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1994）

第九章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长篇探索，我们要作出的结论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方法论意义上的。
　　最根本的结论是，从危机理论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没有一个危机理论。那种周期性地打断积累的灾难性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矛盾最浅显的表现。然而，危机趋势普遍存在，因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竞争性调节，不是通过无所不知的资本家对市场调节的正确预期而实现的，而是通过过度积累和危机的过程而实现的，因为生产过剩的趋势遭到有限市场的阻碍。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这一理论取代了古典的竞争理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就是从批判古典竞争理论开始的。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问题，是伯恩斯坦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时首先提出的。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指向革命的结论，特别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崩溃的不可避免。伯恩斯坦的挑战事关重大，因为他不只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判的普通修正主义者。他和考茨基一样，是恩格斯遗稿的保管人，是正式认可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卫士。因此，他的批评是来自内部的批评，这一批评坦率地承认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它的革命内容。
　　伯恩斯坦的批评可能是对的，因为随着马克思的思想与其他政治和理论传统的融合，马克思理论的革命内容的确被冲淡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伯恩斯坦背叛的反应，不是恢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革命内核，而是断言或者试图证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就这样脱离了它的内核，被简化为一种将危机视为异常事件和历史高潮的理论。与此同时，考茨基、希法亭和卢森堡又奠定了将马克思经济学重新接纳到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框架中的基础，从此使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不再有自己的领域，而只能在“政治经济学”的阴影下，或在命运不济时甚至在“社会学”的阴影下维持生存。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既不是资本主义的终极现实，也不是历史的高潮。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根本的矛盾浅显和短暂的表现。但与此同时，危机趋势又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日常现实每一个方面所固有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这种动荡不是一种有待经济学加以证明的可能性，而是经济学必须说明的真实存在。
　　主张马克思没有危机理论就是主张马克思著作的重心不是灾难性事件意义上的危机，而是固有的危机趋势，这种危机趋势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存在永久的不稳定性的基础。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是“后现代”状况第一位也是最激进的一位理论家，“后现代”状况不过刚刚以其新颖性冲击了大都市资本主义的知识界，它对无产阶级的折磨却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就开始了。然而，马克思没有就后现代主义为我们作出哲学上的高谈阔论，而是提出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矛盾基础的科学论述。
　　危机的可能性是买卖分离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所固有的，买卖分离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是人类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流通的显著特征。生产不再是直接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采取了商品作为价值来生产和流通的异化形式。然而，没有什么内在的原因能够说明，通过供给和需求竞争性的相互作用来调节生产，为什么不会趋向均衡。每一个小商品生产者都为满足他或她自己再生产的需要而生产，采取价值形式的商品交换只不过是他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媒介而已。如果我们也像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按照小商品生产的理想特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模型，我们会发现任何危机趋势都是纯粹偶然的，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同样不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无法说明资本主义动力的性质（dynamic charactler），除非我们将其描述为资本家主观动机的一个特征。
　　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使物品的生产从属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占有和积累的生产制度。从小生产社会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关系的转变包含了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性转变，因为它将物品的生产同对产品的需要分离开来了。简单地认为资本家的动机就是为了占有利润而生产价值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是，资本家凭借什么手段才能够占有利润？
　　一旦支配了生产，资本家占有利润的典型手段，不是根据产品需求的波动调节生产，而是采用新的效率更高的生产方法，使生产成本低于竞争者的生产成本。能够降低成本的资本家不会受他原有的市场份额所限制，而是无限度地扩大生产，希望以低价来抢夺竞争对手的市场。无限度地扩大生产的趋势不只是资本家主观动机的问题，因为它是由竞争的压力强加在每一个资本家身上的。
　　生产过剩趋势不可能通过竞争而得到遏制，因为竞争不是从外部强加到每一个资本家个体上的外部力量。竞争的前提是生产过剩，因为只有当价格处在与生产价格一致的水平上、产品的数量已经超过能够销售出去的数量时，资本家才会体验到竞争的压力。竞争只不过是每一个资本家个体所体验到的生产过剩的形式。这样，竞争同时既是生产过剩的原因，又是生产过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所固有的生产过剩趋势浅显的表现。
　　不管是作为消费资料，还是作为生产资料，资本的产品终究要卖给最终消费者。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才遭遇到市场的障碍。然而，市场不能成为一个界限，使生产自我调节在这一界限之内，使资本家面对竞争压力而削减生产。一方面，竞争压力本身以生产过剩为前提，因此竞争只能作为生产过剩趋势一种或多或少有效的反趋势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资本家所面临的界限不是市场的界限，而是利润率的界限。只要存在实现利润的预期，资本家就会通过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或者通过开辟新市场，坚持扩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完全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生产不会被限制在市场的界限之内，而会将市场的界限看作不过是必须克服的障碍。因此，生产过剩趋势与资本积累是不可分离的，而资本积累必然采取过度积累和危机的形式。
　　过度积累和危机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正常形式。它是资本主义每一个生产部门发展的特征，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资本主义的推动力是无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生产部门内部，由于生产过剩趋势遭遇到市场界限的阻碍，竞争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价格的下降，生产者面临着实现的利润率的下降，还有库存成品和固定资本的贬值，对此，他们的反应只能是试图降低生产成本。降低成本的途径首先是加强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作日，以增加现有工厂的产量，并压低工资，解雇工人，减少原料库存，拖延对债权人和供应商的付款。在较长的时期内，生存唯一稳当的途径是采用新的生产方法。这些措施缓解了个别资本家的压力，却使整个体系内部的压力不断增加，一方面增加了生产，另一方面又减少了支出，支出的减少最终则变成其他资本家需求的减少。
　　缓解竞争压力的企图反而加剧了资本的过度积累，直到落后资本家的资本贬值，生产能力被破坏，工人失业，债务被拖欠，最终被迫清盘为止。这种破产清除了过剩生产能力和／或释放了稀缺的原料和劳动力，以便用于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足以缓解其他资本家的压力。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债务拖欠和危机的普遍化，使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过剩危机导致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
　　对每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来说，积累采取过度积累和危机形式的趋势是普遍的。然而，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这种趋势的实现是不平衡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生产部门中，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是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方法而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在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种机会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出现很不均匀，因此各个部门扩张的速度也不同。然而，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扩张为所有其他部门创造了市场。这意味着，当我们将资本积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时，我们会发现积累的速度由更有活力的生产部门的发展所决定，这些部门拉动缺乏活力的生产部门在其后发展。^[2]
　　虽然生产过剩趋势是所有生产部门同样显著的特征，这种趋势表现为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不平衡发展的形式。更有活力的生产部门成为积累的动力，但同时也成为生产过剩趋势最严重的部门。比例失调因此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形式，成为生产过剩趋势的表现，这种生产过剩趋势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必然通向比例失调危机理论。的确，虽然马克思的大部分讨论以及所有重要的例证都与比例失调有关，但他从来没有明确赞同将比例失调视为危机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比例失调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关系，但最终没有将这个问题阐述清楚，使他自己满意。一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证明了政治经济学所作的关于“局部的”和“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区别是荒谬的，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普遍化。另一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证明了只要保持各个生产部门和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就没有理由存在普遍生产过剩的危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比例失调必然引起生产过剩的危机。不过资本主义不按比例和不平衡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容易遭受普遍危机的冲击。
　　在马克思看来，比例失调可能是危机的直接原因，但不是根本的原因。每当马克思必须论述危机的根本原因时，他倾向于使用一些看上去无疑就是消费不足论的话语，指向无限度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力之间的矛盾。可以肯定在他的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坚持这种消费不足危机理论，而恩格斯则终生都坚持这一理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马克思较晚的手稿中，虽然他仍赞同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反对李嘉图，但马克思很清楚，工人有限的消费不可能是危机的原因。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是危机的根本条件。一方面，与人民群众有限消费力相对应的，是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量。只有通过将剩余产品卖给其他资本家，作为更新的资本积累的手段，这些剩余价值才能实现。因此，这种生产和消费的不断分离导致了资本主义越来越容易遭受危机的冲击。另一方面，物品生产从属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是一切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危机不是在生产的发展超过消费的界限时发生，而是在生产的发展超过利润率的界限时发生。

　　撇开“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危机好像只能由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而实际情况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现实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制的消费，而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却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

　　一直主导着马克思主义的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和利润率下降几种危机理论之间的争论，实在是喧宾夺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资本家所实现的利润面临下降时，危机就发生了，但是，引发任何一个具体危机的原因并不重要。虽然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和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三方面在确定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中都发挥了作用，但是，一切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建立以来的根本矛盾，即物品生产和价值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从属。
　　正统马克思主义着眼于普遍危机，无视资本主义积累始终充满矛盾和危机的特征，也同样显得南辕北辙。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不可避免的危机的欢呼增强了他们的革命信念，但在实践中，当1857年的危机预期落空后，他们冷静地抛弃了普遍危机将引发革命的幻想。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1卷时，他对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已转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包括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趋势，财富和贫困两极分化、过度劳累和失业并存的趋势，以及社会生存的不稳定性不断加剧的趋势，这些趋势都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发展的基础。危机不再是一种大灾变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积累正常方式的一个方面。这种过度积累和危机的方式揭示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因为资本家们为了寻求解决积累的危机趋势，不惜牺牲工人阶级。
　　马克思没怎么用危机理论来奠定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不同的基础。这一基础也不是劳动价值论或剩余价值理论，尽管本书对此几乎没有什么讨论。这一基础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形式的考察而确立的，这一考察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所特有的性质。^[4]
　　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尽管只是大纲式的，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比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提出的模型更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这毫不奇怪，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以一个适合于小商品生产社会形式的抽象的交换关系模型为基础来说明资本主义。这个模型在1776年由亚当·斯密提出时，代表了不小的科学进步。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一模型已由大卫·李嘉图将其推进到科学的极限。从那以后，这一模型的再生除了借助其意识形态的力量，别无他路。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确定了那些界限并提出了一个更为适当的基础，以建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发展的科学理解。我们不应该高估科学的力量，但也不应该低估思想的力量。重要的也许是改造世界，但为了改造世界，理解世界将使我们获益匪浅。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5页。

^[2] 我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国家的危机》一书中，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叙述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分析了这一解释。Clarke，S．，Keymesianism，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534页。

^[4] 正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形式的论述决定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关系最简单的理论模式是合适的。clarke，s．，胁m，胁rgi”口zism口”d Mod8rn Sofio￡ogy，Second Expanded Edition，Macmillan，Basingstoke，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