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1994）
第六章 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
在《草稿》中，马克思在严谨、连贯的理论基础上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批判。这一理论基础影响了马克思以后的政治活动，又为这些政治活动所影响。马克思以危机问题为出发点，深入挖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建立了自己分析资本主义矛盾动力的基础。虽然马克思仍继续关注危机问题，但自19世纪50年代末以后，在他的理论著作和政治预言中，危机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小。[1]
1858年3月底，马克思通过拉萨尔终于为他的“经济学”联系到一家出版商之后，中断了《草稿》的写作，开始准备《政治经济学批判》（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书稿，并为《草稿》写了一个索引。马克思原来计划在1858年5月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实际写作过程比他预计的要长得多，部分的原因是疾病的反复困扰。到6月份，他都还没有开始。1858年秋天，他开始写作第一稿，但不够满意，又从头再来。马克思很快就明白，这一著作比他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1859年1月交出、并在同年6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名出版的书稿，只是全书的前两章。[2]
1861年8月，马克思继续手稿的写作。接下来两年，手稿不断增多。在马克思有生之年，这些手稿一直都没有出版。手稿有大半部分是对前人经济学著作的广泛批判。直到马克思逝世以后，这些手稿才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为书名加以出版。[3]
《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出版的部分，最后成为《资本论》第1卷前两章的基础。手稿未出版的部分组成第1卷大部分其他内容的初稿，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以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手稿同时还包括一些后来由恩格斯编入《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内容。这些手稿是对《草稿》中所作的第一次分析的发展和系统化。
马克思在1864至1865年之间重新整理手稿，终于将第一部分定稿，于1867年作为《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后的法文版和德文版，马克思又做了修订。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的大部分内容就来自1864至1865年之间的这些笔记本。1870年和1878年，马克思又两度继续手稿的写作，形成了《资本论》第2卷的基础，最终由恩格斯整理完成。
从时间顺序上看，值得注意的是，危机问题在这些著作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尚有相当广泛的讨论。1864一1865年手稿在探讨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时，又继续讨论危机问题，后来恩格斯将这一部分讨论编入《资本论》第3卷中。但在此之后，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危机问题重要的讨论，只有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重提这一话题。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趋势和终极界限问题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1861—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对积累长期趋势的分析主要是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分析。然而，《资本论》第1卷并没有提到这一规律，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这一规律指的是人民群众相对贫困化和阶级关系日益两极分化的长期趋势，这一趋势在《共产党宣言》的分析中就已经发挥着核心作用，仍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手稿中对危机的讨论是片断性的。这一讨论难以解释，因为马克思只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遇到危机问题时才会讨论它，对危机问题更充分的讨论被反复推迟到研究竞争和信用的时候。在整个手稿中，马克思所关心的是发现资本的“内在本质”，从而发现危机趋势最一般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在交换领域中由个别资本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危机的浅显表现。然而，问题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趋势如何能与危机的浅显表现联系起来，以证明后者确实是前者的表现。贯穿这些手稿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
1861—1865年手稿以《草稿》中所取得的进展为基础，概括并发展了1857—1858年手稿中的观点。马克思成熟的分析的基础是产品的商品形式所固有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一基础在《草稿》中形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得到系统的阐述，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中加以总结。这一根本矛盾出现在买卖分离的发达形式中，表现为商品和货币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这一抽象水平上，危机的可能性已经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形式所固有的。“买和卖在交换过程中的分裂……是商业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是资产阶级劳动所包含的一切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形式。因此，可以有货币流通，而不发生危机，但是没有货币流通，却不会发生危机。”[4]
虽然危机表现为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却只是商品生产更加根本的矛盾浅显的表现。货币危机表现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问的根本矛盾最普遍的形式，因为货币终归只是“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形式……货币作为财富的这样的唯一存在……表现在一切物质财富在实际上贬值或丧失价值。这就是世界市场危机中称作货币危机的特殊时刻”[5]。自从1825年以来，商业危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经济学家们求助于货币流通来说明危机，因为货币流通与价格的升降，或者货币的升值和贬值联系在一起。但是，货币危机只是一种更深刻的危机浅显的表现，货币领域只是“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6]。
《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超越对商品和货币的抽象分析，而在这一抽象水平上，对危机问题，除了确认其一般可能性和最抽象的形式之外，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在《草稿》中，马克思确定了危机趋势的基础是物品生产从属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所固有的矛盾。这意味着理论上对危机理解的发展有待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整个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马克思都致力于这一理论的发展。
1861—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对危机问题的讨论，分三次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每次讨论都从《草稿》中所提出的问题出发，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展开。在许多方面，危机理论都是这一批判的枢纽，因为危机是政治经济学本身论战的焦点。在这一论战中，萨伊和李嘉图坚持认为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反对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所主张的消费不足危机论。马克思在这一论战中与两边交战，力图批判他们共同的理论基础。这使马克思着力寻找一个理论基础，在利润率下降长期趋势中展开他自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极界限的分析。在本章以下部分，我将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分析危机理论，在下一章再转入利润率下降问题。[7]
第一节 消费不足理论：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
马克思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相对简要地讨论了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消费不足理论，但是，马克思的说法可能让人觉得他无疑赞同这些理论。马克思当然赞同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趋势的坚持，反对李嘉图关于和谐均衡的假定，而且，他也赞同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持续积累的障碍就在于如何处理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这一观点。然而，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赞同过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消费不足论解释，因为他始终坚持反对他们与李嘉图共有的、秉承亚当·斯密的根本前提，即“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8]。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积累的障碍不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任何矛盾，而在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固有的矛盾。
在以《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为书名出版的手稿中，马克思在讨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消费不足问题。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非生产性劳动是对剩余纯粹的消耗，减少了发展生产力中可用来投资的资源。马尔萨斯则相反，认为非生产性劳动的增长在避免危机趋势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尔萨斯证明了只消费、不生产的寄生地主阶级存在的合理性，其根据是，非生产性消费对吸收不断增长的剩余，从而避免生产过剩，很有必要。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为地主阶级所作的辩护不屑一顾，但对他的消费不足危机论，似乎更加同情。
马尔萨斯理论的基础是“把消费看做对生产的必要刺激”[9]，这一观点当然受到马克思的坚决反对。但是，马尔萨斯理论的背后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于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品。因此，全部余额都是工人为别人生产的，所以工人的这部分产品全是为别人而生产。其次，产业资本家迫使工人进行这种剩余生产（即超过工人本身生活需要的生产），并且运用一切手段来尽量增加这种同必要生产相对立的相对剩余生产，直接把剩余产品据为己有。但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为生产而生产，想为发财而发财。……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那么，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的生产则应该是为生产而生产。”[10]
虽然资本家肯定享受他们的财富，但是，“产业资本家一旦成为享用财富的代表，一旦追求享受的积累，而不是积累的享受，他就或多或少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了”[11]。
“可见，产业资本家也是剩余生产即为别人而生产的生产者。一方面有这种剩余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有剩余消费，一方面是为生产而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是为消费而消费。”[12]
然后，马克思将这一思路与他通常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统一中的分离这一描述联系起来，这种分离是商品生产制度固有的买卖分离的发达形式。“生产和消费是内在地不可分离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因为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实际上是分离的，所以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它们的对立来恢复。”[13]
到目前为止，马克思没有表示对马尔萨斯理论的任何批评，所以，假如孤立地看，可能将他的评论看作是对马尔萨斯消费不足论的赞同，很多评论者的确也是这么看的。然而，在手稿的前些部分马克思已经说得很清楚，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大体上不会有问题，因为剩余价值不是用来消费，而是用来扩大现有资本。
在关于斯密不懂得不变资本的再生产这一讨论中（问题的起因是斯密将全部产品分解为工资、租金和利润），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的利润“一部分成为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一部分转化为追加资本。”[14]同样，马克思赞同李嘉图，反对马尔萨斯，坚持没有必要由非生产性消费来吸收剩余价值的增长，因为利润转化为追加资本，使用追加的劳动和生产资料，追加的“生产性消费”就被创造出来了。[15]“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因而也就是把同产品量相比的生产人口的人数，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则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积累，把利润转化为资本，尽量占有更多的他人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力求降低必要劳动的比率，但在这个比率已定时，就要尽量使用更多的生产劳动。……利润的不断再转化为资本，会在越来越广泛的基础上使同样的循环不断再现。”[16]其含义是，实现如果有问题，也不是剩余生产的问题，而是这一生产被打断的问题。[17]
在手稿后一部分马克思继续讨论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手稿的这一部分后来以《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为书名出版，主要讨论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追随者。在这里，马克思又一次好像是在赞成消费不足危机论。讨论一开始，马克思用他通常那种轻蔑的口气提及马尔萨斯，尽管他承认，马尔萨斯承认剩余价值的实现存在问题，而李嘉图只是忽略这一问题，“因为他始终是以在资本家和工人间分配的成品为前提，却不去考察导致这一分配的中介过程一交换”[18]。但是，马克思认为，与李嘉图对立的不是马尔萨斯，而是西斯蒙第。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人各抓住资本主义的正面和反面，却看不到这两方面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基础，是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对西斯蒙第的考察使马克思能够重申他的观点，这一观点是他在笔记本前几页结束对李嘉图的讨论时所提出的，也是这一观点让人觉得他与西斯蒙第观点相似。在马克思论述的这一阶段上，西斯蒙第唯一的不足在于他看清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却看不到这些矛盾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也就看不到出路。
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形式——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拘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他特别感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须转化为货币；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内。因此，在西斯蒙第看来，危机并不象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他经常迟疑不决的是：国家应该控制生产力，使之适应生产关系呢，还是应该控制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在这方面，他常常求救于过去……或者也企图通过别的调节收入和资本、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办法来制服矛盾，而不理解分配关系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生产关系。他中肯地
批判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但他
不理解这些矛盾，因此也不理解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
[19]
西斯蒙第只是证实了马克思自己关于危机趋势背后存在着根本性矛盾的诊断。“但是，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象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20]
这些段落似乎确切表明了马克思赞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尽管事实上，马克思反复说明他意识到这一理论的局限。马克思坚决反对马尔萨斯的出发点，即“把消费看做对生产的必要刺激”的观点。[21]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生产而生产——不是物品的生产，而是利润的生产；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价值的生产。所以，这一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不论与工人的消费还是资本家的消费，都没有关系，它只与资本持续积累的条件有关。只要资本继续得到获利的机会，可以进行新投资，这种投资就会为资本的产品提供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一需求由资本家购买追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产生，与生产出来的增加的剩余价值相一致。
在马克思后来的笔记本中，有两个简短的段落形成对照，使这一明显的矛盾显得特别突出。这两段后来都被恩格斯编人《资本论》第2卷中，每一段都出现在比较具体地提到危机之后。这两段文字似乎直接相互矛盾。第一段来自1870年的笔记本，是一个“准备以后加以阐述的注”，这一段引文，被广泛用来证明马克思对消费不足论的支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一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从来没有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属于下一篇的范围。
[22]
第二段来自1878年的一个笔记本，表现为对消费不足理论毫不含糊的批评。在一个注释中，恩格斯将这一段留给“可能出现的洛贝尔图斯危机学说的信徒们参考”。这一段之前，马克思叙述了繁荣时期工资的上升和消费的增长，这时“工人阶级（他们的全部后备军现在都积极参加进来）也暂时参加了他们通常买不起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此外，他们还会参加这类必要消费品的消费，其中绝大部分通常只对资本家阶级来说才是‘必要’消费资料”。马克思接着写道：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
[23]
这些十分明显的矛盾不能简单理解为马克思思想的成熟过程，因为两段文字在同一手稿中并列出现。马克思显然毫不含糊地赞同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又同样毫不含糊地批判他们的粗糙的理论观念，我们应该如何将这两者调和起来？马克思对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所赞同的究竟是什么？他与他们又有哪些分歧？
这个问题与我们研究《草稿》时已讨论过的问题是一样的。马克思对马尔萨斯，尤其是对西斯蒙第，所赞同的是他们对生产过剩固有趋势的理解，尤其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即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商品量中，如果资本主义积累要持续进行，这些商品就必须卖出去。然而，对生产过剩趋势的确认决不意味着就等于赞同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24]马克思相当清楚地表明，工人阶级的消费从来就不足以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原子。剩余价值不管多大或多小，只有通过卖给其他资本家才能实现。西斯蒙第也许已经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核心的根本矛盾，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趋势的理解，必须通过确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障碍，来探索这一矛盾的发展。
生产过剩的趋势是存在的，但是，与这一趋势相联系的，是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机会有限。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无限度地发展生产力，那么，为什么积累不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这就不是很清楚了。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没有解决李嘉图提出的普遍生产过剩可能性问题，这一问题正是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的手稿中关于危机最重要的讨论中所论述的问题。
第二节 生产过剩和危机：萨伊和李嘉图
在马克思所有的著作中，对危机理论最重要的讨论集中在以《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为书名出版的手稿中，出现在马克思对李嘉图关于积累的分析和李嘉图否定普遍生产过剩可能性进行批判的语境中。这一长篇论述以《草稿》中相似的讨论为基础，力图确立由某些生产部门不按比例发展所引发的特定商品生产过剩和以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遍过剩之间的关系。
（一）剩余价值生产和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从问题的表述开始，提出了资本可能持续积累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一问题。这些条件“同原来生产或再生产资本的条件是完全一样的”[25]。资本家占有一笔货币，数额相当于他原有的资本加上增加的剩余价值，他要用这笔货币来扩大生产。为此，这个资本家必须能在市场上买到追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就必须生产出这样一些商品的多余产品”。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达，必要的生产资料就越有可能买到。“因此，为了能进行积累，看来所有领域都必须有不断的剩余生产。”[26]如果这种生产一直在进行，同时又有足够的劳动力，那么，资本的持续积累似乎不会面临进一步的困难。
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中似乎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持续扩大固有的障碍。生产的增长不是由不断增长的消费所决定的，而是资本本身所固有的。这立刻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不受消费需要的限制，因为“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问题并不直接在于使用价值，而在于交换价值，特别在于增加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为了通过论证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就撇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把这种生产说成是以生产者的直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这倒是一种绝妙的见解。”[27]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形成在危机中显露出来的那些现象的内在基础”[28]，但不与消费联系在一起，而与剩余价值更新生产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强调，危机的发生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但这里他所关注的不是“实际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各种现实关系。……不考察资本的竞争，不考察信用制度，同样不考察实际的社会结构”[29]。这里他所关注的是资本的一般性质所固有的危机可能性，而不是危机现实的发生机制。“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看到，无论就货币一般是一种与商品的实物形式不同的形式来说，还是就它作为支付手段的形式来说，货币本身都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性质时，用不着对成为实际生产过程的一切前提的进一步的现实关系加以说明，就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了。”[30]
剩余价值更新生产的条件不是事先已经存在的适当的消费水平，而是存在适合一定比例关系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似乎意味着危机的基础应该是偶然发生的比例失调，因为适当的比例关系是很难得到保证的。
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追求资本化的无限欲望，而决不是消费。消费早就被破坏了，因为，一方面，人口的最大部分，即工人人口，只能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扩大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劳动的需求，虽然绝对地说是在增加，但相对地说却在减少。此外还有一点：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个特殊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的经常性本身，正是以这个过程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加以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
[31]
与《草稿》中的情况一样，马克思所给出的资本再生产可能被打断的具体例子，都是比例失调引起价格变化，侵蚀了某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这种比例失调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一次农业的严重歉收或特大丰收，因为贸易被打断，因为积累率加快，因为某一特定生产部门的生产过剩，或者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资本和现有商品贬值。如果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到其成本价格之下，或生产资料的短缺推高了成本，资本的再生产就会被缩减。
比例失调导致一场普遍危机，因为在亏损的威胁面前，货币从流通中被抽出。亏损的威胁意味着，积累“将更加停滞。以货币形式（黄金或银行券）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如果转化为资本就只会带来损失。因此，这些剩余价值就以贮藏货币或者信用货币的形式闲置在银行里，而这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本质。”[32]这很有可能发生，“因为资本流通过程不是一天就完了，而是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资本才能返回自身”。在这个时期中，市场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会导致价值发生重大的变化，以致“必然会发生一些大灾难，危机的各种要素必然会积累和发展起来”[33]。
危机并不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而只标志着周期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危机是资本复苏的手段。马克思区别了实际资本的消灭和资本的贬值两种情况，后者为复苏铺平了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生产过剩被消灭，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无论作为价值还是作为使用价值都遭到破坏。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危机所引起的资本的破坏意味着价值量的跌落，这种跌落妨碍价值量以后按同一规模作为资本更新自己的再生产过程。这就是商品价格的毁灭性的下降”。资本的贬值给现有的资本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然而，资本贬值没有破坏生产资料，而是通过降低资本价值，恢复了利用资本的利润率。“这时，使用价值没有被破坏。一人之所失，就是另一人之所得。……社会的名义资本，也就是现存资本的交换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永远消灭了，虽然由于不殃及使用价值，这种消灭正好可以大大促进新的再生产。这同时也是货币所有者靠牺牲产业家而发财致富的时期。”[34]使用价值的消灭和资本的贬值之间的区别再次表明，问题不是与社会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过剩问题，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条件、与为利润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过剩问题，因为价格的下降又重新点燃了对产品的需要。
危机似乎是某种纯粹偶然的事情，是“市场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并且不能确切无疑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政治经济学完全愿意承认这种偶然性危机的可能性，虽然它指望，随着资本由于利润率不同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流动，市场会顺利地纠正比例失调。显然，马克思必须更加深入地考察比例失调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关系，更加深入地考察货币、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
（二）比例失调和普遍生产过剩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从《草稿》中关于比例失调和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入手。政治经济学根据萨伊市场定律否认这种可能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一旦确认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以货币流通为媒介，并且从属于以货币为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局部生产过剩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区别随之消失。
马克思再次断言，危机问题是资本主义特有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忽视这一点，断言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因而任何人出卖都是为了购买。从这一点出发，李嘉图追随萨伊，得出结论说，既然每一次出卖都创造出相应的购买，普遍生产过剩就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像政治经济学所断言的是消费，而是货币的占有。在萨伊和李嘉图看来，一个人如果不想随后进行购买，他就不会出卖。然而，马克思坚持：
一个人已经进行了生产，是出卖还是不出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他是非出卖不可。在危机中出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他卖不出去……甚至不得不干脆亏本出卖。……李嘉图甚至忘记了，有人可能是为了
支付而
出卖，忘记了这种强制出卖在危机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资本家在出卖时的直接目的是把他的商品，确切些说，是把他的商品资本，再转化成为
货币资本，从而实现他的利润。在这里，消费——收入——决不是这个过程的主导因素。……每一个人
出卖，首先是为了出卖，就是说，为了把商品变成货币。……危机恰恰就是再生产过程破坏和中断的时刻。而这种破坏是不能用在不发生危机的时候它并不存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首先不是“获得别的产品”，而是占有价值、货币、抽象财富。
[35]
认为只有特定商品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不是所有商品都会出现生产过剩，是荒谬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意味着，如果一种商品卖不出去，那么所有商品的流通将都被打乱，以致一种特定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直接意味着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说这种商品有表现为货币的必然性，这不过是说所有商品都有这种必然性。完成这个形态变化，个别商品有什么困难，所有商品同样有什么困难。商品形态变化的一般性质（它既包括买和卖的分离，又包括两者的统一），不仅不排除市场商品普遍充斥的可能性，相反，它本身就是这种普遍充斥的可能性。”[36]
资本家将他们的商品转化为货币时，普遍充斥就发生了，而当“把商品表现为货币、实现商品交换价值的因素压倒把商品再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因素”时，他们又将货币从流通中抽出。[37]毋庸置疑，如果价格下降，所有商品都能卖出去，因为促发危机的正是价格下降。“商品的过剩总是相对的，就是说，都是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使商品能被吸收的那种价格，对生产者或商人来说，是引起破产的价格。”同样，这种情况也完全有可能，生产过剩危机首先影响某一特定商品，但危机很快就普遍化。“危机（因而，生产过剩也是一样）只要包括了主导的交易品，就会成为普遍性的。”[38]
尽管危机周期性地发生，在危机中生产过剩还蔓延到所有生产部门，但经济学家们还是否认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将危机解释为“资本过多”的结果，而“资本过多”通常又可以解释为银行家们滥发贷款导致投机性信用膨胀的结果。[39]但是，马克思强调资本过多与商品生产过剩完全就是一回事。资本“过多”的唯一迹象，在资本家不能将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时就出现了，因此，资本过多只不过是卖不出去的商品的积累。“资本的生产过剩”不过“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一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地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40]
（三）危机趋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经济学家们对普遍生产过剩可能性的否认把我们带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立暴露得很明显。”[41]但是，经济学家们却还否认危机的存在，“他们不顾灾难的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弄到危机的地步。所以，辩护论就在于伪造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于不顾对立而坚持统一”。这些矛盾表现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商品作为物品的生产和它们作为价值的销售之间的矛盾。的确，生产和流通代表了单一再生产过程两个阶段的统一，但这两个阶段是彼此独立的。“正是在危机中，它们的统一……才显示出来。……没有表面上彼此无关的各个因素的这种内在统一，也就没有危机。”[42]
李嘉图不能理解商品的矛盾形式所固有的危机可能性，马克思将这一点与李嘉图最根本的理论误解联系起来。这一误解在于他不能理解货币和价值的矛盾形式，将交换简单地看作物物交换这种最原始的形式。“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导致普遍的危机，就否定一切条件和形式规定，否定一切原则和特殊差别，总之，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43]这样，马克思将危机现象直接与他对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批判联系起来。这一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纲要，在《草稿》中加以发展，以成熟形式贯穿《资本论》全书。
李嘉图是“生产的经济学家”，将交换看作是一个生产阶段到另一个生产阶段之间纯粹形式上的联系，从而忽略了以货币形式实现商品所面临的一切障碍，也忽略了将这一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从而形成更新积累的基础所面临的一切障碍。李嘉图将交换行为简单地看作是物物交换行为，因此，货币和交换“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粹形式上的要素……他从未研究过中介形式”[44]。“在经济上……交换的特定经济形式本身在他的经济学中不起丝毫作用。”[45]这就是他为什么看不见生产过剩，因为交换是纯粹名义上的[46]，货币也只是交换的手段。然而，货币不仅是交换中介，“同时也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中介”，这一分离表现为货币和交换行为分离，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样可以发挥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的作用。[47]
同样，李嘉图只关注价值量的决定，而不注意社会形式，在这一社会形式中社会劳动表现为价值的异化形式。他只看到“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就是说，交换价值一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相反，他忘记了质的规定，就是说，个人劳动必然只有通过自身的转让（异化）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48]。
由于完全抽象掉商品形式的界限，李嘉图实际上所断言的与他想说的恰恰相反，“就是说，进行生产是不考虑消费的现有界限的，生产只受资本本身的限制。而这一点确实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49]。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局限直接与其意识形态上的前提联系在一起，这一前提意味着，归根到底，即便是李嘉图的经济学也有辩护论的实质。
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决不是生产者的需要。但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和
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李嘉图认为，
商品形式对于产品是无关紧要的，其次，
商品流通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物物交换，交换价值在这里只是物质变换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因而货币只是形式上的流通手段；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来源于他的这样一个前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规定的东西只是形式上的东西。因此，李嘉图也就不能承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即在危机中，特别是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基本现象——中暴露出来的界限。
[50]
所以，为了理解危机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基础，这一矛盾基础在于使用价值的生产从属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
（四）资本的矛盾和危机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在几个场合中看到，一旦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我们发现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从买卖分离的那一刻开始就已存在，而买卖分离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和流通这些因素之间的分离。危机趋势存在于政治经济学所忽视的生产和流通之间的关系。“在单纯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可能性，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而彼此独立，就发生危机。”[51]
危机本身发生于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商品资本不能转化为货币的时刻。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在别的地方，手上持有货币的人不愿立刻将这些货币转化为商品，所以，正是货币的存在使危机成为可能。而且，经济学家们将交换行为简单地看作物物交换的行为，坚持货币在其中只发挥形式上的作用，所要否认的也正是这种情况。“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就会发生危机。商品（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货币，即转化为抽象一般的社会劳动的困难，在于货币不是作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出现”[52]，但却成为在任何时间购买任何特定商品的手段，所以，持有货币的人不必把钱花掉。在物物交换中，这种危机不可能发生，能发生的情况至多不过是交换不能进行，但是，货币使买和卖的分离成为可能，从而使危机成为可能。
生产和流通因素之间的分离确立了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浮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病态现象，而是调节价格和生产，从而使更新的资本再生产成为可能的常规手段。“我们说过，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对它们彼此的独立性发生作用的暴力来实现。此外，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53]
建立在买卖分离基础上的商品形式，以及由于价值获得一种独立于交换行为之外的具体形式而使买卖分离得以发展的货币形式，揭示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且规定了危机必然采取的形式。但是，这些商品和货币形式仍然不能说明具体的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它们本身也不包含着对危机必然性的解释，因为它们早在现代危机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现代危机不但与商品和货币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
最抽象的形式，它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动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因此它们是潜在的危机。它们的一致对商品来说始终是生命攸关的因素。但是它们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所以，
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因而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始终是
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至货币和商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而存在。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的起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
[54]
仅仅确认危机的存在是不够的，或者甚至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那样，指出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做，现实的危机仍然是偶然的、无法说明的。“说明危机可能性的这些规定，还远不能说明危机的现实性，还远不能说明为什么过程的各个阶段竟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以致只有通过危机、通过强制的过程，它们内在的统一才能发生作用。这种分离在危机中表现出来；这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这个元素形式说明危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危机的存在，也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55]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经济学家的极端的庸俗，他们在再也不能用推理来否定生产过剩和危机的现象时，就安慰自己说，上述形式包含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所以，是否发生危机是偶然的，因而危机的发生本身表现为纯粹偶然的事。”[56]
如果我们要说明危机，我们就必须从危机最抽象的决定因素到它们的具体表现，逐步展开分析。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危机的说明便成为马克思的理论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最抽象的矛盾的最具体的表现。“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做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以展开。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各个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在并包含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得到证明。”[57]
（五）货币、信用和危机的可能性
危机的抽象形式说明了危机发生必然采取的形式，即生产和流通关系的破坏，表现为买和卖统一的破坏。要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马克思必须证明，危机的抽象形式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58]。
在买和卖的直接关系中间，货币发挥着转瞬即逝的交换手段的职能。然而，在这个基础上，货币可以获得第二种职能，“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上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59]。在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基础上，信用货币的发展使购买和销售的分离成为可能，但同时增加了购买和销售相互依赖的网络被破坏的可能性。
资本再生产过程包括资本家之间大量彼此分离而又相互依赖的购买和销售，需求取决于扩大再生产的要求，供给却取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需要。中间产品的销售和购买创造了信用的链条，其支付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销售。如果这一销售被破坏，那么，整个链条的支付都不能进行。“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可能性可能发展成为现实性的相互债权和债务之间、买和卖之间的联系。”[60]
随着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揭开了危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中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就是买和卖的分离；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这两个时刻互相分离。”[61]如果商品在这两个时刻之间发生贬值，整个一系列的交易就不能结算，“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62]。
我们现在对危机的发展有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就是信用确立了在一段时期内整个系列的交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一特定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和普遍生产过剩的危机之间没有区别，也使我们理解生产过剩危机如何表现为货币危机的形式。一旦资本家赊账交易，他就必须及时出卖商品，才能清偿债务。“不仅是因为商品卖不出去，而且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在这里危机所以发生，危机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不仅由于商品卖不出去，而且由于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63]一旦信用已经发展起来，在商业危机发生时，货币危机“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64]。
引入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并没有使我们离危机的解释更近，我们仍然处在“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这一阶段上。[65]如果销售圆满完成，那么所有债务都能得到清偿，也就可以没有危机。[66]这意味着，虽然我们对危机的机制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引入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却并没有使我们更加接近危机的解释，因为货币危机以商品买卖中的危机为前提。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破坏只能是流通破坏的结果，而我们还没有解释流通为什么会遭到破坏。“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第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在研究为什么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会变为现实性时，在研究危机的条件时，过分注意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中产生的危机形式，是完全多余的。正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学家们乐于举出这个不言而喻的形式作为危机的原因。”[67]
（六）资本主义生产和危机的可能性
至此，马克思考察了与商品生产的社会形式固有的矛盾联系在一起的危机趋势，并研究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但还没有特别论及生产的资本主义特征。
对生产的资本主义特征的考察，乍一看没有对问题的分析带来任何进展。如果我们特别考察资本再生产中流通的作用，我们只不过发现商品和货币形式的基本矛盾被复制出来了。“在商品流通中，接着又在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矛盾，——因而还有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在资本中再现出来，因为实际上只是在资本的基础上才有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68]
如果我们从流通回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我们也不能够发现任何能够解释危机趋势的东西。一旦资本家手头有可用的生产要素，他只需要将这些要素投入生产，所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完全在他的控制之内，没有外部的障碍。剩余价值正在被生产出来这一事实，只有到了我们考察实现问题时才有意义，而实现问题的出现却不是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69]“资本的单纯的（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不能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为了使资本的生产过程存在，就得假定存在着这一过程的条件。因此，在论资本的第一篇——在论直接生产过程的那一篇，并未增添危机的任何新的要素。这里潜在地包含着危机的要素，因为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占有，因而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这一点是表现不出来的，因为这里不仅谈不上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实现，也谈不上剩余价值的实现。”[70]
如果危机趋势不能用商品和货币流通的特点来说明，也不能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来说明，它就只能用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和流通相互关系的性质来说明，即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买卖是再生产总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中，这一点才能显露出来。”[71]
第三节 资本主义再生产、比例失调和危机
要超越危机的抽象形式，就必须更具体地考察资本再生产过程，但是，马克思只有等到分析竞争和信用时（他始终没有机会写这一个问题）考察了处于资本一般的运动之内的个别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后，这种具体的分析才能全面展开。“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追踪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来说明），要就危机来自资本作为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包含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单纯存在中的那些资本形式规定，来进行这种考察。”[72]“实际运动——这里说的是以发达的、从自身开始并以自身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实际运动——是从现有资本出发的。因此，关于再生产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萌芽，在〔论述再生产的〕本部分中甚至只能作不充分的叙述，需要在《资本和利润》一章中加以补充。”[73]
与此同时，马克思仍然希望能在再生产总过程中，也就是说，在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生产和作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手段的商品买卖之间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个别资本偶然的相互作用中，来确定危机的根源。这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了生产的比例关系问题。在后来对手稿所做的几个补充笔记中，马克思又回到这一问题。在这些补充笔记中，他试图将资本一般性质所固有的危机的原因，与那些只是在“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下由个别资本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促发的危机的原因分别开来。
马克思又一次指出危机形式上的可能性与危机原因之间的区别。“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就是资本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本身，就是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彼此分离。但是这决不是危机的原因。因为这无非是危机的最一般的形式，即危机本身的最一般的表现。但是，不能说危机的抽象形式就是危机的原因。如果有人要问危机的原因，那么他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74]
马克思坚持认为，我们所要寻找的危机的原因，与偶然的价格波动无关。“危机的一般条件，只要不取决于和价值波动不同的价格波动（不论这种波动同信用有无关系），就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只要危机是由同价值变动不一致的价格变动引起的，它们“当然就不能在考察资本一般的时候得到说明，因为在考察资本一般时假定价格同商品的价值是一致的”[75]。这不是由于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而是由于马克思决心证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所以，即使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危机也会发生。这意味着危机的根源应该从价值关系的变化中寻找，也就是说，应该从生产条件的变化中寻找。
马克思考察了一个由价值变化引发危机的例子，由于棉花收成减少，棉花价值增加。[76]生产出来的棉花数量减少，“为了以原有规模继续生产，货币必须再转化为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比例被破坏了”[77]。棉花成本增加而数量减少，意味着可雇用的劳动力减少，因此，工人被解雇，资本闲置。原料成本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下降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以致资本家不能支付利息和地租等固定开支，于是危机就发生了。与此同时，棉布产品价格上升，打乱了其他生产部门的比例，转移了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以致危机被普遍化。
马克思认识到，完全相同的过程也可以不由歉收这种自然情况所引起，而是“由于追加资本不按比例地转化为它的不同要素而产生的”。例如，某个生产部门在机器上投资过大，增加了对原料的需求，而原料的供给按原来的生产规模是足够的，但按扩大的生产规模就不够了。[78]不过，这一例子中生产条件没有变化，所以，从逻辑上说，这里所探讨的仍然是与价值变化不一致的价格变化。
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这一例子和其他例子，都是生产比例失调的破坏作用的例子，其中的危机普遍化是一个特定生产部门生产过剩的结果。这些例子表明，“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79]。如果生产过剩发生在几个主导的生产部门，局部危机可能普遍化，以致生产过剩的危机甚至扩展到那些“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的部门[80]，在这一基础上，“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些为数不多但居主导地位的物品的生产过剩怎样引起整个市场上的多少带普遍性的（相对的）生产过剩”[81]。但是，马克思再次指出，“这一点只有在谈到资本竞争的时候才能谈到”[82]，而他一直仍在努力确立的是资本一般概念中所固有的普遍过剩的条件。
在比例失调的基础上说明危机必然性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明主导的生产部门为什么会首先发生生产过剩。我们能够理解主导的生产部门的危机能够被普遍化，但是，“这决不是说就已经明白，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过剩会是怎样发生的”[83]。只要主导部门的生产保持增长，“收入的普遍增长，从而这些部门本身的消费的普遍增长似乎也就有了保证”[84]，这样，它们似乎就被锁定在一个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
第二个问题是说明比例失调为什么必然会导致危机。比例失调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竞争过程所抵消，竞争“这种趋势促使社会劳动时间总量按社会需要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进行分配”[85]，“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86]。结果是“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同样它也不断地瓦解这种分配”[87]。
局部危机是通过资本主义竞争实现均衡的正常形式。“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是平衡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危机是李嘉图等人所承认的。”[88]正是在危机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才在与生产者表面上的独立的对立中再一次确立了自身。“生产过程所不断分解成的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各种不同要素的这种表面上的独立性，在危机到来时就会结束。”[89]
在这一节快要结束时，马克思反问道，“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限度和比例的建立，除了通过经常地消除经常的不协调之外，用别的办法又怎么能够实现呢？”[90]然而，尽管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所描绘的竞争能够顺利实现稳定的均衡这一美妙图景进行了犀利的批判，竞争能够恢复比例关系这一事实意味着比例失调并不必然导致普遍危机。
与此同时，马克思承认，普遍生产过剩总是与比例失调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时候，有些领域的生产过剩始终只是主导的交易品生产过剩的结果、后果，始终只是相对的，只是因为其他领域存在着生产过剩才成为生产过剩。”[91]
没有比例失调，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因为“普遍的生产过剩一按比例生产”。如果所有比例关系都得以保持，就不会有“生产过剩，而只是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92]。马克思驳斥了经济学家们的荒谬结论，即问题不是主导的生产部门的生产过剩，而是落后部门的生产不足，然后作出这一重要结论，不平衡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偶然性的特征，而是实质性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在一定的条件下无限制地自由发展，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93]
生产不按比例发展是资本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所固有的这一观点，似乎最终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形式的核心确立了危机的必然性。然而，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论述这一观点，再次将这种比例失调等同于能够引起危机的许多偶然因素。“资本流通本身包含着破坏的可能性”[94]，包括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要素时遇到的障碍，例如当原料价格上涨的时候，“还有许多因素即危机的条件、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在分析更加具体的关系，特别是分析资本的竞争和信用时，才能加以考察”[95]。
这一节结束时，马克思又回到普遍生产过剩和市场界限的问题，但未能深化这一论述。普遍生产过剩意味着市场的增长落后于生产的增长。马克思承认，这并不是对危机的说明，而只是对危机现象比较具体的描述。然而，马克思从生产和消费的相互联系这一角度，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生产过剩问题之后，就将生产和消费分离开来，确立它们彼此之间的独立性。“如果承认为了不发生生产过剩，市场必须扩大，那也就是承认生产过剩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所以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相适应。”[96]
市场为什么不能足够迅速地扩大以适应生产的需要，这一节的结尾作出了唯一的说明。在这里，马克思重述了资本主义积累根本矛盾的消费不足论的含义。“至于生产过剩，它只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以生产力为尺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总是被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总是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97]但是，马克思已经证明，假如资本主义依赖于工人阶级的消费需要，那就不会有什么危机趋势，甚至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问题依然是如何将资本的根本矛盾与这些矛盾以危机为形式的具体表现联系起来。
坚持危机的必然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这不是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教条主义的要求，而是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进程本身提出的问题。商业和金融危机从商业和商品生产出现之日起就发生了，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积累一个周期性复发的现象。经济学家们能够用偶然的因素来说明每一次具体的危机，但是，他们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积累为什么具有周期性，为什么只有通过周期性危机中生产资料的破坏、工人的失业和资本的贬值，资本积累才得以维持。证明危机必然性的努力，不是死板的教条主义，而是出于说明一个明显的事实的需要。
普遍生产过剩的条件是商品销售所获得的货币必须从流通中被抽出，导致相应数量的商品资本卖不出去。资本家将货币从流通中抽出的唯一原因，是没有机会将这些货币再投资获利。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危机问题重新理解为如何说明引发危机的利润率下降问题。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能不能为危机理论提供另一种基础？在《草稿》中，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将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危机的反复发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灭亡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与危机理论结合起来。
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最吸引人之处，是它可以通过最抽象层面的分析而得出。“这样，我们又有了牢靠的基础，不必考虑许多资本的竞争，一般规律就可以从以上所阐述的资本的一般性质中直接得出来。下述这一点是一个规律，而且这个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即：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有下降的趋势。”[98]
[1]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马克思将战争而不是经济危机当作工人运动政治发展的促进因素。然而，到70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将战争看作和危机一样，是分裂和败坏工人阶级的事件。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说，巴黎公社失败后，由于民族敌对和分歧，现在旧国际死了（《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74年9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643～6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马克思显然将下一次战争视为工人阶级进步的障碍。“尽管采取了一切外交步骤，新的战争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战争结束以前，未必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剧烈的人民运动。”（《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4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631页）“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它越来越导向欧洲大战。我们必须通过这一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采取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决定性的公开行动。”（《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4年8月4日）》，中文1版，第33卷，638页）
[2] 马克思仍然念念不忘摧毁蒲鲁东社会主义。寄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书稿后，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说：“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它要保存私人的生产，但是私人产品的交换要加以组织，它要商品，但是不要货币。”（《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9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554页）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7月22日）》：“（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445页）
[3] 完整的手稿已经在最新的德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出版（Marx，K．and Engels，F．，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ntausgabe，Ⅱ．3．1-Ⅱ．3．6），在英文版《全集》中是30至34卷。
[4]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491页。
[5] 同上书，541页。
[6] 同上书，577页。
[7] 不必说，现代经济学依然建立在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相同的理论基础上，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在今天也与当年一样中肯。明显的例子我就不说了，留给有心的读者自己举证。
[8]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227页。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3卷，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同上书，342～343页。
[11] 同上书，343页。
[12] 同上书，343页。
[13] 同上书，344页。
[1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3卷，87页。
[15] 虽然机器对劳动的排挤一开始肯定会造成“某种动荡（对于这种动荡，恰受其害的那个阶层的居民也许无力反抗）”，而“机器经常不断地造成相对的人口过剩，造成工人后备军，这就大大增加了资本的权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l—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3卷，280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6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3卷，279～280页。
[17] 由于熟知的原因，即实现问题要联系到竞争才能讨论，对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讨论没有完成。马克思稍后在手稿中说，“在这里，我不把酉斯蒙第列入我的历史述评之内，因为对于他的观点的批判，属于我写完这部著作以后才能着手的那一部分——资本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l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3卷，8页。
[1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3卷，55页。比较《草稿》中相似的观点。李嘉图“认为生产由此而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是可以克服的。……而西斯蒙第则相反，他不但强调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强调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于是资本陷入矛盾之中，他由此预言，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因此，他想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但是，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另一方面，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1页）。
[20]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86～87页。
[2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3卷，342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350页。这里的“下一篇”指手稿中论述再生产过程的部分。这一部分再也没有消费不足论的味道。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456～457页。
[24]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比斯威齐的信口开河更误导人。他说，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是一物的两面”。参见〔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204页。
[2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47页。马克思在这里“不考察有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卖出，出现危机等情况。这属于论述竞争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48页）。
[26] 同上书，549页。
[27] 同上书，562页。
[28] 同上书，559页。
[29] 同上书，559页。
[3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59～560页。
[31] 同上书，559页。
[3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61页。
[33] 同上书，562页。
[34] 同上书，563页。
[3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l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70～571页。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2～393页。
[3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72页。
[37] 同上书，573页。
[3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73页。
[39] 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为李嘉图开脱，因为李嘉图所看到的危机可以说是偶然的，但1825年后，危机显然在周期性地发生，再这样否认就不可能了。
[4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604页。资本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不过是在不同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同一二律背反”（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8卷，304页）。
[4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l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67页。
[4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67～568页。“否认危机的各种辩护论言论所证明的东西，总是和它们想要证明的相反，就这一点说，它们是重要的。它们为了否认危机，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因此，说它们是重要的，只是因为可以说：它们证明，如果它们在想像中排除的矛盾实际上不存在，那就不会存在任何危机。但是，因为这些矛盾存在着，所以实际上存在着危机。……在想像中排除矛盾的愿望瓦时就是实际上存在着的矛盾的宣示，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应该存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8～589页）
[43] 同上书，568页。
[4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88页。
[45] 同上书，292～293页。
[46] 同上书，295页。
[4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72页。
[48] 同上书，572页。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147页。
[4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90页。
[5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98页。“李嘉图不顾一切地维护资产阶级生产，因为这种生产意味着尽可能无限制地扩大社会生产力”，但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生产变成单纯为使用价值而进行的生产……他把资产阶级财富的特有形式只看成一种不触及这种财富内容的表面的东西。因此他也就否认在危机中爆发出来的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因此就产生了他对货币的完全错误的见解。因此他在考察资本的生产过程时也就完全不注意流通过程，——而流通过程却包括商品的形态变化，包括资本转化为货币的必然性。……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确切些说。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这就是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形式，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同生产本身的目的即充裕发生矛盾或束缚这一目的……实际上，他对资产阶级生产赞赏的，正是这种生产的一定形式同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相比能给生产力以自由发展的天地。当这种形式不再起这种作用的时候，或者当这种形式在其中起这种作用的那些矛盾显露出来的时候，李嘉图就否认矛盾，或者确切些说，他自己就以另一种形式表现矛盾，把财富本身，把使用价值总量本身说成是ultima Thule，而不考虑生产者了（ultima Thuk，最终目的，最终之物，极点，极限。直译是：极北的休里一一古代人想象中的欧洲极北部的一个岛国。——编者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50、53～55页。
[5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75页。
[5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77页。
[53] 同上书，577页。“资本的总流通过程或总再生产过程是资本的生产阶段和资本的流通阶段的统一，是把上述两个过程作为自身的不同阶段来经历的过程。……危机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并且是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2页）
[5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77～578页。“因而，只要危机不是同时在简单的形式即买和卖的矛盾中，在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矛盾中表现出来，那就不可能发生危机。但是，这终究是危机的单纯形式，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因而也是现实危机的形式，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存在以这些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形式，并且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因为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但是，这还不是有了根据的内容。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危机——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是可能存在的，并且是这样现实存在的。因此，单单用这些形式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形式会把它们的危机的方面表现出来，为什么这些形武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会实际地作为矛盾表现出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卜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0～581页）
[5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卜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69～570页。
[56] 同上书，581页。
[57] 同上书，578页。
[58] 同上书，578页。
[5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78页。
[60] 同上书，580页。
[61] 同上书，582页。
[62] 同上书，583页。
[6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3页。
[64] 同上书，583页。
[65] 同上书，583页。
[66] 马克思在这里不考察欺诈行为，并推迟“信用过剩”问题的考察。参见同上书，583～584页。
[6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3页。
[6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l—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1页。
[69] 剩余价值的生产当然还有技术和社会的障碍，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抵抗，但这些限制“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部分地作为前提，部分地被产生出来的界限；正因如此，这些界限在过程中总是表现为应当克服的限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84页）。
[7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1～582页。
[7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2页。
[72] 同上书，581页。
[73] 同上书，582页。
[7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恿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4页。
[75] 同上书，584页。
[76] 这个例子不是特别有帮助。一方面，收成减少是不是一定导致价值的增加而不是价格的提高，还可以讨论。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非常愿意承认这种自然灾难可以引发危机。
[7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l—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4页。
[7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85页。
[79] 同上书，591页。“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爆发，而在特殊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特殊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爆发。”（周上书，605页）
[80] 同上书，593页。
[81] 同上书，593页。
[82] 同上书，591页。
[8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94页。
[84] 同上书，594页。
[85] 同上书，232页。
[86] 同上书，591页。
[87] 同上书。284页。
[88] 同上书，591页。
[89]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575～576页。“……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的矛盾……不断在平衡，但是这一平衡过程同时表现为危机，表现为互相分离、彼此对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各因素的通过暴力的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128～129页）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4～395页。
[9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599页。
[91] 同上书，600页。
[92] 同上书，600页。
[93] 同上书，602页。
[94] 同上书，603页。
[9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一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4卷，604页。
[96] 同上书，595页。
[97] 同上书，605～606页。
[9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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