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第四章 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批判与第四国际
“新教义（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说，只要没有外来干涉，就能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因此，为了避免外来干涉，可以采取、也应该采取对外国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可以保证建成社会主义，即可以保证解决主要的历史课题。因而共产国际各党的任务就带有了辅助性质。它们的使命是保护苏联免遭干涉，而不再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这当然不是主观意向的问题，而是客观逻辑的问题。”[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13页。
“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被贬为与军事干涉作斗争的辅助性武器。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共产国际的体制以及其领导人的遴选与共产国际被贬为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辅助部队的情况是完全相称的。”[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13页。
1924年秋首次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个信号，它表现了那种企图把苏联外交从国际革命纲领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但是，官僚并没有想中断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如果那样一来，就会使共产国际变成世界性的反对组织，这将对苏联国内的力量对比产生不利的影响。相反，克里姆林官的方针越是置以往的国际主义于不顾，共产国际的舵把在一伙统治者手中就攥得越紧。如今，共产国际已经在旧名称下为新目的服务了。而新的目的需要新的人物。1923年秋开始的共产国际的历史，就是通过一连串的宫廷政变、自上而下的清洗和流放、更迭莫斯科和各国支部的干部的历史。现在，共产国际已经成了完全从属于苏联外交、为苏联外交服务的机构，成了可以在任何时候，走任何曲线的机构。
写到这里我必须致歉。因为按原来的计划，我应把下面谈到的几点分节详细论述，第四国际的问题还应单辟一章。但是，由于在托洛茨基的核心理论——不断革命论上花去的笔墨过多，所以到这里，这本小册子剩下的篇幅不多了。因此，很遗憾，我不得不把以上问题集中到这一章里，做一个简单的速写。我准备将来从根本上对共产国际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详细论述只有放到那时了。因此在本书结构上，它带有一点附录的性质，下面马上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危机或繁荣这种景气变化“不过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创造了好一些或坏一些的局面。资产阶级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以亲手创造历史的活生生的人的活动为前提的。这些人不是偶然地或随意地、而是在一定的客观原因支配下创造历史的。所以他们自身的行为——决心、勇气和献身精神或与此相反的蠢举和怯懦等——是历史发展链条上必要的一环。”但是，在“蠢举和怯懦”等成为“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时，历史会怎样发展？特别是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的党表现出这种蠢举和怯儒时，历史发展又会怎样？革命形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具备一定客观条件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但是，“在促成革命形势方面，无产阶级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如果无产阶级的党麻痹工人、欺骗工人……置革命任务于不顾，那么这个时期产生的无疑就不是革命形势，而是反革命的形势了。”[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55、58页。
在托洛茨基看来，列宁卧病不起的1923年后的共产国际总的说来，是作为一部“蠢举”的历史阻碍了革命历史的发展。托洛茨基在收入《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一书附录中的一封信里写道：
“十月革命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无产阶级一系列惨痛失败而导致的世界革命的迟延。1923年以前，这些失败是在共产党尚不存在，或在此之后，共产党还很弱小时所目睹的战后运动和起义的失败。1923年后，形势急剧变化，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已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失败，而且还有共产国际政策的失败。这种政策在德国、英国以及中国铸成的大错和在其他国家所犯下的较小规模的错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样的错误只有在1905年到1917年以及还要早几年的孟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才能找到。”[1]“诚然，如果有指挥部的正确领导，德国的无产阶级是能够夺取并保持政权的；诚然，如果领导层做出了正确预见，英国工人阶级无疑将推翻工党，因而使无产阶级的胜利大大提前；或者，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被哄骗、被硬推到国民党的旗帜下，它们无疑将胜利地完成土地革命，并率领农民夺取政权。这样说，是在毫无实际意义地卖弄聪明。但是，门是对这三个可能性敞开的。对于德国更是大门洞开。相反，领导阶层却采取了反对阶级斗争的行动，牺牲自己的阶级去加强敌人，为保证失败干下了一切。”[2]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46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46页。
上面所说的“德国、英国”的英国，指的是1925年到1926年的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事件[1]。所说的德国，是指在革命地利用1923年秋德国的革命形势上的彻底失败的事件。托洛茨基所说的“错失革命形势的实际范例”，指的就是这一事件[2]。这是极其重大的事件。在此之后，就开始了资本的所谓“相对稳定”时期。托洛茨基说：“德国革命一失败，就开始了对反对派的第一次袭击。它的作用是使这次失败臻于完善。这场袭击是根本不可能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在的。”[3]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53—254页。
[2]同上，第89—96页。
[3]《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57，159页。
1．斯大林与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
最初，托洛茨基把德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在当时的共产国际执牛耳的三人帮中的季诺维也夫等人。1924年，托洛茨基在他发表的《十月的教训》[1]中暗示，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曾采取反对立场，与此相连系，在1923年的德国革命中，他们又站在了同样的立场上。后来，托洛茨基自己也写道，他认为当时的斯大林是“比季诺维也夫要左得多的左翼中间派”。他抨击的靶子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后来季诺维也夫派与托洛茨基派联合，揭开了过去三人帮领导层的内幕。于是，事情变得很明白，在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上，与季诺维也夫相比，斯大林要负更大的责任。R. 丹尼尔斯在《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中说，斯大林曾在1923年8月初的一封信中强调他反对德国的起义。而德国革命失败的直接祸首就是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拉狄克（当时主管德国问题）以及受到拉狄克支持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布兰德勒等人。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
这封有名的信是写给当时在北高加索的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在1927年8月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提到了这封信，斯大林虽然竭力辩解，推脱责任，但还是不得不勉强承认有这样一封信[1]。
[1]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78页。
关于斯大林的这封信，无论是当时德国共产党内的右派塔尔哈依玛还是左派路特·费舍都曾提到过。托洛茨基也多次谈到过这件事。斯大林在这封信里写道：
“如果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企图撇开社会民主派而取得政权，他们是否成熟到足够实现这一点呢？在我看这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取得政权时，俄国已经具备了下列条件：一、和平；二、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的支持；四、农民的同情。而德国的共产党人还根本不具备这种条件。当然，他们有苏维埃国家作为他们的友邦。我们则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现在能给他们什么呢？在今天的德国，如果现政府倒了台，共产党人取得了政权，他们也将稀哩哗啦地垮掉。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将是他们被击为齑粉。所有的一切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一定将把这种教训——实际教育——变为全面的战斗（今天一切机会都在他们一边），消灭共产党人。当然，法西斯主义者没有在睡大觉，但是如果他们首先进攻，将对我们有利。这将使全体工人阶级集合在共产党人的周围。（德国与保加利亚不同）不仅如此，所有情报都证明，德国的法西斯分子是软弱无力的。我的意见是：应当使德国人节制自己，而不要鼓励他们。”[1]
[1]见《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322页或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英译本，第306页。
当然，按照“斯大林神话”，事情就截然相反了。例如这样的说法：“正是在这个时刻，斯大林同志主张建立苏维埃，由共产党立即掌权。但是，德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的领导集团（塔尔哈依玛、布兰德勒）在已经成为当时的德国谍报机关走狗的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支持下，拒绝了斯大林的计划，背叛了革命。”[1]多么可怕的神话！
[1]山道健太郎著《共产国际史》日文版，第205页。
2．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的中国
第一次中国革命爆发于1911年（辛亥革命）。1644年建立的清王朝虽然没落了，但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是极不彻底的。随后，在1924年到1927年，又发生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第二次中国革命。1926年7月，得到苏制武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援助的蒋介石进行了有名的“北伐”，在南京建立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过，这时国民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汪精卫（汪兆铭）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建立了武汉政府（作为装饰品，中国共产党中也有农民部长谭平山和工人部长苏兆征入阁），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结果不久就向南京政府屈服了。
围绕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政策，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当时的多数派——斯大林、布哈林联盟与以托洛茨基为核心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联合反对派）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原来的孟什维克、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阿尔齐诺夫把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称为“四家联盟”（“bloc of four classes”[1]）。这种称呼很恰当地表现了这种政策的特色。斯大林和布哈林把第二次中国革命定性为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主张推行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四阶级联合政策，由中国国民党充当领导者，让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采取取消共产党独立性的、追随国民党的路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后，他们又相信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在1927年4月还称之为“革命中心”，让中国共产党服从这条路线。
[1]括弧内的英文为“四个阶级的联盟”——译者。
斯大林、布哈林对当时处于这种中心地位的国民党总的说来是怎样看的呢？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斯大林称国民党为“革命民主的组织”或“广大革命组织”[1]，布哈林也说：“国民党是特殊类型的组织，它介乎于政党与有不同阶级的团体参加的苏维埃式的组织之间。……国民党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就语言的通常意思上说，从组织上看，国民党并不是党。”[2]这些观点的机会主义性质是很清楚的。在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的一个星期之前，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圆柱大厅召开的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还发表了对蒋介石表示信赖的演说，这最雄辩地、最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极端机会主义[3]。
[1]《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73、274页。斯大林实际指的是国民党武汉政府，详见原文——译注。
[2]布哈林《中国革命诸问题》（1927年）。
[3]阿依札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日译本，第258页。《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6卷，第59、75、234页；第3卷，第98页。
但是，武汉政府垮了台。1927年8月，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的党的总书记的职务，宣告：“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结束了”。虽然革命形势正在转入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突然向左摆，开始宣传建立苏维埃（联合反对派还在革命早期就提出了这种主张，斯大林派认为这是“与革命的国民党斗争的口号”而加以拒绝）。1927年12月发动了“广东起义”这种极左的暴动，结果遭到惨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彻底失败（这场大失败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农村为基础的毛泽东的路线抬头。结果，作为无产阶级先锋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根本性的质变，行将到来的革命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质变，遭到了歪曲。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10章。关于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批判，请看他写给中国左翼反对派<陈独秀派>的：《中国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等文）。
那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合反对派在哪些地方对这条斯大林、布哈林派的路线进行了批判呢？
批判的中心就是：斯大林派过高评价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党——国民党，相反却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这是孟什维克的方针。因此，必须拒绝斯大林派提出的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让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恢复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虽然斯大林派把国民党或国民党左派看作“广大革命组织”，反对建立苏维埃，但还是必须号召建立苏维埃。在联合反对派的政纲《俄国真相与共产党的任务》（1927年9月）中指出：“还在1920年，列宁就向中国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在1926—1927年的各种条件下也完全可以证明这个口号的正确性。中国的苏维埃将采取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加强农民力量的形式。它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真正机关。它是真正地支持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以及从国民党中产生出来的卡芬雅克的机关。”[1]
[1]《俄国真相与共产党的任务》《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96页。
总之，论争的核心就是如何评价民族资产阶级在第二次中国革命中的“革命作用”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1]但是斯大林却积极提出了无视列宁这一论断的方针。列宁在为这次大会草拟的提纲中还主张：“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要绝对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2]。斯大林同样积极提出了无视列宁这一论断的方针。
[1]《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11页。
[2]《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29页。
在这里，应该谈一谈前面曾引用过的联合反对派政纲中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公式。因为斯大林派也提出过与这一公式相同的公式。例如在斯大林支持武汉政府的时期就说过：“武汉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1]。但是与联合反对派的决定性的不同在于，斯大林派把国民党左派政府视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政治表现。与此相反，联合反对派强调，不要相信国民党和国民党左派，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应该把自己的基础放在工农苏维埃上。在前面提到的反对派政纲中指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如果在中国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在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前时期，将有一切可能按照苏联的情况变化，比较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1]《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03页。
联合反对派的这个政纲借用的是托洛茨基曾顽强反对的二月革命前的孟什维克的战略公式。为什么以托洛茨基为领袖的反对派的政纲会成为这种战略公式的经过我已经作过说明。虽然托洛茨基个人曾加以反对，但它是与季诺维也夫派进行政治妥协的产物。丹尼尔斯教授也做了说明：“为了与季诺维也夫派和解，托洛茨基在‘把它与列宁的真正观点区别开来的条件下’，声明放弃了不断革命论（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作为交换，季诺维也夫集团承认托洛茨基对党的机构——即使是在它包括了季诺维也夫派的情况下——的抨击是正确的。”[1]
[1]《革命的良心——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英文版，第275页。
但是，托洛茨基后来说，这个“原则性妥协”是错误的。因此，1927年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派投降后，托洛茨基又恢复了他原来的论点。例如，在批判（由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一书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展望》一章里，托洛茨基就阐述了这种纠正了的中国革命论，这个观点后来一直终其一生。在我看来，即使称为“工农民主专政”，但是只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在这个专政中是强有力的，只要主张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这个专政中起决定作用，那么即使没有意识到，这种专政在事实上与“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就相差无几了。虽然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派是出于如此考虑才不顾托洛茨基个人的反对而与季诺维也夫派妥协的，但是我却有这样的想法。总之，托洛茨基提出了在中国进行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独立、统一和解放、土地革命）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一阶段革命论，并认为1927年12月的广东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本身是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企图——证明了他提出的一阶段革命论的正确性。
“我们反对派认为，这次起义是为拯救领导者们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但是，对我们说来，事情很明显，即使这是冒险，它也仍然是按照社会环境的结构所决定了的规律发展的。我们从广东起义中寻求中国革命未来局面的特点的理由也就在这里。这些特点与我们在广东起义前所做的理论分析是完全一致的。”[1]“尽管事实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令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措施的问题只字未提，尽管与上海、汉口以及其他中国工业中心相比，广东事实上更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暴乱还是自动地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发现全部形势都使得它不得不诉诸于比十月革命开始时更为激烈的手段。无论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表面看上去如何，它都是从中国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革命的全部发展中完全合法地产生的。”[2]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97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79—180页。
不过，在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大失败后，托洛茨基就认为革命正在转入低潮，反对起义计划和一切极左的方针，他援引了列宁的话：“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1]，主张应该在一系列的民主口号（议会、8小时劳动制、土地国有、中国完全实现民族独立，等等）下展开斗争，以恢复党的力量，准备第三次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2]。
[1]《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93页。
[2]《共产国际第8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6卷。
另一方面，斯大林派否认革命已进入低潮。他们联系所谓资本主义“第三时期”论，仍然让中国共产党服从于极左盲动。这就是李立三、王明时代。结果造成了毛泽东主义这种民粹分子化的斯大林主义的兴起。
为了进一步理解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有必要同时阅读不久前翻译出版的哈洛尔德·阿依札克斯的名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两卷本，至诚堂出版）。因为这是一部用具体例子有血有肉地证实了托洛茨基的理论批判的著作。关于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历史，今天要寻找比这更多的论述恐怕是困难的。关于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的中国左翼反对派（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观点，翻译得不多，可以看波多野乾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第1卷，第437页以下部分。
3．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批判
下面先谈谈“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然后再转入“人民战线”论。这是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尽管斯大林派为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进行于辩解，但是他们对于这次大失败，对于未能成功地利用三十年代世界大危机达到革命的目的，负有不可饶恕的罪责。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1]。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之所以没有成为政治变革的有力杠杆，实际上是由于有意识地妨碍了它的结果（三十年代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转变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共产党”。结果，这一方面使相当于“过渡时期”社会的苏联本身逐渐变质，成为官僚制国家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延长了寿命。斯大林和他的党不仅背叛了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面且也背叛了国外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这也是我的意见）。
[1]《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1月1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82页。
斯大林在1924年9月发表的《论国际形势》一文中说：“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这些组织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1]这就是斯大林的有名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最初公式。由于1929年后斯大林派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的论点。这个公式又得到了新的加强和扩充。特别是在纳粹主义崛起时期的德国，它成了一块试金石。
[1]《论国际形势》《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46页。
所谓“第三时期”就是指，在第一次大战前后的革命时期（到1923年为止）和继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之后，从1929年起，是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崩溃的时期。综合当时的斯大林派的领导人的言论，这个时期被看作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阶段。在很短时间里就接替倒了台的布哈林而成为共产国际领袖的莫洛托夫当时就说过，不可能有“第四时期”，因为“第三时期”只能、而且行将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告结束。总之，在“暴风雨般的革命高潮”和“工人阶级集体激进化”的时代，德国、法国、波兰等国家被特别指定为“革命攻势的第一线”，同时，不仅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法西斯化了，社会民主派也法西斯化了，成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因此，与社会民主派的统一战线是极其有限的。在1929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定中，与社会民主派的统一战线被限制为“仅仅是基层的统一战线”或“反对社会民主派领导集团的统一战线”（顺便指出，如休托路姆塔尔在《欧洲工人运动的悲剧》<日本岩波书店版>中所说，“社会法西斯主义”一词的正式公布是自共产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之后）。
不仅如此，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方针，主要的打击对象不是法西斯主义本身，而是被视为法西斯主义“温和派”的社会民主派—— “社会法西斯主义”。甚至在希特勒在德国掌权的六个月前，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行委员会全会还这样宣布道：“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必须主要打击社会民主派。因为，使社会民主派在无产阶级中陷于孤立，是获得工人阶级多数的先决条件，是战胜法西斯主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1]
[1]Guide to the XI plenum, E.C.C I Sept. 1932, P. 65
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主义的观点受到了谴责，这种观点被指责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群众的欺骗。例如，继莫洛托夫之后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第十一次执行委员会全会（1931年3—4月）上说：“社会民主主义者们为了欺骗人民群众，故意把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说成是法西斯主义。……‘为害较小'的整个理论的确是建立在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主义是主要敌人的假想上的，难道不是如此吗？”[1]
[1]The Commanist Paties and Crisis of Capitalism, P. 112
这种理论、政策、策略在三十年代的前半个时期主要应用于纳粹主义正在jueqi 的德国，结果在1933年以希特勒的大胜告终。作为史实，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现在回顾起来，1929—1932年的世界大危机在德国也是极其严重的。在政治上，它一方面表现为德国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益衰落，另一方面却又表现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突飞猛进。1920年8月成立的希特勒的党在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还仅仅只有十二人当选（约八十万票），不过是位居第九的政党。但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有一百零七人当选（约六百四十万票），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号政党。然而，共产国际以及台尔曼的德国共产党却大大低估了纳粹党的这一步大发展，认为纳粹党已达到其顶点，今后将走下坡路，因而仍旧推行“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提出的政策。现实嘲笑了它们。两年后的1932年，纳粹党上升为第一大党，并于1933年1月30日建立了希特勒独裁政权。同年3月14日德国共产党被取缔。6月2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被取缔。
但是，如果当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立反纳粹统一战线，对抗纳粹主义，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纳粹党在议会中的力量。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纳粹党的力量不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总和的一半。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纳粹党稍稍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力量的总和。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党失去了三十五个议席和二百万张选票，又略低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总和。单从这一点看，如果当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立了反纳粹统一战线，是有很大把握制止纳粹主义取得胜利的。
但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以及建立在这一论点上的政策和策略却与这种统一战线背道而驰。由于认为主要敌人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社会民主党，并把主要打击矛头首先指向后者，所以不仅不能逐层地形成社会民主党领袖本来就很害怕的统一战线，相反，在某些场合下甚至形成了共产党与纳粹党的反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1931年8月，德国共产党就参加了纳粹党举行的旨在推翻社会民主党人掌权的普鲁士邦政府的人民投票，形成了共同战线。在柏林交通罢工时，也曾出现过这种共同战线。
托洛茨基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批判的核心实际上就是针对着这种理论、政策和策略的。这一批判积极主张遵循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为前提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这个策略的最初公式是1921年12月发布的《共产国际关于对工人统一战线、第二国际、第二个半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中的工人以及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织的工人的态度的指令》），形成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反纳粹统一战线。不言而喻，托洛茨基是把社会民主派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左翼支柱而加以反对的。但是，把社会民主派与法西斯主义等量齐观是荒谬的。面对纳粹主义的威胁，建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绝对必要的。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由于纳粹主义危及自身，因此至少对于党员群众来说，是存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的。而布署了这条防御战线，就有可能伺机发动进攻，向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这就是通过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反纳粹统一战线、“分进合击”、“积极防御”的战术。
在纳粹主义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取得迅速发展后，托洛茨基根据这个基本方针写了许多文章，如《共产国际的转变与德国形势》（1930年9月）、《德国是国际局势的关键》 （1931年11月）、《下一步是什么？》（1932年1月）以及《唯一的道路》（1932年9月），等等（均收入《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7卷），力主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改变政策。斯大林派听不进正在国外流亡的托洛茨基的话，反而骂托洛茨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法西斯分子”，攻击托洛茨基的主张。例如，当时任共产国际组织部长的奥西普·皮阿托尼基就曾这样抨击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论：“叛徒托洛茨基提倡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企图救助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除了帮助法西斯分子而一无所为的时候，为反法西斯斗争而建立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联盟”的必要性究竟在哪里？”[1]
[1]《共产国际》杂志英文版，1932年3月15日号。
在这里，读一读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论是不无益处的。在著名的《下一步是什么？》里，托洛茨基概要地引用了他在1922年3月起草的一份文件（《论统一战线》）。这份文件作为关于法国共产党问题的报告的资料，是为共产国际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而作的。下而就是其中的部分摘要（这份文件曾得到俄国共产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正式承认）：
“共产党在确认了它的完全独立、它的党员在意识形态上的完全一致后，正在为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置于其影响下而斗争。由于客观形势以及他们使用的策略的有效程度，这种斗争或者得到促进，或者被迫后退。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生活在这种革命准备时期也决不会停止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与全体工人阶级、它的大多数、它的各个部分性命攸关，所以在这场大斗争中，工人群众正在感到在行动中、在对资本主义猛烈进攻的抵抗中或在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中实行统一的必要。机械地反对这种行动统一的必要的党，无论是哪个党，无疑都将受到工人的遗责。……在目前的时期，尽管不能不承认，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的各种政治组织间，分裂仍不可避免，但是，统一战线的问题却是从为了工人阶级而与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中确保结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这一迫切需要中产生的。对于不理解这一任务的人来说，党只不过是宣传组织，而决不是群众行动的组织。在共产党不过是少数派的组织的情况下，如何在群众斗争的局面下行动的问题没有决定性的实践意义或组织意义。在这种条件下，群众斗争还处在由目前还顽固存在的传统起决定作用的旧组织的领导下。同样，例如在保加利亚那样的共产党仅仅是一个劳动人民的组织的国度里，则没有产生统一战线的问题。
但是，在共产党已经拥有了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却还未具有决定性的强大力量的地方，在党仅仅组织了无产阶级先锋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地方，甚至是在组织了无产阶级先锋的过半数的地方，在这种国家，共产党面对着尖锐的统一战线问题。
如果不与社会民主派进行决定性的决裂，共产党将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将不能向革命的道路迈出重要的一步。……无论是什么人，不理解这一点，就连共产主义ABC的A也不会认得。如果在任何地方都不要求这样的组织路线，旨在使属于共产党的工人与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内的不属于共产党的工人间的统一协调的行动成为可能，那么共产党就将表明，它无力——在群众行动的基础上——获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能堕落为共产主义的宣传机器，而决不会发展为以获得政权为目标的党。……
统一战线将在工人群众的基础上展开还是在机会主义领袖的基础上展开？以这种形式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不理解问题的结果（统一战线策略以及与之有关的“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第四次代表大会与在列宁死后，由季诺维也夫扮演主角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有很大不同。即，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工人政府”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个问题上，同时特别强调“来自基层的统一战线”，拒绝了“上层的统一战线”。可以说，这是迈向“社会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来自基层的统一战线”的第一步。）。如果我们能够使群众很容易地在我们自己的旗帜，或我们的直接的实践口号周围统一起来，不分党派、工会，越过改良主义者的组织，那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统一战线问题就不会以现在这种形式存在了。问题就出在，工人阶级的一些重要部分属于改良主义的组织或支持它的组织。他们目前的经验还不足以使他们脱离改良主义的组织，参加我们的组织。在这种关系中起重大变化的因素恰恰将出现在他们投身于目前已提上日程的群众活动之后。我们所正在努力的也就是这一点。……
改良主义者的害怕群众运动中潜在的革命力量。他们所喜欢的舞台，是议会的讲台、工会的办公室、劳动调停局以及内阁的休息室。与此相反，我们把一切其他的考虑都放在一边，把改良主义者们从他们的避难所中拖出来，让他们与我们肩并肩地去关心从事斗争的群众所面临的问题。只要采取正确的策略，这样的事情只会给我们带来利益。怀疑、害怕这样做的共产党人就象那些虽然承认有关最好的游泳方法的规则，却不敢跳到水里去的游泳者。因此，战线统一的前提是：只要改良主义者们代表参加了斗争行列的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意志，我们在有一定界限的内部，并进一步在特殊问题上就准备使我们的行动与改良主义者团体的行动在实践中一致起来。……
在争取与其他组织间取得意见一致的时候，我们应当在行动中遵守一些纪律。但是这些纪律决不能是绝对性质的东西。改良主义者们为妨碍斗争，显然开始在中止斗争，采取违反群众情况和意愿的行动。在这种时候，我们保留作为独立组织，不断斗争直到最后——即使没有我们的暂时的半同盟者——的权利。对那种认为一次也不用离开自己的编辑室，只凭彬彬有礼的批判就可以甩掉改良主义的看法深信不疑，害怕在工人大众眼前与改良主义者冲突，害怕站在群众斗争一边，使工人大众有机会评价共产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式的立场不是我们的出发点，不能在这种政策中谋求与改良主义者的和解。
我们正是为了获得对工人运动内部的背叛、犹豫不决以及半途而废的情绪的批判的充分自由才与改良主义者和中间派决别的。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决不能承认任何形式的组织与组织间的协定，限制我们进行批判和鼓动的自由。我们将参加统一战线。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也不会在统一战线中溶化。我们是作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部队活动的。毫无疑问，在斗争的进行中，广大群众通过经验将会看到，我们比任何人都要斗争得更好，比任何人都要更加清醒地注意局势，比任何人都要更加勇敢、更加有决断力。……”[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2卷，第119—126页，或第7卷，第152—154页。
我相信，这段稍长一些的摘要是值得细读的。以这种统一战线策略为准绳，“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时代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则可以说是从极左方面对这个等于对之持否定态度的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歪曲的例子（后面谈到的“人民战线”时代，可以说是与此相反的、从小资产阶级的、右的方面歪曲这个统一战线策略的例子）。
总之，斯大林派的德国共产党拒绝了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结果败在了希特勒手下。尽管如此，在希特勒政权建立后的1933年4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常务会议的决议中仍然声明：“直到希特勒政变、直到政变发生的时刻，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政治方针和组织政策都是完全正确的。”，云云[1]。不仅如此， 1933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次执行委员会全会依然重复“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但是事实截然相反。“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不是希特勒的政策自身，而是斯大林的政策为希特勒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今天，只要不是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就不能不承认托洛茨基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1]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第257页。
在这里想附带说几句。在德国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不再满足于以往的改革共产国际的方针，他认为，第三国际已经死了，决心并呼吁创建新的革命国际——第四国际。这大致是在1933年的夏季前后。关于第四国际，在后面还要稍微谈一点。接着，从1935年初起，托洛茨基采用了前文已做过说明的、在苏联进行“政治革命”的方针，即从以往的对苏联进行改良的政策转变为依靠群众武装起义进行“第二次补充性革命”的主张。
4．人民阵线批判
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大约一年，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火星就飞到了邻邦法国。1934年2月6日，右翼法西斯主义团体——德·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团”、“法兰西行动”等——借斯塔维斯基[1]事件而发起暴动，达拉第政府垮台，出现了前总统加斯顿·杜迈格的半法西斯主义政府。但是工人阶级立即发动了对右派的反击。虽然法国共产党开始还根据“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参加了由法西斯分子筹划、领导的反达拉第政府示威，但是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论。1934年7月，社会党、共产党签署了统一行动协定。到了10月，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又进一步提倡组织“争取劳动、自由与和平的人民阵线”，并呼吁保守派左翼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党，即达拉第、埃里奥、肖当领导的激进党（激进社会党）参加这个阵线。这样，社会党、共产党两党的联合阵线就发展成有资产阶级激进党参加的人民阵线。
[1]斯塔维斯基（1886—1934）俄裔法国人， 以1933年的债券作骗事件而闻名。由于激进社会党内阁的成员卷入这一事件，因而发展为丑闻，给了右派以攻击政府的良机，肖当内阁因此下台，斯塔维斯基本人也在警察行将逮捕他时自杀——译注。
到了1935年，人民阵线已经形成。1936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人民阵线纲领》。在1936年4月末、5月初的众议院选举中，人民阵线在六百一十八个议席中获得了三百七十五个，从而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共产党从1932年5月选举的七十九万票倍增为一百五十万票。社会党尽管有1933年的右派脱党，也依然能够维持一百九十万票。共产党的议席从十二个猛增为七十二个，社会党则从（1932年5月的）一百二十九席变为一百四十六席，成为第一大党。但是，尽管有社会党、共产党的富有牺牲精神的援助，在1932年选举中扩充到一百五十七个席位的激进党还是席位锐减，丢掉了四十二个席位。因此，6月4日，以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为总理，激进党的肖当为副总理的人民战线内阁，即由社会党、激进党、社会主义共和联盟组成的勃鲁姆内阁取代了萨劳内阁（右翼激进党）。而共产党，据多列士说，由于害怕入阁反而被反动派利用来进行攻击，所以没有入阁，而是保证在内阁外予以协作。其实，这是根本打动不了激进党的远虑！
在获胜的人民阵线政府下，法国工人阶级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自1922年以来，分裂为社会党系统的劳动总同盟与共产党系统的统一劳动总同盟的法国工会由于1936年3月两者的联合而复归统一。要求增加工资、实行每周40小时劳动制、带工资休假制，要求承认工会、实行团体协约制等要求的运动如火如荼。自1936年5月底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罢工风潮，工会会员由一百万人激增至近四百万人。勃鲁姆企图使劳资双方妥协（内容包括增加工资7%—15%以及其他的协定），但是事态却未在此种程度上平息下来，静坐罢工波及全国。多列士也不得不恬不知耻地呼吁：“人民阵线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每月一次的选举，而是在共和制度的范围内实行广泛的进步政策”，“同志们！我们必须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结束罢工”[1]，等等。
[1]“人民的儿子”日本国民文库版。
当时先后在法国、挪威流亡的托洛茨基认为1934—1935年后的法国形势正处在一触即发的革命前夜，在人民阵线政府建立后，他写道：“法国革命开始了”（1936年6月）；他说，“斗争或是取得最伟大的胜利，或是遭到最可怕的失败”[1]。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说，保守派报纸《火车》把这次罢工称为“革命的大演习”。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147页。
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即所谓“法国的二百个家族”也进行了反击，计划将巨额法郎带往国外，特别是流往英国，等等。中间的、拼盘式的人民阵线政府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压力，加上援助1936年7月面临佛朗哥叛乱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问题的困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软弱。1937年1月，勃鲁姆内阁终于声明“停止”实行人民阵线纲领。6月，旨在对付金融危机的财政全权委托法案遭参议院否决，人民阵线政府随即于6月21日垮台。这是一个寿命仅仅一年的短命内阁。此后，社会党、激进党又组织了第二个勃鲁姆内阁（1938年3月—4月），但也旋即下台。人民阵线本身也由于激进党1938年11月正式退出而在形式上瓦解。
以上简要叙述了法国人民阵线的历史。托洛茨基对人民阵线进行了批判。其要点是：虽然形势处于革命前夜，但是人民阵线没有提出与这一形势相应的纲领，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而是立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阻挠、背叛了革命。如果说“社会法西斯主义”论时代是从极左方面歪曲、否定了统一战线策略，那么“人民战线”作为机械的反动，则是小资产阶级、右派歪曲这一策略的表现。因为，在依靠工人的党（社会党和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党的联盟下，人民阵线采取了“人民战线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每月一次的选举，而是在共和制度的范围内实行广泛的进步政策”这种最大的改良主义政策。
托洛茨基对人民阵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人民阵线是无产阶级与激进党及其同类的联合，是用一系列庸朽形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联合”[1]，“人民阵线是与中产阶级的最坏的政治剥削者相勾结的工人官僚的阴谋”[2]，是“以工人组织的资本作担保的激进社会党的破产保险公司”[3]。托洛茨基认为，不应在包括“法帝国主义的民主政党”激进党在内的人民阵线政府的口号下，而应在建立“工农政府”[4]这个中心口号下，有力地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180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2卷，第14页。
[3]同上，第10页。
[4]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策略纲领》，参看拙著《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第152页以下部分。
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是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8月）。这次大会从“社会法西斯主义”论这条极左路线跳到了另一极——将“人民阵线”政策确定下来，并因此而出名。大会决议或季米特洛夫关于决议的讲演都认为，“它（指人民阵线——译注）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是承担了对法西斯主义及反动采取决定性措施的政府”。成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府”的形势虽然还不是直接的革命形势，但已处在了革命的前夜。人民阵线政府没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我们根据形势要求实行必要的、带有一定根本性的革命措施。例如管理生产、管理银行，解散警察并用武装起来的工人民兵取而代之。”但是，在法国实际上并没有提出这种主张。相反，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民兵的口号等还遭到了拒绝。在与激进党的同盟下，实现这种口号是不可能的！前面说过，人民阵线的实体是在与激进的资产阶级党的联盟下，在资产阶级秩序的范围内实行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广泛的进步政策”。老实说，它也仅限于实施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反法西斯政策，而且这还是在革命前夜时期。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对策，而是小资产阶级、右派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利用。托洛茨基的批判全部是针对上述问题的。他下面的话是极有教益的：
“人民阵线的理论家的知识没有超出算术的第一条规则——加法。这就是说，把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算到一起要比它们中的每一部分都大。但问题是算术还不够用，至少还需要有力学。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在政治上也是正确的。众所周知，各个力间的角度越大，合力越小。政治上的伙件向相反的方向拉，合力就等于零。为了解决共同的课题，工人阶级的各个政治集团的联合是绝对必要的。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这种联合可以吸引与无产阶级利益相近的小资产阶级大众。这种联合起来的共同的力会比凑在一起的合力大得多。相反，把当前这种在基本问题上利益成一百八十度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作为原则，只能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292页。
A. 休特路姆塔尔在《欧洲工人运动的悲剧》中说：“俄国政策、从而也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决定性转变（从社会法西斯主义论转为人民战线论）是在1934年6月30日的事件（镇压纳粹党内罗姆叛乱的事件）后逐渐发生的”，“有两个因素，即以新盟国取代在：德国失去了的支持的需要以及在法国自发产生的统一战线，使共产党人制定了新策略。”[1]这个观察是很中肯的。总之，在希特勒德国的威胁面前，克里姆林宫的外交谋求以法国为盟邦。而人民战线之所以不能越克里姆林宫外交的雷池一步，之所以只停留在与激进党的结盟政策和改良主义的最低纲领上，其根源就在于此。不应忘记：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时代与苏联的“大清洗”时期——苏维埃热月的总完成时期——几乎是在同时。这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统一战线时代在苏联也就是施行决定性打击、最后扼杀十月革命的时代。
[1]A. 休特路姆塔尔《欧洲工人运动的悲剧》岩波书店版，第2分册，第102—104页。
与法国一样，西班牙的人民阵线（1935—1938年）也扮演了背叛的角色。在西班牙，人民阵线的理论特点还特别在于，它与斯大林之流的二阶段革命论结合了起来。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的教训》一文中尖锐地分析了被他称为“自由资产阶级幽灵”的阿萨尼亚、巴里奥、科恩巴尼斯，社会党右派普里埃特、内格林，社会党左派卡巴里埃罗，无政府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等集团是如何背叛的。并指出，其中社会党右派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尤为恶劣（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介绍托洛茨基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论述了，请看《托洛茨基选集》第8卷的文章。同时，还需要读一读菲利科斯·莫罗按照托洛茨基观点撰写、现代思潮社出版的《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此外，最近还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西班牙内战研究著作的日译本<伯尔恺诺、布列南、奥尼尔、托马斯等人著>，如能读一读就更好了。古里比奇的《斯大林时代》<根峰译>也是必读书）。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者尽管是一个只有十六个议席的小党，却依仗俄国的援助作交换而滥用权力，设立了“党监狱”、“党警察”，犯下了大量格伯乌式的“清洗”罪行。如果搞一个西班牙人民阵线清洗史的调查，将会令人怵目惊心。“内格林—一斯大林专政”的主要受害者是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左翼——安德列斯·宁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中的先进分子。陶里亚蒂在论述《通往社会主义的各种途径问题与人民阵线政策》时，对西班牙人民阵线尤为称道，认为在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方面，它给了人们以重要的启示[1]。这是毫无道理的。西班牙人民阵线不仅表现了人民阵线政策的右倾性，而且恰恰也是说明了斯大林主义犯罪性质的一个例子。
[1]陶里亚蒂《社会主义和民主》第139页。
5．关于党的组织理论
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离不开组织问题。尤其鉴于托洛茨基是斯大林之流的所谓党组织是铁板一块的理论的反对者，所以最后在这里应该稍微看一看托洛茨基关于革命政党的组织问题的观点。在前文解释不断革命论时曾谈到， 1917年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在革命战略论上固然存在分歧，但在组织理论上的对立所占比重更大。托洛茨基自1904年下半年起，站在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以为两派将由于“社会革命的宿命论”而谋求联合。斯大林派对托洛茨基在1912年8月关于联合的言论津津乐道。回过头来看，托洛茨基曾经反对过列宁的组织论，即反对列宁在著名的《怎么办？》中提出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理论。他在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我们的政治任务》一文中批判了列宁的组织理论，他说：“在党内政治中，这个方式……将导致以党的组织代替全党，以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的组织，最终以个人‘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1]。但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服从列宁，认为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然而，可以说，在战略论方而反而是列宁向托洛茨基靠拢。前述越飞遗书中的话若是事实，那么这种靠拢则是为列宁所承认的）。
[1]丹尼尔斯《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部，第31页。
然而，托洛茨基强烈批判了列宁死后的斯大林的组织理论——所谓一块铁板主义。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理论是“民主集中制”理论。它一般强调反对党内派别及出现暂时的思想集团。托洛茨基对之进行了批判，他说：
“当出现某些问题争论及意见分歧时，不仅苏联共产党，就连共产国际以及其所有支部的领导层和机关报都径直把争论变换为集团和派别的问题。而没有暂时的思想集团的形成，就不能设想党的思想生命。还没有人发现与此不同的道路，而企图另辟蹊径的人只能表明他们的补救方法仅仅是在扼杀党的思想生命。当然，种种集团化和意见分歧是‘恶”的。但是就如同形形色色的毒素存在于人体生命之中并构成人体生命一样，这个恶是党的辩证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把这些集团化变成组织起来的、更封闭的派别是更大的恶。党的领导艺术实际上就在于防止这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可能仅靠禁止来取消的，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最能证明这一点。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之际发生的喀琅施塔得暴动及富农反叛的余波冲击下，列宁促使通过了禁止派别与集团活动的决议。在这里所说的集团活动，不是在党的生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暂时的倾向，而应理解为与那种掩盖自己从事集团活动的十足的派别相同的东西。党员群众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的致命危险，用通过禁止派别和宗派主义这种严格而又僵死的决议来支持他们的领袖，但是党完全明白，这个公式将由列宁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来做解释，即这个公式不会被不忠实地、粗暴地解释，更不会导致权力的滥用等（参看《列宁遗书》）。党知道，在整整一年后，或在三分之一党代表提出要求的一个月后，将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研究它的经验，如果必要可提议加以调整。……但是，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派别和集团活动的决议即便在当时也要求有深思熟虑的解释和运用，它决不是脱离国家、形势和时期，凌驾于党的其他一切要求之上的绝对原则。列宁离去后的党的领导机关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一切批评，在形式上遵循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别和集团活动的决定，但是这样做是为了日甚一日地镇压党内民主，同时却几乎不可能实现其真正目的，即消灭宗派主义。因为，任务不是禁止派别，而是使之消亡。”[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146—147页。
这是在1928年写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陈述的观点。其后，在《被出卖的革命》（1936年）中，托洛茨基写道：
“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的方法为特征的。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概念的结合一点也不矛盾。党不仅总是注意到严格规定党的范围，而且十分注意给予这个范围内的人以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实际权利。批评自由与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的不可动摇的内容。现在的所谓布尔什维主义不能默认派别的理论，是衰落时期的神话。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是各派斗争的历史。负有在扭转乾坤的旗帜下统一最勇敢的破坏偶像者、战士、叛逆者任务的真正的革命组织怎么能够没有思想斗争，没有集团活动，没有暂时的派别形成而生存、发展呢？布尔什维克领导机关的高瞻远嘱常常能够缓和对立，缩短派别斗争的时间，但是却不可能做得更多。中央委员会依靠的就是这种喧喧嚷嚷的民主的支持。由于这种支持，中央委员会才会有决定和发布命令的勇气。领导部门在一切危机阶段所采取的明白的、正确的立场使之享有崇高的权威。这种权威恰恰是集中的无比宝贵的精神资本。”“伴随着新的、巨大任务，执政党的迅速成长必然会在内部产生不一致。在国内暗地活动的反对党通过种种渠道向唯一合法的政治团体施加压力，激化了派别斗争。在内战结束的时刻，这种斗争甚至采取了震动国家权力的尖锐形式。1921年3月，在为数不少的布尔什维克参加了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发生时，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采取禁止派别活动的措施，即把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转用于执政党的内部生活。这种对派别活动的禁令应该是在形势出现重大好转后立即废除的非常手段。同时，中央委员会在运用这个新章程时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唯恐它会扼杀党内生活。但是，真正的意图虽然不过是不得已而对困难形势采取的让步，但是却正中官僚的下怀。”[1]
[1]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日本论争社版，第99—100页。
将以上论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暂时的思想集团的活动是不可避免的，禁止它党的思想生命就停止了；第二、封闭的派别诚然是不如人意的，有必要使它消亡，但这有赖于领导机关的能力。禁止派别不是绝对的原则，而不过是在紧迫的国内外形势下暂时采取的非常措施。或者说，只有在出现了“害怕长期麻痹斗争能力的某种派别”时方允许取缔。这就是说，禁止派别不应该成为原则。托洛茨基这样谈到了它的根据：“在禁止形成派别的第十次党代会之前，苏联共产党已经在不禁止派别的情况下存在了二十年。”；第三、在相当多的场合，党的官僚化是形成封闭的派别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在于党的领导机关。
总之，托洛茨基的根本态度是：“不是禁止派别，而是使之消亡”。因此，他强烈要求党内民主，批判斯大林的铁板一块主义决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起了列宁对布哈林说过的话。列宁在给布哈林的信中说：“如果你把不大驯服的聪明人统统赶跑，只留下驯顺的笨蛋，那么的确会使党垮掉。”[1]
[1]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一一苏维埃俄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第336页。
与1921年禁止派别有关的，还有一个取缔布尔什维克党以外的其他政党的问题。这一取缔发生在禁止派别之前，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文中已经谈到过了。在此只介绍托洛茨基的解释。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1937年）这篇有趣的文章中说：
“取缔苏维埃各党一事根本不是源出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它是在被敌人团团包围的满目荒凉的落后国家保卫专政的一种手段。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明白，其后通过在执政党内禁止派别而完成了的这种手段预示着可怕的危险。但是这个危险的根子不在信条和策略之中，而在专政的物质方面的薄弱，其国际国内形势的困难里，即使只有德国革命取得胜利，那么取缔苏维埃其他各党的必要也就烟消云散了。导致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法的出发点是单一政党的统治，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这一发展的前提既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也不是取缔其他政党这一临时战时措施，而是欧洲和亚洲无产阶级的诸多失败。”[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35页。
6．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运动以所谓第四国际的运动而知名。它的正式成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年前的1938年9月。9月3日，在巴黎郊外某地（出于自卫，公布时说成了瑞士）举行了创建会议。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荷兰、希腊等大约十个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著名的《过渡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运今为止，第四国际已经召开了几次世界性大会，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它的第一次创建会议。但是，在这次会议前，第四国际还有其创立的前史。在这本小书的第1章写到的苏共党内斗争（特别是斯大林、布哈林派与联合反对派的斗争）中就有着它的萌芽。第四国际运动的发韧期可以从1929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算起。但是，在1938年9月正式建立前，还有种种过程。1933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
实际上，在1933年以前，托洛茨基并没有想要建立新的共产主义政党、新的革命国际以取代以往的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非但如此，他还强烈地反对这种主张。即便他是被这些现存的组织开除的，他也仍然站在主张从内部对这些组织进行改革的“改良主义”反对派的立场上。1933年夏季，他才决心创建新的共产主义政党和新的革命国际。前面说过，促成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这一事实，即：斯大林派的共产国际及德国共产党自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后由于采取“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和策略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面前的惨败以及在这一失败后他们不做自我批评，可耻地自我吹嘘。目睹这一事实，托洛茨基认为，第三国际已经死了，再采用改革原有组织的作法已经没有用处，有必要成立新的组织。他从这时起开始呼吁创建第四国际，开始进入了创建的准备时期。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说：“需要重建共产党和国际”[1]，说明了建设新的国际的必要。他在文章中写道：“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作为苏联的落后性（农民的优势）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延迟（不存在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党）的后果而产生。” “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就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如果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的再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不可能只凭借自身的力量使布尔什维克党再生，不可能拯救无产阶级专政。”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117页以下部分。
我已反复说过，在此之前，托洛茨基是绝对反对新的党组织的。有个叫胡戈·乌尔邦斯的人，他曾是德国共产党左派的一名领袖， 1926年底与路特·费舍女士及马斯洛夫等人一起被开除。1928年春，在德国国会选举前，为了推选独立的候选人，他组建了“列宁同盟”。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走向建立新党的第一步，因而加以反对[1]。在托洛茨基派转向建立新党的方针的前一年，即1932年，他还谴责说：“在为改变老党的倾向做出某些认真的努力之前，作为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乌尔邦斯及其同事们所进行的组织新的共产党的举动是犯罪行为。”[2]（托洛茨基与乌尔邦斯从1929年以来在苏联论上就存在对立。乌尔邦斯否认苏联是工人国家的主张，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在我看来，托洛茨基与乌尔邦斯的分裂是国际左翼反对派运动中的一件十分不幸的事件。因为，当时的德国共产党是仅次于苏联党的大党，而乌尔邦斯则是德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还是1923年汉堡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在希特勒执政前，他一直举着“共产主义旗帜”从事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死在了瑞典的流亡地。）
[1]参看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献》第2卷，第442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7卷，第252页。
但是，到了1933年夏，托洛茨基自己也决心从事这种“犯罪”行动了。同时，在这里我又想起，在1933年转变为这个建立新党的方针后不久，托洛茨基在对苏联国家的问题上也变以往的“改良”方针为“政治革命”（“第二次补充性革命”）的主张。这一转变发生在1935年初。关于这一点，前面已作了介绍。
1929年，被迫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一到土耳其，就给被认为是反对斯大林派的所有组织和个人写了署名为古罗夫的信，发行了《反对派通报》（1929—1939年），企图结成国际性的反对派。当然，如前所说，在1933年夏季前，这并不意味着建立新党，而是要组织旨在革新、改良共产国际、苏联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国际反对派。在此期间，即在1929—1933年间，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了称为共产主义同盟的左翼反对派的派别组织，1930年4月在巴黎召开了这个派别的国际会议。1932年，在托洛茨基参加下又召开了哥本哈根会议。我在其他章节里讲过，反对派在这个时期以最大的精力投入了反对斯大林派的“第三时期”政策即“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政策和策略的斗争。但是，这一批判没有被斯大林派接受，在共产党惨败给纳粹德国后，反对派终于变更了政策，呼吁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所以1933—1938年成为建立新的国际即第四国际的准备时期。
1933年夏，当时英国的独立工党（ILP）向不属于第二国际及第三国际的组织呼吁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希特勒胜利后的形势和运动，会议发表了《四个组织的共同宣言》，托洛茨基派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德国的工人社会党（SAP）以及荷兰的两个组织革命社会党（RSP）和工人社会党（OSP）在宣言上签了名。这份声明宣告了建立新的革命党、新的国际的必要性，谈到了建立这些组织的原则。1936年，托洛茨基派召开了国际会议，托洛茨基在会上曾希望宣布成立第四国际，但由于为时尚早，没有被这次会议通过。1938年9月，在巴黎郊外召开的国际会议宣布了（虽然也有人反对）第四国际的建立。同时，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著名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过渡纲领》[1]，纲领由以下的二十一个项目构成：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第243—298页。
1．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2．无产阶级及其指挥部；3．最低纲领和过渡纲领；4．资金滑动制与时间滑动制；5．过渡时期的工会；6．工厂委员会；7．“营业秘密”与产业的工人管理；8．各个资本家集团的掠夺；9．剥夺私立银行与信用制度的国有化；10．纠察线——卫队——工人民兵——无产阶级的武装；11．工农联盟；12．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13．工农政府；14．苏维埃；15．落后国家与过渡要求的纲领；16．法西斯国家中的过渡要求纲领；17．苏联与过渡时期问题；18．反对机会主义与不讲原则的修正主义；19．反对宗派主义；20．为女工和青年开路！21．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分为以上项目的过渡纲领是一篇相当长的文章。文章认为国际上的客观形势处于革命前夜，而革命的主观条件则大大落后于这种客观条件，处于危机中。在这种认识下，文章提出恢复和重建真正的革命指挥部，提出了这个指挥部所应采取的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政策和要求。因此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名为“过渡纲领”。
在这里不可能逐一评论这个纲领，但是应当来谈一谈托洛茨基当时的预测，即托洛茨基认为世界形势处于“革命前夜”，行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先进国家造成“十月革命的继续和扩大”的预见。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经在一篇论文中作了这样的批评：
一、这个纲领指出了，在1938年9月前的直接阶段上，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指挥部，特别是由于“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和“人民战线”论等，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地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失败极其惨重。纲领虽然谈到了这些大失败，但是却认为当时处于革命前夜，过于低估了这场大失败。因为如果遭到失败，要恢复过来就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而这一点却被忽视了。
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发生的“大清洗”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的最终确立，是苏维埃热月的最后完成。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在肉体上被消灭，所以俄国无产阶级的决定性失败是不应掩盖的。然而托洛茨基过低估价了这一点，他认为，“大清洗”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的危机的表现，他甚至预期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后官僚专政就会衰败[1]。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有倒台，它不仅使自己维持了下来，而且还扩大到东欧和中国。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在德国、法国、西班牙以及俄国的大失败是很重要的，这些失败重大到不能容忍把形势规定为革命前夜。但是，纲领正是建立在过低估价乃至忽略这些失败的基础上的。
[1]参看《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8页。
三、纲领在一开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中这样主张：
“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条件，一般已达到资本主义下可能成熟的最高点，人类的生产力失去了活力。新发明和改良已不能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危机下的周期性危机，把不断增长的损失和苦难加在群众身上。一方面，扩大了的失业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瓦解着不稳定的货币制度；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者一样，从破产到破产，处在风雨飘摇中。
资产阶级自己也走投无路。在已经不得不把最后的王牌押在法西斯主义上的国家，资产阶级如今正闭着眼睛在经济破产、军事灭亡的道路上向下滑。在拥有历史特权的国家，即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以国民积累为牺牲，醉心于民主这种奢侈的国家（英国、法国、美国），资本的所有有传统的政党都处在丧失意志前的混乱状态。‘新政’尽管是初期的表面的决心，但也仍然不过是只有在资产阶级成功地积累了无限财富的国家才可能有的、政治混乱的特殊形态。显而易见，由于目前这场不知何日结束的危机，同法国的人民战线一样，‘新政政策，也打不开钻出经济上的死胡同的新道路。
国际关系也不妙。在加大了资本主义瓦解的紧张形势下，帝国主义的对立陷入僵局。在这种对立的极点，各个冲突及流血的局部动乱（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远东、中欧）就会合为一体，引起世界规模的大火灾，这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当然清楚新战争对他们的统治有致命危险，但是与1914年的前夜相比，这个阶级目前更无法避免战争。
一切宣传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的人，不是无知，就是故意撒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不仅‘成熟’，而且开始熟过了头。……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国家和国际关系完全被带有社会革命前夜特征的社会危机挫伤了。将革命前夜状态转化为革命状态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就是……无产阶级指挥部的机会主义性质。”
但是，前面说过，世界资产阶级到这时已粉碎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抵抗，摆脱了1929—1932年的世界大危机，正式向资本家社会解决资本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家占有的矛盾”）的最高阶段——国家资本主义转化。然而，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一般以资本主义危机的各种因素为直接媒介，但同时也如恩格斯所说，由于它在资本家社会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承认了生产的社会性质，所以“这些制度的稳定性是同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高度成正比的。没有这种稳定性，资本主义甚至在历史交给它的这段时期内也活不下去。”[1]可是，托洛茨基的纲领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对世界大危机、其后发生的1937—1938年危机及战争危机印象强烈，对当时资本向具有这种性质的阶段正式转变没有做深刻的思考，纲领是建立在轻视乃至否定这种转变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在1939年还谴责乌尔邦斯说：“希特勒掌权后，德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胡戈·乌尔邦斯得出结论说，‘国家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正在到来。他还举出了意大利、苏联、德国作为这种制度的例子。”[2]
[1]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版，第59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第153页。
从形势处于革命前夜观点出发的托洛茨基的纲领中的建立新党的方针如果是在他流亡国外后、在三十年代前半期提出的，那么它大致上还是合时宜的。但是岁月流逝，在1938年，它已经过时了。特别是俄国、德国、法国无产阶级的大失败已经不允许将形势规定为革命前夜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可利用于革命的良机，但是在大战过程中及战后，却没有能够象托洛茨基所强烈期望的那样，在先进国家出现“十月革命的继续”。
笔者到现在大体上也是这样看的，这一点暂且不去谈它。在大战爆发初期，1939年8月到1940年4月，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国际书记局移到了至今尚存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美国——也由于对苏认识的分歧而发生了严重分裂。
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苏联问题。看起来造成托洛茨基派和广义的左翼反对派分裂的大体上是以苏联问题为中心的。第一次是联合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萨布罗夫等人）在1926—1927年间的分裂，中心问题在于是否承认苏维埃热月是既成事实。第二次与第一次差不多，是托洛茨基与德国左派乌尔邦斯间以东支铁路事件为契机而出现的分裂（请参看《托洛茨基选集》第9卷《捍卫苏联与反对派》一文）。第三次是在1939年8月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时，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中发生的分裂。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得力领袖之一马科斯·夏哈托曼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的当天宣称：“关于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及未来前途，下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应该从讨论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开始。”同年9月，该党的一名领导人、哲学教授詹姆斯·伯纳姆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战争性质”的文件，对以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工人国家说提出了疑问。托洛茨基的苏联论已经在第三章里做了大致的说明。托洛茨基从“堕落的工人国家”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打倒斯大林主义者官僚，无条件捍卫苏联！”的政治口号。伯纳姆和夏哈托曼反对这种“无条件捍卫”，并追本溯源，反对“工人国家”说。
这场争论从1939年8月持续到翌年的4月，虽然托洛茨基反对组织上的分裂，但是结果在1940年4月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大会上，托洛茨基和詹姆斯·坎农的多数派与夏哈托曼、伯纳姆的少数派决裂。《捍卫马克思主义》[1]就是汇集托洛茨基此时的论争文章而成。另一方面，记得在前一章说过，夏哈托曼及伯纳姆的苏联论就是“官僚集产主义”说。他们放弃了“捍卫苏联”（伯纳姆在其后写了著名的《经营者革命》，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夏哈托曼后来组织了“独立社会主义同盟”，现在这个组织也未与其他组织合并。夏哈托曼原来处在托洛茨基派发言人的地位上，是托洛茨基著作的英文译者，学识渊博的雄辩家，撰有许多论著）。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9卷。
不言而喻，这场分裂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很大的损失。但是比这更具有决定性的损失是正在执笔撰写未完成的大作《斯大林》的托洛茨基的被暗杀。这一暗杀的背景还有不详之处，但是格伯乌的走狗、西班牙人拉蒙·摩尔纳尔（还有他的生母卡丽达雅·莫尔纳尔）是受指使犯罪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次暗杀发生前不久，第四国际为了对付1939年9月初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0年5月在美国召开了紧急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有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古巴、阿根廷、智利等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的代表参加。其主要宣言——《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1]由托洛茨基起草而成，这可以说是托洛茨基最后的政治论文。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10卷。
分裂加上失去最高首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战争中被削弱，但是却未被全部消灭。这一运动不分纳粹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一律实行失败主义，而对苏联则采取保护方针。它的国际书记局依然在活动，相互失去联系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欧洲大陆活动，特别是在纳粹占领地区，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牺牲者。在东方、特别是锡兰[1]的“平等社会党”（SSP） （它今天依然存在，而且在锡兰比斯大林派的共产党更要有势力）1942年就加入了第四国际。印度、细甸、中国也有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日本一个也没有！）。
[1]现在的斯里兰卡——译注。
在欧洲，1943年首次成立了临时书记局，发行了法语机关报《第四国际》等。1944年2月，据说在占领下的法国某处，欧洲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召开了六天秘密会议。在战后的1946年，欧洲大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美国、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会议。此后，在1948年4月，即恰恰是在1938年第一次大会后十年，召开了第二次大会。以后又召开了第三次大会（1951年9月）、第四次大会（1954年）、第五次大会（1957年）、第六次大会（1960年）……大约每三年召开一次世界大会，制定各种方针，做出各种决议。
但是，作为战后托洛茨基主义国际运动所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种种分裂。前面提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的分裂都是以苏联问题为中心的。其实还有另一个。这就是被称为“加入战术”的组织策略问题。战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与此关系很大。
前面说过，1933年夏季以来，托洛茨基转而实行否定过去的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建设新党的方针。由于自己的组织处于很大的劣势，所以暂时加入社会党，致力于赢得群众、扩大本身组织的方针也得到了考虑。这一方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人民战线”运动时代（1934—1938年），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生命。
由于当时的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右翼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的建立，为数不多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陷入了极端孤立和危机。为了摆脱困境，在托洛茨基的劝告下，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被建议加入法国社会党。这个加入策略虽然得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国际会议的认可，但是据说也有一些反对者（有一种说法是，在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时代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活动，后终于被斯大林派杀害的著名的安德列斯·宁等人就曾反对这个策略）。
一方面一概否定现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主张建立新的革命党，一方面却又宁为一时方便，主张抛掉自己的独立组织，加入现有组织中。这种有点自相矛盾的主张在列宁的组织理论中是不存在的。也许有人会说，列宁不是曾劝告英国共产党采取加入英国工党的“加入策略”吗？但那是例外的特殊情况。
1920年8月建立的英国共产党十分弱小。与此相比，由于拥有四百万成员的“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独特，它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的普通政党大不相同”[1]，所以它是工会的政治部分的延伸，是工会的政治联合体，具有加盟的性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顾相当大的反对，通过了这个加入策略。1921年12月发表的著名的统一战线策略纲领也指出了这个特殊条件：“当然，英国在这一点上是例外。由于特殊情况，英国工党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的工人联合体。”[2]1922年3月的一个关于英国问题的决议基于“工党是工会的政治组织，在该党中包括了诸如独立工党、费边派、行会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政治倾向”[3]——用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演说中的话说，英国工党的这种特殊性说明它“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党”——从而对加入工党表示宽容。
[1]《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雅病》《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43页。
[2]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献》日译本，第1卷，第290页。
[3]同上，第309页。
但是，这决不是无条件的。“应该公开地说，共产党是可以加入工党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共产党要有充分的批评自由，要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1]。加入策略就是带着这种不可动摇的条件的。
[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08页。
因此一般说来，不应绝对地承认加入策略，何况在转而实行建立新党的方针的同时采取加入策略就陷入了折衷主义或二元论的矛盾，是错误的。“加入策略”的方向不是其他“党”，而是工会。
我就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总之，这个“加入策略”大大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四国际。战后的“加入策略”在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51年9月）上被作为普遍方针。围绕着这个加入策略，以元老詹姆斯·坎农为首的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得到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局支持的希腊人米歇尔·帕布洛的一派发生了意见对立。战后的“加入策略”与战前的短期“加入策略”有所不同，它是相当长期的，加入的对象不仅是社会党，而且还有共产党。虽然坎农派对这件事本身并不那么反对，但是问题是，帕布洛派主张，应该把加入策略扩大到东欧各卫星国的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一样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这就有了争论。
坎农派强烈反对帕布洛派的这一主张，这个问题的根子就在对战后苏联阵营的意见分歧上——前面说过，托洛茨基在1933年乃至1935年前的对共产党政策及对苏政策还是“改良”的——帕布洛派列举了战后形势的变化，提出对斯大林派共产党和苏联国家采取近于复活这种“改良”的态度，而坎农派则依然继续主张奉行1933年及1935年以后的方针（否定斯大林派共产党，在苏联阵营内进行“政治革命”）。加入策略这个组织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实际上反映了这种根本性的对立。总之，在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秋，两派分裂为国际书记局（帕布洛派）和国际委员会（坎农派）。在此之后，据说帕布洛被捷尔曼（比利时人）和彼埃尔·弗朗克（法国人）开除，上述分裂得到弥合，又复归统一。也有人说，还有别的分裂。遗憾的是，笔者没有这以后的第四国际的情况资料参照，不能正确地加以记述。但是不管怎样，我认为，失去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前途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我在前面曾经引用过拉雅女士的话：“由于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等于国有财产的观点与斯大林的纲领基本上没有区别，所以尽管托洛茨基不断和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斗争，但是它的思想却不可能有力量指示独立的方向。”我的看法与拉雅女士的一致。对托洛茨基尚且可以如此说，对于作为托洛茨基追随者的托洛茨基死后的第四国际就更是如此了。我在前面说过，如果托洛茨基活到战后，他一定会象他的未亡人那样摆脱他的国有拜物教。而他的追随者却比托洛茨基还要顽固地信奉国有拜物教。这些追随者将只能停留在对斯大林主义或者其亚洲变种毛泽东主义采取所谓“左翼策略”的反对派的水平上。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
[补记]
我认为，现代世界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必须分析下列诸点，为了征求研究同道的意见，把我的构思写在下面：
一、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动因和诸形态
1．西欧国家（特别是美国）
2．斯大林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
二、国家资本主义下经济运动规律的变化
1．国家资本主义与价值规律
2．国家资本主义与危机
3．国家资本主义与利润率下降规律
三、现代国家资本主义与革命危机问题
1．国家资本主义与庞大的军国主义的结合——浪费与经常性的战争危机
2．物价上涨、慢性通货膨胀
3．自动化与失业
四、改良主义的基础和作用
1．斯大林主义（包括毛泽东主义）
2．社会民主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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