，列宁这一代所未能回答的、而且由于斯大林时代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而无法作答的问题，至今仍有待答复。它们并不属于哲学的范围。它们和过去五十年中统治世界历史的主要经济和政治现实有关。因为篇幅有限，这些问题只能在这里最简略地提一笔。首先，已成为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权规范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真正的性质和结构是什么？哪一种革命战略能够推翻这种如此不同于沙皇俄国的国家历史形式？在西方，在这种形式之后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形式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没有从它们的相互联系来涉及这三个主题。在一个以阶级划分的世界中，作为一种社会单位，民族的意义和位置何在？特别是，作为过去两个世纪中基本力量的一种群众性现象的民族主义，其复杂的机制何在？这两个问题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以来，都未曾得到过适当答复。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当代的运动规律是什么？它们是否具有特有的新的危机形式？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国际体制，其真正结构何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列宁和鲍威尔以来早已改变了的背景中刚刚开始。最后，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的那些官僚国家，其一致性和区别性的基本特点和动力又是什么？俄国革命后摧毁了无产阶级民主，接着又怎么会在从来没有无产阶级民主的中国等地发生革命呢？这种进程的明确界限又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对前者开始了分析；但他并没有活着看到后者。正是这一连串问题构成对今天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挑战。

　　我们已经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老家兴起一场没有组织束缚的群众革命运动。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的新的统一，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必要的力量以产生它今天还缺乏的知识。未来的这种理论出现时所采取的形式以及这种理论的承担者，是无法预见的。认为它们必将重复过去的经典模式，那是错误的。实际上，迄今历史唯物主义所有主要的理论家，从马克思或恩格斯本身到布尔什维克，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物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物，都来自有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通常还是来自门第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资产阶级。（157）葛兰西是出身真正贫寒的仅有例子；但就是他也远非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从这样一种格局中，人们不能不看到国际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从一种世界和历史角度来看，暂时还没有成熟。只要想一想布尔什维克老卫兵所组成的政治领导的脆弱性对十月革命造成的后果；他们几乎绝大多数来自俄国知识分子，驾凌于基本未受教育的工人阶级之上。老卫兵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二十年代都被斯大林轻而易举地清除了，这和他们之间的社会鸿沟不无关系。能够取得持久自我解放的工人阶级运动，将不会重复这种二元论。葛兰西所设想的产生于无产阶级队伍本身的“有机知识分子”，尚未在革命社会主义中起到他相信他们能起的结构作用。（158）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极端玄奥的形式，是葛兰西所谓的在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接触的时期中的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但是从长远来说，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帝国世界的工业工人阶级稳步获得文化技巧和自信而由他们自身有机地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职责。

　　最后可以以列宁的话作结束。他有名的格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常常被人们正确地引用。但他还以同样的分量写道：“正确的革命理论……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159）这里每一句话都是有道理的。革命的理论工作是可以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列宁在为战火围困的苏黎世：但理论只有同工人阶级自己的集体斗争相结合，才能获得正确的和最后的形式。近年来，历史中所常见的那种仅仅成为一个党组织的形式上的成员，并不能算是结合；必须和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取得密切联系。仅有革命小组的战斗精神也是不够的；必须和真正的群众相结合。反过来，和群众运动相结合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后者有可能是改良主义的；只有当群众本身是革命的，理论才能完成其卓越的使命。能成功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这五个条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然而，重新出现这些条件的前景终于变得开阔起来。在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中诞生真正的革命运动时，理论的“最终形式”是不会有一模一样的先例的。现在只能说，当群众自己说话时，五十年来西方所产生的那种理论家们就只好保持缄默了。

　　(144)豪克海默尔是唯一的叛变例子：但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中，他在学术上始终居于次要地位。

　　(145)虽然，在他革命前的著作《结果和前景》中，这种发展已见其端倪。

　　（146）这个判断看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别处再提。论德国的这些文章竟在1970年——当时德文第一版已出版——以前一直未能汇编成书出版。这也就说明了托洛茨基的遗产的命运了。至于该书的英译本，现在可见《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纽约，1971年。

　　（147）现在分别收集在《法国往何处去？》（1970年），《论不列颠》（1973年），《西班牙革命》（1973年），这些都是在纽约出版的。论不列颠的著作大部分写作于二十年代之后；但上述论文集没有收进三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

　　（148）尤其是《被出卖的革命》、《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本质》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纽约，1965年）。

　　（149）多伊彻的早期经历，见D·霍洛维茨编《伊萨克·多伊彻其人及其著作》中丹尼尔·辛格的《以笔为武器》一文，伦敦，1971年，第20—31页。

　　（150）《武装的预言家》（1954年）；《未武装的预言家》（1959年）；《被放逐的预言家》（1963年）。

　　（15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民族的发生”问题》，汉诺威，1964年。关于罗斯道尔斯基的传记，见《第四国际》第33期中的介绍，1968年4月号。

　　（152）《马克思〈资本论〉的发生史》，法兰克福，1968年。

　　（153）同上书，第10—11页：“从职业来说，作者既非经济学家，又非哲学家。要是今天能有更适于承担该项任务的马克思理论家学派的话——就像本世纪最初的三分之一时期那样——他本来不会轻易去写一部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书的。但是上一代著名马克思思想家大多数成为希特勒或斯大林恐怖统治的牺牲品”。

　　（154）《晚期资本主义（试论）》，法兰克福，1972年；献给罗斯道尔斯基，第9页：[伦敦，新左派书社1975年增补的英文版删去了德文版的副标题。]

　　（155）这类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尼科斯·波朗查斯的著作：英译本《政权和社会阶级》（伦敦，新左派书社SW，1973年）和《法西斯主义与专政》（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年）。

　　（156）毛主义的本质和影响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有必要另外对此作详尽讨论。

　　（157）“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惯例的称呼，对上面所讨论的大多数人物并不合适。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自富有的制造商、商人和银行家家庭（恩格斯、卢森堡、鲍威尔、卢卡奇、格罗斯曼、阿多尔诺、本杰明、马尔库塞、斯威齐）；大地主（普列汉诺夫、梅林、拉布里奥拉）；高级律师或官僚（马克思、列宁）。

　　（158）也许迄今来自西方工人阶级队伍本身的最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是一个英国人雷蒙德·威廉斯。但威廉斯的著作虽在其典型的美学和文化焦点上，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类型是密切相符的，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然而，其中的阶级历史——泰然而自信的贯穿于威廉斯的著作中——使这部著作具有在其他当代社会主义著作中无法找到的性质，而这些性质将成为未来任何革命文化的一部分。

　　（159）《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