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1994）
第三章 早期著作中的生产过剩和危机
第一节 恩格斯的危机理论
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恩格斯最早的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llitical Economy，1843）。正是这一著作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了最初的接触，并促使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集中在由竞争所带来的经济和道德上的罪恶。竞争被解释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果，并且成为阶级对抗和周期性危机的基础。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恩格斯的危机理论一开始建立在“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生产者对购买者的需要一无所知，只能通过价格的升降才能发现购买者的需要。价格的升降不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能够平稳地调节经济，使其达到均衡状态，而是在价格攀升的刺激下，导致生产过剩，在价格下降时，则引起不景气，两种状态交替出现。[1]不过，恩格斯还提出了危机趋势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竞争压力的驱使下，经常性的生产过剩趋势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危机趋势必然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而危机只不过是长期性生产过剩趋势最具戏剧性的表现，这种生产过剩趋势既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又是其历史局限之所在。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发展意味着不稳定性延伸到所有生产部门，并扩展到整个世界，导致资本积累采取繁荣和衰退交替的周期形式。最后，恩格斯判定，在繁荣和衰退的周期性交替中，机器不断取代劳动是促使无产阶级成为革命阶级的重要途径。这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危机的基本模型，不过马克思对其理论基础总是不断地加以完善。
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力图证明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一切罪恶的根源。其根据就是在竞争领域中，私有制引起了经济利益的冲突。因此，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由于商业建立在“绝对对立的利益”的基础上，并引起“互不信任”，因此商业直接地、必然地表现为对抗。[2]价值是在市场交换中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冲突而形成的，经济学家们为了掩盖这一冲突，将价值与交换割裂开来，将价值等同于生产费用或主观效用，但是，一旦抽象掉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交换中的关系，价值这一概念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经济学家们还以同样的方式掩盖了决定产品分配的冲突。经济学家们的地租理论宣称，地租因土地生产能力的不同而决定，但事实上，地租由“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同样，产品在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之间的分配，也“就没有它们固有的尺度，而只有由一个完全异己的、对它们来说是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因此，私有制的罪恶在于它带来了分裂，使一个资本家与另一个资本家对立，一个工人与另一个工人对立。在“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3]。
私有制不但将社会建立在利益对抗的基础上，而且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永久性失衡。一开始，恩格斯从经济参与者的无知所导致的市场调节过程的不稳定性出发，来说明这种失衡以及它所引起的危机。供给
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永远不相适应，因为在人类的不自觉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给究竞有多大。如果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涨，因而供给似乎就会兴奋起来；只要市场上供给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急剧下跌，因而需求又被激起。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而总是兴奋和松弛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一种达不到目的的永恒波动。这个规律永远起着平衡的作用，使在这里失去的又在那里获得，因而经济学家非常欣赏它。……然而，很明显，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这是一个产生革命的规律。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向你们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当然，这些商业革命证实了这个规律，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个规律，但不是用经济学家想使我们相信的那种方式证实的。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你们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进行生产吧，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以目前这种无意识的、不加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4]
虽然恩格斯一开始只是以经济参与者的无知来说明周期性危机，但随后，他的观点很清楚，供给和需求的失衡是系统性的，其根源在于经常性的生产过剩趋势，这一趋势是竞争的必然结果。
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要是资本不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总之，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一方的这种过度紧张，其结果必然是另一方的松弛。
[5]
恩格斯没有说明在竞争压力下生产的迅速增长为什么会导致生产过剩，他只是表示，那些经受不住竞争压力的资本家、工人或土地所有者只好失业，由于“力量较强的在斗争中取得胜利”[6]，弱者就被排挤出去。一开始，这种失业与高度过剩还能同时并存，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种现象的并存就日益表现为生产的周期性波动。
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人们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长期以来，英国就处于这种荒诞的状况中，处于这种极不合理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波动得更加厉害——这是这种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
[7]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特征最终表现为这种繁荣与危机交替，贫困与过剩同在，过劳与失业并存。[8]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中，恩格斯同样以竞争和由市场所带来的无知和不确定性来说明资本主义危机倾向。[9]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协调靠的是“运气”，因为“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10]。不过，他还将个别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的不协调与全面的周期联系起来，填补了这方面分析的空白。这一联系通过竞争的集中趋势得以实现，不断加强的工业垄断将彼此孤立的周期联结为常规性的5年周期。随之而来的就业周期性波动，以及技术革新所导致的劳动“后备军”常规性扩大[11]，促使有组织工人阶级的发展，因此恩格斯将商业危机称为“促进无产阶级独立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因素”[12]。
第二节 马克思早期对恩格斯分析的发展
青年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既是他原创性经济研究的开端，也是其终结，而对马克思来说，这一著作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出发点。马克思一直推崇恩格斯的《大纲》，但在他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远远超越了恩格斯比较浅显的分析，这使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特征和意义产生相当不同的理解。尽管这些区别并不显而易见，它们却具有十分深刻的含义。
马克思在他最早的经济学著作《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Comments on James Mill’s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和《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1844）中，发展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他将这一批判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将恩格斯对经济学家们供求规律的批判，作为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一开始，马克思就指出，需求和供给“不是经常地即偶然地”相适应，那么“需求和供给的不相适应……也同样是个不变的规律”。现实的运动是波动和不协调，但是“这种现实的运动——上面说到的规律只是它的抽象的、偶然的和片面的因素——被现代的国民经济学家歪曲成偶性、非本质的东西”。马克思没有到此为止，他马上就超越了竞争，开始了对货币的考察。货币使“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转向抨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改造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迈出的关键一步。[13]
恩格斯证明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并且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的根源，但在恩格斯的分析中，“私有制”仍然是一个未经探讨的命题。在1844年的著作中，马克思探讨了这一命题，并改造了恩格斯的分析。
对恩格斯来说，私有财产和交换是不可分离的，但财产仍然是交换的基础。马克思替换了私有制这一根本性地位，指出私有制不过是另外一种更为根本的关系即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而已。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生产不从属于“强者狡诈的权利”（the cunning right of the stronger），而从属于货币。正是货币使得生产的社会属性成为一种外部力量作用于生产者。这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形式的分析，与恩格斯的分析有着重大的区别。[14]
恩格斯的分析集中在私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上，这种冲突表现为竞争。但是，马克思没有将交换关系看做不同意志之间表面冲突的表现，而是看做一种媒介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交换采取为取得货币而进行商品买卖的形式。交换必须通过媒介进行这一现象背后，是社会生产从属于货币的异化力量。交换关系不过是商品生产社会关系的表现而已。
在商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私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以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即商品生产的存在为前提。商品生产的显著特征是，物的生产不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了出卖，最终获得货币。物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价值而生产出来。交换关系不是私有财产所有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因为物作为“私有”财产没有价值。种植园主大包的棉花自己没有什么用处，纺织厂主整捆的布料自己也没有什么用处。这些物品如果卖不出去，就没有价值，只能销毁或处理掉。
物只有在换成货币的过程中通过社会的衡量才有价值。为了换成货币，物才同所有其他商品发生联系。现代私有财产只是物的一种社会属性。只有已经或者准备将物当做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物才具有这一社会属性。“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社会关系已经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私有财产是自身异化了的。因此，这种关系的独立存在，即货币，是私有财产的外化，是排除了私有财产的特殊个性的抽象。”[15]②
物只有在它们“代表”货币的情况下“才有价值”，因此，货币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外化的私有财产”[16]。交换关系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而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社会形式之上，即为社会需要的生产采取商品生产的异化形式，而私有财产只是它的法律表现。“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7]
交换关系不仅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联结着供给与需求、生产费用与效用、生产者与消费者，而且更加根本地表现了“私有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正是通过商品买卖，作为社会生产参与者的私有生产者之间才建立起一种社会关系。因此，交换关系所联结的不是生产者与消费者，而是私有劳动和社会劳动。在交换中，私有劳动的产品以商品这种异化形式出现，商品的价格成为社会衡量私有劳动的形式，表现为货币。因此，商品生产既是私有财产的基础，又是商品交换的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不在于竞争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冲突，而在于异化劳动这一社会形式。在这一形式中，生产者劳动的社会特征以货币的形式与生产者相对立，而为社会需要的生产也只有采取为利润而生产这一异化形式才能进行。“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如果说，在等价物中，在价值中已经包含着私有财产的外化这一规定，那么，这种外化在货币中就获得感性的，甚至是物质的存在。”[18]
同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特征不是那种表现为“强者狡诈的权利”的不平等交换，而是在生产中对劳动的不平等占有，这种占有的基础是雇佣劳动这一社会形式，即资本家作为财产的所有者与没有财产的工人相对立。
这一分析对理解危机的含义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供给和需求之间偶然的失衡，而在于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异化的对立，表现为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对立，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私人劳动的具体产品，而货币作为价值的具体形式则是社会劳动的异化形式。在19世纪50年代的著作中，马克思开始深入探讨这一含义。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和危机趋势
恩格斯宣称自已是马克思忠实的学生，但是，在他自己后来的著作和他对马克思的宣传中，都出现了他自己早期思想的回音。当然，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不同之处究竟是实质性的问题，还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还有待研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侧重研究供给和需求，这意味着将商业危机当做危机的决定性时刻，同时也意味着用计划取代竞争，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这些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相比之下，马克思并不太在意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更注重的，是作为价值基础的生产劳动支出与这一价值以货币形式得到实现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从马克思对银行业和金融危机细致入微的关注就可以窥见端倪，而恩格斯则不像马克思那样关注这些问题。不但如此，马克思分析的含义要激进得多，消除危机要求废除的不仅仅是竞争，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没有沿袭恩格斯早期著作中关于危机的观点，当时他在理论上主要关注的，是从方法论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观念进行批判，尽管马克思显然将生产过剩趋势理所当然地看做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19]一直要等到第一次参加新生的工人阶级运动，即1847年初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才转而关注更为具体的经济问题。1847年上半年写作的《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是这一次马克思关注的重心转移的第一个标志。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危机的讨论显示了他与恩格斯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侧重点的不同。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将“生产过剩以及其他许多生产无政府状态”解释为竞争或者是资本家“全力以赴”投入的结果[20]，而是“用劳动时间估价商品”这一更根本的因素的结果，竞争只是其浅显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生产者都力图通过发展生产力，扩大规模，减少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随着比较落后的生产者被更加先进的生产者所取代，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增加，价格下降。更加先进的生产者加入竞争，让使用比较落后的方法生产出来的现存产品贬值，破坏了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导致“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21]②。因此，引起危机的就不仅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生产过剩是迫使落后的生产者退出市场的手段，因而它并不是竞争引起的偶然事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形式。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意味着危机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征，而是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这种生产方式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先前，使供给和需求之间保持大致正确比例的，“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22]
在致安年科夫（Annenkov）的一封信（1846年12月28日）中，这一论点得到更加充分的展开，同时，生产力改造导致生产过剩这一观点，在这里也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围绕剩余价值生产的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23]然而，在英国，“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因为雇主力图用机器来取代那些不顺从而且日益具有斗争精神的熟练工人。[24]来自英国的竞争迫使欧洲和美国的资本家也必须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同时，推动美国资本家引进新机器的，还有人手不足的因素。[25]因此，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趋势始于1825年，从这一年开始，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变成由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
《雇佣劳动与资本》（Wage Labour and Capital）是马克思1847年12月在布鲁塞尔所作的一系列演讲，1849年才发表。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更详尽地发展了他自己对生产过剩固有趋势的分析。[26]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能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竞争，而他必须能够更便宜地进行生产，才有可能更便宜地出卖商品又不破产。但是，“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27]。而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生产规模的函数。
通过这一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资本家就必须出卖更多的产品。
固然，他所采用的这些更有效率、更加贵重的生产资料
使他
能够廉价出卖商品，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又
使他
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商品，为自己的商品争夺更大得多的市场。因此，这个资本家出卖半码麻布的价格就要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些。
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
可是，这个资本家的
特权不会长久，参与竞争的其他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这些新措施将得到广泛的推广，直到麻布价格不仅跌到原先的
生产费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
生产费用以下为止。
[28]
对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力发展的这一解释与经济学家的解释大相径庭。经济学家假设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先见之明，在目前和预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资本家作出反应，顺利地调整了供给，以适应需求的限制。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因应技术变化的竞争性调整过程决不是顺利的。资本家不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刺激才增加生产，而是在竞争压力的逼迫下引进新的生产方法，为扩大或仅仅是维持他的资本规模创造条件。新生产方法的引进降低了成本，但同时增加了产品的数量，一方面因为生产的规模扩大了，另一方面也因为进行创新的资本家希望凭借低生产成本的优势，销售更多的产品来获利。然而，相对于先前的价格和生产条件而言，生产的增加就意味着商品的生产过剩，只有将价格降低到其他资本家的生产成本以下，从而将他们驱赶出市场，这一过剩才能得到解决。面对这一生产过剩的危机，较小的资本家可能被驱逐出场，但较大、竞争力较强的资本家决不就此屈服于命运。他们也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导致生产的进一步增加达到生产过剩的程度，即使相对于新的生产条件下合适的成本价格来说，生产也是过剩的。
对资本主义生产动力的这一分析，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无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都根本地区别开来了。这一分析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可惜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基本上将它忽视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精致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假设资本主义生产能够自我调节以适应市场的极限这一脆弱的基础上的，这种调节的失败被看做是无伤大雅的瑕疵，归因于主观上的无知、不确定性或资本家个人的错误判断。这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出发所作的根本假设的一个表现，而利润不过是命运垂青于资本家美德的一种偶然性的回报。斯密宣称这一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29]，全然无视它明显错误、十分荒谬并与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直接相矛盾这一事实。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利润的占有和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的手段不是对消费者需要的满足，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者需要的限制不过是资本家不幸必须克服的障碍而已。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不仅仅是资本家主观动机的表现，而是通过竞争压力强加到资本家身上，这种压力不是别的，正是那种内在的、自我复制的生产过剩趋势的压力，它迫使资本家不顾市场的界限，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扩大生产。生产过剩趋势不是对市场界限的无知或判断失误的结果，因为改进技术的资本家能够将他增加的产品全部卖掉并获利，而市场的限制作为商品生产过剩的结果，影响的只是其他资本家。
生产过剩的趋势和危机既是资本家变革生产资料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是新的生产方法取代旧的生产方法的形式。“我们看到：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30]对于工人们来说，这意味着对劳动技能的要求降低，劳工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工资下降，普遍失业，因为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31]②。因此，生产过剩和危机一方面与生产力的发展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又与摧毁落后的生产力、降低工人的劳动技能、使工人贫困化紧密相连。
在这些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深化和巩固了恩格斯创立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关于某一个特定产业或生产部门的过度积累和危机动力的尤其尖锐和深刻的论述。然而，将这一论述普遍运用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结论就完全没有那么显而易见。孤立地看待一个产业，我们可以认为其产品市场是既定的。这样，在一轮新的投资之后，生产的迅速扩大可能导致相对于市场的界限而言的资本过度积累和商品生产过剩。然而，当我们将眼光从一个产业转移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时，一个生产部门生产的扩张为另一个部门的产品创造了需求，如果所有产业部门都一起增长，就不会出现什么危机。
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并不存在生产自发地按比例发展的趋势。但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竞争就能取得这一结果，因为每一个部门的生产都会得到调节，与（不断扩大的）市场界限相适应，萧条的产业得到推动，强劲的产业得到抑制。因此，从一个产业的过度积累和危机的动力提升到整个制度的过度积累和危机的动力，对调节的动力机制尤其是这一调节过程中货币的作用，需要进行更加复杂的探索，这正是马克思在他对危机的更为成熟的探索中所一直关注的。
不过，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我们看到他将一个产业的分析直接普遍运用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即生产超越市场的扩大，这使马克思关于危机的“宏观经济”理论带上了很强的“消费不足论”色彩，尽管马克思对此只是述及而没有加以解释。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日益严重的周期性危机相伴，在危机中，工人的生活条件变得更不稳定，工资波动更为严重，同时，马克思将日趋严重的一连串危机归咎于世界市场的相应收缩，尽管马克思并未对他的分析中这一“消费不足论”成分加以解释。[32]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意味着
“地震”也就越来越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
危机也就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
[33]
第四节 《共产党宣言》中的危机理论
在《共产党宣言》的一系列草稿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总结了他们在面对1848年的革命热潮时所作出的论述的纲领性意义。从这些草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解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趋势上的不同侧重点，尽管过分解读这些不同点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宣言》更注重的是语言的号召力而非分析的理论性。
恩格斯1847年6月所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稿并未提及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意义。到1847年10月写作第二稿时，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危机爆发了，这次危机即将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产生巨大的冲击，恩格斯插入了一段关于危机意义的论述，并指出，“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34]。在恩格斯的草稿中，危机趋势与“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相联系，而新的社会制度确保“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从而消除竞争所固有的危机趋势。正因为“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35]。但是，到终稿时，危机倾向不是与竞争相联系，而是直接与有关生产方法不断变革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狭隘性相联系。[36]
《共产党宣言》终稿赞扬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资产阶级的力量在于它对生产资料和交换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扫清了其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资产阶级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新的需要，造成了各民族
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生活上“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37]
但是，资产阶级统治外部障碍的消除，并不就此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衰竭，因为资产阶级遭遇到以周期性危机的爆发为形式的内部障碍。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38]
第五节 早期的生产过剩和危机理论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并在《共产党宣言》中以论战的姿态所阐述的观点。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资本主义危机系统的和周期性的特征。任何一次特定的危机都可能由某个孤立的事件所引发：农业歉收、政治变动或战争对贸易的干扰、欺诈性商业机构或金融机构的崩溃。这使得危机看上去像是偶然现象，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这样解释危机的，他们相信有限的改良就能消除这种危机的风险，使资本主义繁荣持续扩张。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先前发生的危机是由于《谷物法》（corn Law）限制和货币控制不当所致。因此，1844年《银行法》（Bank Act）的颁布和《谷物法》的废除就被当做一劳永逸地消除产生普遍危机土壤的举措而备受称赞。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危机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特征浅显而又必然的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趋势以生产过剩危机的形式出现。生产过剩是生产力无限度发展趋势的结果，这一趋势通过竞争压力强加在每一个资本家身上，与世界市场的有限发展相矛盾，不过，关于世界市场的界限还没有分析，只是一个断言。
生产过剩和危机趋势表现了生产力发展超越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限制的趋势，生产过剩导致价格崩溃，利润消失，从而消除了继续生产的动力。但是，危机并不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崩溃的灾变性事件，而是在周期形式中周期性发作的一个阶段，这种周期形式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正常形式。经济学家们假定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形成不断趋向均衡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均衡趋势才得以实现。
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界限。尽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存在着危机不断加深的长期趋势，但是，这些界限并不是绝对的。现存产品和先前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破坏，新市场的征服，以及对现有市场更加彻底的开发，扫除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却又为更加广泛、更具破坏力的危机铺平了道路。这些界限也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的灭亡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趋势造就了资产阶级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正是无产阶级。[39]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培育了无产阶级，它把工人变为“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把工资下降到只限于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摧毁了手工业小生产方式，而小资本家抵挡不住大资本家的竞争，“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剑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导致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分裂为二大阶级。[40]
“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消除了无产阶级内部宗派和文化的分歧，而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4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开始组织工联。这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是一个前进和后退交替的过程，隐约反映了经济周期的进程，在萧条时期，工人之间自相竞争，工联被削弱。[42]尽管工人之间自相竞争，然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保证了工人组织具有越来越广泛的阶级特征，日益采取政治的形式。
《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无论是在《宣言》中，还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早期著作中，都还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的支撑。《宣言》对可观察到的历史趋势作出了人木三分的描述，但其预见的基础，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历史规律的分析，不如说是对这些趋势的推断。从这种意义上说，《宣言》既提出了一个尚未完成的政治纲领，又提出了一个尚未完成的科学纲领。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代的分析能够经受理论分析的考验，并在恩格斯逝世之后，一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引，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1] 如上一章所述，这是考茨基和希法亭所提出的、作为危机理论基础的周期理论。
[2]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46～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同上书．455、457～458、z159页。
[4]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60～461页。
[5]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63页。
[6] 同上书，469页。
[7]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63页。
[8] 同上书，464页。
[9]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505～507页。
[10] 同上书，366页
[11] 同上书，368～369、421页。
[12] 同上书，585页
[13] 马克思：《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这一重大区别。更充分的讨论，参见Clarke，S．，Marx， Marginatism and Modern Sociology。
[15] 马克思：《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20页。
[16] 马克思：《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9页。
[17] 同上书，100页。
[18] 同上书，30页。
[1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229、23l、250页。
[20]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1] 同上书，109页。
[22] 同上书，109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生产比消费更加重要，并指出：“正是那些以消费为出发点的经济学家是反动分子，他们忽视了竞争和大工业的革命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14～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3] 恩格斯将最早发生周期性危机的对间确定为18世纪60年代，比马克思确定的时间早80年。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461页。
[24] 马克思通过阅读安得鲁·尤尔（Andrew Ure）的著作得出这一观点。在1847年12月为关于工资的演讲所做的笔记中，他同样提到“由于联合的结果而有机器的发明”，并指出，“新生产力的任何发展同时也成为反对工人的武器”（马克思：《工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638、6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但是，在1849年4月以《雇佣劳动与资本》（在下文讨论）为题发表的演讲文本中，他将机器的引进归因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资本家能够把装备着火力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引向产业战场，以应对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关于资本积累动力的这两个不同观点，一个归因于阶级斗争，另一个归因于资本积累固有的趋势，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反复出现。比较《资本论》第1卷第4篇。
[25]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恩格斯几天前在伦教做了一次演讲后，马克思似乎一直在和恩格斯讨论这一问题。据说恩格斯在这次演讲中证明了“导致商业危机的只有生产过剩，证券交易所是无产阶级诞生的主要场所”，但演讲的文本没有保留下来。Marx，K．and Engels，F．，（Collected Works．Progzess，Moscow and Lawrence and Wishart，London，1975，V01．6，D．632。
[27]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56页。
[28] 同上书，357、356、357页。
[29]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2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30]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58页。
[31] 同上书，361页。
[32] 这是恩格斯和考茨基所继承的危机理论。在为这些演讲所做的手稿《工资》中，马克思指出，“在竞争愈来愈普遍的情况下，暂时的生产过剩愈来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世界市场愈来愈广阔了”，不再提到世界市场的收缩（马克思：《工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651页）。
[33]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63页。
[34]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36页。
[35] 同上书，236～237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8页。尽管终稿中的确提到“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将竞争当做危机的原因。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1页。
[37]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恿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5～277页。
[38]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7～278页。
[39]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8页。
[40] 同上书，279～280页。
[41] 同上书，281页。
[42] 恩格斯在1882年1月25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关于这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讲了，在《新莱茵报评论》上也根据到1848年为止的资料指出过，而除此之外，还指出过，繁荣的恢复会破坏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恩格斯：《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月25、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258～2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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