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1994）

第四章 1848年以后的生产、流通和全球性危机


第一节 1848年革命后的政治和危机理论
第二节 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1851年笔记中的货币、信用和危机
第四节 1853年的危机理论
第五节 革命的希望和1857年的危机


第一节 1848年革命后的政治和危机理论


　　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科学性和政治性的联系必定是密切的：科学的需要必须服从当前政治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在其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所面临的迫切的理论问题，都是那些由政治决定的问题。政治需要同科学任务之间的这一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危机的关注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在早期著作中，周期被视为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成长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还没有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由经济危机爆发所引起的阶级斗争能成为对工人们进行革命动员的策源地，同时危机对国家财政造成的压力也降低了资产阶级的应对能力。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所确定的为期五年的周期，认为革命即将来临。[1]①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中，恩格斯认为人民不会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暗示1847年的危机将促使无产阶级进一步发展，而1852年的危机将成为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2]
　　根据这一预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身心投入到1848的革命运动中，虽然他们对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抱太大的期望，但希望通过革命起义，无产阶级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尽管充满了革命热情，他们还是意识到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因为繁荣的恢复腐蚀了革命队伍的斗志，只剩下“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围绕政治问题争吵不休。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1850年）中写道：“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3]马克思1853年6月在《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从18世纪初开始，“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4]，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来说更是如此。没有商业周期，就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政治冲突，因为只有工资的升降才能引起主人和奴仆之间持续的冲突，这种冲突使工人们不致“变成一些冷漠的、没有思想的、可以马马虎虎吃饱肚子的生产工具。……成为精神萎靡、意志薄弱、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5]。
　　在1848年的革命中，工人阶级第一次展示了自身的独立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下一次危机抱着更大的希望。先前的危机是超越土地所有制的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发展的条件。下一次危机将标志着现代革命的开端。[6]正如恩格斯1850年2月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The Ten Hours’ Question）中所指出，无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见习期，资本主义已经到达它的极限。尽管关于工作日法律限制的斗争显然失败了，但是

　　在这种宣传中，工人阶级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懂得自己力量之所在。……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他们要获得任何持久的利益。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1847年的法律实际上被废除，会使厂主染上严重的生产过剩寒热病，以致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现存制度的一切资料和资源都将很快耗尽，使革命无法避免，这次革命使社会得到比1793年和1848年时更深刻得多的改造，因而将使无产者很快取得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工业资本家的统治是密切联系着的，而这种统治又取决于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不断扩大生产的可能性。但是，这样扩大生产有一定的限度，它不可能摆脱现有市场的限制。当扩大生产超出了现有市场的限制的时候，就会产生危机，引起破坏、破产和贫困。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危机，以往由于开辟了新市场（1842年开辟的中国市场）或者更好地开拓旧市场以及通过降低生产费用（例如通过实行谷物自由贸易）都安然渡过了。但是，这也是有限度的。新市场现在已经再也无法开辟了……很明显，在需要不断扩大生产的制度下，不能进一步扩大市场，厂主老爷的统治就会完结。以后将怎样呢？自由贸易论者说，将是“天下大乱”。我们说，将是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统治。[7]

第二节 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已经证明了危机的不可避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生产过剩趋势的必然表现。但是，虽说他们的分析似乎很有道理，却完全算不上严密。从生产过剩的固有趋势到说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具体危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19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期之间连续爆发的危机，尽管可以归因于生产过剩问题，但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不会将这些危机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根本矛盾的表现，而是一方面将它们归结为信用过度膨胀导致过度交易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将它们归结为《谷物法》制约世界市场扩张的结果。据此推测，1844年的《银行法》限制了银行体系过度扩大信用的能力，《谷物法》的废除又消除了市场扩大的障碍。尽管危机还不时发生，但政治经济学家们相信，未来发生的危机只会是偶然性因素的结果，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乍一看，1847年至1848年危机的发展似乎就印证了这一判断。1847年英国危机的起因是农业歉收引发了商业和金融危机。英格兰银行暂停了1844年的《银行法》，遏制了对银行的投机活动，并提高利息率，吸引欧洲大陆的黄金流入英国，缓解金融体系的压力，从而解决了危机。然而，黄金外流却使危机向欧洲大陆蔓延，引发了1848年的革命，但与此同时，避险的黄金流向伦敦，进一步缓解了英国的压力，而欧洲的衰退使世界市场为英国产品敞开了大门。英国的复苏反过来又刺激欧洲大陆迅速复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尽管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乍一看，所谓生产过剩趋势与1847年至1848年间所发生的商业和金融危机的实际进程却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联系。英国的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生产过剩是典型的英国现象，但商业和金融危机却在大陆上表现得更为猛烈，并带来了政治后果。不但如此，危机很快就得到克服，资本主义繁荣也恢复了。
　　十分明显，对危机的把握以及预见下一次危机的时间和进程的能力，要求马克思比以往更加深入地关注生产、商业和金融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的首要任务是回顾以往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生身的母亲；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8]
　　在和恩格斯合写、并于1850年间发表在《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上的三篇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时评》（Reviews）中，马克思开始了这一工作。[9]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发展了他对危机传导机制的分析，过剩资本寻找利润出路导致投机活动不断增加，加剧英国的生产过剩，终于导致一次商业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危机又触发欧洲的国家财政危机以及随后的革命政治动荡。[10]
　　在第一篇时评中，马克思注意到欧洲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同时，随着欧洲大陆各国被迫进行货币扩张和增加借款，而税收的负担则使民众更加不满，国家财政危机即将来临。在英国，随着经济的复苏，繁荣到来了，闲置资本涌向投机领域。然而，不能指望这次繁荣能维持多久，因为“许多最大的市场，尤其是东印度，差不多已经饱和。……由于1846—1847年，特别是1849年英国工业的巨大生产力比1843—1845年又有了增长，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其余的市场，特别是南北美洲和澳洲的市场不久也会饱和”，同时，由于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世界经济的重心可能移向环太平洋地区，“欧洲的文明国家要避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前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可能就是进行社会革命”②[11]。
　　在第二篇时评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对即将来临的英国危机的论述，指出在1845年危机之前，“过剩资本被大量投入铁路部门进行投机”，但铁路部门生产过剩和过度投机的规模排除了随后复苏的可能性，使铁路部门不可能成为目前繁荣时期过剩资本的出路，而粮价低贱，国家证券风险太大，也不可能成为投机的目标。由于没有其他出路，“过剩资本只好全部投入工业生产并用于殖民地商品以及重要工业原料——棉花和羊毛的投机”。其结果是工业生产异常迅速地发展，“这就使商品充斥市场，从而大大加快了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注意到生铁和棉纺织业减缩以及殖民地贸易出现问题的征兆，将在目前由于废除《谷物法》所引发的持续农业危机之上，再引发一场工业危机。这场工业危机将对欧洲大陆特别英国在大陆的主要贸易伙伴德国产生革命的影响。[12]
　　直到秋天，很显然危机并没有到来，因而在第三篇时评中，马克思以更宽广的视野重新审视了形势，更密切关注危机的金融方面。40年代中期的繁荣终于演变为投机，“投机一般地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给生产过剩提供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度”[13]。投机活动最初集中在铁路方面，但到1845年铁路投资已陷入困境，这时投机活动转向了谷物。1847年末，谷物的投机性繁荣崩溃，严重打击了原来由于铁路投资失败而变得十分脆弱的金融市场，同时棉纺织业和炼铁业也陷入了困境。面对储备外流，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控制信用，收回贷款。一开始，遭受打击的还只是商业企业，但信用的收缩很快冲击到银行，只是由于《银行法》被暂停，使信用得以放松，金融崩溃才得以避免。
　　同时，随着英国金融状况的改善，黄金又从欧洲大陆流向英国，增加了大陆银行的压力，破产蔓延至欧洲大陆。1848年2月的法国革命很快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恐慌中黄金迅速流向英国，缓解了英国的压力，却使恐慌在欧洲大陆蔓延。
　　英国的复苏十分迅速。由于投机无路，新的资本加上“危机时期闲置的现有资本”[14]，统统投入到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中。尽管投机性投资不断增加，但此时马克思对危机是否即将来临，已更为谨慎。他指出，新市场的开发以及将于1851年举办的博览会，将为产品提供新的出路，并提供廉价棉花的新来源。目前危机即将来临的唯一征兆是低利息率，这表示过剩资本正在寻找投机出路。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的复苏和日益繁荣迅速蔓延至欧洲大陆，消除了革命的威胁。尽管法国沉重的捐税和谷物价格暴跌使大部分人口即农民陷人严重的不景气之中，但近三年来的历史证明，“居民中间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15]。尽管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造就了世界航运业的繁荣，这一次过度投机的中心完全可能会是在纽约，但革命力量的再度爆发还是要等到英国新一轮的危机爆发才有可能。
　　1848年政治危机的焦点在法国。英国工商业危机对法国造成巨大的冲击，因为它使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贵族之问的冲突白热化。法国金融贵族利用公债扩张和承包国家工程而暴富，以致“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站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对立面。然而，银行统治在政治上的溃败并不意味着其社会和经济权力的丧失，因为法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有限，意味着更多人的生计要依靠国债、国家雇佣和国家工程，而不依靠资本主义企业，甚至T业资本家也要依靠国家保护，以避开来自外国的竞争和本国工人的威胁。临时政府不但没有允许法兰西银行崩溃，由一个国民银行取而代之，反而支持法兰西银行。临时政府也没有宣布国家破产以清偿其债务，而是向农民开征额外的税收，为反革命铺平了道路。此举对于信用的恢复至关重要，因为信用“是以坚定不移地、毫不含糊地承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为基础的”[16]。
　　马克思对40年代末期的危机进程进行了深入、反复的研究，提出的问题比解答的还要多。《共产党宣言》中的理论模型没有什么问题，但马克思对具体危机的发展研究得越仔细，他所描绘的危机和革命之间的联系就显得越单薄。不管1848年的革命到底可能是什么，反正它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兆。危机也许会发展成为一次普遍生产过剩的危机，但一开始，危机却表现为过剩资本寻找新的出路导致特定生产部门过度投资的结果。危机的根源完全可能在于英国的生产过剩，但是，通过商业和金融投机的机制，危机发生了转移，主要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在法国爆发。相应地，危机所触发的决定性斗争也不是英国工人和其雇主之间的斗争，而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贵族、土地贵族和国家仆从之问的斗争。

第三节 1851年笔记中的货币、信用和危机


　　1850年，预期的危机始终没有爆发，上述问题变得十分紧迫。这使马克思投入到更加深入的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关于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研究。马克思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间所做的24册笔记，几乎完全是摘录和摘要。[17]无论是他已出版的1851年以前的笔记，或是他的新闻写作，还是他尚存的书信，都不能表明马克思自己在这段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取得很大的进步。[18]1851年初（1月7日和2月3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报告了他对李嘉图地租理论和货币理论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既缺乏原创性，也不够深刻，他对货币数量论的批判主要来自图克（Tooke）和银行学派（the Banking School）。不过，这些笔记中确有种种迹象表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取得了一个重要进步，这一进步为马克思在1857年至1863年的笔记中继续进行的分析打下了基础。[19]
　　马克思借以展开自己思路的主要问题是货币与危机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表明，表现为货币不足问题的货币危机只是生产过剩危机一种浅显的表现而已，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就以论战的姿态提出来了。[20]
　　马克思1851年2月的手稿《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Bullion．The Completed Money System）包括了他对货币形式进行分析的第一个草稿。他将货币作为商品生产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思想回到了他最早的著作《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在这一草稿中，马克思明确地将货币形式确定为危机的根源，供求失衡只不过是一种表现，并把危机与“比例失调”的普遍现象联系起来，“金和银在自己的货币属性上在这里表现为媒介物。交换行为分解为互相独立的买和卖的行为。需求和供给。因此，货币的必然结果就是这两种行为的分离，这两种行为虽然最终必须互相平衡，但是每一个既定时刻，这两种行为都可能不一致、不均衡。因此，货币就为危机奠定了基础”[21]。
　　在1851年3月所写的《反思》（Reflections）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过剩趋势与作为生产过剩危机表现形式的金融和商业危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论述的出发点是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贸易与资本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这两者的区别，这一区别在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Currency’School）之间的争论中至关重要，又直接关系到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分析。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贸易中，商品和货币不断转手，但商品没有离开流通领域。只有通过资本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商品才离开流通领域，进入消费领域。在关于通货的争论（the currency debates）中，这两种贸易之间的区别关系到图克关于货币作为资本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区别。
　　19世纪存在一种倾向，认为不同的货币形式发挥不同的职能，包括银行票据在内的信用货币用于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商品流通，而铸币则用于资本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商品流通（尽管这一区别并不十分清晰，因为只有销售给最终消费者，商品资本才能以货币的形式得到最终的实现）。争论的重点不在于不同种类货币之间的区别，而在于货币所执行的不同职能，而在关于通货的争论中，正是由于没有作出这一区别，才出现这么多的混乱。[22]通货学派倾向于将货币的作用局限于流通手段，强调货币可兑换性问题，而银行学派则倾向于将货币的作用局限于资本职能，强调银行信用问题。马克思力图超越这一虚假的对立，理解流通和资本实现之间的相互渗透。[23]
　　直接生产者实现其资本的方式是将商品卖给商人资本家，商人资本家通过信用交易购得（buy on credit，赊购）该商品，于是，商品和信用在一系列交换中不断转手，直至最终将商品卖给消费者收回现金，最终的销售使各个环节的信用得到偿还。问题是，实业家（dealers）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同商品的最终销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政治经济学秉承斯密的传统，认为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必然受到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限制，因而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如果需求小于供给，批发商会削减订单，使生产不会超出市场的限制。然而，马克思认为，“所有的危机事实上都表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所设定的界限。”[24]——商业的趋势是不断地扩张，超越市场的界限。
　　马克思没有对这一趋势进行系统的论述，但提出了商业为什么不受消费者需求限制的几个原因。第一，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易只受世界市场上需求的限制，不受任何一个国家需求水平的限制。第二，“随着工人阶级收入的减少，——不是象蒲鲁东所认为的在一个国家里减少，而是在世界市场上的减少——就会造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从而造成生产过剩”。尽管“由于有产阶级日益奢侈，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把这种论断绝对化……也同样是错误的”。第三，正如银行学派所指出，“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大部分造成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初始的投资即便完全是为了投机，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刺激了工资增长，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增加了消费。同样，危机总是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开始，只是到后来，作为崩溃的结果，消费以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才下降。[25]第四，马克思强调“生产过剩不仅仅归因于生产比例失调，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26]，尽管他在这里没有说明比例失调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两者之间的联系。
　　生产过剩趋势不会由于实业家的商业活动而被限制在市场的界限之内，因为商人的活动有其自身的动力。只要银行愿意并且能够提供融资，这种商业活动就能够持续进行，因此危机总是在银行开始收回贷款时发生。为了理解危机的机制，马克思于是转向货币问题的研究。
　　在危机时期，私人从银行取出货币，迫使银行收缩信用，从而使资本家的经营收缩，因而“缺乏货币的怨言就从贸易界进到消费界”[27]。从表面上看，危机中的问题就是信用不足的问题，信用不足迫使资本家削减业务，因而改良家们总是要求放松信用，增加货币。但是，信用不足背后真正的问题不是货币不足，而是生产过剩，表现为需求不足。作为贷款抵押的资本显然已经无法实现，因为作为资本化身的商品积压成堆，无法出售，银行就不肯再发放贷款。
　　在危机中，商业票据无法贴现，银行券不能兑换为黄金，但这些都只是危机的征兆。危机中现实的困难不是货币的可兑换性，这个问题容易得到解决（例如通过暂停《银行法》）。“现实的困难是商品即现实资本不能兑换成黄金和银行券”[28]②，因此，问题不在于某种导致了货币不足的货币制度的特殊形式，而在于货币制度本身，在于不以社会需要而以货币占有作为生产目的的社会生产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随便采取哪一种货币制度都是无所谓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要求有健全的货币。“银行券兑换成黄金归根到底是必需的，因为商品兑换成货币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因为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必须有不同于商品的特殊存在；也就是说，因为总的说来存在着私人交换制度。”货币改良家们相信，放弃货币的可兑现性，试图改革货币制度，就能够解决资本不能兑现的问题，“仿佛资本不能兑现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任何货币制度的存在中，甚至仿佛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产品作为资本形式的存在中。想在这一基础上改变这种状况，那就取消了货币所以是货币的属性，而又不给予资本始终可以交换，而且是按照公正价格交换的属性”，两头都是最差的选择。那些想大量发行货币的人，或那些“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的人都是蠢驴。[29]1857年马克思重新回到经济学的研究时，正是从这一论点的展开出发，开始《草稿》（Grundrisse，即《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
　　1851年3、4月间，马克思重新回到李嘉图著作的研究。[30]李嘉图的重要性在于，他反对任何消费不足理论，强烈地否认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认为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过乘旷势必伴随着另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不足”，这种失衡可以通过市场的正常运作而得到纠正。如同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一样，与李嘉图的对立迫使马克思理清自己的思路（并且预先论及后来杜冈在批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时提出的观点）。
　　在关于李嘉图的摘要中，马克思在一个对已有的成果作出小结并提出下一步工作构想的段落中，将生产力不平衡发展的趋势与生产过剩的趋势、价值生产与使用价值生产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以及危机的必然性联系起来。
　　马克思承认李嘉图对消费不足理论批判的力量，并开始使他的理论分析符合经验调查的结果，即危机的背后正是生产不按比例发展。马克思特别强调这一观点，即正是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刺激了生产过剩趋势。如果生产力均匀地发展，采用改进了的生产方法会导致产品规模的增长，但不会导致资本规模的增大，因为价格会立即适应新的成本水平，产生均匀的一般利润率（尽管资本随后会扩张，因为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使资本家能够雇用更多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机制以及与之相伴的生产过剩趋势，都来自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使技术先进的资本家有机会在新的生产方法得到普遍采用之前获取剩余利润。

　　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要增加这种交换价值，只有——且不谈互相欺骗，一——增加产品，更多地生产，此外没有其他办法。要增加生产，就得提高生产力。
　　但是，随着一定量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现在我们完全不谈〔固定资本的〕贬值，留待以后再来考察。
　　如果这一过程是均匀地发生的，那么，价值就永远不会变动，因而资产阶级生产就没有任何刺激了。正因为这不是均匀地发生的，所以一切冲突就发生了，但同时也就有了资产阶级的进步。
　　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实际增长，是违背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价值增长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经常在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
　　如果同一生产部门及一切其他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的生产效率都同样地提高了，那么，虽然资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但资本并未增加。一国的资本将仍然不变，但将生产出更多的李嘉图所理解的那种财富，即更多的必需品等等。
　　因为资本生产力的提高总是片面的，就是说，首先，也是价值的增长（这里，最好的机器分享中等生产效率的机器的产品的价格，正如最坏的土地也分享最好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从而也如同地租的情况一样，这里是创造价值），其次，因为资本家用同样的资本能够推动更多的工人……从而也就增加了价值。[31]

马克思还重申了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生产增长的比例失调与世界市场的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给过剩产品寻找出路，资本转向世界市场，积累的危机趋势就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来：“正是市场——交换者——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失调，某个国家生产上的比例失调，把商品推向世界市场，也从一个市场推向另一个市场。合乎比例的生产——自然是在资产阶级界限内的合乎比例的生产——在现代产业的条件下，为了通过生产以引起对应的生产从而引起实际的需求，的确需要整个地球。”[32]
　　这一时期的其他笔记本仍未出版，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笔记本包括任何原创性材料。在已经出版的1852年到1853年之间的著作和通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预示最后的危机即将来临，但是，尽管商业和金融不时陷入困境，这个或者那个部门出现明显的生产过剩，所预期的普遍危机却没有到来。[33]危机没有如期而至并未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沮丧。相反，危机由于诸如自由贸易和克里木战争等意外情况而延缓爆发的时间越长，危机将越严重。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此次周期没有进入通常的商业和金融投机阶段这一事实，并不表示危机趋势的削弱。相反，剩余资本不断被转入生产部门而不是金融和商业投机这一事实，表明“这次危机比1847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因为1847年的危机主要是商业和金融危机，而不是工业危机”[34]，但危机的不可避免则毫无疑问。
　　1853年中，马克思写道，“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35]。但这时，关于危机的必然性或即将来临的说法已经越来越少。[36]

第四节 1853年的危机理论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提出一个十分连贯的危机理论，从他们在1848至1853年间的著作中可以收集到这一理论的要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几点：
　　1．危机是周期即资本主义积累正常进程的一个阶段。
　　2．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将危机称为生产过剩危机，这种危机总是与生产超越市场的界限而扩张的趋势联系在一起。[37]
　　生产过剩的根源是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使首先采用先进生产方法的资本家具有竞争优势。
　　驱动的力量是资本主义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原因在于每一个资本家迫于竞争压力，必须减少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导致体现同一资本量的产品数量增加，同时资本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些资本不断寻找新出路，进行生产性投资。
　　3．在更一般的论述中，马克思仍然用消费不足的话语来说明危机，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生产的增长超过市场的发展。然而，马克思意识到，将一个生产部门的动态趋势普遍化，当作整个制度的趋势，并不合理，因为马克思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市场。所以，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如何更加准确地理解资本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与危机的具体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4．理论上，这一问题使马克思考虑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危机是由金融和商业危机引发的，而金融和商业危机则似乎是投机和“过度交易”的结果。然而，马克思指出，过度交易并不是商业和金融犴热的结果，而是生产超越市场扩大趋势的结果。因此，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趋势。
　　投机和过度交易不过是过剩资本寻找利润出路所引起的生产过剩的征兆。“投机一般地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给生产过剩提供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度。危机本身首先爆发在投机领域中，后来才波及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只不过是作为生产过剩征兆的过分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生产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38]
　　5．对生产过剩、流通和货币危机之间关系的研究，使马克思在1851年的草稿中开始将生产过剩趋势与比例失调趋势联系起来。从这一观点出发，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平衡发展的结果，生产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消费不足的出现则是危机中生产崩溃的结果。
　　同样，在马克思的经验研究中，危机不是普遍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由生产力发展最迅速的特定生产部门的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危机。更具体地说，危机趋势的推动力量是英国制造业的生产，它超过了增长较慢的世界市场。马克思还提到英国工业品的生产过剩与世界农业相对落后有关，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了工业品需求的下降。[39]但是，马克思仍然需要使他对危机机制的具体研究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危机趋势的理论分析相一致。
　　6．这一分析的含义是，生产过剩危机将首先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中表现出来，因此，过度投机的迹象就是生产过剩危机即将爆发确切的预兆。[40]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十分留意过度投机和过度交易的迹象，马克思专注地研究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投资回报，而恩格斯则从曼彻斯特报告商业萧条的迹象。
　　7．这一分析更进一步的含义是，无论采取什么货币改革措施，不管是1844年的《银行法》，还是蒲鲁东（Proudhon）和社会主义者关于放松信用的主张，都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另一方面，1853年预期的危机没有发生，说明生产过剩与投机过度之间的关系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可能想象的那样简单，而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经济研究的焦点正是这个问题。
　　8．危机和革命的震荡波及全世界，但其震中在英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显示出，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设施。[41]

大陆是政治革命的地点，但社会革命将发生在英国。
　　每一次局部危机都有其自身的机制和特点，但在这些特定危机的偶然性原因背后，有着世界市场的一般情况这一更为根本的原因。[42]因此，每一次局部危机，要不是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经济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对英国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造成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局部危机本身并不具有很大的意义。这样，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经验研究都关注到贸易、金融和货币的国际运动，正是这些运动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同部分联系起来。这一点让我们明白马克思为什么如此重视法国，他认为，法国在金融危机从外围到中心的传导和普遍化过程中发挥着枢纽的作用。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他研究了在40年代的危机过程中法兰西银行的金融政策，还研究了50年代法国的国际金融和商业关系，以此作为预见下一次大危机的形态的基础。

第五节 革命的希望和1857年的危机


　　期盼已久的危机直到1857年11—12月才终于来临，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6年4月开始，就一直在预示着这一危机，关注整个欧洲投机的迹象。[43]6月份，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三篇关于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当时著名的法国股份银行）的系列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动产信用公司不过是一个投机工具，短期借入，长期贷出，以圣西门社会主义的华丽辞藻掩盖其诈骗活动，“而不考虑国家的生产能力”[44]。1856年9月，马克思再度评论动产信用公司，指出其“指导原则，却不是在一个固定的方面进行投机活动，而是普遍地进行投机活动，并且把它集中起来的骗术推行到一切经济部门”，并将其描述为“把皇帝的社会主义，圣西门主义者的证券投机和哲学家的骗术组成一个叫做Crédit Mobilier的奇妙的混合体”[45]。
　　大约在同一天，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他预计下一次大的金融危机将在1857年冬天爆发。[46]恩格斯在回信中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即将来临的危机终将会是一次大危机：“这一次将是从来没有过的末日审判：全欧洲的工业完全衰落，一切市场都被充斥……一切有产阶级都被卷入漩涡，资产阶级完全破产，战争和极端的混乱。”[47]
　　接下来这个星期，马克思公开预言不但将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而且将发生一次比1848年法国革命更大规模的政治危机。“当时，甚至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所担心的，也不过是1825年和1836年危机的重演，而现在他们却相信：他们面临的不仅是扩大了的1847年危机的再版，而且是扩大了的1848年革命的再版。……在1848年直接引起革命的事件都是纯粹政治性的。……而现在则相反，还在政治革命宣布以前，大家都认识到这是社会革命，而且是这样的一种革命，它不是由工人中间的秘密社团的密谋引起的，而是由属于统治阶级自己的各种Crédit Mobilier公开实行的鬼蜮伎俩引起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揭去“高明的革命家们”宣言的神秘性，“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经济生活，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实际条件”[48]。
　　尽管经济明显从危机中复苏，到11月，恩格斯依然抱着极大的乐观态度：“革命不会很快再找到象现在这样美好的有利形势。一切‘社会主义的’花招都耍尽了，强制的工人就业试行了六年，已经以失败告终，要做新的试验和说新的空话，已毫无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困难也是非常明显和毫无掩盖的；必须硬碰硬地干……再也不必害怕象1848年那样快的退潮了。”[49]马克思同样预言复苏只是暂时的，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指出，“不管金融恐慌……有着怎样暂时的原因，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在欧洲已经存在”[50]。因此，“法国的商业和工业恐怕很难避免崩溃，这种崩溃将引起比较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将不仅对欧洲的而且对美洲的信贷与商务的稳定性发生最严重的影响”[51]。
　　1857年的整个夏天，马克思继续关注法国，特别是过度扩张的动产信用公司，希望预示着资本主义终极危机来临的金融危机早日爆发。[52]
　　9月底和10月，马克思写了五篇关于法国财政政策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保存下来。[53]10月20日，他给恩格斯写信，关注“妙极了”的美国危机，并报告他对法国财政的研究工作。[54]10月31日，他向恩格斯报告，由于危机的影响，《纽约每日论坛报》将他的稿约限制为每星期一篇文章，他只写关于印度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文章。[55]
　　结果，危机的这一阶段对英国造成了最大的冲击，导致《银行法》立即被暂停实行。马克思在11月6日写的一篇文章中预言了这一事件[56]，同时认为与即将来临的工业崩溃相比较，此次金融恐慌没有多大作用。[57]11月13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表示尽管他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他对这次危机爆发感到惬意，并谈到在《论坛报》上的另一篇文章《英国贸易的震荡》（The British．Revulusion）中，他证明“危机应该早两年出现。现在危机延迟也会找到如此合理的解释，以致连黑格尔也会十分满意地在‘有限利益的世界的经验方面的分歧’中重新获得‘概念”[58]。
　　事实上，马克思的文章很难说已经解释了危机延迟的原因，他只不过断言说，由澳大利亚和美国流人的黄金使英格兰银行能够问或放松一下信用，“它由于一系列短暂的动荡而被推迟了，因此，它的最后爆发，无论就症状的强度或波及的范围而言，都将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59]。
　　两天后，恩格斯在回信中，与马克思一样，认为美国的投机崩溃结束了法国和德国的投机这种“危机前状态”时期，并使危机全面爆发。恩格斯记录了这次危机对整个欧洲的影响（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欧洲的金融危机》（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urope）这篇文章中，采用了恩格斯的一部分记录），并且预见了长期繁荣之后革命的冲击力。恩格斯不愿意危机发展过于迅速，希望“为了使居民群众振作起来，一段时期的慢性的压力是必要的”，也为了让这种压力蔓延至整个欧洲。“由丁长时期的繁荣，群众不能不陷于可怕的昏睡状态。”但恩格斯是乐观的：“1848年我们曾说过，现在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60]
　　在11月27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强调了危机的系统特征：“尽管有过去的种种警示，危机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地重新出现，所以，我们不能把个别人的冒险行为看做是造成危机的终极原因。……投机表现为直接预示崩溃将至的先兆……〔但〕投机本身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几个阶段产生的，因此它本身是一种结果，一种非本质的事物，而不是终极原因和实质。”终极原因和实质不在于金融市场，而在于英国贸易的进程，并由“如今则最上面是工业危机，最下面才是金融的困境”这一事实显示出来。金融市场的加强完全是靠强行提高利率、牺牲工业的利益而得到的。[61]
　　恩格斯不断地向马克思报告工商业危机的进程，这一进程和他们的预期非常一致。12月11日恩格斯写道：“生产过剩从来还没有象这次危机中这样普遍……这是件大好事，它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当生产过剩只限于工业时，这只是问题的一半，而当它波及到农业，并且把热带和温带都包括在内的时候，事情就大了。”
　　“或多或少地扩大信贷，一向是掩盖生产过剩的一种形式，但这一次，它却表现在开空头期票这种十分特殊的做法上。”这使信用大大扩张。其结果是，“每个公司的活动都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即营业活动过度扩大。可是，虽然营业活动过度扩大不是生产过剩的同义语，但它们实质上是一回事”，因为需求的扩张赶不上供给的扩张。“即使作为商业的测量仪的金融市场没有对危机作出预报，仅仅上述的情况已经足以使危机爆发了。……这种因扩大信贷和营业活动过度扩大而造成生产过剩的情形，在当前的危机中，可以仔细地加以研究。”[62]接下来一个星期，恩格斯注意到，危机的革命影响还有限。“无产阶级也开始遭遇不幸。暂时还觉察不到许多革命的现象，长期的繁荣起了极大的败坏作用。目前失业者还踯躅街头，流浪行乞。”[63]
　　12月底，马克思将注意力转向法国，他在圣诞节给恩格斯写了一封长信，同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重要文章。问题是，马克思一直预示法国将成为金融危机的中心，但结果，法国却只受到危机轻微的影响。马克思对此的解释主要是，法国与那些在衰退中深受打击的国家的贸易顺差有利于法国，这种顺差应该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贸易危机不会导致法国发生金融危机。不过，马克思重申他的预言，一旦法国发生危机，“危机将猛烈冲击证券市场并危及它的主要支柱即国家本身”[64]。“现在所有这些旧的丑恶东西都在完蛋，而在英国等地方的证券市场上直到现在还充满着的那种可笑的冒险劲头也一定会导致可怕的结局。”[65]
　　两个星期之后，马克思已在挖掘英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矛盾的根源，此时，他已不将这些矛盾视为灾难性危机的基础，而是视为长期衰落的基础。

　　……唯一可能使英国真正感到不安的，是英国显然不能在国内为它的巨额资本找到足够广阔的场所，因而不得不愈来愈大量地出借这些资本，并且像处于衰落时代的荷兰、威尼斯和热那亚那样，亲手为自己的竞争者锻造武器。英国为了给它的剩余资本寻找投资场所而放出大量贷款，必然会助长别国的投机，这样就无异于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财富而拿这笔财富去冒险。英国被迫向其他工业国例如欧洲大陆借出大量贷款，就是自己向它的工业竞争者提供与它争夺原料的资金，因而也就是自己为自己的工厂抬高原料价格。英国工厂主因此只剩下很微薄的利润，并且，由于……必须经常比其他国家卖得更便宜，这种很微薄的利润还要减少。但是，这种利润的减少从工人工资的削减和国内贫困现象的迅速增长得到了补偿。这就是英国为自己的工商业优势而付出的自然价格。[66]

同一天，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对明显的复苏感到宽慰：“我看危机的暂时沉寂对我们的利益——我指的是党的利益——很有好处。”[67]六个星期之后，他依然十分乐观：“就整个来说，危机象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样挖得好。”[68]
　　1858年2月，马克思又重新研究法国的经济危机，这一次，他强调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无视工业停滞和高失业，一味扩张信用来维持价格。“大概政府以为，通过这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在一切需要银行券的地方把银行券散发出去，——就可以彻底防止灾祸。而实际上，使用这种伎俩的结果，一方面是消费者更加贫困，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减少并没有使价格降低，另一方面是大量商品积存在海关仓库里，而这些商品终归要抛向市场，结果由于它自身的数量而跌价。”[69]不过，与马克思的期望相反，这一伎俩居然奏效，预期的危机没有爆发。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尚存的书信中，从1858年3月起，除了作为一个次要的话题谈到1866年至1868年间下一个危机阶段，关于危机的话题几乎不再出现。到1858年6月，马克思注意到，英国的出口已经恢复，因此危机似乎已经过去，尽管马克思强调，由于过度贸易，特别是亚洲的过度贸易十分严重，这些数字不能反映实际情况。[70]
　　到1858年秋天，危机显然已经过去，繁荣又再次到来，这次繁荣特别受到对印度出口的推动。这次繁荣也许第一次使马克思对革命的即将来临产生了疑虑。“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象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这一任务现在完成了，但是，资本主义在欧洲虽然已经接近极限，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许还有更大的生命力。“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71]
　　要正确地解释马克思关于1857年危机的政治意义的论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毫无疑问，1848年的革命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下一次危机的政治影响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预计这次危机将在1853年爆发，马克思则将自己投身于危机特定机制的深入研究，力图能够预见危机的未来进程。1857年危机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感到兴奋，然而，尽管他们的言辞乐观，他们似乎对于危机的结果不抱太大的期望，他们自己没有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去，而当危机消失，只留下一些不太严重的混乱，他们也并不显得惊讶。
　　然而，这次危机以及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展开的危机进程，促使马克思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超越即将来临的危机、过度投机和过度交易的征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寻找危机的根源。马克思研究的出发点仍然是货币流通这一中心问题，这是无论政治经济学还是货币改良家们都不能理解的问题。



[1] 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稿《共产主义原理》中，认为周期为五到七年。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36页。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367页；马克思：《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1卷，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585页。

[3]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470～471页。参见《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8卷下，5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96页。

[5] 马克思：《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宪章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2卷，185～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 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l一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275页。

[7] 恩格斯：《十小时工作日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286～287页。参见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309页。
　　1850年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当下一次危机在英国爆发时，“工商业危机第一次跟农业危机同时爆发”，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会使乡村和城市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是表示，这会成为派别分裂的基础，因为“在引起城市和乡村、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互相斗争的一切问题上，两派将得到两支大军的支持：工厂主将得到工业工人群众的支持，土地所有者将得到农业工人群众的支持”（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589页）；

[8]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07～508页。

[9] 马克思将《时评》中的有关分析收入1850年11月完成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0] Bologna,S.，‘Money and Crisis:Marx as Correspondent of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1856-1857’，mimeo.，Red Notes,London, n.d.,and Common Sense 13 and 14. Ricciardi, J.，‘Reading Marx on the Role of Money and Fina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10，1987，pp.61-81.

[11] 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275～27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356～357页。在4月份所写的后记中，马克思承认春天带来了通常那种短暂的复苏，但坚持这“也只能稍微延缓一下危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35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575页。

[14] 同上书，58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595页。

[16]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79、391页。

[17] 注明日期为1853年9月至1854年5月的另外四个笔记本包括关于克里木战争历史的摘要。Marx，K.，Fondements de la Critique de l'Economie Politique， Anthropos，Paris，1968，Vol. 2，p. 441.

[18] 笔记本 IV （1850年11—12月）和Ⅷ（1851年4月）有关李嘉图的摘要被收入《草稿》德文版和法文版的附录，但英译本中没有收录。正在出版的德文版《全集》（Collected Works）收录了这些笔记本，目前已出版到1851年底。Marx， K. and Engels， F.，Karl Marr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Dietz，Berlin，1975-，IV，7-8；Marx，K.and Engels，F.， Collected Works， Vol. 24，xxv and n.418，pp.703—704； Ibid.， Vol.28，xiii。

[19] 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75～180、192～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 “危机的发生，正是在人们……必须用货币支付的时候。这种危机又不是像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像的那样，是由于货币不足而发生的，而是由于作为普遍商品……的货币同一下子不能成为通用财产的所有其他特种商品之间的特殊差别表面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62～463页）

[21] 马克思：《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9（1），3页。参见1851年2月3日与2月25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192～198、219～221页。

[22] 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批评图克关于“资本”和“通货额”之间的差别（此前马克思自己曾借用这一差别），固为“第一一，他把货币和商品同作为资本存在方式的货币和商品混淆了，同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混淆了，第二，他把使资本流通的一定的货币形式看成‘资本’和‘铸币’之间的差别”（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l—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8卷，228页）。在《资本论》第2卷中，他强调这一差别是职能上的差别。“同一个货币在买者手中有一种用途，在卖者手中有另一种用途，这是一切商品买卖都有的现象。”（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4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3] 这一差别与当今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大致相似。关于这些问题更充分的讨论，参见Clarke，S．，Keynesianism，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24] 马克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636页。

[25] 同上书，639页。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又论及这一点，指出危机随资本家之间支付的需求而爆发。“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它不是表现在消费需求，即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对资本的交换，即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上。”（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5卷，89页）

[26] 马克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640页。

[27] 马克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640～641页。

[28] 同上书，641页。“在危机时期，资本（作为商品）不能交换，不是因为现有的流通手段太少；相反，资本不流通，是因为它不能交换。在危机时期现金所以重要，只是因为这时资本不能按其价值交换——而只是因为这一点，资本的价值才同资本相对立而固定在货币形式上，——同时债务又必须支付，于是在中断的流通之外又出现了强制流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马克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642、643页。

[30] Marx，K．and Engels，F．，Karl Marx Friedrich Engls Gesamtausgabe , Ⅳ.8，Notebooks．Ⅶ and Ⅷ．

[31] Marx，K．and Engels，F．，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Ⅳ．8，Notebooks Ⅶ and Ⅷ．，pp．364—365，由克拉克翻译为英文。汉译参考马克思：《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4卷，10g～110、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2] Marx，K．and Engels，F．，Karl Marx Fri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Ⅳ．8，p．417，由克拉克翻译为英文。汉译参考马克思：《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4卷，143～144页。

[33] 他们根据五年一次的周期，预言危机将在1852年爆发，之后又预言在1853年爆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587页；《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8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8卷上，113页；马克思：《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1卷，452页。

[34] 马克思：《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1卷，451页。

[35]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93页。

[36] 在1854至1855年的著作中，我只找到一处关于危机比较重要的论述。马克思将危机与“英国现存的工业制度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这种制度必然会造成大不列颠本国的过度生产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过度投机”（马克思、恩格斯：《英国工商业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0卷，6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12～613页。
　　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l 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274～275页。
　　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575页。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62～664页。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93～697页。
　　马克思：《英国的贸易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503页。
　　马克思：《赫伯特的重新当选。——新内阁的最初措施。——东印度的消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1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马克思：《关于棉纺织工业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5卷，4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恩格斯：《棉花和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531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36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575页。

[39]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94～695页。这一观点被考茨基所采纳，成为其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40] 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0卷，587页。

[41]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470页。

[4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62～664页。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恩格斯致马克思（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41～42页。

[44] 马克思：《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5] 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54、55页。实际上，动产信用公司渡过了1857—1858年的危机，在1867年的危机中倒闭，最终于1871年清盘。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9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72～73页。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6年9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75～76页。

[48] 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59～61页。

[49] 《恩椿斯致马克思（1856年11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82页。

[50] 马克思：《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69页。

[51] 马克思：《法国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86页。

[52] 参见《纽约每日论坛报》文章：
　　《动产信用公司》，5月12日和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134～141页；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6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155～158页；
　　《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7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172～176页；
　　《法国动产信用公司》，9月8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339～342页。

[53]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178～179页；注186，682页。

[54]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0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189～193页。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0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196页。

[56] 马克思：《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478页。

[57] 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17页。

[58]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1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198页。

[59] 马克思：《英国的震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483页。 马克思在信后的附言中补充说，“我打算还为祖国写关于危机的文章”，这是他在书信中第一次提及恢复独立的研究工作（《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1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199页）。在这一点上，信中提到黑格尔也很有意义（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50页）。

[60]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7年11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199、203～204页。

[61] 马克思：《英国的贸易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501～502页。

[62]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7年12月n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21～222页。注意恩格斯在这里对危机给出了政治经济学家的解释，这种解释后来为考茨基和希法亭所继承。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关系一般说来正好相反：过度交易是生产过剩的征兆而非其原因。

[63]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7年12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25页。

[64] 马克思：《法国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6卷，517页。

[65]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33页。

[66] 马克思：《英国的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393页。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46页。

[68]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75页。

[69] 马克思：《法国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425～426页。

[70] 马克思：《英国的贸易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531～537页。

[7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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