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第六章 作为使非洲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
黑人必须为所肩负的白人的负担付出高昂的代价。
——乔治．帕德摩尔
（西印度群岛）泛非主义者，1936
在殖民地的社会，教育就是这样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在一个奴役的政权里，教育就是培养奴隶的一种机构。
——摘自1968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climo）
教育和文化部的宣言 |
殖民主义对非洲的所谓益处
社会经济服务
面对欧洲剥削非洲的证据，许多资产阶级作家多少承认殖民主义是一个有利于宗主国的运行良好的系统。然而，这将敦促人们来解决另一个问题，即欧洲人到底为非洲人做了多少，为此，有必要制定一张殖民主义的资产负债表。在这种资产负债表中，人们可以看到“贷方”（crcdits）和“借方”（debits），通常认为好处比坏处多。人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质疑这种特殊的结论，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推理过程本身就是误导。这种推理具有感性的说服力。毕竟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这是一种共识。论证表明，一方面，有剥削和压迫，但是，另一方面，殖民政府做了许多有利于非洲利益的事，他们开发了非洲。从我们的看法来说，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殖民主义只有一个方面，它就是一个武装匪徒。
殖民政府为了非洲人的利益做了什么？据称，他们建造铁路、学校、医院等。所有这些设施的规模都是非常小的。
在殖民主义的头三十年里，几乎没有做什么可以称为服务非洲人民的事。实际上只是在二战以后，才建立起社会服务。这些服务少到如此可怜的程度，真的不需要我们作进一步说明。最终，这些表明今日非洲欠发达的数据代表的是当时殖民主义结束时期状况的统计。对于这个问题来说，非洲独立头十年在一些方面如健康、住房和教育的统计数字，往往要比由新独立的政府继承的数字高出几倍。如果用殖民主义时期提供的那点微薄的社会公共设施来否认剥削，并得出好处要比坏处多的结论。那将会是一种最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
资本主义的确为欧洲工人带来一些社会服务——这开始是作为提供给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那些服务的某种副产品，后来便作为一种深思熟虑的政策法案。发生在非洲的事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1934年，远在英国的社会福利到来之前，英伦诸岛的社会服务支出每人达6英镑15先令。在加纳，这个数字是每人7先令4便士，而作为殖民地的标准来说，这已经是很高了。在尼日利亚和尼亚萨兰，这个数字是每人小于1先令9便士。其他殖民国家没有哪个做得比这好，有的状况更糟糕。
葡萄牙比较引人注目，因为葡萄牙在这些福利方面是雷声大雨点小。葡萄牙宣称。500年来，他们经历着一场“文明使命”，他们一直拥有安哥拉、几内亚和莫桑比克。到了肩负着白种人使“非洲土著”文明化500年的负担结束时，葡萄牙都没有能够在莫桑比克培养一位非洲医生，在安哥拉东部人均寿命不超过30岁。在几内亚—比绍，葡萄牙对那里的情况有深刻的了解，他们自己承认相比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来说，对于几内亚—比绍的状况忽视得更严重！
此外，在非洲的殖民时期那些有限的社会服务是以一种反映了统治和剥削的模式来分配的。首先，白人殖民者和外派人员要求有资产阶级的标准或宗主国的专业标准。他们都坚定地要在非洲尽享荣华富贵，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欧洲很贫穷。他们不能指望在自己的国家里享受较好的服务。众所周知，像在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和南非这样的殖民地，白人为他们自己悠闲的、快乐的生活都修建了相应的基础设施。因此，这意味着，殖民地提供的所有这些设施都不能证明是非洲人从殖民主义那里所得到的。
在阿尔及利亚，白人移民的新生儿死亡率是千分之三十九。然而，在阿尔及利亚城镇里，新生儿死亡率升至千分之一百七十．实际上，这意味着医疗、生育以及卫生服务都是为增加殖民者的福利，、同样，在南非，所有的社会统计数据都应该分解成至少两组：白人的和黑人的——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些数据做出正确解释的话。在英属东非这些数据分成了三组：首先是获得了大头好处的欧洲人，其次是获得了大多数所余好处的印度人．最后是在自己的国家分到最后一杯羹的非洲人。
在以黑人为主的国家，大部分的社会服务都是为白人提供的，这确实是真的。尼日利亚南部是从仁慈的“母国”得到最多照顾的殖民地区域之一。伊巴丹，这个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在二战之前只有50个欧洲人。对于如此精选的少数，英国殖民政府却设有一家隔离医院，在优越的环境中保留了11张床位的服务。对于多达50万的黑人而言，却只有34个床位。同样的情况也在其他地方重复出现。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有4000个欧洲人，却为他们备有12家现代医院，而至少4000万非洲人口却只有52家医院。
殖民体系有关社会服务的条款的恶毒之处在于，戏剧性地带出了具有巨大利润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在采矿行业。采矿给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即使宗主国的矿工也只是到最近才能获得医疗及保险服务，来保障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在非洲的殖民地，对于矿工的剥削是完全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1930年，坏血病和其他流行病在坦噶尼喀的卢巴金矿（Lupa goldfields）暴发，数百名工人死亡。人们不应惊讶他们缺乏挽救生命的设施，因为首先他们连保证自己能吃饱的工钱都没有得到。
南非庞大的非洲工人阶级处于一种可悲的状态。根据1912年结核委员会的报道，在棚户区，
所有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名成员或是遭受肺结核的痛苦或是死于肺结核，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是这种状况。医疗设施不够，导致无法治愈肺结核病，同时其他情况的病例都只能是送回家等死，从而使得感染进一步扩散。在一些地区，一个医生要为4万人的需要提供服务。土著人必须支付医疗费。不为贫困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约65％的土著儿童死于两岁之前。
早在19L2年，南非黄金和钻石帝国的基础就已经奠定了。从那时开始，棚户区不断增加，贫民窟的条件日益恶化，同时政府在致力于推行可恶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政策意味着实行种族隔离，从而更好地剥削非洲人民。
许多非洲人来到城镇，因为在城镇（虽然很糟糕）他们能比农村稍好一点。对于大多数非洲农村而言，现代的卫生、电力、供水、道路、医疗服务和学校都是为外国人服务的，在殖民地时期结束时与开始时处于一样的状态。然而，正是农村提供了经济作物成长的环境，提供了劳动力，才使这种系统保持正常的运行。那里的农民很少知道殖民地的资产负债表上所谓“贷方”的含义。
因为即使是微薄的社会服务也是为了便于剥削，这些服务绝对不会提供给那些不直接为宗主国的出口创造剩余价值的非洲人。也就是说，从非洲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一点都不可能用于帮助货币经济以外的他们自己的兄弟。
现有的多个实例可证实上面的陈述。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最“富有”的殖民地获得了更大的社会服务。因此，南非的兰德和刚果的加丹加必须供养庞大的工人队伍。多年来，他们对于整件事的处理十分冷淡，但是，归根结底，明智的利己主义使殖民主义者意识到，在工业环境下。从具有基本的健康状况和一定识字程度的非洲工人身上他们可以获得更多。这和以前欧洲资产阶级对待工人的推理类似，即给工人生产多一点自由，使工人能好好地活着。
非洲生产经济作物的国家同殖民地或不生产外销产品的地区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即存在减少社会经济服务的趋势。这说明在“黄金海岸”、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的非洲人可以被视为比在达荷美、坦噶尼喀和乍得的非洲人过得“更好”（better off）。
根据融入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程度不同，每个国家的各地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肯尼亚的北部或苏丹的南部没有什么资源可以提供给殖民者，殖民政权也忽略了在这样的地区修建道路、学校、医院等设施。通常，殖民地因发展水平上以及对出口剩余价值的贡献，在提供社会公共设施方面也会大不同。例如，种植园和公司可能都会为他们的工人建立医院，因为对于工人健康实施最基本的维护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投资。通常，这样的医院是专门为资本家特殊关注的那些工人服务的，而那些生活在最低“生存”条件下的货币经济外围的非洲人都被忽略了。
《阿鲁沙宣言》（Amsha Deelaration）有力而又简单地表述了非洲殖民经验最深刻的道理，当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已经遭受了极大的压迫，我们已经遭受了极大的剥削，同时我们也遭受了极大的漠视。”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基础设施的模式——尤其是公路和铁路，就是对于这种被压迫、受剥削和遭漠视的三重组合的最佳说明。根据特定区域需要开展进出口贸易活动的程度，殖民政府掌握了一个明确的地理分布图。哪个地区没有出口。那个地方也就没有修建公路和铁路。稍微有点例外的是，某些公路和铁路的修建，是为了调兵遣将，使征服和压迫变得更容易。
在殖民时期，没有通信手段可以使非洲人登门拜访他们的朋友。然而，更重要的是，没有建设基础设施以促进非洲商品的内部贸易，也没有以考虑到非洲的需求和发展的方式来修建连接不同的殖民地和同一殖民地的不同部分的道路。所有的道路和铁路都通向海边。这些设施的修建是为了开采金矿和锰矿，或是为了获取咖啡或棉花。这些设施的建立也是为了增加木材公司、贸易公司和农业特许公司（concession tirms），以及白人殖民者经商的可能性。任何满足非洲利益的服务纯属巧合。然而在非洲，劳动力而不是资本是办成大事的主要资源。只需最低的资本投资，殖民地政府就能够调动成千上万的工人。把工资支付给警察和官员，劳工就有了，因为有殖民地的法律作保证，加上武力的威胁或武力的使用。以修建铁路为例，在欧洲和美国，铁路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在施工期间会有很大的工资支出，同时要有额外的奖金支付给工人以使修建任务能尽快完成。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希望看到铁路建成的欧洲人是以鞭打作为普通工资以及用更多骨灰换取额外努力。
关于从布拉柴维尔到黑角的（法国）刚果铁路，可以找到铁路修建使非洲人付出巨大代价的较早的参考文献。最不能容忍的条件是，在设备表格中没有资本这一项目来做说明。因此，土方机械、起重机等都以纯人力来代替。类似的例子还有内罗毕的恩巴卡西（Embakasi）机场的建设。因为这个机场是通过美国的贷款在殖民时期建造的（从1953年开始），人们习惯于将它的存在归功于帝国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是肯尼亚人民在欧洲人的监督下，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它。
面积为7平方英里、有四条跑道的恩巴卡西机场被描述为“世界上第一个手工建造的国际机场”。茅茅运动者（Mau Mau）认为有数千劳动力“在武装警卫的监督下，开挖着100万吨的土石方、填坑、奠定50万吨石头的地基等，这些劳动只靠铲子、石锤和赤裸的双手完成”。
相比专为欧洲人服务的通信系统而言，殖民非洲的金融机构更是十分可耻地忽视非洲本土的利益。银行也很少为当地提供贷款。在英属东非，给予非洲人的借贷因1931年颁布的《土著人借贷（限制）条例》而被阻挠。保险公司几乎迎合了所有白人殖民者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益。宗主国货币储备的殖民地政策也可以被称为有损于非洲人的“服务”。实施这种服务的“货币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拒绝非洲使用由出口所获得的资金。相反，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储备却代表着非洲对欧洲的贷款和在欧洲的资本投资。
有必要重新评估美其名曰的“欧洲资本”，即投资于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欧洲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用于投资的钱本身就是从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工人和农民身上抢劫得来的。在非洲，19世纪商贸投资的部分资本就是来自奴隶贸易．。葡萄牙政府是欧洲第一个用船只从非洲运回俘虏同时也是最后放弃奴隶交易的政府。大部分的利润从葡萄牙政府的手中流失，流到了英国和德国政府的口袋里；然而，葡萄牙的奴隶贸易帮助了葡萄牙的殖民事业，如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农业和矿业公司的合资参与。
如前所述，许多来自欧洲大港口城市的企业家们从以前从事的奴隶贸易转变为把非洲农产品进口到欧洲。美国的许多新英格兰公司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操作。在殖民时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名”，就是源自奴隶贸易和奴隶本身的原始资本的资本主义财团。劳埃德的巨大的海上保险和银行财产就属于这一类，他的产业得到了17和18世纪西印度群岛奴隶市场所获利润的滋养；同时也得益于无处不在的与以前奴隶贸易有关联的巴克莱银行。同样的例子是法国的沃姆斯公司。早在18世纪，沃姆斯公司就与法国奴隶贸易关系密切。后来，该公司成长为最强大的金融机构之一，为在非洲和亚洲的法兰西帝国处理相关事宜。重点关注的是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洋地区。
在前面的章节中，联合利华和联合非洲公司的例子也证实了这一点，非洲受到了由非洲劳工所生产出来的资本的剥削。1929年，当利弗兄弟公司接手了尼日尔公司时，他们成了19世纪非洲最臭名昭著的剥削者的继承人。尼日尔公司是一家在1885—1897年间具有完全政府和警察权力的特许公司。在这期间，公司毫不留情地剥削尼日利亚人。此外，尼日尔公司本身就是一种垄断，它买下了一些资本直接来自奴隶贸易的小公司。由东方和非洲贸易公司合并而产生的联合非洲公司也是同样的情况，这家公司与根植于欧洲奴隶贸易的更多资本有关联。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追踪由法国大型贸易公司法属西非公司和西非贸易公司支配的资本。
在东非，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过程缺乏西非的连续性。首先，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是东非奴隶贸易的参与者。其次，德国人在1885年介入东非，但德国人以前没有涉足过此地，而法国人（曾在18和19世纪在东非领导了欧洲奴隶贸易）集中关注的是印度洋岛屿的殖民化，而不是东非大陆。第三，德国殖民主义时代并没有延续到1914—1918年战争以后。尽管如此，在英国这一边，东非公司殖民化的资本和利润又重现在史密斯·麦肯齐贸易商行。
后来投资在非洲殖民地的资本是19世纪殖民地资本的延续，还有来自宗主国的新资本的大量涌人、，如果有人想探究什么是这个所谓的新来源，很大一部分与以前对于欧洲以外民族的剥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没有必要证明，在非洲做贸易的每一个公司都与欧洲的奴隶贸易和早期对非洲大陆的剥削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欧洲最大的原始资本积累来源于海外，同时，从非洲企业获得的利润不断胜过投资在殖民地的资本。
一位研究非洲殖民地的保守的资产阶级作家对于南非的黄金和钻石行业发表了以下评论：
除了认购原始的资本（钻石行业中），所有的资本支出都是来自于赢利。该行业涉及的做钻石的国际公司也取得了巨大的利润。这些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钻石公司积累的财富很大一部分用于后来兰德（黄金工业）的发展。
同样，在安哥拉，金刚石（Diamang）钻石公司的投资迅速收回成本，然后就是资本的生产。1954年和1955年两年合起来公司的总利润就超过了总投资资本的40％。投资和维护成本的超出部分当然是外流到葡萄牙、比利时和美国。安哥拉钻石公司的股东就是那些国家的居民；安哥拉从而也投资于这些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殖民地就是资本的产生地，而不是外国资本投入的地方。
资本处在不断的运动之中，从宗主国到某些附属国，从殖民地到其他的殖民地（通过宗主国），从一个宗主国到另一个宗主国，从殖民地到宗主国。但自从奴隶制以来，由于由非欧洲民族创造了高额的利润，所以，资金的净流量是从殖民地流到了宗主国。我们头一年称之为“利润”（profit），在第二年就变成了“资本”（capital）。即便是进步作家也制造了一个错误的印象，说资金是从欧洲到非洲的“出口”，同时，这是“外国”资本所起的作用。那些在非洲殖民地的所谓外国资本指的是资本的所有权而不是资本的最初来源。
殖民主义的辩护者很快会辩说，在非洲用于学校、医院等方面的钱是由英国、法国或比利时的纳税人提供的，事实并非如此。承认在某一年从某一个殖民地获得的利润达几百万美元，同时肯定分配给殖民地的社会服务的数千美元是欧洲纳税人的钱，这是不合逻辑的！真实的情况可以准确地描述为：非洲的工人和农民为欧洲资本主义生产货物同时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服务。他们经过努力而获得的成果的一小部分以工资、现金支付和极其有限的社会服务的形式留给了他们，这些都是维持殖民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支出。其他的成果都为殖民体系的各种受益者享用。
以下数据的可信度可能不会存在纠纷，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殖民主义大部分旨在发展宗主国，同时，作为剥削的附带产品只允许对殖民地进行少许的开发。英国殖民时期的记录都是皇家委员会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很少采取行动）提供了殖民政权对非洲人的需求所表现的骇人听闻的冷漠的最好证据。20世纪30年代，由于非洲后裔在奴隶制后被困在西印度群岛，他们不堪痛苦而制造了暴乱。皇家委员会对于这些不满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不满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在战争期间没有公开完整的研究结果，免得这些结果揭示出殖民主义几乎不比英国正与之战斗的法西斯好。正是由于那些调查报告才产生了“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的主意。在1940年通过了一个相关法令，但直到1944年殖民地官员们才可以得到这一基金以作为殖民地发展和福利贷款。
法国也有对应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与投资基金”的形式。该基金成立于1946年。对于宗主国的目的在殖民扩张的早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非常坦率，吸引了在欧洲城镇的各种商会。简单地说，欧洲人处在殖民地的博弈之中。因为它太赚钱了，这就是全部的目的。然而，有一些其他的观点认为有必要宣传一下有关“未开化的土著人”的福利。这是一种早期解释的延续，针对的是以将非洲异教徒带到基督教土地上为理由的奴隶制。由于近几十年来，殖民主义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所以有些人有意做出努力来掩饰这些批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和“社会经济发展与投资基金”就是殖民主义公共关系宣传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努力掩盖和否认殖民主义的邪恶。
首先，“社会经济发展与投资基金”和“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都是在欧洲战后的情况下诞生的，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都拼命地回到殖民地，从社会主义甚至从美国的竞争中拯救自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同时成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言人的著名工党领袖贝文（Bcvin）先生观察到，“其他两个世界大国美国和苏联拥有巨大的资源。如果西欧要实现收支平衡，同时获得世界的平衡，那么，（非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必要的”．任何对于“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和“社会经济发展与投资基金”具体操作的仔细研究都清楚地表明，它们与非洲的发展没有任何关系，而与欧洲资本主义的福利有很大的关系。
非洲所谓的发展基金几乎只用到了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只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1946年和1956年之间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的拨款只有不到1％被分配到了各工业行业。而在“社会经济发展与投资基金”从1949年到1953年的情况中，这一相应的数字不到O.5％。农业方面的情况稍好一点，尽管这是非洲人从事的主要活动．尼日利亚殖民政府制订了一个十年计划，希望从“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进行大量借贷。在该计划中，总额5300万英镑中的182万支持了农业。大多数的农业补助金用于建立一个农业学校和为英国“专家”提供薪水。
其他英国殖民地也制定了十年计划，这些计划的缺陷与尼日利亚人制订的计划的缺陷相同，事实上确实如此．对真正的经济计划来说，所有的不足，不是别的，而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就其原有活动而扩展的一系列互不相关的项目。因此，这些计划不会有任何新的进展；这些计划完全忽视了那些发展的因素，如刺激内部贸易和非洲大陆内部的贸易。
大部分的“发展”资金以贷款的形式用于殖民地的港口、铁路、发电厂、水工程、工程车间、仓库等．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对于更高效的剥削是必要的。在短期内，这样的建筑工程为欧洲的钢铁、水泥、电力机械、铁路车辆提供了出口的途径。“社会经济发展与投资基金”的五分之一用于达喀尔的有名望的公共工程，这些工程适合法国工业的要求，同时雇用了大量的外籍人士．甚至连用“社会经济发展与投资基金”修建的学校的每个构建部分也使用了不必要的高成本，因为这是按照给白人外派者提供必要的工作标准来修建的。顺便说一句，贷款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捆绑”的，即钱必须花费在购买相关宗主国生产的材料上。
“发展”资金是由相关政府在欧洲货币市场募集的，宗主国政府为自己的银行家和金融家的资本提供确保有效盈利的出口途径。1956年。法国政府启动了一个计划，露骨地促进他们自己的私人资本家的自身利益，对非洲的发展和福利只是空头支票。该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称为海外领地金融开发协会（SDOM）的机构。海外领地金融开发协会由主要对北非石油感兴趣的私人资本家组成，同时，大部分活动都是通过政府资助来实现其目标。
有许多迹象表明。在那些观察敏锐的有关人士的眼中，“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骗局已被揭穿。殖民大臣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帮助他进行拨款的分配，这个委员会被拥有实权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成员控制．包括巴克莱银行的董事。由于“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甚至连支付殖民地无望的十年计划也颇为不足．所以．英国政府就鼓励殖民政府在开放的金融市场进行借贷补充财政不足。这是确保非洲劳动力和资源为贪婪的欧洲货币兑换商分派盈余的另一种方式。
巴克莱银行首先抓住了借贷绐殖民政权以补充“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的机会。该银行设立一个特别的海外发展有限公司来“协助”非洲，银行总裁确保“所有殖民帝国的发展和其居民的福祉是每一个（英国）公民要关心的问题”。这是冠冕堂皇的公关语言，完全符合白人以文明与基督教之名行杀戮和奴役之实的肮脏虚伪。
作为殖民主义虚伪的一部分，谈论欧洲如何将非洲引入20世纪已经成为时尚。这一观点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均有影响，它可能不只是在一些方面而是在所有方面都是错误的。
人们经常说，殖民主义通过引入资本主义的动态特征使非洲现代化，如土地私有、其他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以及金钱关系。在这里，分清资本主义元素和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资本主义是关键。殖民主义将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引入非洲。一般来说，当社群主义与货币经济发生关联时，后者将自身强加于斯。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雇佣劳动逐渐远离以大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和分配。
南非有句谚语：“白种人没有亲戚．他们的亲戚就是钱。”这是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差异的根本所在；当资本主义与仍是社群主义的非洲社会发生联系时。引入金钱关系是以牺牲亲属关系为代价的。然而，与宗主国相比，殖民主义并没有将非洲转化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这样做了的话。人们可能会抱怨资本主义的残酷和不平等，但不可能说．殖民主义未能推动非洲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路径前进。
在宗主国或核心区域，作为一个系统的资本主义有两个主要的阶级：首先，拥有工厂和银行（生产和分配财富的主要手段）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其次，在提到的那些资本家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或无产阶级。殖民主义并没有在非洲人中或甚至在非洲创造拥有资本和拥有工厂的阶层；也没有创造一个具有任何意义的城市无产阶级（特别是在南非以外）。换句话说，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殖民主义未能在非洲履行它在欧洲已经完成的任务，即改变社会关系和解放生产力。
相当明显，资本家不打算创造其他将成为竞争对手的资本家。相反，从一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就是竞争、淘汰和垄断。因此，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宗主国的资本家决不会让竞争者出现在附属国。然而，尽管宗主国是这样想的，但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当地的资本家的确出现了。与其他殖民地的人民相比，在某种意义上，非洲是一个特别的例外，在资本投资方面，极少的非洲人能进入资产阶级阶梯的中间层。
非洲缺乏非洲资本家的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没有当地家庭关系的少数种族的到来，而这种家庭关系本可阻挡资本主义所需的无情的原始积累方式。黎巴嫩、叙利亚、希腊和印度的商人们从小商贩的队伍起家，成为小资本家，有时候则是大资本家。如拉卡（Raceah）和利文迪斯（Lcventis）在西非相当有名，他们的名字就像在东非众所周知的资本家麦德瓦尼和维斯兰（Visram）。
中间商和欧洲殖民者之间存在着冲突，但后者更倾向于鼓励少数种族而不是看到非洲人自身强大起来。例如，在西非的塞拉利昂商人无论是在自己的殖民地还是在他们选择定居的英国的其他占领地都受到打击。在东非，特别是乌干达人还有点希望，他们可能开办轧棉厂同时从事一些与资本主义功能有关的棉花种植和其他活动。然而，1920年，一个促进贸易和工商的发展委员会成立，它首先是对欧洲人有利，然后是印度人。法律禁止非洲人拥有自己的轧棉厂。
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那些被允许出头露面的少数一些非洲企业家仍然处在阶梯的底部，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本投资于大规模的农业、贸易、采矿或工业，他们既依赖于欧洲人拥有的资本又依赖于少数种族的本地资本。
欧洲资本主义没有能创造出非洲的资本家，这与他们没能创造出一个工人阶级同时没能在整个非洲传播工业技能相比较，也许不算什么。由于殖民主义本身的性质所决定，他们对在非洲在农业、采掘业如采矿和伐木之外的领域建立工业存有偏见。每当似乎有内部力量推动非洲工业化的进程方向时。殖民主义者就会通过代表宗主国实业家利益的殖民政府来故意进行阻难。1927年在塞内加尔成立了花生油作坊，同时开始向法国出口。因为法国油坊主的抗议，这些工厂很快就受到了限制。黎巴嫩人在尼日利亚建的油厂在欧洲也受到了打击。油还是作为工业原料送往欧洲，但欧洲的企业家连对在非洲的土地将花生油进行简单的处理阶段都不表示欢迎。
由于非工业化政策，整个非洲殖民地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矛盾现象：苏丹和乌干达种棉花，但进口棉花制成品。“象牙海岸”种植可可，但进口罐装的可可和巧克力。
非洲殖民地人数很少的工人阶级从事农业劳动和生活服务等工作。从相对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技能来说，大部分这样的工作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旦有了需要技术专长的项目时，欧洲人就戴着头盔和穿着白色短裤站在一边进行监督。当然，1885年的非洲人没有什么专业技术，这种专业技术在18和19世纪期间的欧洲已逐渐演化。这种差别也部分源于前殖民地时期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殖民地时期，能够获得“现代”能力的非洲人的数目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很少一些地方，如南非和南北罗得西亚，这是特定的在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所致，这种歧视是为了给白人保留最佳的工作岗位。然而，即使没有白人，非洲人缺乏技能也是资本主义对非洲大陆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已经说明了欧洲工业的存在如何培养和加强了科学技术。硬币的另一面则是非洲的情况：没有工业意味着没有具备技术的一代。即使是采矿业，那些最有价值的劳动都被安排在了非洲以外的地方。有时人们忘记了是劳动将自然物转化为商品从而增加了价值。例如，虽然珠宝钻石的价值远高于其实用性，但这种价值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有关宝石稀有的问题。寻找宝石的工作必须有人去做。这种工作是地质学家熟练的工作，这种地质学家当然是欧洲人。挖掘宝石的工作也必须有人去做，这种工作主要涉及体力劳动。只有到了这一阶段，从南非、纳米比亚、安哥拉、坦噶尼喀和塞拉利昂来的非洲人才被纳入进来。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切割和抛光珠宝钻石。一小部分这样的工作是由白人在南非进行的，同时大部分这样的工作是由在布鲁塞尔和伦敦的白人承担的。在熟练的切割工人的工作台上，粗糙的钻石变成了宝石，从而其价值飙升。在殖民时期。没有非洲人可以接近这种技术。
资本主义的活力表现为增长可以为进一步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主要的产业都有副产品的生产，这种副产品刺激了本地原材料的使用，扩大了运输和建筑业等，联合利华的情况就是这样。用专业的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落后与先进之间的联系（backwardand rorwand）”是有好处的。由于使用非洲原材料的行业分布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在非洲就没有享受到这种瞻前顾后联系的好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内亚开始出口铝土矿．在法国和美国的资本家手中，铝土矿变成了铝。在宗主国，人们将铝用于制作耐火材料、电导体、烟箔、厨房用具、玻璃、宝石轴承、磨料磨具、轻质结构和飞机。几内亚的铝土矿刺激了欧洲的航运和北美水电的发展。而几内亚殖民地铝土矿的开采在地面上留下的都是洞。
黄金对欧洲金融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非洲黄金在宗主国的货币制度的发展以及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但是，和铝土矿和其他矿产一样，黄金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一旦它被带出一国的土地，这绝对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随着生产的继续，这一简单的事实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就像在南非的情景。在殖民地时期，当这种黄金矿物确实消失了的时候，才戏剧性地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在坦噶尼喀的南部，英国从1933年开始在一个叫春亚（Chunya）的地方疯狂地进行黄金开采。到了1953年，他们吞噬所有的金矿，同时全部出口国外。在殖民时期结束时，春亚是整个坦噶尼喀最落后的地方之一，它本身被称为非洲东部可怜的“灰姑娘”。如果这就是现代化，考虑到剥削和压迫所付出的代价，那么非洲人最好还是在丛林中生活。
工业化不仅意味着工厂。农业本身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被工业化了，这种工业化是通过科学原理在灌溉、肥料、工具、作物选择、畜牧养殖等方面的集中运用而实现的。非洲的殖民主义最具决定性的失败在于没有改变农业生产的技术。对谈论殖民主义对非洲实施“现代化”的那种表面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绝大多数非洲人是背着锄头进入了殖民主义，同时还是背着锄头走出了殖民主义。一些资本主义的种植园引入了农业机械，同时，这些奇怪的拖拉机又回到了非洲农民的手中；但锄头仍然在农业的使用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可以在欧洲改革农业，但它在非洲做同样的事却无能为力。
在一些地区，资本主义导致了农业技术的倒退。在南部非洲的保留地，大多非洲人都挤在贫瘠不足的土地，采用轮耕的技术进行密集性种植。实际上。这是一种技术的倒退，因为土地在所能提供的越来越少的产出过程中受到了破坏。只要非洲人在使用他们祖先的土地进行广泛轮换种植的基础受到阻碍，人们就可以发现同样的负面影响。此外，一些新的经济作物，像花生和棉花对于土壤的要求非常苛刻。在像塞内加尔、尼日尔和乍得这样的一些国家已经处于沙漠的边缘，不变的种植导致了土壤的贫瘠和沙漠化的侵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白人种族主义的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将非洲农业发展的失败归根于非洲固有的劣根性。如果说这是因为白种人的入侵会更为真实，虽然我们不能从殖民主义者的个人恶意或是从其种族起源来找到基本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从有组织的邪恶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体系中找到这种基本的解释。
未能从代表非洲农民的利益出发来改善农业工具和方法，这并不是一个殖民地的政策制定者做出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基于我们对宗主国与属国的国际分工以及在附属国的低水平的人力的理解，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殖民主义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特征。这也是在非洲的劳动关系中大量使用强制力量（包括税收）的结果。人们可能会被强迫去做简单的体力劳动，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在非洲人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当奴隶时得以说明。奴隶们损坏工具，进行破坏，这只能通过额外的监督和保持非常基本的工具和生产过程来进行控制．奴隶的劳动不适合从事工业化的活动，因此在1861年的美国，北方与南方进行了结束奴隶制的战争，目的在于将真正的资本主义关系推广到整个国家。以此类推，我们就很清楚为什么在非洲强制性农业劳动的各种形式都要保持得相当简单。同时反过来，这也就意味着收入很少。
殖民主义制度中的资本家支付非洲人的工钱不足以养活其家人。非洲农民从经济作物所赚钱的数量就很容易地说明了这一事实。一个种植经济作物的非洲农民每年生产的产量很少能卖到10英镑，通常要少于这个数量的一半。除此之外，农民还得购买工具、种子和支付运费，同时在他把贷款偿还给中间商人之后，他才可以把剩余的收获部分称为自己的。生产咖啡、可可和收集棕榈油的农民往往比那些种植棉花和花生的农民要赚得多，但即使是阿克瓦皮姆的普通可可种植农或查格的咖啡种植农，也从来没有获得过足以养活他的家庭、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钱。作为补充，农民继续种植自给的薯类或香蕉来作为辅助农业。这就是农民为了填饱肚子的活法，同时，挣来的几个先令要去纳税，还要去中间商人开的商店里购买越来越多的没有钱就不能得到的东西，如盐、布、石蜡等。如果他们非常幸运的话，他们将有机会获得锌板、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同时能够支付得起学费。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知道，属于这最后一类的只有极少数的非洲人。
非洲农民种植的农作物获得很少报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没有技术含量。这不是全部的解释，但是当一个产品如棉花经历了在欧洲的复杂的制造流程后其价格飙升时，这种解释确实是真的。卡尔．马克思在说明资本家是如何侵吞每个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部分时就运用了棉花的例子。他解释说，生产棉花的价值包括生产原棉的劳动价值，加上制作纱锭的劳动价值，加上直接进入实际制造的劳动价值。从非洲人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在非洲土地上劳动的农民一直受到那些将非洲的原材料用在欧洲或美国的企业家的剥削。其次，有必要认识到，对于非洲人为非技术劳动所做出贡献的估价远远低于对于欧洲人为技术劳动所做出的贡献的估价。
有人已经观察到，乍得一个棉农一小时的工作所得相当于不到一厘米的棉布价格，他需要工作50天才能在法国购买三米由他自己种植的棉花制成的棉布。然而，法国的纺织工人（使用现代纺织锭）在几分钟内就能纺出三米布！假设法国人也不是与上帝（上帝只用了六天来建造整个世界，在第七天休息）更亲近，那么，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制度中，肯定有一些因素允许乍得和法国劳动力的相对价值存在如此大的差距．首先，一个乍得的农民受到贸易欺骗而低价卖出、高价买进，并因此获得他用劳动创造的价值中的极小比例。这之所以成为可能，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希望我们去相信的神秘“市场力量”，而是由于政治权力完全掌握在殖民主义者的手中。无论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这都是一种垄断统治的后果。其次，乍得农民在种植上花费的时间较长，这是因为殖民主义不允许他们获得可以缩短生产某种原棉时间的所需工具。
在非洲拥有最好的农业技术以达到增加产量和提高质量的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殖民列强的兴趣所在．所有的殖民政权都赞助了一些热带农业的科学研究。然而，研究的对象几乎完全注重于经济作物，范围也很有限，这种研究更容易适应种植庄园主，而不适应于没有资本的非洲农民。在殖民地时期用于改善非洲农业的可怜的资金与同期花在欧洲的专门研究的巨额资金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给宗主国的工业和农业都带来巨大的利益。
与有关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毫无根据的主张一起，殖民地的辩护者还提出了欧洲统治带来了政治的提升和解放的观点。与之相关的一个长期的争论问题就是非洲在19世纪出现的混乱，一些“部落”如恩戈尼（Ngoni）、尧人（Yao people）和萨摩利的索法斯（Sofas）在屠杀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人士。结果是非洲获得了利文斯通和斯坦利的拯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狂妄言论在目前这一代研究非洲的欧洲学者的著作中没有立足之地，因为人们都知道这与现实没有相似之处。然而，一些作家仍在宣扬，“只有通过强加的（欧洲）统治，班图人才可以免于消耗性的斗争以及普遍的经济和技术的落后”。
把功劳归根于殖民者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他们在非洲发展了民族主义。这是一种肤浅的、有害的主张，它完全忽略了在殖民前夕非洲许多国家的状况以及它们的演变方向。民族主义具有从历史经验中发源出来的某种特定的形式。试图控制其环境，并维护其利益不受竞争对手侵犯的社会团体的出现，是一种统一的认同感。民族国家通常代表某个特定的阶层，在它自己的边界里维护秩序和保持稳定。19世纪的非洲各国家都具有这些特点。其中有些国家要比由欧洲人任意定义的殖民地国家大得多。
现在的非洲民族主义采用的就是帝国主义刻画的边界这种特殊形式，确实如此。恢复非洲独立的斗争受到某些殖民地行政框架条件的限制，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然而，如果认为殖民主义通过民族国家使非洲政治实现了现代化，并且暗示这样一种政治组织和稳定性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实现时，这表现出对非洲过去的愚昧无知。
有一种殖民主义的观点多少说得过去．那就是资本主义和殖民统治使许多非洲人获得了更大的个人自由。挣工资的年轻人和从事经济作物农业的个人开始独立于家族团体的要求。这种现象要具体达到什么程度才适中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说这有点类似于资本主义将欧洲的个体从封建社会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从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施加的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样。然而，当非洲人的确从繁重的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时，他所获得的是什么自由？他所能选择的其他方式受到殖民主义者的严格控制，他只能“自由”参与货币经济和以最低和缺乏创造性的水平参与欧洲文化部门的活动。
有一个更富有同情心的非洲历史学派认为，彻底否定殖民主义就是低估非洲人的创造性。他们说，非洲人勇敢地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开始了经济作物的耕作，在某些情况下还有经商，涉足了教育领域，走进了教堂。然而，这些都只是对殖民者提供的选择做出的反应（尽管这些反应是激烈的）。一个人或个体所具有的真正的历史的主动性需要他们有权决定他们所想要前进的方向．在这个方面，非洲需要等到20世纪的60年代。
任何社会系统内，被压迫者都能通过自己的主动性找到一些回旋余地。例如，在美国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度下，非洲人就发现获得一些小的好处的途径和方法。他们会奉承和“哄骗”那些如此傲慢和固执的奴隶主，这样后者就很容易被愚弄。同样，许多非洲人在殖民主义的制度下也玩起了能确保他们获得一些小优势的游戏。担任翻译、警察和法院官员职位的非洲人在对付欧洲人上经常有他们自己的方式。然而，这不应该被误认为是权力或政治的参与或行使个人的自由。在奴隶制下，权力掌握在奴隶主手中：在殖民主义制度下，权力掌握在殖民主义者手中。非洲不同国家权力的丧失意味着每一个人自由的减少。
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而言是对自由的否定。相比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改进而实现的少量的政治上的解放，殖民主义即使在量上也不可能给非洲人带来现代政治的解放。在政治方面，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包括宪法、议会、新闻的自由等。所有这些在运用到欧洲工人阶级身上时都是有限的，但它们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起就以某种形式或时尚在宗主国存在着。然而，法国殖民部前部长朱利斯．费里却解释说，法国大革命不是为非洲的黑人而战。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不是为了殖民地的臣民。必须用刺刀、骚乱法和炮舰来对付非洲人。
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的负面特点
到目前为止，争论主要是表明从殖民主义获得的好处非常少，这些好处并非殖民主义者带来的礼物，绝大部分来自于非洲人的劳动和非洲的资源。事实上，殖民主义者所称的“非洲的发展”是“为发展欧洲资本主义而对非洲殖民地剥削的加剧”的一种愤世嫉俗的简单表述。以上分析已经超出了针对许多虚假断言的分析，这些断言主张欧洲使非洲在社会秩序、民族主义与经济现代化方面得到了发展。然而，所有这些论述都不允许得出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发展有负面影响这样的结论。之所以提出殖民主义是消极的这一观点，是为了引起大家注意：以前非洲的发展是如何被弄迟钝的、如何被停止的以及如何被扭转倒退的。对于这种中断和封锁，没有引入任何补偿价值来弥补。
殖民统治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持续了超过70年。这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是极其短暂的。然而，正是在这些年里，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技术，走进了核时代。同时，社会主义开始形成，将俄国经济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水平提升到持续增长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水平。中国和朝鲜的社会主义也是同样——确保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同时以一种远比以前公正的方式来重新组织社会内部安排。需要与这些具有决定性的变化进行比较，我们才能衡量在非洲发生的事件。在其他人飞跃前进时原地踏步甚至缓慢行动无疑等同于倒退。当然，相对而言，与它的殖民者相比，非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处境更加不利。
殖民主义短期的专断以及对于非洲的负面后果归根于非洲失去权力这一事实。权力是人类社会最终的决定因素，是任何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关系的基础。这意味着捍卫个人利益的能力，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不择手段地达到个人意愿的能力。在人与人之间，权力问题往往决定谈判时的灵敏性，即一个人尊重其他人利益的程度，同时。最终是作为一个物质和文化实体的人生存的程度。当一个社会发现自己被迫将权力完全放弃给另一个社会时，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发达状态。
在殖民主义以前的贸易时期，尽管与欧洲人经商处于不利地位，但非洲仍然保留着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控制。在殖民主义制度下，对内部事务的这种小的控制彻底消失。殖民主义比起贸易来更进了一步。这意味着欧洲人直接占用非洲社会体系的趋势。非洲人不再树立本土文化的目标和标准，同时全面丧失了训练非洲社会年轻人的指挥权。这无疑都是大倒退。
突尼斯人艾伯特．梅米（A．1bert Memmi）提出以下命题：
被殖民者遭受的最严重打击是其被人从历史和社会各界抹去。殖民化篡夺了在战争或和平中自由的角色，每一个决定均为了其目的和世界．以及所有文化和社会的责任。
这一陈述乍一看上去可能以偏概全，但却完全正确。殖民主义代表着丧失权力，逻辑上随之而来的是从历史上被清除。能独立行动的权力是在历史上积极参与和受到承认的保证。除具有最被动的意义之外，被殖民化就是被清除出历史舞台。非洲作为一个被动主体的这一事实的鲜明例子是，殖民地的非洲被看作是一个吸引白人人类学家来学习的“原始社会”。殖民主义认为非洲人不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被看作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和检查具有不寻常特点的甲虫之辈。
从政治方面来看殖民主义的负面影响相当具有戏剧性。一夜之间，非洲政治国家失去了权力、独立和意义——无论是大的帝国或小的政治国家。某些传统的统治者被安放在了办公室．同时部分保留了一些王国的正式结构，但政治生活的性质也完全不同。政治权力被外国统治者掌握。当然，许多非洲国家在前几个世纪就经历了生长和衰落的周期。但是殖民统治不同的是。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能够得到蓬勃发展。
具体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殖民主义用武力征服了北非尚存的封建国家；法国摧毁了西苏丹的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以及达荷美和马达加斯加诸王国；英国灭亡了伟大国家如埃及、马赫迪苏丹（Mahdist Sudan）、阿散蒂、贝宁、约鲁巴王国、斯威士兰、马塔贝莱兰（Matabele land）、洛齐（Lozi）和东非大湖区诸王国。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比利时、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将许多较小的和不断发展的国家从非洲的地图上抹去。最后，那些似乎是幸存的国家只不过是创造的傀儡。例如，从1912年开始，摩洛哥素丹名义上保留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突尼斯贝伊（Bey）是同样的情况；但是，摩洛哥和突尼斯就像邻近的阿尔及利亚一样，更多是在法国殖民地官员的权力控制之下，封建统治者被清走了。
有时，那些被当作外国殖民统治代理人的非洲统治者很明显只是一些傀儡。法国和葡萄牙习惯于选择他们自己的非洲“酋长”（Chiefs）；英国到了伊博兰（Iboland）后发明了“授权酋长”（Warrant chiefs）；所有的殖民统治者都发现创建“优秀的”（Superior）或“至高无上的”（Paramoun！）统治者很方便。通常，当地人都很憎恨和鄙视这样的殖民地傀儡。还有一些传统的统治者如索科托的素丹、布干达的卡巴卡以及阿散蒂的阿散蒂赫内，他们在非洲人眼里都留下了很高的声望，但他们不能在殖民主义统治制定的狭窄的边界之外行使权力，以免他们发现自己在塞舌尔群岛成为“英王陛下政府的客人”。
我们可以说殖民统治意味着在整个非洲大陆有效地根除非洲的政治权力，因为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环境中难以作为独立的国家、．特别是利比里亚，不得不屈从于外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那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不能接受的；尽管埃塞俄比亚一直到1936年都坚持不屆服，但是大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倾向于把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主要是因为它属于非洲，而非洲人应该是殖民地臣民。
非洲政治发展的停滞模式具有的一些特点。只有在将殖民主义者遮在其臣民眼睛上的眼罩取走并进行仔细推敲后才能够看清。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直到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仍未能解决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已经根植于社会主义之前的所有的生产模式之中。非洲的殖民主义者偶尔在口头上宣称要提高女性的教育和使女性获得解放，但客观上殖民主义统治使妇女的地位更趋恶化。
对于在独立的前殖民地的非洲女性作用的一个现实的评估显示了两种不同但又彼此联系的倾向。首先。女性受到了一夫多妻制下男性的剥削，这种安排设计是为了获得女性劳动力。一直以来，有剥削就会有压迫；有证据证明，女性有时被当牛作马。伊斯兰的非洲社会就有这样的例子。然而，有一个与之相反的倾向，在所有的非洲社会不论程度大小都要确保女性的尊严。母权是非洲社会的普遍特点，特别是妇女，由于她们是继承权的关键，因而她们享有各种特权。
然而，更重要的是，有些妇女掌握着真正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她们或是通过宗教或是直接通过政治一宪制的设计来行使权力。在莫桑比克，恩古尼国王的遗孀成为女祭司，负责她已故丈夫埋葬地点的圣殿的设置。同时，继位的君王还要向她请教所有的重要事项。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女性实际上是国家的元首。在德兰士瓦的洛维杜人（Lovedu of Transvaal）社会中．关键人物就是造雨皇后（Rain-Queen），掌握了政治和宗教的功能。女性扮演的最常见的重要角色是“母后”或“母后姊妹”（Queen Sister）。在实际中，这个职位由女性皇族担任，例如在马里、阿散蒂和布干达，她们有可能是在位国王的母亲、姐姐或姨。这种女性的影响相当大，在有些场合，“母后”掌握了实权，而男性国王只是一个傀儡。
在殖民主义制度下的非洲妇女。她们的社会、宗教、宪法和政治特权和权利均已消失。而殖民地经济剥削仍在继续，往往日益加剧。这种加剧是因为根据性别的劳动分工经常遭到破坏。传统上，非洲的男人除了进行战争和狩猎，主要从事砍伐树木、开垦土地、建造房屋等繁重的劳动。当他们要外出就业，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农场。女人们为了自身、孩子们甚至是男人的生存——特别是就食物方面而言——仍然要承担起每个任务。此外，由于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而且更多地进入挣钱的部门，因此，在殖民主义新的价值体系中，妇女的工作比男性的工作要下等得多：男人的工作更“现代”（modern）化。而女人的工作更“传统”（traditional）和“落后”（backward）。因此，非洲妇女地位的恶化与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损失捆缚在一起，同时也与丧失设定衡量工作优劣的本土标准的权利捆缚在了一起。
非洲殖民地最重要的历史性中断和停滞的表现形式之一，通常是门：现在“部落主义”（tribalism）的标题之下。这个术语，在常见的新闻背景里，被理解为非洲人对于部落而不是国家具有一种基本的忠诚度，同时，每个部落对于其他邻近的部落仍保持着一种基本的敌意。资本主义出版社和资产阶级学术界最喜欢使用的实例就是刚果和尼日利亚。他们的描述建议欧洲人尝试在刚果和尼日利亚再制造一个国家，但他们失败了，因为各个部落有着历史悠久的深仇大恨；而且，一旦殖民统治离去。当地的人们就回归到互相残杀的境地。针对这一现象，欧洲人会描述为返祖现象（atavism），用以解释非洲人返回到了原始野性的概念。即使是那些对非洲过去做过的粗略的调查也表明这样的断言正好与真理背道而驰。
有必要简单地讨论一下“部落”一词包括些什么内容，在本228文的分析中已经避免了这一问语，一方面是因为它通常带有贬义的内涵，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模糊性和在有关非洲的文献中所采用的一种很不准确的表达方式。按照家庭生活的原则，非洲人根据共同的祖先组织成群体。从理论上讲，“部落”就是人们从遥远的过去所共有的祖先而形成的最大的群体。通常，这样一个群体可以说是同一民族的后裔，他们的语言也有着诸多的共同点。除此之外，一个“部落”的成员很少属于相同的政治团体，同时，所有成员在如贸易和战争活动方面的社会目的也很不同。相反，非洲国家有时是完全基于某一族群（通常的情况）或是不同的民族成员融合的群体。
19世纪所有的非洲大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不断扩张使“部落”忠诚之类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和阶级的纽带关系。然而，世界各地用国家和阶级的关系替代纯粹的种族关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一定的区域，总有一些从血缘关系、语言到文化都忠诚于自己狭窄地区的人。在亚洲殖民统治之前的数个世纪中．封建国家如越南和缅甸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国家统一性。但仍然还有一些“部落”或“少数民族”保留在民族国家的有效范围和民族经济与文化之外。
首先，殖民主义阻碍了民族团结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摧毁了一些亚洲或非洲国家，而这些国家正是对分裂的忠诚度进行成功清算的行为体．其次，归为“部落主义”名下的对族群和地域的忠诚不能在殖民国家有效地解决．因此。他们往往以不健康的形式生长。事实上，殖民列强有时意识到挑起“部落”内部嫉恨的价值。因为这可以避免被殖民者来对付他们与欧洲霸主的主要矛盾，这就是经典的分而治之的把戏。当然，比利时人有意识地在培养这种情况；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出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在那些受压迫的非洲人中间“发展”祖鲁人、科萨人（Xhosa people）和索托人，从而使向非洲国家和阶级团结发展的进程停下来，甚至出现倒退。
尼日利亚的内战一直被视为一种部落争端。接受这样的观点就意味着将部落的定义扩展到覆盖壳牌石油和海湾石油！但是，除此以外。必须指出的是，在尼日利亚前殖民主义的独立历史上，没有人可以说出由豪萨人制造的伊博人大屠杀，或有关19世纪以前任何种族原因引起的互相争斗的事件。当然也会有战争，但这些战争都是基于贸易竞争、宗教纷争和冲突，以及政治扩张的合理基础之上。后来在尼日利亚政治独立的新时代开始时被称为“部落主义”的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将人们聚集在殖民主义统治之下以便于剥削的方式的产物。这是一种统治机构的产物，一种根深蒂固的区域隔离产物，一种特定族群进入殖民地经济和文化的不同通道的产物。
非洲东部的乌干达和肯尼亚也处在这种情况，即部落仍然被假定为首屈一指的因素。毫无疑问，巴干达王国存在于独立的乌干达之中，一定会有某些问题的出现。巴干达之后，事实仍然是真实的，但是，即使将部落的定义误用到即巴干达的问题是一个殖民地问题。它是由传教士和英国人的出现而制造的，由英国人1900年在乌干达的（梅罗）定居地而制造的，是由英国人在乌干达殖民地将巴干达统治阶级当作“次帝国主义者”制造的。
由于白人殖民者的存在，肯尼亚的殖民主义模式与乌干达的不同．任何非洲群体都不会被允许在殖民办公室具有士官的权力，因为这个角色须由白人殖民者自己承担。白人殖民者拥有最好的土地，并试图使用非洲劳动力创造出一个新世界。然而，在白人移民部门以外的非洲社区还是延续着部落关系。英国殖民统治的皇家委员会之一在1934年发表了一份有关肯尼亚的报告。一位当代肯尼亚历史学家对该报告的评论如下：
这一被英国政府接受的委员会的建议表明肯尼亚应被划分成两个种族区域，非洲区和欧洲区。在非洲区域，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都应该按照部落这一条线来进行。因此。种族主义已经制度化了。
在只有亲属关系连接起来（如部落）的小团体内的人类活动是一个非常短暂的阶段，所有各大洲的社群主义的阶段都是通过这种关系度过的。当这一阶段在非洲不再短暂而制度化时，这是由于殖民主义中断了非洲的发展。这也就是梅米在谈到非洲人被清除出历史时的参考含义。非洲的革命思想家如弗朗兹`法农和阿米尔卡。卡布拉尔淡到殖民主义使非洲人成为历史的对象时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感慨。被殖民的非洲人就像前殖民地的非洲奴隶一样，被推到适合欧洲人利益但有损非洲及其人民的位置。下面将继续探讨这种情况所产生的更深的社会经济影响。
前殖民地的贸易已经开始有一种非洲经济解体和技术贫困化的趋势。殖民主义统治加速了这一趋势。常常说起的一个故事是，为了从英国殖民地“黄金海岸”的阿克拉打一个电话到法国殖民地“象牙海岸”的阿比让，必须先接通伦敦的一个接线员，然后与巴黎的接线员接通，再接通阿比让。这反映的一个事实是：“黄金海岸”的经济纳入英国的经济，同时“象牙海岸”的经济整合到了法国经济，而邻近的非洲殖民地几乎不存在有效的经济联系。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1959年得出的以下结论直指要点。
非洲运输系统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系统相对来说比较孤立，尽管它们已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里得以发展。这也反映了在同一地理次区域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缺乏联系。
有些非洲贸易跨越殖民地边界存在。例如，从西非森林运到北非的可乐果和金矿，这些具有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的贸易从来就没有完全停止过。此外，还开发了一些非洲贸易的新形式，特别是为那些食物不足的城镇或经济作物区提供食品。这种形式的贸易完全可以在一个群体或跨越殖民地的边界来进行。然而，扩大非洲内部贸易的总能量相对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总额而言要小得多。由于非洲内部的这种贸易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好处，因此这种贸易得不到欧洲人的鼓励。到殖民主义后期，非洲的内部贸易只占10％。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被剥夺了与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健康贸易联系的权利。有些贸易持续跨越整个印度洋，但总体上我们这样来说是公平的，即非洲的道路是通向海港的，而航道是通向西欧和北美的。这种片面性是今天欠发达和依附性模式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在殖民主义时期对非洲技术的破坏性影响比早些世纪可以更清楚地衡量。尽管存在奴隶贸易和欧洲货物的进口，大多数非洲手工艺行业在殖民地开始时仍然具有活力。它们没有获得技术的进步，它们也没有扩大，但它们得以幸存下来。资本主义最近阶段的大规模生产几乎消灭了非洲的布匹、食盐、肥皂、铁甚至陶器制作等。
北非的手工艺行业，从黄铜到羊毛领域，在前殖民主义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正如在封建主义时期的欧洲的城镇一样，手工作坊在阿尔及利亚城镇如奥兰（Qran）、君士坦工、阿尔及尔和特莱姆森（Tlemcen）等地到处兴盛。但法国殖民主义摧毁了手工艺行业同时使成千上万的工匠失去了工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洲本身，新机器的㈩现使兰开夏和里昂等地方的工匠失业，但在这种情况下．新机器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以前独立的工匠作为掌握不同技能的无产阶级又回到工厂，他们同时扩大了社会的生产能力。非洲出现的这种状况只是破坏而无救济。实现政治独立时，迫于求生的技术工匠已经转向吸引游客而不是为满足非洲人民的真正的需求而工作。
此外，正如欧洲奴隶贸易一样，殖民主义对技术的破坏必须与在非洲创新道路上设置的障碍联系起来。绝大多数卷入殖民地货币经济的非洲人提供的仅仅是体力劳动。这种劳动刺激的是汗水而不是科学发明。与贸易相关的非洲人有时是以一种有限的方式获得成功。西非市场上女性的足智多谋是众所周知的，但这种资源却只用在了小的方面。对欧洲资本家和工人而言，用非洲的除虫菊来生产杀虫剂体现了技术就是力量。但是对非洲市场妇女来说，问题是如何从每一个进口的沙工鱼罐头上多得到一便士的利润。她们有时多花一点气力．有时通过一点小欺骗，有时则诉诸“符咒”（“ju-ju”）来解决。
殖民主义使非洲铁匠放弃了从土壤中提取铁的过程而集中于从欧洲进口的金属屑片的加工。这种中断的补偿应该是为铁的提取及加工提供的现代技术。然而，从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出发，这些技术被禁止在非洲使用。正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非洲的非工业化并非自身获得任何机会，而是一种故意实施的对非洲机械技能转移的阻止，以防止这种转移在那个时代对欧洲行业产生竞争。
在前殖民主义时期，非洲有些地区的发展速度要比别的地区快，同时这些区域为广大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核心基础。尼日利亚北部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它在殖民地时期就进入了休眠状态。英国人将它与伊斯兰世界分离开来，同时使社会关系僵化。这样，农奴在以损害掌权的贵族为代价的情况下也未能获得任何改变。
在每一个大陆的民族国家里面，一些发展方面总是比其他方面更优秀，从而可以引导社会的其他方面。在欧洲的封建社会后期，城镇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而电力工业就是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宗主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具有相似性的促进作用的例子。殖民主义没有给非洲带来真正的增长点。例如，在非洲的殖民地城镇基本上是行政中心。而不是行业中心．城镇也吸引了大量的非洲人，但给他们提供的只是基于非技术和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的生活。欧洲城镇有贫民区，但在欠发达的国家，城镇的贫困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这是那些城镇不能发挥扩大生产基地作用所带来的后果。幸运的是，非洲在这方面没有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况那样糟糕。
殖民活动如采矿业和经济作物种植不是加速了增长，而是加快了“传统的”非洲生活的衰变。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文化的重要方面受到了负面影响，却没有更好的替代品，留下的只有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在殖民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势力只是对剥削劳动力感兴趣。甚至有些没有直接参与货币经济的地区也出口劳动力。为了榨取这种劳动力，他们损害了那些对社会起支撑作用的因素，因为一旦非洲“传统”生活的习惯性劳动力和工作模式被剥夺，那就不再是“传统的”了。
在殖民主义时期的非洲中部和南部出现了许多人口稀少的村庄。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产量不足，殖民主义者将这些地区与经济作物种植区进行对比，后者相对而言比较繁荣。然而。正是殖民主义留下的影响，许多被遗弃和遭受饥饿的村庄才会存在，因为身体健全的男性劳动力到别的地方谋生去了。任何被剥夺了有效劳动人口的地区都不可能得到发展。
在不同的殖民地存在着一些远离城镇和殖民管理机构的地方，他们既不种植经济作物也不提供劳力。例如，在苏丹南部，有些人继续过着与他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之前相似的生活。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传统非洲社会，发展余地也已不再存在。他们因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大陆其他地方的控制而被孤立。他们无法与非洲的其他地区进行互动。他们日益受到货币经济增长的侵犯，他们越来越被视为历史的文物。这类历史发展遭到阻碍的典型例子可以在美国找到。那里的土著人口即遭白人屠杀而幸存的（“红色的”）印第安人被限制在保留地里并被置于停滞状态。在北美保留地生活的印第安人是活的博物馆，以供那些猎奇的白人游客参观。
在南非和罗得西亚，建立“土著保护区”（nativc rcscrves）的政策被公开遵守。在保护区里，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但所划拨土地的数量和肥沃程度完全不足以满足被赶到这里的非洲人。这些保护区是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场所，也是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能适应种族主义南部非洲的货币经济的非洲人的容纳场所。再往北，除殖民地的肯尼亚以及程度有限的坦噶尼喀外，就没有以“保护区”命名的地方，但货币经济仍在不断地将传统产业改造成同保护区一样落后。
殖民主义的货币经济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部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我们前面已经表明，如果将大陆视为一个整体，这种增长是何等的有限。所谓的现代行业的增长对非货币部门施加的是不利影响。接下来将要强调在殖民统治下非洲增长的特点就是这种增长没有构成发展，即它并没有增强这个社会应对自然环境的能力、协调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能力以及保护人们免遭外部力量袭击的能力。这样的陈述已经隐含在对资本主义无法刺激非洲殖民地的熟练劳动力这一点里。一个妨碍技术积累的系统发展不了任何人或任何事。同时它也表明非洲被切割成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经济隔层，因此，即使在每个区域化的殖民地的商业活动量可能增加，但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各州相比．根本淡不上有什么发展。
最近，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时期非洲所具有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词组现在已经出现在有关利比里亚和“象牙海岸”书籍的标题上。这意味着某一类型的商品和服务都在增加。可能会有更多的橡胶和咖啡出口，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汽车进口及其收益，同时可能会建立更多为汽车服务的加油站。但是利润流向了国外，而经济越来越依附于宗主国。在非洲殖民地没有经济的一体化，也没有任何使经济持续自给同时服务于当地自身发展目标的汁划。因此，出现了所谓的“飞地”进口一出口环节的增长，但是得以发展的只是依附和欠发达。
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进一步表现是对一种或两种出口品的依赖。术语“单一经济”（monoculturc）用来形容那些只围绕单一农作物的殖民经济。利比里亚（在农业部门）就只是依赖于橡胶的单一经济，“黄金海岸”的可可、达荷美和尼日利亚东南部的棕榈、苏丹的棉花、坦噶尼喀的剑麻以及乌干达的棉花都是单一经济。在塞内加尔和冈比亚，花生占85％至90％的经济收益。实际上，这两个非洲殖民地被告知只能种植花生！
每一个农民都有自己的主食，加上各种其他的补充物。历史学家、农学家、植物学家都在努力表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经济具有种类繁多的食物。有大量的农作物在非洲大陆被种植．还有几种野生食物（特别是水果），同时非洲人在采用亚洲或美洲有用的食用植物方面毫不保守。多样化的农业植根于非洲的传统。单一经济是殖民主义的发明。
那些为殖民主义的劳动分工辩解的人认为这种分工是“自然”的，并对宗主国和殖民地专业化的相对能力表示尊重。欧洲、北美和日本能够专注于工业，非洲能够专注于农业。因此，这就产生了世界上一部分人生产机器的“比较优势”，而另一部分人只能从事简单的土锄文化．那种傲慢的世界分区并不是新出现的。在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封建君主想将整个世界揽人囊中，他们找到了教皇，在地球上画了一条线来进行分配。但是英国、荷兰和法国却表示他们都不相信亚当会留下一个将地球分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遗嘱。以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质疑，是否有任何圣约表示冈比亚河应该继承花生的生长而克莱德河（苏格兰）应该成为一家造船厂。
对于单一经济来说，没有什么是“自然”形成的。这是帝国主义的要求和阴谋的结果，这种情况延伸到名义上是政治独立的区域。单一经济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区域特征．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受迫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得不大量种植香蕉，人们轻蔑地称它们为“香蕉共和国”。在非洲，这种集中在销往国外的一种或两种经济作物产生了许多有害的影响。有时，经济作物的种植排斥了粮食的生产而造成了饥荒．例如，在冈比亚，水稻种植在前殖民地时代非常盛行，但由于那么多肥沃的土地被转种花生，不得不尝试大量进口水稻，造成的事实是饥荒成为地方病。在阿散蒂，对可可的专注使那些居住在原先以薯蓣和其他食品著名的地区的人们担心起了饥荒。
然而，相比单一经济的极端脆弱性和不安全感来说，饥荒的威胁还只是一个微小的缺点。当农作物受到内部因素如疾病的影响时，就会造成压倒一切的灾难，例如，20世纪40年代，“黄金海岸”的可可就受到了肿芽病的打击。此外，价格波动（这是由外部控制的因素）使非洲生产者面对资本主义的策略无能为力。
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单一经济最受他们自己欢迎，因为这样他们就能使殖民地经济完全依附于其产品的宗主国买家。在欧洲奴隶贸易结束时期，只有少数非洲人完全致力于资本主义的货币交换，完全依赖于欧洲的进口，同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与欧洲的关系。殖民主义增加了非洲人的依赖性，不仅在纳入货币经济的人数方面，同时在非洲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方面，这些方面使其生存源于与宗主国的联系。由此，出现了荒谬的现象，欧洲的贸易公司、矿业公司、船务公司、银行、保险企业和种植园都来剥削非洲，同时非洲人认为没有这些资本主义服务就没有钱或欧洲货物的到来，因此非洲欠了他们的剥削者的债！
人们可以在殖民地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觉到依附因素的影响，它可以被视为殖民主义在非洲留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消极后果中的最大恶习，它使殖民关系进入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时代仍得以延续。
最后，我们必须要注意殖民主义对非洲发展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对作为一个物种的非洲人发育不良的影响。殖民主义不仅为导致周期性的饥荒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慢性营养不良以及非洲人的营养失调和体质恶化创造了条件。如果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过分，那只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资产阶级的宣传，这种宣传使非洲人也认为饥饿和营养不良是非洲人自古以来就有的自然现象。一个有着清晰可见的肋骨、巨大的头、臃肿的肚子、凸出的眼睛和像小树枝一样细的胳膊和大腿的黑人孩子形象，是被称为乐施会（Qxfam）的英国大型慈善行动在海报上最喜欢采用的形象。这种海报代表的是一例夸希奥科病（kwashiorkor。蛋白质缺乏综合征）——极端恶性营养不良。乐施会呼吁欧洲人民拯救饥饿的非洲以及亚洲孩子，使他们免受夸希奥科病以及类似疾病。乐施会没有良心发现地告诉欧洲人：首先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造成了饥饿、痛苦和孩子们的苦难。
巴西科学家若乔舒·德卡斯特罗（Josue de Castro）曾对世界范围内的饥饿现象作了一个极好的研究。它包含独立的非洲人在前殖民地国家或不遭受资本主义压力的社会中大量的有关健康状况和食品的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与殖民时期的条件进行比较。该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非洲的饮食在以前是更加多样化的。因为它的基础是比殖民主义下更多元化的一种农业。尤其从营养不足来看，在殖民统治下那些遭受最严重的营养不足的非洲人是那些完全被带人殖民地经济之中的人，即城市工人。
为了避免质疑，以下列出了德卡斯特罗的几个结果（偶尔有其他的数据作补充）。
（1研究过“原始”非洲人在热带非洲营养状况的调查人员一致认为，非洲人没有表现出饮食缺乏的临床症状。非洲土著饮食最突出的优势标志就是他们牙齿的良好状况。一位研究人员在肯尼亚的六个族群中找不到一个有蛀牙的病案，也找不到一例单一变形的牙床。但是，一旦这些人进入殖民主义的统治，吃上“文明”的饮食，他们的牙齿马上开始变坏。
（2）在埃及，农夫一直受周期性饥荒的困扰，但在殖民主义统治下，这种困扰恶化成为慢性饥饿。这是由于英国的干预破坏了农民饮食的平衡；而与早期数据的比较表明，农民的饮食含有更多的各种豆类和水果。
（3）随着非洲人与欧洲人接触的时间的延长，夸希奥科病（乐施会海报上的）愈发明显。殖民帝国的一个营养委员会发现在冈比亚严重缺乏动物脂肪和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缺失是造成夸希奥科病的主要元凶之一；再与欧洲人自从．5世纪以来看到的冈比亚的数据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白人到来之后就发生了改变。早期的冈比亚不仅拥有各种食品，它也是畜牧业国家，具有相当大的肉食品消耗量。在17和18世纪，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牛皮销售给欧洲的买家，同时当地人吃牛肉。如此这般，他们如何可能遭受动物脂肪的缺乏！
（4）对赤道非洲的研究表明，当非洲人进入殖民者的服务行业时，由于新鲜食物的缺乏而引起的营养不足的迹象频繁出现。这些迹象包括脚气、佝偻病、坏血病。佝偻病是一种典型的温带气候疾病，主要是缺乏阳光造成的。在殖民主义破坏了非洲热带地区食物的消费模式以后，连太阳光都不足以让儿童的骨骼挺直。对于坏血病来说，它与一个外号叫“英国佬”的英国水手密切相关，由于他长期在海上航行，缺乏新鲜食品。因而他通过吃酸橙来预防坏血病．然而，不幸的疫情暴发在殖民主义时期坦噶尼喀中部的金矿工人之中，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不允许他们获得新鲜的柑橘和其他的营养饮料。
（5）在南非，白人和资本主义把非洲的饮食从肉类和谷物转化成只依赖于（玉米）粉状餐。直到1914年糙皮病（pellagra）或“皮肤粗糙”才在南非出现。随后，这种病成为非洲人的一个祸害，它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和肉类的缺失。
（6）官方的一份有关巴苏陀兰（Basutoland，今莱索托）的报告曾这样说：“根据长期居民的生存状况，今天巴苏陀兰人的体质与健康不如他们从前的状况好。在每一个村庄、药房、学校和征兵办公室都可以看到营养不良。较轻的坏血病和亚坏血病的状况并不少见；糙皮病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日益降低。人们普遍认为麻风病的发生就是与有缺陷的饮食有关。”
为了就殖民主义对非洲人（包括心理）产生了有害影响达成一致意见，有必要指出有些非洲人直到今天他们的食物仅能维持生存。马萨伊牧民（Masai pastoralists）、盖拉人、安科利人、巴图西人和索马里人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体质一般都很出色，他们的抵抗力和耐力都很好，他们因此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以找出他们比那些死于心脏病的“吃饱喝足”的资本家的身体好得多的原因。
按照流行的资产负债表来解释殖民统治的概念，仍然有必要关注欧洲在非洲的创新如现代医学、临床手术和免疫等。尽管在运用上受到量的限制，但否认这些客观的积极特点是荒谬的。然而，必须将这些与殖民主义给非洲所有领域带来的诸多挫折进行比较，也应与非洲对欧洲做出的贡献进行比较。欧洲的科学满足自身社会的需求，特别是那些资产阶级的需求。资产阶级没有遭受过饥饿。因此，资产阶级的科学没有把这些东西当成需求来考虑和克服——他们连自己工人的需求也不考虑，更不用说来考虑非洲人的需求。这只是一般原则中的一个特例，即对于非洲的剥削是为了在非洲和资本主义的欧洲之间创建更大的差距。剥削和比较劣势是欠发达的组成成分。
教育的欠发达
在任何类型的社会，教育对其社会成员的生存和社会结构的维护至关重要。在某些情况下，教育也促进了社会的改变。大部分的教育是非正规的，即年轻人从老人的例子和行为中获得。在正常情况下，教育的发展源于环境；学习过程与社会工作方式直接相关。在当时的北罗得西亚的奔巴人中间，六岁的孩子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出五十到六十种树木的名称，但他们对于观赏的花卉则知之甚少。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树木的知识在“砍伐和燃烧”的农业环境中是必要的。同时，他们生活在一种许多家庭必需品都来自树上的环境下。然而，花卉与他们的生存并不相关。
事实上，非洲的前殖民地教育最重要的方面是与非洲人的相关性，与后来所引入的东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认为非洲本土教育的以下特点是非常杰出的：与社会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密切联系，它的集体性，它的多面性，及与孩子的身体、情绪和心理发展阶段的连续一致性。教育和生产活动或体力和脑力教育之间的任何部分都不可分离。总之，主要是通过非正规的方式，前殖民地的非洲教育与前殖民地的非洲社会现实相匹配，从而产生了能够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全面的个性。
非洲教育在有些方面是正规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具体方案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区分。前殖民非洲的正规教育直接与该社会的目的有关系，正如非正式教育。教学计划限制在每个人生活的一定时期，特别是人门或“成年期”。许多非洲国家有男性或两性割包皮的礼仪习俗，在举行仪式的前一段时间会安排一个相关的教学计划。涉及的时间长度可能会从几周到几年不等。有关后者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塞拉利昂波罗兄弟会（Poro brotherhood）的启蒙学校。人们在人生的后期也会享受正规教育，如有时从一个年龄等级到另一个年龄等级或是加入一个新的兄弟会等。有些特殊的技能，如狩猎、举办宗教仪式以及医学实践肯定要参与家庭或氏族的正规教育。这样的教育实践可以追溯到非洲的社群时代，但在更发达的非洲封建和前封建社会里仍然存在，在殖民主义的前夕，我们也能找到这种教育的踪迹。
随着非洲的生产方式走向封建主义，教育模式也出现了新的功能。例如，有了更正规的专业化的教育，这是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非正规教育向正规教育转化的比例在增加。除了打猎和宗教，劳动的分工为那些需要传承的技术如铸铁、皮革制作、织布、陶瓷成型、专业贸易等创建了相应的行会。正如前面引用的达荷美、卢旺达和祖鲁的例子，对军事力量的强调也导致了该领域的正规教育。一个统治阶级掌握的国家总是通过修史来美化统治者的权力。因此，在19世纪克图（Ketu）的约鲁巴王国，就有一个教历史的学校，一位老师训练他的学生牢记一长串克图国王的名字以及他们取得的成就。当然，这种教育的方式严重受到个人记忆限制的影响，这就是有书写传统的非洲国家的教育更为先进的原因。
在尼罗河沿岸、北非、埃塞俄比亚、西苏丹以及非洲东海岸，只有少数的非洲人具有读写能力，这种情形可以与19世纪后半期之前的亚洲和欧洲相比。正如世界的其他地方。非洲的渎写能力与宗教有关，在伊斯兰国家有可兰经教育，同时，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教士和僧侣。伊斯兰教育在基层得到了特别广泛的普及，在中学和大学的水平也进行这种教育。埃及的爱兹哈尔大学、摩洛哥的非斯大学以及马里的廷巴克图大学，这些都见证了非洲在殖民人侵之前教育所达到的水准。
殖民者没有把教育引进非洲：他们只是引进了一套新的正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部分补充部分替代了那些原来已有的机构。殖民体系也刺激了相当于一种新的非正规教育的价值观念和做法。
殖民地学校系统的主要目的是训练非洲人成为在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中最低级的管理者，以及成为欧洲人开设的私人资本主义公司里的员工。实际上，这意味着选择少数一些非洲人参与把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的统治和剥削。这不是一种考虑非洲环境发展的教育体系，或是为了促进物质和社会资源最合理使用的教育。这种教育没有给年轻人带来作为非洲社会成员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是一种试图给人们灌输要尊重所有欧洲和资本主义事物的教育体系。欧洲的教育都是被资产阶级统治。同样的阶级偏见自动地转移到了非洲。更糟的是，受资本主义青睐的种族主义和文化鼓吹者也包含在殖民教育中。殖民地时期所受的教育是接受压迫和剥削的教育，以及导致精神错乱和导致欠发达状态的发展的教育。
欧洲式的学校教育体系在殖民统治的前四十年里是难以进行操作的。在这期间，传教士将他们自己基督化的目的赋予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殖民列强对于在非洲进行教育的可能性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此后，殖民教育具有系统性和可衡量性，这种殖民教育直到二战以后才达到最优化。
殖民教育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性。第一个具体限制就是政治金融性，这意味着政治政策主导着财政开支而不是由实际的可用资金来主导。宗主国政府及其在非洲的政府声称没有足够的钱用于教育。直到1958年，英国殖民部的官员是这样来描述北罗得西亚的：
有了更多的钱才可以为学校建设提供可能性，否则，不可能期望教育会有迅速的进展，同时为所有儿童提供完整的小学教育这一实际前景仍然遥遥无期。
令人惊讶的是，北罗得西亚具有巨大的铜矿财富，却没有足够的钱让非洲人享受教育！人们无法确定是殖民主义者试图欺骗他人，还是他们已经成功地欺骗了他们自己；但生活在罗得西亚的大多数有同样困惑的白人定居者可能是属于后者，他们坚持认为，非洲人没有像欧洲人一样按人头缴纳那么多的税款，因此非洲人不能期望从白人殖民者缴纳的税款中享受教育和得到其他的服务。这种认为一国的财富不是来自生产而是来自税收的想法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在北罗得西亚，非洲的土地和非洲的劳工生产了巨大的财富，但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非洲儿童却很难以这些财富完成他们的学业。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非洲大部分的剩余价值都外流了；同时留下的小部分作为政府的收入，投入到教育的部分所剩无几。与大量花在欧洲资本主义本身的费用相比，每一个殖民地的教育预算都非常少。1935年，法属西非的税收总收人中，只有4．03％用于教育。在英国殖民地尼日利亚，只有3．4％。截至1946年底，在肯尼亚的总收人中，只有2．26％用于非洲人的教育。到1960年，这些比例都涨了两倍、三倍或四倍；但是，由于起点是如此低，因此这些涨幅仍然都是微不足道的。
既然教育经费是这样少，接踵而来的是在数量上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很少有非洲人能到学校上学。在整个法属赤道非洲[乍得、中非共和国、加蓬和刚果（布）1，1938年只有22000名学生能上学，这个数据还大大超过了过去五年的数据。1938年法国为法届西非这个至少有1500万人口的地区的77000名学生提供了教育机会。应该指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1945年，在法属西非有超过80000名学生上了独立的伊斯兰学校——比当时上法国人修建的学校的学生人数少不了多少。换句话说，直到殖民主义的最后阶段，欧洲的统治力量才开始为西非以前的伊斯兰国家的非洲人提供教育机构，并招收了比以前正规教育更多的非洲人上学。
偶尔，在西非和北非，法国政府会为读可兰经的小学和麦德雷萨（：Medi．esas）（或伊斯兰教中学）提供经费支持。然而，总体上，前殖民地的非洲学校系统简直就是被忽略并呈现下降的趋势。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的学习机构在法国的征服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而其他的教育机构在法国人获胜时也受到了有意的压制。在整个法属北非，旧有的伊斯兰大学遭受了困境，因为殖民主义剥夺了对于他们曾经拥有的经济基础的支持。至于非洲生活的其他方面，应该将殖民主义者的投入方面与其实际或潜在的终止和摧毁的方面进行比较。
就教育活动方面来说，英国殖民地平均而言显得要比法国殖民地做得稍微好一些，主要还是因为传教士的主动性，而不是英国政府本身的行为。就殖民地的教育而言，加纳、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已经发展得不错了。当然，这纯粹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而言，而其所涉及的绝对数量还是很小。塞拉利昂的教育比法属西非的教育要好一些，因为在二战前每一百个孩子中就有七个孩子能上学，相比之下，在法属西非每一百个孩子中只有五个孩子能上学。就英国而言，它在一些殖民地的略为好一点的记录却被肯尼亚、坦噶尼喀、中部非洲以及长期以来处于英国责任下的南非的非洲人很差的教育设施抵销。
非洲殖民地教育系统被统计平均值所掩盖的局限是同一殖民地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许多殖民地，只有居住在主要城镇之中或居住在附近的非洲人才有享受教育的机会。例如，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才拥有最多的学校设施；在冈比亚，住在巴瑟斯特镇（Bathurst town）的人的文化水平高于住在镇外的人们的文化水平；在乌干达，城市化的布干达地区几乎垄断了教育。一般来说，教育水平的不均反映了经济剥削的不均匀性以及殖民地不同部分进入货币经济的不同程度。因此，在“黄金海岸”，北方领土被教育忽视了，因为他们没有为殖民者提供任何出口产品。在苏丹广大的南部地区，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坦噶尼喀，地图上显示的主要的棉花和咖啡生产区，几乎就是地图上显示的有殖民教育的地区。这意味着，那些殖民者不能进行剥削的地区，甚至得不到任何教育的施舍。
人们越是从数量方面来仔细审视殖民主义对于教育的贡献，越可以看出这种贡献可以缩减为无足轻重。例如，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期间有很高的辍学率。大部分招收入学的学生都没有完成学业。在像美国这样的大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学生在学院或大学阶段辍学；在非洲殖民地，在小学就出现了辍学，辍学比率高达50％。那些接受小学教育的学生有一半人要半途而废。小学辍学，是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类型的学校，即缺乏其他中等的、专业性和大学教育，这也是当时存在的另一种绊脚石。
在殖民地的学校接受教育的非洲人成了初级职员和邮递员。对于职员和邮递员而言，过多的知识是多余且危险的。因此，在殖民主义的大部分时期，中等教育和其他高等教育的形式几乎不存在。这方面的教育主要提供给了那些不是非洲人的人．直到1959年，乌干达花在每个非洲小学生身上的费用大约是11英镑，每个印度孩子是38英镑，每个欧洲孩子是186英镑——这种差异主要由于中等教育是为资本家和中间商的孩子们提供的。肯尼亚的歧视更严重，欧洲儿童的入学数量是最高的。1960年，11000多个欧洲儿童就读于肯尼亚学校，其中3000多人接受中等教育。阿尔及利亚殖民地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1954年，只有20％的中学生标明具有“穆斯林”特征，这实际上意味着从欧洲人群体中来区別“阿尔及利亚人”。其他少数民族的小孩也要比当地人的教育更好。例如，在北非的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在突尼斯充当中间商角色的犹太人，他们的孩子都受到过中等教育。
在那些没有很多白人移民的非洲国家里，也存在着在各种教育机会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具有种族主义的教育结构。1946年，塞内加尔有723名高中学生，其中只有174名学生是非洲人。后来，在达喀尔建立了一个大学（为所有法属西非地区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独立前夕，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是法国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起葡萄牙，这是因为在其殖民地几乎没有任何教育可以进行谈论。多年来，根本就没有什么统计数据可言，即使是到殖民地时期结束时所发布的那些数据也往往是虚夸的。不可否认的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成长的非洲儿童，能够有百分之一的机会获得二年级或三年级以上的教育机会。当时设立的初中都是为欧洲人和印度人服务的，印度人主要来自果阿（Goa）。西班牙和意大利是在非洲占有小块领地的殖民主义列强。和葡萄牙一样，从欧洲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也都很落后，他们为其殖民地的人民提供了少量的小学教育，而没有提供中等教育的机会。
就殖民地教育而言，比利时有些特殊。比利时虽然国家小，但它是一个相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它统治了非洲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即刚果。根据殖民地的标准，刚果人和卢旺达一布隆迪人可以获得一些初等教育的机会，但除了这种初级的教育之外，其他教育水平的机会他们几乎不可能获得。这是比利时政府和天主教堂所奉行的经过精心策划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非洲的“土著人”应该逐步被开化，让他们接受初中教育与要一个正处于应该喂粥时期的孩子去咀嚼肉是一样的道理。此外，比利时人对于非洲人民群众的福利如此“关心”，以至于他们认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不能为自己的人民很好地服务！因此，直到1948年，比利时委员会才提议在殖民地为非洲人创办初中。不足为奇的是，当重新获得政治独立时，在超过1300万刚果人口中只有16名毕业生。
教育工作者通常指的是“金字塔”式的教育，包括以初级教育为基础，向上经过中等教育、教师培训、高等技术以及大学——最后提到的范围太小，它可以用金字塔的顶端点来表示。在整个非洲，初级教育的基础面不宽，因而金字塔有些倾斜。因为接受过初级教育的学生很少可以再接受超过这一教育水平的教育。只有在某些英国的殖民地，金字塔中的明显的更高水平的大学教育才能真正完成。西非除了具有大学水平的福拉湾学院，还有阿奇莫塔和亚巴学院（Achimota and Yaba Colleges）。在殖民政权结束的前几年，伊巴丹大学和加纳大学也建立了。在苏丹，有戈登学院，后来发展为喀士穆大学，在东非有麦克雷雷（Makerere）大学。
以下为1958年的数据，可以用来说明南罗得西亚的教育金字塔，那里的非洲人教育做得不是很好。幼儿园的招生总量为22．7万人。在小学有7.7万人进入一年级，1万人进入六年级。开始有3000名学生进人中等教育，其中只有13人读到十二年级。在这一年里，没有一名非洲学生从建立不久的索尔兹伯里大学毕业，到1960年，有三位非洲毕业生。
最后，在有关欧洲提供给非洲的教育数量方面，我们可以用非洲国家新政权开始时的数据来说话。一些学者制定了一个有关教育的统汁指数，用。到100的数字来评估从最落后到最先进的教育设施。在这个指标中，大部分非洲国家都低于10。发达的剥削者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通常都高于8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份关于在独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教育情况的出版物是这样描述的：
在这些人口（约17000万）申。有超过2500万的人达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其中有将近1300万的人没有上学的机会——那些获得“特权”的1200万名学生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能够完成小学教育。每100名儿童中只有三名可以进入初中，然而在非洲本身只有不到千分之二的人有机会接受一些高等教育。估计总文盲率高达80％—85％，几乎是世界平均数的两倍。
白人帝国主义者使用上述证据将非洲人嘲笑为“土著文盲”，他们认为文盲是“贫困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然而，同样就是这些人吹嘘他们教育了非洲。这很难让人明白他们如何能使两种说法都说得通。如果独立的非洲仍然没有享受到现代教育的好处（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么，75年的殖民剥削无疑与这种状态有关。当人们想想在这段时期内非洲生产了多少东西，而生产的这些东西又有多少用于发展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其教育机构时。这种荒诞性就更大了。因为利用非洲和非洲人发了财。塞西尔．罗得斯为在牛津大学学习的白入学生设立了一个巨额奖学金。
那些已经获得教育的非洲人面临着某些质量方面的问题。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衡量，质量是很差的。书籍、教学方法和学科都是在19世纪引入非洲；同时，总体而言，殖民地学校一直墨守成规，对20世纪的发展漠不关心。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宗主国的新思路从未影响到殖民地。特别是，非洲的课堂没有涉及科学的巨大变化，因为没有几所学校给学生开设有关科学学科的科目。同样，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也没有在非洲殖民地有相应的变化。
将欧洲的教育移植到非洲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荒谬之处。当我们前面提到的奔巴人的孩子去学校时，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过有关植物生命的教学指导。否则他们会自己去熟悉。相反，他们获得的教育有关花和欧洲的玫瑰。几年前科菲．布西亚博士（Dr．KofiBusia）坦诚地描述了以下的事实：
当我在初中（姆凡齐皮姆中学，加纳海岸角）一年级期未的时候。我回到我在文奇的家中过圣诞假期。我已经四年没回家了，同时就是那一次，我痛苦地意识到了我的孤独。我对我们的社区的了解比起很多与我同龄的那些从来没上过学的男孩要少得多。多年来。我读完学院进了大学。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受到更多的是关于欧洲方面的教育，而有关我自己社会的教育越来越少。
最终的结果是，布西亚不太了解非洲社会，他提出独立的非洲人应该与那些在南非坚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少数法西斯／种族主义的白人进行“对话”。
殖民教育的内容和非洲现实之间的一些矛盾的确不协调。一个炎热的下午，一些处在热带的非洲学校里，一群乌黑发亮面孔的学生在听老师讲解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变化的地理课。他们会了解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而对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或赞比西河一无所知。如果这些学生属于英国殖民地。他们会认真地写道，“1588年我们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是在这一时期霍金斯盗窃了非洲人而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将他封为爵士。如果这些学生处在法国的殖民地，他们会了解“高卢人，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的眼睛是蓝色的”，而且他们会相信“拿破仑是我们最伟大的将军”——就是这位拿破仑在瓜德罗普（Guadeloupe）的加勒比岛重新建立了奴隶制，而同样的事情却在海地受到了阻止，因为他的军队被一个更伟大的战略家和战术家，杜桑．卢维图尔（Toussaint L’Ouverture）的非洲人打败了。
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人没有考虑到非洲的现状而不假思索地将他们自己编写的课程应用到非洲；但他们经常故意这样做，旨在制造混淆和引起迷惑。1949年底，坦噶尼喀的一个首席教育官员精心勾勒出一个教育纲领：对于这个殖民地的非洲人应该从小学开始就要对他们进行有关英国王室方面的大肆宣传。他说：“（英国的）国王作为父亲的主题应该贯穿于整个教学大纲，在每一节课上都要强调。”他还敦促要展示给非洲儿童更多的英国公主和他们的小马在桑德灵厄姆和温莎城堡的照片。
殖民学校所谈论的有关非洲过去的状况都是欧洲在非洲的活动。这种趋势现在已经完全逆转了，当代的非洲学生会对于那些抱有是欧洲人“发现了”肯尼亚山脉和尼日尔河等想法的人一笑置之。但在殖民地时期，白相矛盾的是，有机会受教育的人都会被误导，白认为是幸运的，因为由欧洲资本家在非洲和为了非洲所创建的结构中，教育是个人进步的一种手段。
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人明确表示，任何水平的教育设计都是为了“开化非洲土著人”，当然只有文明的土著人才有希望获得殖民者提供的有价值的就业和认同。法国人认为，接受法国教育后的非洲人有可能有机会成为一个“被同化者”（[i]assimilée[/i]）——这种人可以被法国的高级文化所吸收或同化。葡萄牙人使用了“同化民”（[i]assimilado[/i]）一词，意义完全相同；葡萄牙的殖民法对于土著人和同化民有明确的区分。后者有时被称为“开化者”（[i]civilisado[/i]），因为他们能阅读和书写葡萄牙语。这种类型的非洲人还能获得某些特权。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直到1960年，葡萄牙有将近一牛的人口是文盲，因此，如果让他们也参与相同的测试，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是未被开化的！同时，比利时人也在炫耀同一系统。他们称其在刚果那些“受过教育的班图人”为“进化者”（évolués）（那些已经“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人”，多亏比利时人）。
然而，英国避免对受过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进行硬性的法律上的区分，但他们鼓励文化模仿。20世纪20年代，坦噶尼喀的卡梅伦总督被称为一位“进步的”总督、，但是，当他被攻击试图在教育系统中维护非洲人的人格时，他否认指控并宣称他的意图是非洲人应该停止作为一个非洲人来思考，而应该成为一个“公正的英国人”。由于有苏格兰传教士的努力，那些从马拉维的李文斯顿尼亚（Livingstonia）或布兰太尔传教团（Blantyre Mission）出来的学生们都以黑色的苏格兰人（Black Seotsmen）著称。在塞拉利昂，白人文化的影响要回溯到18世纪，塞拉利昂的克里奥人甚至从那些受过错误教育的黑人行列中脱颖而出。克里奥人并不满足于只有一个英国教名或甚至只用一个欧洲人的姓氏：他们要选择两个欧洲的姓氏并将其用一个连字符连接。当然，在实际应用中，教育价值扭曲体现在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可以进入殖民主义允许非洲人担任的公务员岗位或被私人资本家的企业所雇佣。
在殖民地时期以及之后，批评针对的是殖民地教育体系，这种体系没有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中学生和更多的大学毕业生。然而。可以说，那些受过最多教育的都是那些最疏远非洲大陆的非洲人。这些人就是被进化和同化了的人。每上一个教育的台阶，他们都要受到白人资本主义制度价值观的打击并屈服于这种价值观；同时，得到工资之后，他们就可以负担得起保持从国外传人的进口的生活方式。使用刀叉，穿三套西装，还有弹奏钢琴，然后进一步转变自己的心态。有一个著名的西印度群岛即兴小调歌唱家．他讽刺他在殖民地学校度过的日子，他说他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他就会学到更多东丙，而最终变成一个傻瓜。不幸的是，殖民地学校体系教育出了太多的傻瓜和小丑，痴迷于欧洲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有些人达到了与非洲现状和非洲生活方式完全有隔阂的阶段，就像塞内加尔的布莱斯．迪亚涅（Blaise．Diagne）那样，他们愉快地说着，他们已经是而且将永远是“欧洲人”。
人们无法逃避由非洲教育家阿卜杜．穆米尼（Abdou Moumini）所做出的结论，“殖民教育毁坏了非洲人的思维和情感，灌之以异常的错综复杂的组合”。这意味着那些被欧化了的人．由于殖民教育和殖民地的生活气氛，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被非非洲化了的人。在现今非洲所引用的许多殖民时期有关侮辱非洲文化方面的不恭实例。都是建立在文化帝国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的基础之上．很少谈及的是这样的事实，许多非洲人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手中的法西斯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一个短暂时期的意大利人和维希法国政权手中的法西斯主义。20世纪40年代初英国人控制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整个世纪都受南非布尔人控制的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法西斯殖民列强都是发展缓慢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政府警察职能部门联合天主教教会和资本家一起镇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以使他们无知。可以理解的是，法西斯殖民者想用同样的方式对待非洲工人，除此之外。正如希特勒对待犹太人那样，他们将其种族歧视发泄给非洲人。
正如大多数的殖民地政府，在利比亚的意大利殖民地政府也无视非洲文化。然而，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执政之后，开始了更多的漠视和敌意，特别是对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就表现出对非洲语言和宗教的蔑视。葡萄牙殖民地的非洲人幼儿园和小学只是传播葡萄牙语的机构。大多数学校都是由教会控制，这是法西斯葡萄牙国内教会和国家统一的反映。在鲜为人知的西班牙的几内亚殖民地（里约穆尼，Rio Muni），给非洲人的一工点儿教育是为了消除学生使用本地语言，同时在他们心中灌输对上帝“神圣的畏惧”。在非洲殖民地的学校通常都有幸得到圣徒的名字或被赋予殖民政权的统治者、探险家和总督的名字。西属几内亚也践行了同样的规则，导致的结果是木尼河孩子们要从何塞．安东尼奥（José Antonio）学校经过——这等同于说如果该地区是德国的，就必须从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经过一样，因为学校是用何塞．安东尼奥的名字命名的，他是西班牙法西斯党的创始人。
殖民地教育和文化模式另一个需要调查的方面是，欧洲种族歧视和轻蔑所表达的方式不仅表现为对非洲文化的敌意，而且表现为家长作风的方式以及对消极静态的社会特征加以赞美。许多殖民者都希望永久保存所有非洲的那些离奇的或有趣的事物。这些人只是成功地将非洲人的生活与国际社会潜在有益的方面相隔绝。艾伯特．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在加蓬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负责的是一个肮脏的不卫生的医院，里面到处跑的是狗、猫、山羊和鸡，还美其名日这是使之适合非洲的文化和环境。
直到1959年，艾伯特．施韦策的一个朋友和同事以下面的话语对他未消毒的话语医院进行了辩解：
关于医院内的家禽／畜问题。人们对于人与动物混合在一起的状况感到震惊，虽然这也许不常是卫生理由的辩解，但是这种人和动物的混合的确大大增加了这个地方的魅力。
本文作者是一位来自纽约的牙科医生，如果山羊或鸡走进了他在纽约的手术室，他显然会大吃一惊。他完全知道在施韦策的医院里，“羊、狗和猫的造访使医院病房充满了最骇人听闻的各种微生物”，但他却为这些动物与非洲人一起居住进行辩解，因为这是必须保留的文化和魅力的一部分！
在教育领域，比利时人采用的语言政策可能会吸引当代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小学教育使用指定五种主要非洲语言中的一种。然而，在实践中，他们那种表面上看来进步的决定导致的结果是将一个刚果民族与另一个民族隔离开来，同时也将受过教育的人与一个更广阔的知识世界分离开来，因为传教士只把那些他们认为可用的内容翻译成当地语言。在南非1953年臭名昭著的《班图教育法案》中，对于非洲文化的虚假尊重达到了极点，其目的在于强化祖鲁人、索托人、科萨人及文达人（Venda）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早期发展阶段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欧洲的干预或如果没有在白人统治下用具体步骤来保持过时的“部落”状态，这些差异应该早就缩小了。
并非所有的殖民教育者和管理者都有意主张对非洲人实施更好的教育以便于他们能更好地被奴役。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他们为非洲人做了好事；还有少数聪明的人能够意识到不要脱离非洲现实来设计学校计划。1928年，当了解到教育非洲人那些蓝色眼睛的高卢人是他们的祖先时。甚至连法国教育部长都感到震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和法国产生了殖民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委员会，这些人敦促在非洲进行的教学计划应与非洲更加相关。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在小学使用当地语言，给女孩提供更多的教育，最终给予白领所需的学校教育。然而，这些建议看似具有进步性，但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殖民教育是欧洲资产阶级剥削非洲的一个工具。无论殖民教育者怎么想或怎么做还是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事实。
建议非洲女孩应该上学远不只是一种教育政策。这种政策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它预先假设社会将雇用受过教育的妇女。宗主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没有解放妇女，没有为她们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或为她们提供与男人一样同工同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殖民地教育体系会对非洲妇女进行认真的考虑，尤其是在这件事上殖民主义者还必须改变这些封建的、前封建社会的意识特征时，这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经济作物或矿石门、口部门都未给受过教育的妇女预作安排。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宗主国，人们都认为公务员应该是男人。因此，殖民地的极为有限的就业部门根本就没有什么职位可以提供给受过教育的女性，同时现代教育仍然是一种只有少数几位非洲女性可以接触到的奢华。
一些殖民地教育者提出的另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提议是要加强更多的农业和技术性的教育。但是，真正的技术教育被排除了，因为殖民地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不允许在非洲发展工业和技能。只有极少的情况下，例如在刚果。存在对于受过技术培训的非洲人的客观需求。在刚果殖民统治的后期，矿产开发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实际需要具有全面基本技能的非洲工人。一些加丹加入和其他刚果人也受到了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技术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公司采取了主动方式，因为这与它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这种技术学校是它们生产过程的延伸。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在那些受到严格限制的非洲采矿和工业领域里，无论是哪种熟
练工种都要由输入的欧洲人来完成。
农业没有被当作一项科学产业来进行，就像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新西兰一样，那里的白人在一种密集型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耕作。如前所述，鼓励非洲种植经济作物这样欧洲人的投人小且同时不需要什么新技术。因此，当教育顾问建议实施与非洲需求有关的农业教育时，这意味着不会增加非洲人的知识。在许多殖民地的学校，农业成为一个临时凑合的主题。这是学校工作苦差事的一部分。教师没有接受过农业教育，因此，他们不可能教授有关科学的内容。孩子们获得只是对香巴（shamba）工作繁重劳动的厌恶，而事实上它被当成了一种惩罚。
早期教育委员会对于宗教以及那些在欧洲本身消失的道德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基督教教会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显然需要特别注意。基督教传教士与探险家、商人和士兵一样是殖民势力组成的一大部分。对于在某个殖民地的传教士是否带来了其他殖民势力或反之亦然的问题。也许还有争论的余地，但毫无疑问，传教士在实际意义上是殖民主义的代理人，不管他们是否自己认为是这样的角色。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亨利．约翰斯顿爵士（Sir Hcnry Johnston）不喜欢传教士，但他承认他们的作用，同时赞扬他们“每一个传教站都是殖民化的一次实践”。
在欧洲，从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教会都一直垄断着教育。到了19世纪末，这种情况在欧洲发生了变化；但是，对欧洲殖民者而言，教会可以自由实施非洲的殖民地教育体系。这种教育的优势和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教会。
殖民地时期在教堂和学校内外，教会人员有助于价值的设定。他们所教授的人际关系伦理本身就可以吸引非洲人本能的兴趣，就像它以前也激发起其他欧洲人那样。当然，在欧洲人的行为和与它们相关联的基督教原则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并且，就非洲人而言，接受基督教的动机常常与宗教的内容没有任何的联系。事实上，对于众多皈依者而言，教会作为一种教育资源可能要比教会作为一种宗教政治更具有吸引力。
无论教会教导什么内容，我们都可以认为这是对非洲殖民地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贡献，同时，它的这种教育必须放在一个社会背景之中来考察。教会的作用主要是保护殖民主义的社会关系，作为这种角色的延伸，在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也发挥了作用。因此，基督教教会强调谦逊、顺从和接受。从西印度群岛奴隶制时代开始，教会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被引进殖民地的，即不应该激发非洲奴隶使用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教奴隶唱歌，教育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明亮和美丽的，同时教育他们，他们那些住在城堡的主人为神工作，就像奴隶生活在一个悲惨的小屋里在皮鞭下每天工作20小时一样。同样，在殖民地非洲，依靠教堂传道以使人们在接受剥削时忍气吞声，教堂传达的信息是在未来的世界中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有南非的荷兰改革教会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但所有其他的教士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欧洲教士与其他白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人吸收了作为欧洲人与世界其他地方建立几个世纪联系而产生的种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为服务于殖民主义，教会经常承担起判断什么是正确文化的仲裁者的作用。非洲祖先的信仰等同于魔鬼（反正他们是黑色的），同时，花了很长时间才使一些欧洲的教士接受了盛行的构成宗教的非洲信仰而不是作为单纯的巫术和魔法的信仰。然而，尽管对非洲文化和宗教表达持有敌意，基督教教会还是进行了一些具有进步作用的工作。例如，欧洲的传教士不赞成杀害双胞胎和神裁的做法。这些做法反映出那些植根于非洲早期发展阶段的迷信思想，例如当时有些事如生了双胞胎无法得到科学解释。从而引起了对宗教的恐惧。
值得注意的是，在早在殖民瓜分以前的西非，社会上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受到宗教和社会的偏见，他们是基督教的第一批皈依者。一部分人支持的东西往往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反对，20世纪教会的文化帝国主义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当时非洲盛行的风俗如一夫多妻制在没有考虑到其社会经济功能的情况下遭受到攻击。在一夫一妻制的问题上，基督教传教士引入的不是宗教原则而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方面。由于欧洲人的宣传取得成功，他们必须努力转变非洲社会存在的大家庭模式。这种变化发生得很慢，同时，许多非洲人一方面接受了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拒绝文化附属物和欧洲传教士。
有很多关于非洲殖民地发展趋势即称为独立教会运动的报道。这是由成千上万的非洲基督徒参与的脱离欧洲教会（特别是新教教会）的一种趋势，同时在基督教非洲人的领导下建立了他们自己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这种教会活动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独立的教会具有高度的民族主义精神，就像约翰．奇伦布韦那样，他1917年在尼亚萨兰（马拉维）领导民族武装起义。有些运动是一些希望成为神父或牧师的非洲人为了反对白人传教士表现出来的种族歧视所为，常常要抗争的一个事实就是欧洲人强迫非洲人去认同欧洲人。为了反对这一概念，祖鲁人独立教会询问当地人：“你是犹太人还是祖鲁人？他们钉死了他们的主时，你在场吗？”然而，许多非洲人都接受了自我非人化（dchumanizing）的异化原则．非洲人对欧洲人的认同（他们是非犹太人还是犹太人）是殖民时代非正式教育的支柱。
归根结底，也许殖民教育最重要的原则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从历史的观点看，就像社会中上层建筑信仰的许多方面，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影响。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对家庭中父亲过度的控制并捍卫个人权利，同时反对教会和封建社会的集体规定等方面表现出进步性。然而，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为捍卫和保护个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而反对广大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权利。在殖民主义时期，当资本主义对非洲产生影响时，个人主义的理念已经处于其反动阶段。这种理念不再为解放大多数人服务而是为了惠及少数人的利益而奴役大众。
当个人主义应用到土地方面吋，这就意味着私有制，同时通过销售进行的土地转让在非洲大陆的一些地区开始流行。更为普遍的是，对于这种观点的新认识，即个人劳动应该有益于那个相关的人，而不是为了那些更广泛的集体如氏族或族群。因此，集体劳动的实践和社会分配的平等让位于累积的倾向。从表面上看，个人主义似乎带来了进步。有些人拥有大量的咖啡、可可或棉花，而其他一些人通过教育在殖民地政府中成名。作为个人来说，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在社会中成为成功的模式。任何成功的模式都是一种教育的模式，同时指导着该社会男女老少的思想和行动。
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个人成功模式实际上是以非洲社会瓦解和欠发达为背景的。
在资本家看来这是一种常见的神话，即个人通过努力和奋斗可以成为资本家。在美国，通常以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cr）作为白手起家的榜样。要实现洛克菲勒的成功梦想，就必须去剥削数百万的人才能使一个男人成为千万富翁。财富的获得不仅是因为一个人的努力工作，否则，在美国和西印度群岛作为奴隶工作的非洲人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资本家个人主义应与大众努力却未获报偿的工作联系起来看。
个人主义的观念在非洲殖民地比在宗主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具破坏性。在后者中，可以说资产阶级的兴起通过促进技术和提高生活水平使工人阶级间接受益。但是，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并没有带来这些好处，他们只是加剧了对于非洲劳动力的剥削速度，不断地出口剩余价值。在欧洲，个人主义产生了企业家和冒险者，他们引领了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征服斗争。在非洲，无论是正规的学校制度还是殖民主义的非正式价值体系都破坏了社会团结，同时促进了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人主义最严重的异化形式。这就延迟了社会试图通过它恢复其独立性的政治进程。在这一点上，人们一直认为，发展以物质环境为基础，以生产技术和源工人们工作的社会关系为基础。所谓“历史的阴谋论”，认为整个时代事件的发生，是以一组接一组的秘密策划来呈现的。我们不建议将这种方法运用到非洲与欧洲关系的研究之中。然而，就殖民教育政策而言，人们可以就近发现一群欧洲人有意谋划的元素，他们计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控制数百万非洲人的命运并将这种控制延伸到未来。征服非洲的殖民教育规划，法国人展示得最充分．因为法国政治家和官员们有公开表达他们对非洲想法的习惯。因此，这里我们将要引用法国殖民者的话来说明，为什么殖民地教育体系没有将重要的政治事务顺其自然，而是有意识地实施反对非洲人民重新获得自由的政策。
自帝国主义争夺非洲开始，法国领导人意识到在法属非洲建立一些学校势在必行，这样，法国的语言和文化就可能会为一些非洲人接受，他们就会认同法国而不是英国和葡萄牙或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这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尤其是这样。法国部长尤金·艾蒂安（Eugène Etienne）在殖民地时代开始时就说，作为“国防的一种手段”，法国语言的扩展是必要的。早在1884年，在法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下建立了法兰西联盟（[i]Alliance Fransaise[/i]），作为教育与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工具。法兰西联盟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法国帝国主义的手臂，进行战斗，这样可以帮助法国站稳脚跟＋例如，法兰西联盟这样描写19世纪后期上几内亚的法语学校：
他们必须战胜在这一地区的塞拉利昂英国学校可怕的影响．越往南方的地区，这两种语言之间的斗争越激烈，这些地区受到了母语为英语的人以及他们卫理公会牧师的侵略。
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情况，人们认为欧洲殖民权力语言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比利时鼓励当地语言作为一种分裂和延迟发展的方法。只有在德国统治的坦噶尼喀，对于作为一种教学语言的斯瓦希里语的潜力有正面反应。因此，这种早已通过贸易、政治关系和个人联系到处传播的语言获得了进…步的发展。
除语言之外，大多数殖民地的文化帝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就是宗教。在法国殖民地，教会的作用不如天主教国家地区发挥的作用重要，同时英国殖民地的新教教会也比法属非洲教会的作用更重要。原因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反教权主义方面要比任何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同时，到了1905年，法国的天主教教会在经过多年的不良的关系之后，已经完全从政府中分离出来。然而，当法国人看到教会学校帮助英国在巩固其在非洲的地位时，法国政府也要求自己国家的天主教发挥作用来帮助保护国家的利益。
从殖民者的角度来看．一旦殖民地的边界确定下来后，留下来的主要问题是确保非洲人服从和执行那些有利于宗主国的政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总是可以使用武力，但是赤裸裸的武力最好还是保留，而不是用于日常的事务之中。只有教育才能奠定保持平稳运转的殖民统治的基础。首先，欧洲人与非洲人沟通存在着基本的语言问题。大多数的时间，欧洲人使用翻译者来下达命令，但众所周知，非洲的翻译者抓住这种机会来推销他们自己。修改甚至破坏命令。在法属非洲殖民地有一种说法，“翻译等于叛国”，而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教人民大众讲法语。
接下来就是如何教育非洲人成为更好的工人的实际操作方面，就像在欧洲的工人接受了教育，他们将会更有效地为资本家生产额外的剩余价值一样。在非洲殖民地，欧洲资产阶级意识到一些教育会使劳动价值最大化。法国殖民部长艾伯特．萨罗（Albert Sat，aut）在1914年曾强调他所谓的“教育（非洲）群众的经济实用性”。更早些年前，法国对马达加斯加产生的同样效果做出了具体的声明。1899年的条例指出。教育的目的是
……让年轻的马达加斯加人成为忠诚和顺从的法国臣民．同时提供工业、农业和商业方面的教育。从而确保殖民者和殖民地的各项公共服务能够满足他们的人力需要。
在实践中，没有必要教育所有大众，因为只有少数非洲人进入到殖民地经济之中，可以通过教育这样一种方式来提高他们。事实上，法国人集中精力选择了少数人，使他们彻底地受到法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同时，他们也能帮助法国人管理其庞大的非洲殖民地。一位早期的法属西非总督威廉．庞蒂（William Ponty）谈起要形成“为帮助我们自己而努力的年轻人精英队伍”。1919年，亨利．西蒙（Henry Simmon）（当时的殖民地大臣）在非洲中学教育计划中提出，“将最好的本地人变成完整的法国人”。
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有关法国殖民教育政策的政治意义的最好表达方式；同时，也是在那个时候，一些行动开始付诸实施。1930年，法属西非的总督布雷维（Brevié）敦促要将对非洲人的小学教育扩展到更高层次从而“来帮助我们殖民化的工作”。布雷维受到的鼓励来自这样的事实，当时“一批土生土长的精英表现出来的满腔热情和彻底且排他的法国文化的迹象已经清晰可见”。在教育总监的支持下，这位总督接着制定了非洲学生进入中学并成为殖民地干部的计划。任何社会的政治体制都需要干部。恰卡的军队中最年轻的兵团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苏联的共青团员也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作为一名干部来说，涉及的不仅仅是实际工作的培训，还包括作为制度中的主导因素的政治取向。法国人和其他殖民者都非常明白这一点。以下就是布雷维表明的观点：
这些本地干部的作用绝不只是根据具体的需求培训学徒、人员和官员的事情。他们所起的作用要广泛得多。
只有在非洲北部，由于存在很多的白人移民，法国人发现的确没有必要鼓励地方精英在宗主国和总督的指导下管理事务；虽然在阿尔及利亚也出现了一些称之为“Beni。Oui Oui”的臣民，字面意思是“唯唯诺诺的人”，他们总是同意执行法国人的指令去反对他们大部分兄弟们的利益。法国政治政策在教育领域的另一个有远见的方面是他们迫使酋长的儿子接受教育的方式。这是蓄意获取曾经在独立的非洲掌握政权的那些人的忠诚，同时也是使前殖民地阶段保持连续性的企图。就像法国人自己所说的那样，通过教育传统统治者的儿子，“由我们塑造的本地干部和那些受到当地社会承认的人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
1935年，一群英国教育家参观了法属非洲，他们承认自己有一种嫉妒和羡慕的混合感，因为法国人已成功地按照法国人的意象创立了非洲人的精英——这种精英有助于法国人的殖民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所有殖民列强都培养出类似的干部来管理和支持它们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殖民帝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统治明显不可能永远在非洲保持相同的形式；亚洲已经支离破碎，非洲日趋不安。当意识到末日即将来临时，宗主国将权力交给了它们在殖民地的干部，让他们掌管在政治上独立的非洲的政策。这里要强调的是，非洲应该自由这一选择不是由殖民列强做出而是由非洲人民决定的。然而，从殖民主义到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转换的确存在着阴谋的成分。1960年，当时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ulan）发表了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说法，“变化的风吹遍了非洲”。这是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表达中国总理周恩来随后不久的断言，即“非洲已经为革命做好了准备”。为了延缓或劫持非洲革命，殖民列强又转向了为不同的日的而培养的一组人物——殖民地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精英，从中尽可能选择那些最适合于提拔做政治领袖的人物，同时行政和军事组织也都留在了类似的值得信赖的干部手中。
还有一些有远见的欧洲人认为如果非洲恢复了政治独立，那么殖民地教育体系将为他们服务。例如，法兰西联盟的创始人皮埃尔．芳欣（Picrrc Foncin）在20世纪初就表示，“有必要采用一个非常坚实的心理契约将殖民地与宗主国联系在一起，以免有一天他们的逐步解放可能以联邦的形式来结束——而他们还保留着法国语言、思想和精神”。然而，英国首先认识到他们应该给非洲的独立开绿灯。法国将一些非洲代表引进到了他们自己在法国的议会．以尽量保持非洲领土与法国的联系，英国则开始准备移交给某些选定的非洲人。
在作为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原来有（现在仍然）提供大部分政治人物和其他领袖的精英学校。英国公立学校伊顿、哈罗、拉格比和温彻斯特都是著名的英国统治阶级的培训基地，许多权威人士都认为这些学校远比大学更重要，因为这些中学的学生都会去上大学。在法国的中学阶段，过去和现在仍然可以发现，在路易大帝中学和乌尔姆街的高等师范学校里的学生，有的是未来的内阁部长和那个国家的高管。在美国，除了人人都能实现梦想的神话外，大部分的统治阶级都上了私立的高级学校，如格罗顿、圣保罗、圣马克和菲利浦．埃克塞特男校。
在非洲，能够在殖民时期上学的人几乎就进入精英阶层，因为这种即使能享受特权上小学的人都很少。此外，每个殖民地至少有一个中等或高等学院在非洲政治上的独立时代为培养政治行政人员发挥着作用。各个非洲国家的内阁部长和常任秘书长的名字可以在戈登大学（苏丹）、联盟高中（肯尼亚）、布多山国王学院（乌干达）、塔博拉中学（坦桑尼亚）、利文斯敦尼亚（马拉维）、威廉．庞蒂（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文法学校、姆凡齐皮姆（加纳）、加利艾尼公立中学（马达加斯加）和其他几个学校的花名册中找到。此外，还有麦克雷雷、福拉湾和阿奇莫塔作为存在已久的大学或类似于大学的机构。
回顾历史，现在很清楚，殖民地教育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提供了军队和警察。殖民军队如国王的非洲步枪队、法国自由军和刚果公安军培养出来的军士后来都成了独立非洲的少校和将军，有些甚至成了国家元首。虽然警察的政治地位比起军队本身要弱一点，但他们也取得了类似的快速提升。就像文职人员一样，在一段时间里，对于未来警察和军队的精英的培训只是为殖民统治者提供低级助理；但是一旦独立在即，他们马上被殖民主义者按殖民地干部必备素质的要求来选择——适宜作为新殖民主义非洲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在少数情况下，殖民列强在殖民主义后半期急忙将一些非洲人送往宗主国军事高等院校进行培养，尤其是英国的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亨顿警察学校和在法国的圣西尔军校。那些被选定为接受这种培训的人成为军事精英中的佼佼者，与那些能在非洲或是国外上大学的非洲人一样。
殖民地的大部分教育体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教育体系的设计是使其所具功能服务于特定的社会，使受教育者将他们从小获得的价值观在他们长大后为社会做决定时可以运用。在非洲，殖民主义者为了保存殖民关系，培训了低水平的管理员、教师、军士、铁路订票员等，而这些人会将殖民地的价值观带到非洲独立以后，这一点并不奇怪。同时，殖民主义者也采取行动以尽可能确保这些人拥有最有利的位置，继续管理非洲政府和履行新的政治和国家警察的权力。这样论述可能会被许多欧洲人和非洲人称为片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的确如此，这种片面性是有意而为。这表明殖民教育体系实现了它自身准备实现的目标。事情另一好的方面并不能归功于殖民教育工作者，而是出现于殖民主义者的意图和努力之外，同时也是由于非洲人民的斗争才出现了。
发展的矛盾
殖民主义时期唯一的积极发展就在于它的结束。本节的目的是简要描述这种发展是如何产生的，特别要谈谈那些受教育者的作用。
与主观地一方面解释殖民主义的好处和另一方面解释其坏处的方法相反，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紧密跟踪殖民主义者的目标和成就以及相对应的非洲人民的目标和成就。有时，非洲人仅仅限于尽他们所能来巧妙地控制殖民制度；然而，除此之外，殖民地社会会出现一些基本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有赖于非洲人重新获得人民主权后才能实现。
基于矛盾认知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因此，苏联历史学家以下面的方式研究了殖民主义的解体：
殖民主义束缚了被奴役人民的发展。为了便于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帝国主义故意阻碍了殖民地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保存和恢复了过时的社会关系形式，和。然而，受超级利润的驱动，同时煽动民族和部落之间的不发展了采掘业、种植园和资本家农场。同时还在殖民地建有港口、铁路和公路。结果，在殖民地发生了不以殖民主义者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在由资本家活动产生的称为“现代”人群的非洲人口的不同组成部分中，经济作物农民占的比例是最大的。非洲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对于殖民主义者积怨甚深，这种不满主要集中在低价收购非洲产品以及不时发生的土地让渡。农业工薪阶层和城市工人肯定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同时他们抵制工资奴隶制。他们像欧洲无产阶级自形成以来就一直做的那样组织起来进行抗争；通过坚定的组织，非洲工人团结起来远比他们单个的力量更强大。最后，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农民和那些曾在“自给自足”部门的人都加入了群众性政党。但是，尽管农民依靠的是零星的反抗和抵制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挣工资者参与的是谈判、请愿和罢工等更具连续性的行动过程。
最小的社会团体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和知识分子。如前所述，在殖民地时期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如此之少。以至于谁上过学校就享有特权且属于精英。只有少数的律师和医生，他们主要集中在非洲的北部和西部。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就是学生、职员和老师。受过教育的人群也与那些有组织的劳工领袖、传统的非洲统治阶层、退役军人和警察以及商人和独立工匠有所重合。
总之，受过教育的人在非洲独立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其所占的人口比例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把这种斗争当成自己的事业。同时说出了所有非洲人的心声。人们也要求他们提供政治组织，这将整合殖民主义的所有矛盾，同时集中在主要的矛盾方面，这就是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
最深刻的矛盾并不是在受过教育的人和殖民主义者之间。最终，殖民主义者可能做到不以任何方式减轻多数农民和工人的负担来满足绝大多数非洲知识分子的愿望，工人和农民是受压迫剥削最厉害的最大群体。然而，这些差异在殖民主义者和非洲受教育者之间持续多年，这些差异具有了决定性意义。
前文已详尽地论证。很少一部分非洲人受到过殖民教育。这种教育被限制在小学基础水平，同时教育以及思想的内容是为欧洲人的利益而不是非洲人的利益服务的。即便如此，如果不是非洲人自己的努力，入学注册的数字还会小得多。如果非洲人民群众的活动不总是与欧洲殖民者的目的相抗争的话，人读中学的机会会更加少，同时思想内容会更具负面性。总之，持续性的奴化教育从来没有完全达到其目的；相反，不同层次矛盾出现并最终导致独立。在某些情况下，殖民主义的终结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如果说非洲殖民教育史有任何辉煌成分的话，这种辉煌不存在于欧洲的剥削者掉下来的面包屑堅，而是由非洲人在掌握曾经控制着他们的这一系统的原理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巨大活力。在大多数殖民地，一开始人们都会对学校教育表现出冷漠，但一旦人们了解了学校教育代表着殖民地社会前进的不多的几个途径之一时，学校教育就成了非洲人进一步要求和推动殖民主义者的问题，这种要求和推动比殖民主义者预期的要多得多。
当非洲人辛辛苦苦进入以经济作物为特点的现代经济时，这通常与欧洲资本主义的目的相适应。但是，非洲在教育领域的行动却至少对一些殖民地掠夺的目的产生了对立的效果。
法属非洲殖民地教育在法国的政策报告中多次被提到。非洲人的努力超出了法国人想用非洲税收来资助的有限的干部数量，法国政府官员也曾就这种情况做出过评论。1930年，法属西非总督的报告如下：
每开一所新学校，学生立即爆满。到处都是很多土著人叫嚷着要上学。这里的首领希望有他自己的学校，所以他就建造了一个；或者，其他一些村庄或其他人愿意分担建立一个学校的成本。在“象牙海岸”的某些地方，村民们自己掏腰包支付老师的费用。我们的学生往往是从离学校20到50公里的地方赶来上学。
非洲人寻求更多教育和更高教育的热情并不局限于非洲大陆；虽然这种热情在一些地区表现得较早，在一些地方表现得更深入。例如，回溯到17世纪，“黄金海岸”和塞拉利昂就有欧洲教育的传统。因此，182d年《泰晤士报。教育副刊》（[i]Times Educational。Supplement[/i]）评论说，在“黄金海岸”有对教育更多更好的普遍需求，这不足为奇。就目前为止正规教育而言，正是“黄金海岸”培养了J．E．K．阿格雷（J.E.K．Aggrey）这位优秀的非洲教育家和民族主义者；他激励了非洲人的想象，使之远远超出了“黄金海岸”。
殖民剥削程度与提供社会服务之间的相关性明确。这尤其适用于教育方面，这就是为何城市、采矿和经济作物区里存在着对学校的垄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希望提高工人劳动力的政策，另一部分原因是在现金经济领域里的非洲人努力的结果。他们对殖民地政府提出要求，他们付出了很多，以获得更多上学的机会。因此，人们发现，从棕榈油获取收入的伊博人（Ibos）拿出他们微薄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学校建设，这通常会与教会联合起来做。顺便说一句，这里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教堂学校或教会学校往往完全由非洲人资助。他们支付教堂费，为教会收集捐款，有时会筹集特殊教育基金，他们通常支付学费。这种模式在伊博人地区非常普遍，在非洲殖民地的其他部分也很寻常。学校的存在应该通过教堂追溯到棕榈油的生产和人民的劳动。事实上，人们不应忘记，传教士、管理员、白人殖民者——所有这一切都是依靠非洲的劳动力和资源。
英属非洲的经济作物地区也开始实践尝试和使用农业董事会和类似机构来资助教育。毕竟，农业董事会是为了农民生产者的利益而建立的。他们集中以美元储备的形式为英国出口剩余价值；但是，在殖民统治的自治时期结束时，为了避免太多的不让非洲人享有自己劳动的工点好处这种丑闻，有人说服董事会拿出一些资金用于教育。例如，在1953年乌干达立法会议投票决定从棉花价格的稳定基金中拨出1100万英镑用于福利计划，其中农业教育获得了一大部分的资助。
在非洲人中间。有的在经济上比他们的兄弟们要好一些，一些慈善活动也帮助非洲孩子进入学校。殖民统治下的非洲教育的历史记录揭示了某些精选例子。例如，1949年在索马里成立的第一所中学就不是由殖民政府修建的，也不是由教会提议的，而是由一位索马里商人出资赞助的。当然，在非洲，人们仍在期望那些已受过教育和获得薪金的人应该反过来帮助教育他家族中至少一个成员，因为正是他家人和村庄社区经常付出的牺牲，才可以让他首先成为受过教育的人。在毛里塔尼亚和在南非的保留地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任何非洲人都会以身作则，毫无困难地这样做。
现在可以找到在殖民时期，通常在恢复非洲独立运动时期，许多非洲人取得突出成绩的传记。在阅读这些传记中，人们发现在殖民主义时期接受教育要经过多少斗争。同样的结论可以通过阅读现代非洲小说获得，因为小说家（在写所谓的“虚构”内容时）关注的是捕捉现实。一些为殖民主义辩护的人谈起教育来好像是送给非洲人的一顿大餐。其实不然。教育的机会很少，以至于人们都去争抢。他们从微薄所得中节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资金来送孩子上学；非洲的孩子为了上学，可以义无反顾地走好几英里的路。
但是，除了物质上和经济上的付出外，一些殖民地的非洲人还要发动政治斗争使非洲人受教育的原则获得批准。这些殖民地都是那些白人移民的居住地。
在肯尼亚，白人殖民者明确表示，他们认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要比一个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好，一个只受过一点教育的人至少要比受过几年学校教育的人受欢迎。有关肯尼亚教育的比彻报告（Beecher report）（1949年）受到白人殖民者的严重影响，报告坦言：
对体力劳动持正确态度的文盲，也比那些不愿意参加体力劳动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中更受欢迎。
由于白人移民在殖民体系中接近政治权力中心，他们在肯尼亚能够运用他们的教育原则；而非洲人却受到很少的教育。实际上，这意味着更多的剥削带来更多的社会设施这一条规则的例外。但是，基库尤人（他们在肯尼亚是受剥削最深的人群）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这种现状。一种方法是向殖民地政府不断地提出要求，即使是非洲人相对白人定居者而言所处的位置更为不利，但他们还是这样做。提出的要求有部分获得成功。比彻报告勉强承认了一些非洲人可就读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建议40％的非洲儿童上小学低年级。10％上小学中、高年级，1％上初中。但是，到了1960年，小学的数量是白人认为应该在此时达到数量的两倍，初中的数量是白人定居者曾经推荐数量的三倍。
此外。在地方政府不愿意修建学校或不愿意使用非洲人所纳税款资助传教士修建学校的地方，人们具有更强烈的动机来直接处理教育事务。肯尼亚有许多后来被称为独立学校的机构，相当于独立教会，事实上，这些学校大部分来自独立教会。肯尼亚的独立学校组成了两大协会，即“基库尤民族独立学校协会”和成立于1929年的“基库尤卡林加教育协会”。
在实践中，正如欧洲基督教的任务是使用学校吸引皈依者一样，独立教会对教育非常重视。在雇佣的来自美国的非洲后裔兄弟的支持下，约翰．奇伦布韦在这方面竭尽全力。
在殖民时期，伊斯兰教也激发了教育的推进。在北非，穆斯林经常感觉有必要将他们的努力引入学校，而不只是殖民者建造的学校。1936年，阿尔及利亚的改革派乌里玛（Ulema）协会启动了一个大型的小学教育课程。1955年，阿尔及利亚的小学招收了45000名孩子；1947年，这一协会也创办了大型的初中。同样，在突尼斯盛行自主资助的现代可兰经小学，为35000个孩子提供了学习的场所——相当于有四分之一的孩子可以上小学。
在摩洛哥，通过大众努力建立的穆斯林学校，具有针对妇女解放的特殊特点，吸收女孩子的比例远远高出政府的学校。法国殖民政府有意在其官方报告中不提及这样的学校，他们试图使这种学校的存在不为访问者所知。
另一个有关非洲自助教育的突出例子是由苏丹的“毕业生大会”资助的项目。1937年由学生、商人和公务员成立的毕业生大会开始了学校建设的计划。在四年里，通过自愿捐款的帮助，开设了100所学校。有一个规模不大但同样令人兴奋的实验是在1947年由两个坦噶尼喀的男生在姆万扎成立的“布加博团结学生协会”。其主要针对的是成人教育，并在短时间内吸引了10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人的青睐。组织者还建立了一个营地，在那里他们为来访者提供食宿，同时教他们识字的基础知识。
当基库尤人的农民、加入（Ga）市场的妇女或卡比尔（Kabyle）的牧羊人省吃俭用修建学校和教育他们的孩子时，这种做法不完全符合殖民主义者的目的，他们需要非洲人通过购买消费品将经济作物所得收入和其他钱作为利润流通到宗主国。因此，非洲人通过这种小的方式．建立了不同于殖民者的轻重缓急次序。这种情况在殖民主义后期有所加剧，当时人们认识到教育将在自治时代具有政治意义。
二战以后。在非洲殖民地受过较高等教育的法属非洲人在巴黎能得到法国议会的职位，而在英属殖民地的非洲人则可能成为选举或提名的地方议会成员。这些职位都完全没有权力，只是极少数人可能得到的机会；然而，它们是兴奋剂，给非洲人的概念是，教育会伴随着相当大的垂直迁升。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法属赤道非洲，非洲人总督费利克斯·埃布埃率先提出了为非洲人争取更多教育机会的要求，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迫使法国海外部的头头们接受了他的观点。随后，在同一时期，正是非洲人在立法议会的努力使教育问题得以解决。英国人精选了少数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和一些“酋长”向立法议会的总督进言。一般来说，他们就像是总督头盔上的羽毛。但是，在教育问题上，非洲人不可能回避，他们至少对于不好的状态表达自己的不满。
最终，单纯从定量的角度来看，非洲人推动殖民主义者特别是英国人给予比殖民体系内允许的更多的教育，这是一个重要的且具有爆炸力的矛盾．它帮助非洲人重新获得政治独立。
人们已经注意到，英国殖民地创造的受教育者往往要大于其殖民地经济能够吸收的程度。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因为有非洲人民的努力。尽管法国人在拒绝非洲人要求方面更严格，同时始终保持他们既定的安排，即只培训少量的干部精英来为法国利益服务。事实上，在像“黄金海岸”这样的殖民地，非洲人的努力使教育毫无疑问地超越了服务经济所需的数字。“黄金海岸”是第一个经历了“小学毕业生危机”或“中学瓶颈”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许多小学毕业的人都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找不到上中学的地方，无法找到与他们在学校所学价值观相适应的工作，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非洲社会内部分层相适应。
有人提到过克瓦米．恩克鲁玛在人民大会党里组织的是文盲。这是由那些保守的受过教育的加纳入提出的轻蔑指责，他们认为恩克鲁玛走得太远太快了。事实上，恩克鲁玛的青年旅突击队并非文盲。他们都上过小学。能够阅读宣言和非洲民族主义革命文学。但是，他们还是非常不满（包括其他事情），他们在“黄金海岸”接受教育相对较晚，在受限制的非洲可可单一经济里没有他们的发展空间。
殖民列强的目的在于实施一定量的教育来确保殖民主义的运作；非洲人则通过各种方式在较低的水平获取了比“补贴”（allowance）更多的教育，这是造成深度危机的因素之一，从而使英国人被迫考虑从“黄金海岸”撤回他们殖民机构的想法。独立时刻表也加快了反对英国人意愿的步伐。众所周知，加纳恢复独立绝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事件，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这至少强调了教育在为非洲带来政治独立上的重要性。
因为教育金字塔缺乏根基，“黄金海岸”殖民地并非唯——个出现瓶颈问题的地方。在曾经是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殖民地联邦的这一地区，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者对小学毕业生的危机提出了评论．他们声称已经有了多余的六年级小学毕业生。教育了极少量非洲学龄儿童的殖民地竟然出现了多余的小学毕业生！这意味着，殖民主义发展到如此破产的地步，使得非洲如此欠发达，以至于它都用不上少数几个受过教育的人。此外，殖民者曾经向每一个奋斗的非洲人承诺，如果他接受了教会教育。他将得到一个白领的职位和通向文明的护照；但是，离开学校后，非洲的青年们发现这些都是虚假的承诺。1960年，一个中非联邦的标准六年级毕业生写给杂志下面这封信：
当我通过六年级的考试后。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家待着，因为我找不到地方接受进一步教育。今年年初，从一月到现在，我出去找工作，但却找不到工作。如果我知道我受过的教育也没用的话，我会告诉我爸爸从一开始到六年级都不要把钱浪费在让我受教育的过程之中。
有理由假设这封信的作者反对中非联邦的白人定居者。无论他
是否有意识地将这件事情理性化，他必定会以作为殖民主义势力深层次矛盾力量——他生活方面的承诺和履行之间的差异的力量——的产物而行动。
偶尔，失意的毕业生可能会以非建设性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例如，1958年在“象牙海岸”的有关教育和就业瓶颈问题的出现；在非洲领导混乱的背景下，“象牙海岸”的年轻人认定他们的敌人是那群受雇于“象牙海岸”的达荷美人和塞内加尔人。然而，总体上，挫折的情境帮助非洲人更清晰地认识到．敌人就是殖民主义列强，因此这为增强非洲独立的运动又添加了一个平台。
非洲与殖民结构的冲突不仅在于教育数量方面，而且在其质量方面。分歧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已经提到了的有关殖民地农业教育的问题，殖民主义者似乎很惊讶，一个农学家的大陆会拒绝接受为了提高他们农业水平的教育。事实上，一些非洲人起来反对农业教育和其他“非洲化”课程的改革。似乎有其自私的精英的原因。例如，一个几内亚人要求，用于法国宗主国的教学计划不应该有一种单一的变化。他声明，“我们想要一个宗主国的课程表以及与法国一样的文凭，因为我们和法国宗主国的法国人一样”。在德国人统治的坦噶尼喀，也有人反对正规的识字教育计划的改变，因为它们从头到脚都是从欧洲引进过来的。一位坦噶尼喀有名的非洲人马工．卡扬巴（Matin Kayamba）断言：“那些认为文化教育不适合非洲人的人忽视了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事实，因此也否认了非洲人进步的重要手段。”
以上陈述需要放在正确的背景中来理解，非洲人的反应是完全有道理的。殖民主义的价值系统给体力劳动配以低价值，而给白领官僚工作配以高价值。更重要的是，殖民地经济为那些与手工技能不同的文化的或“书卷气”的教育提供了歧视性的补偿。因此，很难说服明智的非洲人，让他挖土的教育使他每年可以得到100先令，这比让他获得从事公务员服务资格且每月获得100先令的教育更合适。当欧洲人鼓吹这种品牌智慧时，非洲人表现出了怀疑。
非洲人很怀疑殖民时代的税制。他们不想被税制所算计，他们也不希望他们养的鸡被税制所算计，因为痛苦的经验已经表明，殖民主义者就是根据这些来估税的。同样，教育中也存在着问题，人们不相信殖民计划能提供不同形式的教育，因为这样的计划几乎总是意味着一个更不良的教育，同时导致一个更明显的欠发达的教育目的。殖民地教育体系旨在培养非洲人填补其体力劳动的“自然”角色的最极端例子发生在南非1953年《班图教育法》出台后。然而，由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更早时期建立的他们称为“农业学校”或“启蒙学校”的尝试就是相同的思路，后来被南非种族主义者无情地予以继承。非识字教育在表面上似乎与非洲更相关，但这种教育确实是一种低人一等的教育，是教育那些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人接受剥削和压迫。正如阿卜杜．穆米尼所指出的，“殖民教育是‘减价的’教育”．它根据欧洲标准来提供低质量的替代品，以适应被描述为知识能力有限的非洲人。在法属非洲殖民地，相同水平的文凭很少能与宗主国的文凭相比。在英属东非，一个官员要求教育者牢记自己与那些英国人试图教化的“肮脏的野蛮人”的差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进行农业教育尤其显得是一种欺骗行为。
因此，反对农业学校或农村学校的斗争是非洲民族主义者发起的一场最激烈的斗争，它有助于提高非洲社会各阶层对殖民主义剥削和种族主义性质的了解。例如，在法属西非，最后的战争结束之后，农场学校遭到了坚决反对，法国殖民政府不得不取消这些学校。在坦噶尼喀和尼亚萨，殖民主义者和非洲人民的冲突更大，因为反对农业教育与反对殖民主义强行实施的农业创新（如梯田）密切相关，而这些创新根本没有咨询过当地人，同时也没有考虑当地人民的不同条件。
在东非，英国对他们视为有关的农业教育做出了一些努力。在坦噶尼喀的尼亚卡托（Nyakato）有一个试点方案，即1930年将一个中学改造为一个农业学校。这种改造持续了九年．还有从英国和南非招募来的老师，但最后这种尝试因为遭到学生和该地区人民的抗议以失败告终。虽然学校声称要提供新的农业技术．但是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这个项目就是要定义欧洲人认为适合土著的“正确的态度”和“自然的场所”。
在20世纪40年代，非洲人试图改变教育系统的特点，他们很自然地发出了要求议会制定教育政策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需求，因为殖民地的人似乎被认为应该受统治而不能参与决策。此外，关于教育政策制定的问题，非洲人不仅惊动了政府官员．同时他们也涉及了传教士的利益，因为传教士普遍认为他们在被瓜分的非洲继承了教育。所有这些冲突都指向殖民地人民自由的方向，因为所处的背景总是带有政治权力的问题。
如果认为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是带有前瞻性地为了恢复非洲独立的意图而前进，这种推测不正确。的确很少有人早在1939年就能像卡拉巴尔（Calabar）的埃辛酋长（Chief Essien）所断言：
没有教育，我们就不可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这就是尼日利亚的经济独立和尼日利亚的政治独立。
然而，教育（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在二十年内即以为大多数非洲殖民地带来政治独立的这样一种方式，改变了战后非洲的现状。
也有少数欧洲人预见到了给非洲人现代教育的所谓“危险”性：它具有通向自由的可能性。当然，欧洲人不满意任何学校都是欧洲式的学校，特別是这些学校并没有直接在殖民主义的控制下。例如。在肯尼亚殖民地的白人移民和肯尼亚之外的其他欧洲人都不喜欢肯尼亚的独立学校。1933年，一个位于附近的坦噶尼喀的天主教传教团发出报告，警告并反对让坦噶尼喀的非洲人设置由自己控制的学校。报告指出：“在肯尼亚，独立学校造成了困难。这样的学校很可能会成为叛乱的温床。”
当为了土地和争取解放的茅茅战争在肯尼亚爆发时，英国政府所做的首要事情之一就是关闭基库尤人独立学校协会的149所学校，基库尤卡林加教育协会的2，所学校以及其他14所独立学校。它们被认为是“叛乱的训练基地”——这是在刚才引用的天主教传教团的报告中表示担心的术语。欧洲人也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们不能控制非洲人的心灵，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对他们身体和政治上的控制。
同样，在北非，法国殖民统治和白人移民或定居者也没有友善地对待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自助学校。由阿尔及利亚改革派乌里玛协会设定的学校目标是，学校应该是现代的、科学的，同时还要学习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的文化。乌里玛学校的学生在开始上课时，一起引吭高歌：“阿拉伯语是我的语言，阿尔及利亚是我的国家，伊斯兰教是我的信仰。”因此，无怪乎殖民主义者要欺骗学生和家长，同时以这些学校是煽动叛乱的温床为借口采取镇压措施。
传教士要求控制学校，因为那是教会最能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同时他们认为自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专家（他们称之为“文明”）。然而．也有其他的在殖民地和没在殖民地的欧洲人完全反对学校——不管它们是基督教学校、独立学校、政府学校或伊斯兰学校。从种族主义立场出发，他们声称为非洲人提供教育就像对牛弹琴、种族主义一些最具暴力的表达方式就是直接针对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从像卢加德勋爵（Lord Lugard）这样的个人一直到像艾伦·伯恩斯爵士（Sir Alan Burns）一样的最后的殖民地官员，许殖民主义者对受过教育的非洲人都表现出敌意。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使殖民主义者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们不符合欧洲人喜欢的“未受破坏的非洲野蛮人”的形象。
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了事件的核心，就可以断定白人种族主义者并不是真的相信非洲人不能掌握当时欧洲人所掌握的知识。相反，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的表现就在他们眼前。同时，白人移民尤其担心，如果给一个机会，太多的非洲人会彻底掌握白人中产阶级的所有知识。由此，这些非洲人会拒绝去从事每月12先令的农业劳动者的工作；他们会在半熟练和熟练的工作类型中与欧洲人竞争；总之，他们想自己管理自己。
在殖民主义的记录中，经常能遇到以下的说法：“是否有必要教育土著？你会给他们摧毁你的武器！”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欧洲人只是梦想家，因为教育非洲人并不是一种可以避免的选择，而是为了保持殖民主义运作的一种客观必然性。后来成为乌干达总督的P．E．米切尔（P．E．Mitchell）在1928年指出：“不管他是否可以后悔，当时没有任何的教育局长可以抵制对于职员、木匠、鞋匠等人员的需求——按照欧洲的训练方法来培养以满足欧洲人的需要。这些人的训练不是为了去适应他们本国人民生活的地方，而是为了满足一个外国种族的经济需要。”同时，现有的教育也是非洲人民抵抗行动的后果．他们希望在这一外来系统里向前推进。因此，那些坚决反对给非洲人教育的欧洲人是不能理解他们自己殖民地社会的矛盾的。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在保卫殖民主义的利益。首先，不管殖民者做出多少尝试，他们都不能成功地塑造他们在学校教育的所有的非洲人。有些例外的情况则是那些证明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具危险的人。其次，那些受过教育的最胆小的、被彻底洗脑的非洲人与殖民主义者存在某种形式的分歧；同时，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为了追求他们自己团体或个人的利益．帮助揭露和破坏了殖民统治结构。
牢记上述差别，人们可以将产生于殖民者和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之间的这些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同时要考虑殖民者和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中特殊人群之间产生的矛盾。
正如已经指出的，教育设施的不足和找不到工作都是那些在非洲殖民主义时期受过教育的属于低下阶层的人抱怨的内容。那些进入中学或较高等教育机构的人没有机会找到有合适报酬和能承担一点责任的职位，因为他们注定要填补的只是公务和企业管理中的低等职位。工作了二十年之后，非洲人如果能在公务员中成为“主管”，或在警察队伍中成为一名中士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同时，雪上加霜的情况是，任何做同样工作的欧洲人都要比非洲人获得更高的工资；那些不合格的和经验不足的白人的职位都被安置在非洲人的上面，非洲人做的是他们的上司应该来做的工作。要在殖民地从事公务员的工作，只要是一个欧洲人就足够了。不管这个白人是无知和愚蠢，都没有关系。他仍然可以获得丰厚的高薪和享受很多的特权。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j！cor Cobral），几内亚—比绍领导人，给出了这种类型的一个实例：
我是一个农学家，在一个几内亚人谁都知道的最大的欧洲人傻瓜手下工作；我可以闭上眼睛教他工作，但他是老板。这很重要，这种对抗真的很重要。
有关薪酬、晋升、休假、津贴等问题，都是非洲公务员协会和福利或“改进”协会最关心的、涉及大部分非洲人利益的重要问题。对于自我利益的因素不应该有太多的幻想。但是，在他们的生活标准和那些白人侨民或定居者的生活标准之间的差异以及那些使非洲殖民化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方面，他们的抱怨是正当的。教育的过程武装了一些非洲人，使他们了解了国际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以及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理想和作为否定了自由的殖民主义系统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的最令人不满意的可信度差距。不可避免的是，受过教育的人开始为要求民族独立的方向所吸引，就像以前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印度次大陆所做过的那样。
根据西班牙官方消息来源，据说在西属几内亚的学校系统实现了殖民者所有预期的目标。培养出来的非洲人喜欢西班牙人更胜于西班牙人喜爱他们自己，而且没有产生殖民政权的反对者。人们难以相信这种断言的真实性；西班牙人照顾得很好了，外面没有人风闻到像西班牙的非洲小殖民地的什么事情。然而．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在西属几内亚的殖民地教育体系只是按计划创造了粉饰过的非洲人，这是一般规律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外。无论证据是否充足，这表明了殖民教育的文化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但从来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它按计划培养了许多“忠实的基库尤人”、“可靠的人”（原文为Capicornists，疑为“Capricorn”摩羯座之误，属该星座的人都比较可靠）、“亲英派”（Anglophiles）、“亲法派”（Francophiles）等；除此之外，同时它也培养了那些殖民主义者称为暴发户、不满分子、煽动者、共产主义者、恐怖分子的非洲人。
从殖民主义者的角度来看，麻烦问题往往从那些还没有完成学业的非洲学生开始。例如，苏丹就有民族主义学生抗议的历史；在这方面马达加斯加更是表现突出。从20世纪初，尽管两位法国总督都采取了具体措施，但是还是在马达加斯加出现了一场学生的政治运动。1816年，马尔加什学生组织了维·瓦托会社（Vy vato souety），目的在于将法国赶出去。当维·瓦托会社被发现后，学生们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然而，正如经常发生的事件一样，学生们从同伴的殉难中获得启示，他们又重新出现在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中。
进入宗主国上大学的学生都是白人殖民主义统治者从非洲人中选择的最受青睐和宠爱的欧化非洲人；然而，他们也是首先发出争取自由、平等、博爱这种声音的人，认为他们所受教育的这些内容应该运用于非洲。战后，法国的非洲学生被小心翼翼地安放在当时保守的法国国家学生的行列，但他们很快就反叛了，形成了“黑非洲学生联合会”（FEANF），成为共产国际学生联盟的附属组织。在英国，非洲学生形成多种族群和民族主义组织，并参加了泛非主义运动。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那里学习英国宪法和宪法法律，而（物有所值的是）“自由”一词经常出现在这些语境中！
在殖民时期的某个阶段，统治非洲人的法西斯分子试图完全避免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例如，在1922年和1941年之间，意大利法西斯统治索马里时，他们从历史教科书中抹去提马志尼（Mazzini）和加里波第（Ca1ibaldi）这两位19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章节。然而，接受过这种教育的职员和士官加入了“索马里青年联盟”，作为民间力量的领袖为独立而战。
重要的事实是，真的没有必要从欧洲的书中得到自由的观念。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从欧洲的教育中获得的是一个对政治自由概念的特别构想。但是，从他们自己对自由的本能倾向中做出回应并不需太多的努力，正如刚刚提到的索马里的实例中指出的那样。尽管有最周密策划的步骤力图将这种倾向消灭，但追求自由的普遍倾向却在非洲人身上表现出来。
在殖民地，受过教育的非洲人都没有表现并保持对殖民主义者的全面忠诚。教师可以说是已完全沉浸在统治文化之中，进而将这种文化传播给其他的非洲人。但是，在最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锋。非洲牧师被认为是上帝的忠实仆人和欧洲人的助手，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教会就在尼亚萨兰孕育出了约翰·奇伦布韦．不久之后，在刚果，西蒙·基班古（Simmon Kimbangu）就开创了自己的独立教会，实际上他还威胁殖民主义者要引进布尔什维克主义！
注意到殖民主义者不能确定其非洲军队的忠诚度这一点特别有趣。人们一般认为军队和警察是延续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及其价值观的教育和社会化机构。他们如何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可以从回到大陆的缅甸和印度支那退伍军人数目来看，他们回来是为了忠实地履行英国和法国的政策。中非共和国的博卡萨上校（Colonel Bokassa）和上沃尔特的拉米扎纳上校（Colonel Bomizana）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他们两人都完成了在越南的战斗，正准备与南非种族隔离的法西斯国家对话。然而，在两次战争之后，返回的士兵在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也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并且，在殖民地的统治即将结束时，非洲的军队和警察偶尔也有哗变，如1959年在尼亚萨兰所发生的那样。
非洲工会会员也进了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学校”。刚开始，非洲那些挣小钱的行业的组织和活动深深地困扰了殖民主义者。他们最初是希望对下人的不满进行镇压，后来（当这种情况不可能成功时）他们就拉拢并将这些工人的不满引导到“可接受”的渠道。
英国工会理事会赞助了一些非洲的工会，并试图让他们接受将
企业事务（如工资和工作时间）和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但是。工会理事会代表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在非洲并没有成功地阻止工人阶级。非洲工人能够明白，私人雇主和殖民地政府之间没有区别。事实上，殖民地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雇主之一，工人针对他们有很多的指控。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人们经常见到与争取独立斗争有关联的罢工，特别是在“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和苏丹等地。
在法国殖民地，法国工人和非洲工人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种非常尖锐的形式。法国工会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联合会，CGT）坚持认为，非洲人不应该有单独的工会，而应该是法国工会的成员——就像其他任何法国工人一样。这一安排为那种认为达荷美和科摩罗群岛等地方不是法国殖民地而只是其海外领土的司法政治虚构说法提供了支持。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是同法国工会决裂并建立独立的非洲工会的先驱者之一。在这样做吋，塞古·杜尔明确指出，殖民主义形势下的主要矛盾是以殖民地人民为一方，以殖民国家为另一方的矛盾。只要非洲工人还是被殖民者，他们应该首先将自己看成是非洲的工人，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成员。这种解释完全符合实际，从而使工会运动在法属西非发挥了高度政治化和民族主义的作用。这一成就击败了法国白人工人的沙文主义（chauvinism）以及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大城市白人工人阶级对待他们非洲同行的态度受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种族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事实上，种族因素加剧了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主要矛盾。每一个殖民地都存在开放性或虚伪性不同的种族主义。有时，白人种族主义是邪恶的，有时又是家长式作风。它也不一定必须反映欧洲从经济上剥削非洲的愿望。在南罗得西亚，种族歧视与白人定居者力图保持他们的工作和偷来的土地紧密相连；但是当一个半文盲的白人检察官侮辱了一个受过教育的塞拉利昂人时，这可能被称为“无必要的”行为。在这种背景下的种族主义实际上危及经济剥削，这只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种族偏见的表现。
由于奴隶贸易历史的驱动，种族矛盾远远超出了非洲海岸。毫不奇怪，泛非主义思想由西印度群岛的人如加维（Gatvey）和帕德莫尔（Padmore）、北美人如W．E．B．杜波伊斯和阿尔斐俄斯．亨顿（Alpheus Hunton）等进行了最有力的表达。这些人都是在以阶级和种族为基础进行剥削的国际资本主义结构里接受的教育。当意识到他们在美国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到自己是黑人以及非洲的贏弱这一事实的制约之后，泛非主义者被迫来应付欧洲对非洲大陆的剥削和压迫这个中心问题。不用说，宗主国的统治者们从未想到过他们对新世界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施加的耻辱最终会激发起来帮助非洲人解放自己。
非洲产生三十多个主权国家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特点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既有不同群体的非洲人的深思熟虑，也有殖民列强的精心谋划，还有宗主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悉心算汁。非洲独立受到国际事件的影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崛起、中国和印度的独立、印度支那人民的解放运动和万隆会议。在非洲大陆本身，有了“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效应，所以有了纳赛尔（Nasser）领导下的埃及的重新嵋起，有了加纳、苏丹和几内亚早期的独立，以及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战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推翻当时仍然存在的殖民主义统治。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恢复独立的运动是由人民发起的；而且．无论那个目的实现到何种程度。我们必须考虑人民的驱动力。
1948年，法国人在布拉柴维尔举行的会议上（由戴高乐将军主持）明确提出，“即使在遥远的未来，也要避免在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众所周知，法国人在受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有益教训之后，终于考虑承认非洲人民独立的想法。更有甚者，当1958年几内亚选择独立而不是接受永久当法国人的脚凳时，法国的政府官员在驶离几内亚之前，其行为的的确确就像疯了的野猪一样。他们实在不能面对非洲独立的思想。
除了葡萄牙人，比利时人是最不情愿在非洲民族主义面前撤退的殖民主义者。1955年，一位比利时教授提出三十年后刚果独立。他却被视为是一个激进分子！当然，刚果成了被帝国主义成功劫持了非洲革命的地方之一。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首先，就比利时人而言，刚果人和非洲人的强烈要求使独立具有了可能性；其次，正是在卢蒙巴（Lumumba）领导下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这种强度和潜力，迫使帝国主义只能采取谋杀和入侵的行动。
英国人反复强调的事实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立刻承认政府自治的观念；但政府自治是来自独立的长期要求，而为独立培训人的概念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噱头。马杰里．佩勒姆夫人（L，ady Margery Perham）代表了一种家长式的殖民主义者的真实声音，她也承认殖民部有关独立的时间表在已经动员起来的非洲人民面前只能放弃。就此事而言，直到群众政党开始像岩石滚下山式的行动开始之前，甚至连非洲领导人也从未希望如此迅速地实现国家主权的目标。
事实是，这种对独立运动中受过教育的非洲人所起作用的集中分析，并不是贬低广大非洲人民群众进行的重要活动，包括其巨大牺牲。总之，完全可以说，作为一个集体的非洲人民破坏了殖民主义者的计划并获得了自由。这样的立场似乎仅仅是非洲独立某种美好浪漫的观点的复兴。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很流行；然而，恰恰相反，它是对于非洲新殖民破旧现实的充分认识。这种观点需要被肯定（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和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甚至“标榜独立”也代表着摆脱殖民主义的一种积极发展。
确保主权属性是恢复非洲独立过程中的一个阶段。1885年，当非洲在政治和法律上被瓜分吋。人民和政体就已经从根本上失去了自由。从15世纪开始，非洲在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已失去了对自己经济的许多控制。然而，在瓜分时期丧失政治主权具有决定性意义。根据同样的推论，20世纪60年代政治主权的恢复显然构成了恢复最大限度的自由以及在各领域进行选择和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第一步。
此外，在民族革命时期产生了某些少数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代表着未来非洲发展的根源。大多数非洲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甚至是劳工运动的领导人。坦率地说都是资本主义者，并充分分享他们资产阶级主人们的思想。乌弗埃一博瓦尼（Houphoue卜Bo咕ny）曾一度被法国殖民主义者称为“共产党人”！他在1948年竭力为自己辩护并抨击对他的虚假指控：
我们与（法国）共产党有良好的关系，这是真的。但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就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说我，乌弗埃一博瓦尼——一个传统酋长，一个医学博士，一个大的财产所有者，一个天主教徒——是一个共产党员吗？
在独立的时代．乌弗埃一博瓦尼的推理应用于许多非洲的领导人。有些人是例外，他们要么完全拒绝了资本主义的世界观，要么至少诚实地坚持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的理想主义原则如个人自由，他们通过体验而最终意识到，在人剥削人制度的社会中那些理想只能保留在神话之中。显然，所有非顺从型的领导人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殖民教育的目标发生了直接的矛盾；同时他们与殖民者的分歧太深，不可能仅仅通过“标榜独立”来解决。
迎接非洲独立的盛况，有隆重的仪式和传统的非洲音乐和舞蹈．“新的一天已经到来”，“我们正在跨人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政治王国”——这些都是那一天说的话，人们不断地重复直到它们成为陈词滥调。然而，所有的来来往往，从科特努（Contonou）到巴黎，从伦敦到卢萨卡（Lusaka），以及所有的国旗的升降不能说已经失去了意义。在提出任何有关诗意般的组织、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新的选择之前，殖民主义者所直接控制的军事和司法设施的撤离是必要的。
上述问题被少数非洲领导人非常严肃地提出来，他们以自己的思维模式单独走上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存在的问题不仅放在非洲和欧洲之间同时还有非洲内部的不平等和矛盾之背景下进行思考，作为对四个世纪的奴役和一个世纪的殖民主义的反思。对农民和工人大众而言，摒除公开的外国统治实际上为对剥削和帝国主义进行更基本的评估扫清了道路。即使在喀麦隆，这里帝国主义者残酷镇压农民和工人并任命了傀儡政权，人民大众已经在参与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方面取得了进步。这就是自觉行动的元素，意味着通过掌握客观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的遗产来创造历史的能力。
阅读指南
殖民主义统治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可以作为再现历史的基础之一。即使是对于那些在非洲历史方面是非专业的人士来说都应该看一些原始资料，如黑利勋爵（Lord Hailey）编撰的数据。我们还可以非常谨慎地从一些人类学文献中获得关于非洲社会结构详细变化的信息和见解。
然而，首先，遭受过殖民主义统治的这一代人仍然是非洲大陆历史的活见证。从非洲人民的经验中得到的集体知识是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历史上最真实的依据。不幸的是，大部分经验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从一些著名的非洲人传记中可以大致了解一些情况，如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c）、克瓦米·恩克鲁玛、奥津加·奥工加（Oginga Qdinga）和卡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同时可以找到这些人和其他领导人特别是姆瓦利姆·尼雷尔（Mwalimu Nyerere）和塞古·杜尔的政治著作．在第五章文献中提到的帕德莫尔和亨顿的著作就与这方面的内容很有关系。
Jack WODDIS，[i]Africa，the Roots of Revolt[/i]，London：Lawrenceand Wishant，1 960。
——[i]Africa，the Lion Awakes[/i]．
GANN．L.，and DUIGNAN，PETER，[i]The Burden of Empire[/i]。New York：Praeger，1967。
第一位作者及其作品是众所周知的支持非洲反殖民主义立场的。第二个例子是殖民主义者的解释，这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SLOAN and Kitchen，[i]The Educated African[/i]。
ABDOU MOUMINI，[i]Education in africa[/i]，New Yock：Praeger，1968。
从数据的角度来说，第一本书是有用的。从分析的观点来看，姆米尼的书属于一流。
RANTZ FANON，[i]Black Skins，White Masks[/i]，New York：Grove Press，1967．
——[i]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i]，New York：Grove Press．1963．
——[i]Towards the african Revolution[/i]，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7。
这些研究具有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对涉及美洲或非洲大陆上的非洲人的奴役和殖民的心理的揭示方面。法农在对非洲殖民主义的最后阶段和新殖民主义的出现方面的分析无人可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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