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1994）
第七章 利润率下降和危机趋势
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的讨论，见于1862年所写手稿的各个部分，其中一部分被收入《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和第3卷中，但最为系统的论述见于1861—1863年手稿中原来没有出版的部分。这一部分手稿是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3卷所用的1864—1865年手稿的基础。最近这一部分手稿的出版，不能解决所有关于解释的问题，但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了解变得比较容易。
马克思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看作只是资本主义积累长期趋势的一个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根本的矛盾的一种表现。如果像大多数评论者那样，孤立地看待这一规律，或者与危机趋势联系起来看待这一规律，那就是离开这一规律更为广阔的理论语境，从而扭曲了马克思的论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这一规律是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更广阔也更复杂的分析的组成部分，积累的长期趋势一方面是剥削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表明马克思在考虑各种可能促进或抵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时，努力弄清这些不同趋势之间的关系。各种趋势之间相互作用所涉及的复杂性意味着马克思在这一努力过程中，经常会迷失，还会打断讨论，得出没有根据的结论。这些问题如果利用代数式来研究，本来可以更为简单，更为严谨，但在马克思看来，利用代数式的缺点，是它对各种实质过程作出一种纯粹形式上的表述，从而不能将形式上的可能性与实质上的可能性区别开来。这些关系不是纯粹机械的，因为资本家不会被动接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利润率的影响，而会作出最大的努力，通过提高剥削率、加速资本周转等等，抵消其负面影响。[1]
在这一章中，我试图将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讨论，置于这一讨论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所出现的语境中，并在这一基础上，引出其对危机理论的意义。在第一节中，我将把这一讨论置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个重要的部分。然后我将讨论马克思是否相信存在不可避免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这样一个“技术”问题，接着再讨论资本主义积累长期趋势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最后讨论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危机趋势的关系。这一讨论一定有些不够确定，因为马克思自己的笔记就不够确定，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往往是考察了一些主题，并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没有继续研究下去。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利润率下降
马克思没有发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这一规律本来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规律。马克思所做的，是对一个被普遍视为不容置疑、而又缺乏科学根据的经验事实，提出新的解释。亚当·斯密将利润率下降解释为资本家之间争夺有限投资出路的竞争不断加剧的结果。大卫·李嘉图不承认竞争会降低利润率，将利润率下降解释为土壤肥力下降、人口增长从而导致工资提高的结果。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的解释都进行了批判，将这一趋势解释为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提高这些相互抵消的趋势相互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最初使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概念，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排挤劳动的趋势，用他的“相对剩余人口”概念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以证明失业是资本主义积累特有的结果。他也已经用剥削率趋向不断提高的思想作为他最抽象、同时也有明显“消费不足”倾向的危机理论的基础，即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量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商品数量中，这些商品必须在资本家之间相互销售，形成更新的资本积累的基础。在《草稿》中，他将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说明利润率下降与剥削率提高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以批判李嘉图。尽管那时他还没有将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危机理论直接联系起来，但他的确描述了一个由于利润率下降使积累的动力熄灭，资本主义发生灾变式崩溃的图景，来结束他的讨论。
在1861—1863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又重新研究利润率下降趋势问题。他在对地租理论进行详尽讨论的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一部分讨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证明李嘉图地租理论的错误，而李嘉图正是在其地租理论的基础上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马克思认定利润率下降趋势当然存在。[2]问题只在于如何解释这一趋势。[3]马克思反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作的解释，作出了自己的说明。
亚当·斯密认为，利润率下降是资本牛产过剩长期趋势的结果，这种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投资机会有限，以致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导致价格下降，从而降低了利润率。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否认利润率下降趋势是资本家之间竞争加剧的结果，是正确的。“竞争能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平均化……但它不能使一般利润率下降。”[4]③
在《草稿》中，马克思曾经用相似的观点批判斯密。“只有在利润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而且只有在利润率普遍的、持久的、以作为规律起作用的方式的下降在竞争之前，并且不管竞争如何也能理解的情况下，竞争才能够持久地压低……平均利润率。”[5]马克思同样驳斥了韦克菲尔德来自斯密的观点，韦克菲尔德试图证明“资本实现不断增长的利润的困难之处；因而是对利润率下降的内在趋势的否定。但是，必须为资本寻找越来越广阔的使用场所，这种必然性本身就又是结论。”[6]最后，巴师夏和凯里试图将利润率下降解释为工资提高的结果，马克思也进行了批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资的提高不会降低利润率）。
李嘉图自己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是错误的。由于不能区别利润和剩余价值，李嘉图认为利润率下降只能是剩余价值率下降的结果，而剩余价值率下降则是因为农业生产力下降，导致劳动力价值提高。但是，马克思认为，即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利润率也倾向于下降。
与李嘉图相反，马克思断言利润率会下降，“……虽然剩余价值率这时保持不变或提高～一是因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因此，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减轻了，而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加重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必然要使劳动的相对价值降低。”[7]
在这些讨论中，马克思将这里讨论的利润率长期下降，与危机中利润率的周期性下降，十分清楚地区别开来。李嘉图批评斯密关于利润率下降是竞争加剧的结果这一观点，这是对的，但是，他将这一观点与否认生产过剩危机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就很不对了。马克思在这里将生产过剩与工人和资本家两者的需求不足联系在一起。李嘉图企图“用一个国家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这一点来反驳斯密，这就大错特错了。……李嘉图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以随便什么样的规模进行都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展，它就越是不得不采取与直接的需求无关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的那样一种规模。李嘉图求助于萨伊的荒谬的前提：似乎资本家进行生产不是为了利润，不是为了交换价值，而是直接为了消费，为了使用价值——为了他自己的消费。李嘉图没有看到，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工人的需求是不够的……资本家彼此间的需求同样是不够的。”[8]
由生产过剩普遍危机所引起的利润率下降不是一种永久性的状况，这可以说明利润率的长期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利润率的长期趋势却不能说明打断积累的暂时性危机。“当斯密用资本过剩、资本积累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时，说的是永久的影响问题，而这是错误的；相反，暂时的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危机则是另一回事。永久的危机是没有的。”[9]
“生产过剩不会引起利润的持续下降，但是它具有持久的周期性。随着生产过剩，就出现生产不足等等。生产过剩的起因恰好在于：人民群众所消费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大于必需品的平均量，因此人民群众的消费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增长。”这样，我们看到，马克思提出将作为资本主义积累长期趋势理论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与看似确切无疑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结合起来，但这里，由于通常那一个原因，他没有将这一分析进行下去。“不过，整个这一节都属于资本竞争的问题。”[10]
第二节 有没有利润率下降趋势
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批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生产力的提高导致了劳动力所推动的不变资本数量的增长，也导致了不变资本价值的下降，阻碍甚至抵消了前一个趋势，以致我们不能假定资本价值构成必然会提高。第二，马克思基本上忽略了这一事实：剥削率的提高完全足以抵消资本构成的任何提高，以致利润率完全有可能提高。第三，马克思忽略了这一事实：只有在利润率有可能提高的情况下，资本家才会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如果利润率有可能下降，资本家会沿用旧的生产方法，赚取原来的利润率，直到劳动力短缺引起工资上升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时为止，这时采取节省劳动的方法会有利可图。
这些批评无疑颠覆了将这一规律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或资本主义危机的机械规律的企图，同时，也肯定指出了马克思在自己的讨论中的混乱之处。然而，马克思并没有试图要发展这样一种机械的规律，而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各种趋势的大背景下，确定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他对上述问题的忽视，或者数学上的欠缺，才是马克思的讨论中出现混乱的根源。[11]
重要的是，必须强调马克思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当然存在，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说明这一趋势。的确，马克思认为要分析的问题不是说明利润率为什么下降，而是说明在劳动生产力取得巨大增长的情况下，利润率的下降为什么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快。困难在于“说明这种下降为什么不更大或更快。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12]，因为资本家们会采用一切手段，寻找维持利润率的途径。结果就是，“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这种下降。这些原因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用。否则，不能理解的就不是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反而是这种下降的相对缓慢了。所以，这个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和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13]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不变资本的贬值会减缓资本构成的提高，剥削率会提高，并且利润率下降趋势不是那么明确。尽管如此，他还是假定，资本构成的提高会超过剥削率提高的任何影响，因此认为长期趋势当然就是利润率下降。
（一）资本构成提高的趋势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技术”构成提高的趋势是劳动生产力增长在两方面的直接结果。第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每一个工人加工的原材料数量增加了。第二，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规模的扩大联系在一起，生产规模的扩大又与使用更大的机器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规模经济联系在一起。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对资本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价值关系也有影响。一方面，由于工人的生活资料变得更加便宜，劳动力价值下降，因此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下降，加强了技术因素在资本构成提高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不变资本的要素”也变得越来越便宜，形成一种反作用力量。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生活资料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两者在生产力提高程度上的相对比率。[14]
马克思一直清楚地意识到，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会降低原材料和机器的价值。[15]不变资本要素变得便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将它看作起反作用的原因之一[16]，降低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也是为什么利润率的下降“远不象所说的那么厉害”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认为这不足以扭转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马克思断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投在机器和原料上的资本部分在增加，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在减少，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17]。
在手稿几页后，马克思更加有力地强调了这一点。“因此，机器价值的增长（与使用的劳动量相比较……），同机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这种说法，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是同义反复。”[18]但是，在较早的1862年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对这一“同义反复”加上附带条件。马克思指出，除了李嘉图所说的劳动力价值提高，“利润率看来不可能下降，只有下列情况例外……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相对价值提高”。这不但算不上是“同义反复”，而且马克思还指出，“而这种对比看来又受下述情况的限制：在参加商品生产的一切部门中，劳动生产力并不是同时按同一程度提高的”。关键在于“如果在那些生产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及消费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同时按同一程度提高”[19]，那么，资本有机构成就不会变化。[20]在下一页中，马克思注意到利润率可能“是仍然不变，还是提高或降低”[21]，尽管这没有与他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讨论联系在一起。
（二）剥削率和利润率
正如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价值关系的变化会减缓资本构成提高的趋势一样，马克思同样清楚地意识到，剥削率的提高倾向于减缓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确，马克思原先讨论这个规律的全部要点，在于反对李嘉图，表明利润率下降与剥削率提高并不矛盾，与利润量的提高也同样不矛盾。
这一点十分明显，但是值得注意，因为很多评论者已经认为马克思忽略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在已经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就是从原来的假定，即“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得出这一规律的。[22]对马克思关于这一规律的论证最广泛的批评，所针对的都是这一假定。
马克思提出这一假定，显然是出于方法上的考虑，因为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假定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已经出版的《资本论》的讨论中，马克思没有系统考察放松这一假定的结果，尽管他并没有一直坚持这一假定。[23]
在《资本论》第3卷中，在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中，马克思同样也没有考虑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只有“在所使用的资本的量不变时仅仅通过方法的改善”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时是个例外。[24]马克思所考察的最重要的起反作用的趋势，都是那些资本家们拼命要避开利润率下降而采取的做法——延长工作日，使用女工和童工，提高劳动强度，对劳动的残酷剥削，所有这些都不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通过减少工作日中的有酬部分，牺牲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来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此外，马克思指出，相对剩余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廉价劳动力不断增加。他们可以由那些不容易实行机械化的生产部门所雇用。在这些部门中，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25]
我们必须记住，《资本论》第3卷是以马克思在1864至1865年所写的这一讨论第三个草稿的笔记编辑而成的，其中马克思可能会理所当然地沿用之前草稿中的一些观点。相对剩余价值增长所带来的剥削率提高，不是一种“起反作用的原因”，而是这一趋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这一章即将结束之处，马克思表明他意识到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他将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必然出现的剥削率提高作为“为了避免误解”而重述的论点，与李嘉图相反，强调“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从而和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工资率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降低了，虽然这种情况在例外的场合也是存在的。……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这二者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下借以表现的特殊形式。”[26]
这段评论决不是事后改变想法，而是重提以前的笔记。在《草稿》中，马克思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这两种结果描述为“同义的”（synonymous）。[27]同样，在1862年的手稿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十分清楚，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这两种因素倾向于向相反方向运动，对利润率的影响相反。
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只能由于：
（1）剩余价值的绝对量降低。相反，这个绝对量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有增长的趋势，因为它的增长与资本主义生产所发展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一致的；
（2）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下降。……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规律就在于……可变资本……同资本的不变部分
相比……不断地降低。
[28]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在剩余劳动的增加，即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上；还表现在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组成部分同资本总量相比的减少上……这两种运动不仅齐头并进，它们互相制约，并且不过是同一规律所表现的不同形式和现象。然而，就利润率来看，它们按相反的方向发挥作用。
[29]
马克思没有作出利润率的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和资本构成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结论，因为马克思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说明利润率的下降。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马克思将这一规律看成是既定的事实。所以，这一任务要说明的就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为什么不足以抵消资本构成的提高。
对这一问题部分的解释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因素限制了剥削率的提高。“就生产力的发展和利润率没有相应地以同一程度下降来看，对劳动的剥削大大加剧了，而令人惊异的并不是利润率下降，而是它没有更大幅度地下降。这种情况一方面可由在资本竞争篇考察的那些原因来说明，另一方面，总的说来是由于：迄今为止一些部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被其他部门生产力很缓慢的发展所抵消或受到限制，因此，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一般比例的下降——从社会总资本来看一一同某些特殊生产领域中明显看到的这种下降并不保持一致。”[30]
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是“劳动能力的价值不是按劳动或资本的生产力提高的比例降低的”。这并不是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土壤肥力减退，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的特点是，它发展工业比发展农业快”，其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在农业中发展缓慢。[31]生产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又是产生下面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之一：剩余价值率……不是按照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相比减少的同一比例提高”[32]。马克思还指出，在其他部门中，产品没有进入工人的生活资料，因而，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力价值没有影响。更一般地说，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只有当一定的投资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发展，劳动价值，或者说，必要劳动量才会减少，即使在这些领域，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33]。
剥削率的提高还受到工人争取提高实际工资的能力的限制，这也阻止了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例如，工人本身虽然不能阻止工资下降（就价值来说），但是他们不会容许工资绝对降到最低限度，反而会努力争取在量上分享一些增长的共同财富”[34]。
由于这种种原因，马克思得出结论，剥削率的任何提高都不足以抵消资本构成提高对利润率的影响。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剩余价值率不按可变资本与资本总量相比下降的比例而提高。由此而来的是剩余价值量相对减少。由此而来的是利润率下降，利润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35]。
第三节 利润率下降和相对剩余人口
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论述不尽如人意。他自己不曾打算将其出版。他清楚地意识到，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必须加以考察。他承认这些因素对这一趋势起反作用，但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将这一规律视为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就证明的严谨性而言，马克思无疑比他的同时代人前进了一大步。然而，比马克思对这一规律的证明严谨程度如何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究竟对这一规律赋予多大的重要性？我们不难想起，《草稿》以资本主义终结的灾难图景总结了这一规律的意义。
利润率下降只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剥削率提高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之一，而这两者都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的结果。在他所有的讨论中，马克思所关注的是弄清这些相互冲突的趋势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推导出机械的规律。例如，剥削率的提高意味着剩余价值量的增长，其结果正如马克思在《草稿》中所述及的，就是实现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而利润率的下降则降低了积累的动力。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前一种界限，而斯密和李嘉图则强调后一种界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所关注的是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证明利润量增长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同时存在，提高了危机的风险和严重程度。
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只是贯穿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这一更为广阔的讨论的一部分，在这一讨论中危机趋势只占了不过几页的篇幅。马克思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直接引起的问题，即一定量的资本所雇用的工人将按一定的比例减少这一事实。然而，由于不但需要考虑到技术变化对就业的直接影响，而且还要考虑到剩余价值量的提高和利润率的下降所带来的各种变化，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李嘉图指出了这些变化，但没有进行分析。在1862年手稿和1864—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花了很长篇幅探讨积累对就业的影响，但讨论的方式使这一问题与资本构成对利润率影响的问题混淆在一起。
在这两个文本中，马克思都认为，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受到工人就业（相对）数量下降的影响，以致剩余价值量没有剩余价值率提高得快。这一讨论在谈及资本积累创造失业这一问题时，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联系在一起。然而，涉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却十分混乱，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在这些讨论中，似乎没有注意到工人就业人数相对减少的趋势（在劳动力价值既定的情况下）只是在剥削率既定的情况下，资本构成提高趋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36]
马克思指出，虽然剥削率提高了，但是，资本构成提高意味着一定资本量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将会减少，因而，相对于所使用的资本来说，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会下降。“可以明确地看出……占统治地位的必定是利润下降的趋势——或者说，剩余价值额随着剩余价值率的增长而相对下降——这一点已为经验所证明。”[37]马克思举了一些计算的实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包括一个工人人数增加的例子[38]，但开始兜圈子，试图把问题弄清楚，指出工人的人数将减少，“无论如何是相对地减少”[39]，随后得出结论，“剩余价值量……的减少必然要引起机器生产的发展。这里〔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它决不是生产力的绝对的〔……〕和最终的形式”[40]。
在1864—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又讨论了这一点。在之前的手稿中，马克思倾向于假定劳动者的就业人数会绝对或相对地减少，以致剩余价值量也会减少。但在后来的讨论中，马克思强调利润率下降必然引起剩余价值量的提高和工人就业绝对人数的增加。[41]他指出，“尽管利润率不断下降”，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从而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仍然能够增加……事情还不只是能够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撇开那些暂时的波动，事情也必然如此”[42]，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就是积累过程。[43]“因此，同一些规律，使社会资本的绝对利润量日益增加，使它的利润率日益下降。”[44]马克思花了相当篇幅的论述后才得出这一结论，因为他特别强调利润率下降和利润量提高之间“这个表面上的矛盾”[45]。
马克思强调，无论剩余价值量的增长有多快，资本量的增加会更快，以致利润率将倾向于下降，不过重复并不能加强论述的力量。马克思不过是假定，剩余价值量会比资本总量增加得更慢，因为使用的工人人数相对地下降，并指出，“因为追加在生产资料上的活劳动的总量，同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相比，减少了，所以，无酬劳动和体现无酬劳动的价值部分，同预付总资本的价值相比，也减少了”[46]。他将这种使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最大化，同时又使一定资本使用的劳动最小化的趋势称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真正秘密”[47]。正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同时，“撇开一切暂时的波动”，导致了资本所使用的劳动力总数和绝对利润量的增加。因此，这是一个“利润率的下降和绝对利润量的同时增加产生于同一些原因的这个二重性的规律”[48]。
马尔萨斯认为，失业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以致不能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马克思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失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因此，“工人人口相对过剩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这并不是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降低了，而是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了”[49]。马克思不断地强调这一推论，即“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同一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的不断增加；结果，总的说来，与可变资本和利润的相对减少相适应的，是二者的绝对增加。我们讲过，这种双重的作用，只是在总资本的增加比利润率的下降更快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表面上的工人人口过剩”[50]。
关于积累对使用的工人人数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的这一讨论，作为分析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一种方式，极度繁杂，使人摸不着头脑，对马克思来说也毫不例外。然而，采用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原因在于马克思不是特别关注这一规律本身的论证。根本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而利润率下降趋势只不过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大框架中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而已。虽然马克思讨论的出发点是对于古典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批判，但是，将他的讨论限制在这一框架之中，却很容易产生误导。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讨论的高潮，不是一个机械的经济规律，而是《资本论》第1卷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这一规律一方面是“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另一方面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同样也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联系在一起。
第四节 资本的积聚、利润率和危机
在1862年手稿中，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主要意义在于，由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还有利润率下降所引起的竞争的加剧，导致资本积聚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这又带回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阶级关系两极分化趋势的论述，这一论述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马克思指出，利润率下降“同时意味着大量的资本积聚在少数的点上”[51]，并得出结论：
资本越来越成为
社会力量……然而是异化的、独立化了的
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因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个人〕失去了生产条件，处于同生产条件的对立之中。资本转化成的
普遍社会力量同
单个资本家对于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
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触目惊心，并预示着这种关系的消灭，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物质生产条件改造成为普遍的、从而是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
[52]
撇开利润率下降规律使政治经济学家感到恐惧这点不谈，它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它以不断增长的资本积聚为前提，因而以较小的资本家日益丧失资本为前提。一般说来，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规律的结果。
[53]
同样，在后来收入《资本论》第3卷的1864—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通过提高生产规模，加速了利润率的下降，而伴随着对小资本家和小生产者的剥夺，利润率下降又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从而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那些使大批劳动力集中在各单个资本家支配下的原因，又正好使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原料、辅助材料的量同所使用的活劳动量相比以越来越大的比例增加起来。”[54]这一章结束时，马克思又重复这一观点，指出“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55]。
在1862年的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曾引起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很多忧虑”，因为它预示了“世界末日”，尽管“另外的经济学家对这种情况提出一些同样颇有特色的安慰理由”[56]。然而，马克思没有在这一手稿的任何地方，认为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的直接原因。他只是说，资本主义由于某些原因，在利润率较低时更容易遭受危机的冲击。利润率下降与危机之间的联系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趋势有密切的关系，而与危机趋势直接关联的是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趋势。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率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与生产规模的扩大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需要更大的资本。更大的资本还具有获得信贷和其他资源的优势，同时，更大的资本积累得更快，因为需要扣除出来供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价值更少。较小的资本家发现自己无法竞争，于是参加投机冒险，投机的失败引发危机。马克思将这一趋势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一论述并不需要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支持，单是落后的资本家无法竞争这一点就够了。“这种不断增长的积聚达到一定的水平，又使利润率发生新的下降。因此，大量小的分散的资本是乐意冒险的。由此就发生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始终只是指不能通过资本的数量来抵消利润率下降的那种资本的过剩（见富拉顿）。”[57]
由投机引发的这些危机又成为利润率恢复的手段。“然而，在理论之外，站出来说话的有实践，即来源于资本过剩的危机，或者同样可以说，资本由于利润率下降而进行的疯狂冒险。由此，危机一见富拉顿一——被看作是对付资本过剩，恢复正常利润率的必要的强制手段。”[58]
在1864一1865年手稿中，利润率下降和资本积聚也与危机趋势联系在一起。“就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59]
利润率下降在这一解释中的意义，不是说它是危机的原因，而是说它使这种危机更具有可能性。引起危机的是资本积聚所引起的投机。同样，马克思没有将这些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利润率下降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必须实、现的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量联系在一起。由于生产超过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能力，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量导致了生产过剩危机。“这种大规模生产总是要以使用价值的大量生产、从而大量消费为前提，并因而不断地周期性地导致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通过市场的不断扩大而周期性地得到解决。生产过剩不是因为缺乏需求，而是因为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是因为，这个过程以规模越来越大的无产阶级为前提，因而就大大地限制并越来越限制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而这个过程又同时造成需求范围的不断扩大。马尔萨斯说得对：工人的需求从来不会使资本家满足。”[60]
在这一段看似赞同马尔萨斯消费不足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似乎忽略了资本家的需求，尽管他指出，“对外贸易，奢侈品生产，国家的挥霍……固定资本的大量花费等等，阻碍着这个〔生产过剩的〕过程”[61]。然而，马克思立刻就强调了马尔萨斯观点的局限。马尔萨斯认为消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和界限，马克思则强调利润率的作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动力，因而利润率下降对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
历史任务和
历史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无意之中为一个更高的生产方式创造物质条件。这里李嘉图所不安的是，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力和积累的条件以及积累的动力——受到生产的发展规律本身的危害。而数量关系在这里就是一切。
在这里他只是预感到的东西事实上有其深刻的原因。这里以
纯经济的方式，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出发，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表明了它的
相对性，即它不是
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历史的并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的有限发展时代相适应的
生产方式。
[62]
第五节 规律的内部矛盾
在1862年手稿中，有关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危机趋势之间联系的论述都是插入的内容，其要点都没有在理论上得到阐述。后来编入《资本论》第3卷的1864—1865年手稿以较大篇幅对这一关系展开分析，在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内部矛盾”的语境中讨论了危机趋势。
这一章显然是1862年手稿的发展。在这一章中，危机趋势没有被看作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机械结果，而是与这样一个根本矛盾联系在一起，矛盾的一方是“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另一方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这一目的。[63]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矛盾不但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且表现为资本积聚和阶级关系两极分化的趋势，表现为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不断增长的趋势，还表现为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趋势，其中每一种趋势与利润率下降趋势之间，都是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马克思在这里对危机趋势的讨论，再次与这些不同的趋势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与利润率下降联系在一起。把握这些内在关系至关重要，否则，这一章的内容就会显得自相矛盾，各种不同的危机理论相互抵触。
（一）利润量、利润率和危机趋势
这一章的第一节通常被看作是对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的赞同。马克思重申了在《草稿》中论述的要点，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存在剩余价值生产内在的障碍。“假定已经有必要的生产资料，即充足的资本积累，那么，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剩余价值的创造就只会遇到工人人口的限制，在工人人口已定时，就只会遇到劳动剥削程度的限制。”[64]问题出现在资本家试图将数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卖出去的时候。
这个剩余价值的取得，形成直接的生产过程，而这个生产过程，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限制，再没有别的限制。一旦可以榨出的剩余劳动量对象化在商品中，剩余价值就生产出来了。但是，剩余价值生产出来，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的生产过程。资本已经吮吸了一定量无酬劳动。随着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的发展，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起来。现在开始了过程的第二个行为。总商品量……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么，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
[65]
马克思接着说明了为什么剩余价值的实现表现为资本家所面临的障碍，既提到比例失调又提到社会有限消费力。“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66]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社会的绝对消费力，而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危机趋势的根源不在于有限的消费，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动力机制，表现为经常的生产过剩趋势。需要实现的剩余价值量越大，资本家就必须越是疯狂地寻找新市场，积累就越有可能在遭到利润率的限制时被打断。
每个资本家都迫于竞争的压力无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又同样迫于压力采取一切手段扩大市场。但市场越是扩大，就变得越发难以控制。当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市场也就更容易受到冲击，而需要实现的剩余价值量越大，其实现过程就越容易遭遇到障碍。
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积累欲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始终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采取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所借以建立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正好因此而增长
[67]。
马克思没有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与这里所描述的利润量增长所固有的危机趋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利润率下降趋势可能缓解生产过剩趋势，因为利润率下降导致积累率的下降[68]，从而市场也同样必须以相对低的速率扩张，即使剩余价值量以及体现这一剩余价值量的商品数量增长得更大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利润率下降消除了积累的刺激，以致从流通中抽出货币就可能引发危机。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指出，积累的速度不由利润率决定，而“将比例于资本已有的量”[69]，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才会以缓慢的速度积累，尽管那时的利润率较高。
在1862年手稿中与这一问题相对应的地方，马克思同样把“积累率”与利润量，而不是利润率联系在一起[70]，提到理查·琼斯（Richard Jones）的观点。马克思引用过琼斯的一段话，这段话在《资本论》第3卷中被编人第十五章的补充说明：
尽管利润率下降，积累的欲望和能力仍然会增加。第一，由于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第二，由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一个交换价值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即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量会增加。第三，由于生产部门会多样化。第四，由于信用制度、股份公司等等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果，即自己不成为产业资本家，也很容易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第五，由于需要和致富欲望的增长。第六，由于固定资本的大量投资不断增长，如此等等。
[71]
很显然，一般利润率与危机趋势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关系。尤其是在这些段落中，马克思并不重视一般利润率作为积累动力的意义，这可能意味着利润率下降本身并不构成积累的障碍。如若考虑到一般利润率和个别资本所实现的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较小的资本就面临着利润率的下降，与一般利润率的走向并无关系，而促发危机的正是他们的投机冒险。虽然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可能使这些资本的地位更加动荡不定，促发危机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某一特定生产部门的生产过剩，或者是资本积聚导致利润率更不均匀，这两种情况马克思都在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内部矛盾这一章中加以考察，但这两种情况都与这一趋势无关。这里并不自相矛盾，因为利润率下降只是与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之一，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趋势发挥作用。
（二）利润率、危机和资本贬值
关于规律内部矛盾这一章的第二节考察生产过剩趋势引起的资本贬值，生产过剩本身是根本性的“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的一种表现。[72]资本贬值作为恢复利润率的机制，降低了与剩余价值量有关的资本的价值，使危机得以解决。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的原因，还是危机的结果。
一般说来，危机由一系列“互相矛盾的趋势和现象”所引发，危机又暂时地解决了这些趋势和现象。“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73]但准确地说，这些矛盾是什么？
马克思首先列举了资本积累固有的一些矛盾。资本的增长倾向于增加就业，又同时减少就业，因为它将活劳动减低到最低程度。生产率的提高倾向于降低利润率，又同时使现有资本贬值，“阻碍利润率的下降，刺激资本价值的加速积累”[74]。生产率（从而剥削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也随之提高。
所有这些具体矛盾都表现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矛盾。马克思一开始将这一矛盾确定为：一方是雇用的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的剩余价值不断增长，另一方是资本价值的增长[75]，之后，马克思将这一矛盾界定为我们所熟知的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将生产限制在利润率界限之内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76]
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超过了扩大的资本实现利润的机会，这一矛盾首先表现为利润率下降。危机通过破坏现有的生产力，使部分现有资本贬值从而恢复利润率，解决了这一矛盾。“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77]
资本贬值于是成为通过周期性危机恢复利润率的一种手段。“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这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段，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78]
在关于资本贬值的讨论中，马克思论述了利润率通过危机而得以恢复的机制。然而，不管危机的原因是什么，这一机制都能适用，而当我们更加仔细研究这一节的分析时，我们发现这里讲的利润率下降其实是生产过剩危机的结果。率下降长期趋势的“相反的趋势”必须从其他因素入手。
为了弄清这些不确定的问题，危机恢复了利润率，并作为利润发挥作用，但寻找危机的原因却我们对资本贬值问题的研究必须更加深入一些。资本贬值的一般趋势是生产过剩的特征，在危机中表现得最充分。由于生产成本的下降使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商品贬值，资本贬值总是与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并进”[79]。先进的资本家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导致了生产的增长和价格的相应下降。沿用旧生产方法的资本家现在面临的是亏损，这种亏损必须通过现有资本的贬值才能吸收。
固定资本的贬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存在的特征，与一般利润率的走向无关，也不管普遍危机是否存在。资本家的算计应该考虑到资本的这种贬值。资本家摊还投资，参照的是“无形”损耗，而不是物质损耗。然而，这可能促发普遍危机，例如，如果这种贬值比预期的要快得多，造成个别资本家的损失，而个别资本家的损失又引发了一系列破产。
首先，随着剩余价值生产的下降，危机将导致利润率下降，但是，剩余生产能力的清除以及资本通过破产而贬值，将最终恢复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发展引起的资本贬值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直接结果是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又引起资本的进一步贬值，这种贬值是危机的结果，通过这种贬值，利润率又得到恢复。另一方面，假如普遍危机是由其他原因所引起的，例如是由利润率下降所引起的，资本最终也会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的原因，而资本贬值是危机的结果。
问题的关键是，不管危机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危机最终都是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生产从属于资本增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或另一种表现，而危机的结果都是通过资本贬值和生产力的破坏来恢复利润率。这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会同时坚持几种显然彼此不同的危机理论，这也是理解《资本论》第3卷的关键所在，因为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常从一种理论游移到另一种理论。
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资本通过危机贬值仅仅是暂时排除了积累的障碍，因为排除障碍的结果是重新制造出这些障碍。
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
资本主义生产的
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
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80]
（三）利润率下降和资本绝对过度积累
马克思在“规律内部矛盾”这一章下一节一开始，又回到利润率下降和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趋势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他在1862年的手稿中已经讨论过。与以前的讨论一样，利润率下降主要影响较小的资本。较小的资本是创新的源泉，但由于缺乏规模经济的优势，它们越来越不适应竞争，并且由于缺乏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积累难以为继。较小资本的毁灭同时将它们所雇用的工人抛向失业的困境，因为较大的资本按一定比例雇用较少的工人。所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变化而不是与利润率的长期趋势联系在一起。
这种不断增长的积聚，达到一定程度，又引起利润率重新下降。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一～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经营部门的指挥者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的，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虽然二者处在对立的两极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
[81]
单纯的利润率下降不是资本过度积累的充分条件，因为只要资本的利润率仍然为正数，投资就依然有利可图。资本“绝对”过度积累的条件是追加的资本不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而且甚至导致利润量的减少[82]，但这意味着工资已经提高到吸收全部剩余价值的程度[83]，因为劳动后备军被吸收，工资提高到利润全被消除掉的程度。[84]
工资提高对利润率的侵蚀与利润率下降趋势非常不同。因此，马克思经常谴责那种将利润率下降解释为工资提高的结果的企图。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由供求变化造成的工资暂时提高或降低，“同利润率提高或降低的一般规律没有任何关系，正象商品市场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同商品价值的规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一样”[85]。在《资本论》此处几页之前，他指出，利润率下降与剥削率提高联系在一起，因此，“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工资率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降低了，虽然这种情况在例外的场合也是存在的”[86]。然而，资本绝对过度积累的情形的确表明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工资提高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采用新的生产方法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家就会坚持使用现有的生产方法。在这种情况下，积累仍能进行下去，直到劳动后备军枯竭，工资提高阻止了积累。因此，工资提高即便不是危机的终极原因，也是危机发生机制的一部分。马克思接着探索的正是这一机制。
（四）过度积累和危机
如果资本过度积累对所有资本的影响都一样，会有利润率一致的下降和积累的放慢，但不一定会有危机。然而，现实中资本的不平衡发展意味着所有资本受到的影响并不一样。新形成的资本可能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利润，但找不到需要雇用的工人，直到工资的提高使旧的资本无利可图，被迫解雇工人，带来危机的风险。这样，劳动后备军并不一定会枯竭，但工资一定会充分提高，导致“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87]。
资本绝对过度积累只能通过资本重组来克服。这一过程不会顺利地发生，而只能借助危机，而危机的解决，又只能通过资本贬值、生产力的破坏和工人的失业，使资本的供给与劳动力的供给重新相互适应。这一调整过程只有通过竞争斗争才能实现：“不经过斗争，就不可能发生旧资本这种实际上的贬值。”虽然在个别资本看来，似乎是这种竞争斗争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事实上，“利润率不是由于资本的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竞争而下降。而是相反，因为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产生于同一些情况，所以现在才会发生竞争斗争”[88]。“利润率的下降引起资本之间的竞争斗争，而不是相反。”[89]
我们已经从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相联系的危机，或资本绝对过度积累的讨论，进入到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积累和危机进行重组的机制的讨论。马克思用这一重组机制反对经济学家们所描绘的顺利实现竞争性均衡的图景。过度积累和危机在这里算不上是意外事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的日常经验。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们不是在充分认识到其行动后果的情况下，面对市场的刺激主动选择调节，而是在竞争压力下被迫进行调节。他们所感受到的竞争压力是对他们能够实现的利润的压力。
面对利润率的下降，现存的资本家会让追加的资本闲置起来，以阻止其现有资本的贬值，或甚至宁可遭受损失也要使用，以将闲置状态转移到竞争者身上，而新资本力图将旧资本排挤出去。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形，“在任何情况下，一部分旧资本必然会闲置下来……究竞是哪部分会这样闲置下来，这取决于竞争斗争”[90]。“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平衡都是由于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而得到恢复。这会部分地影响到资本的物质实体……主要受害的……即资本价值。”[91]通过债券和信用工具的贬值，这种情况就发生了，而金银则闲置下来，并且
市场上的一部分商品，只有通过它的价格的极大的下降，即通过它所代表的资本的贬值，才能完成它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同样，固定资本的要素也会或多或少地贬值。此外，一定的、预定的价格关系是再生产过程的条件，所以，由于价格的普遍下降，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使货币的那种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同时出现的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发挥不了作用，会在许许多多点上破坏按一定期限支付债务的锁链，而在随着资本而同时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
[92]
危机的发展为积累的恢复铺平了道路。在危机过程中，竞争斗争迫使资本家采用新机器，这降低了商品的价值，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并创造了剩余人口，而效率较低的生产者则遭到破产。剩余人口的增长导致工资下降，而不变资本的贬值提高了利润率。“已经发生的生产停滞，为生产在资本主义界限内以后的扩大准备好了条件。这样，周期会重新通过。”[93]
危机提供了一种淘汰旧的、较小的资本的机制。通过这一机制，资本积聚和集中的历史趋势就表现出来了。“利润率的下降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这只适用于社会总资本和地位已经巩固的大资本家。新的、独立执行职能的追加资本不具备这种补偿条件，它必须先争得这种条件，因而是利润率的下降引起资本之间的竞争斗争，而不是相反。”[94]这种竞争斗争最初是资本家采用新的生产方法而增加产能的结果。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意味着“这种竞争斗争会引起工资的暂时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利润率进一步暂时下降”，而投向市场的商品数量不断增长，导致其价格下降，同样导致利润率的下降。[95]
危机表现为竞争斗争的剧化。在这一斗争中，弱小的资本败下阵来。在竞争剧化的背后，马克思确定利润率下降是工资提高和价格下降的直接结果。然而，与其说危机是工资提高的结果，不如说危机是工资提高所引发的竞争斗争的结果。工资的提高是资本过度积累的结果，资本过度积累又是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斗争所推动、并由于资本的集中和不平衡发展而加剧。这又一次提出了普遍生产过剩的问题，利润率下降的必然性由这～事实来说明，“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96]。
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考察这一问题，这一节以一些一般性评论作结束，重述了之前关于生产过剩、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的讨论，但没有增加任何新内容。
如果有人说，发生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而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那么，这仅仅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如果有人说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相对的生产方式……最后，如果有人说资本家只需要在他们之间互相交换和消费商品，那么，这就忘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忘记了这里的问题是资本的增殖，而不是资本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独特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
1．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
2．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而是取决于……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扩大……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
[97]
第六节 利润率下降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已经花了相当长的篇幅研究马克思对与利润率下降相联系的危机的讨论，因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正是这一危机理论。现在，我们应该将这一讨论中的线索联系起来，追寻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意义是什么。总的来说，我们的结论支持马克思在《草稿》中第一次考察这一规律时已经作出的结论。利润率下降规律处于关于资本积累长期趋势这一更为广阔的讨论之内，是加强过度积累和危机的周期形式的一种因素，通过过度积累和危机展开积累的长期趋势。
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结论是，马克思没有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看作是一个机械地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命运的客观经济规律。李嘉图对利润率下降“单是这种可能性”就感到不安，有他的道理，但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所针对的不但是他关于利润率下降的具体理论，而且因为他固执地将利润率下降趋势看作一种机械规律——在李嘉图看来，“数量关系就是一切”。马克思清楚地指出，在他看来，这一规律只是某种更为根本的东西的表现。“实际上，成为基础的还有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这里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98]
在马克思看来，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只不过是体现在利润率作用中的资本主义积累根本趋势和界限的表现。“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99]
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简单地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危机。马克思动态地考察了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如果资本家要避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必须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弥补。
每一个资本家都面临着这一挑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也面临着这一挑战。大资本面对这一挑战能够做出更为有效的反应，因为他们享有规模经济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可供支配，更容易获得信用，并且能够确立垄断地位。较小的资本家没有这些优势，需要面对以强大的竞争压力形式出现的利润率下降的，正是他们。小资本对这一竞争压力的反应，要么是采用新的生产方法，解雇工人，从而增加了生产过剩的压力，要么是进行欺诈和投机冒险，或者两边进行，双管齐下。这些反应使个别资本避开危机，却存在引起整个体系危机的风险。
“如果利润率下降，那么一方面，资本就紧张起来，个别资本家就用更好的方法等等把他的单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压低到它的社会平均价值以下，因而在市场价格已定时赚得额外利润；另一方面，就出现了欺诈，而普遍助长这种欺诈的是狂热地寻求新的生产方法……以便保证取得……额外利润。”[100]
面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维持利润率的努力导致竞争斗争加剧，又导致资本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和生产能力的扩大，这又以螺旋累积的方式进一步加大了竞争压力。无力竞争的资本家中有一些人将资本转入投机渠道，其他人则面临破产，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和资本贬值，生产力的破坏和资本贬值可能被吸收，也可能通过信用体系的传递引发一场危机。
过度积累和危机的这种动力是资本主义体系内新的生产方法借以得到采用和普及的一种特定机制。这一动力的历史趋势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可能减缓竞争，从而减缓过度积累和危机的趋势，但却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动力的源泉。如果没有周期性危机，那就是长期停滞。“只要资本的形成仅仅发生在某些可以用利润量来弥补利润率的少数现成的大资本手中，使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101]
在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内部矛盾”这一章中，马克思虽然对危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他游移于关于危机的几种不同解释之间。所有这些解释都来自于资本主义积累根本趋势的不同方面，并且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为需要而生产和为利润而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利润率下降趋势没有被确定为危机特有的原因，而只是作为一个因素发挥作用。这一因素使危机更有可能发生，主要是因为它加剧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斗争。
与以前的文本一样，在这一讨论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比任何利润率下降所发挥的作用要重要得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重要性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资本积聚和集中趋势的基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加大了对较小资本家的竞争压力，降低了创新的动力，通过生产力社会化为新的社会形式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它是生产“相对过剩人口”趋势的基础。
马克思在他关于规律内部矛盾的研究即将结束时，回头研究的正是这两种趋势的结果，而不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结果。一方面，他将危机与生产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指出，“周期性危机……是由于工人人口中时而这个部分时而那个部分在他们原来的就业方式上成为过剩所引起的”[102]。另一方面，资本的不断积累意味着不断的积聚。“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这种改造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10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论述所发展的正是这些方面的分析，而不是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从解释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的视角出发，必须指出，不但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是在第3卷的手稿之后才写的，而且关于历史趋势的这一节也是后来才加入第1卷的写作计划的。除了这一变动，这一写作计划在数年间都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关于积累的这一节在《资本论》任何早期写作计划中都没有出现过。在所有早期计划以及在186l—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接着立刻转入以地租和利润为形式的剩余价值流通和分配，包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对这～规律的讨论，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和相对过剩人口生产的讨论混合在一起，而这两者又作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趋势的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一直要等到1861—1863年手稿即将结束时，马克思才插入了一小节关于积累的论述，将这两者分离开来。这一节没有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联系在一起讨论积累问题，但这一节粗略而不完整。
首次出现关于资本积累这一节的《资本论》写作计划，是1861—1863年手稿结束时所作的计划[104]，这一计划提到“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作为其中一章的组成部分，连接后面的原始积累和殖民学说，但没有说明这一节将包括什么内容，而且在这一计划中，这一著作仍然包括“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在1864—1865年的修改稿中，马克思起草了这一章的全部内容。只有在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这一章才取代了关于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作为整个分析的高潮，这一点也是186l—1863年草稿和《资本论》终稿之间唯一重大的实质性变化。
在马克思尚存的信件中，没有关于《资本论》写作计划中后来这一变化的讨论。我们可以猜测，这一变化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原来打算将现在成为三卷《资本论》的全部内容同时出版。直到1866年秋天，他才意识到这是不现实的，他只能将第1卷单独出版。原来作为结尾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总结了第1卷的论述，并连接第2卷的主题即资本的流通。替换这一章，既给第1卷带来它原先可能会缺乏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又通过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发展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终极界限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具有直接政治意义的结论。
最后这一点使我们注意到这一变化另一个可能的原因。这就是马克思在60年代中期日益积极地参加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这种政治活动已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小宗派的活动，而是以工会为基础、不断发展的国际工人运动。虽然马克思更为重视的是他的理论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但政治条件的变化在理论重点的变化中一定有所反映。这样，在1862年之后马克思的著作中，危机理论的重要性迅速下降，被另一个重点即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所取代，就像那种将革命当作危机所引发的斗争高潮的观点被另一种将革命当作长期阶级发展的结果的观点所取代一样。更加积极地参加工人阶级政治活动，这一回归在理论上所反映似乎就是回归到马克思在1848年的著作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长期发展这一重点。最能让人看出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重视程度的也许就是，在他有生之年已经出版的所有著作中，他从未提及这一规律，在他写完《资本论》第3卷手稿之后的二十年间，他也从未对其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
[1] 1875年马克思花了大量时间进行“数学研究”，结果用数学表示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的关系。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3卷第3章时用了这些笔记，但在有关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地方没有使用。
[2] 马克思仍坚持这一看法，尽管他注意到，在1797年到1813年那个时期。农产品价格和利润率都提高了，他认为这正是反驳李嘉图的证据。马克思用剥削率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提高，包括工作日延长，工业品因为价格降低而加入工人的消费，以及公债的膨胀导致收入再分配从地租向利润转移。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22页。
[3] 同上书，496页。
[4] 同上书，496页。在手稿后面，马克思指出，竞争通过降低价格，能降低所有生产部门的工业利润率，以致地租和利息增加，损害了工业利润，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只涉及剩余价值的分配，因此在目前的抽象水平上考察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36～438页。
[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52页。
[6] 同上书，15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497页。参见Marx，K．，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Vol．2，p．90；Ibid．，Vol．3，p．302。也可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43～344页。有机构成的提高“只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另一种表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662页）。“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意味着：（a）相对剩余价值或工人向资本提供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增长了；（b）再生产劳动能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c）同作为对象化劳动和预先存在的价值参加生产过程的那部分资本相比，整个用来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减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65页）
[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32页。
[9] 同上书，564页。
[1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l—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32页。
[11] 在19世纪60年代所写的手稿中，关于这一规律的讨论大部分涉及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这一讨论广泛采用计算的例子，但这些例子往往承载不了马克思要说明的问题的分量。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455页。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58页；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402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458页。
[14] 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周转时间变化所带来的进一步影响——例如，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生产资料库存的减少会降低资本构成。
[15] Marx，K．and Engels，F．，Collected Works，Vol．28，p．309．
[16] 马克思将不变资本要素变得便宜和现有资本的贬值看作是起反作用的原因，其中“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因，也会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意味着既增加资本物质要素的数量，又降低了资本的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457页。
[17]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402页。
[18] 同上书，404页。
[19]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8卷，382页。
[20] 马克思所举的例子将问题过度简单化，但其要点清晰可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重提这一点，但只是作为一种例外情况，指出“除了个别情况（例如在劳动生产力同样地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一切要素变便宜的时候）”，有机构成会提高。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52页。
[21]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8卷，383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450页。
[23] Marx，K．，Capital，Vol．Ⅲ，pp．209，210，221—222，234，242，243。马克思还注意到，“有些原因会阻碍利润率的下降，但归根到底总是会加速这种下降”，因为通过提高利润率，它们加快了积累的速度，以致利润率的下降最终不可避免。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60页。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58～259页。
[25] 通过降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要素的价值，另外，由于更先进的生产者凭借其竞争优势在殖民地贸易中赚取更高的利润率，还由于对殖民地工人的残酷剥削，对外贸易对利润率也有影响。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最高的一些生产部门，如铁路，以“股份资本”运作，只支付平均利息率，使其他生产部门的资本可以赚取较高的利润率。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67页。
[2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65页。
[28] 同上书，453页。
[29] 同上书，456页。
[3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58页。这里所提到的竞争指的是危机的破坏作用，而不是马克思所驳斥的斯密的观点，即竞争降低了一般利润率。
[31]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31～332页。
[3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86页。
[33]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45页。
[34]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45页。马克思将这一涉及劳动力价值的影响与供求变化所引起的工资暂时性的升降区别开来。后者“同利润率提高或降低的一般规律没有任何关系，正象商品市场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同商品价值的规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一样。这一点应当放在工资的现实运动那一章来考察”（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45页）。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将工资的提高与劳动强度的提高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732～733页），从而工人们要为“分享一些增长的共同财富”付出代价。
[3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508页。
[36] 到写作《资本论》第1卷的时候，马克思已经理清了他的观点。在第1卷中关于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讨论简洁清楚。
[3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57页。
[38] 同上书，463～466页。
[39] 同上书，473页。
[40] 同上书，475～476页。
[41] 在《草稿》一个关于工人人数实际上减少的例子中，马克思已经强调“这整个情况是不大可能的，也不能作为经济学中一般的例子”，因为资本构成的提高“要以整个〔社会〕的分工为前提，因此，即使不是同所使用资本的量成比例地增加工人的人数，至少也得增加工人的绝对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52～353页）。
[4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42页。
[43] “雇佣工人的人数尽管相对减少，但仍然会绝对增加，这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93页）
[4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43～244页。
[45] 同上书，246页。尽管马克思确实也指出过，“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会减少工人的绝对人数……将会引起革命，因为它意味着大部分居民丧失价值。在这里再一次暴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界限，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的绝对形式，恰恰相反，在一定的时刻，它就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部分地说，这种冲突不断地通过危机等等表现出来。而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时而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时而工人阶级的那一部分在他们以前就业的方式中交替地交得过剩。资产阶级生产的界限就是工人的剩余时间；资产阶级生产对社会所赢得的绝对剩余时间不感兴趣。因此，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只在于资产阶级增加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不在于它缩短了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因此，资产阶级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99页）这一段被收入《资本论》第3卷第1 5章的补充说明中。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93页。
[46] 同上书，240页。
[47] 同上书，259页。
[48] 同上书，244～245页。
[4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47页。
[50] 同上书，248页。
[5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l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55页。
[52] 同上书，501页。
[53]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494
[5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44页。
[55] 同上书，275页。
[5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51页。
[57] 同上书，460页。
[5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51页。富拉顿指的不是较小的资本，而是相对于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来说的资本过剩．这种过剩的资本由于殖民地利润的汇入而增长，导致利息率下降，信用充裕，从而引发投机性繁荣。危机中资本的毁灭“暂时缓解了压在货币市场上的重负，减弱了竞争，并将市场利息率恢复到它下降之前的水平”（本书译者译）。富拉顿得出结论说，人们几乎免不了要猜想，“周期性的资本毁灭已经成为任何市场利息率存在的必要条件”，以致“那些可怕的灾难，可能无非就是对过度增长的和畸形发展的富裕所进行的自然而必要的矫正，一种自愈力，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能够通过它时时从威胁着自己生存的不断复发的多血症中恢复元气，并且重新处于一种合理而健全的状态”（马克思的摘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263页）。
[5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70页。
[6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61页。
[61] 同上书，461页。
[62] 同上书，462页。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70页。
[6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462页。
[6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460页。
[65] 同上书，460～461页。
[66] 同上书，461页。
[6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461页。
[68] 同上书，460页。
[6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74页。
[7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59～461页。
[7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95页。
[7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75页。
[73] 同上书，277页。
[74] 同上书，277页。
[75] 同上书，276页。
[7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78页。
[77] 同上书，278页。
[78] 同上书，278页。
[7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75页。
[8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78～279页。
[8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79页。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5I页、460页以及上文关于富拉顿的注释。
[82] 参见《草稿》中马克思对李嘉图在《原理》中对这种可能性的讨论的批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57页。
[8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79～280页。
[84] “相对于劳动力的过度积累”危机理论拥护者一直援引这一段论述，证明马克思认为这是危机最根本的根源。然而，这是对这一段论述意义的误读。马克思这里将资本“绝对”过度积累的抽象可能性看作是非常特定的现象，一个建立在“极端的假定”基础上的假设条件。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84页。
[85]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45页。
[8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67页。
[87] 同上书，285页。
[8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81页。
[89] 同上书，285页。
[90] 同上书，281页。
[91] 同上书，282～283页。
[9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83页。
[93] 同上书，284页。
[94] 同上书，285页。
[95] 同上书，285页。
[9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85页。
[9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86～288页。
[9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88～289页。
[99] 同上书，288页。
[100] 同上书，288页。
[10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88页。
[10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93页。
[103] 同上书，294页。
[104]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Ⅰ，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