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从科尔什到科莱蒂，这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从社会角度说，这种变化意味着新时代中产生的这个理论，其学术地位已日益增强。在第二国际时期，卢森堡和考茨基都一致蔑视讲坛社会主义者——那些在大学中任教的非党“教授－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被结合进中欧或东欧的大学体制中去。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理论与实践的政治统一形式，是同任何学术职位格格不入的。相反，作为战斗生活的活动之一，他们都在党校或工人义务学校任教。希法亭和卢森堡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学校里教过政治经济学，而列宁和梁赞诺夫在龙寿姆党校向布尔什维克工人讲过学，鲍威尔则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总部开过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理论家们仍然记得这一传统特点。卢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曾在激进的布达佩斯伽利略学会任教；科尔什在二十年代曾在柏林的卡尔·马克思实验学校讲课。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当时还是隶属于地方州立大学的一所独立的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个过渡时期。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大学——既是外界政治斗争的避难所又是流亡地。在这个时期，卢卡奇、列菲弗尔、戈德曼、科尔什、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阿多尔诺、科莱蒂和阿尔都塞，全都拥有教授级的大学职位；（51）萨特先进入大学，后来作为作家获得成功后又离开大学。他们担任的学科无一例外，全是哲学。

　　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中心由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哲学、并使它的正式场所由党的集会转向学院系科的外部决定因素，是和这段时期的暗淡历史分不开的。但是，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身之中没有一种有力的内在决定因素同时起作用的话，这种转移就决不可能发生得如此普遍和如此剧烈，这里，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1844年的巴黎手稿——为时虽晚的发现，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1932年，那些手稿在莫斯科第一次发表。它们的直接影响，却被1933年纳粹主义在德国（当时可能会最热烈地欢迎这些手稿的国家）的胜利以及1934年俄国发动的清洗所压抑了。（梁赞诺夫本已准备把巴黎手稿发表在他的批判性的马恩著作集里，就在发表以前他被莫斯科的研究所开除了。）然而，巴黎手稿对当时的三位思想家分别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卢卡奇流亡莫斯科期间，曾于1931年亲自在梁赞诺夫手下工作，辨认那些手稿，据他自己所述，这段历史永久地改变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52）在柏林，马尔库塞于1932年在《社会》杂志上著文欢迎这些手稿的出版，该文一开始就发出响亮的宣告，说这些手稿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提到了新的地位”；并且特别强调说，这些手稿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各个阶段的著作中都具有关键的重要性。（53）在巴黎，列菲弗尔是负责把这些手稿译成外文的第一人——他的译本是同古特曼合作完成的，出版于1933年；而列菲弗尔在1934年至1935年所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54）则是根据1844年手稿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进行新的重建的第一部主要理论著作。然而，马克思早期著作之发现、并结合进马克思的思想中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里，才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感受到的。在意大利，德拉·沃尔佩第一次用意大利文翻译和讨论了青年马克思的新文献——巴黎手稿，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947—1950）（55）——，他从此开始在理论上进入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方面，创造了很大一个流派的德拉·沃尔佩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有其特殊的选择和解释，和卢卡奇、马尔库塞、或列菲弗尔的有很大不同。在法国，主要也是新发现的青年马克思的这些著作，在解放后把梅洛·庞蒂和萨特吸引到马克思主义这边来：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第一篇主要探讨，《唯物主义和革命》（1947），实质上求助于巴黎手稿的权威性。（56）早期马克思的这些哲学著作的影响，是在五十年代后期达到高峰的，当时，这些著作的主题已经在整个西欧广为传播，以至于最初坚决反对把这些著作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构成要素的主张——阿尔都塞开始时的那些论文——也不得不把它们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内部任何讨论的出发点。（57）即使被人以否定态度对待，这些手稿也提供了初步的探讨范围。而且，在这里，对马克思早期著作进行否定的方式，仍然受这些手稿发现后马克思主义着重点的长期变化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的实证理论，同早先那些根据这些手稿对马克思所作的解释相比，同样处于手稿发现前从未有过的专业哲学水平之上。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论的问题一样彻底。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循环。当然，事实上事物并不会、也不可能简单地倒转的。马克思自己的哲学事业，曾经首先是清算黑格尔及其在德国的主要继承者和批评者们，特别是费尔巴哈。马克思思想的理论目标，主要是黑格尔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恰成对照，尽管突出地恢复了黑格尔研究，其主要的理论目标却是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当然，讨论这一点，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大量存在的马克思的经济和政治著作排除了这一点。但是马克思著作的整个范围却被典型地作为资料来源，哲学分析可以从中提炼认识论的原则来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和改造）世界——这些原则从来没有被马克思本人明白地或充分地提出来过。没有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曾经声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的或最终的目的是认识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必须共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理论研究的初步任务，是要理出马克思所发现的、然而却淹没在他作品题材的特殊性之内的社会调查规范，并在必要时使之完整。其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大量的作品成了冗长，繁琐的方法论。马克思在他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没有推崇过这种做法。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识论的主题所占主导地位的程度，可以在其代表作的题目中看出来。科尔什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开始就定下了基本规范。同年，卢卡奇发表的姊妹篇作品中，开宗明义的论文题目就叫《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它很有信心地总结说，“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专门指的是方法”。（58）后来在一些作品的令人困惑的方法论学中忠实地反映了这个看法，那些作品的书名是《理性与革命》（马尔库塞），《理性的毁灭》（卢卡奇），《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逻辑学》（德拉·沃尔佩），《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萨特），《否定的辩证法》（阿多尔诺），《读〈资本论〉》（阿尔都塞）。

　　由这些评论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所展开的论述，附带还产生另一个结果。它们所使用的语言越来越带有专业化和难以理解的特色。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里，理论已成为一种奥秘学科，它所使用的艰深术语，是足以说明其远远脱离政治。当然，马克思本人的作品，对于他同代或后世的读者们来说，在概念上也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是他早期的哲学作品和后期的经济著作（这是他的著作中最难懂的两大部分）最初使用的一套名词，都来自过去的各种理论著作——主要是黑格尔和李嘉图，——马克思的作品力图批判这些著作并超越它们，创造了一批更明确和更接近物质现实的新概念；较少“人格化的”（青年马克思用语），较少“神学的”（成熟马克思用语）。而且，马克思虽然从不讳言读者要掌握任何一门科学必然会有困难，但他在1848年以后总是设法把自己的思想以尽量简明易懂的方式提出来，尽量使他为之写作的工人阶级能够容易理解。他为了这个目的而在《资本论》法泽本上所花费的心血，是大家都知道的。

　　与此相对照，在二十世纪，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极其艰深的语言，却从来没有由于要同无产阶级读者建立直接或积极的联系而有所约束。相反，它超过了语言复杂性的必要极限，这足以说明它跟任何群众实践都是相脱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古怪深奥是形形色色的，卢卡奇的语言繁琐难解，充满学究气；葛兰西则因多年遭到监禁而养成使人绞尽脑汁的支离破碎的深奥文风；本杰明爱用简短而迂回的格言式语言；德拉·沃尔佩的语句令人无法捉摸，并喜欢反复地自我引证；萨特的语言则犹如炼金术士的一套刻板的新奇词汇的迷宫；阿尔都塞的语言则充满女巫般的遁词秘语。（59）这些作家中大部分人是能够用明晰而直率的语言从事写作的。其中有些人，如萨特、阿多尔诺、本杰明，本身都是文艺界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们中几乎没有人用平易、直率的语言来写作他们常为人提及的主要理论著作。这种常见的、并为他们所共有的语言晦涩的现象，不能以个人或主观因素来加以解释。葛兰西的情况，作为决定这种理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语言普遍后退的历史规律的象征，是一个例外。他的《狱中札记》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伟大的作品，是由一位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而不是一位专业哲学家所写的，他的社会出身比欧洲（不论西欧或东欧，不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或以后）任何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身要贫贱的多。但是，由于当时残暴的检查制度和狱中的困难条件迫使葛兰西采用密码似的隐喻而不用有条理的说明，因此，这部作品里包含了无数暧昧不明的语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当代学者们至今无法弄懂的。（60）由于在阶级斗争中受到的挫败而在形体上遁世出俗的这种情况，预示着随后的理论家们所处的孤独形象——他们比葛兰西自由些，但是却更加远离群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受到这样一种范围更广的历史审查：即社会主义思想同群众革命土壤之间几乎长达五十年之久的隔绝。

　　这种长期的隔离，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同时对它还有另一种显著的普遍影响。因为发生的所有事情似乎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实践之间政治统一的破裂，造成了两者之间应有的联系纽带不可抗拒地转向另一轴心。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原有的关系，却微妙而持续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当然，这种改变方向的历史原因，并不是简单地在于西方群众革命实践的缺陷。而是在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堵塞了社会主义的任何进展，这在某些根本方面决定了这些社会内部的整个文化结构。首先，帝国主义成功地重新站稳脚跟，加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化，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部分重新获得了相对活力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优势。西方资产阶级秩序的历史寿命并没有耗尽，它既然有能力渡过两次世界大战，并在其后二十年中在经济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有力地崛起，那么在它对文化变革和发展方面也必然会反映了这种能力。它仍然保有世界上为数最多、训练最佳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效忠，他们的创作活动继续以一些主要的民族形式大量地存在于各个领域。这种成就当然具有某些确定的局限性，这是由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没落地位所造成的，在这个时代里，无论如何，世界的三分之一已经挣脱了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文化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官方镇压和国际革命之局限于欧、亚落后地区而受到损害或瘫痪，它的这个全面弱点在力量对比中使它远不是较量的对手。1920年以后，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学科里不如非马克思主义文化那么进展迅速。这个痛苦的现实，对于西欧在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进行的活动性质，产生了一种转变方向的中心压力。

　　因此，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传统的最为突出的一个特性，或许是：其中始终存在着种种类型的欧洲唯心主义及其影响。两者之间的联系范围一直是复杂的，既相吸又相斥，既有借用又有批评。至于这种反应的确切的融合形式，则因事而异。但是基本格局，从二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却不可思议地相似。卢卡奇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时，在思想上仍然受到韦伯和齐美尔的社会学以及狄尔泰和拉斯克的哲学的深刻影响。（61）特别是，它的主要范畴“合理化”和“归属意识”是来自韦伯的；它关于“物化”的论述具有齐美尔的深刻印记；而它对自然科学的敌视——这是已往所有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完全没有的东西——则主要是受狄尔泰以及总的说来德国唯生论观点的影响。葛兰西把他的《狱中札记》主要写成同克罗齐的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和对他的系统批判——葛兰西采用了当时统治意大利文坛的这位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语汇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他对伦理政治史的关注；（62）同时，他附带地发展了上一代的文学批评家德·桑克提斯的见解和看法。法兰克福学派的集体作品，从三十年代开始充满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概念和论点，以此作为它本身大部分理论研究的组织联系。马尔库塞的主要研究著作《爱欲与文明》，可以明确地称为“对弗洛伊德的哲学探讨”，该书中关于“压抑”与“升华”、“现实原则”与“表现原则”、“爱欲”与“死亡”等一套语汇，都是弗洛伊德著作范围内的语汇。萨特的情况是特殊的，由于他本人在走向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法国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存在主义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所创立的），因此他把自己过去的学术观点以及出众的手段和创新，带进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结果是，《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的许多概念是相通的，其中：“真实性”这个概念导致了“匮乏性”，“失真性”导致“系列性”，“自为与自在”的不稳定性导致“联合体”的不稳定性等概念。(63)但是，与此同时，萨特最初的存在主义体系的过去两大源泉，在他后来的思想中仍然保持活跃的影响：在《辩证理性批判》发表十年以后出版的萨特对福楼拜的长篇研究中，处处充满着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共鸣和引喻。阿尔都塞的作品，被认为是对他的主要先辈们（首先是葛兰西、萨特和卢卡奇）的激烈的公开论争。但是，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许多衔接文章脉络的语汇也得之于三位迥然不同的唯心主义思想家：“认识论的中断”和“核心问题”的概念来自巴切拉德和坎吉尔汉——一位是哲学家，一位是科学史学家，两人都有显著的心理特点；关于“征象识别”和“分散结构”的思想则取自拉肯，一位把弗洛伊德的正统同海德格尔的联想相结合的心理分析家；而“过度决定”这一新词本身，当然是直接得自弗洛伊德的。(64)这些各各不同的文化关联——它们决定着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萨特和阿尔都塞思想的地位——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些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例子。几乎在它所有的代表人物身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关系。(65)皮亚瑞的心理学在戈德曼作品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大战期间，戈德曼和皮亚瑞在瑞士共过事）是一个典型例子。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结构本身以外，同样的规律也往往成立：斯威齐在经济理论上同熊彼得的关系，是这方面的一例。(66)反过来，一个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可以涉及几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例如：巴切拉德不但影响了阿尔都塞，他也受到列菲弗尔、萨特和马尔库塞的赞赏，他们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颇为不同的教益。(67)特别是弗洛伊德，不但是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而且是阿尔都塞和萨特的共同发现——虽然他们每个人却又以很不同的方向来说明或解释弗洛伊德的遗产。(68)这种同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时常公开同它对立的当代各种思想体系的不断汇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从未见过的。(69)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种特殊而明确的新颖之处。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家同非马克思主义文化论坛内部的现代思想家之间这种带有特色的一整套关系，可以说，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联系上的水平轴。但与此同时，它也以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少见的学术联系上的垂直轴而著名。那就是它毫无例外地建立一种上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渊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有主要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都表现了同样自发机制。它们无一例外地依赖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以此阐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使之合法化，或加以补充。这样被迫返回到马克思以前去寻找一个有利地位来解释马克思著作本身的意义，这一事实是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历史状况的又一启发性标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哲学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又重新占据统治地位，是192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发生普遍变化的迹象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现在声称的它本身和马克思的垂直渊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这一专业优势。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论著都是些未出版的手稿，到了他的成熟时期，他从未再度涉猎纯哲学的领域。甚至他后来最重要的方法论著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1857年导言，也不过是一份纲领性的片断材料，一直没有完成或加以编辑以供出版。对马克思的直接继承者来说，他的哲学著作的那种不明朗和不完全的性质，已经被恩格斯后来的著作——首先是《反杜林论》——所弥补了。但是在1920年以后，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发现，越来越明显地同这些著作中的某些中心主题不相符合，这些著作便受到普遍的怀疑。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发出决定性的双重批驳而开始的——这种批驳是由科尔什和卢卡奇分别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两书中进行的。从那时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实际上所有的思潮——从萨特到科莱蒂，从阿尔都塞到马尔库塞——一般都反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70）然而，一旦恩格斯的贡献被认为不值一顾，马克思本身遗产的局限性就显得比以前更加明显，对它加以补充也就更成为当务之急了。为此目的而在欧洲思想范围内求助于更早期的哲学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在理论上退到了马克思以前。马克思本人宣布同他的学术先辈一刀两段的断然话语——“哲学家们只是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响甚微，这决不是偶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法规上被排除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所要求的理论与实践的革命统一之外。另一方面，单凭一句话也不能就此解决几世纪来的思想。仅仅靠一句马克思的格言本身，要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一门新哲学，或者甚至想对在此以前更老的旧哲学加以总结和清理，那是决不足够的。何况马克思自己的哲学文化本身也决不是详尽无遗的，它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熏陶，并不具有熟谙康德或休谟、笛卡儿或莱布尼茨、柏拉图或阿奎纳的特点，更不用说其他较小的人物了。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年代上回复到马克思以前，并不一定是哲学上的老调重弹，这正是因为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直接评价或超越过去的所有伦理学、形而上学和美学，甚至也没有触及古典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换句话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不断试图建立起一个上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学术渊源，那是有着某些合理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创造性发展本身，必然要对马克思本人所忽视或绕过的复杂的认识史，作一番重新考虑。马克思著作本身内的现有出发点，则为数太少、范围太窄，因此这种重新考虑就非要不可。与此同时，长期求助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传统所带来的危险，是不需要强调的，它们之中所包含的大量唯心主义的或者宗教的主题是人所共知的。

　　主要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体系来首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大再解释以构成自己理论论述的，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黑格尔的论述。第二国际从来没有广泛研究过黑格尔，第二国际的主要思想家们照例把他看成是一位遥远的、不如费尔巴哈重要的、而且已经和马克思不再有什么关联的先驱者。（72）卢卡奇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一估计，第一次把黑格尔提高到在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以前的历史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高度。对黑格尔进行这种重新估计的影响，对于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是深刻而持久的——不论以后的思想家们是否同意这种重新估计。但是卢卡奇之求助于黑格尔，则远不止是出于追根溯源的原因。因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两大最根本的理论主题，是来自黑格尔，而不是来自马克思的：即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观一致”的思想，因此它的阶级意识克服了认识的社会相对性问题；以及把“异化”设想为人类客观性的一种外部客观化，对它的重新使用，将回复到原来的内部主观性——这使卢卡奇能把本身真正具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的收获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一致起来。四十年以后，卢卡奇把《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这些引人注目的论题描绘为“试图超过黑格尔”本人。（73）然而，《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始的重新评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卢卡奇本人后来设法在黑格尔思想中重新发现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范畴，而不是把黑格尔的范畴引进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研究著作《青年黑格尔》（1938年），是基于他在莫斯科对1844年手稿的研读，还基于黑格尔早期著作中诸如“劳动”这样的经济概念的作用，（74）这是他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一种更具学术性的努力。

　　三年以后，马尔库塞在纽约出版了《理性与革命》一书，副标题是《黑格尔以及社会理论的兴起》，这是第一次试图对作为马克思著作的准备和前提的黑格尔思想所有阶段的整个发展，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尔库塞对黑格尔思想的忠诚，从来没有动摇过。阿多尔诺，对于客观唯心主义作为“同一性哲学”这一点，要比卢卡奇或马尔库塞更加持批判态度，然而却明显地把他的主要作品基于《精神现象学》的程序之上，他宣称：“黑格尔的方法培育了《最低道德》的方法。”（75）另一方面，在法国，萨特虽然同意：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中，最重要的影响应归于黑格尔，他却要推翻对黑格尔的评价，并把基尔开加德的相对立的贡献捧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黑格尔哲学的矫正。（76）萨特认为马克思本人已经取代了基尔开加德和黑格尔的矛盾，与此同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正在变成一种僵化的新黑格尔主义，因此，这就以个人经验的名义使存在主义对无所不包的客观主义体系的抗议重新生效，而这是基尔开加德首先提出的。（76）萨特自己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重建这个历史过程进时，把这个意义上设想的个人作为它最低限度的出发点，作为任何社会阶级的最终名称。甚至在《辩证理性批判》以后，萨特从事专门研究的唯一哲学家是基尔开加德。（77）

　　在意大利，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派从一开始就是坚决反黑格尔的——既以犀利的否定态度评价黑格尔哲学本身，又都肯定地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代表着同黑格尔的完全决裂。德拉·沃尔佩本人追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中经伽利略、直到休谟的这一渊源，来解释马克思——他说，所有这些人都在他们当代进行过马克思针对黑格尔所作的那种实质性批判。（78）但是他的学生科莱蒂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所产生的黑格尔主义，写出了主要的系统抨击：《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旨在全面说明黑格尔是一位基督教直观哲学家，他的基本理论目的是为了宗教而抹杀客观现实和贬低才智；因此他同马克思有天壤之别。成为对照的是，科莱蒂认为马克思的真正哲学前辈是康德，认为康德坚持客观世界是超越一切认识概念的独立现实，预示了从存在到思想的不可反复性这个唯物主义命题。因此，康德的认识论预见到马克思的认识论，虽然后者从未了解到前者对自己的教益有多大。（79）同样地，对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两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具有马克思自己并未察觉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卢梭的著作。康德的哲学局限性在于他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原则，卢梭所批驳的正是这些，他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进行激烈的民主主义批判，而马克思后来在一切主要方面不过加以重复而已。（80）

　　在阿尔都塞和他的学派的著作里，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激烈、却又构成鲜明对照的重新组合。著作的语言虽没有那么清晰，但实质上却席卷一切地把所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重新吸收进马克思主义。这一次，马克思的祖先被定为斯宾诺莎。的确，阿尔都塞认为“斯宾诺莎的哲学给哲学史带来了一次空前的理论革命，可能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哲学革命。”（81）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中几乎所有的创新思想和重点，除了那些由当代各学科输入者外，事实上都是直接来自斯宾诺莎。关于“认识的客观物体”和“真正的客观物体”之间的类别区分，直接来自斯宾诺莎关于思想和思想的对象实体之间的著名划分。（82）联合这个二元论两极的隐蔽的一元论,也是忠实的来自斯宾诺莎，阿尔都塞的关于对思想和现实都共同适用的“生产总要素”，只不过是斯宾诺莎这条格言的转化而已：“思想的排列与联系和事物的排列与联系是一样。”（83）阿尔都塞关于根本消除作为认识或真理的保证的哲学问题，也是遵照斯宾诺莎的名言：“真理是它本身和谬误的标准”——这是任何严格的一元论的合理结果。（84）同样地，《读〈资本论〉》一书中谈到一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因果关系”这一中心概念，就是斯宾诺莎关于上帝是内因的概念的世俗化解释。（85）阿尔都塞特别激烈地抨击那种认为直接经验是对立于只有理论才具有的科学知识的意识形态幻想，还抨击把人类或阶级当作有意识的历史主体而不是社会关系的不自觉的“支持者”的一切概念，这些都是斯宾诺莎驳斥“泛泛经验”为一切错误的根源的翻版，并且也全盘重复了斯宾诺莎所断然坚持的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原形的幻想就是人们相信自己意志是自由的，而事实上他却是永远受自己所不知道的一些规律所控制的：“他们关于自由的思想，只不过是他们对自己任何行动的原因的无知。”（86）斯宾诺莎冥顽不化的宿命论，其最终结论是，即使在压迫性最少的社会里，幻想的影响力也是无法摆脱的，“认为在公共事务上四分五裂的人民可以仅仅靠理智来引导他们生活的人，其实是在梦想诗人的黄金时代或神话故事。”（87）阿尔都塞也要适应这个最终的信条：即使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仍然会沉浸在作为他们自发经验必要媒介的意识形态幻觉之中。“一切人类社会都分泌出意识形态作为它们历史的呼吸和生命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和空气。”（88）阿尔都塞及其门徒将斯宾诺莎系统地归入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学术上试图为马克思建立一位哲学先辈、并出其不意地从中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开拓新理论方向的一次最雄心勃勃的努力。（89）只在一个重要方面，阿尔都塞转向别处去寻找哲学史的重要联系。斯宾诺莎不太关心历史，这使阿尔都塞以孟德斯鸠这支旁系来补充马克思的先辈，这层关系很类似科莱蒂的谱系图中关于康德对卢梭的关系。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被阿尔都塞称誉为一项重大的发现，该书提出了“最终决定于”社会内部某种优势和社会总体这一概念，它后来又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加以科学的奠定。（90）

　　这些不断回溯到马克思以前的情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最最明显和有影响的事例。但是，这方面的清单并非没有遗漏之处。例如，众所周知，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一书中选择巴斯噶作为辩证理论的主要先驱。（91）列菲弗尔在年轻时曾把谢林选为哲学先辈。（92）当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把“堕落的自然”的思想引进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可能更为深刻和隐秘地受到了谢林的影响。（93）至于马尔库塞，他从席勒的唯美主义中吸取他有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94）在某些情况下，同一位哲学家可以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若干不同思想家的称颂。例如，被卢卡奇深恶痛绝的尼采，却令人费解地被阿多尔诺、萨特、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所赞扬。但是，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对比和对立多么尖锐，最有说服力地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领域里贯串着一种无形规律性的证据，或许是葛兰西的例子。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一位主要理论家，他本人不是一名哲学家，而是一名政治家。他之力图寻求马克思以前的渊源，并非完全出于专业兴趣。但是他有创见的著作也是围绕一位先驱——马基雅维利——而创作的。对葛兰西来说，马克思以前的年代中令人信服的先辈，必然不是一位经典的哲学家，而是像他自己那样的政治理论家。但是葛兰西向马基雅维利所借用的东西，其范围和类型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其他思想家们是完全类似的。他的术语和主题也是直接从过去的佛罗伦萨体系中取来、并放进他自己的作品中去的。在《狱中札记》中，革命党本身成了现代的“王子”，它的独一无二的权力正是马基雅维利所要求的，改良主义被解释为一种同意大利城市相类似的“各阶级合作的”观点，马基雅维利曾经痛骂它的涣散的狭隘性。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形成一个“历史集团”的问题，可以从他关于建立一支佛罗伦萨“民兵”的计划中找到其雏形。对资产阶级统治机制的分析，则始终披着“武力”与“欺骗”（马基雅维利的“半人半马怪兽”的两种形态）的外衣。（95）国家制度的类型学，来自他的“领土”、“权威”和“同意”的三者组合。对葛兰西来说，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也可以被称为‘实践的哲学’”（96）——这是葛兰西在狱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因此，甚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伟大的和最不典型的代表，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规律相一致。

　　划定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的活动一致性，以及其轴线的完全转移，当然并不排除其内部的主观分歧和尖锐对抗。其实，一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外部界线在历史上划定以后，上述情况实际上对它的内部活力和多样化大有裨益。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它对自己的思想“地形”从来不提出任何确切的或者适当的“地形图”。这种空缺是192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理论文化中最为突出和最自相矛盾的特点之一——缺乏国际主义——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也标志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重大背离。人们曾见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同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社会党人通信和辩论。第二国际后继的理论家们在他们本国政治背景里扎下的根子，比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扎的更为坚实：但是他们同时也形成了一个进行国际社会主义辩论的统一讲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一代，拉布里奥拉的作品受到的欢迎，也许提供了当时欧洲大陆上思想交流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拉布里奥拉是出现于政治上落后和被人忘却的南欧地区的第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名声神速地从巴黎远扬到圣彼得堡。他的第一篇主要论文是1895年由索列尔在法国《社会转化》上发表的；不到一年，考茨基在德国的刊物《新时代》上已经注意到它并表示欢迎；1897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的《新斯拉夫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拉布里奥拉著作的长篇评述；几个月以后，列宁要他的妹妹把拉布里奥拉的著作翻成俄文；1898年俄译本及时地出版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形成了一个更具有国际主义的思想家和战斗者集体，他们得以展开热烈的理论辩论，大部分是由于对相互的作品进行过充分而详尽的研究。对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书发生的争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正是由于这个背景，使得纪律严明的第三国际的诞生既成了欧洲大陆工人阶级运动过去历史经验的顶峰，也是同这种历史经验的一种决裂。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在苏联的实现，继之以共产国际的不断官僚化，以及欧洲共产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和以后最终采取了民族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主要结构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这种探讨不仅越来越远离政治斗争，而且也越来越不具有国际性。理论逐渐地退缩到国家范围以内，由于不太关心或不了解而相互隔绝。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新理论家们都是他们各自大学体系中最高水平的学术专家，从原则上说，他们都十分理想地具备语言和时间的条件，可供他们认真研究和了解本国以外的思想体系。但是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使用的语言是空前复杂而难懂的，实际上他们全都极度闭塞，对邻国的理论文化一无所知。令人惊奇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不曾有过一位理论家对另一位主要理论家的著作进行过认真的评价或持久的批评，从而在其论述中反映出对于著作内容有详尽了解或者反映出最低限度的分析上的关切。它们至多只有一些草率的诽谤或者偶尔的表扬，既是粗率的也是肤浅的。这种相互马虎的典型例子，有萨特对卢卡奇的含糊其辞的评语；有阿多诺对萨特的支离破碎和颠三倒四的旁白；有科莱蒂对马尔库塞的恶毒谩骂；有阿尔都塞对葛兰西和科莱蒂因外行而造成的张冠李戴；有德拉·沃尔佩对阿尔都塞的断然驳斥。（98）这些只是一些主旨完全不在于此的作品中的偶然评论而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找不出有某一思想家或流派对另一思想家或流派发生全面的理论交锋或冲突的事例——更不用说这个传统本身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任何全面的影响了。甚至师徒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例如戈德曼对卢卡奇的早期作品表示忠心，对卢卡奇的后期作品从未表示一丁点批评意见或进行一点点批判性研究。这种普遍的地方主义以及对国外思潮茫然无知的态度，阻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整个面貌取得有条理的、明晰的了解。各个理论家之间的互不了解，使得他们之间的真正关系和区别模糊不清。

　　这并不是说，根本没有人想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内划清战线。至少在六十年代有过两次尝试，一次由阿尔都塞，一次由科莱蒂。两次都把他们自己以外的所有其他体系无区别地一古脑儿归入一个哲学集团并认为它整个是从黑格尔派生而来、并受到黑格尔玷污的东西而加以摈弃，同时声称只有他们自己的作品同马克思有直接联系。然而，在其他方面，这两种关于马克思主义从二十年代以来的发展说明，是互不相容的。因为阿尔都塞的分类毫不含糊地把科莱蒂包括在他所批驳的黑格尔传统之内，而科莱蒂的逻辑则把阿尔都塞归于他们反驳的遗产之列。在进行这种回顾时，阿尔都塞的解释比较广泛和全面。对他说来，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萨特、戈德曼、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作品都可以分类为“历史循环论”的不同形式，在“历史循环论”这种意识形态中，社会成了一种循环“表现”的整体，历史成了同一的线性时间流程，哲学成了历史进程的自我意识，阶级斗争成了集体性“主体”的战斗，资本主义成了主要由异化来规定其内容的领域，共产主义成了超越异化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境界。（99）阿尔都塞认为，这些论点大部分来自黑格尔，而以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为其中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是同这些论点彻底决裂以后建立起来的，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的。对比起来，科莱蒂的重新解释即使涉及的问题比较深远，但是在中心内容上比较狭窄，对他来说，早年的卢卡奇、阿多尔诺、马尔库塞、豪克海默尔和萨特是由于共同攻击科学、反对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他们都认为矛盾是一种现实的原则，不是一种理性的原则——而后期卢卡奇和阿尔都塞所赞同的辩证唯物主义则不过是同一种隐蔽的唯心主义的自然主义翻版而已。两者都来自黑格尔对智能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他的目的是要在哲学上消灭物质。(100)这种批判曾经受到致命的误解，并在《反杜林论》中为恩格斯所接受——确立了一条继承的路线，那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以《资本论》的逻辑方法为范例的理性和科学唯物主义的。

　　这两种表述中哪一种正确呢？很清楚，德拉·沃尔佩学派和阿尔都塞学派都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体系。他们对黑格尔的敌视（德拉·沃尔佩学派在这方面开始得较早，做得更加彻底），使他们在一个主要倾向于黑格尔的哲学传统中非常显著地与众不同。与此同时，他们都积极地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资本论》在马克思著作本身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强调后来列宁政治思想的极大重要性。他们对于先前的一些理论思潮否定或忽视经典传统的许多主张，都强烈地表示反对。但是这些特点不足以使1920年以来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领域划分为两个对立阵营。阿尔都塞或科莱蒂提出简单的两极分立，是过于粗糙了，也是欠谨慎的，根据的对比研究也远远太少，因此不能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各种复杂的哲学流派提供任何认真的介绍。不谈思想体系的明显的两极分立，而谈论更加微妙或延续不断的思潮系列，那就更不准确了。因为各个理论家的态度，虽然出发点有很大不同，却时常出现不协调的偶合或重叠现象，因此无法把他们纳入任何一个哲学系列。科莱蒂和阿尔都塞提出的类型学是互不相容的，这本身就说明他们的困惑疑难。因此，异化的主题被阿尔都塞判为黑格尔的首要内容，认为反对异化的主题是科学唯物主义的先决条件；科莱蒂对黑格尔的抨击比阿尔都塞更为激烈，材料也更多，但是他仍然把异化的概念作为成熟马克思的著作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中心内容。相反地，科莱蒂把他最强大的火力集中于黑格尔对物质的辩证法，认为那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宗教试金石，而且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最为有害的遗产；而阿尔都塞却把黑格尔著作中的这个同一内容挑出来，作为被马克思主义所继承的科学远见的一个有活力的内核。

　　而且，超乎这两位主角的，还有纵横交错的许多体系。阿尔都塞体系的大部分是同六十年代初在法国本国占统治地位的萨特针锋相对的；而科莱蒂的大部分论战是针对六十年代晚期暂时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看来两人对于另一方的主要对手毫不熟悉，其结果，两人都不知道他们和另一方的主要对手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科莱蒂日益关心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或革命”的两重性，这种理论既关系到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又关系到无产阶级推翻它自己作为其构成部分的那种生产方式的主观能力，(101)这事实上和萨特研究时使用的基本的方法论出发点很接近。阿尔都塞和阿多尔诺显然是两名相距最远的理论家，他们之间并非出于自愿的相通，是更为引人注目的。法兰克福学派从它形成一开始，就比欧洲的任何其他学派更加充满着黑格尔的影响。在六十年代，阿多尔诺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反对论述阶级或政治的极端例子——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却正是把这些内容赋予正式的最高地位。但是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最初是1961年在巴黎的讲学中发展起来的，完成于1966年）重新提出了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1965年出版）两书中提出的一整套主旨——且不说科莱蒂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1969年出版）一书中的其他内容。因此，除了其他主题以外，阿多尔诺明白地断言客观在认识论上的绝对第一性；断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般性的主观；断言“否定之否定”的概念是空洞无物的。他抨击哲学集中注意异化和物化这样一种时髦的、容易受宗教用语影响的意识形态；抨击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崇拜而牺牲了《资本论》;抨击对待历史的人类中心论概念，以及随这种概念而来的人道主义的温和语言；抨击把劳动从作为社会财富不可残缺的组成部分的物质性中抽象出来作为社会财富的唯一来源的神话。（102）阿多尔诺甚至附和阿尔都塞的箴言，认为理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践（“理论性的实践”），并认为实践这个概念本身应由理论来加以阐明。阿多尔诺写道，“理论是实践的一种形式，而实践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理论概念。”（103）这些挑战性的理论主义见解，一开头就宣称理论与实践在语汇上的同一性，这样就有效地压制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与群众革命斗争之间有力联系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实质问题，这种理论主义可以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口号。这些见解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最毫不相同的那些思想立场之间所共有的基础。

　　当然，阿尔都塞和阿多尔诺的理论体系，在核心问题和方向问题上还有其他出名的不同之处。他们作品中某些含意深刻的主题的奇怪交叉，只是证明：在黑格尔学派和反黑格尔学派之间作含糊的双重对比，是全然不能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内不同学派的确切领域或相互关系的。上文讨论到的它们在哲学渊源方面的多样性——不但包括黑格尔，而且包括康德、谢林、斯宾诺莎、基尔开加德、巴斯噶、席勒、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排除了任何这样的两极划分。每个理论家同当代资产阶级文化不同部分的并行联系，使得他们之间的亲近性和对抗性的问题更加复杂。这些情况反过来也是由不同的各国政治形势所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十分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每一个体系，都具有来自当时和过去不同范围和水准的社会和思想结构中多种决定因素的印记，在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的基本历史关头的背景中，产生了理论的广泛多样性。这里没有篇幅来探讨这方面复杂关系的实际分布情况。就目前来说，更重要的是考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每个体系同前一时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遗产相比所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因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历史清单上，新概念的发展或新主题的出现，对于它作为一种传统所具有的性质和力量，提供了最有批判性的标准。

　　（50）在英国本土，普选权是从1929年开始的。在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初次传入这种普选权是在1945年。

　　（51）卢卡奇在布达佩斯；科尔什在纽约；马尔库塞在布兰戴斯和拉霍亚；列菲弗尔、戈德曼和阿尔都塞在巴黎；阿多尔诺在法兰克福；德拉·沃尔佩在墨西拿；科莱蒂在罗马。只有葛兰西和本杰明这两位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始终处于大学这外。

　　（52）见访问记：《卢卡奇谈他的生活与工作》，载《新左派评论》第68期，1971年7—8月，第56—57页；又见《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序言，伦敦，1971年，第36页。

　　（53）见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3—4页，其中第一篇论文便是《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这一关键性文章的译文。

　　（54）《辩证唯物主义》最初于1939年在巴黎出版；英译本《辩证唯物主义》1968年出版于伦敦，内容散见第61—167页。

　　（55）见《关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45）和《共产主义的自由》（1946），它们主要集中论述巴黎手稿；《关于实证人道主义的理论》（1947）集中于评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拉·沃尔佩对马克思上述两书的翻译本出版于1950年。

　　（56）见《文学与哲学论文集》，伦敦，1955年。

　　（57）特别是《保卫马克思》（伦敦，1969年）一书中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论青年马克思》以及马克思1844年的手搞》诸文。

　　（58）《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页。

　　（59）这些作者们语言上的难懂，在他们在世时便经常受到批评。葛兰西编辑的《新秩序》因其艰涩难读而在1920年遭到法国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的抨击，葛兰西对此作了答复，他在1920年1月10日《新秩序》上对自己乏味的文体进行了长篇辩解。卢卡奇在1949年被勒瓦伊谴责为“骄妄自大的文风”：见约瑟夫·勒瓦伊著《卢卡奇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伦敦，1950年，第18—19页）。而卢西恩·塞维在《让·保罗·萨特与辩证法》一文（载1961年2月《新批判》第123期，第79—82页）中，则对萨特的语汇作了特别强烈的抨击。

　　（60）但是，葛兰西札记的费解难读，不能完全归因于监狱境况。正如我们所知，甚至在都灵，也有人批评他的语言过分复杂；而且，至少《札记》中的某些谜语应归因于他对一些问题无法找到明确或满意的答案而出现自身的思想矛盾和游移不定。

　　（61）这些影响在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的论文《早期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1971年11—12月号《新左派评论》第70期）中有详细说明。韦伯是卢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密友与同事。

　　（62）关于葛兰西对克罗齐的复杂态度，以及他对克罗齐的“伦理政治史”范畴的一定程度的赞扬（他认为这应成为历史研究的“经验准则”），见葛兰西的《历史唯物主义》第201—202（都灵，1966年），其中，他甚至把克罗齐同列宁作为两大首要理论家来加以相比，认为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批驳了经济主义。

　　（63）关于《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间概念连续性的充分说明，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令人钦佩的论述（普林斯顿，1971年，第230—274页），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批判性分析。

　　（64）关于阿尔都塞本人对巴切拉德、坎吉尔汉和拉肯感激的话，见《保卫马克思》第257页和《读〈资本论〉》第16页。巴切拉德是阿尔都塞的博士学位导师。

　　（65）主要的例外是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在《情趣的批判》一书中德拉·沃尔佩自己为他的美学理论从叶耳姆斯列夫的语言学那儿吸收了大量内容，但是这个学派同别处相应的学派相比，整个说来比较不受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可能同它缺乏重大的题材创新有关，以后可以看到，这也是它的不同之处。

　　（66）见《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第IX页。

　　（67）见，《总额和余额》第142—143页；《存在与虚无》（伦敦，1957年）第600—603页；《爱欲与文明》（伦敦，1956年）第166页，209页；《单向度的人》第249—250页。这些作者们主要是受到巴切拉德的诗篇而不是他的认识论的吸引。

　　（68）比较：阿多尔诺的《社会学与心理学》（《新左派评论》第46—47期，1967年11月—1968年2月）；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散见书内各处）；阿尔都塞的《弗洛伊德与拉肯》，载《列宁与哲学以及其他论文》（伦敦，新左派书社，1971年）；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年，第35—42页）。

　　（69）达尔文主义在第二国际时代的影响，也许提供了最接近的例子。但是，进化论的权威是自然科学的权威，它并不直接冲击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领域。因此，无须对社会领域作任何真正的内部改变，便可批准或接受这种学说。即使是考茨基的例子，他可能是最易受达尔主义的影响的理论家，直接输入这种影响也不是他战前主要作品的特点。这类插曲中更加极端化的，当然是马赫对某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首先是波格丹诺夫）的吸引力，这促使列宁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里，又是在物理学方面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潮产生了一种短暂的影响力。但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代主要人物中却没有人受他们影响的。

　　（70）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塞巴斯蒂阿诺·廷帕纳罗，在他的《论唯物主义》（比萨，1970年，第1—122页）一书中严肃而权威地捍卫了恩格斯的哲学遗产。由于廷帕内罗的作品的质量，在对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任何综合性的概述时，使他完全有资格被考虑在内。然而，由于他的作品明确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切其他学派，并代表着一种相距甚远的立场，因此，在此把它简单地包括在内，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即使是这一不妥协的、有创见的著作，也逃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迫切某些共同性的决定因素。见本书第四章第116页注）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译者注

　　（72）见卢卡奇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评论（第XXI页）。主要的例外是拉布里奥拉，他本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是黑格尔派哲学家。因此在第二国际声名扫地以后，列宁在1916年突然“发现了”黑格尔。

　　（73）《历史与阶级意识》第XXIII页。

　　（74）《论青年黑格尔》由于大战直到1948年才出版。

　　（75）《最低道德》，伦敦，新左派书社，1974年，第16页。

　　（76）《方法的问题》，伦敦，1963年，第8—14页。

　　（77）见重要的论文《基尔开加德：独一的普遍性》，载《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第146—169页。

　　（78）《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学》（墨西拿，1950年）

　　（79）《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伦敦，新左派书社，1973年，尤见113—138页。在第二国际时代，梅林等人（艾德勒）已经被康德的伦理学所吸引，但是科莱所鼓吹的那种系统的哲学结构却从来没有把康德的认识同马克思的认识联系起来过。

　　（80）见德拉·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罗马，1964年，第72—77页）；关于表达这一看法的最极端的话，见科莱蒂的《早期著作》这本“介绍”马克思的书（企鹅与“新左派评论”丛书，伦敦，1974年）。

　　（81）《读〈资本论〉》第102页。在这方面，在第二国际内部确实存在把斯宾诺莎暗暗地置于马克思之上的值得一提的先例。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变体”，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斯宾诺莎主义就是现代形式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伦敦，1929年，第10—11页）这些论述受到科莱蒂的强烈抨击，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等人把马克思看成只是斯宾诺莎的发展和应用”。（见《卢梭到列宁》，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71页。）在二十年代的苏联，德波林和他的儿子追随普列汉诺夫，把斯宾诺莎看成是“没有大胡子的马克思”。应注意之点是：虽然马克思对康德和笛卡尔的作品不大熟悉，他却在青年时代详细阅读了斯宾诺莎的著作，但并无迹象表明他曾经受到特别的影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能找到最普通的、为数不多的涉及斯宾诺莎的内容。

　　（82）《读〈资本论〉》第40页，是谈这一点的。对斯宾诺莎来说，“真观念与它的对象不相同；因为圆形是一个东西，而圆形的观念又另外是一个东西。”（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9页。）

　　（83）比较《保卫马克思》第169页，《读〈资本论〉》第216页，以及《伦理学II》“命题VII”

　　（84）《读〈资本论〉》第59—60页。“真理是它本身和谬误的标准”：《伦理学II》“命题XLIII”，附注。

　　（85）《读〈资本论〉》第187—189页。：“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内在的而不是短暂的原因”：《伦理学I》，“命题XVIII”。

　　（86）见《伦理学II》，“命题XXXV，附注。当然，《伦理学》的第四部分题为“论人的奴役或情感的威力”，只要把“情感”改为“思想”，那就是贯穿阿尔都塞作品的一个中心主题，见《保卫马克思》第232—235页，《读〈资本论〉》第180页。

　　（87）斯宾诺莎《神学——政治学论》第一章第5页。

　　（88）《保卫马克思》第232页。

　　（89）[在写了这段以后，阿尔都塞第一次承认自己受到斯宾诺莎的教益。见《自我批判要点》（巴黎，1974年，第65—83页。）然而他谈到的内容仍然是含糊而一般化的。特别是缺乏原文的引述和具体的一致性。因此，它不能剖明将斯宾诺莎的世界变为他的理论著作的真正范围和统一性。对语言作进一步考证以后，将很容易提供这方面的材料。]

　　（90）《政治学与历史》，伦敦，新左派书社，1973年，第52—53页。

　　（91）《隐蔽的上帝》，伦敦，1964年，第243-244页，251—252页，300-302页。戈德曼早先选择康德作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念的主要先驱：见《伊曼纽尔·康德》，伦敦，新左派书社，1971年。

　　（92）《总额与余额》第415—424页：这一插曲本身对列菲弗尔后来的作品并无重大意义，但在其他方面却特别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广阔范围。列菲弗尔描述说，他和波利泽都深感缺少一个合适的先辈，因此有意识地着手为自己找一个合适的人物，最后偶然发现了谢林。

　　（93）在德国左翼势力的文化中,这种隐秘思想的再出现,仍然是一个应研究的问题。可能厄恩斯特·布洛克最先对此感到兴趣。

　　（94）《爱欲与文明》第185—193页。

　　（95）把卢卡奇的《理智的毁灭》，柏林，1953年，第244—317页（仅有的得到发挥的论述）和下列各书中的评论比较一下：阿多尔诺的《致瓦尔特·本档明的信》，新左派评论，第81期，1973年9月—10月号，第72页；萨特的《圣日内》，伦敦，1964年，第346—350页；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第119-124页；阿尔都塞的《列宁和哲学》第181页。

　　（96）葛兰西《狱中札记》（伦敦，1971年）尤见第125—143页，147—148页，169—175页。

　　（97）《狱中札记》第248页。

　　（98）萨特《方法问题》第21页、37---39页、52—54页；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伦敦，1973年，第49—51页；科莱蒂《从卢梭到列宁》第128—140页；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134—138页；德拉·沃尔佩《当代思想批判》，罗马，1967年，第25—26页、34—35页、37页。

　　（99）见《读〈资本论〉》第119—143页。

　　（100）《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第181—198页。阿尔都塞赞同自然辩证法，认为一旦它被重新命名为“没有主观意识的过程”，就可以成为从黑格尔那里抢救出来的一个有价值的内容，这就把自己置于科莱蒂的批判范围之内：见《列宁与哲学》第117—119页。

　　（101）例如，见《从卢梭到列宁》第229—236页。

　　（102）见《否定的辩证》等183—184页、304页、158—160页、190—192页、67页、89页、177—178页。应当注意，阿多尔诺至少和科莱蒂同样强烈地坚持客观的第一性，这使得后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般性抨击在这方面大部分是多余的。

　　（103）《箴言集》，法兰克福，1968年，第171页；《否定的辩证法》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