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1994）
第八章 危机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一节 《资本论》中的危机理论
到1863年中，马克思已经形成了后来成为《资本论》核心的分析概要。1861—1863年手稿构成《资本论》第1卷初稿的大部分内容，也构成后来在《资本论》第2卷、第3卷中继续分析的主要内容，虽然还不是很完整。由于疾病的反复困扰，而且随着1864年秋天第一国际的成立，马克思又参加了更多的政治活动，《资本论》手稿的写作断断续续。但是，1863年之后所写的手稿并没有出版。马克思逝世后，《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第3卷大部分材料来自马克思1864—1865年手稿，而第2卷的材料则来自更晚期的手稿，写于1870年和1877—1878年之间。《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稿写于1865年至1867年之间，但马克思继续为此后的版本进行修订，为1872年德文第二版重写了关于价值的第一节，为1872年到1875年间分期连载的法文版进行了重大的修改。
《资本论》第1卷最显著的特色，是经过20年的理论发展，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仍然完整地保存下来。[1]这是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根本趋势的深邃眼光的证明，而不是固守既有立场的教条主义的表现，因为任何一个阅读过马克思手稿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完全按照事物的逻辑来发展他的观点，不管这些逻辑将会使他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终于成功地为他青年时代的直觉提出了严谨的理论基础，将资本主义发展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特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联系在一起。
危机理论在《资本论》第1卷的分析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在后两卷中也只在不重要的地方出现。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马克思希望将他的分析建立在资本的“内在趋势”上，而不是建立在其浅显的表现上。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明确地在“资本一般”的层面上展开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并将资本的生产过程作为重点，抽象掉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而马克思曾反复强调对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考察是分析危机所必不可少的。正如马克思在考察货币时所指出的：
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2]
第二节 政治和危机理论
《资本论》第1卷不太重视危机问题，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理论上的原因，这与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理论和政治工作重点的变化有关。正是由于强调了经济危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才使马克思在50年代末回到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反对宣称已经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找到改良主义药方的“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知道，在整个50年代中，马克思期待危机的爆发能成为工人阶级斗争高潮的催化剂，为即将来临的革命提供推动力。这种期望不过是一相情愿，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在他们的著作中讲清楚为何他们认为危机会如此发展，而他们对任何革命团体能否成为革命高潮中政治上的亮点，也几乎不抱什么希望，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们的联系也并不密切。他们欢呼1857年危机的到来，认为这一危机是革命的预兆，但当危机没有引发什么重大政治事件就结束时，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没有觉得需要改变他们原来的立场。危机的迅速恢复虽然阻止了所期待的革命高潮的发生，但同时也将蒲鲁东及其追随者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出去。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一直十分留意经济危机的每一个征兆，而到了60年代，他对日常经济发展的关注越来越少，对经济危机的爆发看淡了很多。在1864年11月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评论说，危机虽然不够强烈，却更经常地发生[3]，但这只是信中一句题外的话。信中马克思向恩格斯报告了更重要的新闻，即马克思参加了第一国际的建立。这一事件使马克思第一次与工联运动有了密切的接触，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革命运动的基础在于工联运动的政治发展这一预言赋予一定政治上的实质意义。
此后，马克思的政治活动和革命希望不再集中于期望灾难性的革命危机，而集中于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运动缓慢的发展和逐步政治化。[4]从这一观点出发，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比起其周期性形式来，具有更为根本的重要性。周期形式不过是加速了长期发展的趋势，而《资本论》第1卷中主要关注的正是这些长期趋势。经济危机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但这一作用不是天翻地覆的革命，而是经济不稳定和剥削加剧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从这一点出发，只影响单个生产部门的“局部危机”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来说，至少与通过金融体系的传导而周期性爆发的更具戏剧性的普遍危机一样有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1866年至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即将来临的危机只表现出很小的兴趣，而当危机发生时，他们让危机过去，几乎没有发表什么评论。他们感到满意的，主要是危机的形式和时间进程与马克思的理论分析相一致。正如马克思在1868年12月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里发生了最大的危机，而且这一次是纯粹的（虽然也是相对的）生产过剩”[5]。
第三节 《资本论》第1卷中的危机理论
《资本论》第1卷在系统地阐述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长期趋势的分析，没有关于危机的理论探讨，只有上文已引用的一段关于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所固有的危机可能性的简短论述。这一矛盾在另一段同样简短的论述中有所展开，论及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时这一矛盾的发展，总结了《剩余价值理论》中的讨论。马克思指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6]
对资本主义积累长期趋势的分析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趋势。一旦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通过机器生产的工业化而形成起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就“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这些限制可以通过征服世界市场而得到克服，对世界市场的征服同时又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原料的来源和产品的市场。“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7]
这些障碍的消除，还有新的生产部门运用机器而占有的巨大利润，使生产过剩趋势完全不受约束，导致了工业周期中繁荣与衰退的交替以及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竞争驱使资本家既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又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加而压低工资。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份额。这个份额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
[8]
马克思反复提示工业危机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因为竞争加剧导致资本家试图压低工资，非法延长工作日，激起越来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抵抗，并非法解雇工人，使贫困问题恶化。[9]然而，危机最重要的作用与积累的长期趋势联系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资本积累和集中以及人民群众相对贫困化的趋势。
第四节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一章中，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这是《资本论》第1卷中分析的高潮，在马克思看来，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矛盾形式在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后果。马克思正是通过与这个一般规律的联系来确定工业危机的主要意义。
“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规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资本权力和财富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群众痛苦的不断增长，表现为构成劳动后备军和工人阶级贫困阶层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增长。[10]
这个一般规律的政治意义，不是如许多评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在于马克思认为贫困化孕育革命，因为马克思十分清楚，贫困化孕育的是堕落和败坏。这一规律的政治意义在于它的一般性，即每一个工人都受同一规律所支配这一事实，因为从资本的观点出发，每一个工人都只不过是可支配劳动力这个普通群体的一部分，面临来自其他工人的竞争和随时被驱赶到后备军中去的威胁。因此，一般规律是工人阶级共同经历的基础，从而也是工人团结成为一个阶级的基础。
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因此，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他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
[11]
马克思通过界定资本的价值、技术和有机构成来引入关于一般规律的讨论，有机构成是根本的概念，被界定为“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12]。在此处引入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使马克思能够通过分别考察资本的绝对增长和资本构成变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分析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关系。这样，他就能够比他自己以前的任何讨论更清楚、更简洁、更系统地阐述这个“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在以前的讨论中，这一规律与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混淆在一起，现在这一讨论中已经完全不再出现利润率下降趋势。
（一）劳工短缺、工资和危机
假如“资本有机构成”保持不变——在生产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对劳动力的需求与资本积累将按照相同的速率增长。如果资本积累比劳动力的供应增长得更快，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最终将上涨。“在整个15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言。”[13]马克思认为，这种工资上涨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意义，它只是意味着，“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4]，因为工人总是必须提供一定比例的无酬劳动。
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这种工资的增加不是危机的原因，因为积累的速度能够顺利调节以适应这种增加。他认为，剥削率的降低“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因为在某一点上，“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15]。
看来似乎是工资在调节资本积累。随着工资的增加，积累放慢了，而当工资下降时，积累又加速了。这导致经济学家们用劳动力的相对稀缺与过剩来说明周期。但马克思认为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劳动力的供应不是一个自变量，它本身由积累过程对劳动力的吸收和排斥所决定。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不是资本和劳动力供应之间的一种外部关系。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被榨取的无酬劳动如此之多，以致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它的供给，工资的提高会使供给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因为随着过时的生产资料被先进的生产资料所排挤，劳动力也将被排挤出来。“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16]结果，“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17]。
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些评论者根据《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资本绝对过度积累”的探讨，将这些论述解释为一个建立在与劳动力供给相联系的过度积累基础上的危机理论的框架。正如《资本论》第3卷中的讨论一样，马克思坚持工资的升降不是积累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工资的升降只是一种机制，通过这一机制，资本家们被迫发展生产力。尽管马克思肯定看到工资提高在危机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他反对用劳动力的供给来说明危机。重要的不是这种过度积累不会发生，而是它只是积累和危机过程中的一种媒介联系，是竞争压力的一种形式，这种压力使落后的资本家由于利润挤压而被排挤掉。[18]
通货学派将周期视为货币数量波动的结果，而经济学家们却重复这种“无知和对事实的完全误解……把积累的上述现象说成是：在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少，在另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多”[19]。“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生产出相对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20]尽管劳动后备军的枯竭可能引发一场危机，却不能将相对于劳动力的过度积累看作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趋势。的确，实际的趋势正好相反，表现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21]。
（二）危机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在积累的过程中，由于每一个工人使用更多的原料，推动数量更多的生产资料，资本技术构成会提高。这些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也随其规模的提高而下降，因此，资本有机构成不可能提高到技术构成所达到的程度。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假定它的确还会继续提高。同时，马克思承认，资本的总量也在增加，因而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并不必然表示其人数的绝对减少。[22]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还与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联系在一起，因而与资本积聚为更大的生产单位联系在一起。大资本不仅在技术上具有竞争优势，而且在诸如信贷的获取上，也具有优势，以致资本积聚的趋势由于资本所有制的集中趋势而得到加强。“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23]资本的集中又加速了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新的生产方法一般通过追加资本而采用，因此，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开始只影响新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而一旦旧的资本得到更新，它的影响将波及所有工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这样，“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24]。
有机构成提高，并且由于资本集中和技术变化而“以递增的速度”提高。“积累作为生产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扩大而发生作用的那种间歇时间缩短了。”[25]马克思在法文版的这个地方指出，资本有机构成越高，积累就必须进行得越快，才能保持就业，但“增长本身会成为新的技术变革的源泉，而这些技术变革又会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26]。马克思接着考察资本积累会比较有利于工人的情况，但指出这种情况越来越成为例外。例如，马克思指出，先进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刺激了其他工业部门，如果在这些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手工劳动，就可以导致就业较大的增长。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工业同样经历了使它们能够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技术变革”[27]。
马克思还承认，“有这样一些间歇时期……积累则更多地表现为在已经达到的新的技术基础上的量的扩张运动”。在这种场合，就业按照资本增长的同一比例而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就成为可能。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在几页之前马克思表示，积累率会顺利地作出调节，以适应工资的提高，但是，在法文版中，他隐含地将工资提高与危机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工资提高可能促发危机，它却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可能由于工资提高而促发，是因为刚好在过度积累的这一点上，整个系统容易受到冲击。危机本身迫使资本家节省劳动力，改进生产方法，创造了重新积累的条件。
但是，在资本所吸引的工人人数达到最大限度的同时，产品会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只要这些产品的销路稍遇到一点障碍，社会机制就会停滞下来；资本就会立即以最大的规模和最粗暴的方式排斥劳动，紊乱本身迫使资在家要以最大的努力节约劳动。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细小的改良，可以说，就在这种高压下集中起来了；它们体现为使全部大的生产领域里的资本构成发生革命的技术变革。美国的南北战争曾促使英国的纺纱业者用更强大的机器来装备自己的工厂，并减少工厂中劳动者的人数。最后，积累最能促进对劳动的需求的那些间歇时期的长度会逐渐缩短。
[28]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提高，“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也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29]。
这一工业后备军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这是因为“资本的突然膨胀力也增长了，这不仅是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弹性和绝对财富一资本不过是其中一个有弹性的部分——增长了，也不仅是因为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这还因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条件，机器、运输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规模最迅速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由于旧生产部门和新兴生产部门都迅速增长，“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①[30]。
如果没有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活劳动的排斥而创造出来的劳动后备军，那就没有周期，但这不过是因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也熄灭了。在法文版中，积累的周期性过程得到更加充分的说明，这里明确提到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正常部分所发挥的“不断重复的”作用。
如果说这个制度使社会资本具有突然膨胀的力量，令人惊异的伸缩性，那么，这是因为，在有利情况的刺激下，信用使大量不断增长着的社会财富涌入生产，使新资本涌入生产，这些新资本的所有者都急不可待地要增殖资本，总是在等待着适当的时机；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大工业的技术手段使得有可能把大量增长的产品非常迅速地变成追加的生产资料，并且更加迅速地把商品从世界的一端运到世界的另一端。如果这些商品的低廉价格最初为它们开辟了新的市场并扩大了旧的市场，那么这些商品的过剩会逐渐地缩小整个市场，直到它们突然被排挤出市场为止。因此，商业的兴衰就同社会资本的交替运动结合在一起，社会资本在自己的积累过程中有时在构成上发生根本变革，有时又在已经达到的技术基础上增长。所有这一切影响，都会促使生产规模突然膨胀和收缩。
生产通过不规则的运动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首要原因；诚然，后者又会引起前者，但是，如果没有可供资本支配的后备军，如果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的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形成起点的生产的过度膨胀难道是可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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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趋势是无限度发展生产力，这一趋势通过竞争的压力强加到每一个资本家身上。唯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供应充足、世界市场扩大和信用体系形成，资本的迅速积累才有可能。在某一点上，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不足以维持积累的速度，而随着利润受到压力，资本家之间对于市场和／或资源的竞争加剧。竞争引起的失败在整个体系中产生连锁效应，从而引发普遍危机。危机的原因似乎在于引发危机的具体因素，它可以是劳动力或原料的短缺，市场的限制，或信用的紧缩，但这些因素中哪一个成为积累的直接障碍，比起危机趋势的根本决定因素来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这个根本决定因素就是与资本积累存在的机会相比之下资本过度积累的趋势。
过度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所固有的。危机过后，过度积累看上去好像是由信用过度膨胀的刺激所引发的，信用过度膨胀才使过度积累成为可能，而危机看上去好像是由于信用收缩所引发的，信用必须收缩，才能让积累重新回到利润率的限制之内。然而，尽管信用的膨胀与收缩使得积累的周期形式成为可能，但信用的膨胀与收缩只是周期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的这种单纯的征状，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32]
周期一旦开始，它将不断重复发生。“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33]法文版在这里接着说，“但是，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而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兼并了新大陆，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新周期的起点。”[34]
第五节 危机的必然性和周期性
乍一看，危机理论在《资本论》第1卷中只出现在不太重要的地方，最为详尽的讨论只出现在法文版中。然而，这一讨论的重要性在于，这是自《共产党宣言》以来，马克思第一次在他自己分析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语境中，而不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讨论危机。在政治经济学看来，危机是例外事件，偏离了积累的正常进程，必须用特殊情况加以说明。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展开危机问题的分析，使马克思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从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基础出发来讨论危机问题。但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的批判总是着力将危机趋势与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趋势联系在一起，通过说明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矛盾最具戏剧性的表现，将每次危机表面上的偶然原因与其根本必然性联系起来，而这正是《资本论》第1卷中讨论危机的语境。
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是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这种长期趋势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后者又表现为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以，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发展世界市场和创造相对过剩人口的趋势。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和阶级关系两极化。但资本积累的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只有借助过度积累和危机的机制才能进行。在这一过程中，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被取代，落后的资本家破产，过时的生产资料遭到破坏，劳动后备军得到补充。
这一分析的确将危机的必然性与某一具体危机的偶然原因联系在一起。然而，危机还有一个根本特征没有得到说明，这就是它们的周期性。我们能够理解，一个过度积累的周期必然最终发展为一次危机，危机又为过度积累再次发动铺平了道路，但是，这种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为什么有一种明显的周期性？这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在他的著作中系统地讨论过，但在《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中探讨得最为充分。这就是周期中信用和固定资本的作用问题。
政治经济学用信用周期的周期性说明商业周期的周期性，信用的过度膨胀必然紧跟着信用的收缩。马克思煞费苦心，既确认信用在周期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努力说明这一作用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加根本的矛盾的表现而已。与政治经济学的说法相反，马克思试探性地将固定资本的更新周期确定为商业循环周期性的基础。然而，这样一种理论与马克思分析的精神并不一致，实际上是针对一个非问题的一个非答案：商业周期完全没有一种类似自然的周期性，因而也没有什么可说明的。
第六节 固定资本和危机的周期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考察了固定资本在周期中的作用。第2卷由恩格斯主要依据1870年和1877—1878年的手稿编辑而成，主要考察资本再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和流通的关系。
在第2卷第1篇中，马克思考察了再生产过程中流通的作用，目的在于表明，货币和商品与生产过程本身所运用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一样，都是再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形式。在分析问题的这一阶段上，流通之所以是重要的，不是因为流通是商品资本以货币形式得到实现的领域，因为马克思仍假定，这一实现是不成问题的。流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各种成本，如储存、运输和簿记，这些都构成对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扣除。流通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流通需要占用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资本被锁定，无法用于生产。后一方面的考虑促使马克思在第2卷第2篇研究资本的周转。
资本周转的重要性一目了然。迅速，就能支撑越大的生产规模，个别资本完成再生产的周期越是一定量的资本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也就越大。与一年周转一次的资本相比，一年周转两次的资本将占有两倍的剩余价值。所以，流通时间的减少是无须提高剥削率就能提高利润率的手段，而流通时间的增加则同样降低利润率。这一点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显然具有意义，不过马克思在这里没有阐述这些意义。
资本周转的分析还引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政治经济学将这一区别与另一根本不同的区别，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混淆在一起。固定资本是对建筑、机器等的投资，其使用时间超过一个周转周期，而流动资本是对劳动力和原料的投资，这些劳动力和原料在生产过程中被直接消耗掉。
固定资本对于理解危机趋势具有双重的重要性。首先，固定资本代表一个特定生产部门中固定不动的那部分资本。这部分资本在长期内才能实现。这样，它阻碍资本对相对价值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利润率变动做出反应，使资本无法改变用途，在生产部门之间流动。其次，固定资本的投资是非连续的。资本家必须经过一段时期为支付投资项目而积累货币，然后一次性花费这笔货币购买机器、建筑物等。资本家还在积累货币时，他所做的是销售，没有进行相应的购买，而当他进行投资时，他所做的是购买，没有进行相应的销售。这就是马克思通过他的“再生产图式”所考察的问题。
马克思将固定资本的难以转移视为危机周期性的部分原因。我们已经看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认为周期的时间大约为5至7年。1852年，由于预期的危机没有发生，他修改了这一说法，认为一般为10年一次。在《草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在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中寻找危机周期性的钥匙。他参照拜比吉的观点，并希望恩格斯能加以确认。
1858年1月底，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他遇到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的周转，周转在不同种类的企业里的差别，以及它对利润和价格的影响”[35]。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周期与固定资本的更新有关的想法，想起拜比吉关于在英国机器的平均再生产时间为5年的说法，这一数字与马克思原来关于周期时间为5年的想法不谋而合，但与刚确定的10年周期不一致。在《草稿》中，马克思注意到拜比吉关于平均再生产时间为5年的说法，补充说，“实际的再生产因而也许是10年”。在这一基础上，他接着写道，“毫无疑问，自从固定资本大规模发展以来，工业所经历的大约为期10年的周期，是同这样规定的资本总再生产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还会发现这种规定的其他一些依据”[36]。
马克思写信问恩格斯机器多少年更新一次，他怀疑拜比吉5年说法的正确性，并指出“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37]。恩格斯的回信很详细，说拜比吉的估计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如此频繁地更新机器。恩格斯告诉马克思，通常预留7．5％的折旧，这意味着更新周期为13年，不过可以看到20到30年的机器还在使用。由于破产或损坏而造成机器的废弃会缩短这一周期，因此，恩格斯估计更新周期不会少于10年。[38]
第二天，马克思写信致谢，“十三年这个数字，就其必要性说来，与理论也相符，因为它为多少与大危机重现的周期相一致的工业再生产的周期规定了一个计量单位，而危机的过程从它们间断的时间来看，当然还是由绝然不同的另一些因素所决定的。在大工业直接的物质先决条件中找到一个决定再生产周期的因素对我是很重要的。”[39]
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危机周期性的这一物质基础，明确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机器的物质生命，而是它由于“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而产生的“无形损耗”。马克思继续假定周期的平均时间为10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切的数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一些互相连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0]
后来，马克思在讨论一个由增加投资而引发繁荣的例子时，又充实了这一观点。预付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可能要等待相当一段时间，商品等价物才会来到市场，以致有一段时间需求大于供给。这对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来说不是问题，它可以事先计划。“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对预付资本的大量需求，最初可能是由货币市场宽松所引起的，但它很快就使货币市场遭受压力。“另一方面，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41]价格上涨，欺诈盛行，在生产能够迅速扩大的部门中，生产过剩受到刺激，发展成为一次投机性繁荣，最终发展为“不可避免的崩溃”[42]。
这部分手稿写于1870年，这时，马克思从危机在1847、1857和1867年重复发生这一基础上，仍假定周期的时间为10年。然而，马克思没有把这一数字看作固定不变的。在1864年11月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注意到危机更经常地发生，似乎弥补了它不够强烈的缺陷。[43]在第2卷手稿这一部分写作之后修订的《资本论》法文版中，马克思指出，工人得以提高工资的繁荣时期会逐渐缩短[44]，并强调随着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周期的时间可能缩短。“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45]
这时，危机周期性问题仍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马克思。60年代末以来，工业周期的时间性被打破了。虽然局部危机司空见惯，普遍危机却似乎永远不会到来。尽管相关的手稿还没有出版，但马克思在1873年5月底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一件我私下为之忙了好久的事”。他一直在研究那些表示“价格、贴现率等等”的统计表。“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如上所说，穆尔认为这个课题暂时不能解决，我也就决定暂且把它搁下。”[46]
1873年1月底，马克思以预言一次新的危机来结束《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二版跋。“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47]，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所出版的著作和书信关注的已不再是经济危机的政治影响，而是欧洲战争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镇压的政治影响。[48]
1875年，马克思写信给拉甫罗夫，对危机频率的增加感到宽慰：“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49]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解释则似乎稍有不同。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一直到80年代，他继续提到10年一次的周期。[50]在《资本论》1875年法文版中，在上文引用的马克思此前所写的德文第二版跋之后，恩格斯加上一个注，这个注显然将越来越频繁的局部危机与即将来临的普遍爆发区别开来。“……不久，文中预言的危机就在奥地利、美国和德国爆发了。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这些猛烈的、但又是局部的爆发已经就是普遍危机。相反，普遍危机正在向自己的顶点发展。英国将成为这场危机爆发的中心，其影响将波及世界市场。”[51]
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的一个注中预言危机将波及英国。1878年，他写信给丹尼尔逊，“我在法文版第351页（注释）上预言要发生的英国危机，终于在近几周内爆发了。”[52]但这个预言又一次落空，正如马克思在几个月后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所承认的，“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象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出现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53]。
到80年代中期，期待中10年一次的普遍危机仍然没有爆发。恩格斯清楚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不能确定究竟是周期的时间拉长了，还是周期本身已让位于普遍、永久的停滞，尽管这种停滞终将酿成一次大危机。在恩格斯生命最后的10年中，这一主题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自上一次大规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迄今10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营业稍许好转和比较持久的含混不振这二者之比较慢性的和拖延时日的互相交替现象，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工业国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但这也许只是周期的持续时间拖长了。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5年一个周期；自1847年至1867年，周期显然是10年一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象在预示这一点。”[54]
如果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础是以固定资本更新周期为依据的投资周期理论，那么，危机的周期性可能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到了70年代，周期的特点无疑已经发生变化。19世纪中叶的工业周期主要发生在一两个重要的工业部门，尤其是棉纺业和铁路，周期的中心在英国。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意识到的，到了后四分之一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扩大为大量的生产部门和更多的积累中心，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国家和不同生产部门的投资周期不再同步。[55]资本主义生产的扩散破坏了可能以固定资本更新周期为基础的任何普遍危机趋势。
除了这一困难以外，以固定资本更新周期为基础的危机周期性还面临着一个根本的理论困难，因为固定资本更新周期本身取决于危机的周期性。如同马克思听从恩格斯的建议后所指出的，在物质形态上，机器能够工作20到30年。机器是否要淘汰，不由其物质损耗决定，而由其“无形损耗”决定。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资本的大规模贬值，固定资本相应就发生更大的“无形损耗”，导致机器设备的大量报废。所以，危机决定固定资本的更新周期，而不是相反。这意味着，“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56]。
尽管马克思提到固定资本更新周期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他却总是承认，更新周期只是危机周期性的因素之一。至于用更新周期来说明危机，他连暗示都不曾有过。事实上，《资本论》第2卷中的讨论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57]
第七节 固定资本和再生产问题
在第2卷第3篇中，马克思超越了对于“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单个资本”的研究，考察“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如何“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58]。他仍然没有考察个别资本，而只考察“结合资本家”（collective capitalist），其“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的总和”[59]，他也还没有考察竞争和信用，因此，提出危机理论还没到时候。尽管如此，这一讨论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解释非常重要，因为它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产品上的增加的价值是如何实现的这一问题，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已对这一问题有过深入的讨论。
在第3篇中，马克思抛开了这个“假定”，即“单个资本家通过出售他的商品产品，先把他的资本的组成部分转化为货币，然后，通过在商品市场上再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把它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60]
马克思首先考察“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其次，不仅要假定，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而且还要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发生任何价值革命”[61]。这样，马克思还没有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现实，在这一阶段关注的是这种再生产可能性的条件。马克思用他的“再生产图式”来说明这一可能性。这一图式发展了魁奈（Quesnay）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说明资本简单和扩大再生产必须满足的比例条件。
马克思在《草稿》中，首次提出一个简单再生产图式。[62]设计这一图式目的在于说明通过出卖增加的产品来实现剩余价值这一问题，反驳蒲鲁东粗糙的消费不足论观点，即危机的根源在于这种剩余的存在。在这一讨论中，马克思说明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与剩余价值相对应的商品在资本家之间相互交换，作为消费资料和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为资本扩张的基础。“在这里，剩余价值的实现在于：每一个资本家用他自己的产品同其他四个资本家的产品的相应部分相交换，而且，一部分剩余产品被用于资本家的消费，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剩余资本，以便推动新的劳动。剩余价值的实现在于更大的价值增殖的现实可能性，即生产新的和更大的价值的现实可能性。”[63]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批判斯密和马尔萨斯时，又重申了这一观点。[64]
在1861—1863年手稿即将结束的地方，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更完善的再生产图式。[65]在1863年7月6日的信中，他给恩格斯附上这个图式的一份稿子，请他提意见。对魁奈《经济表》的这一改进，从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批判发展而来。斯密将国民产品分解为工资、地租和利润三种收入，忽视了不变资本，忽略了补偿一年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产品。这一改进也是《资本论》第2卷第3篇讨论再生产的基础。在第3篇中，马克思对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了更广泛和系统的论述。如果再生产要持续进行，就必然要维持这种比例关系。这里马克思不但考察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物质和价值关系，而且考察了这些关系对于货币流通的意义。
再生产问题的出现与剩余价值的实现有关。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通过资本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得到实现，但这就提出了《草稿》中曾经提出的问题，实现这一交换的货币从何而来？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商品比他原来从流通中取出的要多，从相反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他取出的货币比他原来投入的要多。他原来将一笔资金投入到流通中，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但当整个过程结束时，他有一笔更大的资金，比原来多出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这些多出来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这只是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的另一面，已经得到解决。“要使这个增大的价值实现，只须使它在流通中找到等价物。”[66]
假如资本家们要将剩余价值储藏起来，而不愿将其花费在增加消费或投资上，他们就通过购买黄金来达到目的，这意味着黄金的生产必须相应地增加。[67]一般说来，他们不会将剩余价值储藏起来，而会重新投入，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只是货币供给增加到足以满足扩大的流通的需要。所以，假如我们不考虑信用货币，就必须有黄金的生产，但是，“只要使流通的货币足以支付商品价值就行了”[68]。
在《资本论》对货币流通的考察中，马克思重申这些观点[69]，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要使……商品价值流通，总需要有一定量的货币，而这个货币量同这个价值有多少归这个商品的直接生产者所有的问题完全无关。如果这里存在什么问题，那么，它和总的问题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从何而来？”[70]之所以看起来好像存在着问题，是因为“整个资本家阶级……必须自己把实现它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投入流通”，但这样一种说法“不仅不是奇谈怪论，而且还是整个机制的必要条件”[71]。
由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转化不会产生额外的困难，因为它只是简单地涉及生产资源从生产消费资料向生产生产资料的转移[72]，因此，所需要的只是“国内现有的货币量……既要足以适应现实流通的需要，也要足以适应贮藏货币的储备的需要。……这个前提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也是必须具备的”[73]，唯一的区别就是，不断增长的生产要求流通手段的供给也不断增长。问题始终是一样的：不是“货币从哪里来”，而是“商品等价物是否以适当的形式存在”。
考察总资本再生产时的主要问题，不是货币是否充足的问题，而是生产的比例关系与固定资本的存在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问题在于固定资本的投资是非连续的，以致对新生产资料的需求每年都有所不同。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马克思“把货币关系撇开不说”[74]，结合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考察这一问题，指出如果固定投资能以一个恒定的年率进行，从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可以逐年保持不变，就不会有问题，但在其他情况下，固定投资的“一次性”（1umpiness）会造成比例失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一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75]
这一缺陷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来补偿，但是，这仍然要涉及“劳动和资本从……某个生产部门移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并且，每一次这样的移动，都会引起暂时的紊乱”。对外贸易能起补救作用。“但是，对外贸易既然不是单纯补偿各种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76]在计划经济中，这种生产过剩不会造成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要素。”[77]
至此，问题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出现比例失调的问题。然而，固定资本的存在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资本家在若干年间积累了货币，然后一次性地花费在固定资本的投资上。这意味着有一段时期货币从流通中被抽出，没有用来购买商品等价物，然后在某一时点上，又被重新投入流通，这时则没有等价物的生产。[78]
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这样贮藏货币，“那就似乎难于看出，买者应该从哪儿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必须看成是普遍的，因为每一个单个资本都能够处于积累过程，——每一个人都想为贮藏货币而卖，但是没有人要买。”在这种荒谬的假设之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应该有新的黄金的生产，其数量相当于全年总剩余产品。[79]然而，现实中有的资本家正在为未来的投资储存货币，而其他资本家则正在用他们原来储存的货币进行新投资，如果这两方面相互适应，再生产就能继续进行，尽管“这种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消”[80]。
如果违背了这一假定，其实也没有什么先验的理由能保证这一假定一定成立，那么，随着比例关系的破坏，实现的障碍就产生了，而且我们看到一个生产部门的相对生产过剩与另一个部门的货币积累同时存在。[81]这种比例关系破坏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实际发生的是，货币不仅发挥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使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82]。
《资本论》第2卷对再生产的讨论清楚地表明，固定资本和危机趋势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资本的物质生命的问题，而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比例失调的问题，这种比例失调由于资本投资的暂时不均匀而发生。马克思显然正在向一种投资周期理论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投资周期中，繁荣时的投资高潮刺激了通货膨胀和比例失调，引发投机和货币不稳定，而崩溃则造成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清偿，最终又为恢复打下基础。然而，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不能继续推进他的分析，主要是因为固定资本与投资周期问题是和信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他还没有考察信用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早期，资本家可能以黄金的形式将货币从流通中抽出，形成更新固定资本的基金。然而，信用制度的发展使资本家能够将这一基金存放在银行里，银行据此可以为其他资本家提供信用。信用体系于是成为折旧与固定资本投资之问关系的中介。
第八节 信用和投资周期
我们已经看到，在所有的笔记本中，马克思一再将危机问题推迟到分析竞争和信用时再考察。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是第1卷和第2卷中已经考察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这不仅仅是前两卷中材料的统一，而是“要揭示和说明资本的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我们在本册中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83]。然而，尽管《资本论》第3卷向竞争的分析前进了一步，对竞争的分析却远未完成，所以对危机详尽的分析还是被推迟了。对信用的讨论也同样没有充分展开。
尽管信用对危机来说很重要，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信用问题的理论探讨却只有在《草稿》、《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中作为题外话顺便论及。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并不认为信用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过程任何根本性的新决定因素。在整个《资本论》第2卷中，虽然马克思注意到信用的发展使“整个机制的人为性质以及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也会……增加”[84]，他还是认为，“重要的是……首先要假定最简单最原始形式的金属流通，因为，这样一来，流出和流回，差额的抵消，总之，在信用制度内表现为有意识的调节过程的一切因素，才会表现为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而存在的东西，事物才会以自然形式，而不是以后来所反映的形式表现出来”[85]。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危机是货币和信用制度的特征，但“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86]。
在《草稿》中，马克思一般假定，生产者直接卖给消费者，尽管他知道实际上是生产资本家卖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预计商品最终能销售出去而赊购（for credit）。这样，信用就将市场的障碍搁置起来。“这样一来，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它的本质条件，即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不同过程的连续性，是否会出现，就成为偶然的了。资本本身消除这一偶然性的办法就是信用。”[87]信用的这种能力不过是将货币使买卖分离的职能扩大了，凶为“货币本身是消除各个生产部门中所需时间的不均等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不均等是同交换相对立的”[88]。
信用解决了个别资本家的实现问题，但它不能创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商品等价物。信用没有解决商品形式的矛盾，而只是把这一矛盾普遍化了。“货币扬弃物物交换的限制，只是由于它使这些限制普遍化，就是说，使买和卖完全分离；下面我们将看到，信用扬弃资本价值增殖的这些限制，也只是由于它把这些限制提升为最普遍的形式，把生产过剩时期和生产不足时期确立为两个时期。”[89]
同样，通过促进资本按照利润率的不同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为竞争之轮润滑的正是信用。通过这种方式，个别资本被重组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利润率平均化使个别资本能以使用资本的大小按比例分享总资本的收益。[90]“由此可见，正是信用促使每个生产领域不是按照这个领域的资本家自有资本的数额，而是按照他们生产的需要，去支配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资本，——而在竞争中单个资本对于别的资本来说是独立地出现的。这种信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这样就从资本的竞争巧妙地过渡到作为信用的资本。”[91]
对于那些需要大量资本投资的生产部门来说，信用的这个作用特别重要。“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92]
由于信用，“资本的一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实际上表现为整个阶级用以从事经营的共同材料”[93]，从而将资本非生产性的贮藏降到最低。信用将各种资本家的货币贮藏集中到银行，使这些货币成为能动的。[94]“剩余产品……作为只是逐渐形成的潜在货币资本时，它是绝对非生产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dead weight）。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95]
信用通过减少生产性资本的流通时间，使个别资本家受益。同时，信用通过将资本家阶级整体的货币资本集中起来保存，节省了对货币的需要。但是，信用也有独立的影响。它克服市场直接的障碍，却导致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趋势变得普遍和激烈。所以，信用膨胀是生产过剩趋势的表现，反过来又加剧了生产过剩，以致“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96]。
“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的。……例如，英国人为了使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主顾，不得不贷款给它们。”[97]信用制度由“有利润地……使用资本的困难产生的”。“在生产过剩、信用制度等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一方面，它有这种冲动。另一方面，它只能忍受与有利润地使用现有资本相适应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危机，它同时不断驱使资本主义生产突破自己的界限，迫使资本主义生产飞速地达到——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在自己的界限内只能非常缓慢地达到的水平。”[98]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指出，商人资本的独立增加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因为
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因此，它可以在已购买的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反复进行购买。……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已经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
因此，在危机中发生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业中暴露和爆发的。
[99]
马克思认为，由信用膨胀所刺激的资本积累最终要由市场的最终消费来限制。不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的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100]。
信用为资本家发挥了各种各样的职能，但它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决定因素。虽然不恰当的货币和信用政策肯定会加重危机，但货币危机只是具有更深刻根源的危机的表现形式。“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一就是不可避免的。”[101]根本的问题是“以借贷货币资本形式进行的资本积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的积累……相一致”[102]。
“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汇票的可兑现性，取代了商品本身形态变化的地位……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形形色色的欺诈和投机又放大了现实买卖的这种扩大。[103]
同样，货币危机也好像是由国际支付制度的危机所引发的，因为贸易不平衡时储备外流，货币随之缩水，但这只是全球生产制度不平衡的一种表现，本身就是普遍生产过剩的一个征兆。“关于进口和出口，应当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了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所以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支付差额方面。……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象排炮一样……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104]
生产过剩似乎是由信用过度膨胀的刺激所引起的，这种信用膨胀使资本家之间的贸易扩大，超过了消费者的需求水平。这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过度积累和危机的现象是一种货币现象，采取足够严厉的货币政策就能够加以控制。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
[105]
我们回到马克思在《草稿》中开始他对危机的探索时所作的结论。尽管严格的货币政策可能遏制最疯狂的过度投资，它却不能遏制过度积累和危机的趋势，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积累动力的必然形式。
[1] 说它重新浮现出来也许更加准确，因为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马克思用作《资本论》第1卷结尾的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讨论，在1857年至1863年之间的手稿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54页。
[3]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上，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在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所起草的任何文件中，包括他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或后来以《工资、价格和利润》为题出版的1865年所做的演讲，都没有关于经济危机或危机的政治意义重要的讨论。
[5]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2卷，211页。这次危机只是一次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因为它是由于棉花仍然保持高价所形成的。
[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161～162页。马克思在一个注中对这里所谈的货币危机即任何危机的一个阶段，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一种货币危机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162页，注99。
[7] 同上书，519页。
[8] 同上书，522页。
[9] 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的279～28l、327～328、499、522、7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
[10] 马克思立刻指出：“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42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37页。
[12] 同上书，707页。
[13] 同上书，708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14页。
[15] 同上书，715页。
[16] 同上书，716页。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15页。“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34页）
[18] 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在一段对周期的论述中讲到危机之前劳动后备军被吸收，导致工资上升，但没有表示这是危机的原因。在繁荣时期，积累加快，“把大量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甚至已经就业的工人，吸引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工人后备军——这种后备军的压力使工资保持较低的水平——有一部分被吸收了。现在工资普遍上涨，甚至劳动市场上就业情况一直不错的部分也是这样。这个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再把工人后备军游离出来，再把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压低到这个限度以下。”在这一段之后，马克思立刻加了一个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趋势与人民群众有限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350页。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16页。
[20] 同上书，726页。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43页。
[22] 同上书，719页。
[23] 同上书，722页。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24页。
[25] 同上书，726页。
[26] 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法文版中译本，第1卷，6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7] 同上书，669页。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670～671页。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将劳动的节省看作工资提高的直接结果，无需危机的干预。“剩余资本暂时超过它所支配的工人人口……这会使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得到采用，由此更迅速得多地创造出入为的相对过剩人口……因此，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它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的性质来看，自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预定要转化为资本的已经增加了的生产资料的量，总会随时找到相应地增加了的、甚至过剩的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43页）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27～728页。提高劳动强度也可以减少就业人数，而“通过排挤较高级的劳动力可以推动更多较低级的劳动力”，就业人数也可以增加。这样，“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32～733页）。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28、729页。
[31] 马克思：《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9卷，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30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30页。
[34] 马克思：《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9卷，240～241页。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59页。
[3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17页。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3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80页。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3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81～283页。
[39] 同上书，284页。
[40]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206～207页。
[41] 同上书，349页。
[42]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350页。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上，18页。
[44] 马克思：《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9卷，237页。
[45] 同上书，241页。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3年5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87页。
[4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23页。
[48] 例如《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4年5月18日）》，631页；《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4年8月4日）》，638页；《马克思致恩格斯（1874年9月18日）》，12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
[49] 《马克思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6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0] 参见《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163页；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26页；恩格斯：《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1881年），516页；《棉花和铁》（1881年），53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
1886年2月，恩格斯指出，在19世纪40年代的周期看上去似乎是5年，不过实际上应该是10年，但1868年起情况又变了。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298页。
[51]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第1卷，847页，注4。
[52]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78年11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333页。
[53]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346页。
[5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554页，注8。
[55]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中加上一个注，指出到19世纪90年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出现了一系列同以前垄断的英国的竞争，欧洲的过剩资本有了更多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因素，导致世界市场竞争加剧，出现了垄断组织、托拉斯和保护关税。“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554页，注8）
[56] 同上书，554页。
[57] 从希法亭到曼德尔，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都认为固定资本更新在周期中有根本的作用，但是这种观点没有什么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深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熊彼特之流所欢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甚至在他的时代，“固定资本生产和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是经济学家在说明危机时惯用的根据之一”（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526页）。基本上取代了固定资本更新理论的各种凯恩斯主义投资周期理论则不同，因为它们并不建立在固定资本物质更新的基础上。
[58]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392页。
[59] 同上书，483页。
[60] 同上书，436页。
[61]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z版，第45卷，436～437页。
[6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30～436页。
[63] 同上书，432页。
[64] Marx，K．，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Vol．1，p．106，pp．221-222；Vol．2，p．485．
[65] Marx，K．and Engels，F．，Kn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Ⅱ，3．6，pp．2243-2280．
[66]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8卷，195页。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玛拉兹认为，剩余价值实现所需要的追加货币来源问题是卢森堡消费不足危机论的核心所在，卢森堡的理论就建立在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基础上。Marazzi，B．C．，Money and Disequilibrium。
[67] 马克思提出这一问题，如果资本家们要增加积累，而黄金的生产没有增加，情况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与这部分积累相当的商品应该卖给谁？但在这里推迟了对问题的考察。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l一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8卷，249～250页。
[68]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8卷，218页。
[69]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364～377页。
[70] 同上书，368页。
[71] 同上书，469页。
[72] 同上书，558～560页。这样看问题会引起这种想法，即“积累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同上书，566页）。
[73] 同上书，562～563页。
[74]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525页。
[75] 同上书，524页。
[76] 同上书，525页。
[77] 同上书，526页。
[78] 马克思在1867年8月写信给恩格斯请教固定资本再生产问题，提到他们之间四年前的通信，并询问厂主是如何处理准备用来补偿折旧的货币的。恩格斯在回信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资本家以存款的形式积累折旧基金，经过一定时期后再一次性花费在固定资本的更新上。在另一个例子中，资本家每年都用补偿折旧的货币更新固定资本的一部分。《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8月24日）》，332页；《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8月26日）》，333页；《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8月27日）》，334～33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上。
[79]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552页。
[80] 同上书，557页。
[81] 同上书，556～557页。
[82] 同上书，557～558页。
[8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95页。
[84]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563页。
[85]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563～564页。
[86] 同上书，352页。
[8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33页。
[88] 同上书，534页。
[8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1页。
[90] “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686页）
[91]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Ⅱ，233～2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92]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396页。
[93]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576页。
[94]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554～555页。
[95]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561页。
[9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686页。
[9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7页。
[98]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130页。
[9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339页。
[100] 同上书，340页。
[101] 同上书，585页。
[102] 同上书，560页。
[10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554～555页。
[104] 同上书，556～557页。
[10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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