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1994）
第五章 《草稿》中的货币、资本和危机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集中研究有三个阶段。与恩格斯相识促使马克思在1844至1847年间第一次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48年革命期间，他投身到政治和论战活动中，直到1851至1853年间才重回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力图理解1847至1848年危机背后的特定机制。1854年，他一度放弃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于新闻工作和对世界大事件的政治评论。在1857年危机期间，马克思再次回到经济学的研究，继续三年前未完成的工作，试图理解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之间的关系。但这一次，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有了自己的动力。在以《草稿》为题出版的笔记本中，马克思为他日后成熟的分析打下了基础，最终成就了《资本论》。
1857年4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首次表达了继续研究的愿望。这封信似乎表明，他至少已经在浏览他以前的笔记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空闲，但什么时候总要详细研究一下汇率与贵金属储备量之间的关系。货币本身在决定利率和金融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惊人的，是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规律完全矛盾的。刚出版的图克写的两卷《价格史》是很重要的著作。可惜，这个老头子因为要把自己的观点与‘通货原理’派的观点直接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全部研究变得完全片面了。”[1]
1857年7月，马克思开始准备对巴师夏（Bastiat）和凯里（Carey，巴师夏大部分思想来自凯里）的批评时，他的研究工作终于真正开始了。对巴师夏和凯里的批评最初采取对巴师夏《经济的和谐》（Harmonise économiques）一书书评的形式。一开始，马克思批评政治经济学自李嘉图和西斯蒙第（sismondi）以来普遍停滞不前，称赞只有巴师夏和凯里的著作是“一个例外”[2]，不过，在手稿的上半篇有关凯里的评论完成后[3]，下半篇对巴师夏“论工资”（Onwages）这一章的评论，语气越来越轻蔑，最后做出结论，“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4]。不过，这一工作看来激发了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兴趣，而到1857年8月底，他就开始写作《草稿》的《导言》（Introduction）。
在19世纪50年代初的著作中，马克思就认为，看来像是危机原因的投机和过度交易，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生产过剩根本趋势浅显的表现。这一观点的含义是，货币和金融改革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趋势。不过，马克思没有往这个方向深入分析，只是做了一些纲领性的论述。在1857年的危机之后，马克思力图将这一观点建立在更严谨的理论基础上。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恢复经济学的研究，除了自己要弄清楚问题之外，还有任何别的意图。面临显然日益深化的危机，弄清楚这些问题就显得越发紧迫。不过，他很快就有了成果，这些成果指向另一项意义更加重大的研究，它将使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全新的基础上。这些成果尤其涉及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和不同于利润的剩余价值这两个基本概念。马克思在50年代初就已开始研究生产和流通的区别，随着分析的不断深入，确定了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基本概念。意识到这些成果的意义，马克思随即恢复了他在1844年构思的写作一部系统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的计划，但不久他又放弃了这一计划。以后的十年，马克思将为写作这一批判殚精竭虑。
马克思在1857年10月底开始了《草稿》主体的写作，并取得了迅速的进展。1858年1月16日，他写信给恩格斯，宣布“不过，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5]。到2月22日，他已在信中请拉萨尔找一个出版商，出版一部六册的著作以及两部篇幅较小的著作。[6]计划出版的六个分册将有：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另外两部著作，一部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另一部则是关于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结果，到马克思逝世时，连大大扩展了的第一分册都没有完成。
第一节 生产和流通
马克思在《草稿》中论述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和流通的关系问题。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研究生产过剩的根本趋势与商业和金融危机的表现之间的关系，发展他1851年在《反思》中所概述的观点。在《草稿》中，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超越资本主义积累的浅显表现，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形式的内在矛盾，揭示积累矛盾过程中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抽象掉个别资本家活动的日常决定因素，发现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整体动力中的先决条件。这使马克思的分析集中在“资本一般”上，与表现为个别资本之间相互竞争的资本形式相对立，并作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比流通和分配更加重要这一论述。马克思给自己定下的任务的复杂之处，是在一个理论中，将建立在剩余价值生产和积累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根本决定因素，与个别资本家在竞争领域中的浅显表现相一致。[7]
方法论上的这种考虑，使马克思从手稿一开始主要考虑货币危机，转向考虑货币在媒介生产和交换之间的关系中所发挥的职能，然后再回到资本的分析，因此也第一次从理论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纲要，剩余价值理论则成为他后来所有著作的核心。剩余价值理论又成为一个基础，借助这个基础，马克思既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一种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制度，又能够对危机趋势作出更加深刻的理解。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General Introduction）中，马克思概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上的原则，以最抽象的语言研究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8]
马克思很快就放弃了导言，部分的原因如他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Prd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所说的，“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9]。马克思先前在手稿的正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关于流通同其余的生产关系的关系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当然只能在结束部分提出来”[10]。不过，《导言》的工作似乎也有可能由于世俗事务的压力而被打断。
《导言》所在笔记本的日期是1857年8月23日。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一边写作这些手稿，一边还在整理关于世界危机进程的大量手稿，并密切关注印度危机的发展，同时，他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写稿，并与恩格斯一起，为《美国新百科全书》（New American cyclopaedia）撰写一系列军事条目。马克思平均每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文章，而在1857年9月和10月初，他一共写了11篇文章。恰恰就在1857年9月和10月上半月（这段时间一共写了大约12篇文章），《百科全书》的写作任务最为繁重。11月份，文章越写越少，到1858年第一季度完全没有文章。在这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一口气写了23篇文章，看来即使是马克思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其他工作。[11]
10月20日，拖延已久的危机看来终于爆发，似乎让马克思感觉到注意更加具体的事件的迫切性。正如他在两个月后给拉萨尔的信中所说的，“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12]。
马克思可能在1857年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草稿》主体的写作。[13]虽然到12月他才第一次在书信中提到这件事，到11月底，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笔记本Ⅲ》（NotebookⅢ）的开头日期注明为“11月29、30日和12月”[14]。为了保证完成报刊的约稿，马克思几乎只能在夜间写作手稿，给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15]
第二节 货币、危机和货币改革
《草稿》一开始，马克思再次批驳了货币改革者。这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病可以通过货币制度的改革而得到克服，无须改变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制度，其根据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来自银行家对生产者的剥削。在货币改革者看来，银行家滥用了他们对货币的垄断控制，通过紧缩信用实行高利率，因此攫取了生产者的合法利润，并引发商业和金融危机，而在信用最为紧缺时，他们又紧缩信用，使危机恶化。
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改良框架，与蒲鲁东的名字联系尤其密切。早在《哲学的贫困》（1846—1847）中，马克思就对蒲鲁东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谴责蒲鲁东“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16]。到19世纪50年代，蒲鲁东社会主义在法国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演变成为比40年代还要严重得多的障碍，许诺为波拿巴当局（the Bonapartist regime）提出一套改良方案，希望借此方案，既猎取激进的美誉，又保持其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
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社会主义强调分配和财产的均等化。到50年代，其重点转移到流通上，尤其是如何将生产从信用稀缺的制约中解放出来。蒲鲁东主义者认为，长期实行贵金属货币使银行家能够通过对交换媒介实行垄断控制而获利，是造成信用稀缺的原因。在困难时期，贵金属货币制度的弊病就充分暴露出来，这时，贸易和生产正需要宽松的信用，而银行家却借现金不足，迫使利率上扬，从而促发危机。因此，蒲鲁东社会主义者，也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和美国民粹主义者一样，认为一种不受贵金属兑换性限制的自由信用制度，既能够消除银行家对生产者的资本主义剥削，又能够消除贵金属货币制度造成的周期性危机。同时，蒲鲁东主义的花言巧语还有其不那么冠冕堂皇的目的，就是借以掩盖动产信用公司的欺诈性投机和波拿巴国家的财政挥霍和通胀政策。
《草稿》一开始，马克思首先对达里蒙（Darimon）《论银行改革》（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一书进行了批评。在马克思看来，这部著作之所以有意义，不仅因为它是一部蒲鲁东主义的小册子，而且它由波拿巴主义报人日拉丹（Girardin）写了序言，这个序言“满篇是吹捧伊萨克·贝列拉〔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始人〕的话。因此，它使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波拿巴在最后一刹那仍然能够求助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变”[17]。
马克思嘲笑了达里蒙的无知，强调达里蒙对货币作为资本的需要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需要之间的区别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正是蒲鲁东之流的一个特点。早在1851年，马克思在《反思》中就研究了这一区别。在危机中，商品作为商品资本卖不出去，是因为商品没有可以交换的对象，而不是没有借以进行交换的货币。问题不在于充当流通手段、让等价物十分方便地进行交换的货币不足，而在于等价物本身的不足。如果问题仅仅是货币的不足，只会给交易带来不便，但决不会导致交易中断，因为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的供给，通过其流通速度的变化，随交易的需要而波动。[18]
如果根本的问题是作为商品交换对象的等价物不足，那么，不管货币数量多少，都无法弥补这一不足，因为这里需要的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是由生产的增加所创造的以商品等价物形式出现的资本。企图通过无限制地发行货币来克服危机，对于危机原因的消除，完全是南辕北辙。在马克思所探讨的一个具体例子中，危机的原因在于生产的比例失调，但它却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马克思批评达里蒙将货币不足视为商业衰退的原因，又将印刷机看作是解决货币不足的灵丹妙药。
对达里蒙的批评，使马克思立刻抓住了“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就是：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马克思接着反诘道，“货币的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后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形式）——能否达到对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灭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另一方面，想通过一种关系的形式上的改变而摆脱这种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是否又是一个自行取消的要求？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19]因此，首要的任务在于研究货币的决定因素，以确定这些矛盾。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他最早的经济学著作中，将货币确定为他批判性研究的重点，他19世纪50年代所做的大部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阅读也集中于货币争论。在1851年的手稿《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中，他得出结论，“因此，货币就为危机奠定了基础”[20]。在次月的《反思》中，他得出结论，问题不在某种特定的货币安排，而在于货币制度，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制度。不过，在早期的任何著作中，他并未彻底深入到生产和流通之间关系的底层。在《草稿》中，他第一次做出了这种尝试。
第三节 货币形式和危机的可能性
一开始，马克思首先总结了他以往研究的结果。“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不是来自于货币的存在形式，而是来自于货币发挥交换手段职能所媒介的生产社会关系。恰恰正是因为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的生产，而不是直接的社会需要，才导致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没有建立起必然的联系。商品的需求不足表现为潜在的购买者手中货币的不足，但是，问题不在于货币的不足，而在于供给和需求的一开始就发生错位。但是，在一个劳动分工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社会中，每一个生产者“依赖于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因此，“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21].
这种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作为货币的权力与生产者相对立，但是，“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交换的发展意味着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必然要成为一种偶然的关系，因为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就是纯粹偶然的。“一旦货币成为同商品并存的外在的物，商品同货币的可交换性马上就和可能出现或可能不出现的外部条件联系在一起，受外部条件的支配。……也就是说，是偶然的。”[22]
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商品就不能按照与它的价值一致的价格出售，但是，这并不是货币不足的结果，而是生产的比例失调的结果，这种比例失调不管货币数量多少都不能补救。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与经济学家们一样，假设供给和需求总是平衡的，那么，用什么东西做货币就是无所谓的。“如果假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个前提已经实现，如果供求平衡，生产和消费平衡，归根到底是按比例的生产（所谓的分配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那么，货币问题就成为完全次要的了，特别是这样的问题：是发行票券（不管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是金属的还是纸的），还是以另外一种什么形式进行社会簿记。”[23]
对货币的这一分析直接导向危机形式上可能性的说明。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可能失调，因而生产者无法实现其商品的价值，这是买和卖的分离所固有的。买和卖的分离标志着社会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危机可能性最为抽象的决定因素也就在这一分离中。“这样，在货币作为中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24]
对货币的讨论并没有解决危机问题，但它确实建立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危机的可能性是商品生产从属于货币和资本流通所固有的，这一点与蒲鲁东以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并无二致，但是，货币与资本并不是一种强加于基本交换关系的“自由和平等”之上的异化力量，因为货币与资本只是交换价值的不同形式，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动力。货币和资本的异化特征不过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所固有的异化的发达形式。货币和资本的分离只是买和卖分离的一种表现，是交换基本形式所固有的。然而，从危机形式上可能性的证明，到危机必然性和危机的具体形式的理解，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动力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这就必须超越货币，对资本以及资本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进行分析。
第四节 货币转化为资本
“取得典型发展的……流通”（classically and fully developed circulation）的标志[25]，不仅是买和卖的分离，而且是专业化交易活动的出现。在这种活动中，商人的目的不是占有商品自己消费，而是谋取利润。[26]这使货币又有了一种规定，因为货币现在不仅仅是交换手段，在商人的手里，货币已经成为“目的本身，商品交易和交换只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的”。因此，现在货币“在流通之外还有一种独立的存在，而且在这种新的规定上它也可以从流通中被抽出”[27]。但是，虽然从流通中抽出货币的可能性为危机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决定因素，但它还不能说明这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
在这一规定性中，货币“在流通之外具有独立存在；它离开了流通。……在这个规定性上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规定”。这一独立存在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不和流通发生任何关系，那它就不是货币，而是单纯的自然物——金和银。在这种规定上，货币既是流通的前提，又是流通的结果。货币的独立性本身，不是同流通的关系的终止，而是同流通的否定的关系”。如果货币从流通中被抽出，流通就停止了，但是，这种积累起来的货币也能够重新投进流通，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实现了它作为资本的角色，并同雇佣劳动建立了关系。[28]
作为资本，货币表现为“生产工具”，与“创造交换价值”有关。[29]这样，货币瓦解了所有先前共同体生产的形式，但是，货币不但根本没有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而且是这些关系发展的驱动力量。“货币的简单规定本身包含着这样一点：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的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30]
对货币和流通关系的分析使马克思直接面对资本的问题，尤其是剩余价值来源的问题，在《草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1844年以来，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和马克思自己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已经很清楚，利润的来源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但是，他还没有严格考察资本家是如何占有这一剩余劳动的，特别是没有准确说明对工人的剥削与交换的自由和平等如何能够彼此相容，而这种交换的自由和平等，正是巴师夏和蒲鲁东等人幻想的基础。对他们来说，剥削的源泉不在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之中，而来自银行家们对货币的垄断。
解决这一悖论的关键是劳动力的概念。马克思在《草稿》中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用以区别小商品生产者所出售的劳动产品（product of labour）和雇佣劳动者所出售的劳动能力（capacity to labour）。[31]利润的来源是工人被迫进行劳动的时间，超过了再生产工人必要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体现在商品上，商品的销售实现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而利润、租金和利息只不过是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随着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马克思相信，他现在不但能够解决蒲鲁东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政治经济学整体的问题。[32]
第五节 资本的自我扩张和生产过剩
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趋势具有直接的意义，因为它立刻使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驱动力确定为资本对剩余价值无限度的贪欲。李嘉图将生产力的发展确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显著特征，但是，他没有将这一特征与剩余价值生产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联系起来，因此，他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根本矛盾[33]，即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与在利润率的界限内发展生产力两者之间的矛盾。正是对于这一矛盾的说明，形成了《草稿》其余部分的主题，其展开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趋势。
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力图克服其自我扩张所面临的一切障碍，这导致资本无限度地扩大生产，引起了商品生产过剩的固有趋势。这一趋势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偶然特征，而是通过“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而得出的，结果“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34]。
“但是，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即自我生产的货币了。只有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资本作为资本创造的是一定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不能一下子生出无限的剩余价值；然而它是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剩余价值的量的界限，对资本来说，只是一种它力图不断克服和不断超越的自然限制即必然性。”[35]这种通过将必要劳动时间最小化、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最大化从而克服一切障碍的企图，就作为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表现出来。[36]
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欲只有通过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实现。使用新的生产方法减少了工人生活资料的生产成本，从而减少了劳动力的价值，增加了工作日中产品被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占有的那部分时间。因此，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就是对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追求，以便将工人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降到最低点。“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37]
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本身还不是占有越来越多剩余价值的充分条件，因为商品首先必须转化为作为价值化身的货币。要转化为货币，商品就必须找到市场。对资本家来说，实现已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需要就表现为市场容量有限的障碍。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同时是一个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又是一个增殖过程，将一定的价值量以货币形式进行投资，以转化为更大量的货币。但是，扩大了的资本首先只作为一堆商品而存在，因而“只是在观念上作为一定的货币额而存在，它要在交换中才能实现为一定的货币额”。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因为“过程的产品在其直接形式上不是价值，而是首先必须重新进人流通才能实现为价值。……现在资本作为商品本身与商品同命运：它能否与货币交换，它的价格能否实现，这些都是偶然的事情”[38]。
剩余价值生产的障碍存在于生产过程本身，而且至少大体上可以在这一过程内部得到克服，只要资本家有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可供支配。然而，一旦必须通过销售已生产出来的商品来实现剩余价值时，资本就遇到了外部的障碍。“在生产过程内部，价值增殖和剩余劳动的生产……完全是一回事，因此，价值增殖没有任何其他的界限，有的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部分地作为前提，部分地被产生出来的界限；正因如此，这些界限在过程中总是表现为应当克服的限制。现在，出现了处于生产过程以外的对于这个过程的限制。”[39]
这使我们面对生产的增长和市场的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这是分析生产过剩趋势的关键。争论的核心不仅仅像蒲鲁东和货币改革者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用来购买产品的货币不足的问题，而是不断增加的产品是否存在有效需求的问题。虽然马克思在他最早的著作中已经断言存在着生产过剩的趋势，但是，他仅从生产方面进行了分析，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将使已有的市场空间枯竭。然而，不能想当然地将市场的规模看作是既定的，因为生产的增长本身也扩大了市场。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定律之一“萨伊市场定律”（Say’s Law of Markets），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因为“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每一次销售导致相应的购买。如果马克思要确定生产过剩的趋势，他就必须面对萨伊定律。
第六节 生产和实现
马克思开始分析的问题是个别资本家所面临的问题：假设所有其他资本家和工人的需求水平不变，增加的产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实现？
如果商品要作为交换价值出售，它就必须构成一种使用价值，一个消费对象。“它的第一个限制就是消费本身，即对该商品的需要。”这一需要必须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用“货币去交换”。但是，现在生产增加了已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但需要并未增加。这造成了资本增殖的第二个限制，“因为流通最初曾假定是一个固定的量，是有一定限度的量，而另一方面，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新价值，所以对这个新价值来说，事实上似乎不会有等价物存在”[40]。
资本主义再生产遭遇到一个障碍，因为“为了更新，全部产品必须转化为货币”。作为价值的商品和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之间的矛盾，原来只是买卖分离这一商品交换特征形式上的矛盾，现在变成了资本家必须克服的实质性障碍。“这就是简单的、客观的、无偏见的见解所看到的矛盾。至于这些矛盾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怎样不断被扬弃，而又不断重新产生，——而且只有通过暴力被扬弃（虽然这种扬弃在达到一定点之前只是表现为平静的平衡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是首先要确认这些矛盾的存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所有矛盾又以新的形式复活了。……但是，这一次，这个矛盾不再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只是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差别。”[41]
商品的货币等价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银行家创造的）。它的存在要求在别处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生产出包含等价的剩余价值的商品，与第一个商品相交换。因此，需要为增加的生产寻找消费者的背后，是需要另一个资本主义生产者，其活动促进了需要的增加。一开始，所需要的等价物以货币的形式出现是没有问题的，假如这个货币形式与生产出来的黄金数量的实际增加相一致的话。如果这个货币形式只不过是流通领域中货币额的增加的话，就有问题了，因为所需要的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要求首先哪怕只是生产出更多的金银，更多的货币”[42]。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了的资本只是以货币的形式存在。然而，更一般的情况是，所需要的是整个系统中其他地点生产的增加。因此，要求增长的市场吸收增长的产品的背后，隐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系统性的增长。
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
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
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
如果说流通最初表现为既定的量，那么它在这里却表现为变动的量，并且是通过生产本身而不断扩大的量。就这一点来说，流通本身已经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43]
虽然产品市场的存在并不由个别资本家所控制，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市场并不构成一种外部障碍，因为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同时扩大，市场的扩大只不过是生产增长的一种表现。“资本的一般概念”既包括生产又包括流通，因为“资本并不直接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这种统一，而只是和各种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而且正如过程表明的那样，是和外部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44]。
市场扩张的趋势与生产无限度扩张的趋势一同发展，因为正是资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界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因此，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45]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基础上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导致“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因此，随着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劳动分工得到了发展。[46]
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
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
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
[47]
第七节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一个还是三个
讨论一开始，马克思断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对资本家来说，这一矛盾表现为他的产品遭遇到市场有限的障碍。但是，马克思同时也认为，在资本看来，所有这些限制都只不过是必须克服的障碍。剩余产品实现的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扩张的条件，这一扩张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而实现的：一方面是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世界市场的发展。至此，我们似乎已经发现了资本能够克服其前进过程中所有障碍的途径，它的根本矛盾驱使它不受限制地前进。
然而，资本主要通过世界市场的发展能够克服它前进路上的障碍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就真的克服了这些障碍。“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48]资本依然是矛盾的。它的发展能够搁置矛盾，却决不能够消除矛盾。问题的实质是，资本主义既不可能无限度地发展，也不是面临着不变的界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49]。因此，对于这一矛盾两方面都看，就显得至关重要。李嘉图只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忽视了流通的障碍，因此最能看到资本主义的正面，而西斯蒙第强调消费的障碍，就更能看到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负面。然而，这两方面之间是不可分离的。
至此，马克思还只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特征。现在的问题是，这一矛盾能否得到更加具体的说明，这样或许能够更加具体地确定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趋势的决定因素？如若不然，我们是不是只好认为危机的爆发纯属偶然，是积累偶然中断的结果，没有其内在必然性？
正是在理论发展的这一关键环节上，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变得极为困难。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对根本矛盾的说明大相径庭，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三种截然不同的危机理论，即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不足理论，20世纪初流行的比例失调理论，以及将危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联系起来的理论，后一种理论后来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般说来，这些理论之间彼此互不相容，同时这些理论也是最为激烈的理论和政治争论的焦点。然而，在《草稿》中，如同在马克思以后的著作中一样，我们显然看到三种理论都同时存在，而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表示过这些理论之间有什么不一致。这仅仅是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有着尚未成熟的特征，或者意味着他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无疑地陷入了混乱，还是意味着他还处在构建一个彼此相容的理论过程的某个阶段中？或者说，这些不同的危机理论之间有着某种统一性？假如这些理论之间真有某种统一性，各种理论的地位彼此同等，还是享有某种等级关系？或者说，这些解释根本就是错误的，因此，尽管表面上看似不一致，马克思其实有一个连贯的危机理论？
我们将看到，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理论尚未成熟，并且他的讨论常常是不连贯的、杂乱的。当然，他的思想也在发展，在不同的文本中侧重点有所变化。毫无疑问，他的危机理论包括了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和利润率下降论的因素，但不是这三种理论混乱的、折衷的结合。贯穿在他的讨论中，有一种思想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这种连贯性在《草稿》的讨论中最为明显，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个文本中马克思为他后来的著作奠定了思想基础，还因为这一文本的写作一气呵成，紧扣一个论点，较少离题，而在后来著作中的有关讨论则比较零散。在后面的几节中，我将试图挖掘在《草稿》的讨论中马克思理论的连贯性，并在后面几章追寻马克思后来著作中不同理论的线索。
在《草稿》中，如同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一样，马克思通常以明显属于消费不足论的话语来说明抽象的危机趋势，将商品生产过剩与市场的有限发展联系起来。但是，一旦更具体地讨论危机，他就用生产比例失调的话语来说明问题，就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而这使他终于抓住了比例失调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一主题在手稿后面的部分反复出现。最后，正是在《草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将注意力转移到利润率下降长期趋势规律，这一观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由来已久。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不能说明周期性危机，但一般利润率较低使危机更有可能发生，也使危机更有破坏性。
第八节 生产比例失调和普遍生产过剩
政治经济学承认生产比例失调的可能性，尤其是不可预见的事件所引发的比例失调，如农业歉收或战争迫使商业中断。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相信，这种比例失调可以通过竞争而得到顺利地纠正，因为短缺的商品价格上涨，过剩的商品价格下降，将引起资本从生产过剩的部门流向生产短缺的部门，以纠正失衡。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从萨伊定律出发，否认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普遍生产过剩作为一种与比例失调截然不同的现象是否可能出现？或者说两者就是一回事？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从正统的经济学观点来否认一定时期内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很幼稚的”，仅靠萨伊定律，就说什么供给和需求是同一的，因而必然是一致的。[50]
然而，马克思认为，对萨伊定律的讨论存在着很大的混乱。供给和需求的同一性，只有在供给的商品的价值和作为需求对象的商品的价值同一时才存在。但是，这个同一性纯粹是名义上的，因为商品作为价值“只有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而作为同货币交换的对象，供给取决于自己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取决于……对它的需要程度”[51]。需求不取决于商品的价值，而取决于对它的需要，而商品的供给决不能创造这种需要。每一次销售为卖者提供了以后进行购买的货币，但是，卖者并不是非买不可。如果找不到他所需要的特定商品，他就不能购买。
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仅仅是供给和需求之间失衡的问题。这种失衡不是生产过剩的表现，而只是生产比例失调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商品生产得太多，而另一些商品生产得太少。这种比例失调可以通过市场的正常运行而得到纠诈。但是，马克思认为，这是忽视了货币在媒介资本再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李嘉图只是假设商品按照与自身价值一致的价格进行交换，“因此，可以把交换本身完全撇在一边不管。产品——表现为产品的资本——自在地是交换价值，交换不过是替它加上形式，在李嘉图看来是形式上的形式”。如果预先假定价值的等价物，那么，正确的比例就不过是体现价值的具体使用价值的问题。“一切价值等等，在交换的形式上，只是名义上的，在比例的形式上，才是实在的。整个交换就它不创造更加多种多样的物质来说，是名义上的。”[52]
问题并不是使用价值的供给不适当这么简单，而是不能够将使用价值转变为价值。“可是在这里人们又忘记了，从事生产的资本所要求的，不是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而是自为存在的价值，即货币——不是在流通手段这个规定上的货币，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或者说，它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复归到它原来的休眠状态的形式。”[53]问题既不是价值生产不适当，也不是使用价值生产不适当，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形式所固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根本矛盾的表现。在这种生产中，使用价值只有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才能被生产出来。资本家不把他要购买的商品当作使用价值，而是当作扩大资本的手段。如果他看不到可以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获利的机会，他就宁可什么都不做，以货币的形式持有他的资本，从而打断流通，潜在地引发危机。
一旦抓住了这个矛盾，我们就能够理解，比例失调为什么不仅表现为生产的不平衡，而且表现为生产过剩。发生生产过剩的原因不在于需要，而在于增殖。这就是为什么某些特定商品的生产过剩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而表现为货币的短缺。但是，“至于断言货币生产得太少，实际上这不过是断言生产同价值实现不一致，因而是生产过剩。……由此就产生了货币魔术师们（蒲鲁东等等也包括在内）的幻想：由于货币昂贵而流通手段短缺，因此必须人为地创造更多的货币”[54]②。
没有理由认为，比例失调必然会导致危机，因为失衡完全可能像李嘉图所期望的那样，通过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得到纠正。“因为生产本身由生产费用调节，所以生产会自行调节，如果一个生产部门不增殖价值，那么就会有一定量的资本从这个部门被抽出，投入另一个需要资本的地方。”[55]③对此，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反对意见。
首先，在普遍危机中，问题不在于这个部门还是那个部门的资本利润更高，而在于所有的生产部门似乎都没有利润，因而“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56]。
其次，资本积累的根本趋势是打破所有障碍，同样也要打破原有的比例关系，因而供给和需求作用下的重新配置只是一种次要的反趋势。“……这种平衡的必然性本身就是以不平衡、不协调为前提，因而是以矛盾为前提……如果说资本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配自己的趋势，那么，由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它同样有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57]
第九节 竞争和比例失调
比例失调不仅仅是偶然事件。不断超越正确比例的限制这一趋势通过竞争强加到资本之上。“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正如韦克菲尔德先生在他为斯密的著作所加的注释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们大肆空谈过自由竞争，但从来还没有阐明过，尽管自由竞争是建立在资本上的整个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58]
经济学家们只是将竞争视为对垄断的否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竞争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强加在个别资本之上的这种形式所带来的正面意义。“从概念来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59]“因此，普遍资本，没有与它交换的其他资本同它相对立……是毫无意义的。在作为已经实现了的交换价值的资本中已经包含着各个资本的互相排斥。”[60]
竞争通过供给和需求的压力，将资本主义生产限制在正确的比例之内。但是，这只是因为，通过发展生产力以减少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压力，竞争已经驱使资本主义生产不断超越这些界限。“资本既是按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现有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被扬弃。但是，要求生产同时一齐按同一比例扩大，这就是向资本提出外部的要求，这种要求决不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同时，一个生产部门超出现有的比例，就会促使所有生产部门都超出这种比例，而且超出的比例又各不相同。”[61]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扩张超过了市场的界限，它将刺激所有相关部门的发展，导致它们也出现生产过剩，因此，比例失调不可能被限制在一个生产部门之内，而会普遍化。
在比例失调的趋势和通过竞争强制恢复正确比例的趋势之间的互相作用中，是否真的能够确立正确的比例似乎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只是指出了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情形；它们在内部是互相制约的，在外部是互相寻求的；但是可能寻求得到也可能寻求不到，可能互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可能互相适应也可能不适应。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内在必然性，和这个整体作为各种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这已经是种种矛盾的基础。”[62]
如果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理论进展，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已经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不顾市场的限制发展生产力的固有趋势，因为每一个资本家都想通过更大规模地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来增加利润。任何一个部门生产发展的动力都不是由产品的需求决定的，而是由提高生产力所带来的获取剩余价值的机会决定的。结果是，虽然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同时发展了世界市场，生产力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从来就不遵守正确比例的要求，因此，竞争造就了各个生产部门不按比例发展的经常性趋势。
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成为生产不按比例发展的反趋势，因为特定商品的生产过剩导致其价格下降。在政治经济学看来，利润率不平衡引导资本从发展过度的部门顺利流向发展不足的部门。然而，一方面，利润的刺激不由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而是由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所决定，所以前者只能作为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反趋势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反趋势只能在特定商品生产过剩时才能发挥作用。由于这些商品已经被生产出来，市场只有通过商品的贬值和过分扩张的生产部门生产力的破坏才能发挥反趋势的作用。资本家所遭受的损失导致他们又减少购买，从而使生产过剩立即普遍化，使所有生产部门的资本家都面临损失。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做的个别生产部门的生产过剩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区别，纯属荒谬。
第十节 消费不足和危机趋势
马克思对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关系的讨论，似乎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趋势的基础是生产必然不会按照正确的比例发展，这种不按照正确的比例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本身固有的，并且是资本主义积累最根本趋势的表现。然而，马克思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在更为一般和抽象的水平上，论述生产力无限度发展的趋势和将生产限制在有利可图的界限内的需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当然，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说明生产过剩的规定性，而只是分析最初包含在资本关系本身中的生产过剩的萌芽。”[63]这个一般的论述经常被解释为对危机趋势的古典消费不足论式的论述，即无限发展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力之间的矛盾。这一部分难以解释，值得仔细关注。
一开始，马克思强调生产过剩趋势不能被看作是偶然发生的比例失调的结果，即考茨基所说的是“市场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而应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点。
但是，这还决不是问题的全部。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还必须从更加内在的方面去理解，而不应单纯看作一个过程的或者不如说各个过程的总体的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表面上互相独立的现象。
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
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
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一一就足以揭示出
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
这些内在的界限必然和资本的性质，和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
[64]
生产过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资本总是力图超越其固有的限制。马克思接着说明了这些限制：
这些必然的限制是：（1）
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2）
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同样可以说，
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这就是说；（4）……
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
限制；换句话说，现实的财富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
[65]
但是，“资本的一般趋势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在简单流通中表现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没有独立的必然性，因而不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界限和限制）”，当竞争驱使资本作出更大努力时，“资本忘记和不顾”这些限制。“由此造成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66]
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67]。
正是根据马克思上述四点限制的第一点，这一论述被普遍解释为一种消费不足论。危机趋势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根本矛盾，即不受限制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限制在最低水平上的趋势之间的矛盾。由于供给超过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引发了现实的危机。[68]虽然这种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因为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消费不足危机论的不足，并且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他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用消费不足的话语说明危机。
工人阶级的需求不能为剩余产品的实现作出任何贡献，这一点并不重要。马克思承认，工人的需求只与必要劳动相一致，他引用马尔萨斯（Malthus）的话说，“‘任何商品的利润的存在本身，必须先有一种超过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的需求范围的需求’，因此，‘由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决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69]。在没有其他需求来源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危机重重，而且根本就不可能。
马克思从剩余产品的实现问题出发开始讨论，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剩余产品的实现问题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发展才能解决。资本家们为了扩大生产而将剩余价值资本化，剩余产品于是就通过销售给其他资本家而得到实现。所以，实现问题不能被限制在工人阶级的有限消费上面，而应该与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量用来投资获利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必要劳动越低，必须实现的剩余价值量就越大，但是，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需求，而不取决于工人的需求。
这就是马克思在手稿前些部分中批判李嘉图时提出问题所使用的话语。资本家的产品不是一堆增加的商品，而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这一货币额被从流通中取出来，“是对于流通持否定态度的独立的价值”。“但是，货币的独立的即虚幻的存在已经被扬弃了；货币的存在，已经只是为了使自己增殖价值，也就是为了成为资本。……因此，货币由于现在已经自在地作为资本而存在，它就只是取得未来（新）劳动的凭证……是取得一般财富的现实可能性即取得劳动能力的凭证，而且是取得正在生成的劳动能力的凭证。……未来的劳动被设定为雇佣劳动，设定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对新创造的价值来说，没有现成的等价物；后者的可能性只在新的劳动中。”[70]
只有资本家购买产品，将它作为进一步扩大剩余价值的手段，增加的产品才能实现。的确，不但对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是这样，对于整个产品的实现也是这样，因为劳动力的消费也是由资本家雇用劳动力作为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所花的开销派生出来的。当马克思提到“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71]时，他指的不是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力，而是这一事实：只有工人的工资被限制在必要劳动的范围之内，从而剩余价值占有的基础即剩余劳动的生产成为可能时，工人才会被雇用。
在这个阶段上，争论的要点不是资本主义积累有一种单一的绝对的界限，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存在种种固有的界限。特定的危机可以由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但所有危机终极的原因都在于资本不断超越利润率的界限发展生产力的倾向。马克思在这一部分讨论中反复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利润，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有限消费。
马克思展开他已经提出的基本观点，强调尽管对资本家来说，所有其他工人都是消费者，但是，资本家能控制的只有他自己的工人的工资，而他力图将这些工资降到最低水平。这样，“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除了他自己的工人以外，所有其他的工人都不是工人而是消费者。……关于自己的工人，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关系，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资。每一个资本家自然希望其他资本家的工人成为自己的商品的尽可能大的消费者。但是每一个资本家同自己的工人的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就是本质关系。”[72]危机发生之后，情形更是如此，恰恰就在这时，资本家希望看到工人的需求大大增加，也恰恰就在这时，资本家身上的压力重重，必须削减自己的工人的工资，反而加剧了危机。“那时，资本本身就把工人的需求——即作为这种需求的基础的工资的支付——不是看作利益，而是看作损失。换句话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显示出来了。”[73]
这一部分探讨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但是，马克思没有揭示这一矛盾有任何消费不足论的含义。即使在一个谈到生产的扩张已经超过工人需求的限制的例子中，“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危机就会发生。马克思没有将这一例子联系到任何消费不足倾向，而是联系到“资本的竞争，它们彼此的漠不关心和互相独立”，导致资本家过高估计工人的需求，“由此就驱使生产超出正确的比例”。工人的需求毫无特别之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对原料、半成品……的需求，也完全一样。”[74]
在这一段的结尾处马克思在总结他的讨论时，回到了生产和增殖之间的矛盾，将其作为规定资本内在界限的矛盾。资本趋于无限度地扩大生产力，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占有和实现剩余价值，这一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界限。尽管这样，资本仍不断力图超越这一界限。我们对前一部分的解读在这里由马克思对这一点的展开而得到印证。必要劳动是一个界限，但不是作为有限需求的来源，而是作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只有为了生产剩余价值的目的，必要劳动才会得到使用。[75]
马克思接着说明交换两个具体的界限。对于这两个界限，资本只是将其作为必须克服的障碍。第一个界限是，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剩余劳动与剩余劳动相交换才能再生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
由于资本通过将必要劳动降低到最低程度，不断努力扩大剩余劳动，导致需要实现的剩余价值量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了第二个界限。[76]然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势和限制工人需求的趋势之间的这一矛盾，仍然不是消费不足危机论的基础。随着利润量的增加，马克思同时注意到利润率的下降，因为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吸收就越是困难。随着资本的扩大，必须按照扩大的比例提高生产力，才能进一步增加剩余价值。如果不能这样提高生产力，资本就会从流通中被取出——这里，我们看到了“利润率下降”危机理论的第一个迹象：“因而，资本越发展，它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越多，它也就必然越要疯狂地发展生产力，以便哪怕是以很小的比例来增殖价值，即增添剩余价值。……用于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剩余劳动就越大，生产力不管怎样提高都越是不可能明显地减少必要劳动；因为分母已经变得很大了。资本已有的价值增殖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77]
现在，他将两种观点结合在一起，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比例比生产力要小得多……但是产品的数量却以相似的比例增加”[78]，这“要求消费”不断扩大，同时使得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和压低工资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在他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中，对这一矛盾作出更为充分的论述。就目前来说，指出基本点就够了：就在提高剩余价值率变得越来越难，因而要阻止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变得也越来越困难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导致需要实现的剩余价值量不断增加，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商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在这一部分结束时，马克思用与前文几乎完全相同的语言再次总结，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之上，剩余价值生产既是生产力的源泉，又是资本主义的限制。一方面，资本趋于无限度地发展生产力，这是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另一方面，扩大的资本实现——获利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限制。马克思所确定的根本矛盾正是这个一般矛盾，而不是这个矛盾的任何具体形式。[79]
第十一节 比例失调和资本的价值增殖
马克思至此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各种内在的界限。这些界限是危机倾向的根源。生产过剩不是那种任何生产方式都可能存在的偶然性生产失衡，而是表现在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中的限制一个固有的特征，因此，“生产过剩的发生是同价值增殖联系在一起的，如此而已”[80]。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界限不是那种一旦超越资本积累就无法进行的不变界限，因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不断地超越这些界限。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每一次扩大也同时扩大了市场，扩大了这些界限。
马克思将危机倾向与剩余价值最大化趋势和以货币形式实现剩余价值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联系起来。然而，这并不是消费不足危机论的基础。对消费不足论的局限马克思洞若观火。
马克思承认，个别部门生产过剩普遍化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发生。因此，如果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得以保持，普遍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会发生。同样，在马克思所研究的每一个假设的和历史的例证中，危机发生的原因都不是消费不足，而是生产比例失调。但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失调危机理论。
马克思不满意将他的理论建立在可能由于判断错误或市场的“不完善”所引起的比例失调基础上。首先，因为这种偶然的比例失调完全可能由李嘉图的竞争性调节而得到纠正，而不需要通过一场普遍危机来清算。其次，同时也许是最重要的，作为这种比例失调原因的生产过剩与扩大再生产在使用价值方面的要求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明确地“同价值增殖联系在一起”[81]。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要继续深入下去，用价值关系的话语说明危机趋势。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论述比例关系问题时，不讲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而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确定为资本主义特有的比例失调形式，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危机倾向的根源。
一方面，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规定了实现问题。资本家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工人一有收入立刻就得用来购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只有在可能增加资本的情况下才肯花费他的剩余价值。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势意味着，必须有增加投资的趋势与之相一致，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才不会被打破。另一方面，推动这种投资增加的是利润率，利润率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比例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样，危机问题回到了说明利润率的下降问题。利润率下降打乱了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发了危机。问题在于，在尚未考虑而且抽象掉了危机中资本之间的竞争的情况下，如何确定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
这使马克思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动力机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竞争施加到每一个资本家身上。生产过剩是新的生产方法取代旧的生产方法的有效途径，因为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下降，资本贬值，利润率随之下降，落后的资本家破产。所以，比例失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矛盾形式的一种表现。
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起因于对蒲鲁东消费不足危机论的批判以及对危机中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变化作用的探索。如前面几个部分一样，这一部分是探索性的思考，而不是系统性的阐述。马克思自己的思想线索指向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推进。这样一来，这一讨论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然而，这使马克思在关于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这一根本问题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这一问题现在马克思用他的第一个“再生产图式”来说明。
讨论一开始，马克思首先考虑了价格在决定或解决生产过剩趋势中的作用。前面我们看到，李嘉图认为相对价格的涨跌已经足以引导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流动，以恢复正确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危机中的问题不是一个或另一个生产部门不能获利的问题，而是一般产业利润率崩溃的问题，这一问题与金融和货币的投资回报联系在一起。这又提出了利润水平和价格变化对一般利润率的影响问题。
马克思在开始讨论时，驳斥了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粗陋的消费不足论。蒲鲁东将生产过剩视为存在利息和利润的结果，资本家凭借其对货币的垄断收取利息和利润，导致工人不能买回全部产品。在蒲鲁东看来，宽松的信用就能够取消资本家所能收取的额外费用，容许价格下降，消除生产过剩的危险。马克思驳斥了这一观点。生产过剩不是利润是否存在或利润水平高低的问题，因此也不可能通过降低价格而得到解决。的确，正如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所指出的，工资的相对上升恰好预示着危机风暴的迫近，而价格的崩溃也正是危机最具破坏性的结果。[82]
价格的普遍下降只不过是使一切回到原状，而特定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也只不过是一个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中重新分配的问题。资本家的利润不是来自于对工人收取过多的费用，而是来自于剩余劳动时间，因此，生产过剩的问题不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交换不平等的问题。“蒲鲁东关于由此会导致生产过剩的这种抽象的结论，也是错误的。”[83]
蒲鲁东的错误在于他混淆了价格和价值，把利润看作是价格的附加物，而不是看作由剩余价值生产决定的现存价值的一部分。通过价格变化引起的重新分配并不影响一般利润率，而只是在资本家中间重新分配利润（马克思在这里赞许地提到李嘉图）。[84]这种重新分配是通过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形成一般利润率的手段，但竞争并不能降低一般利润率。“竞争不能降低这个水平本身，它只是具有形成这个水平的趋势。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属于竞争篇的范围。”如果消费资料的价格下降，工人们也许能得到极其微小的好处，但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将很快导致工资的补偿性下降。[85]
危机中价格的普遍下降是一个与引导资本从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的相对价格的升降完全不同的现象。它也与被蒲鲁东当作避开生产过剩趋势手段的价格普遍下降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普遍下降对利润率有影响，但它是危机的结果，显然不能用来解释危机，而它本身就需要得到解释。
在危机中，价格的普遍下降不仅在资本家之间重新分配利润，它还改变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价值关系。在普遍生产过剩危机中，价格下降，导致出现“普遍价值丧失……资本被消灭了”，它的另一面表现为货币的价格上涨。“因此，在危机中，——在普遍的价格下跌中，——到一定的时刻就会同时出现资本的普遍价值丧失或者说资本的消灭。价值丧失可以是普遍的，绝对的，而不像价格下降仅仅是相对的，因为价值不仅像价格那样表现一种商品对另一种商品的关系，而且还表现商品的价格对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关系，或者说同质的对象化劳动的一个量对另一个量的关系。如果对象化劳动的这些量不相等，那么〔一方〕发生价值丧失，就不能被另一方的价格上涨所抵消，因为另一方表现着对象化劳动的固定的、不会由于交换而改变的量。在普遍的危机中，这种价值丧失将一直扩及到活的劳动能力本身。”[86]
普遍生产过剩的危机导致产业利润率下降，以致资本家将他们的货币从流通中抽出，或投入到投机活动中去，而不用于生产性投资。投资资金被抽出，与这一从流通中抽出的剩余价值相对应的商品需求也跟着下降，由此打乱了生产正常的比例关系，比例失调又通过累积性的反作用影响整个体系。这样，现在比例失调成为了一般利润率下降的结果，一般利润率下降打乱了比例关系。随着生产和价格的下降，资本遭到贬值和破坏。危机中资本和劳动力的贬值恢复了利润率。然而，我们还必须说明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和引发危机的利润率下降。这又把我们带回到生产力发展问题。
危机中资本的普遍贬值只是生产力普遍增长的另一面。“按照上面所谈的，在危机中发生的价值和资本的消灭，是同生产力的普遍增长相一致的，或者说，是意义相同的；不过，这种增长不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真正的提高……而是由于原料、机器、劳动能力的现有价值的降低。”这种现存资本由于价格下降而贬值是更为先进的资本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这种价格下降破坏了现存资本的获利能力，因而可能促发危机。“另一方面，生产力的突然的普遍增长同样能够导致一切现有的价值……的相对丧失，因此现有的资本以及现有的劳动能力都会被消灭。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是一切的基础。”[87]
生产力的普遍增长如何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很显然，如果某一特定生产部门生产力大幅度增长，充裕的额外利润将刺激这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发大幅度的生产过剩，随后发生现存资本的贬值和破坏。但是，如果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导致生产的普遍增加，而且这种增加在所有生产部门中按正确的比例分配，价格就不会必然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会有贬值。[88]其结果可能仅仅是，新来的资本家比原来的资本家赚取更高的利润率。这样一来，生产力的普遍提高究竟是如何导致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呢？
马克思指出，竞争可能降低一个特定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但是，只有在剩余价值率下降，或者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才有可能下降。“因此，由于竞争等等迫使资本家低于价值出售……一般利润率可能在这一或那一生产部门下降。但是一般〔利润〕率不会因此下降；只有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和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减少时它才会下降，而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已经很大时才会发生……那时，尽管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会增加，一般利润率却会下降。”[89]不过，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没有继续探索利润率下降趋势和危机之间隐含的关系，转而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中重新分配时，竞争在利润率平均化中的作用。这又使讨论回到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回到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比例失调的问题。
生产过剩的问题并不像蒲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由价格水平过高而引起的，而是由销售剩余产品的需要所引起的。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怎样操纵价格，资本家都不能将剩余产品卖给工人。用价值语言来说，问题来自于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相一致的商品资本的实现需要。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完全没有探究包含着这些剩余价值的具体使用价值的特性，也没有探究这种实现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的条件。
为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包括五个生产部门的简单模型，其中两个部门生产原料，一个部门生产机器，一个部门生产工人的消费品，一个部门生产资本家的消费品。这一模型证明了马克思关于比例失调比较抽象的讨论，表明如果存在更新和扩大的投资预期，资本家之间相互交换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相一致的商品，全部产品能够得到实现。“在这里，剩余价值的实现在于：每一个资本家用他自己的产品同其他四个资本家的产品的相应部分相交换，而且，一部分剩余产品被用于资本家的消费，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剩余资本，以便推动新的劳动。剩余价值的实现在于更大的价值增殖的现实可能性，即生产新的和更大的价值的现实可能性。”[90]
这一再生产图式也证实了先前的结论，即普遍生产过剩问题不是由于消费太少而引起的，而是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引起的，由于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不能够通过销售产品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比例失调于是普遍化。如果发生的刚好是资本家的消费资料或工人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过剩，“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91]
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一点上，不同商品之间所要求的比例是既定的，但是，生产者之间各自独立行事，对这些比例一无所知。“交换本身使这些彼此在概念上得到规定的要素具有一种彼此毫不相干的存在；它们彼此独立地存在着；它们的内在必然性会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因为危机会通过暴力结束它们彼此毫不相干的假象。”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释放出可用于扩大生产的资本和活劳动，但这些“不得不闲置起来，因为它们所占的比例不符合在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所需要的比例”[92]。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对比例失调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有力的说明。然而，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讨论生产过剩与比例失调。这时，他对这个问题已经失去了耐心。问题在于他要在一种高度抽象的水平上来分析资本，集中在构成资本本质的价值关系上。这意味着将交换与竞争的现实，还有价格升降所带来的影响抽象掉。但与此同时，交换是资本一般概念的一部分，因此，考察资本时不能将交换抽象掉。“关于这一切实际发生时的运动，只有在考察了现实的资本即竞争等等之后……才能加以考察。……另一方面，没有交换，就不存在资本本身的生产。”[93]这样，马克思在这里中断了对实现问题的考察，并且假定它们已经得到解决。“我们现在考察的只是资本一般，在这个研究阶段上，这第三个过程的实际困难只是作为可能性而存在，因而也作为可能性被扬弃。因此，产品现在假定又转化为货币了”[94]。
对比例失调的分析来说，抽象的问题特别重要。在此前的讨论中，马克思已经在资本主义生产必然超越市场的界限而发展这一趋势的基础上，证明比例失调是资本主义生产一个必然的特征，而不仅仅是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偶然结果。然而，这一观点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个问题。很显然，生产过剩趋势能够打乱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而促发危机，一个部门生产的崩溃随后被普遍化，发展成为一次普遍危机。然而，这种比例失调只有在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使用价值方面和个别资本之间的关系时才会发生，因而也不能用作为《草稿》理论基础的价值关系和资本一般这种最抽象的语言加以说明。马克思还没能够说明那种有别于个别生产部门生产过剩普遍化的、资本本质所固有的普遍生产过剩的必然性。
在再生产图式中，马克思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失调来说明比例失调问题。这也使马克思不用具体的使用价值，而用资本的组成部分来确定比例失调。所以，“再生产图式”将生产部门划分为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以显示生产的比例关系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之间的联系。如果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被打乱，例如由于利润率的下降，这将立即导致与再生产的（减少的）需要相关的那些生产部门发生比例失调，从而导致普遍危机。但再生产图式没有回答这一问题，直接导致利润率下降的普遍生产过剩如何是可能的？
第十二节 利润率下降趋势
马克思在《草稿》中用大量篇幅研究了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研究又必须仔细考虑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间的关系，以确立剩余价值所对应的资本数量，从而将其转化为利润率。在这一长篇讨论结束时，马克思又回到他在前面曾经简单考察过的一个问题，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和利润率相应下降的可能性，尽管利润量还在不断增加。“前面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可以简短地概括如下：实际的剩余价值取决于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取决于用来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即那部分对象化劳动，同用来补偿这部分资本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之比。而剩余价值在利润的形式上，则是按在生产过程开始前就已存在的资本的总价值来计量的。因此，利润率取决于——假定剩余价值不变，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不变——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同以原料和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之比。这样一来，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越少，利润率就越低。”[95]
（一）资本构成提高的趋势
考虑到围绕“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所进行的争论，马克思将这一问题引入讨论时所使用的话语，值得略为深入地加以研究。规律的出发点是这一经验事实：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比例不断下降，而由劳动力所推动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原料和生产资料所占用的资本的比例则越来越大。后者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一概念来表示。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因为每一个劳动者使用更多的机器，加工更大数量的原料。然而。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减少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以致价值关系的变化并不必然反映技术关系变化。如果劳动力价值不会大幅度下降，而生产资料价值下降的速度比其数量的增加还更快，资本的价值构成也完全可能下降。不过，长话短说，马克思通常假定资本构成无疑地会提高，没有再深入考虑，尽管他肯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不变资本的贬值会抵消这一趋势。[96]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说明了资本的“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之间的区别，前者表示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力之间的物质关系，后者表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价值关系，然后界定资本有机构成这一中心概念，即“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97]。
许多马克思的批评者一直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概念不过是画蛇添足，通过忽略价值关系的变化来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推论辩护，而考虑到价值关系的变化就有可能否定这一推论，从而瓦解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本·法因（Ben Fine）认为，区别就在于技术变化的直接影响和长期影响，直接影响抽象掉了价值变化，而在长期影响中，价值也已经发生了变化。[98]这一观点未能正确回应对于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论述的批评。尽管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概念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联系在一起，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并不是马克思最初提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一概念所处的语境，也不是他一般使用这一概念时所处的语境。
（二）资本构成和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
资本构成概念第一次明确出现，是在马克思1847年12月所做的演讲笔记《工资》（Wages）中。十多年后，他才使用这一概念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在这些演讲中，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反对马尔萨斯主义者，说明生产过剩不是相对于生活资料的有限生产的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资本积累的特定结果，因为工人在生产中被取代了。“可见，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必然得出这样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变为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即作为真正的资本的资本，和用于工资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相比，会不成比例地增长。”因此，工人们之间的竞争，“便日益加剧。……资产者把这个不过是由工人和资本的关系产生出来的、甚至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状况——生产资本不断增加——变为不利的状况的规律，由社会规律变成了自然规律，硬说根据自然规律，人口比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增长得快。”[99]
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在这一语境中是恰当的，因为讨论的问题是现存资本在劳动力投资和生产资料投资之问的分配。技术变化导致资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分配的变化，但首先这种分配是以现有价值为基础的。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直接意义是，伴随资本积累的必然是不断增长的“技术性失业”，即“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用作可变资本的资本比例越来越低，因此，在劳动力价值和资本的绝对规模既定的情况下，雇用的工人数量就越来越少。
这一论点在政治经济学中早已确立，其正确性在李嘉图《原理》（Principles）第三版增加的臭名昭著的一章“论机器”（0n Machinery）中也得到承认。在这一章中，他承认由于固定资本比例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用于雇用工人的资本数额的下降，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就是创造失业。李嘉图相信，在更长的时期内，由于增加的利润提高了资本的积累率，就业就可以得到恢复，不过他没有探讨积累率和资本构成之间的关系。[100]
马克思对资本有机和价值构成的划分，与李嘉图对这个问题的方法相一致。李嘉图的方法也同样是在考虑价值变化的意义之前，先考察技术关系的变化，不过李嘉图没有发展这一观点。与李嘉图的观点比较起来，马克思的创新在于他用自己更为恰当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取代了李嘉图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关系。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就业的影响有两方面的抵消因素，劳动力价值下降的趋势使既定的资本额可以雇用更多的工人[101]，资本绝对数额的增长可能导致就业的绝对增长。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各个手稿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进行探讨。不过，不管总的结果怎样，马克思一般认为，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构成提高的直接影响就是对劳动的取代。
（三）资本构成和利润率下降趋势
在《草稿》中，资本有机构成概念第一次与利润率联系在一起，出现在马克思探讨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区别这一语境中。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和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而利润率则是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之间的比率。利润率的不同并不必然反映剩余价值率的不同，这是一目了然的，因此，“资本的利润率根本不能表示活劳动使对象化劳动增长的比率”[102]。
马克思研究了一些复杂的算术例子，他假定资本的大小与利润率不变，使资本的不同构成与不同的剩余价值率联系起来，然后问道，“虽然资本的剩余价值与全部资本相对而言减少了，也就是所谓的利润率降低了，难道资本的剩余价值就不可能增加吗？”[103]再作出结论说，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这使他能够确定李嘉图错误结论的来源，即利润率的下降是农业生产率下降所带来的工资增长的结果，这一错误的原因在于李嘉图不能区别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但是，马克思没有马上展开对李嘉图利润率理论的批判，而是回到资本构成变化对人口理论的意义上来。[104]
资本的积累意味着通过扩大劳动人口来扩大剩余价值。但与此同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则意味着资本所雇用的劳动者按比例地减少。结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工人被解雇，增加了工人的供给。“因此，资本的趋势是要尽量多地创造劳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不断地变成过剩人口……因此，关于过剩人口和剩余资本的理论是正确的。”[105]
在手稿后面的部分，马克思继续批判李嘉图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马克思开始这一讨论时，明确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106]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存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立即就能得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107]
马克思肯定意识到，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可以抵消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利润率的影响。前面我们刚看到，马克思原来的假设建立在利润率下降和剩余价值率提高两种情况并存的基础上。这一点在对李嘉图的批判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李嘉图看来，只有剩余价值率下降，利润率才会下降。在现在的讨论中，他立刻考虑到剩余价值率提高的缓冲作用。利润率下降的速率和资本量的增长联系在一起，取决于总利润是继续上升、保持不变还是下降。[108]
马克思还承认，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不是一种偶然的反趋势，而是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分不开的，因为两者都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在总结关于这一规律的讨论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意味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和资本构成的提高，结果，“利润率同相对剩余价值或相对剩余劳动的增长成反比”[109]。然而，在《草稿》中，马克思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考虑到剩余价值率可能提高到足以抵消资本构成的提高，以致利润率也可以提高这一可能性。
（四）利润率下降趋势和危机趋势
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完成了对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讨论。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一规律是通常所描述的资本矛盾本性的另一种表述。资本依赖于对活劳动的剥削，但同时又将活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110]当资本主义生产达到最为全面的发展时，这种矛盾就达到高峰，同时“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111]
马克思将这种利润率下降与危机的爆发直接联系起来，但没有说明利润率的下降到底是如何可能促发危机的。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命运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崩溃的说法。超过一定点，雇佣劳动制度就变成社会财富生产的桎梏，并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发展而被抛弃。“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112]资本为了恢复利润率
力图通过减少必要劳动的份额，并且同所使用的全部劳动相比进一步增加剩余劳动的量，来弥补活劳动同整个资本量之比的减少，从而弥补表现为利润的剩余价值同预先存在的资本之比的减少。因此，生产力获得最高度的发展，同时现存财富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大，而与此相应的是，资本贬值，工人退化，工人的生命力被最大限度地消耗。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
[113]
各种因素的干预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发达的资本运动中，存在着以不同于危机的方式阻碍资本运动的另一些因素；例如，一部分现存资本不断贬值；很大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并不充当直接生产要素的固定资本；很大一部分资本被非生产地浪费掉，等等。”[114]减少或取消对利润的现有扣除，例如税收或地租，建立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新生产部门，或垄断的出现，也能阻止利润率的下降。然而，马克思没有进一步展开这一规律的意义，指出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和人口规律，“这一点要到考察积累的时候才能更详细地加以发挥”[115]。不但如此，在结束这一讨论时，他似乎意识到自己有点不知所以然，补充说，“总之，我们首先不要让从这些规律中所得出的结果以及有关这些结果的各种考虑把自己弄糊涂了”[116]。
要确定马克思这里以及在后来的著作中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讨论重要性有多大很不容易。马克思反复指出这一规律的重要性。“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117]这似乎意味着他将这一规律置于资本主义分析的核心，然而，尽管用了一种预示崩溃的语调，这里他不过是将这个规律简略带过而已。尽管在1861—1863年的手稿中，还有在恩格斯用来编辑《资本论》第3卷的1864—1865年手稿中，他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分析，但是，在他自己有生之年出版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这一部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资本论》第1卷中，资本有机构成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它与人口规律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联系在一起。[118]
现在还不能断定，在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趋势时，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意义应该如何评判。在马克思理论发展目前的阶段上，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只有纯粹形式上的意义：有别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比例失调的普遍生产过剩，有可能由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加以说明，因而危机趋势也会是资本概念本身所固有的。然而，马克思还没有严格证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也没有探索利润率下降如何促发普遍生产危机的机制，来说明这种可能性。
在结束这一部分之前，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将危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联系起来，与之前关于不断深化的危机趋势的分析并不矛盾。不断深化的危机趋势与数量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联系在一起，这些剩余价值体现在数量增长更加迅速的商品中，因为利润率下降与剩余价值量的不断增长完全没有矛盾，与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不断增长更没有矛盾。利润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比剩余价值率提高得更快。同样，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与危机联系起来，也不会削弱关于比例失调的分析，因为利润率的下降缩小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打乱了比例关系，从而导致危机的发生。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这些危机理论彼此之间并不矛盾，都是一个连贯体系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确切的关系还有待梳理和评价。
第十三节 资本主义的动力和危机趋势
在这部分之后不久，马克思放弃了《草稿》的写作。在继续研究他在后来著作中的理论发展之前，有必要总结一下他在《草稿》中所取得的进展。
《草稿》基本上是一份手稿，它为我们领会马克思基本理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启示。手稿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是说明困扰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周期性危机的形式和决定因素，尤其是对蒲鲁东社会主义的批判。然而，这一批判立刻使马克思超越货币的形式，探索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由此发现利润的来源在于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119]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形式的重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使马克思既能够超越将剩余价值的直接占有当作利润来源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又能够超越将流通当作利润来源的蒲鲁东。
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形式的探索使马克思直接开始阐述劳动力的概念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概念。劳动力作为资本家所购买的商品，与生产中所支出的劳动有所区别。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概念使他能够区别剩余价值与利润。这又使他提出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从而确定资本主义积累的核心动力在于无限度发展生产力。这一动力由竞争压力强加在每一个资本家身上。这一趋势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限的社会基础发生冲突，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在利润率的范围之内。这一根本矛盾成为《草稿》中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指导线索。
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在利润率范围之内的需要两者之间的矛盾，立刻表现为市场的限制。这种市场的限制表现为每一个资本家遭遇到来自其他资本家的竞争。资本家们努力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扩大市场和发展生产力来克服这一障碍。但是，为了克服这一根本障碍的努力结果又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制造出这些障碍。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造成了待售商品数量的不断增长。剩余价值率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社会产品中有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这一部分产品要找到市场，就只有卖给其他资本家，作为他们扩大了的资本的商品等价物。世界市场的扩大将更遥远的地区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轨道，受资本规律的支配。
危机的可能性是商品形式所固有的，在买和卖的分离中，以及在货币分离出去作为价值存在的独立形式中，就已经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取决于货币从流通中被抽出。货币从流通中被抽出，使相应数量的商品卖不出去。在简单商品生产中，没有什么理由要将货币从流通中抽出。因此，除非有偶然的干扰因素，危机的可能性不可能变为现实。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认为资本主义不过是简单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它才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主义会发生危机问题，是因为资本家投入货币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资本家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将货币从流通中抽出。只有当他预见到投资能够实现利润时，他才会将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因此，一旦资本有利润地进行积累的条件遭到破坏，将导致货币从流通中被抽出，从而促发危机，因为与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相对应的那部分货币被抽走了。这些剩余价值体现在商品中，本来要用作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实现的剩余价值量不断增长，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商品数量增长得更快，这一问题就变得越发困难。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寻求新的出路，资本积累更加容易受到冲击。
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发展，但是，剩余价值越是增长，再生产就越是取决于剩余价值的不断实现。同时，随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必要劳动时间在工作日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进一步提高剩余价值率也就变得越来越难。这一困难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条件的破坏不是危机直接爆发的充分条件。虽然在繁荣的顶部，随着条件的恶化，产业资本家可能正将货币从流通中抽出，商品和货币资本家却沉迷于越来越狂热的投机之中。即使已经看不到这些商品的市场在哪里，他们却还在抢购商品，投资新企业。当这些具有投机性质的投资活动崩溃时，危机就爆发了。这样，投机维持并强化了繁荣，但以促发一次更有破坏性的崩溃为代价。货币和商品资本的这些运动让人觉得周期的动力好像在于银行家和商人心情的波动，又为银行和政府的信用政策所推动或制约。然而，危机的根源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界限的根源，都在生产领域。
每当马克思具体地考察危机时，不论是在他的历史研究中，还是在他所假设的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危机由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比例失调的出现而发生。一个生产部门的危机透过商业和信用体系被普遍化，以致比例失调的危机演变成为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生产不按照比例发展不只是“市场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所固有的，即通过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迫使资本家不顾市场的限制发展生产力。然而，马克思无疑不愿赞同比例失调危机论，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失调，的剩余不断增长之间的比例失调，下降趋势的考虑。一再谈到更抽象、更一般的必要以及工人的有限消费与生产出来这又回到有关消费不足和利润率
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用生产超过市场发展的趋势来说明危机。随着资本渗透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市场越来越成为障碍。恩格斯后来将这一理论传给了考茨基。《草稿》中仍有这一思路的痕迹，但现在马克思更重视的是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扩大的资本实现的障碍不是市场范围有限。实现的问题是数量不断增长的商品如何销售出去，这些商品与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相一致，只能卖给其他看好利润回报而投资的资本家。因此，实现的问题就是确定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的界限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障碍在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亚当·斯密看来，利润率倾向于下降，因为不断增长的资本量面临的出路有限，以致资本家们之间的竞争迫使利润率下降。在李嘉图看来，竞争能够在资本家之间重新分配利润，但不能降低利润率。所以，他用地租上升的趋势来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因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粮食需求的压力使贫瘠的土地也不得不被投入生产。
与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否认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是资本家们之间竞争的结果，但是，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任何地租上升的趋势同样也只是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的重新分配。在马克思看来，利润率之所以下降，不是由于有利的投资机会遭遇到技术上的限制，也不是由于大自然的吝啬，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积累所固有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在剩余价值率既定的情况下，资本构成提高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
虽然马克思肯定是将利润率下降趋势与资本主义的终极界限联系在一起，但是，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危机之间的联系却完全不明确。假如利润率相对较低，资本主义体系可能更容易受到危机的冲击，而危机一旦爆发，也可能更加剧烈，但是，马克思没有确定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危机的必然性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利润率下降趋势是在资本一般的内在关系这个最抽象的水平上提出来的，而危机趋势只能在竞争领域内所表现的个别资本家之间的具体关系中才能得以实现。
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充分意识到，只有利润率的下降是不足以引起危机的——即使利润率已经下降，只要利润率依然是正数，仍然值得再投资，没有必要让资本闲置。因此，利润率下降与危机趋势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尤其是，这一趋势至少是间接地与比例失调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引起资本构成的变化，改变了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生产资料需求相对增加，而生活资料的需求相对下降。李嘉图在他的“论机器”中所考虑的这种比例失调的发生，与资本构成对利润率的影响没有关系。另一方面，利润率下降本身也会引起比例失调，因为资本被转移到投机渠道，使某些特定商品的需求膨胀，然后，又因投机和投资需求撤走而崩溃。
我们稍后再继续讨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意义，现在有必要回顾一下马克思从他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讨论中所得出的三个要点。马克思更加重视的或许是这些要点，而不是任何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机械观点。第一，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将利润率下降趋势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他对这一趋势的讨论，围绕资本面临的问题，即剩余价值率越高，劳动生产力就需要更大的增长，才能对利润率发生影响。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仅由技术决定，而且由围绕剩余价值生产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所决定。因此，资本家为了克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采取一切手段，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压低工资，节约不变资本，加快资本周转。从这一点出发，结论就不是一种机械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围绕剩余价值生产的阶级斗争加剧的趋势。[120]第二，剩余价值量越大，需要卖给其他资本家才能实现的商品也就越多，这样资本主义就更容易受到危机的冲击。这样，马克思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与利润量增长以及体现这些利润量的商品数量增长的趋势联系起来。第三，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剩余价值量的增加，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相对剩余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中贫民阶层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日益两极分化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这一规律将成为《资本论》第1卷的中心主题。
第十四节 《草稿》的方法论和危机理论
虽然《草稿》比马克思之前的著作有了巨大的理论进步，但它并没有解决它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即说明危机必然性的问题。
马克思在说明危机必然性时所面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自己的方法论所决定的。在目前这一研究阶段上，他的方法建立在生产和流通完全分离的基础上。他坚持危机问题不是发生在流通领域中的问题——危机问题不属于简单商品生产的世界，只属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物品的生产从属于利润的生产和占有。但是，马克思也意识到问题并不发生在生产领域中。就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来说，只要劳动力具有足够的生产力，能使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超过维持劳动者生存所需要的商品价值就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动力和历史权利就是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但完全没有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障碍，而且扫清了所有这些障碍。[121]所以，危机问题发生在生产和流通之间。
同样，危机趋势发生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商品卖不出去，不是因为人们不需要这些产品，而是因为它们不能被买走，而它们之所以不能被买走，是因为它们不能被用来赚取利润：作为使用价值它们并不是多余的，作为价值它们才是多余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考察价值关系方面，就很难看出为什么会有危机：只要剩余价值率为正数，从而利润率也为正数，那么，任何追加的资本都能用来赚取利润，即使利润率下降也不例外。如果只是利润率下降，而其他地方又存在更多的获利机会，例如可以发放贷款来收取利息，那就只会导致资本从流通中被抽出。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利润率的下降，而是由于货币当局的信用限制，致使利息率没有相应下降。正是这一点破坏了马克思在《草稿》中一开始对危机的解释。
在《草稿》中，马克思反复指向这一结论，危机趋势发生于生产和流通之间、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某个环节。然而，他没有沿着这一思路推进，因为只要研究一超出剩余价值生产的范围，他就会将进一步的讨论推迟到研究流通时再进行。
《草稿》没能对危机作出系统的分析，也与如何处理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关系这一方法上的问题有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根本的矛盾的表现，但是，危机又是这一矛盾的最为浅显和最具戏剧性的表现。在写作《草稿》时，马克思一定完全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9世纪50年代初期，他和恩格斯一直预见下一次危机将会重复上一次危机的模式，首先爆发金融和商业危机，导致生产崩溃和阶级斗争白热化，危机的高潮也许就是预期的革命。到1858年情况已经很清楚，每一次危机，无论是发生的时间、起源，还是其发展进程，都是独特的，由一系列具体、偶然的因素所决定。也许马克思能够证明危机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也许他还能够证明，剩余价值量不断增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意味着危机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将危机的这些抽象决定因素与现实危机的实际爆发联系在一起，而现实危机似乎由特定的、也许是偶然的历史因素所决定。
危机的直接原因可能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而危机普遍化的原因则是信用链条被打断的问题。比例失调的意义在于它介于生产和流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界限之间。然而，理论上的问题在于说明为什么比例失调是必然的，而不只是偶然的判断失误。这个问题又与比例失调与普遍生产过剩之问的关系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在《草稿》中，对这一关系作了长篇的论述，但没有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这个问题还与他另一个同样没有展开的提示联系在一起，即两种类型的比例失调有所不同，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可能是偶然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失调则非偶然。前一种比例失调大体上可以通过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比例调整得到克服，而后一种比例失调是无法克服的（凯恩斯75年后才非常肤浅地认识到这一点）。
最后，还有危机理论在《草稿》的整个理论结构中的重要性有多大这一问题。手稿从讨论危机问题开始，又或多或少地以讨论危机问题结束。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建立了危机趋势与资本主义日常动力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是马克思较早的著作中所没有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证明了资本主义处在永久性危机之中：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恰恰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久性矛盾的驱使下，不断努力避开危机的结果。确定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的矛盾基础成为一个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理论上注意力的重点才从危机问题转移开去。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危机问题所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小，正如在政治上一样，马克思远离一种通过危机促发政治事件的灾变式革命，转而支持通过长期斗争，建立工人阶级运动，将革命推向高潮。
虽然马克思在《草稿》中扩大了分析生产过剩和危机趋势的基础，但是，这一分析远未完成。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力图将他的分析保持在高度抽象的水平上，而危机的具体发生机制必然要考虑竞争和竞争性调节的过程，尤其是货币和信用的中介作用。尽管为了彻底粉碎蒲鲁东之流关于货币改革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幻觉，马克思已经开始研究货币和信用问题，但他很快就将注意力集中于生产过程以及生产和流通之间的直接关系，再也没有回到资本再生产中货币和信用的媒介问题，尤其是它们在缓解或加剧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趋势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必须在马克思19世纪60年代更为成熟的著作中，看他能将这一分析推进到什么程度。
[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126页。
[2] 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页
[3] 马克思在1851年6月间对凯里的著作做了大量的摘录。参见Marx，K．and Engels，F.，Karl Mnrx Fri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Ⅳ．8，pp．672—681，684—752。
[4] 马克思：《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7页.
[5]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50页。参见《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8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533页。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到，李嘉图阐述利润问题的同时却与自己的价值定义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他已经搞清楚了。
[6]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531页。
[7]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讨论了他的抽象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题。”集中研究价值就假定了，“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的解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300页）。恩格斯对此不太感兴趣。他在回信中说，他觉得这个纲要非常抽象，并希望“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这个纲要的抽象辩证的色彩自然就没有了”（《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306页）。
[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1页。
[1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70页。
[11] 9月15日马克思为没有写信向恩格斯道歉，“首先是由于有许多工作，其次是有许多绝不是‘出于内心愿望’的耗费时间的奔走”（《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164页）。10月20日再次为没写信而道歉，因为他花了一个星期陪一位小客人，还有“工作很多”。《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189页。
[12]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7年12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527页。
[13] 马克思早先在给恩格斯一封信中提及达里蒙（Darimon）的书。看来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的编辑所推断的一样，手稿前几页的写作时间可能更早。《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89页。
[14] Marx，K．and Engels，F．，Collected Wirks，Vol．28，p．219 n．c．
[15] “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19页）“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2）当前的危机。……我只是做做笔记。”（《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18日）》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26页。参见《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7年12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527～52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01页。
[17]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89页。
[18] 马克思早先在讨论1844年银行法时就指出这一点，认为银行存款一直在取代票据，以致货币发行的问题已基本无关紧要，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只有通过其信用业务对合股银行存款的影响才能发挥作用。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574～578页。
[1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69～70页。
[20] 马克思：《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9（1）。
[2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95页。
[2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96～97页。
[23] 同上书，102～103页。
[24] 同上书，149页。“分解W—G和G—W，这是最抽象和最表面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已经表现出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4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304页）
[2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49页。
[26] 同上书，98、150～151页。
[27] 同上书，154页。
[2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69～170页。
[29] 同上书，171页。
[30] 同上书，175～178页。
[3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23～224页。
[32] 1858年1月1 6日，马克思在写到手稿的这一部分中间时，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经常夜间工作。……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50页）。
[3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15页。
[3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93页。
[35] 同上书，297页。
[36]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使用必要劳动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3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05页。
[3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81～383页。马克思指出，一般而言，它的价格不能实现，因为生产费用不断下降，以致“一部分现有资本由于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费用的减少而不断丧失价值”（同上书，382页）。
[39] 同上书，384页。
[4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84页。
[4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85～386页。
[42] 同上书，385～387页。
[43] 同上书，387～388页。
[4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87页。
[45] 同上书，388页。“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指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81页）
[46] 同上书，388页。
[4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89～390页。
[48] 同上书，390页。
[49] 同上书，405页。
[5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1～392页。
[51] 同上书，392页。
[52] 同上书，295页。
[5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2～393页。
[54] 同上书，393页。
[55] 同上书，393～394页。
[5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自己最早的经济学著作中都提出了这一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重提这一观点。“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7] 同上书，394页。
[58] 同上书，394页。
[5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4页。马克思在这些手稿中反复强调这一根本观点。资本之间的竞争是“各资本的实际运动中的决定因素，只有在这种运动中，资本的规律才得到实现。这些规律实际上无非是这个运动的一般条件，一方面是这个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无非是这个运动的趋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资本的竞争不外是资本的各内在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各内在规律的实现，这时，每一个资本对于另一个资本都表现为这些规律的司法执行官；资本是通过它们相互之间的外部强制，即资本由于它们的内在性质而彼此施加的外部强制来表现自己的内在性质的。但在竞争中，资本的各内在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相互间发生机械作用的结果，因而，事情颠倒了，头足倒置了。这样一来，结果表现为原因，转化的形式表现为原始的形式等等。因此，庸俗政治经济学把它不理解的一切都用竞争来解释，换句话说，在庸俗政治经济学看来，以最浅薄的形式说明现象，就是对这种现象的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47～448页）
[60] 同上书，405页。
[61] 同上书，394～395页。
[6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5页。
[6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00页。
[6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5～396页。
[65] 同上书，396页。
[66] 同上书，396～397页。
[67] 同上书，397页。
[68] 罗斯多尔斯基将马克思这里的论述解释为消费不足论，指出“剩余劳动越多（相对的）必要劳动越少，而且剩余产品实现的可能性越小”（L德]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358页。Cf．Itoh，M．，仉z胁P n竹d C≯拈如，pp．96—98；LaIJier，A．G．，丁_^P Ef。nom zfs D，M口啊’s G九￡”d州sse，Macmillan，London，1 989，pp．100101）。
[6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03页。
[7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36～337页。
[71] 同上书，396页。
[7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00～403页。
[73] 同上书，403～404页。
[74] 同上书，403～404页。
[75] “资本确立必要劳动，是因为并且仅仅由于劳动是剩余劳动，而且剩余劳动可以实现为剩余价值。可见，资本把剩余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把剩余价值作为对象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资本不能确立剩余劳动，它也就不能确立必要劳动。……因此，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04～405页）
[7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06页。
[7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04～305页。
[78] 同上书，406页。
[79] 同上书，406～407页。比较在后来的手稿《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Marx，K．，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FLPH，Moscow，1969，Vol．2，p．520）关于同一观点的论述，这些论述印证了这里所作的解释。
[8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08页。
[81] 同上书，408页。
[82]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457页。
[8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19页。马克思还提醒蒲鲁东，“从以上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到，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量，同实现资本即增殖价值的困难毫无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19页）。
[8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52～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 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22、423、425页。
[86] 同上书，436～437页。
[8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37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论述这一观点对于危机恢复能力的含义。在1859年9月所写的《工厂工业和贸易》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这是一个“生产规律”，即“虽然由于生产过剩和过度的投机活动而发生了危机，可是国内的生产力和世界市场的容量毕竟增长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只是暂时离开已经达到的最高点，经过持续几年的若干波动以后，在商业周期的一个时期中繁荣的最高点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就成为下一个时期的起点”（马克思：《工厂工业和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88] 生产的普遍增加会不会引起普遍的价格水平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货币问题。有人这样解释卢森堡的理论，如果货币数量没有相应增长，生产的增长会导致价格下降（Ma—razzi，B．c．，MonP．）|nnd Diseg“iz拍ri“m）。马克思的观点是，货币供给、流通速度或这两者会适应增长的货币需求，从而对价格没有影响。一旦超越纯粹的商品货币，考虑货币当局的抉择，这个问题就成为货币政策问题，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运动规律的问题。
[8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21页。
[9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32页。这是马克思“再生产图武”的第一个草稿，他在1863年的手稿中做了扩充，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中加以系统论述。在这里他提出这个图武一开始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以利润为形式的分配。
[91] 同上书，432～433页。
[9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34页。
[93] 同上书，438页。在《草稿》中，马克思多次提到应该在什么地方阐述“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关系”这一问题，“要在资本和利润等部分……或者在诸资本的积累和竞争部分”（同上书，248页）。同样，刚刚考察过的生产费用下降导致资本价值丧失问题，“属于各资本的积聚和竞争学说”（同上书，382页）。“现在还不能转入研究需求、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要对它们本身进行阐述，就要以资本为前提。而就需求和供给是抽象范畴，还没有表现特定的经济关系而言，也许在分析简单流通和简单生产的时候就应该加以研究？”（同上书，387页）
[94] 同上书，438页。
[9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46页。
[9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58页。
[9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245页。
[98] Fine，B．and Harris，L.，Rereading，Capital，Columbia UP，NY，1979，pp．59—60．
[99] 马克思：《工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654页。
[100] 注意这一观点的含义是，利润量的变化对资本积累对就业水平的直接影响至关重要，而利润率的变化对失业人口的重新吸收至关重要。
[10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77～378页。
[10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43页。
[103] 同上书，352页。
[104] 在后来的讨论中，他将入口规律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直接联系起来。“同一个规律又简单地表现为……人口，特别是从事劳动的那部分人口的增长，同已经存在的资本之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51页）
[10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77页。
[10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46页。
[107] 马克思立即承认，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利润率就不会下降，但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这等于假定生产方法不会变化，生产力不增长，“这是违反资本的发展规律的，特别是违反固定资本的发展规律的”，这种情况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确立的地方才会发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47页。
[108] 同上书，148页。
[109] 同上书，165～166页。
[11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01页。
[111] 同上书，149页。此前马克思曾用类似的语言指出资本最终的自我否定，但没有提到利润率。随着剩余价值率提高，必要劳动时间数量下降，生产力的提高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随之不断降低，达到一定程度后，这种影响就变得微不足道了。“于是，提高生产力对资本来说似乎会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价值增殖本身似乎会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这种增殖的比例已经变得很小了，并且资本似乎会不再成其为资本了。”不过马克思立刻就作了附加说明，指出“所有这些论点只有从现在的观点出发来抽象地考察这种关系时才是正确的。在以后的研究中，还要加进一些新的关系，那将大大改变这些论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05页）。在手稿后面他将这一发展与科学的运用联系起来，得出“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的结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95页。
[112] 同上书，149页。
[11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50页。
[114] 同上书，150页。
[115] 同上书，166页。马克思到1861—1863年手稿结尾才写关于积累这一部分，即著名的《资本论》第1卷第7篇第一个较短的草稿。这个草稿集中于人口规律，没有提到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
[116] 同上书，1 66～1 67页。
[11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 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48页。马克思在1861一1863年手稿中将这一规律称为“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2卷，450页）。在1864至1865年所写的《资本论》第3卷中，他认为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6卷，237页）。在1868年4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他称这一规律“对克服过去一切经济学的障碍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胜利”（《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2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8] 注意马克思总是将他的著作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这个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这一断言并不必然符合通常对它所作的解释，即马克思将它当成自己理论最重要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这一断言也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重要，因为马克思的意思是就规定资本主义最终历史界限来说，它是最重要的，并不意味着它有如此重大的当代意义。
[119] 马克思重新研究黑格尔的意义十分重大，正是表现在这一方法论的方面。“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50页）然而，将《草稿》看作黑格尔《逻辑学》的运用也是不对的，像内田（Uchida）就有这个倾向（Uchida，H．，Marz’s Grundrisse and Hegels Logic，Routledge，London，1988）。正如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时所指出的，“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64页）。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的弊病归咎于资本家理性的主观缺陷，作为批判这种主观唯心论的武器，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重要的。虽然马克思把玩黑格尔的理论，有时竟达到用客观唯心论（实在论）论述资本概念的自我发展这个程度，但是，他时时纠正并从这样一种论述中退出。
[120] ) C. f. Marx, K.,Capital, Vol. Ⅲ，FLPH，Moscow，1965，p.227.Marx,K. and Engels,F., Collected Works, Vol. 33，p.111.Marx, K.,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Vol. 3，p.365.
[121] 工人阶级对自己在生产中所处的从属地位进行反抗是另一回事。如果工人们在自己的再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就拒绝工作，显然会引发一场危机。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