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浪潮及时地在伏尔加河扭转。红军于1942年至于1943年战胜德国军队从而保证了欧洲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到1945年，除伊比利亚地区外，法西斯主义处处都遭到了失败。苏联的国际力量和国际威望大大加强，它成为除了最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以外的东欧命运的主人。共产主义政权很快就在普鲁士、捷克和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建立起来；当地资产阶级的财产被没收了；实行了苏联式的工业化。一个结成一体的“社会主义阵营”已包罗了欧洲大陆的一半。欧洲大陆的另一半则得到美国和英国军队的营救而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然而，在法国和意大利，本国的共产党由于在抵抗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而第一次使得它们成为多数派的工人阶级组织。另一方面，在西德，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抵抗运动，而国家又遭到分割，致使复辟了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英、美占领军的庇护下成功地清除了无产阶级在战前的共产主义传统。后来的二十年所呈现的经济和政治特点，正好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相反。主要的西欧国家并没有倒退到军事或警察专政。在整个先进的工业化世界里，建立在充分普选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变得稳定和正常了。也没有再出现像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样的灾难性经济萧条。相反地，资本主义世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长期繁荣，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扩张得最迅速和最繁荣的阶段。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那些对无产阶级进行监护的、镇压性的官僚主义政权，在斯大林逝世后经历了一系列危机，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但是它们的结构根本没有任何改变。恐怖行动作为国家的一种有组织的镇压手段已经抛弃不用了，但武力强制手段仍压制着这一地带的民众反抗。经济增长就其比较低的起点而论还是迅速的，但这对于资本主义集团的稳定性却并不构成任何政治上的威胁。
在这个改变了的世界上，革命的理论完全起了变化，这种变化产生了今天可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现在将要谈到的作者们所撰写的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民展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在他们的手里，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批判性方面，已经成为一种与以往任何理论截然不同的理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在政治上已经成熟的整个这批理论家所特有的主题和关切的问题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这种转变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地区特点。
这种转变的历史是长期而又复杂的，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就已开始，并与早期传统的衰落交织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的最清楚的办法，是开列一个初步的简表，列出现在所讨论的这些理论家的生卒年份及所属地区：
卢卡奇 1885—1971年 布达佩斯
科尔什 1886—1961年 托德斯塔（德国的西萨克森）
葛兰西 1891—1937年 阿列什（意大利的撒丁）
本杰明 1892—1940年 柏林
豪克海默尔 1895—1973年 斯图加特（德国的斯瓦比亚）
德拉·沃尔佩 1897—1968年 伊莫拉（意大利的罗马尼阿）
马尔库赛 1898年 柏林
勒菲弗尔 1901年 哈格特毛（法国的加斯科涅湾）
阿多尔诺 1903—1969年 法兰克福
萨特 1905年 巴黎
戈德曼 1913—1970年 布加勒斯特
阿尔都赛 1918年 比尔曼德里埃斯（阿尔及利亚）
科莱蒂 1924年 罗马
这些思想家们的社会出身与他们前辈的出身并无不同。（25）但从地区上说，这批人的特色与恩格斯以后出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特色，却极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到，紧接着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之后接连出现的两代理论家中，所有重要人物实际上都来自东欧或中东欧；即使在德意志帝国内部，也是维也纳和布拉格而不是柏林为第二国际输送了主要的杰出人物。而另一方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种情况就翻转过来了。主要除卢卡奇和他的学生戈德曼以外，上表所列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任何一位著名人物都来自更远的西部。卢卡奇本人主要是在海德堡成长起来的，他的文化素质中总是德国的多于匈牙利的；而戈德曼的整个成年时代都是在法国和瑞士度过的。出生于柏林的两个德国人中，本杰明在文化方面明显而自觉地倾向高卢。而马尔库塞主要是在哥瓦比亚的弗赖堡垒门下受的主要训练。（26）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可以按世代划分两组。（27）上表所列的第一组知识分子，他们自身的政治经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受过俄国革命的影响。就他们的生平传记来看，卢卡奇比布哈林大三岁，而科尔什则比布哈林大两岁。但是，将他们与战前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来，是因为他们接触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要晚得多；而布哈林早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是列宁的一位积极而久经锻炼的副手，他们通过大战和随后的群众斗争而开始变得激进起来，只是在1918年以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葛兰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是意大利社会党的一名战斗成员，但他仍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他由于缺乏经验而在一开始就犯下了严重错误（当他几乎要鼓吹意大利调停这场战争大屠杀的时候，他的党却在强烈谴责这种做法。）马尔库塞在未满二十一岁时就被德国军队征召入伍，很快就于1917年—1918年加入了德意志独立社会民主党；本杰明逃避了兵役，但由于战争而向左摆了。对比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按世代划分的第二批“人马”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熟起来的人们所组成的，他们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而在政治上形成的。他们当中第一个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是勒菲弗尔，他是这一组人中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于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阿多尔诺比马尔库塞或本杰明小十岁，他似乎一直到纳粹于1933年攫取权力以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萨特和阿尔都塞尽管在年龄上相距很大，但却由于西班牙内战、1940年法国的崩溃以及德国的监禁等影响而同时变得激进起来的。他们两人都是在1945年以后、在冷战的头几年中完成他们政治上的演化的：阿尔都塞于194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而萨特于1950年站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边。戈德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受到卢卡奇著作的影响的，他于大战以后的1946年在瑞士与卢卡奇偶然结识。德拉·沃尔佩在年代上是一个例外，但还是符合于按世代划分的政治类型：在年龄划分上，他属于第一代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毫无触动，他后来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损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了的1944年--1945年他才迟迟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当时他已经快五十岁了。最后，可以看出还有一个难以确定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代人物：科莱蒂，他太年轻，不可能很深地打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烙印，他在战后时期成为德拉·沃尔佩的学生于1950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可以看到，从二十年代初期以来，欧洲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愈来愈集中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这三个国家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得到大部分工人阶级衷心拥护的强大的共产党与数量众多的激进知识分子结合了起来。在这个地区之外，由于不具备这个或那个条件而妨碍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出现。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英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广泛的激进化，但广大工人阶级却仍然坚定的忠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在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证明比三十年代欧洲大陆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都要强烈，但参加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却微乎其微。在这个时期，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产生任何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8）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年代和地区分布，为它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形态结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线。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他们在各自所属的东欧和中欧党内，在政治和思想上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里，这两者（理论与实践）在西欧却越来越脱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世代和地区领域内，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并不是立即发生或同时发生的。这是在巨大的历史压力下缓慢而逐步地发生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理论和实践之间才最终脱离联系。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似乎这种情况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在实际上就是一体。然而在实际上，1920年以后那一代的头三个重要理论家——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真正创始人——起初在他们各自的党内都是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他们也都是当时革命群众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如果不与这种政治背景相联系，人们就真不可能理解他们的理论的出现了。
卢卡奇是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管教育的副人民委员，并在蒂萨河前线与匈牙利革命军一起反击协约国的进攻。二十年代，他流放到奥地利时，他是匈牙利共产党的一名领导成员，在党内经过十年的派系斗争以后，他于1928年一度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科尔什于1923年以共产党人身份担任过图林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并就在这一年负责过德国共产党在中部地区举行起义的地区性辅助军事准备工作，但那次起义被德国军队先发制人地扑灭了。后来他代表党担任过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著名代表；他还担任过议会理论刊物的编辑，并于1925年担任过议会左翼领袖之一。当然，葛兰西在紧接着战后时代的群众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比上述两人中的任何一位都要更为显著。在1919年至1920年期间他是都灵工厂理事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理论家，并是《新秩序》的编辑，他是1921年意大利共产党成立时的建党党员之一，并于1924年逐步成长为党内最有影响的领导人，当时该党正在从事艰苦的自卫斗争，反对法西斯在意大利巩固统治。这三个人的命运，象征着在后来的岁月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任何一个阶级的实践完全分割开来的那些势力。科尔什于1926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原因是他否认资本主义已趋于稳定、要求重新开展宣传鼓动以强调工人委员会并批评苏联主张与世界资本主义和解的外交政策。然后他保持一个独立的政治小组达两年之久，甚至在这个小组解散之后他在马克思主义知识界和无产阶级的圈子内仍然很活跃，一直继续到1933年，当时，纳粹势力得胜，使他从德国被迫流亡到斯堪的那维亚和美国，并处于隔绝状态。（29）另一方面，卢卡奇于1928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了正式的纲要，该纲要含蓄地反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刚刚通过的认为资本主义趋于崩溃的观点——那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三阶段”路线，它把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猛烈攻击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虚无主义地否认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和军事、警察专政之间有任何区别，将他们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30）卢卡奇试图描绘这一新关键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差异类型学，他强调在反对匈牙利霍第暴政的斗争中需要有过渡性的民主主义口号，这遭到了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强烈反对，他受到立即清除出党的威胁。他为了避免被开除出党，便发表了一个公开认错的声明（并未修改他个人的观点），但是，他这样推卸责任的代价是：永远放弃党内或共产国际内负责组织工作的职务。从1929年以后，卢卡奇不再是一个政治上有战斗性的人物了，他仅限于搞一些文学批评和哲学研究之类的文字工作。他在柏林度过一个短时期后，因纳粹攫取了政权而迫使他也流亡国外——但是到相反的方向，到苏联去，他在那里一直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葛兰西的命运比较黯淡。他于1926年在罗马被墨索里尼下令逮捕，当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最后完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全面专政，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九年可怕的岁月，困苦的条件最终导致他于1937年死亡。他由于坐牢而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地下生活隔离，这使他免于直接承受共产国际斯大林化的恶果。即使这样，他在被捕前的最后政治活动是给在莫斯科的陶里亚蒂写了一份措词尖锐的抗议书，反对陶里亚蒂扣发意大利党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该信主张在苏共内部争论中要有更大宽容，这是在俄国开除左翼反对派的前夕；他后来在狱中明确地反对1930年以后的“第三阶段”路线，而坚持了与卢卡奇在1928年并无不同的立场，卢卡奇那时候强调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起媒介作用的民主要求的重要性，以及为推翻法西斯主义而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极端重要性。（31）那时候第三国际内部的气氛使得他的兄弟（他委托他的兄弟将自己的观点转达给设在意大利以外的党的总部）保持沉默，以免使他遭受开除之虞。这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以不同的方式侵袭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两大悲剧，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就这样联合起来瓦解和破坏了与西方无产阶级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在力量。葛兰西在意大利的与世隔绝和逝世、科尔什和卢卡奇在美国和苏联和隔离和流亡生活，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但他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还是努力设法效劳并力求与之相联系的。
当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最初是在德国表现出来的。地点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该所最早的起源及其发展已经为人所知了。尽管该所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形成为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中心，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新起点——意味着在组织机构上与政治相脱离，对这种情况，例如卢森堡在战前就决不会接受的——但该所在整个二十年代专心致至于工人运动传统问题的研究，把扎扎实实、富于经验的工作与严肃的理论分析相结合。该所所长在就职演说中特别告诫它不能变成“达官贵人”的学院，该所的成员中包括魏玛共和国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德国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32）该所的杂志发表科尔什和卢卡奇的著作，同时也发表格罗斯曼或梁赞诺夫的文章。这就形成了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西方”和“东方”流派的汇合交流点。因此，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该所的道路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最终是特别重要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格林贝格自该所成立以来就担任所长，他于1929年退休。豪克海默尔于1930年担任该所新所长，这正是卢卡奇沉默一年以后，是在葛兰西甚至在狱中也因本人安全问题而受到审查的一年。格林贝格是历史学家，而豪克海默尔是哲学家，豪克海默尔在就职演说中为该所工作方向的重大改变定了调子，不再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来考虑，而转向以经验调查作补充来发展“社会哲学”。该所于1932年停止发行《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它的新刊物简单地起名为《社会研究杂志》。在1933年法西斯主义反革命以前的短时期内，豪克海默尔在研究所周围聚集了一批各色各样、多才多艺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他们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马尔库塞和阿多尔诺。豪克海默尔与格林贝格或格罗斯曼都不一样，从未公开加入过任何工人阶级的政党，虽然他曾经一度赞美过卢森堡，并在政治上仍然保持激进的观点，既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又批判德国共产党。马尔库塞曾于1918年加入士兵委员会，他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保持某些联系；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以前的最后几年里，他曾经是希法亭的刊物《社会》的撰稿者。另一方面，阿多尔诺作为三人中的练习生，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毫无个人联系。当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在夸耀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时，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一批新人物对德国阶级斗争的前途抱怀疑态度，这在豪克海默尔上任伊始就表现出来了，当时正是该所的基金于1931年悄悄地转移到荷兰、并把它的国外办事处设在瑞士的时候。（33）
纳粹于1933年取胜，该所被迫流亡，但它作为一个中心并未毁灭。豪克海默尔通过谈判正式于1934年把该所迁往美国，隶属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他所有最亲密的同事都来到美国与他会合。该所迁移美国，就使它转移到一个连形式上从事社会主义事业或具有任何实质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巨大工人阶级运动也不复存在的政治环境。在新环境下，该研究所稳步地倾向于适应当地的资产阶级秩序，并对自己过去和现时的著作加以检查以适应当地的学术气氛或集体的感情，进行带有通常实证主义特征的社会学调查。该所为了在新的住地掩饰它自己，在实际上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豪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在私下仍然尖锐地敌视美国社会，这在战后他们合著的《启蒙运动辩证法》一书中有所披露（该书谨慎地发表于荷兰），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将北美的自由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同等看待。该所于1949—195年迁回法兰克福，但是，它的社会作用和方向在美国期间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是再也不可能变更了。由于战后的西德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欧洲最反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遭到纳粹沙文主义和英、美镇压所破坏，它的无产阶级暂时变得消极和沉寂了。在这种环境下，德国共产党被取缔，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正式放弃了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联系，该研究所已经实现了非政治化：在美国学术界里它还只是一块孤立的飞地，而在西德则正式享有盛誉并受到保护。豪克海默尔在三十年代所宣扬的“批判性理论”现在已经与社会主义实践明显地脱离了联系。豪克海默尔本人在退休后终于堕落到恬不知耻地为资本主义作辩护的地步。（34）另一方面，于1958年担任该所所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了该所最有影响的一批著作的阿多尔诺，却没有走这条路；由于他脱离政治，而且总是比他的同事们要脱离得多，反而使他避免走这条路。对比之下，退避在美国的马尔库塞，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文化上和组织上处于严重隔绝的情况下，他作为个人，仍然保持了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但这种状况的客观倾向却使他在思想上付出了代价。马尔库塞专心致志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但他却完全脱离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的任何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他在美国提出了工人阶级与先进的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结合”的理论，这就在社会主义思想（这时已经不可避免地又变成了“乌托邦”）和当代历史上的无产阶级运动之间造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二十年代晚期的德国实践中悄悄发生的理论和实践的决裂，到六十年代中期由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这本书的出版，在理论上已经迫不及待地固定下来了。
在纳粹主义取胜以前，德国是唯一一个在俄国以外拥有一个强大共产党的主要欧洲国家。在此之后，法国在人民阵线时期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共产党在西德实际上已被消灭，法国共产党成了法国工人阶级的多数派组织。这个双重的变化改变了欧洲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均势。自从第二国际时代以来，法国的工人运动（它在十九世纪早期曾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战斗性和文化创造性方面居领导地位）这时已经在理论上远远落后于东欧和中欧甚至意大利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从未深入到法国社会党或劳动总同盟中去。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实质上具有双重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具有朴素的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力量（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晚期雅各宾派类型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仍然具有活力，仍然将当地的知识分子与他们自己的阶级紧紧地捆在一起。而当这两股潮流汇合在一起时，例如汇集在像饶勒斯这样的一位领导人身上时，其结果就会产生明显的理想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社会学说。在法国，对于1914年以前的时期中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大辩论，没有做出任何显著的贡献。《资本论》对于法国社会党来说实际上是一本已经合上的书；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没有一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所写的重要理论著作被译成法文。协约国于1918年所取得的胜利，确认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使得法国的工人阶级面临失败的严峻考验，这就进一步推迟了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而发展的条件。法国共产党在1920年有了一个显然成功的开端之后，迅速下降到较小的规模，在二十年代所余下的年头里，约有五万名成员；该党所吸引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一些文化人，这些人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遗产更着重于感情上的联系而不是科学的联系。
直到1928年，才有第一批对马克思主义真正感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法国共产党。这批人包括尼藏、勒菲弗尔、波利策、古特曼和弗里德曼；他们是在反对法国官方哲学的枯燥乏味和眼界狭小的斗争中定型的，而且他们本来就赞同超现实主义。（35）然而，这批人加入法国共产党是与第三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终的斯大林化相一致的。因此，从一开始，他们的理论著作就受到了严格的政治限制。迄今为止，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这个整个中心问题都是有保留的领域，不仅法国的全国性政党的领导是如此，而且连在俄国的共产国际本身也是如此。在欧洲共产党队伍内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活动领域因此大大地缩小了。波利策在率先对精神分析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后，（36）变得比那些顺从的法共文化官员并不强多少。尼藏的辩才老是受到组织压力的抑制，直到最后他反抗纳粹—苏联条约而被开除出党。（37）勒菲费尔仍然独自写作了既有相当高的水平、又有相当大的数量的著作，他始终对法国共产党忠诚不渝。他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在策略上有所革新，这到后来成为西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人的普遍特征：“应该属于凯撒的，就是凯撒的”。政治上的忠诚与脑力工作结合在一起，就足以摆脱革命战略的中心问题来逃避直接的控制或检查。勒菲弗尔在三十年代的主要著作，大体上具有哲学的特性，其抽象化的程度正好控制在党的纪律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最重要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在写完以后推迟了三年才告出版）受到了当局的猜疑；（38）这部著作在语气和内容上可以把它置于早期卢卡奇直言不讳的著作（毫不含糊地求助于“历史”）和当代豪克海默尔含糊其词的著作（令人费解地求助于“批判的理论”）之间。尽管在巴黎的本杰明阅读勒菲弗尔的著作（他们都赞同超现实主义）（39），但勒菲弗尔在三十年代末在国际上仍然陷于孤立状态；他在法国本土内也是独树一帜的。
由于德国在1940年至于1944年占领法国而毁灭了第三共和国的整个政治和文化体系，这也就第一次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法国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条件。法国共产党在人民阵线的最后几年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十万以上党员的大党，它从1941年以来就成为抵抗运动中的一支居主导地位的民众力量，并在战时大大增强。1945年以后，它在法国工人阶级内部在组织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已占压倒优势。其结果是，该党在扩充和吸引知识分子方面都得到迅速的增长。波利策在抵抗运动中遭到杀害；尼藏死在敦刻尔克。列菲弗尔在后来的十年来仍然是党内最著名、最富有创见的哲学家。在这个时期，尽管法国共产党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但产生的新理论著作却相当少，这是因为自从冷战一开始，新的理论著作由于党内文化控制格外加强而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也因为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冷战高潮期间强制推行日丹诺夫主义的缘故。这样，在大战之后头十年内的重大而奇特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存在主义的环境中发挥影响，这最初是在占领时期出现的，而在此之后又通过萨特、梅洛·庞蒂和德博瓦尔的著作而得到了广泛的文化传播。这种影响还通过科泽夫的影响作为媒介而得到传播，科泽夫是在战前把黑格尔系统地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位经院哲学家，他关于《心理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解释，为萨特和梅洛·庞蒂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间接的渠道。（40）这两个人在1946年创办了一份无党派的社会主义杂志——《现代》，这份杂志在哲学、政治学、文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等方面内容广泛多样的文章使得它成为法国最有影响的理论评论刊物。无论是梅洛·庞蒂或是萨特都不想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们两人都相继设法与法共一起积极履行革命职责，他们明确地表达法共所不承认的政治思想，但不对法共进行反对或攻击。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法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已经坚定不移地由一个在内部压抑脑力工作的党所组织起来了，这种关系最终导致萨特于1952年至1954年间进行特殊的努力从党外对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加以直接的理论说明，这批论文的总题目是《共产党人与和平》。（41）当然，根本不可能存在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奇异的”统一。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导致萨特同法国共产党之间产生公开的决裂，此后他不和任何组织机构发生联系而进一步从事于理论工作，他作为一个个体哲学家和评论家，与群众没有公开的联系。同时，在法国共产党内部，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和影响终于迫使列菲弗尔成为积极的反对派，他于1958年被开除出党。这些年里出现了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陷于政治被动的极度消沉的时期。
然而，六十年代法共内部统治发生有限度的自由化，表明了新兴的知识分子势力已在党内悄悄地酝酿。从1955年开始出版的科尔纽所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丛书，在法国已经引起了脱离梅林和梁赞诺夫学术传统的变化。（42）但正是路易·阿尔都塞的著作在1960年至1965年的出现，标志着法共党内知识分子辩论水平的决定性变化。一个重要的理论体系在法国共产主义组织系统内部第一次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这个理论体系的力量和独创性甚至连它最坚决的反对者也无不承认。阿尔都塞的影响在1969年以后在法国共产党内外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这使得他在法共历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43）然而，这种优势的矛盾之处在于：那是和法国共产党本身的政治演变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六十年代西方共产主义明显的温和主义，实际上已在法共争取法国“先进的民主”的党纲中得到最显著的表达；而在国际上，法国共产党是以它在中苏冲突中对中国的敌视程度和对俄国立场的拥护程度而出名的。相比之下，阿尔都塞的著作曾一度自称是明确地反人道主义的，当时法共正式的学说正在把人道主义捧为建立先进的民主制度过程中同各方（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人士）进行合作的共同纽带，当时苏联共产党正在把“一切为了人”作为一个群众性口号来加以宣扬；阿尔都塞对中国的同情是难以掩盖的。因此，在法国共产党内，理论和党的关系又一次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以前，党喋喋不休地用“正统观念”来反对理论上的“自由主义”倾向，而现在这个作用是倒转过来了，理论正不声不响地主张严格态度以反对党内的松弛作风。然而，在新形势下，正是法国共产党的自由化使其同盟者和合作者消除了疑虑，加上阿尔都塞本人的小心谨慎，因此防止了任何正面冲突。在这方面，阿尔都塞在法国党内的地位与卢卡奇在1945年苏联干涉以后匈牙利党内的地位变得相似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在个人经历上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永世联系的重要知识分子拒绝离开党或者与党决裂，并同他们的党达成一个默契：只要不怎么触动他们的理论著作（不论其最终的实际意义如何），他们就对政治问题不加评论。这种相互妥协之所以可行，其先决条件是这些理论家每人都有相当大的独立威望，从而有可能使党与他们保持策略上的共处，因为保持共处而不和他们断绝关系是对党组织有利的。但这样的一种关系所具有的暧昧和紧张也是同样明显的：尤其阿尔都塞的事例更是如此，因为在法国共产党内，强制性的压力不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解放后的意大利传播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惊人的，这不仅包括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也包括意大利社会党和无组织的广大知识界的发展，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与法国在战后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相联系，在欧洲194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主轴已经从日耳曼地区移向了拉丁地区，这在本世纪还是第一次。但在后来的二十年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显然不同。意大利具有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纪晚期恩格斯的时代。下一代的蒙多尔福继承和发展了拉布里奥拉的著作，蒙多尔福是另一位前黑格尔派哲学家，他对葛兰西一代人都先后产生过直接的影响。（44）法西斯主义在其间的长期活动使得葛兰西本人在监狱里的著作酝酿成熟了。这些著作于1947年至1949年间初次发现并出版了。这些著作无论是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还是在党外的广大范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土生土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出现，在葛兰西的伟大著作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帮助意大利共产党免除了最大的冷战蹂躏：日丹诺夫主义在意大利共产党内比在法国共产党内受到了更大规模的抵制。党的领导大部分仍由葛兰西的同代人和同事们的所组成，他们经历过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时期那种典型的、最坏的文化压制，因而，只要不和党的政治活动相联系，意共在组织内部可以允许某些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对葛兰西死后加以神圣化，反而扼杀了他的理论遗产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的生命力。葛兰西的形象变成了党内正统思想的偶像，在任何一种公开场合下都要加以膜拜，而他的实际著作却被窜改或被忽略：在大战结束以后二十五年，意大利共产党甚至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著作的认真评论。《狱中札记》的精华和糟粕混杂在一起终于导致意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理论倾向，竟然表现为对于从拉布里奥拉到葛兰西这整个哲学渊源的一种反动。
新学派的缔造者是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他是一位哲学家，于1944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从1947年到1960年写过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德拉·沃尔佩就像战前时代的绝大多数意大利学术界知识分子一样，曾经同法西斯主义有过妥协。由于他在巴多格里奥政变后紧跟意大利共产党而使他这段过去的经历正式得到了宽恕，然而他的历史也剥夺了他在党内获得任何政治权威的资格；他所具有的个人特色曾一度使他接受全民国家的观点并为之辩护，后来又使他倾向于一贯遵循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政策。因此，德拉·沃尔佩的理论倾向虽然与意共流行的正统观念明显地背道而驰，他本人的著作却缺乏任何独立的政治见解。他是党内最著名的专业哲学家，但在许多方面又是最免费的。德拉·沃尔佩在意共党内二十年间，与意大利共产党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摩擦，但同样地，党的文化机构也很少给予他什么礼遇。然而，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意大利共产党内思路最清楚、著作最多产的学派，他们是皮埃特拉奈拉、科莱蒂、罗西、默克、塞罗尼及其他一些人。当然，最有才华、最富锋芒的人物是科莱蒂，他于1950年大约二十五、六岁时入党。在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以后，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社会》于1957年扩大了编辑部，除其他人以外，还吸收了德拉·沃尔佩和皮埃特拉奈拉，科莱蒂在下一年也参加进来了。在这个时期，该学派的哲学论题在这批人中的某些年青成员身上开始具有政治色彩。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德拉·沃尔佩著作的特色，从哲学上特别强调“明确的科学抽象”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有必要按照发达资本主义的“纯理论”范畴对意大利社会作出分析，同时，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则追求相应的“先进”政治目标。这与意大利共产党的正统观念不同，这种正统观念强调意大利社会历史的落后性和混杂性，因此需要采取“民主”类型的比较有限的要求，而不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因为这在政治上来说更适合于意大利社会。（45）《社会》这份刊物内部理论上的紧张局面最终导致意大利共产党于１９６２年初对该刊实行镇压，紧接着在该党周报《再生》上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哲学论战，对德拉·沃尔佩学派进行了指控，科莱蒂对此作了尖锐的回答。两年以后，科莱蒂由于对１９５６年以来苏联共产党或西方共产党内部都没有实行任何真正民主化的现象感到不满，他脱离了意大利共产党。（46）后来十年中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所有组织机构以外写作的。
因此，正如萨特后来所宣称的那样，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６８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停顿”，但它是沿着一条离开一切革命政治实践的永无止境的曲折道路前进的。这两者之间的脱节，是由这整个历史时代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命运，其最深的根源在于１９２０年以后没有发生任何大革命高潮（西班牙、南斯拉夫和希腊等欧洲文化的外围地区除外）。这与各国共产党内斯大林化所产生的后果也是不可分的，这些共产党是十月革命的正式继承者，这些党在没有产生任何革命动荡的情况下在政治领域内是不可能提供真正的理论著作的，它们对革命动荡反而起了阻碍的作用。因此，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稳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外部传播的失败，以及它在俄国内部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是这个时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都毫无例地产生政治上孤立和失望和环境之中。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是他流亡在维也纳时写作的，那时正值匈牙利公社遭受镇压以后白色恐怖在匈牙利猖獗之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是在飞扬跋扈的法西斯主义决定性地镇压了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以后于巴里附近的监狱中写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是在战后西德和美国处在政治反动最严重时期发表的：阿多尔诺的《最低道德》（1951年）是在西德开始正式取缔德国共产党的那一年发表的，而马尔库塞的《爱欲和文明》（1954年）是在美国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嚣张一时期间发表的。在法国，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是在1958年戴高乐派上台成功后发表的，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高潮之时，法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国工人阶级群众陷于麻木仁、无能为力的状态，而法国秘密军组织对那些积极抵制战争的少数个人正施行恐怖性的打击措施。也正是在这些年里，阿尔都塞开始从事他最初而又最有创见的研究论文《矛盾和过度决定》（1962年），最明显的是，与此同时，第五共和国实行的总统直接统治和全面政治巩固所造成的独裁主义结构已经确立。工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所经历的连续不断的政治失败记录，必然对个时期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第三国际所造成的各个共产党的斯大林化，从二十年代晚期开始在组织上形成了官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从属于苏联政策，这就给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打上了与众不同的烙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标志着作为欧洲一支活跃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区域上起了显著变化，共产主义作为西德工人阶级的一支生力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则出现了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这些参差不齐的状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在有关地区与无产阶级政治相联系的问题，得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不论是正式参加工人阶级政党（卢卡奇、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退出工人阶级政党（列菲尔、科莱蒂）、与工人阶级政党进行友好的对话（萨特）、或是明确地断绝与工人阶级政党任何联系（阿多尔诺、马尔库塞），都同样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群众斗争相结合。对所有这些理论家说来，无论他们接受与否，可以说正统的共产主义运动代表着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治中主要的或唯一的关系中心。在这种关系结构内部，可以采取两种广泛的抉择：一种抉择是，理论家加入共产党并遵守其严格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同国内工人阶级的生活保持某种名义上的接触（无论如何，党必然得同工人阶级有联系），他还有可能至少获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在哲学方面的连续性（研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党内是强制性的）。以这样做来接近工人阶级日常现实斗争（虽然只是相对的接近）的代价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保持缄默。在这一时期，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内部，任何一个未曾参与领导层和知识分子（或工人），都不可能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独立见解，除非是以极其隐晦的形式。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可作为这种抉择的例证。相反的抉择是作为一名自由知识分子置身于任何一个党组织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表达政治见解的形式上没有任何组织约束；但是反过来，他们在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对其有根本好处的社会阶级内部，也没有立足点。萨特和马尔库塞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这种地位的变化形态。萨特在个人参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保持着无与伦比的记录——写下了论述法国、匈牙利、阿尔及利亚、古巴、刚果、越南、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论著，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却没有任何深切的了解，对他本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也毫无影响。马尔库塞对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有广泛的基础知识，并以转弯抹角的方式写作了论述美国和苏联的长篇著作（《单向度的人》和《苏联马克思主义》），但提出了一种理论，实际上根本否定产业工人阶级具有任何积极的社会主义潜力。最后的抉择是将两者都一起抛弃：既不参加党，也完全不谈政治，这就是阿多尔诺在战后的西德所采取的态度。
这种绝境所造成的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葛兰西在这方面是唯一的例外，这象征着他的伟大，这使他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所有其他人物。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只有在他身上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革命统一，他属于对经典遗产作出解释的那一类人——他长期受监禁，一方面使他受到慢性的杀害，同时却保护他免受意大利以外的斯大林化在思想上所造成的后果；他在受监禁期间，1919年至1920年意大利工人起义的经验和1924年至1926年意大利共产党内部组织领导的经验，始终是他的思想的创造性源泉。但是，甚至连他的著作也揭示出这种阶级斗争的缺陷性和局限性（那些著作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中诞生的），也揭示出他受监禁的物质环境。在葛兰西以后，在西欧再也没有其他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达到过同样的造诣。理论工作的活动余地缩小到或者是服从组织，或者是个人陷于孤立，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之间丧失了建立有力联系的可能性，并排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主题的直接发展。在各个共产党内部，所有关于战后帝国主义经济、西方国家制度以及阶级斗争战略原则的讨论，都严格地留给这些组织的官僚上层来进行，这种取决于对苏联官方立场的绝对忠诚。在有组织的共产主义队伍之外，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没有一个明显的立足点，可以从中提出任何明白易懂的革命分析或战略，这或者是因为共产党在当地无产阶级中占有绝对优势（法国和意大利），或者是因为无产阶级对改良主义的忠诚占了压倒之势（德国和美国）。在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双重体验中形成的一代理论家仍然停滞不前，他们或是对整个工人阶级丧失信心（没有经历抵抗运动的德国人），，或是不可避免地把它与共产党的见解连成一气（经加过抵抗运动的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有意义的是，这里所论及的这批人中最年青的一员显然是科莱蒂，只有他是在法西斯主义和抵抗运动之后发展成熟的，自从他脱离意大利共产党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只有他是有资格写作战后时期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理论家，他的著作既体现了自由思考，又体现了专业工作的严谨。（47）但即使是科莱蒂所作出的贡献也主要是对经典论战的历史记载作出概述，而不是像这些贡献所应当具备的那种实质性的创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有创见地论述经济理论或政治理论方面、在创作这两个领域的重要著作方面所表现的学术成果，实际上是一片空白。
然而，法西斯主义的后果或战后共产主义的强制所造成的组织封锁，决不是造成西欧舞台内部这些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枯燥乏味的唯一原因。因为这也是一个在整个先进的工业世界的资本势力客观上空前巩固的时代。在经济上，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长期繁荣的世界性动力，比以前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动力都要巨大。这个时期所出现的普遍而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在这类生产方式的发展方面实际上已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明显地打破了经典著作上有关衰退或危机即将来临的预言，提出了供科学分析的崭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在斯威齐于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中到了尽头，由于凯恩斯主义的革新在美国经济中得到了明显的成功，因此该书在结尾时把这种传统实际上寄托于过去。当斯威齐和巴兰二十年后在一部巨著《垄断资本》中重又论及这个主题时，他们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内的正统结构丢弃差不多了。（48）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地带的帝国主义生产力发展所呈现的规模和力量本身，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就已经构成了可怕的理论挑战：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都从未承担起应对这个挑战的任务。（49）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也使普选权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破天荒第一次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上建立起来，这种民主在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西德、日本、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都将这种普选权当作正常而又固定的国家结构。这种政治秩序作为一种具有国际规模的持久而又统一的制度是颇为新颖的，但这种新颖的特点却常被内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所忘怀，这是因为英国或美国已经相当长时期地具有这种本地传统的缘故。（50）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找不到任何重要的或是有说服力的理论来对此作出判断：这类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从来都不是马克思或者列宁任何一部重要著作所阐述的对象，马克思生前没有见到这种国家的实现；列宁的敌人则完全是沙皇俄国那样类型的国家。因此，制定一种能掌握和分析代议制民主（作为资产阶级权力的一种成熟形式）的性质和机制的政治理论所包含的问题，与战后头二十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几乎同样之多。这些问题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也没有涉及到。
（25）卢卡奇是银行家的儿子；本杰明是画商的儿子；阿多尔诺是酒商的儿子；豪克海默尔是棉纺主的儿子；德拉·沃尔佩是地主的儿子；萨特是海军军官的儿子；科尔什和阿尔都塞是银行经理的儿子；科莱蒂是银行职员的儿子；勒菲弗尔是官僚的儿子；戈德曼是律师的儿子。葛兰西是唯一成长于真正贫困的环境之中的，他的祖父曾经当过警官，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小公务员，因贪污坐牢而毁了前程，致使整个家庭在后来遭受了很多艰难困苦。
（26）德国西南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作为一个突出的文化地区看来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阿多尔诺和豪克海默尔是当地人，卢卡奇和马尔库塞是在那儿受的训练。海德尔堡和弗赖堡自从第二帝国时期以来就与那里有着密切的哲学上的联系。至于本杰明的亲法倾向，可以看他早在1927年写过的话：“在德国，就我的志趣爱好而言，我在同代人中感到很孤立，而在法国则有某些推动力……我看到它在起作用，它也占据了我的思想。”（《启示录》，伦敦，1970年，第22页。）
（27）任何世代划分必须按大约二十年的间隔，显然：问题在于要了解在任何一个时代生命发展的生物学长河里，有关的历史变迁点确定在哪里。在这里没有篇幅充分地探讨这个问题。然而，在这方面关键的分界线已由当代一系列政治动荡相当清楚地划定了。
（28）西班牙的情况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为什么西班牙从未产生过一个拉布里奥拉或是葛兰西呢——尽管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特别有斗争性，比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更甚，尽管西班牙十九世纪的文化遗产肯定比意大利要少，但决不是微不足道的。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做大量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将成为更广泛地分析作为一种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条件和发展条件的关键。在这里或许只需指出：就有关文化遗产的问题而论，极为明显的是，当克罗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意大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的著作时，在西班牙最相近的这类知识分子乌那木诺也同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乌那木诺与克罗齐不同，他于1894-1897年就参加了西班牙社会党的组织工作，然而，克罗齐所从事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乌那木诺在西班牙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意大利人的博览广闻与西班牙人的小品随笔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这肯定是两种情况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之一。乌那木诺是一个差得多思想家。更一般地说，他的局限性表明在西班牙相当缺乏任何一处主要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传统——西班牙的文化，包括对其文学、绘画或音乐的各种爱好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运动时期一直都很缺乏。也许正因为缺乏这种催化剂，因而阻碍了在二十世纪西班牙劳工运动中出现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名著。这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奇怪地没有发展起一套常规的理论体系的原因，尽管英国本土有着经验主义的传统（在1900年以后突然明显地加强），而且它又有出色的编史工作。在复杂的社会复合体内部，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形态内产生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哲学成分，当然，恩格斯已经大力强调过这个重要性。懂得了这一点以后，就应当对于哲学在欧洲其他地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不必加以苛刻的评价，这在后面要谈到的；这种情况不需加以抑制。
（29）关于这一段情节，见黑达·科尔什：《卡尔·科尔什回忆录》，载《新左派评论》第76期，1972年11月—12月，第42—44页。
（30）见所谓《布卢姆论文集》（根据卢卡奇的秘密化名）的一些关键段落，载格奥尔格·卢卡奇著《政治论文集》，1919—1929年，伦敦，新左派书社，1972年，第240—251页。
（31）见朱塞佩·菲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伦敦，新左派书社，1970年第249—258页。
（32）杰伊：《辩证思维》，第11—17页。
（33）杰伊：《辩证思维》，第26页。
（34）见他在《明镜》上发表的访问记，1970年1月6日。
（35）有关这批人的背景，见亨利·勒菲弗尔著《总额和余额》，巴黎，1959年，第389—414页。
（36）《心理学基础批判》，巴黎，1928年。波利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历过匈牙利公社，说明与中欧马克思主义有着微弱的联系。
（37）见尼藏的《阿拉伯亚丁》再版本里所载的萨特的生动的论文，巴黎，1960年；这两个人是亲密的朋友。
（38）有关这段插曲，见勒菲弗尔《总额和余额》（第47页）中的自传性叙述。
（39）见本杰明的文章《爱德华·富克斯，编篡者和历史学家》，载于《新天使》，法兰克福，1966年，第326、341页。本杰明在巴黎的交往构成了将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40）科泽夫战前的讲演最后发表于1947年，即《黑格尔著作介绍》。亚历山德尔·科泽夫（科泽夫尼科夫）于1902年生于俄国，他从1921年至1927年在贾斯珀斯和海德尔的影响下在德国学哲学。他后来到了法国，在那里，另一位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德尔·科伊列使他对黑格尔发生了兴趣，科泽夫从193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替科伊列在法国高等专门学校讲授黑格尔。
（41）最近有英译本出版，伦敦，1969年。
（42）奥古斯特·科尔尼：《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巴黎，1955—1970年，已出版四卷，写至1846年为止。
（43）阿尔都塞的两部主要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于1965年在几个月内相继出版。
（44）关于蒙多尔福所起的作用，见克里斯梯安·利谢尔斯：《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1970年，第21—24页。
（45）见弗朗哥·卡萨诺编辑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巴里，1973年，第7—8页、14—19页、180—181页。这部著作包括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内的重大理论论战文章，包括下面要谈到的1962年的论战。
（46）关于这一段历史，见《新左派评论》第86期上所载的《一次政治和哲学的访问记》一文中科莱蒂自己所作的叙述（1974年7—8月，第3—9页）。这篇著名的文章对于本文中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整个领域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该文章中的某些结论，在实际上与本文提出的某些论点是相似的，尽管它们必然具有其本身的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重要的思想家像科莱蒂那样把它的本质和局限性揭示得如此清晰。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他会赞同本文的许多具体论点和判断。
（47）特别参见他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61期（1970年5—6月）上的论文：《斯大林问题》；还有纳波莱奥尼和科莱蒂合编的《资本主义的未来——崩溃还是发展？》一书的“导言”，巴里，1970年，第71—112页。
（48）巴兰和斯威齐抛弃作为马克思《资本论》奠基石的剩余价值观念，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垄断资本》（纽约，1966年）对于剩余价值或资本的有机构成这类观念并没有以直截了当的批判方式做出多大的观察和反对，也没有从这类观念默默地转变到来自凯恩斯的某些含糊的类似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它已经大体上处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程序之外了。应当指出，巴兰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环境中度过了形成他的思想的一年（1930年）；《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几部分反映出受到该所的明显影响。而就斯威齐而论，他最近已经强调，他并不认为《垄断资本》里的“剩余”观念与《资本论》里的“剩余价值”观念有矛盾。见他在《每月评论》上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直接的声明（1974年1月，第31—32页）。总的说来，可以说自从《垄断资本》发表以来（巴兰在发表前不久逝世了），斯威齐在《每月评论》上有关美国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其风格上已经变得更为正统了。
（49）米恰尔·卡列斯基是一位波兰人，他那高深莫测的事业或许代表着这个时期欧洲马克思主义最密切地从事的对先进资本主义进行重大改造的事业。卡列斯基于1899年生于罗兹，他学习的专业是工程师，在经济学方面没有任何正式的资历，他早已具有凯恩斯的大部分思想，他的著作《论商业周期理论》于1933年出版，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概论》要早两年出版。他于1935年经瑞典移居英国，他因发表了《充分就业的政治诸方面》（载于《政治季刊》第4期，1943年）而成为预言战后西方反危机需求管理方式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于1955年返回波兰，直到1970年他去世之前不久，他一直在大学和计划部门担任职务。卡列斯基著作中模棱两可的议论当然是由于和马克思主义犹豫不定的关系所决定的。在这方面有必要对他的传记进一步作出研究。在三十年代半军人专政的波兰，卡列斯基作为给社会主义期刊撰稿的一位匿名作者，他似乎曾因为“卢森堡主义”而受到波兰共产党的批判，这是由于他特别关注有效需求和投资水平问题所引起的。在英国和美国，他的著作从未列入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而只被看作是左翼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形式。对此尚需作出定论。卡列斯基的成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本世纪是否存在过什么专属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这个传统是由卢森堡传下来的，而格罗斯曼、莫茨科夫斯卡和卡列斯基或许都以不同的方式间接地隶属于这个传统。
（50）在英国本土，普选权是从1929年开始的。在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初次传入这种普选权是在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