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对马忠行《托洛茨基主义》（1968）
第二章 不断革命论
1．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纲领
首先从“不断革命”一词谈起。在我国，这个词过去一直被译成“永远革命”，并已约定俗成。但是，我认为这一翻译是不恰当的，因此将其译为“不断革命”。[1]托洛茨基根本没有设想过什么永远革命。“不断革命”是一个表示社会变革的阶段性及其在世界范围的连续性、持续性的字眼。托洛茨基自己也说过，这是马克思的话，它意味着连续革命、不间断革命。托洛茨基本人曾多次使用过这个词（中国共产党从早期的陈独秀时代起，就把这个词译为“不断革命”，这比译成“永远革命”要好得多）。
[1]在日文原版书中，作者译为“持续革命”。考虑到我国习惯，本文中将这个词均改为“不断革命”——译者
这个词原来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它表现了社会变革的阶段性以及这一变革在世界范围的连续性、持续性。它一般地要求并表明：无产阶级必须为使资产阶级革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成长为国际革命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撰写过论述了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前途与任务的著名文献《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与这一文献有关的问题，下一节里将较为详细地谈到。在这份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消灭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采取小资产阶级改良等要求——引者）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阶级手里的时候为止。”马克思、恩格斯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全文——“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1]。
[1]《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1、299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一文也指出：“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1]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3章里，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2]。
[1]《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05页。
[2]《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04页。
托尼·库里夫在《不断革命论》一文中指出：“托洛茨基的理论是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所做的分析的发展、运用和扩大”[1]。马克思的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革命论的关系问题，下一节里将专门论述。总之，我认为，在对马克思的革命论的“运用和扩大”中，托洛茨基发挥了其天才的独创性，适应新的条件加入了新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新因素的基本特点就是支撑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而其中又有两点主张最为显著。
[1]参见拙著《国家资本主义巧革命》第278页。
托洛茨基写道：“1905年到1917年问，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革命观点，即不让无产阶级加入政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使其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而到了1924年秋（斯大林修正列宁，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时期——引者），‘托洛茨基主义'又开始意味着这样一种观念：取得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一国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259页。
就论争史而言，情况确实如此。然而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所包含的这两个基本要素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割裂的。只是在1905年到1917年间，成为争论对象的是前者，而后者的问题还不成其为问题。这是因为，后者的观点与列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不可能引起争论。到了1924年末，由于斯大林修正列宁主义，它才成为受到攻击的论点之一。众所周知，1905年到1917年间，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不加入政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就不能解决的观点之所以成为争论对象，是由于它与列宁的二阶段革命论、列宁著名的革命公式“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论是对立的，或被认为是对立的。
1905年革命前，在认为行将到来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是没有分歧的。决定性的差别是，孟什维克认为，既然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由自由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停留在施加某种程度的促进压力的反对党的位置上。与此相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张，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能力，要依靠，也只有依靠坚持对资产阶级采取不妥协态度（麻痹自由资产阶级）的、以无产阶级为先锋的工农（作为整体的农民）同盟军，才有可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即便是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它归根结蒂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应该是在制度上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农民主专政”。1904年9月后在组织上处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托洛茨基反对这种观点，他虽然也承认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却认为不可能建立这种联合专政，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只能指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建立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通过执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取得农民大众的支持，反而会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变得更容易一些。但由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已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就不应是两阶段战略，而是一阶段战略，特殊的一阶段战略。在此之后，以波兰革命问题为契机，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第三国际纲领（1928年）中（不是在由布哈林起草的最初的纲领草案里）也写上了“兼有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公式。其实，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文中所说明的[1]，十月革命本身就是这类革命之一。事实上，自1904年起，托洛茨基就在倡导这种十月革命的公式了。
[1]请参看《列宁全集》日文版，第29卷，第144、194、303页，以及第33卷《十月革命四周年》等文。
由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战略论争曾被俄国共产党内的反托洛茨基派最大限度地利用，所以在后面将详细叙述这一论争。如果一定要在这里谈一点儿的话，那么我要说的就是：自托洛茨基写下了他的第一部概要论述其不断革命论的著作《总结与展望》 （1906年）以来，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他的思想有着完整的历史。据托洛茨基说，这一思想产生于1904年。特别是，“正好到了1905年1月9日事件与10月罢工期间，笔者形成了这些后来被命名为‘不断革命论’的见解”[1]。翌年，在狱中，托洛茨基归纳并写下了他的上述见解，且使之理论化的著作《总结与展望》。此后，特别是在列宁去世后，即1924年后，以党内斗争为契机、这一思想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总结与展望》曾作为1906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我们的革命》中的一部分发表，但这部书立即被没收，而未能广泛传播。此书曾于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再版）。
[1]托洛茨基《“1905年”1922年版序言》。
托洛茨基本人曾在1928—1929年写的《不断革命论》中说：“今天，不断革命的理论在要求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给予它以最大的关注。这是因为，阶级斗争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进程完全并最终使人们在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旧见解的分歧进行回顾时提出这个问题，并使之一般转化为国际革命的内在联系和方法、国际革命性质的问题。”
在1929年所作的《不断革命论》一书的结论部分（该书第10章“什么是不断革命？——其基本要点”）的一开头，托洛茨基指出，《不断革命论》是作为对卡尔·拉狄克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发展与意义》，未公开发表）的反批判，在1928年写于流放地阿拉木图，并于翌年在土耳其的流亡地加以补充后成书的。同年，他对不断革命的理论作了简洁、概要的阐述。除他所阐述的最后一条外，我准备在下面全文引用。因为，自托洛茨基于1904—1905年形成了其革命设想以来，通过后来的革命经验和理论探讨，不断革命的理论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以成熟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早期相比，不断革命论的主要内容没有变，只是更加丰富了。特别是，它已经从俄国的革命论“一般转化为国际革命的内在联系与方法、国际革命性质的问题”。此时的托洛茨基已经不仅是俄国革命的一位左派领袖。虽然被斯大林派打败、驱逐，但这位十月的英雄已处在国际共运的领导者的地位上。他的着眼点从俄国扩大到了世界。
那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要点是什么呢？托洛茨基本人曾这样深思熟虑地归纳了他同斯大林、布哈林的共产国际的对立：
一、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论意味着：只有通过作为附属国、特别是作为农民大众领导者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完全并真正解决民族、民主解放的任务；
二、不仅农业问题，就连民族问题也使得构成落后国家居民大多数的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处于不寻常的地位。不与农民结盟，无产阶级就不能解决、也无法真正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然而，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做不调和的斗争，这两个阶级的同盟就不可能实现；
三、无论各国革命的序曲阶段情形如何，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同盟都只有在组织成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的政治领导下才能实现。其次，这意味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以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只有通过将首先解决民主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
四、历史性地确定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老口号“工农民主专政”恰好表现了无产阶级、农民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具有上述性质的关系。这一点已由十月革命的经验予以肯定。但是，列宁的老公式却未事先解决这一问题，即：在革命联盟内部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相互关系如何？换句话说，这个公式慎重地保留了选择的余地，以便在历史经验的进程中寻求更加正确的答案。不过，虽然历史经验的进程告诉我们，在不会招致任何误解的情况下，农民的革命作用是何等的伟大，但尽管如此、农民既不能发挥独立作用，更不能起领导作用。他们或者跟着工人，或者追随资产阶级。这说明，“工农民主专政”只能被看作是统率着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
五、从阶级内容上看，工农民主专政作为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制度，也许只有在能够组织起代表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般利益的独立的革命党——接受了无产阶级的各种援助而取得政权，并能制定革命纲领的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全部近代史——特别是近二十五年来的俄国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因此，在一切决定性的场合，特别是在战争还是革命的扶择面前，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总是与大资产阶级一道走，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则与无产阶级携手前进，中层将不得不在这两极间作出选择。在克伦斯基主义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国民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因此也就不存在工农民主专政；
六、第三国际企图把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早已在历史上用滥了的口号强加给东方各国的努力，最终只会起反动的效果。只要把这个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立起来，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使无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大众中解体，为民族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从而也就是为民主革命的失败创造出最有利的条件。把这个口号写入共产国际纲领，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传统的直接背叛；
七、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而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迅速地面临解决与深刻侵犯资产阶级所有权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并由此形成不断革命；
八、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没有完成革命，而只是使它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以民族的以及国际规模的阶级斗争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占压倒优势的条件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场斗争的爆发。这就是说，在内部导致内战，在外部导致革命战争。无论被卷入这场斗争的是昨天刚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有着已经经历了民主主义和议会主义漫长时代的背景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同样具有不间断性；
九、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民族范围内完成，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同民族国家的疆界不相容了。因此，一方面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则产生了资产阶级欧洲联邦的幻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民族的舞台上开始，扩展到国际舞台，并在世界舞台上结束。用更新的语言，就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就这样成为不断革命，一直到新社会的最终胜利在我们所居住的整个行星上实现为止；
十、以上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做了概要的描述。这份草图排除了现在的第三国际纲领的玄学的、毫无生气的分类精神所提出的问题，即“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既然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世界分工以及世界规模的生产力，它就是在为全部世界经济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各个国家将会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过这段路程。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也许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
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团结农民、取得政权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因而不可能结束民主革命。与此相反，在民主革命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国家，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在此之后的命运最终不是取决于民族的生产力，而主要是依赖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十一、由于对十月革命的反动面发酵膨胀起来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永远同不断革命的理论对立的。
在我们批判的鞭挞下，效颦者们以俄国的特殊性（地大物博）为由，企图把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应用范围仅限于俄国。但这种尝试非但没有使情况得到改善，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斯大林、布哈林的共产国际纲领中说，中国等落后国家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引者）。与国际主义立场的决裂通常必将导致大民族主义，这种大民族主义主张只有本国才能起到其他国家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并将这种作用归诸于本国的素质和特殊的优越性。
世界性的分工、苏维埃工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世界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亚洲原料的依赖等，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从事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十二、违反了俄国革命全部经验的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论不仅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机械地进行对比，而且也割裂了民族革命与国际革命。
这个理论提出的任务是，在落后国家革命中建立民主专政这种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不可能实现的制度，从而把幻想和虚构带入了政治。它麻痹着东方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斗争，妨碍着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从效颦者们的理论观点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本身意味着革命的完成（按斯大林的公式就是完成了十分之九）和民族改良时代的开始。克拉克的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论点，归根结蒂是与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紧密相联的。
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就被降低为仅仅是与军事干涉作斗争的辅助性武器。第三国际的现行政策、体制以及领导人的避选，完全是与共产国际降低为不能独立完成任务的辅助性部队的情况相适应的[1]。
[1]见《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09—313页，本书根据新的英译本对引文作了一些改动——引者。
2．不断革命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我曾说过，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有支撑着这一理论的、相互联系的四个基本观点。其中有两点前面已谈到了一些。后两个，一个就是前文引用过的基本纲领中的话：“各个国家将会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过这段路程。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也许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再一个就是托洛茨基的农民论，上述纲领中这样写道：“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以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这种农民论正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革命前与列宁在战略论上产生分歧的直接基础。关于这一论争，后文将作说明。这里首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托洛茨基在其早期著作《总结与展望》中，有这样一段名言：
“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一道成长，变得更强大有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何日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不是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要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各种关系和国际情况，并最终取决于若干主体性因素，即传统、工人的斗争主动性及斗争准备等。工人在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比在先进国家更早掌握政权。1871年，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工人有意识地把政权拿到了自已手中。但是，在大资本家的中心区域英国及美利坚合众国，工人哪怕连一个小时的政权也未掌握过。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在某种程度上自发地依赖于技术发展和国家资源是荒谬的、是单纯的‘经济’唯物论的偏见。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在我们看来，俄国革命将会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在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得以有机会充分发挥其统治能力之前便将政权转入工人手里—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必须如此。”[1]
[1]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61—62页。
“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俄国的政治解放将使这个阶级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给予它巨大的资本和力量。历史已经使工人阶级成为对创造了一切客观条件的世界资本主义进行清算的先导者。”[1]
[1]同上，第133页。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象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会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在下一节里将会谈到。虽然马克思曾经说过：“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1]，但在俄国革命家中，预言落后国家俄国将先进行革命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而列宁甚至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还认为，欧洲会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1]《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14页。
后来，托洛茨基根据历史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复合发展规律，对局势作了一般性的解释。对不平衡发展（国与国、政治与经济以及其他等等）规律虽然无须加以说明，但“复合发展规律”在托洛茨基的理论中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故引用如下：
“历史规律与学究式的先验主义无缘。作为历史进程的最普遍规律的不平衡性在落后国家的命运中得到了最尖锐、最复杂的表现。在必要的外因下，它迫使落后国家的文化出现飞跃。这样，从不平衡性这一普遍规律中就引出了另外一条规律，它还没有恰当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复合发展规律。我们用这一名称来表示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的相互吸引、各个阶段的结合以及旧形式与更现代的形式的混合。”[1]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2分册，第17页。
列宁在1915年曾经说过：“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众所周知，斯大林曾用这段话作为他的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据。斯大林还大肆宣扬说，马克思、恩格斯不知道不平衡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是列宁的新发现。然而，不能设想马克思、恩格斯会不知道不平衡发展。把列宁的话作为俄国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也是毫无道理的歪曲。本书第一章中已对此做了阐述。
[1]《论欧洲联邦的口号》《列宁企集》中文版，第21卷，第321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更早、特别是更有力地在其革命学说中运用了不平衡发展规律的是托洛茨基。因为他的不断革命论正是建立在国家与国家、或政治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上的。不是二阶段革命，而是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与无产阶级革命阶段飞跃式地结合为一个阶段——托洛茨基的这种特殊的一阶段革命论以及他提出的俄国将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恰恰是托洛茨基对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表述。当然，如下一节所说，这些思想是来源于马克思的。在《不断革命论》中，托洛茨基针对着斯大林写道：
“在这场讨论中，令人最难容忍的就是斯大林的‘理论化’。其中，有构成他的全部理论家当的两件装饰品：“不平衡发展规律”及‘阶段不可超越论”。斯大林至今也不懂得，超越阶段（或在一个阶段的停滞）正好构成不平衡发展本身。斯大林以他所特有的装腔作势，提出了不平衡发展规律来反对不断革命论。但是，在历史上，落后的俄国可能比先进的英国更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见正是全面依据不平衡发展规律提出的。”[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70页。
当然，如果把托洛茨基的落后国家先革命论理解成、或歪曲为普遍的、必然的，那么就会接近一部分斯大林主义者的所谓“边缘地带革命论”了。托洛茨基仅仅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有先进行革命的可能，而他比列宁、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早地预见到俄国存在着这种可能性。
托洛茨基认为，即使是不平衡发展也是有限度的。诚然，落后国家俄国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仅仅在这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落后国家比先进国家晚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这里已谈到了托洛茨基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这样一种观念：取得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只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托洛茨基说：
“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呢？我们只能有把握地说，远在俄国技术的落后性绊住后腿之前，这一政策就将遇到政治上的障碍。毫无疑问，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国家的直接支持，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可能将暂时的统治转变为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专政。但是，另一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将使我们有可能把工人阶级的暂时统治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专政”[1]
“如果只依靠自己的手段，俄国工人阶级在农民背弃他们时，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反革命压垮。除了把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命运，从而也就是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起来外，俄国工人阶级别无选择。俄国无产阶级将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暂时危机所带给他们的巨大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权力投放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的天平上去。"[2]
[1]《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128页。
[2]《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144页。
1915年，在提出了“欧洲联邦”的口号的著名的《和平纲领》中，托洛茨基写道：“如果这种情况（其他国家的革命发展）没有发生，那就不能指望革命的俄国会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生存下去，不能指望社会主义德国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孤独地站住脚跟。理论考察和历史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1922年为这本书加的跋中，托洛茨基说：“《和平纲领》中曾反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也许在某些读者看来，这个观点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将近五年的经验所驳倒。但是，这个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一个工人国家，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工人国家能够同全世界抗衡，并生存下来——这一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威力。如果在其他更先进、更文明的国度，这种威力将会创造出真正的奇迹。就政治、军事意义而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捍卫了自己，但却尚未达到，甚至尚未接近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无产阶级在最重要的欧洲国家取得胜利后，真正的俄国社会主义经济高潮才有可能到来。”[1]
[1]托洛茨基《<和平纲领>1922年版序言》。
总之，“在农民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工人政府所面临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有可能解决”[1]。这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一个重要属性。到了后来，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逐渐扩大，以致于认为，无论一个国家是先进还是落后，一般都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那么，这种理论的论据是什么呢？
[1]《<1905年>1922年版序言》。
“不断革命的理论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尽管俄国从历史上说是落后的，但是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前，俄国无产阶级仍能通过革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在被资本主义敌对世界所包围着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种种矛盾，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范围内，才能找到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第一个命题是出自对不平衡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第二个命题则是依据对资本主义各国间经济政治纽带的不可分性的正确理解。”[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40—41页。
这是托洛茨基的杰作之一《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的话。就我所知，如果把这本书的第1章（《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纲领》）与《俄国革命史》的附录《论一国社会主义》对照起来读，就大致上可以理解托洛茨基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前者尤为详细，其论据主要有两个：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前提。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仅仅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在另一方面还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二、“资本主义各国间经济政治组带的不可分性”。特别是今天各民族国家的生产力不是孤立的，而在极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或者可以说，甚至在当今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国家疆域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来说也还是过分狭小了。“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从世界分工出发，最高度地发展物质资料和服务的国际交换”[1]。以上简单谈了这两个主要论据，下面再进一步做些介绍。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5页。
托洛茨基认为：“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不仅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形式，而且使民族国家的疆界也变得狭小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在同等程度上成为世界经济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同时针对着生产资料私有以及民族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割裂。东方各民族的独立斗争包括在这个世界进程中，并与之融为一体。创立民族社会主义的目的即使能够实现，也会对人类的经济力量造成巨大破坏。但也正由于这个缘故，民族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所谓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事实的表现。”[1]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5页。
他强调：“由于资本主义的分散的不平衡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也出现了时间上有先有后的、不平衡的、分散的性质。由于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高度紧张，所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的。”[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52页。
“为满足人类需要，社会主义要有计划地、协调地组织社会生产。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还不是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实现它的合法前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脱离实质上是世界性的生产力的问题。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已经是过分狭小的各个国家更不可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域。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增加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5页。
托洛茨基强调，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质上是世界性的”。因此，他认为，不仅象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他起初就是这样看的——就是象英国那样的先进国家也不可能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在《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托洛茨基写道：
“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布哈林起草）的第4章里把资本主义国家分成三部分，即：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二、‘处于资本主义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1917年前的俄国、波兰等）；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等）’。
事实上，与今天的美国相比，'1917年前的俄国’要与今天的中国接近得多。在这个图解式的分类中，如果不是存在这样的事实，即这种分类与草案其他部分相联系，成了错误结论的根源，那么谁也不会对它认真地提出异议了。草案可以说，‘中等水平’的国家拥有建设独立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在话下，需要外部援助的只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工农业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制中的地位等其他条件抛开，而单凭这种标准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就会陷入新的、同样是严重的谬误和矛盾中。刚才谈到了英国。英国无疑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英国没有在本岛范围内成功地建成社会主义的机会。一旦被封锁，英国在数月内就会室息而死。
的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极其有利的。如战争中的资产阶级德国所证明的那样，即使被困在封锁圈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也能使经济生活富有很大的弹性。然而，对于这种先进国家来说，在民族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普遍的衰退和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换句话说，这是与社会主义的任务背道而驰的。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忘记了当代生产力与民族疆界的矛盾这一基本命题，忘记了虽然原因相反，但对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来说，高水平的生产力比低水平的生产力所遇到的障碍决不更小。对于后者来说，是缺乏足够的基础，而对于前者，则是基础方面将会变得贫匮不足。正是在最需要不平衡发展规律、不平衡发展规律也最为重要的地方，这一规律却被丢到了脑后。”[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57—58页。
“对于后者（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引者）来说，是缺乏足够的基础；而对于前者，则是基础方面将会变得贫遗不足”。首先，也许人们会对此产生疑问：如果“缺乏足够的基础”，难道不可以先提高生产力奠定“基础”，然后再建设社会主义吗？但是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发展生产力阶段只是一段短暂的时间，或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其他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那么这自然要另当别论。但倘若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就不能不是非社会主义的或反社会主义的。总之，正象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后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说过，“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曾指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2]。人们应该思考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其次，“对于前者（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引者），是基础方而将会变得贫匮不足”。举例来说，没有海外资源和贸易等，英国这个拥有高水平生产力的国家就会站不住脚。如果海外资源和贸易被切断，生产力很快就会下降。所以说，在大不列颠岛上也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愈发达，与外界的联系就愈密切，如果这些联系纽带被切断，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反而会遇到更多的经济障碍和经济困难。因此，虽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原因相反”，但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国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然而，如果英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通过某些措施，使得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以及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获取资源的途径没有中断——这在某种程度上未必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说，如果在一个经济独立性较强的先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情形又会如何呢？托洛茨基说过：“数国间的相互依存的有机关系朝着国际分工的方向发展，使得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3]。然而，虽然“朝着国际分工的方向发展”是一个事实，但是既然它还尚未能臻于完善，不是就还不能排除经济上的独立性吗？
[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44页。
[2]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77页。
[3]托洛茨基《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2页。
我认为，在这里应回顾一下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我所知，列宁没有象托洛茨基那样总地、绝对地否认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仅仅是认为，—国建成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是不完善的。一般说来，比起不可能说来，他更倾向于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观点。我基本上同意列宁的意见。不过，不可能说与不完善说没有多大实质上的差别，不必过于深究。现在要在细微末节上把这种区别确定下来，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如前所言，重要的倒是这个事实：在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上，列宁与托洛茨基毫无分歧，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众所周知，斯大林派伪造历史，曾竭力宣传列宁与托洛茨基间存在严重分歧。由于托洛茨基曾充分揭露了这种捏造，所以此处不再赘述。对下文的介绍只是为了揭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是列宁的一贯思想。这是列宁在1905年末和1906年初写的遗稿。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把革命划分为几个阶段，指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他还对专政建立之后的特点做了如下描述：
“在第五时期所形成的关系的基础上，新的危机和新的斗争发展和加剧起来，这时无产阶级已经进行了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保持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帮助，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正象1849—1850年的德国革命党或者1871年的法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一样。
因此，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农（加上一部分中农）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
在这些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的，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
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么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
[1]《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71页。
这里连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影子也没有（这篇遗稿由编者加米涅夫发表在1926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5卷上。据托洛茨基说，斯大林派对列宁这篇文章的发表咬牙切齿，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份有利于联合反对派的资料。）
接下来再介绍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讲过的一、两段话：
“……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1]
“……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而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经常强调，在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2]※
[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34页。
[2]《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5卷，第473—474页。
※这段语录系译自作者引文。这段引文有错误。俄文原文应译为“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59页），但在作者引文中却变成“我们经常强调，在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请读者注意——译者。
对于不断革命论的第三个基本观点的说明就到此为止了。我曾经说过，不断革命论“是被不平衡发展规律、复合发展规律以及世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1]所丰富了的、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革命学说”。这也就是我以上说明的意义所在。如在本章下一节里将要论述到的那样，应该说，不断革命论发展、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学说，是真正天才的设想。
[1]“马克思主义不是国民经济各部分的统计，它是从强大的、作为独立的现实而存在的世界经济出发的。而世界经济则是由国际分工以及在我们的时代妄自尊大地统治着国内市场的世界市场创造出来的。”（《“不断单命论”德文版序言》《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149页）。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下面就来谈谈这个应被称作不断革命论的第四个基本观点的农民问题。如前所述，这是列宁与托洛茨基战略论争的核心问题。托洛茨基否定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二阶段革命论的变形）的论据——前文曾引用过——有这样的背景：“飞跃阶段正好成为不平衡发展本身。”但直接导致托洛茨基否定“工农民主专政”的媒介，是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农民论上的分歧。现在来看一看，在前文曾介绍过的基本纲领中，托洛基是怎么说的：
“也许只有在能够组织起代表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般利益的独立的革命党——接受了无产阶级的种种援助而取得政权，并能制定革命纲领的党——的情况下，工农民主专政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能够组织起这样的农民党……但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否则，托洛茨基就不必反对列宁的学说了。“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农民——引者）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以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这是1917年前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战略论的直接的、主要的论据。至少托洛茨基自己是这么看的。因此，应该从托洛茨基与列宁的战略论争的历史发展中，对此作出说明。
简而言之，列宁与托洛茨基在战略论上的分歧，即在承认还是否定“工农民主专政”上的分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的关系上，如何评价（作为整体的）农民的地位、作用，以及在何等程度上评价其地位、作用的意见分歧。在认为农民一般说来作用很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需要工农革命联盟这点上，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斯大林主义者一直宣传说，列宁与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这种宣传是提造出来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对此有详细说明，在下一节里将谈到这方面的若干问题）。
对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的关系中农民（指当时的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形之下，托洛茨基所作的评价要比列宁的低。因此，一方（列宁）认为，依靠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是体现了工农革命合作的“党的政策及国家形式”——应该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与此相反，另一方（托洛茨基）认为，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应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而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856年4月16日）、德国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他说：“德国革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1]。而这也就是托洛茨基的革命公式。他本人在《不断革命论》中也谈到了这个意思[2]。关于马克思的这段话，将在后面的论述中更详细地加以研究。如这里所说，实际上，托洛茨基的战略——起初并未意识到——意味着对马克思的上述战略的发展。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马恩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34页。
[2]《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56、259、278页。
托洛茨基说：“列宁和我的争论实质上是针对着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的独立性（以及独立程度），特别是针对着建立独立的农民党的可能性进行的。在这场争论中，我批评列宁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则批评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26页。
“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和“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的对立！那么，为什么托洛茨基“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而列宁又“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呢？前面说过，这是因为，托洛茨基认为：“由于农民所处的中间地位以及其社会构成是不同质的，所以它既不会有独立的政策，也不会有独立的党。在革命时期，它将被迫在资产阶级的政策与无产阶级的政策间做出抉择。”[1]
[1]同上，第218页。
无可否认，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确有这种倾向。在托洛茨基的多数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农民的这种性质的强调。在收入了其未完成的大作《斯大林》中的《俄国革命的三个概念》一文，也强调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程度。所以，在这里是难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定论的。这需要对具体情况下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封建、半封建的压迫程度，农民分化的发展程度，尤其是要对具体国家的全部阶级结构，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所谓“农业国家”以及具体的国际形势等作具体的分析；并依据这一切的程度和性质，来决定究竞采纳“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下一节将谈到，这是列宁对马克思的二阶段革命论的表述方式），还是采纳“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用“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这是马克思的一阶段革命论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公式，难道不是如此吗？（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托洛茨基的战略一直被遗责为极左的、冒进的。但如果仅仅是由于飞越阶段的说法就遭到这种谴责，那么这种谴责就是庸俗进化论的作法。在历史上，“飞越阶段”是屡见不鲜的。“飞跃阶段恰好构成不平衡发展本身”——见《不断革命论》第6章《飞跃历史阶段》）。
正如托洛茨基曾加以引用的那样，针对着托洛茨基对独立的农民革命党的否定，列宁曾著文反对。
在《革命和反革命》一文（1907年）中，列宁写道：“现在谁也不能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今后的命运如何。也许立宪民主党人的破产会有助于成立一个农民的民主主义的政党，即真正群众性的政党，而不是象社会革命党那样终究只是一种恐怖分子的组织。也许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团结还有客观困难，使这样的政党不能成立，并使农民的民主派在长期中仍然象现在那样只是一种脆弱的、不定形的、软弱的劳动派群众”[1]。在1919年写的一篇论文（《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中，他更加充满信心地倡导这种观点。他说：“俄国革命史中的事实表明，1905年年底高潮中的第一个浪头，就立即推动农民建立了一种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萌芽的政治组织（全俄农民联合会）。在第一和第二届杜马中，反革命势力虽然除去了第一批先进农民，但是农民（这次破天荒地在全国范围内，即在全俄选举中）马上为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维形的‘劳动团”打下了基础。在这些萌芽和雏形中，有许多不稳定的、不固定的和动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革命既然在开始时就使这种政治团体产生了，那么它在达到“结局’，确切些说，也就是达到了高度发展，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更定形的和更强大的农民政党产生"[2]。
[1]《革命和反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4页。
[2]《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7页。
在该文中，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那些得到了马尔托夫同志赞许的论断是错误的”。他说：“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强大政党的存在为前提，也决不是以一般政党的存在为前提。否则就是把阶级问题同党的问题混淆起来。上述两个阶级的‘联合”根本不是以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为前提！这个道理在理论上是很清楚的，因为第一：要农民服从某个党组织，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二，建立农民政党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特别困难和特别漫长的过程，所以‘强大的独立政党”，打个比方说，只有到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和农民曾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实行了几十次和几百次的‘联合”，但是当时农民并没有‘任何强大的独立政党’……所有这些组织大都是非党的，但是，这些组织的每一次共同行动，无疑都是阶级的‘联合”。与此同时，农民党形成、产生和出现了——如1905年的“农民联合会’和1906年的‘劳动党'——而且随着这个党的成长、发展和自决，阶级的联合也采取了各种不同形式，从不明确的和不定形的政治协议，直到十分明确的和完全定形的政治协议。”[1]
[1]《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4-345页。
后来，针对着这种农民党的理论，托洛茨基指出：“这个假说被证实了吗？不，没有。可是，在历史能够提供完整、确凿的证据之前，这个假说却使列宁对革命政府问题作出了代数式的回答。”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上述战略论争，俄国革命的发展又作出了怎样的裁决呢？
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应该附带谈一谈列宁的革命公式和托洛茨基的革命公式。如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的第5章等处所说， “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不允许农民代表等加入这个政权。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工农民主专政”与“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究竟何在？问题就在于专政的领导权。托洛茨基强烈主张无产阶级在政权中的决定性的领导权，所以他认为，不能允许无产阶级作为少数派加入这个政权。而列宁尽管也强调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但却并不认为无产阶级不能作为少数派加入政权。这大概是由于他比托洛茨基更高地估价了“农民的革命作用”。在这一点上，列宁与托洛茨基是不同的。托洛茨基说：“列宁认为在理论上可以允许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少数派参加民主主义政府。意见分歧仅在于此。”[1]“这个专政虽然有工人参加，但在本质上仍是农民的”[2]。托尼·库里夫也说：“列宁所预见的，是工人党和农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是以农民党为多数派的'工农民主专政”。他接着解释道：“民主专政政权创建了共和国，剥夺了大地主，强制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在此之后，农民就将失去革命性，变成财产和社会现状的拥护者，与资产阶级携起手来。这时，与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的农民结盟的工业无产阶级就会变成革命的反对派。这种暂时的‘民主专政’势将为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府廓清道路”（此处需要注意下面这段话：“……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民主专政——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维持下去。这个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了列宁在1906年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时发表的所有文章和演说《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土地国有化问题等》”[3]。在列宁看来，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能够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取得胜利的。但是，没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民主的果实就不能维持和加强[4]）。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看的。如果一定要就这些问题谈一点儿的话，那就要指出：在列宁的公式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处在萌芽阶段，这种领导权不可能、也决不会具有完全成熟的性质。如果能够使这种领导权具有成熟的性质，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它就不是“工农民主专政”，而应该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了（“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的联合程度以外，企图用其他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企图在它们中间建筑一道万里长城，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5]）。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28页。
[2]托落茨基《斯大林》日文版，第3卷，第678页。
[3]《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93页。
[4]请参考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一书，见该书日文版，第1卷，第132页。
[5]《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81页。
那么，下面就来看看，俄国革命的实际发展对这两者作出了怎样的裁决。
过去，我曾说过，“我倾向于列宁的意见”。但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转而认为，二者都分别掌握着一部分真理——难道不是如此吗？
1917年4月，列宁对以加米涅夫为理论领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反对当时从战略上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批判。这就是著名的《论策略书》。他在为时局下了定义，指出当时“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之后，这样写道：
“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
在1917年2—3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的阶级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新阶级即资产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在这里，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喜欢把自己称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的喧嚷：难道我们不是向来都认为只有‘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但是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
‘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农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实现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已经提到日程上的已是一个新任务……
……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才可能是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既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又有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不要忘记，彼得堡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的政府没有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1]
[1]《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4—23页。
尽管土地革命并未完成，尽管最初所设想的那种形式完善的工农民主专政并未实现，但列宁仍认为从战略上已经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归纳起来，这种认识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的：“实际上，现实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普通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除了这一个政府外，还存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它就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1]。列宁称这种局面为“两个政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扫除了整个沙皇制度，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完全接近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的民众力量的政权），就是工农阶级的专政。”[2]
[1]《论策略书》《列宁全架》中文版，第24卷，第39页。
[2]《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9页。
概括起来，列宁关于工农民主专政论的主张是：“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但是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能设想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所谓“不同”是指，虽然“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的方式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改变。”[1]
[1]《论策略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5页。
那么，这倒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无异于列宁自认，他过去的观点只有一半是对的。因为，工农民主专政虽然“实现”了，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并做了“许多十分重大的改变”。或者说，建立起来的政权只不过是“接近于”这种专政。其实，《论策略书》中所批判的加米涅夫等人的主张，基本上就是列宁过去的观点。列宁一直用这种观点来领导党，教育党，所以才会出现象加米涅夫那样的反对《四月提纲》的人。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他过去的“公式”只有一半是对的，并立即对这个公式做了修正。
这里附带谈谈列宁对自己提出的战略所做的修改。最初，列宁在提出其二阶段战略论时，并没有预见到民主革命会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才预见到这种将会迅速发生的转变①。但尽管如此，一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列宁还坚持这样的路线：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完成土地革命等，然后再转入下一阶段。出于前面说过的理由，《四月提纲》中则提出：尽管土地革命等尚未完成，在战略上也要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两个政权的局面即将结束时，列宁又变以往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论为俄国先行论。这样，1905年革命后，列宁的战略出现了四次变化，逐步接近托洛茨基的战略。而另一方面，在组织理论上，托洛茨基也在向列宁靠拢。没有这两位伟人的接近与合作，大概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
那么，在另一方，托洛茨基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呢？不消说，前面介绍过的列宁的那些话他都很清楚。可尽管如此，对这种经过“修正”后建立的两个政权时代的工农民主专政，托洛茨基的评价却更低了。他把这种专政称为“发育不全物”、“退化器官”。《不断革命论》的第5章《'民主专政'会在我国实现吗？如果能够，将在何时？》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对列宁关于“修正”地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话，托洛茨基大致上是这样理解的（托洛茨基没有引用、甚至无视前文介绍过的列宁的话：“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这种作法使我为之一笑。这与托洛茨基对列宁对加米涅夫等人的批判的“有条件的反驳”有关）：
“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联合并不能建立真正的政权。而只不过可以形成一种不成熟的政权形式——它不是固定下来的事实，而只不过是一种趋势”[1]。
[1]《十月的教训》《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81页。
列宁关于“修正”地实现民主专政的观点与托洛茨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虽然有着微妙的不同，但这种专政即便是一种“不成熟的形式”也总不能不承认它。不言而喻，由此岂不是可以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也只有一半是正确的吗？因为，托洛茨基的总理论甚至否定了、而且是一般地、绝对地否定了这种“半权力”的“不成熟的形式”。
因此，我认为，在上述问题上，俄国革命是沿着列宁战略与托洛茨基战略之间的道路发展的，所以他们二人各有其正确的地方。在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无一例外地、绝对地否定“工农民主专政”论是有些成问题的。但是，可以说，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国度，这即使是可能的，这种口号即使有一定意义，这种专政也很难成为固定的制度，它只可能是短暂的、过渡性的、插曲式的。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的意见值得重视。他说：“在只是部分利益一致的两个阶级的政治同盟上是不可能建立专政的”[1]——托洛茨基的话值得我们思考（本来，“工农民主专政”论与“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前者至少包括了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迅速转变的内容——一般说来差别不大。前者当然是彻底的二阶段战略论观点，可却不是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下一节里将会谈到，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德国革命时提出的战略。“工农民主专政”论虽然也是二阶段战略，但却是把这种战略发展到极限的一种变种。“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虽说是一阶段战略，但也不是标准的一阶段战略，而仅仅是跨出“工农民主专政”论一步的一阶段战略论的变形。因此，两者间的差异——的确有差异——不过是极其细微的。（但是，岩田弘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在实践上与托洛茨基提出的由率领着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6卷，第323页及阿依札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日文版，上卷，第12页。
在这一点上，令人饶有兴味的是，在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时代提出的联合反对派纲领中，在中国问题上采用了“工农民主专政”论[1]。当然，这是出自季诺维也夫派的建议，仅仅是作为政治上的妥协，托洛茨基派才承认了它。虽然托洛茨基个人说他反对这种论点，但他毕竟没有公开抗议[2]。不过，托洛淡基后来说过，没有公开抗议这一“原则妥协”是个错误。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97页。《俄国真相》英文版，第148页。
[2]H. 阿依札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日文版，下卷，第388页。
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解说到此就该结束了。可是还必须就这一问题再说几句，这就是：实际上，在二月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进行战略论争时，列宁没有看到过托洛茨基的最早概要提出了不断革命的著作《总结与展望》。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谈到过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可信的。1919年《总结与展望》再版时，列宁读了这本书，他不是又重新评价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吗？托洛茨基的挚友阿朵尔夫·越飞的遗书就是这种推断的依据。1927年11月16日，这位高尚的革命家悲剧性地自杀了。在其遗书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越飞和列宁在1919年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谈话一事。
“……1905年以来，您在政治上常常是正确的。象我多次向您提到过的，我曾亲耳听到列宁承认，1905年时正确的是您，而不是他。临死的人不说谎，现在我再一次把这件事告诉您。”[1]
[1]《我的生涯》日本现代思潮社版，第2卷，第964页、960页。引文根据俄文版作了一些订正。遗书全文见《俄国真相》英文版，第325—332页。
越飞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和列宁的谈话不会是凭空捏造。托洛茨基本人也说过，1919年，列宁第一次读了《总结与展望》，并在这次谈话中“对不断革命论做了新的评价”。
大概确实如此。因为，事实上，第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说是托洛茨基首先提出的，列宁主张这种观点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第二、托洛茨基首先提出：仅仅推翻沙皇专制是不能完成土地革命的。土地革命的完成有赖于十月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而列宁在提出《四月提纲》之前一直不这么看。“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下一节里还要谈到，最早把马克思的这一见解带到俄国来的光荣属于托洛茨基（但是与托洛茨基的预料相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半任务——推翻沙皇专制——还未等到无产阶级专政出现就完成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是不大愿意提起的）；第三、与列宁最初的预想相反， “工农民主专政”未能以完全的形式实现。
列宁无疑看到了这一事实，赞扬了托洛茨基。遗憾的是，越飞的遗书未能告诉我们这次谈话的详细情况。至于列宁在和越飞的谈话中是否认为他在1905年前后提出的二阶段革命论统统错了，我是取怀疑态度的。因为，如果列宁全面否定了自己，我们就该发现他的与二阶段革命论相反的论述。列宁是不会对此不置一辞的。
在另辟一节，进一步论述这些问题前，我还要再附带说上几句。在现代思潮社出版的译著《总结与展望》的说明的结尾处，我曾经写道，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才有可能完成”。这个观点虽然相当正确，但“对这种观点的过分夸大多少是叫人怀疑的”。我还举出列宁曾经指出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差别作为我这种看法的理由[1]。一些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读者就此向我提出了疑问。因此，我在这里要附带讲几句。实际上，当我发表上述意见时，我所想到的，就是毛泽东的中共革命。
[1]《列宁全集》日文版，第27卷，第83、84页。
如在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10章《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所主张的，我否定了毛泽东的中共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从而也否定了中国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我认为，毛泽东的中共革命只是一种反帝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如果按托洛茨基的上述理论照本宣科，那么，既然事实上存在着包括农民革命在内的反帝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革命又不可能存在，那就得承认连库西宁也不承认的、中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了（这并不仅仅因为我是绝对反对日共1932年纲领的。对库西宁这种人物不能多理会。托洛茨基等人对他的评价很低。但是，他在死前不久发表的批判中共的演说却值得一读。这就是他在1964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批判中共的讲演。比起苏斯洛夫在这次会议上的批判演讲来，库西宁的讲演的确要高出一筹。那些蠢得无可救药的、希望在毛的“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啊，拯救我们！）中出现进步的人需要先读读这篇演说，让头脑冷静下来[1]。
[1]这篇演讲载于刀江学院出版的《国际》杂志1964年9月号上。
库西宁在这篇讲演中批判道，毛泽东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论曾被共产国际批判过。他指出，毛泽东的“人民专政”论带有旧俄时代的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者的色彩。库西宁批判了毛泽东的与民族资产阶级妥协的理论。他说，毛泽东的中共轻视工人阶级“反而说明了，中国的工人阶级目前处于无权和贫困的境地的事实。”结果是，中共“实际上不能称作是发挥了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的真正先锋。实际上，中国现在既没有任何人民专政，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既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也没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中国领导者们的一切假马克思主义言论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中国实际存在的专政的欺骗。这是领导者们的专政，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个人独裁”。这些话是正确的。既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中国社会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第10章里，我对此已有论述。不，不管库西宁是怎么否认的，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一定要承认！但是，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呢？毛泽东的中共革命根本不依靠城市无产阶级（按马克思的说法，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掘墓人），而主要靠的是农民军队（决不仅是农民！），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因此，承认中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说，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一定需要城市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军就有可能进行、或者说是代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前而提到的拙著（第364页—370页）中批判了主张“代行”的多伊彻的错误理论。总之，如果这种主张能够成立，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就会完全被破坏！因为，《资本论》主张并阐明了无产阶级、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不仅如此，如前所述，托洛茨基的理论甚至否定了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独立作用或领导作用，更不用说那种认为农民军队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观点了。这是足以使托洛茨基惊讶得瞠目结舌的理论（托洛茨基在《中国的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中批判了农民主体革命论）！
我所想到的实际就是这些。与这种现实联系起来，我对过分夸大托洛茨基观点的作法提出了疑问。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能被现实地创造出来的。而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主义下却可以自发产生。可以说，经济基础在它的上面为资产阶级革命造成了既成事实。由于这样一种强有力的东西存在于资产阶级革命中，因此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虽然是相当正确的，但却不能过分夸大。需要对各种情况做具体分析。历史是相当古怪的东西，平庸的教条主义者在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3．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列宁与托洛茨基
其实，在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总结与展望》[1]一书时，附在该书中的我的解说就已经包括了本章迄此所做的一些论述。以我现在的力量，也不可能写出比这更多的东西了[2]。
[1]该书由现代思潮社出版。
[2]不过，我认为在该书第202页，第6—7行上“有些倾向列宁的”这句话还还没有的好，所以在本章中删去了。
但是，在出版《总结与展望》的同时，我所作的说明也遇到了来自该书“书评”的某些批评。例如，小山弘健先生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在解说中，对马先生纠正了斯大林历来对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对立之处的故意夸大，揭示了列宁与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的基本问题（落后的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对世界革命的向往）上是完全一致的。他论证了，两人的分歧仅在‘农民论”上。”
但是，他又说：
“我读了对马这篇文章后的感觉是：完全赞同他就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理论的歪曲所作的反证。但认为文章对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对立之处过于轻描淡写……我认为这是文章的不足之处。‘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缺乏明确的思想。从这个根本错误中产生了各个错误”[1]。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这个批评指出了从对农民评价的分歧出发而导致的在整个战略设想上的更加系统的对立。”“在这个对立的底部横亘着对农民的评价的鸿沟：列宁认为，彻底地汲取庞大的俄国农民的革命能量是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托洛茨基虽然谈到了‘落后的愚昧的农民大众’，但却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不置一辞”[2]。
[1]《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44页。
[2]日本《图书新闻》第897号。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再稍微深入一些地论述列宁和托洛茨基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对立”问题。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我一直在想着小山先生的上述评论，所以这个论述也就成了对我的说明的补充（引文等与前面有某些重复，敬请原谅）。
首先，我想就“……托洛茨基……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不置一辞”的评论谈点看法。这种评论完全是误解。1928年，托洛茨基针对着拉狄克写道，只要拉狄克读过曾在俄国出版的托洛茨基全集第二卷《我们的第一次革命》 （2册）等书就会知道：
“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1905年发表的告农民书就是我写的。由列宁编辑的《新生活》在社论中坚决拥护了我在《开端》报上发表的关于不断革命的论文。列宁主办的《新生活》——有时是列宁个人——常常支持、拥护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而这些决议是我起草的，而且这种会议十之八九都是由我来作报告人。1905年12月失败后，我在狱中写了论策略问题的小册子[1]。在这本小册子里，我指出，无产阶级的进攻态势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的结合是中心的战略问题。列宁让布尔什维克的出版所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并通过科努扬茨向我转达了他由衷地赞许。列宁说过，我在1907年伦敦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自由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见解，与布尔什维克‘一致’”。……”[2]
[1]《我们的策略》《托洛茨基全集》日文版，第2卷，第1分册。
[2]《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191页。此外请看多伊彻的《武装的预言者》日译本，第129—130页。
我已经说过，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不承认农民革命作用和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说法完全是误解。不但如此，下面这段话还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在1907年伦敦大会发表的演说中，托洛茨基在一段针对着孟什维克的话里说道。
“……在我国，存在着数目庞大的农民革命群众，这是事实。但是，孟什维克的同志们和我一样懂得：无论农民如何革命，它也不能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更不要说政治领导作用了。毫无疑问，农民完全能够证明它对于革命的巨大力量。但是，如果相信农民党能够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列，能够以自身的创造性将本国生产力从加在他们身上的古老桎梏下解放出来，那就不配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代社会的领导者是城市，而只有城市才能担当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1]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集》引自《不断革命论》第4章。
这也就是说，托洛茨基的主张决不否认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作用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农民既不能够起到“独立的政治作用”，更不能起“领导作用”，所以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归根结蒂只能由无产阶级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只能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就是：“把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清算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通过一系列的尖锐的社会冲突，把社会主义革命与对封建主义的清算结合起来”。前面说过，马克思在1856年4月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1]。如托洛茨基自己所说，这也可以看作是托洛茨基的战略公式。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 日）》《马恩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34页。
然而， 1917年革命之前，在列宁的眼里，这个公式“……无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缺乏明确的看法。”后面将会谈到，二月革命前，列宁也没有采取马克思的战略——把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他把革命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应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托洛茨基根据他的独立的农民论，认为这种革命联合专政不可能存在。能够存在的，只有“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这样说呢？前面引用过：“从阶级内容上看，作为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制度，也许只有在能够组织起代表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般利益的独立的革命党——接受了无产阶级的种种援助而取得政权，并能制定革命纲领的党——的情况下，工农民主专政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全部现代史——特别是近二十玉年来的俄国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在创建农民党的道路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缺乏独立以及其内部的深刻分化。”[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310页。
托洛茨基说：“列宁和我的争论实质上是针对着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的独立性（以及独立程度），特别是针对着建立独立的农民党的可能性进行的。在这场争论中，我批评列宁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则批评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1]就是由于在农民论上的这种差异，出现了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战略和托洛茨基的变相的一阶段革命战略，即进行伴随着执行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两种战略产生了对立。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3卷，第226页。
差别仅仅是在这里。说到底，这正象托洛茨基所承认的那样：“在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或在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之间，围绕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程度（仅仅是程度！），存在着不同看法。”[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81页。
所以，不能夸大这种差异。
但是，只要看看1917年列宁写的《四月提纲》和十月革命前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人们就不能不认为差异不止于此。人们就会要说，这是“在整个战略设想上的更加系统的对立”，是两者间的“鸿沟”。然而问题是，在今天读列宁的《四月提纲》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托洛茨基战略的批判，需要打相当大的折扣。这样说有两、三点理由。
第一、1917年革命前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之所以很激烈，实际上与其说是因为战略论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基于组织论上的对立。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当时他错误地相信孟什维克会成长为左翼，站在了两派间的所谓“调和主义”的立场上。他说：“我的调和主义是出自一种社会革命的宿命论。我相信阶级斗争的逻辑将使两派都不得不走同一条革命路线。”而这种态度在列宁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就不会不影响到两者间的争论。
第二、在这一时期，列宁对不断革命论的片断评论不仅受到了上述组织论上的对立的影响，而且如前文所说，实际上，由于列宁是在还未读过最早归纳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总结与展望》一书的情况下进行批判的，所以他的批判或多或少是出于误解，这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列宁没有读过《总结与展望》的情况，请看《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189—190页、247页、331—332页）。据托洛茨基说，列宁几乎完全是根据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写的序、托洛茨基事先一无所知的帕尔乌斯的话：“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1905年）以及马尔托夫论文中的片断引文等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顺便指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常被宣传为托洛茨基的发明，甚至连列宁也这样说[1]，但这完全是捕风捉影。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托洛茨基说过：“不要沙皇，也不要地主，而要人民”**可在内容上，这两句话是迥然不同的。托洛茨基为此做了各种解释。他说：“到现在为止，在任何场合下我都未曾说过、写过、提到过‘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他还指出：“帕尔乌斯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见解与我的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2]。
[1]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24页。
[2]请参看《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12—213页及250—251页。
*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译注。
**不要沙皇，也不要地主，而要人民。
第三是最重要的一点，因而也是要加以说明的一点。这就是：事实上，在发表《四月提纲》之后，列宁的见解（包括农民论）逐渐接近了托洛茨基的看法，他们的距离大大缩小了。托洛茨基说：“应当完整地理解列宁。特别是应该把从更高的着眼点观察和评价形势的十月革命后的列宁考虑在内。”
实际上，这种思想正是为研究“围绕着不断革命论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必不可少的。倘若缺乏这种思想，人们就很容易上斯大林主义者搞的“托洛茨基批判”的蛊惑宣传的当。
那么，距离是怎么缩小的呢？
第一、诚然，列宁在1917年4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李可夫同志说，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这是不对的。不能说：谁开始，就是谁结束。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马克思说过（实际是恩格斯——引者），法国开始，德国完成，但是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成就比谁都大。”[1]但是在这段时间之前，列宁是主张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论的。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跟在西欧革命之后。在俄国的革命家里，只有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断革命论根据历史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从1905年前后起就一直主张：俄国有可能首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217页。
第二、在发表《四月提纲》之前，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战略论是这样一条路线，即首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沙皇，彻底完成土地革命等，在此基础上再转入下一阶段。但是，由于我在上一节里已说明过的理由，在土地革命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列宁就作出了转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决定。所以，这之后的战略方式就成了把农民的土地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战略方式。事实上，十月革命——在另一方面兼有以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自身成败条件的特点一一就是具有这种特点的革命。这种战略恰恰是托洛茨基自1904—1906年以来就一直主张的战略。这样，两者间的距离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两者由于农民论的分歧而在赞成还是否定工农民主专政论上形成的不同见解又变得怎么样了呢？
托洛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到1917年间的全部经验，使它对'民主专政'紧闭大门。列宁亲手在门上写了告示；禁止通行。列宁还用下面的话使这种经验理论化。这就是；农民或者跟资产阶级一道走，或者跟无产阶级一道走。”[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67、282页。
确实如托洛茨基这里所说的，列宁极力主张这种强调否定农民独立性的农民论。这是个事实，应给予注意。
例如，列宁说：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纪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1]
[1]《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30、333页。
“零星散漫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或者是由资产阶级来联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一切国家中，在新时代的各次革命中历来就是这样，而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来还会永远这样），或者是由无产阶级来联合（在新时代某些最伟大的革命高潮中有过这种时间极短的萌芽状态的联合，在1917年至1921年间的俄国，有过这种形态更为发展的联合）。只有妄自尊大的倨傲之徒才能空谈和幻想'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力量'"[1]
[1]《论粮食税》《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52页。
如我们所读到的，这里主张的是与托洛茨基的观点并无二致的农民论。但是，倘若如此，就应象托洛茨基所主张的那样，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紧闭大门”吗？对此，我是有些怀疑的。虽然由于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1]等，列宁感到这种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发育不全”的性质，但毕竟没有全盘否定它，难道不是如此吗？
[1]在这次革命中，工农民主专政未能以完全的形式实现。在列宁看来，它不过是作为一种不成熟的“半政权”，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修正才实现的——引者。
据我了解，这是因为，在对4月以前进行回顾时，列宁并没有自我否定过他在4四月提纲》发表前所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非但如此，毋宁说，当人们读到《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18年）、《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等著作时，感觉会恰恰与此相反。在这些文章里，列宁并未做任何自我批评，照抄了他过去写的、主张二阶段革命论的各种文献。在《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专政”的字句，列宁有意以此表示了由复数的阶级组成的专政的存在。列宁写于1919年4月中旬、发表于《共产国际》创刊号上的文章《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托洛茨基称之为“纲领性文献”）中也认为，十月革命“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同时，文章没有对此做任何批评就接下去写道：“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丝毫也未对这些思想加以否定[1]。
[1]在文章中，列宁列举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在1855年论到普鲁士时，就已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有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布尔什维克从1905年初起，就坚持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
我觉得列宁的这篇文章颇为费解。因为，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并不包含“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结合”的公式（这是托洛淡基的战略公式），而是与这一公式相反，在列宁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提出的战略中，“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就已解决了的。所以，倘若硬要把列宁的这篇文章视为合理的，那就只能象托洛茨基所说的：“农民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这意味著“工农民主专政”只能理解为由无产阶级统率着站在其身后的农民的专政。”应该这样理解吗？这样理解是讲得通的。但是，我之所以感到列宁的这篇文章费解正是因为，“从1905年初起”就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与这种理解不是一回事——作者。
那么，列宁是直到去世都确信他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所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是完全正确的吗？
不，这也是有疑问的。我在前面说过，我认为，由于有二月革命“修正”地实现的经验等，列宁已不象发表《四月提纲》前那样确信其战略的正确了。虽然还不至于全盘否定，但他却愈益感到，他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发育不全”的性质。
就我所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极少使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字眼。如我在上文中所推断出的第一个理由指出的那样，列宁在农民论上与托洛茨基一致起来，并且与托洛茨基一样，强调否定农民的独立性。其次就是我在下节结尾处提到的越飞的遗书。象已多次说过的那样，我想重申这份遗书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我说过，列宁在没有读过《总结与展望》的情况下就对托洛茨基的战略进行了一些片断的批判。1919年《总结与展望》再版时，列宁不是才第一次读了这本书吗？这时，列宁在与越飞交谈时提到了不断革命论。我们可以推断，列宁对不断革命论重新做了评价。越飞在悲剧性地自杀之前，在给托洛茨基的一段遗书里写道：
“……从‘不断革命论’问世后，我就和您站在了一起……1905年以来，您在政治上常常是正确的。就象我多次向您说过的，我亲耳听到列宁承认，就是在1905年时正确的也不是他，而是您。人临死是不说谎的，我现在再次把这件事告诉您。”
越飞生前就曾打算公布这次谈话，但似乎是因为托洛茨基担心越飞受到迫害，制止了他这样做。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次谈话的详情未能传下来，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
托洛茨基写道：
“阿·阿·越飞说过，列宁承认我的预见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在列宁去世后被理论上的人造黄油喂大了的人来说，这是不易理解的；而另一方而，所有联系到革命发展本身而深思熟虑地思考了列宁思想发展的人都会懂得，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从未仔细研究过我的整个观点，在许多情况下，他根据孤立的引文，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显然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看法。现在则与过去不同，列宁重新评价了不断革命论。他没有搞错。”[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331—332页。
我相信，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值得充分注意。我已经说过，下一节里还要再谈到，马克思曾经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而第一个把马克思的这一见解用于俄国的光荣就属于托洛茨基。列宁在《四月提纲》发表前提出的战略则与马克思的这一见解背道而驰。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说最初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列宁主张这一观点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与越飞交谈时，列宁无疑想到了这一事实，想到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二月革命中做了修正，而且实现的仅仅是不成熟的半权力状态。
但是，由于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理由，对列宁是否全盘否定了他过去的主张，我是抱有疑问的。然而，列宁不再象《四月提纲》发表前那样坚信以往的战略公式，这恐怕倒是事实。上文已经介绍过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农民论就暗示了这一点。倘非如此，他就不会说“即使在1905年……”的话了（十月革命后，列宁极少使用“工农民主专政”一词。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事实上，身为共产国际领袖的列宁一次也未就落后国家的革命论述“工农民主专政”的二阶段革命论。专门谈论落后国家革命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也对此一字不提（虽然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提纲里有关于“农民苏维埃”或“工人苏维埃”的建议，但却未说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到了斯大林、布哈林时代，第三国际又把它拿了出来！）。
我尽管对列宁是否全盘否定了工农民主专政论抱有疑问，但却不认为列宁已不象《四月提纲》发表前那样坚信工农民主专政理论的正确，不轻易使用工农民主专政的字眼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
从以上论述可见，只要把十月革命后包括在内，全面进行评价，那么所谓列宁的战略与托洛茨基的战略间存在着“鸿沟”、存在着“牵涉到全局的更加系统的对立”的说法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诚然，在《四月提纲》发表前，这两种战略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后来逐渐在消失，或者说，两种战略的距离大大缩小了。如果还存在着那种有关战略论的系统性的对立，那么下文所介绍的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就绝对无法理解了。
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人要求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组成联合政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里亚扎诺夫、米留金等），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坚决反对，但是在1917年11月1日（新历14日）召开的彼得格勒的党委会还是讨论了这个问题。联合政府的支持者在会上相当谨慎地暗示了“托洛茨基主义”。列宁是如何回答的呢？
“协定？我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来谈谈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很早以前就说过，一致是不可能的。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是很清楚的。而从那时以来，再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了。”[1]
[1]顺便指出，在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时，由于斯大林的特别命令，列宁的这篇讲演在出版的过程中被撒销了，一直隐埋至今，列宁对托洛获基的溢美之词健斯大林感到难堪。不过，在1931年用俄文出版，1937年译为英文的托洛茨基著作《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斯大林伪造学派——译注）中，附有上述讲演内容的校样的照相版，并收入了这篇讲演的全文。此书的日译本将于近期出版——引者。
托洛茨基在引用了列宁的这段话后写道：“在列宁看来，使我与布尔什维克分手的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调和主义。为了作一名‘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只须懂得，与孟什维克缔结协定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就是如此。列宁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如果列宁与托洛茨基间存在着关于战略论的系统对立，那么列宁怎么会用“从那时以来，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了”的话来赞扬托洛茨基呢？这是不能想象的！
斯大林在1926年说：“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列宁是至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但是这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1]
[1]《“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01页。
托洛茨基嘲笑了这个评语。从上面的说明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斯大林的这段话一文不值，完全是面壁虚构，是谎话。我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事实正好与斯大林的话相反。实际情况是，在《四月提纲》提出之前，列宁和托洛茨基虽然围绕着不断革命论有某种程度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后来逐渐消失，或者说大大缩小了。“在列宁去世后被理论上的人造黄油喂大了的人”对此也许很难置信，可只有它才是事实。
然而，在作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特别是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存在对立吗？
不存在任何根本性的对立——我在上文已讲到这一点。特别是，在落后国家俄国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小山弘健先生也表示同意。所以也许不用着意下一番笔墨了。不过，既然有人至今还对斯大林所谓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对立的神话深信不疑，所以尽管有画蛇添足之虞，我在下面还是引用斯大林和列宁的话来做一个对比。首先是斯大林！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了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1]
[1]《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8页。
要是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孟什维主义的……普通的理论”，那么列宁也就成了孟什维克了！请看：
“……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1]
[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67页。
这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段演说。据托洛茨基说，这次大会上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异议。
4．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对马克思革命学说的发展
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所做的上述解说，到这里就大致结束。不过，还有一个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革命学说的关系问题。如最初曾说过的，托洛茨基的革命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革命学说的“运用和扩大”。在这一节里，我准备稍微深入地对此加以说明。
使我感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与托洛茨基的革命学说有深厚继承关系的有两点。托洛茨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自命，有这种关系并不奇怪，但它特别体现在两点上（不言而喻，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出色学生。不过在我看来，列宁如果是师兄，托洛茨基就是师弟）。
先从第一点谈起。前文说过，托洛茨基的革命战略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为一个阶段。但我已几次提到，这一思想的原型是出自马克思。即马克思在1856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思想的原型。托洛茨基的战略就是对它的发展。可以说，这一点是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了的。当然，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说，他是在维也纳时才读到了收入这封信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在提出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时，他还没有直接读到过这段话。尽管如此，回过头来看，我们仍然可以说，托洛茨基战略思想特点的原型出自马克思，托洛茨基的战略是对这一原型的发展。
当反驳拉狄克在对比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时提出的某些见解时，托洛茨基说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话：
“然而，拉狄克甚至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的观点。他只是蜇居屋中翻了翻马克思1850年写的那篇还把农民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天然同盟者的文章（《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当时，马克思期待着出现一个德国民主革命的独立阶段，即由农民支持、由城市小资产阶级急进派暂时掌权的独立阶段。这才是问题的要点！然而，马克思所期望的局面没有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还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自我表现出他们无力独立进行革命。而马克思也汲取了这一教训。1856年4月16日——也就是上面说的那篇文章发表6年后一一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提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拉狄克把这些应该注意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虽然就整体来说，这些话已经真正成为解决十月革命以及我们在此所涉及到的全部问题的宝贵钥匙。马克思超越了土地革命吗？不，没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认为在必将到来的革命中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行动吗？是的，他认为需要；马克思承认农民有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或至少起独立作用的可能性吗？不，他不承认。马克思是从下述事实出发的：在独立的民主革命中（不是由于农民、而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缺点）不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将站在支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如果那样就太好了”。显然，拉狄克不愿意看到，十月革命所产生的正是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还不算坏。”[1]
[1]《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5卷，第277—278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848年的德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与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这场变革是在欧洲文明普遍更发达的情况下，由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进行的”，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曲”[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革命是一场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其后发生。这可以说是属于二阶段战略论范畴的观点，是最典型的二阶段革命论。《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1]《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85页。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1]（马克思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及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都提出了内容相同的主张）。
[1]《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85页。
但是，1848年3月革命开始后，德国资产阶级的行为不仅没有比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更革命，而且明显是背叛。德国资产阶级与自己的真正敌人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实行了反革命的妥协。马克思在《新莱茵报》等报刊上写的许多文章都对之进行了揭露、批判。德国资产阶级还背叛了它的“天然同盟者”——农民。但是，十九世纪中叶西欧大陆的这场革命“在巴黎有1849年的6月13日（小资产阶级山岳党的镇压），在德国有5月起义的失败（5月—7月的护宪战役），加上俄国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 1848年革命的伟大时期宣告结束。”（恩格斯语）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失败，不久会再次掀起革命的浪潮。而众所周知，他们是在1850年9月前后改变了这种看法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时与空想的极左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分手）。但在改变这种认识前不久的1850年3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还以为德国革命将再度来临。如托洛茨基所说，他们“期待着德国民主革命的独立阶段，即受到农民支持、由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暂时掌权的独立阶段”，认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其后爆发。在此意义上，如本章第1节所介绍的，这篇文章虽然提出了“不断革命”一词，但仍然保持了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这就是说，虽然由于同法国工人的胜利合拍而得到极大推动，德国工人不经过充分的、长期的革命发展就不能掌握统治权）。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写道：“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强大有力的。它不但包括了城市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和尚未得到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文章中认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取得一个相当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以这种统治是必不可免的为前提，文中详细谈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对策。不言而喻，文章中估计到，在这种情况下，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会充当自由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扮演的叛徒角色，所以论述了针对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在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采取的对策。文章中说，虽然还不能完全否定与小资产阶级政党暂时结成的联合战线，但在这场革命中贯彻始终的，是确保和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性，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以及同它的背叛行为进行斗争的必要，是坚持工人的彻底武装及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文章中指出：“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地方代表会、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这样使得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受着全体工人群众所拥护的政权机关的监督和威胁”，提出了“双重统治”的要求。文中强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暂时统治不可避免，所以在它们取得胜利后，“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来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提出的那些乍看起来很激进的措施。但是，需要要求更激进的措施，需要进行斗争，尽可能早地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垮台，为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做好准备[1]。
[1]见《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1—298 页。
据里亚扎诺夫说，“列宁熟记此文并喜欢引用它”。列宁的二阶段战略论恐怕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很大影响。当然，这两者还不是一回事。普列汉诺夫就曾用这篇文章押击过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这篇文章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建立暂时统治，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作为“极端反对派”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这种统治采取行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则没有提出过这种主张。但尽管如此，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却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独立性，强调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妥协态度，并进而考虑到了革命时期的“双重统治”的要求等，由此说来，比起《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词盟书》中提出的建立在革命时期与公认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府并立的“革命工人政府”的主张来，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不是要更进一步吗？
但是，与列宁的战略有很大不同，马克思当时认为，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1848年出卖了它的“骨肉”、“天然同盟者”农民，但农民还仍旧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同盟者，“工人应该象民主派同农民结合那样地去同农村无产阶级结合”。然而列宁认为，不仅农村无产阶级，而且全体农民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是他的“工农民主专政”论的重要基础。
两者间的区别的产生是由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革命能力的评价不同。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自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能力，而在二十世纪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里，列宁对它们则不抱什么希望（马克思、恩格斯在《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中写道：“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
184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1]资产阶级革命越是属于资产阶级担负领导作用的古典的典型，农民就越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1]马克思《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马恩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31页。
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不用说自由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事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期望。里亚扎诺夫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期望——当然，在宣言中他也提出了为实际实现合作所必需的许多前提条件——落了空。”[1]这不仅是指自由资产阶级，也是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如前面曾引用过的托洛茨基的文章中所说：“……然而，马克思所期望的局面没有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还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自我表现出他们无力独立进行革命。而马克思也汲取了这一教训。”
[1]里亚扎诺夫《马克思、恩格斯传》。
托洛茨基说，汲取了这一教训的结果是：“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前面说过，到1850年3月撰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就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革命提出的革命战略还属于所谓二阶段战略论的范畴。但是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所设想的却是一阶段战略论——这个周密地说应称为二阶段战略论的变种的理论了。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还是从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来考虑“资产阶级革命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这句话的，所以文中的“不断革命”一词仍然带有二阶段革命论的意义。而在这段话里，马克思发展了“资产阶级革命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这句话，使它具有了压缩、合并两个阶段的意义。
列宁在1905年曾经说过：“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1]这里所说的“不断革命”，当然还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说的二阶段意义上的不断革命。但是托洛茨基说的不断革命与此不同，它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之后的发展了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列宁在1914年下半年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里，也引用了前面曾引用的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的话，但是仅仅把它说成是“在德国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一直到二月革命前，列宁也没有提出过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合为一体的战略形式。上一节说过，在1919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列宁说：“马克思1856年在谈到普鲁士时已经指出过，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与农民战争独特地结合”。但是，在二月革命前，他却没有考虑过这种结合形式）。
[1]《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21页。
当然，马克思的带有这种倾向的思想不是在1856年突然产生的，马克思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 （1852年）一文里已经有了这种思想。马克思在文中写道：“只要法国农民对拿破仑的复兴尚未绝望，只要他们还未摆脱对小块土地的迷恋，只要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的全部国家组织尚未解体，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农民国度的独唱将只能得到挽歌式的合唱”[1]（当然，在1869年出版的该书第2版中，马克思亲自删去了这句话之前的某些话，而代之以其他句子。但在这段中稍前一些地方的话保留了下来：“农民的利益已不象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1]《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马恩选集》日文版，第8卷，第200页。
总之，列宁提出的是作为二阶段战略论变种的“工农民主专政”论这样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论点；马克思提出的不是这种二阶段革命论的变种，他提出了另外的、即作为一阶段革命论变种的资产阶级革命（农民战争）被无产阶级革命一气阿成地结合的革命公式。而这正是托洛茨基战略的原型。当然，托洛茨基的战略并不是直接从马克思的这一原型中得到启示而创造出来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发现这两者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
为什么列宁没有一鼓作气，提出这个革命公式呢？为什么他只停留在“工农民主专政”这个介乎两者之间的公式上了呢？——虽然由于1905年到1917年的俄国与1848年到1850年的德国的阶级斗争条件有着不同的历史，这个公式比起列宁从中受到莫大启示的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的观点来还是进了一步。恐怕可以说，这是由于沙皇俄国这个巨大的农民国家的重负感使然。前面说过，二阶段战略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但正是这种重负感使列宁提出了不同于他们的二阶段战略、而是这种战略变种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并停留在这种论点上。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到二月革命为止，列宁也不知道在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发表以后马克思提出的将资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战略设想，而这大概也助长了这种情况。或许列宁受到了1850年发表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的二阶段革命论的强烈影响。总之，列宁的战略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战略的直接发展。托洛茨基不是从提出二阶段战略论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虽然从中得到了“不断革命”的用语——出发的，而是从马克思在这篇文章后提出的新观点出发的。更确切地说就是：回过头来看，托洛茨基的战略与马克思的一致，并使之取得了发展。师兄从老地方起步，师弟从新地方出发！我就是这样看的（在岩田弘的《什么是革命纲领》[1]中的<1848年革命与马克思的革命计划>中说，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二阶段战略论，排除了这种看法。倘若岩田弘这么认为，那显然是误解。恰恰相反，到1850年发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为止，马克思、恩格斯的德国革命论明显是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最标准的二阶段战略论的观点。这一革命论认为革命首先建立起来的政权不是无产阶级政权，而是“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或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不可避免的暂时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下一个阶段。在本文所说明的那种意义上，列宁的二阶段战略论是以这种二阶段革命论为根本的，是它的变种、发展。
[1]《什么是革命纲领》日本《马克思主义战线》杂志1965年6月号。
在同一论文里，作者还说：“以二阶段革命论作为前提和出发点而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过渡、并进而使这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向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转化的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内容”。作者大错特错了。这是列宁在二月革命前的观点，决不是托洛茨基的观点）。
下面转到第二个问题。它也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命题有关。
在整个第二国际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将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开始，落后国家跟在后面的观点基本上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普遍看法（我已指出，直到二月革命时连列宁也未能免受这种普遍认识的影响）。而自1905年革命时起，托洛茨基就反对这种普遍看法，力陈在落后国家俄国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同时他还强调，虽然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但如果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革命继之发生，如果没有西欧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支持，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要失败。这就是否定俄国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什么俄国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后来根据历史不平衡发展规律做了说明。为什么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这种革命的支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会失败？托洛茨基说，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而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这种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世界性的。这些我在上文中已经做了说明。
托洛茨基的这些思想本身实际上与马克思有着很深的联系，也可以说，他的这些思想是对马克思的学说的天才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
上文中还未更多地谈到这个问题。具体地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究竟是什么？上文中谈到的恩格斯的意见已稍稍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恩格斯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论述可能是第二国际时代的普遍看法的根源。他说：“……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1]
[1]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恩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21页。
当然，在这一段的前后，恩格斯还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 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这与第二国际的思想是决不一样的。但尽管如此，这段引文否定了落后国家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可能给人们，至少也是容易给人们以这样一种观念：革命通常总是从先进国家开始（恩格斯在引文中所讲的“同时”不应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时，而是在一定期间大体上“同时”，或者也可把它看作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
但是，恩格斯后来修正了革命在先进国家英国“最快最容易”发生的说法。因为自1858年以来，恩格斯注意到了英国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工人贵族问题，指出了它的出现给英国革命造成的困难。结果，他否定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设想社会革命由“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1]。恩格斯是在1894年6月2日给拉法格的信中表述了这一思想的。甚至在这之前的1887年，恩格斯就说过同样的话：“因此，可能将来首先发动的也仍然是法国人，但是彻底的结局只能在德国打出来。”[2]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也对此作了摘要。
[1]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4年6月2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246页。
[2]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81页。
可见，恩格斯也开始设想革命不一定从先进国家开始。那么，马克思如何呢？下面按年代先后引用马克思的两、三篇文章。不幸这些话历来不大为人所注意，其实这里面包括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精髓。
“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中风浪……
因此，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飘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1]
[1]《革命运动》《马恩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75页。
“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睛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真正使资产阶级制度的生存条件成为问题，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1]
[1]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14页。
以上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时的见解。大约过了二十年，在写了《资本论》后，他的这种见解也没有发生本质变化。马克思说：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么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
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做是资本的首都。”[1]
[1]《机密通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72页。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1]
[1]《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656页。
读了马克思的上述文章，最强烈的感觉有两点。第一，众所周知，英国在当时是资本最发达的国家， 《资本论》也主要取材于英国。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革命将从英国开始。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将从比英国落后的大陆各国、特别是法国开始。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一论述[1]：“在资产阶级机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实际上，在马克思刚刚写下了“……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后不久，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
[1]见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193页。
第二，尽管如此，英国毕竟是当时资本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因为，“不能把英国简单地同其他国家等量齐观。应当把它看作是资本的首都”。
我认为，上述两点包含了建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精髓。诚然，考茨基、布哈林等人说过，马克思的预见没有言中。托洛茨基也说过，“马克思有先见之明，往往把临近的革命看得比实际更近”，但这对革命家来说未必是不光彩的（托洛茨基接着说，“革命在他面前发生时却迎头错过，或革命过去后还硬要把革命的尾声说成是革命的序曲”才是不光彩的）。
然而，比马克思所预测的革命速度正确与否要远为重要的，是包含在上述两点中的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本身。因为在这种思想方法中包含了历史唯物论的社会革命学说。前面提到的托洛茨基的革命学说——不管他是否注意到上面介绍的马克思的文章——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社会革命学说的进一步发展，至少也同这一学说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是这一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我在前而已经说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早就主张，落后国家俄国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这一学说还认为，如果没有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继之发生，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遭到失败，俄国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社会革命学说的直接继承者，是这一学说的发展呢？这要稍微做一些说明。
托洛茨基说：“各个国家将会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过这段路程。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也许会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却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前面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承认落后国家有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与第二国际中的普遍看法是不同的。但是，唯物史观的公式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乍看起来，似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更接近社会革命，革命将会从这些国家开始。事实上，考茨基及普列汉诺夫的十月革命为时尚早的观点，就是来自这种认识。但是他们的这种观点是相当肤浅的解释，是不得当的。因为唯物史观的这个公式适用于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决不适用于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无视历史不平衡发展规律，就不会运用这个公式[1]。
[1]请参看拙著《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第178—179页。
前面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心脏”和“四肢”的关系的论述。托洛茨基的下述名言也曾被多次引用：
“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一道成长，变得更强大有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何日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不是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要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各种关系和国际情况，并最终取决于若干主体性因素，即传统、工人的斗争主动性及斗争准备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在某种程度上自发地依赖于技术发展和国家资源是荒谬的、是单纯的‘经济’唯物论的偏见。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1]
[1]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61-62页。
“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其集中程度、文化以及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无疑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但是这种依赖不是直接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时期，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与该国各阶级的政治力量之间都夹杂着各种国际、国内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有时替代了经济关系的政治表现，有时甚至完全改变了它。”[1]
[1]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65页。
托洛茨基在谈到第二次中国革命[1]的失败时说：
[1]指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译注。
“……现实问题不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否成熟。这个问题可以还原为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是否成熟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相同。如果没有不平衡发展规律，也许可以把它们等量齐观。但不平衡发展规律恰恰寓于这个问题之中，它是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完全适应的。”[1]
[1]《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托洛茨基选集》日文版，第4卷，第205页。
但是，尽管如此，没有“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的国家”（越是先进国家越成熟）的革命随之发生，先行一步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马克思说，没有当时最先进的国家英国参加，“整个欧洲大陆……的变革”"都不过是杯中风浪”，“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危机的原因仍然始终出于英国。”。或者如托洛茨基所说：“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国家的直接支持[1]，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将暂时的统治转变为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专政。”“如果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俄国工人阶级在农民背弃他们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反革命压垮。除了把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命运，从而也就是把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起来外，俄国工人阶级别无选择。”[2]
[1]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8章的论述。
[2]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日文版，第128、144页。
因此，二月革命时才总算转到了俄国革命先行说上的列宁才这样说：“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1]
[1]《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67页。
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旦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上，这些就一目了然。唯物史观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那个率先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落后国家并不是由于经济发展达到了上述水平。虽然由于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这个国家先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却不能说它在经济上已达到“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成熟了”的国家的水平。马克思说：“社会劳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历史任务，是它的历史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不知不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条件。”[1]可见这个先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还未达到这种成熟程度。问题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军事于涉。托洛茨基的下述言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1]《资本论》日本碧波文库版，第9分册。第84页。
“为满足人类需要，社会主义要有计划地、协调地组织社会生产。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还不是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实现它的合法前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脱离实质上是世界性的生产力的问题。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已经是过分狭小的各个国家更不可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域。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增加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在拒绝孤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时，想到的不仅仅是所谓干涉这样一个机械的、孤立的问题，而是把与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全面综合起来加以考虑的。”[1]
[1]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日本角川文库版，第6分册，第223页。
由于上述原因，某些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比先进国家早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尽管如此，前者却要比后者晚到达社会主义。权力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力，但是它却不能任意建立起经济秩序。这是暴力论（关于暴力论，请参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而不是历史唯物论。我多次讲过，斯大林之流的俄国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与这种暴力论相似的理论。它恰恰合乎权力主义者斯大林的胃口。但是人们必须考虑，为什么马克思为了建立新社会是如此地重视先进国家英国。必须考虑马克思说的没有英国参加的社会革命是“杯中风浪”这种态度本身。
还要附带说一下，虽然我们说落后国家可能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这在某些方面是有一定限度的。第一、完全是可能性的问题。不能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普遍的、必然的。第二、就是落后国家，也要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在这种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就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在这点上，应该注意不久前翻译出版的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所作的评论。由于我在本书前面的解说中已谈到过，这里就从略了[1]。
[1]参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人民出版社版，第59—60页。
更重要的问题是，托洛茨基说：“不仅如此，革命国家的落后性还增加了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随之产生，而遭到了失败。因此，问题当然就不能不是，在革命俄国是否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属于苏联论的问题，所以挪到下一章——托洛茨基的苏联论中去谈。托洛茨基认为，列宁去世后的共产国际对西欧先进国家革命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因此，这也是一个问题，在苏联论结束后，我准备就这个问题简单地做一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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