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得出的一些论点，今天一定会有人作某种保留。因为这些论点缺乏某些不可缺少的条件和特点，因此它们的逻辑不过是一种归纳性的逻辑。它们的启示录式的调子本身就是已经回避或忽视困难的可疑迹象。对这些困难作适当的探讨——且不说解决这些困难——那需要另外写一篇专文。这儿所能做的，最多只是说明一下本书结构中的主要弱点，而这是不需多费笔墨的。本书通篇是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结束部分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直接和群众革命运动相联系，才能取得合适的形式。当群众革命运动实际并不存在或遭到失败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避免会变得畸形或破损。贯穿全书的这个主题的前提，当然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被传统地视为规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身的课题。在本书中有某些暗示，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比习惯上承认的更为复杂；但从整体来说，本书坚持肯定本世纪科学和阶级之间、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起义之间的基本联系。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必要的实际条件或精确范围，并没有作任何审核。因此，本书的结论会使人从“行动主义”的角度研究文中的论题，而这是在科学上站不住脚、并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
因为，正像本书最后几页中所提示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论述，有一种难以克服的阻力。很奇怪，这种阻力以前没有经常地为人所提及。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确切称号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就必须首先是历史的理论。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也是历史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内实践作用的传统格言所不自觉地提到的。但是过去是不能由现在的任何实践所更改的。过去的事件总要被后世所重新解释，过去的时代也总要被重新发现；从任何清醒的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无法更改的。从政治上说，在实际的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活着的男男女女的命运，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比起其他所有的考虑，要重要得多。然而，从科学上说，可以认识的极为重要的方面却是已经逝去的领域。过去是无法修改和抹杀的，同行动尚待完成的现在相比，过去是可以更加肯定地认清的；而且不仅如此。这样，对任何可能的历史学来说，在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之间，总会有一种固有的分裂。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既不能放弃对浩瀚无际的过去进行理解，又不能声称有权对过去进行物质改造。所以尽管有种种可嘉许的引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等同于革命的社会学。用现在颇为时髦的话来说，它决不能降为“时局分析”。因为根据定义，当前的事情很快会消逝。把马克思主义限定为当代的学说，就是要它永远遗忘过去，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一旦隐退为过去，就不再是可以认识的了。（160）社会主义者很少会不同意这一点。可是矛盾的是，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人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的确切使命进行适当的辩论。这和任何一种哲学实用主义都是不相容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自称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或许应当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来加以对待。因为要获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荣称号，就应虚心地尊重它的两个现实条件。这种尊重要求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概念加以限定。本书已经强调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缺乏国际工人阶级的参加，而摆在二十世纪国际工人阶级面前的重大政治问题肯定仍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制约。但是，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过这种制约的确切形式和办法。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他们常常归之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所具有的全面的、不加批判的普遍性，实际上也许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者把注意力更集中在为革命理论的产生所需的特定社会条件上，以及集中在使之生效所需的特定科学细节上。
这不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应该区分出两个互不相干的、封闭的领域——一个是主动的“政治学”、一个是被动的“历史”，一个完全为潮流般的群众实践所左右，另一个却和这种实践在思想上毫无干系。应把迄今为止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中“编史工作”和“理论”之间不恰当地被忽略的关系——实际的和潜在的——问题提出来。现代历史著作的政治倾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也好，非马克思主义的也好，已是众所周知，无需再在这里赘述。（当然，它们并没有达到经典意义上的那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形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治著作或经济理论著作中可资利用的、或为它们所需要的文物史料，并没有人经常加以研究。事实上，理应一清二楚的是，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中的进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潜在的极端重要性。可是，尽管在几乎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的重要流派，却不能说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已获得同等的好处。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现和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或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做法并不常见。如果想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并不存在这类专业性编史工作的话，这种反常就更加触目惊心了；而在其后的时代中，专业性编史工作的出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影响。由于这种工作的新颖，所以它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和重要性质尚需拭目以待，也许至少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历史”和“理论”之间的相互平衡也许可以在今后任何一处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加以调整，改变其目前的结构。
本书中还有一个重点需要作有关修改。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标记，是用来开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结构对比的。这种对比肯定不是虚构的。可是本书的陈述方式会不适当地取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讨。后者与当时工人阶级斗争的真正统一，确实使它优于其后的传统，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似乎成为一种绝对的比较标准。然而，一旦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条准则被相对化以后，即便是这门最密切、最勇敢地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科学，也必须经受经常的，一丝不苟的重新估价。如果说本书并没有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描述成完美无缺的话，那么本书所提到的它的局限之处，主要就是它的不完整，事实上可以说是空白，弥补的方法是进一步发展理论，而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后期力所不及的。在经典遗产中，也许有些成分，并非不很完整，可是，却不很正确，对这种可能性没有加以足够的严肃对待。部分来说，正是由于积累了有关过去的历史知识，而那些身历其境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又无法加以利用，因此今天才允许并要求对他们的著作提出新的科学质疑。
换言之，经典马克思主义应该像由其派生而来的经典以后的传统一样，经受同样严格的审查和批判性的评价。在这方面需要的勇气和冷静要比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大得多，因为几乎所有严肃的社会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大师都十分尊敬，并且，对那些政治立场上保持一如既往的坚决革命性的大师们，迄今没有任何学术上的批判。然而，最大的尊敬应与最大的清醒相一致。今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把学术知识和富有质疑精神的老实态度结合起来，而这一点现在尚未做到。在战后年代，在哲学领域里最好和最有独创性的工作一般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对一篇典范文章或一位典范作者（马克思、或恩格斯、或列宁）进行巧妙的重新解释，以驳斥有关另一篇文章或另一作家的传统观念，其目的时常是为了同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评或错误的解释作斗争。今天，有必要放弃这种做法，有必要进而探究经典马克思主义原文的可靠性，并且不需要事先设想它们必然是首尾一贯的、或者肯定正确的。事实上，当代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责任，也许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弱点找出来，说明它们的历史原因，并使之得到改正。任何一门科学都会发生一些错误，自命没有错误，只会使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信誉受损。通常把马克思主义与哥白尼或伽利略进行类比（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应该严肃对待：今天没有人设想后者的著作没有严重的错误和矛盾。正因为他们处在现代天文学或物理学的开路先锋的地位，所以恰恰肯定他们在一门新兴科学发展的初期必然会犯错误。由此推论，这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的。这一传统的经典著作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在这里显然无法深谈，然而仅仅主张形式上有必要如此行事，而不加以任何具体化，那就几乎无异于有口无心。所以总起来说，应该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中看来并不恰当或并不令人满意的某些关键领域。对这些领域所作的简略的评论，自然并不能算作对有关问题所作的适当论述。它们只不过是把一些需要另行考虑的问题略微提及一下。为方便起见，这里将只提及经典传统中三位突出人物的著作——他们是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
关于马克思全部成就的伟大之处，无需再在此赘述。实际上，正是他对未来的总的视野，在某种意义上使他在审视当时所处时代时引起局部的幻觉和近视。如果马克思当初不是有时超越了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话，他就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政治上和理论上仍然这样重要。他的错误和疏忽，可以说是对他的预见所付出的典型代价。现在可供利用的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科学知识——比他所能利用的要丰富得多——应使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能超过这些预见。正是在这一方面，从当代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著作有三个领域显得特别有问题。
（1）其一是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论述。他早期的著作实际上是着手对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结构作理论说明（那是在欧洲任何地方存在这种民主之前）——但是在非常抽象的、哲学的水平上作这种说明的。然后，在1848—1850年，他写了一篇研究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创立的特殊独裁国家的具体历史论文——那是他仅有的一次这类尝试。从那之后，他再没有直接分析他在其中度过余生的英吉利议会国家。要说他有什么分析，那就是把“波拿巴主义”不适当地概括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典型形式。这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记得“波拿巴主义”1848年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因此，1870年失败后，当第三共和国在法国出现时，他就没法对它进行分析。最后，由于对“军国主义的”波拿巴主义抱有成见，对比之下，他似乎倾向于低估“和平主义的”英国、荷兰和美国的镇压能力，有时他似乎认为，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单单通过和平和选举手段来实现。结果，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权力的政治结构，根本没有写出任何首尾一贯的或比较性的论述。他早期的政治——哲学著作和他后期的经济著作之间有显著的脱节。
（2）同这种缺陷联系在一起的，似乎是他不甚理解他在其中渡过一生的那个时代的后期的本质。虽然马克思在一生中唯有他一人理解1850年以后将要改造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动力，但看来他从未记下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发生的国家体制的重大变化。1848年的失败看来已使马克思深信，资产阶级革命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各处的资本现在都害怕工人（所以法国和德国在那一年背叛了工人）。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余生目睹了在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和其他地方的一连串胜利的资本主义革命。这些革命都是在民族主义、而不是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使民族性在一种新的世界一致性中逐渐削弱以至废弃：事实上，它的发展却反而唤起并加强了民族主义。马克思未能觉察这点，结果使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犯了一系列严重政治错误，当时欧洲政治的主要戏剧性事件都和民族主义斗争相联系。因此马克思敌视意大利的复兴运动，忽视德国的俾斯麦主义，颂扬美国的林肯，赞许巴尔干国家中的奥托曼主义（后者又是由于他对1848年的“与时代不合的”看法、即他对俄国的担忧所造成的）。他绝口不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类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后几代社会主义者造成十分有害的后果。
（3）马克思最伟大的成就《资本论》的经济结构本身，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其中最显著的是马克思提出的价值理论。除了由于马克思不把匮乏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和李嘉图比较）而引起的困难以外，还有确定劳动投入本身的时间问题（和斯拉发比较），特别是，迄今为止把劳动转换成价格这个计量媒介时遇到的棘手困难（这是和科学性规范标准相矛盾的，也是和通常把剩余价值的发现和氧的发现相比有矛盾的）。整个价值理论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方面，是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本身之间的区别，虽然这种区别对这个理论来说是重要的，却从来还没有为马克思或他的继承人从理论上明确整理出来，或在经验上确定起来。《资本论》体系所得出的最危险的结论是关于利润率下降的普遍原理，以及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产生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的信条。这两点都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证明。第一点包含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会因其内部的机制而发生经济崩溃；第二点包含的意思是：如果不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生产劳动者这一庞大的工业劳动阶级就会在极少或没有中间集团的情况下最终以绝对压倒多数超过一小撮资产阶级而造成社会崩溃。因此，在晚期的马克思著作中缺少严格意义上的任何政治理论这一情况，按逻辑推理，可能同他经济理论中潜在的崩溃主义有关，这种认为资本主义趋于崩溃的思想使得政治理论无需发展了。
列宁的例子涉及另外一系列问题，因为列宁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创始者，而且是最终组织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实践的建筑师。所以他的理论同实践之间的关系和他的理论主题本身之间的关系，是同样重要的，看来，他的一生和他的工作所提出的主要问题，都和无产阶级民主（党内的和国家的）以及资产阶级民主（西方的和东方的）有关。
（1）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关于高度集中的新雅各宾式党的最初理论，显然是以专制俄国的秘密条件和立宪制德国的合法条件间的区别为前提的。然后，对1905—1906年革命期间所发生的群众暴动的理论多少做了一些整理，但列宁从来没有正式修正或修改过。1917年，苏维埃在俄国再度兴起，使列宁相信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革命形式，那是和欧洲资本主义政权的全体一致的形式相反的。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苏维埃的著名解释，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第一次获得真正的发展。然而，列宁在那时，或在其后，都没有把他关于党的学说和他关于在俄国等地的苏维埃的论述联系或结合起来。他关于前者的著作并没有提及后者，而他有关后者的文章对前者也缄口不提。结果，就造成在国内战争爆发以后，从《国家与革命》的强烈的苏维埃民主主义，一下子倒转为俄国政府实际上的激烈的一党独裁主义。列宁在内战之后的演讲中记载了苏维埃的衰落，但他并没有经常为此操心，或感到真正的后悔。列宁关于在苏联恢复无产阶级民主以反对沙文主义的官僚机构侵蚀的最后药方，只是提议在党内，而不是在阶级内或国内，进行有限的内部变革：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并未见提起苏维埃。这里涉及的理论上的失败，也许可以和内战期间及其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在对反对派施加政治镇压并为之辩解时所犯的实际错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对此加以实事求是的研究后，也许会证明这种镇压常常是没有必要的，并且是倒退的行为。
（2）在《怎么办？》一文中列宁提出了西欧和东欧之间有着基本的历史区别，他的事业就是这样开始的。在其后他又多次（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到这点。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它严肃地当作马克思主义政治思考的对象。引人注目的是，也许是他的最伟大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在讨论资产阶级时，完全是泛泛而谈的——从他论述的方式来说，可以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事实上，刚刚被二月革命所消灭的俄国政府，在范畴上有别于德国、法国、英国或美国政府，而列宁引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所涉及的却是这几个国家。由于未能把封建独裁和资产阶级民主明确地区别开，列宁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不自觉地留下了经常地混乱，使他们无法在西方发展一种有说服力的革命战略。这只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代议制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直接和系统的理论基础上，以及与沙皇专制迥然不同的、既有许可又有强制的机制特殊结合的理论基础上，才能做到。这种理论上闭塞的实际后果是，列宁所创立和指导的第三国际无法在二十年代的现代帝国主义的最大中心——英国和美国这个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中广泛扎根。在这些社会中需要另一种政党和另一种战略，但这尚未创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部经济著作，在1916年写成的时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展，然而它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叙述情况的性质，到了战后这部著作似乎使人感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一蹶不振了，这一点在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中成了官方公式。于是，一种隐蔽的经济崩溃主义又一次发挥作用，使得社会主义的战士不再费力去发展一种有关国家结构的政治理论，来同西方进行论争。
对托洛茨基的著作几乎还没有做过什么严肃的理论评价。在记载革命家生平的书籍中，多伊彻的传记可能是最广为传诵的一本，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或在此以后却没有对托洛茨基的思想进行任何比较系统的研究——也许部分是因为这本书的许多长处反而使人看不到这样做的必要性。从时间上来说，托洛茨基的著作和今天的政治论战、而不是和古典传统的其他理论家的政治论战，更为接近。对托洛茨基的著作需要作心平气和而又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这是迄今尚未进行过的。它所提出的主要困难似乎是以下几点。
（1）托洛茨基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概念来解释和预言俄国革命的道路。这证明是正确的。在俄国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出现介乎其间的资本主义稳定期，工人阶级的起义在沙皇专制结束后短短几个月内便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政府；而这个政府一旦被孤立于一国之内时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在1924年以后，托洛茨基把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公式加以普遍化而把整个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世界也包括在内，宣称今后在任何落后国家中，不可能再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不可能有一个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阶段。取得民族独立和解决农民问题，是经常用来说明任何殖民地资产阶级都无能为力的两件大事。战后的历史经验更加模棱两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例子显得和前一估计相矛盾；玻利维亚革命的例子又和后者相抵触。并不时常提到的第三个标准是建立代议制（议会制）民主；印度联邦三十年的历史说明，这或许也是可能办到的。有人会退而争辩说，没有一个前殖民地国家会符合所有三个标准，或者说由于帝国主义的作用和这些国家内部争权夺利及腐化堕落，哪个国家都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民主和解决农民问题。但是把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加以任何不适当的引伸，会使不断革命的理论本身成为一种同义反复（根据定义，只有社会主义可使一国完全脱离世界市场或解决农民的所有问题），或要求这种引申提出可靠的证据，而这种证据即使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也永远不可印证的。（譬如说，这些家花了多少世纪才取得资产阶级民主、中间还穿插许多类似当代印度那样的倒退。）所以“不断革命”的定理，必须看作迄今还是一种没有得到证明的一般理论。也许可以假定，困难在于这种理论太拘泥于1850年马克思的一篇文章。这种对马克思著作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并不见得会保证科学的精确性。
（2）托洛茨基论法西斯主义的著作，代表了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直接而成熟的分析。托洛茨基这些著作的质量优于列宁写的任何东西，然而，这些分析涉及的是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非典型形式，尽管当时在历史上显得势头颇大。托洛茨基为了把法西斯国家的特殊性作为所有工人阶级最致命的敌人并加以理论化，当然就必须提供一种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相反的理论素材，以建立两者之间的对比。所以在他的著作中，论述资产阶级民主的材料，要多于他的先辈们的任何著作。然而，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的论述。由此看来，这种理论的缺乏，对他在纳粹主义得势后进行的政治判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他在论述德国的论文中曾强调了争取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极大必要性（引俄国的反科尔尼洛夫集团为例），他论述法国人民阵线的论文中却摈弃了当地小资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激进党，把它看作原则上必须从所有反法西斯同盟中排除出去的一个“民主帝国主义”正党而已。在他论西班牙内战的文章中，这种同样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作了某些限制和改正。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托洛茨基把当时的国际冲突谴责为仅仅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重复而已，工人阶级在这场战争中不应选择任何一方——尽管一方是法西斯性质的，而另一方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这个立场得到下列断然的辩解，即：因为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在三十年代总是每况愈下地陷进经济灾难，所以对工人阶级来说，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形式已不再具有实际重要性。这种理论演变的错误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托洛茨基自己早年论述德国的著作，正是他后期论述战争的著作的最好驳斥。当然，一旦苏联受到德国进攻，托洛茨基本来是会改变他对世界性冲突的立场的。但看来促使托洛茨基在后期发生错误的经济崩溃主义，从列宁起便始终存在于第三国际之中，并如我们所见，它的最后根源则在马克思。
（3）托洛茨基是得出工人国家官僚化理论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三十年代对苏联的论述，以任何标准来看，仍不失为一项高超的成就。然而，关于一个“工人国家”有计划地压制和剥削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全部涵义和矛盾，则是托洛茨基所从来没有，或许必然不会探讨过的。特别是，他所留下的理论，除俄国以外，似乎并没有预言或解释这类新国家的出现，其中，或者没有类似的工业无产阶级（中国）或者没有类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东欧），然而即建立了明显相似的历史体制——事先并没有经历任何蜕化。后来关于引申“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的论战反映了这个困难。托洛茨基关于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本质的一般理论，还在他的下列命题中遇到了进一步的问题，他认为：为了恢复篡权的官员阶层抛弃的无产阶级民主，就非得采用强制性的“政治革命”不可。同多伊彻等人认为有可能自上而下地对官僚统治进行渐进的和平改革的希望相反，这种前景一再被苏联的事态发展所证实。但是其前提显然是，原来已经存在过无产阶级民主，但后来被废止了，因此可以在随后的政治起义中得到恢复。然而在中国、越南和古巴，“政治革命”的概念从历史上就显得远远没有明显的说服力，因为这些国家里原先就不存在什么苏维埃，所以无从恢复。换句话说，在这些国家里，棘手的难题是：要确定何时才能把一场政治革命看作是切合时宜的、非乌托邦式的目标。托洛茨基对于这一切即使在俄国怎样才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没有留下多少说明。在那以后，对于在中国或古巴，怎样能够或怎样应该来完成这一点，实际上没有任何讨论。所以，和“工人国家”或“政治革命”任何概念有关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仍未获得解决。
这些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献的任何研究所提出的一些典型问题。记下这引起问题，决不是不尊敬历史唯物主义最伟大的思想家。认为马克思或列宁或托洛茨基能成功地解决他们有生之年的所有问题，那是荒谬的——更不要说那些在他们身后出现的问题了。马克思并没有解决民族主义之谜，列宁并没有阐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托洛茨基并没有预见到没有苏维埃的革命。这无需大惊小怪，或多加指责。他们的功绩并不因为举出他们的疏漏或错误而有所减损。事实上，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传统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和政治及经济结构有关，而特别偏重于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并不是如此，所以实际上同样的这些问题，重又作为普遍问题而出现在当代世界的所有社会主义战士面前。现在我们已看到，这些问题是何等的为数众多和引人注目。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民族国家和职能和未来是什么？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其真正的性质是什么？没有工人民主的工人国家的历史含义是什么？怎样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国际主义怎样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虔诚的理想？在前殖民地国家中，怎样才能在相似条件下避免以前历次革命的命运？怎样才能进攻和打倒官僚特权和现有体制？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是什么？这些都是今天马克思主义最紧迫的议程上还没有答案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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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这不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主义。最近有一部著作宣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政治实践，从它同历史著作和历史研究的结合中并无所得。历史研究不仅在科学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无价值的，不管怎样设想，历史的对象，即过去，并不能影响现在的状况。历史事件现在并不存在，也无法对现在产生物质效果。现在的社会关系的存在条件必然存在于现在，并不断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对象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市价作用的对象，并不是过去所赐予我们支配的“现在”，而是“当前局势”。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不管多么抽象及所运用的领域多么普遍，由于有了这种理论，才使对当前的形势的分析成为可能……对“当前形势”进行历史分析是不可能的。”（B·辛德尼斯和P·赫斯特所著《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伦敦，1975年，第312页。）发表这一见解的作者，是阿尔都塞的支系旁流，因以某种准确性宣布一条逻辑的后果而知名，这条逻辑原先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对理论和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统一所作的老一套论述中，常常显得它是出于偶然或并无争议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