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第三章 论苏联
1．苏维埃的热月与“蜕化的工人国家”论
在挪威的流亡地，托洛茨基写下了有名的著作《被出卖的革命》（1936年），对他的苏联观做了系统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我国曾出版过这部书的译本，但由于那是向斯大林一边倒的时代，人们对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不断革命论又毫不理解，所以这部书几乎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断革命论、特别是在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托洛茨基的苏联论的前提和基础。根据这种理论，将不可避免地预见到，西欧各先进国家的社会革命的挫折，不能不引起革命俄国本身的某些倒退性变化。
列宁曾经说过：“……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1]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这种“向后作巨大的跳跃”是不可避免的。在前一章里曾引用过托洛茨基的这样一段话，他说：“……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加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托洛茨基把这种“危险”看作是什么？又如何估价这种“危险”的程度呢？
[1]《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03页。
我准备从托洛茨基的苏联论的各种主张里摘出以下几条，把它大致综合起来叙述：
一、不仅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可能出现热月时代；
二、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是“蜕化的工人国家”，但“蜕化的工人国家”不是长期的存在物，而是“插曲式的倒退”；
三、即使苏联“蜕化”了，只要它还是工人国家，就应该无条件地拥护它。但这决不是拥护斯大林主义官僚，而是要求打倒他们，依靠人民武装起义，发动革命打倒他们。“第四国际认为，必须通过劳动人民的革命起义手段打倒官僚”[1]，这是“第二次补充性革命”，没有这场“政治革命”，俄国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45页。
四、在反对把苏联看作官僚集产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时，托洛茨基提出的论点，特别是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除去把“插曲式的倒退”的观点挪到最后外，准备大体按以上顺序进行批判性的解说（我建议读者看一看托洛茨基写的《被出卖的革命》以及《托洛茨基选集》第9卷中有关苏联的论述。详细阐述此处从略。这里谈到的只是几个最能引起争论的问题）。
1928年12月，在被驱逐出国的前夕，托洛茨基写信给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写道：“理论演绎和政治经验证明，历史反作用、否定、即反动时代，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后也有可能产生。在苏联，在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加大的条件下，在结果是为热月清扫了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已经生活了六年。这种反动在党内最明白、最成熟的表现，就是对左派的野蛮驱逐、迫害以及对左派组织的破坏。”[1]
[1]托洛茨基《我的生涯》日文版，第2卷，第1005-1006页。
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和山岳党人被保守派推翻的日子是法国革命历经的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热月即由此得名。它一般是指对革命的反动或反革命。托洛茨基认为，热月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发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也有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仅仅进行一次是不能达到所期目的的，补充它、完善它的革命可能会屡次发生，在这期间，在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和第二个高潮之间，就可能出现热月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也就存在着同样的可能性。如前文所述，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看来，只要革命不一定从资本最发达的国家开始，只要落后国家先进行革命，只要其他国家，特别是各先进国家不紧紧跟上，无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热月的可能性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如前文介绍，列宁也曾说过：“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1]因此他在理论上也考虑到了热月的可能性（然而如果站在斯大林等人的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就不会在理论上考虑这种可能性。如果考虑这种可能性，也只是在国外进行军事颠覆的情况下）。
[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67页。
但是，托洛茨基虽然指出了，在自己这一派以及自己这一派与季诺维也夫派、加米涅夫派的联盟遭到镇压后，苏联存在着走向热月的危险，然而当时他认为这只是趋势，反对把热月看作苏联的既成事实。例如，对于广义的左翼反对派中的一支“民主集中派”（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等人）以及德国的左翼反对派胡戈·乌尔邦斯等人提出的这种主张，托洛茨基就曾表示过强烈的反对。从1935年前后开始，托洛茨基才逐渐认识到，自1924年列宁逝世后起，热月就已经是苏联的既成事实了。他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俄国大革命的热月不是在我们的前面，它已经远远在我们的后面了。”“1924年——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开始。”[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05、116页。
我也认为，西欧各先进国家革命的挫折是产生苏维埃热月的主要客观条件。加上与此有关的、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由于采取了笨拙的策路而被斯大林派击败这一主观条件，苏维埃热月不幸是不可避免了。然而，所谓“热月”究竟是什么呢？在反对把苏维埃热月视为苏联的既成事实的观点时，托洛茨基下了这样的定义：
“热月并不意味着一般的反动，即不意味着革命阵营的后退和衰败时期。这个词有着远为严格的意义。它标志着政权转到了其他阶级的手里，在此之后，革命阶级不凭借武装起义就不能恢复自己的政权。”“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时，热月标志着，政权从无产阶级手里转到了资产阶级手里，此外别无其他意义。如果热月完成，俄国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29、42页。
在下了这样的定义后，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主义俄国的“蜕化”迄今尚未完成，因此，“一如既往，俄国反对派根据这一基本事实采取的政策不应是革命，而是改良。”[1]然而，1935年前后，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根据有名的“社会法西斯主义”[2]理论采取的政策在德国造成惨败后，托洛茨基开始认识到，自列宁逝世后，苏维埃热月就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他开始主张在苏联进行“第二次补充性革命”，而不是改良。但是，这场“革命”只是一场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治的“政治革命”，而决不是以根本变革社会经济组织为目的的“社会革命”[3]。托洛茨基对与之意见相左的马科斯·夏哈托曼说：“如果苏联已根本不再是工人国家，那么，要求进行的就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了。”但是，由于后面要谈到的理由，托洛茨基认为苏联还是“工人国家”，他要求进行的革命仅仅是“政治革命”。因此，他提出的口号是：彻底“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无条件捍卫苏联”。
[1]同上，第31页。
[2]作者说，所谓“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指三十年代前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提出的一种理论和策略。其中心内容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双生子。社会民主主义应是各国共产党人的主要打击对象。那种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主要敌人的观点是对工人的欺骗。作者认为，这种主张直接导致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泛滥。详见本书第4章《对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批判及第四国际》——译者。
[3]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76页。
但是，从以前（1929年）所作的“如果热月完成，俄国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的定义看，这个口号岂不是矛盾的吗？不，并不矛盾。因为到了这个时候（1935年），托洛茨基已经改变了热月的含义。托洛茨基在1939年写道：
“……回过头来看一看热月问题。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主张，在苏联，热月不过是正在酝酿，还没有完成。此后，由于要给同热月所作的对比以更加正确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性质，我们得出了热月早已发生了的结论。虽然这样公开地修正了自已的错误，但我们的队伍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动摇。”[1]这就是说，1929年的定义是错误的。那么，经过修正的新定义是什么呢？1935年，托洛茨基在一篇文章（《今日苏联——工人国家与热月以及波拿巴主义的问题》）中写道：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47页。
“1794年的热月使政权从国民公会的一个集团手里转到了另一个集团的手里，从一部分胜利了的人民的手中转到其他阶层手中。热月是反革命的吗？——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取决于赋予反革命这一概念以多么广泛的意义。1789—1793年的社会变革（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从本质上说，它是要以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取代固定的封建财产。与这种革命相应的反革命，应该是重新恢复封建财产。但是，热月没有作这方面的尝试。罗伯斯庇尔在职员中寻找支持，政府求助于中产阶级，波拿巴则与银行结盟。然而，这些变化……完全是在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热月是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热月9日的政变没有清算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果。但是它却把权力转移到了更稳健更保守的雅各宾党、转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更富裕的分子的手里。今天，苏维埃革命也在向右转。虽然比起热月来，它采取了更缓慢、更隐蔽的形式。不可忽视的是，与此、即与热月完全相似的过渡，很早就产生了。……就社会而言，无产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来是更加划一的。但是，它的内部也有许多阶层。取得政权后，在官僚以及与官僚结为一体的工人贵族开始形成的整个时期，这一点极其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左翼反对派的被粉碎，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说明，政权从革命先锋手里，转到了更保守的官僚分子和工人阶级上层手里。1924年——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开始。”[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97、104-105页。
这就是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决没有“清算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果”，它是“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那么，它虽然是“反动”的，但却根本不是“反革命”的吗？
托洛茨基的这个新见解忘记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不同。我不能赞同这种错误的类比。这一点放在后面谈。总之，托洛茨基根据这一思想，于翌年写了《被出卖的革命》一书，提出了苏联是“蜕化了的工人国家”的观点。这部书脱稿于1936年8月，即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清洗审判的前夜。托洛茨基说：“历史还没有决定苏联的性质”。直到1940年8月21日被格伯乌的走狗杰克·摩尔纳尔（加泰罗尼亚人拉蒙·梅尔卡德尔）暗杀前，他曾执着地、反复地谈到过这一点。可以说，“苏联的现存政治体制是比总统时代更接近帝政时代的‘苏维埃’（或反苏维埃）的波拿巴体制，但就其社会基础和经济发展趋势而言，苏联今天仍然是工人国家”[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16页。
托洛茨基起草的第四国际的纲领（1938年9月）中写道：“苏联是从十月革命中产生的工人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开创了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可能性。但是与此同时，工人国家的机构却完全蜕化了。它从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了官僚对工人阶级施加暴虐的武器，并愈益成为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的武器。落后的、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转化为无所不能的特权阶层，现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成为对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最有力的反驳。因此，苏联虽然呈现出可怕的矛盾，但它仍然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这是社会的诊断。政治的诊断则具有二者择一的性质：或是官僚愈益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机构，废除新的所有形式，复辟资本主义；或是工人阶级粉碎官僚，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84—285页。
不言而喻，社会主义革命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或第一阶段。它扬弃了阶级与阶级的对立，从而也导致了政治国家的消亡（列宁说：“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这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存在。这当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起一定公共职能<分配上的“平等权利”等>的、非政治的<权力>的残余存在。详细论述见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167—170页。关于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理论的歪曲，请参看《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8—12页）；在经济上，这是在价值规律消亡的情况下，以实行“劳动证书”（见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1章、第2章）制度为特征的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后还不可能立即进入这个社会。在此期间，还存在所谓“过渡时期”，在政治上，这一时期被规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托洛茨基否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所以当然不承认斯大林主义的俄国进入了上面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不由人民起义推翻斯大林主义官僚，俄国就不能到达社会主义。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仅仅是处在上面说的过渡时期社会（工人国家），而且这个过渡时期社会（工人国家）遭到了官僚主义式的歪曲，其歪曲及蜕化的程度是极其深刻的，以致于必然而且必须进行“第二次补充性革命”（推翻斯大林官僚的政治革命）。没有这场“政治革命”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根据其情况，或许“完全有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1]——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就是处在这种变幻未定的中间阶段。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5页。
那么，既然俄国被歪曲和“蜕化”到必然和必须进行“政治革命”，托洛茨基还认为它是“工人国家”吗？联系到热月问题，对于不进行“政治革命”就不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托洛茨基还只把它看作“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而不认为它是根本意义上的“反革命”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介绍托洛茨基对于“蜕化了的工人国家”的“蜕化”状况的意见。在《被出卖的革命》等书中，对这些意见有详细的记述，由于篇幅的关系，希望读者能看一看这些书。这里，准备通过介绍托洛茨基对俄国“政治革命”提出的几项要求，从深处揭示他的主张。
“苏联的新的革命高潮，在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的斗争旗帜下，显然已经开始了。打倒官僚特权！打倒斯达汉诺夫主义！推翻苏维埃贵族以及其等级和官级！对一切形式的劳动支付更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及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把苏维埃这个阶级机关变成了（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神话。不仅需要在苏维埃恢复它的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还要恢复它的阶级内容。就象从前不让资产阶级和富农加入苏维埃那样，现在需要把官僚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赶出去。只有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以及红军士兵代表才能加入苏维埃。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1]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要通过自由投票来表示，他们认为哪个党是苏维埃政党。
[1]请注意：“各苏维埃政党”是复数。也许有许多人认为，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先锋”，因而无产阶级专政应以一党制为原则。当然，在不出现种种政治强制的情况下，这是可行的，但不一定是原则。恩格斯曾经说，要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就请看一看巴黎公社，而巴黎公社实行的决不是一党制。虽然“无产阶级就其社会构成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差异性最小的阶级”，但它也有各种阶层。“由于有的向前看，有的往后看，所以同一个阶级也可能建立起几个党。”（托洛茨基语）。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存在曾经得到了认可。它们被取缔，只是由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外条件所造成的暂时的特殊情况，“最初，党希望在苏维埃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但是，内战严格地修正了这个预见，各反对党相继被取缔了。苏维埃领袖们并没有把这个与苏维埃民主精神明显冲突的措施奉为原则，而把它看作为了自卫的权宜之计”（《被出卖的革命》日文版第100页，《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35页）。特别是，托洛茨基考虑到了斯大林专政下的经验，允许并要求有复数的“苏维埃政党”。在关于莫斯科清洗审判事件的听证会上，托洛茨基说：“需要准备两个党……多半是三个或四个党的活动舞台”（《列昂·托洛茨基事件》英文版，第440—441页）。当然，这里说的各党是苏维埃体制内的党，与资产阶级的党无关一一作者。
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从上到下地修正计划经济！工厂委员会必须夺回管理生产的权利。民主地组织起来的消费者协会必须监督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按照在当地劳动的工人的意志和利益，组织集体农场！
摒弃官僚的反动国际政策，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布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外交文件！反对秘密外交！
在完全公开、公开辩论的情况下，诚实地重新审理由热月官僚演出的一切政治审判。只有被压迫群众的胜利起义才能复活苏维埃制度，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能够引导苏维埃群众起义的党只有一个——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党”[1]。
[1]《第四国际纲领》《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88—289页。
把以上各项要求与托洛茨基的以下论述对照起来看，就会抓住更清晰、更一致的要点。
“把苏维埃制度定性为过渡性的或中间性的，意味着放弃了资本主义（从而还有“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种定了形的社会范畴。但是，这种定义不仅本身不十分完善，而且还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现存苏维埃制度只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它完全有可能向后倒退到资本主义。更完全的定义不能不是复杂、冗长的：
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
1．为了使国有财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生产力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发展路程；
2．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缝隙，产生着由于贫穷而导向原始积累的趋势；
3．残存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方式，成为社会的新的分化的基础；
4．经济发展逐渐改善了工人的境遇，但却迅速地生产出特权阶层；
5．官僚利用社会对立，使自己成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专制阶层；
6．执政党虽然背叛了革命，但是社会革命仍存在于所有关系及劳动群众的意识中；
7．正在积蓄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可能导向社会主义，也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
8．在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摧毁工人的抵抗；
9．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推翻官僚政府。结局是，问题要在国内舞台及国际舞台上，通过活的社会力量的斗争来解决”[1]。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5—246页。
托洛茨基在上文里概要地论证、展示了斯大林主义俄国的“蜕化”或变态。那么，为什么苏联仍然是“工人国家”呢？一言以蔽之，这是因为，生产资料国有化是十月革命创造的成果，它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保存了下来。与此相联系，政权虽然确实从工人群众手里转到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手中，但是这种统治官僚不是工人阶级这个整体之外的阶级，而不过是工人阶级中蜕化了的、“资产阶级化”了的特权阶层。如前文所述，托洛茨基说，政权“转到了更保守的官僚分子和工人阶级上层手里”。不过他认为官僚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这就是著名的阶层论。
“各阶级在经济社会组织中所处的地位，主要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了它们的特征。在文明社会，所有关系是由法律确认的。土地、工业生产资料、运输以及外汇的国有化和外贸垄断，成为苏维埃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我们看来，苏联的无产阶级国家性质，在根本上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决定了的。”[1]“官僚仅仅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才继续保留了国有财产。这种成为救星的恐怖，是由布尔什维克、处于非法地位的列宁主义者的党（左翼反对派）所培育、所支持的……官僚作为有意识的政治势力背叛了革命。但是，获得胜利的革命幸而不仅仅存在于纲领中和旗帜上，不仅存在于政治制度中，而且还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体制里。仅仅背叛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推翻它。统治阶层背叛了十月革命，但却没有能够推翻它。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所有关系、无产阶级的活的力量……有着伟大的抵抗力。”[2]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5—246页。
[2]《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2—243页。
托洛茨基还写道：
“今天的斯大林统治与革命初期几年里的苏维埃统治既相似又不相似。一种制度取代其他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过某些方式，通过官僚反对无产阶级的某些小规模的内战而产生。历史的结局是，苏维埃民主由于社会矛盾的压力而炸毁了，官僚利用这种压力，从群众组织手里搜取了政权。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谈论官僚专政，甚至可以谈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但是，官僚专政的社会内容恰恰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这种篡夺是可能的，而且能够保持到现在。因此，我们说，虽然在官僚专政中遭到歪曲，但无产阶级专政无疑仍得到了体现。这是完全正确的。”[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03页。
“官僚专政——被歪曲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在托洛茨基的最后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斯大林》中被反复阐述[1]。托洛茨基认为官僚仅仅是一个特权阶层，一个在无产阶级国家中一时生产出来的“癌肿瘤”[2]。从“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以及“被歪曲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出发，他从根本上反对官僚是一个阶级的主张。这是必然的。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着的。因为，如果把斯大林主义统治官僚定性为工人阶级（在标准的“过渡时期”社会，工人阶级处在本阶级自我扬弃的过程中）之外的一个阶级，那么按照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工人国家”的观点就不能维持了。所以托洛茨基完全反对官僚是一个阶级的主张（对此所作的批判后述）。
[1]《斯大林》日文版，第2卷，第534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48页之后部分。
总之，根据上述苏联观，在西欧资本主义与苏联的对立中——虽然绝对不降下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旗帜——必须“无条件捍卫”苏联。这就是托洛茨基的根本战略观点。
2．“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的缺陷与托洛茨基的国家资本主义观
在上一节里，我指出了，在苏维埃热月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无视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根本差别，将它们做了错误的类比。这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托洛茨基本人的言论就涉及过这个问题。
“在从农奴制下解放农民、并分给他们土地的深刻的民主革命之后，一般是不可能出现封建的反革命的。被推翻的君主制度也许能再次掌握政权，让中世纪的亡灵包围自己，但是却已经无力重建封建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的关系一旦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将自行发展，任何外部力量也无法阻挡它……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与此截然不同。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从私有制的枷锁中解放了生产力，而且使被解放了的生产力依赖于革命所缔造的国家的直接自由。资产阶级国家在革命后仅起警察作用，而市场则依靠市场自身的规律。但是，工人国家却直接担负经济家和组织者的任务。某种政体转换为另一种政体，只给予市场经济以间接的、表面的影响。与此相反，如果资产阶级政府或小资产阶级政府取代工人政府，必然将废止有计划的开端，接着就会导致私有财产的复活。同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不是自发地、而是自觉地建立起来的。向社会主义前进，是不能离开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或不得不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的。”[1]
[1]《今日苏联》《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111—112页。
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某种政体转换为另一种政体，只给予市场经济以间接的、表面的影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月却根本不同。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1]这种“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2]。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直接担负经济家和组织者的任务”。接着，便是扬弃各阶级，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这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在这里，问题在于第一个阶段，即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如果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热月，政权从无产阶级大众手中转到了他人（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政府或小资产阶级政府”）手中，例如象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转到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手里，实际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关系、所有关系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导致私有财产的复活”，也是如此、因为，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决不仅仅是国有经济，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它是“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的国有经济。托洛茨基只盯着“私有财产的复活”，却完全忘掉了“集中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这句话。
[1]《论土地国有化》《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7页。
[2]《共产党宣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9页。
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不同，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生产资料国有条件下产生的热月中，工人阶级如果被排挤出政权，当然也就被斥之于对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另一方面自然也就意味着，在生产资料国有的条件下，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官僚作为一个集团掌握了生产资料。因为在这里，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它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是生产关系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政权从工人手里转到官僚手里就不能不意味着基本的生产关系本身的变动。这就是说，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工人共同占有的生产关系、所有关系就不存在了。托洛茨基忘记了：第一、过渡时期的国有经济不是单纯的国有经济，其本质内容是工人共同占有；第二、最重要的是（后面将要谈到），过渡时期经济是以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劳动力商品化）为杠杆、征服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过程。如果官僚专政下的国有经济不是向着这个方向，而是与此相反（实际上，托洛茨基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应该说，这是生产关系、所有关系的更加有决定性的质变。托洛茨基注意的只是“私有财产的复活”，而没有着眼于这种经济学的分析。
如上面的引文所示，托洛茨基知道，在政权的转移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月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月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尽管如此，由于忘掉了以上两点，所以他说，“官僚专政的社会内容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决定的”， “就其社会基础和经济发展趋势而言，苏联今天仍然是工人国家”，虽然“不仅可以谈论官僚专政，甚至可以谈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虽然在宫僚专政中遭到歪曲，但无产阶级专政无疑仍得到了体现”。结果他作出了错误的类比，认为，如法国的热月是“产生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的反动”一样，斯大林的热月也是与之大体相似的东西。
我说过，托洛茨基忘记了“集中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这句话。托洛茨基或许会争辩说，斯大林主义官僚不是工人阶级之外的一个阶级，而不过是同一阶级中寄生的特权者。但这是本末倒置的、荒谬的见解。是阶级还是一个单纯的特权阶层，这主要是由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的，就阶层说却与之背道而驰。列宁已详细地规定了阶级的定义[1]。托洛茨基也说过：“各阶级在经济社会组织中所处的地位，主要是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特征”[2]。假令如此，就不能先验地规定官僚是一个阶级还是一个阶层，而要首先看这两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但是，上文说过，由于官僚这个社会集团掌握了国家政权，所以即使以国家为媒介的官僚个人的所有，也仍然是官僚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工人群众，无论作为个人还是集团，都被完全排斥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之外，生产资料没有“集中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因此两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不同的、对立的。正因为如此，官僚才有可能剥削工人大众。这一剥削的事实，托洛茨基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因而，应该抵制那种认为官僚是工人阶级中的暂时的、单纯的特权者的观点。虽然并非托洛茨基有意，就他的阶层说却仅仅是为了使“工人国家”的主张与马克思的国家论的原则不发生矛盾，仅仅是为了使“工人国家”的主张“合理化”！
[1]《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10页。
[2]《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0页。
再来谈“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的第二个缺陷。这就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人民武装起义问题。托洛茨基在认识到了苏维埃热月后提出，需要的不是过去所主张的“改良”，而是“革命”（政治革命）。他主张，要“依靠劳动者的革命起义手段打倒官僚”。这一点前文已有介绍。“这个危机不会和平解决，任何恶魔都不会斩断自己的魔爪。苏维埃官僚不会不战而放弃他们的地位，事态的发展显然将导向革命的道路。”[1]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75—276页。
但是，如果“蜕化”到了必须依靠人民武装起义，而且舍此则不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么，这个国家不就已经不是工人国家了吗？不就已经超出了工人国家的范围了吗？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其他什么，不需要用这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过渡时期”社会。或者，在即使“蜕化”了、但仍是工人国家的国度里，用人民武装起义推翻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即便有这种可能，或作为一种可能，它真是工人的斗争方式吗？托洛茨基在1931年曾这样说过，如果“还是工人国家”，这种斗争方式难道是不正确的吗？不，它是正确的。
“承认目前的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国家，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用武装起义以外的方法不能夺取政权，而且表示还未失去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无产阶级使官僚屈服于自己，或不发动新的革命，而是通过改良的途径和方法使党复苏，改善专政制度。”[1]
[1]《苏联发展诸问题——国际左翼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纲领草案》。
无论怎么想，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的观点与举行人民武装起义的主张都是相互矛盾的。在资产阶级民主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个资产阶级派别的政府有可能被其他资产阶级派别用武力颠覆。但是，在工人国家（虽然工人国家的政府不一定没有犯过严重错误，或不一定不存在某些腐败现象），更迭政府根本不应需要人民武装起义这种非常手段。因为，工人国家是“人民民主的惊人扩大”（列宁语），它“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就是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列宁语）。如上所说，它是包含自我扬弃的本质要素的“半国家”（列宁语）。因此，虽然存在着变态，但为了纠正它，用和平的、改良的手段就足够了。只有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工人国家的方法。如果这个国家“蜕化”到了需要人民武装起义，那就说明它已经丧失了工人国家的特殊本质，特别是丧失了自我扬弃的本质要素，因而实际上这个国家已自我表明，它脱离了工人国家的范围。斯大林主义国家正在走向自我消亡吗？——这是不可信的。无论工人国家怎样被歪曲，工人阶级也不能在自己掌权的国家举行武装起义。那样做，无异于反革命的行为。如果听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有时还需要人民武装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会大吃一惊（在马克思、列宁那里，根本不曾有过需要“政治革命”的“过渡时期”的概念。如果需要政治革命，就不成其为“过渡时期”了！）
倘若肯定武装起义，就必须放弃以往的关于苏联是工人国家的观点；如果苏联是工人国家的观点正确，就不应发动人民武装起义，而应依靠非武力的、改良的手段。显而易见，托洛茨基关于在工人国家进行武装起义的观点是悖理的（现在在仍信奉“工人国家”观点的第四国际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托洛茨基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正逐渐销声匿迹。最早摆脱这种影响的，是新近故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记者多伊彻。）。
对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的说明就到此为止了。下面准备转到托洛茨基反驳他的理论上的反对者的问题上来。这些反对者认为，苏联是官僚集产主义或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官僚集产主义的观点不大能够成立，所以这里着重以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作为中心问题。
在托洛茨基派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常成为分裂原因之一的，就是对苏联的看法问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为契机（1939年8月23日），托洛茨基派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大分裂。派别斗争从1939年8月持续到1940年4月。当时，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骨于分子马科斯·夏哈托曼和詹姆斯·伯纳姆反对“无条件捍卫苏联”，并追本潮源，对“蜕化的工人国家”观点抱有疑问。他们主张，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如今已不是值得保卫的“工人国家”，而是“官僚集产主义国家”[1]。托洛茨基对这一观点的反驳收入了1942年在纽约出版的《捍卫马克思主义》一书[2]。把夏哈托曼在此后撰写的文章包括在内，概括其意见，就是：“斯大林主义在俄国，或在它掌权的任何地方，都是残忍的极权主义——新的剥削形态”， “工人……是现代奴隶，他们的劳动力是归国家、亦即归官僚所有的动产。农民是国家奴隶，即相当于工业部门的现代奴隶的农业奴隶。”——因此，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现代集产主义的奴隶制。他主张，斯大林体制“尽管是无法预料的反动杂烩，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集产主义时代的一部分。”然而，如拉雅·多娜埃夫斯卡娅所评论的：“要使关于这种既是人类社会的集产主义时代的一部分，又依赖于奴隶劳动的社会秩序的理论站得住脚是困难的”。这一派的见解不大能够成立，所以在这本小书中也就略去不谈了[3]。
[1]参见多伊彻著《托洛茨基传》日文版，第3卷，第506页之后的部分。
[2]此书收入《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
[3]曾经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如今还在意大利健在的布鲁诺·里茨也在《世界的官僚化》（巴黎1939年度）一书里主张苏联是官僚集产主义。请参看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日文版，第3卷，第507页以下的部分。
另一方面，在托洛茨基的营垒中，还出现了一些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与第四国际分手的人。他们是：曾任托洛茨基秘书的拉雅·多娜埃夫斯卡娅[1]，约翰逊[2]，英国的托尼·库里夫，米凯尔·基多伦等。实际上，笔者从1951年起也开始赞同这个观点。最早提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的，是德国的左翼反对派领袖胡戈·乌尔邦斯（列宁同盟的领导人）[3]。
[1]此人曾著有《异化与革命》，日本现代思潮社版。
[2]此人即撰写共产国际史的O. L. R. 拉姆兹。
[3]《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73页以下部分及第153页。
由于我与这一派的主张和结论一致，所以就不能不十分关心托洛茨基为什么反对把苏联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托洛茨基说，“……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加大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那么，他为什么反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呢？他在哪些地方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呢？
首先从回顾托洛茨基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开始。托洛茨基在他起草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这样写道：
“自由资本主义虽然一次又一次地抗议经济生活的国家化，但是这已经成了既定事实。从这个事实倒退是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恢复自由竞争，甚至也不可能恢复托拉斯、辛迪加以及其他有势力的经济集团的统治。现在有一个、也只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今后由谁来作国家化生产的负责人？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卷，第30页。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次演说（《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与世界革命的前途》）中，托洛茨基进一步说道：
“饶勒斯以及与他并驾齐驱的法国改良主义者们经常谈论“民主共和国的彻底社会化’。对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只要政治权力还在资产阶级手中，这种社会化就决不是社会化，它不会导向社会主义而只会导向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这是用在国家名义下完全同一了的资产阶级商行对铁路以及其他全部企业的所有，来取代各个不同的资本家对各种工厂、铁路等等的所有。恰恰与资产阶级个人通过私人所有方式剥削‘它自己”的工人一样，作为资产阶级维持其政治权力的相同方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媒介，继续剥削无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一词证明了，真正的社会化在工人夺取政权后才会开始。为了证明这一点，反对改良主义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或者说，在争论中使用了它。”[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2卷，第318—319页。
但是，多年之后，为了反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又这样写道：
“‘国家资本主义”一词，原来是为了给资产阶级国家直接管理运输工具和工业企业时所产生的一切现象命名才出现的。对这种方式的需要本身是一个标志，它表明，生产力增长到超出了资本主义的范围，实际已造成了对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否定。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旧制度与否定自己的各种要素一道继续生存。诚然，在理论上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自己建立股份公司，由资产阶级国家来管理全部国民经济的状况。这种体制的各种经济规律没有丝毫表现出神秘的地方。众所周知，一个资本家以利润形式得到的，不是他的企业的工人直接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而是从这个国家中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里，按其本身资本额所占比例分得的一份。在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下，这个平均利润率的规律不是通过不同资本间的竞争这种曲折的道路，而是立即并直接通过国家簿记实现的。但是这种制度还不存在，而且由于所有者之间的深刻对立，它也决不会存在——由于它具有资本主义财产的总贮藏所的性质，由于对社会革命来说，国家已成为过于富有诱惑力的对象，所以也就愈发如此了。”[1]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37—238页。
列宁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反复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推进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在列宁以及共产国际的文献中，这个词被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使用）的转化。前面提到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里的话也表达了同一思想。它虽然指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国有经济的区别，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并不足为奇。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 （1920年）中阐述了这一点。列宁在评论时对此表示赞同说：“正是！”[1]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作为这种国有经济主体的国家的阶级性质与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价值和剩余价值规律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国家不是按照公社形式组织起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请参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4章），不是循着扬弃价值规律的方向，那么无论其国有化如何彻底，仍然要否定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我曾多次强调，是否理解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分水岭。
[1]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8页。
在托洛茨基的言论中，比这一点更能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托洛茨基主张，他所说的“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想象，但在实际上，在历史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就扬弃价值规律的问题再讲几句，因为这是个不大容易透彻理解的问题。
第一、废除劳动力的商品化（雇佣劳动制度）是扬弃价值规律的杠杆。在资本家的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成为全面、基本的经济规律，而资本家的商品生产又是以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基础的。回顾《资本论》中的这些论述，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列宁也说过，“所谓资本主义，就是那种甚至连劳动力也成了商品的、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
第二、只依靠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来扬弃价值规律是困难的。扬弃价值规律同时又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因为，无论实现什么样的集体化，只要生产力没有达到满足上述要求的水平，在今天这个时代，为了高速发展生产，就不得不反过来加强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剩余价值规律。这样一来，就不是征服价值规律，而是拜倒在它的面前（请参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16—19页、第340—341页）。如果只依靠集体化就可以扬弃价值规律，那么建成“一国社会主义”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天起就变得简单之至了——虽然这个国家还处在落后的经济阶段！
如果把以上内容作为扬弃价值规律的客观条件，那么其他应被称为主观条件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1]，亦即觉悟到这一点的无产阶级的斗争。
[1]《反杜林论》《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18页。
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是，在理论上诚然可以想象、但在实际上、在历史上不可能存在的情况是常常有的，我也不否认这一点。
那么，前面引文中托洛茨基所举出的两点理由在“完全的资本主义”下又会怎样呢？
首先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也认为，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例如马克思曾说过，资本集中的极限“将是在仅仅一个资本家，仅仅一个资本家公司手里合并了全部社会资本的时刻”[1]。而且如拉雅女士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不是在《资本论》的初版中，而是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特意加上去的话，所以它就更为重要。恩格斯在其著名论述中说道：“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2]
[1]《资本论》日本岩波文库版，第4分册，第119页。
[2]《反杜林论》《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3页。
恩格斯指出了国家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认为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恐怕他即使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话，大概也记住了恩格斯的话。布哈林在其批判罗札·罗克森布鲁克和兹根·巴拉诺夫斯基的积累论的有名著作《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中，也设想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并论述了它与经济危机的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当列宁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的、有监督的和有社会化的东西”，或谈到“全民的统计和监督”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269页，第32卷第326页>时，他所着眼的是相当彻底的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在实际上、历史上情况如何呢？
马克思没有特别谈到过这一点。但只要看了他所读过的《反杜林论》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会知道，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相当程度上是接近这种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的。然而，一般说来，资本主义通常步履迟缓，它很难使理论上的这种极限状态彻底化。在这一点上，我基本上同意托洛茨基提出的反对意见。然而，历史比平庸的教条主义者所想到的要复杂。例如拿托洛茨基本人也首先肯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后的热月时代的到来（在苏联，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事来说，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吗？在代表这种热月的同类政治集团掌权的情况下，它不是可能的吗？虽然现时代是高度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反动或反革命不可能倒退到复活私人资本主义，但是，使过渡时期经济向后跃入资本主义发展在理论上的极限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极点），不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吗？实际上，这才是苏联论的核心问题！
只联系生产力的问题来谈这个问题就是，在普通的资本主义下，如恩格斯和托洛茨基所说，“生产力增长到超出了资本主义的范围”，（以各种危机的直接发生为媒介）一般造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虽然要达到上面所说的极限发展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虽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国有化，但生产力还没有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情况下——与上述情况相反，它有可能一举实现“资本主义的极限发展”。虽然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如托尼·库里夫在批判托洛茨基的苏联论时所说：“反动的胜利常常并不意味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它使革命前的要素与革命中的要素相结合，使后者从属于前者，以螺旋形式倒返。”[1]
[1]托尼·库里夫《俄国一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英文版，第145页。
当然，在这种场合，“结合”不是机械式的，而是“革命中的要素”的变质。例如，自从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以来，由于工人被排斥于国家政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所以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就变质为其他类型的国家所有，只剩下了国家这样一个抽象的形式。托洛茨基虽然有意昧地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但不幸的是，他抓住的仅仅是这个残存下来的形式，并用以反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十月革命所缔造的不仅仅是这种抽象的形式。国有固然是国有，但十月所生产的，是在本质上导向扬弃劳动力商品化的无产阶级国家所有。这两者间有决定性的不同。
可见，托洛茨基对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反驳是离奇的。因为他承认，在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专政下，工人不处于掌权地位，而且这种官僚专政远远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的公社式国家，与以废除雇佣劳动制度为杠杆的扬弃价值规律的方向也相去甚远。例如，前文曾引用过，托洛茨基说：“今天的斯大林统治，与革命初期几年间的苏维埃统治既相似又不相似。一种体制和其他体制的交替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过某些方式，通过官僚反对无产阶级的某些小规模内战而发生。历史的结局是，苏维埃民主由于社会矛盾的压力炸毁了。官僚利用这个压力，从群众组织手里搜取了政权。”[1]斯大林主义者说：“我国工人既不是工资奴隶，也不是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他们是自由的工人”。对于这种宣传，托洛茨基认为，“在现在，这种讨好奉承的口头禅是不能容忍的大话。”他说，“……（苏联——译注）以甚至连资产阶级各国的改良主义工会也不允许的、如此赤裸裸的、露骨的方式，使用了计件工资制这种典型的剥削方法”[2]。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03页。
[2]《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33、78页。
事实上，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斯大林主义体制正是如此。拉雅女士说过，斯大林主义体制所采取的积累方式是以雇佣工资制度（劳动力商品化）为基础的所谓生产财富中心主义这种本质上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为生产而生产”的制度）。R. 丹尼尔斯在他的大作《革命的良心——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中说：“作为马克思所想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产物的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选择了这样一种制度，即强制促进落在工业西欧的进步后面的地区的发展的制度”[1]。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不正是这种东西吗！
[1]R. 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53页。
总而言之，把这种制度纳入“过渡时期”范畴，是与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社会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背道而驰的。前而说过，实际上，托洛茨基号召举行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的人民起义（“政治革命”）一事本身就已自动表明，这种制度是不能纳入“过渡时期”范畴的。如果托洛茨基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那还另当别论。我特别为这位大革命家愧惜的是，他虽然在理论上承认“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但还是被“国有拜物教”俘虏了。这本小书的第2章详细论述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继承者。但是仅仅在这个问题上，他却离开了马克思的正统继承人的道路，把社会民主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我也完全赞同托洛茨基居住墨西哥时曾一度担任过他的秘书的拉雅女士所说的话：“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把马克思和列宁局限在私有财产等于资本主义、国有财产等于社会主义这个被歪曲了的哲学框框内。由于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等于国有财产的观点与斯大林的纲领基本上没有区别，所以尽管托洛茨基不断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斗争，但是他的思想却不可能有力量指示独立的方向。”[1]
[1]《异化与革命》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294页。
最后谈一谈应该如何给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层下定义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托洛茨基的阶层说是错误的。那么，如果将斯大林主义官僚看作一个阶级，应该定为什么阶级呢？我认为，恩格斯已经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随着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1]
[1]《反杜林论》《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3页。
恩格斯的这段话，至今几乎还未被注意。但是，为了了解苏联统治层（不，是所有斯大林主义社会体制的统治层），这恰恰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可以把这些统治层规定为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资产阶级雇佣职员的最高形式。这是“资产阶级之外的资产阶级”。我想，可以简单明了地称之为“号外资产阶级”。
上面对托洛茨基的苏联论作了批判性的解说。但是最后应该补充一个问题。这就是，托洛茨基认为，“蜕化的工人国家”不是长期存在物，而是“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插曲式的倒退”[1]。还有与此有关的、托洛茨基如果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他极其固执地主张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他也许会重新研究他的苏联论的问题。不，不是也许，托洛茨基一定会重新研究他的苏联论的。前面说过，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托洛茨基没有脱出“国有即工人国家”这个国有拜物教的窠臼，但他并不是他的追随者（特别是托洛茨基去世后的第四国际）那样的榆木脑袋。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2页。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超越托洛茨基主义》一文里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50页以下部分）。囿于本书预定的篇幅，所以准备简单、概要地对此加以阐述。
首先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关于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引起世界（特别是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导致推翻苏联的官僚专政政治的预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至少也是与世界革命正在临近的形势判断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的。托洛茨基在他撰写的第四国际纲领（1938年9月）中指出，形势处在革命前夜。文中写道，“无法设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了”[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60页。
但是，万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起点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和扩大遭到失败该怎么办呢？——虽然托洛茨基几乎不相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认为斯大林体制是“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插曲式的倒退”——倘若如此，也“只有在那时，才有必要来从头确切证明，就其根本特征来说，现在的苏联是国际规模的新剥削制度的先驱”[1]，这也就是说，应该重新研究“蜕化的工人国家”的观点（虽然这同时还伴之以“无产阶级不可能天生为统治阶级”等极端悲观主义的反省）！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160页。
当然，托洛茨基不相信局面会变得这样。在他看来，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的问题上。在《被出卖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写道：“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说是‘属于”官僚。不管是否存在工人方面的抵抗。如果这些全新的关系固定化、标准化、合法化，那么其结果就完全清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1]。这一主张正好为理论的重新研究开辟了道路。因为，仅仅囿于那种单纯的国有形式，而对生产关系、所有关系缺乏深入的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特别是价值论以及积累论的分析）的托洛茨基竟然也认为，在这里谈的虽然是国有经济，但也有可能产生“完全清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的情况。这表明，他虽然也囿于国有拜物教，但并不象他的追随者那样执迷不悟。虽然1936年时他仍然说，“目前谈论这一点，至少还为时过早”！
[1]《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241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不幸并没有如托洛茨基所预料的那样发展。再明显不过的是，托洛茨基没有象他预料的那样，看到“十月革命”在先进国家的“继续”。所以，几乎毫无疑问，如果托洛茨基本人活到战后，他将会重新研究他的苏联论。虽然第四国际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似乎都避开研究这个问题，但托洛茨基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总之，“蜕化的工人国家”从1924年延续到今天，以后还不知要延续多少年。它度过了这样长的时期，这是托洛茨基做梦也想不到的。工人国家的“蜕化”状态不可能这样长久地继续。托洛茨基说过，“蜕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一定不可避免地要以垮台告终”[1]。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国内以及国际上的各种势力的独特组合，首先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掌握政权。但是，这一同样的势力布局也预示着：没有无产阶级在先进国家的或迟或早的胜利，俄国的工人政府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唯一剩下的，不能不是苏维埃制度的垮台或蜕化。更正确地说，是先蜕化，后垮台。1905年以来，我本人不只一次地写到过这一点。”[2]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8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8页。
托洛茨基说：“是先蜕化，后垮台”但第四国际的追随者脑子里到什么时候也只想着“蜕化”，不然他们就不心安理得！
托洛茨基的未亡人娜塔莉娅毕竟不同，她已经采用了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她在去世前不久向法兰西晚报的报道提出抗议的一封信（1961年11月9日）里表明了这一点。她写道：“如果不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使成为产生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基础的全部警察组织、政治组织和经济织组解体，那么一切非斯大林化运动显然都不过是纸上谈兵”。
[补记]托洛茨基派的杰出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津斯基在《新经济》一书中写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而是计划经济的产品，不是价值，而是劳动时间的计算；不是作为发现价值规律的场所的市场，而是计划经济的簿记；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产品”（《新经济》日译本第68页、英文本第48页）。但是，应该进一步补充的重要之处是，在分配上实行的是劳动证书制度。这就是普列奥所说的“对集体工人进行的消费者分配取代了工资”。但是，由于对这一点的理解要以对马克思的价值论的理解为前提，所以是相当困难的。虽然如此，但不理解这一点，就绝对不可能从经济学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希望务必要对此加以研究。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