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08）
第十二章 政权处于弥留时刻
2006年12月8日，是苏联在世界地图上停止存在的15周年纪念。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拍摄了一部关于别洛韦日森林的影片，里面记录了三个领导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总统签署文件，破坏苏联的场面。三人中的一个——叶利钦——拒绝到场参加拍摄，但在《俄罗斯报》发表了一个长篇访谈。
这篇《自白》，还是当年为自己行为辩解的那些老套子理由。
一个正常的、有思维能力的人，就不能看不到我们国家和人民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所谓苏联解体不可避免，都是厚颜无耻的谎言和粗鄙无理的诽谤。对这15年里发生了什么，他根本也不想搞明白。
就让这本书对我们伟大国家的主要破坏者蓄意不言的许多问题作一个回答吧。
一个强大国家机体的消亡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身上的创伤大多不是外部敌人造成的。那些不肖子孙对着我们国家的躯体去杀，去砍，毫不顾及它是自己的祖国，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他们竟敢嘲弄自己的母亲，毫不在乎他们的罪孽将永生永世得不到宽恕。
苏联的解体无疑有着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无论哪种原因，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灭苏联，消除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精神上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抗衡的力量，而后者正在为独霸世界作出不择手段的努力。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权利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回忆一下整个的过程。
政权危机和政权瘫痪
前面有一章我已经谈到1991年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改革国家政权的决议。正是这些决议，成为实际摧毁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运作机制的开端，对中央的攻击开始具有公开的性质。各加盟共和国公然拒不执行承担着国家管理职能的联盟领导和机构的决定，实际上变得毫无作为能力。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威信日渐丧失，政权也处于同样境况。
国内出现了最后两三年间瓦解国家的力量一直想要达成的局面。不能说这一切都是突然间自发出现的。特别是我在1990年末的去职，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局势、是那种政治和经济改革路线的产物，而那条路线则最终选择了由时代所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我预见到国内局势发展的严重危害和悲惨后果，便于1990年12月19日，也就是离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把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担忧的想法和盘托出。这是一个经过痛苦的思考而作的发言，它已成为我的政治遗嘱。
由我领导的全苏政府清楚地见到国内出现的局势危害严重，我们的任务在于再次提出警示：灾难正日益临近。但给我的印象是，我这些话说了根本没人听。一部分代表收听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频道”，而大多数则已经被少数人的大喊大叫和好战精神吓得避让犹恐不及。
听众席上传来了呼喊声：“你干吗要吓唬我们？”“你要提高粮价！”等等。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我甚至要说是相当邪恶的、充满敌意的代表大会上，我最后的话是：“今天你们向我叫喊，因为我建议在完全能够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粮价提高几戈比，可是对于国家未来的命运，你们却不愿作任何的考量。”
在离开讲台之前我向听众扔过一句：
“你们还会想起这一届政府的！……”
当人们尝够了叶利钦“天堂般生活”的苦难之后，的确又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这次发言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批准了某些加盟共和国总统联名声明，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国内发生颠覆国家活动而提出的建议。宣布了过渡时期——“符合各加盟共和国意愿及各族人民利益的国家关系新体制的形成时期”——的出现。
通过了一项就当时局势而言十分典型的法律新标准——《拒绝加入新联盟的程序》。该程序要求必须举行全民公决，或由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还要求一条：同苏联就实施这一国家行为有关的所有各项问题举行谈判。
在苏联方面，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被宣布为最高苏维埃，同原来的最高苏维埃有很大差别。它由两院组成：共和国院和联盟院。共和国院由各加盟共和国选出苏联人民代表和地方议会代表构成。为了保证参加该院的各加盟共和国权利平等，每个共和国只有一票。联盟院按现有名额经与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协商后由苏联人民代表组成。
我国原来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被第五届特别代表大会解散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获得了在各自国家领土上中止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各项法律效力的权力。该法规具有明显的全联邦性质。
还成立了另一个新的联盟最高权力机构——国务委员会，它由苏联总统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职务的人士构成。该机构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也非常不确定。因此，它几乎具有无限的权力，这就降低了最高代表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作用。
为了协调全国经济，协调开展经济改革，按均等原则成立了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苏联总统任命，并征得国务委员会同意。该委员会是苏联国民经济管理运作委员会的接续者，是根据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4日发布的命令组建的。主席为西拉耶夫，副主席为沃尔斯基[1]，委员为卢日科夫[2]和亚夫林斯基。
代表大会闭幕后，戈尔巴乔夫又得以恢复了过去冻结的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但这次的讨论有别于过去，一切都变了：各共和国领导人把主动权抓到了自己手里，而苏联总统则被迫采取防御态势。正如叶利钦在他的《总统手记》中所说：“……他开始让步，而这在8月份之前是所有的人都不敢想的……在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中，原来的加盟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这对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打击。先是波罗的海三国……然后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而且，在10月和11月的诺沃奥加廖沃会议上，气氛也跟暴乱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绝大多数共和国领导人都不敢跟苏联总统争论，而且有时候还责备我‘过于极端’的话，那么现在他们都争相批驳戈尔巴乔夫，甚至连张嘴的机会都不给我了。”
1991年11月25日，在诺沃奥加廖沃召开了新一轮加盟共和国首脑会议，准备草签条约。但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阿塞拜疆领导人穆塔利波夫由于不赞成而没有与会。
叶利钦的《总统手记》写道：“关于草签条约的声明迫使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文本提出了根本性的修改。这主要涉及如何把中央剩余的权力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的问题。苏联总统先是温和地说服，然后就开始生气、发火了。他说的那些根本不起作用，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顽固地要求中央给予更多的独立。不管戈尔巴乔夫来软的还是硬的，也不管他如何坚持，都无法使各加盟共和国尝到了自由甜头的领导人改变主意。当戈尔巴乔夫再次试图坚持自己的表述方式时，我们大家就像一个人似的立刻都起来反对他，他实在忍不住了，竟从桌旁跳了起来，径直跑出了会议厅。就在这个时候，会议厅里出现了短暂而沉重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大家突然全明白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开会了。诺沃奥加廖沃史诗已经结束了。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再也不会有任何动作了。应该想出点什么新主意来才是。”
两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在一家俄罗斯报纸上是这样阐述当年的事件的：“在诺沃奥加廖沃，出现了联邦问题。我站起来说：在此之前，我跟你们一致；如果再往前走，走到反对联盟国家，那我就离开你们走人，由你们自己去决定想要个什么样的联盟，由你们自己负全部责任。于是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们讨价还价了一番，又跑来找我——来的是叶利钦和舒什凯维奇。这样，才出现了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方案，但毕竟还是一个国家——联盟国家被保存下来了。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保存国家的保证。”
结果到了1991年的11月末，出现了一个更为和解的联盟条约草案稿——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每一个加入联盟的共和国在该方案中都被称为主权国家。主权国家联盟应该成为一个“联邦民主国家，其权力仅限于该条约参加国自愿授予它的权力范围”。以下的文字就更荒谬了：主权国家联盟依然是国家，它拥有领土、国籍、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但主权的宣示仅为在国际关系场合。
在这份草案中，还有许多荒唐的地方：比如草案说，主权国家联盟不具有自己的财产，它的权力是各加盟共和国授予的，联盟机关的拨款程序要经由特别协商，等等。有的还完全违背了逻辑：拟议中的国家竟然没有自己的宪法，没有自己的根本大法……
现在很难想象，其实我国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某些领导人当年十分清楚，他们在炮制条约的一个又一个方案时，早已心知肚明他们是在目标明确地为毁掉自己的国家而创造条件。这些只是掩盖他们真正目的的烟幕，而真正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让苏联垮台，让自己完全独立。他们实在太希望在自己的共和国中成为握有全权的主宰了。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已事实上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他们未来国家的内部。说来也巧，这种情况正好就在俄罗斯也发生了，也就是在叶利钦说过“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拿多少主权好了！”之后。为了能使地方“吞食主权”的胃口消减，真是耗费了不少年月，好不容易才使得俄罗斯免除了解体之危。时间已过了15年，可是至今仍然要从国家预算中划拨出大笔大笔经费来给某些俄联邦的共和国，以求摆脱被他们“吞食”主权。
可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能够同意走这条对于国家来说致命的妥协之路呢？现在他到处讲，他曾为一切形式的国家统一而斗争过。我想，这是他在耍滑头。他绝不是这么一个天真的政客，以为只要建立一个虚幻的联盟，就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了。而且，具有类似政权结构形式和各共和国间相互关系形式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当时我国的这位领导人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推动呢？是希望哪怕是名义上保留国家元首的地位？或者并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目的，而是真的有什么政治动机和打算？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不管什么动机，最终结果是国家政权垮掉了。各级政府领导一齐动手摧毁了国家，他们在争夺自己大位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老百姓。局势极度动荡，国家已完全失控。
在这种局势下，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3日向我国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同意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他写道：
这份文件是经过全面考虑和非常认真的分析，并有各主权共和国代表参加，进行长期谈判和认真修改后的产物。各主权共和国的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单独或共同讨论过这份文件。审议时也曾多次作出以扩大联邦特色和民主性为目的的彻底修改。
我的立场很明确。我主张新的联盟，即主权国家联盟——这将是一个联邦制的主权国家。我希望在你们作出决定之前，大家都能很好地了解我的这个立场。不能再继续拖延了。丧失时间将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但时间已经丧失了。当时，离别洛韦日森林会见只剩下了5天……
酒气熏天之夜和雾影迷蒙之晨
1991年12月8日，在离波兰国境只有三公里，离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中的一个基本不知名的小村庄维斯库利不远的地方，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决定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创始国，1922年联盟条约的签字国（下称高层谈判方），”别洛韦日协议中这样说，“共同确认：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终止存在。”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弥天大罪。那么，此前发生了什么？是谁干下了这件事？又是怎么干的？
为了备足炸毁苏联的爆炸物，别洛韦日的阴谋家们跟恐怖分子一样，早就开始做工作了。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无疑是叶利钦。他对戈尔巴乔夫恨之入骨，这种恨很快又演变为对整个苏联中央的仇恨。因为，要想解除他心头之恨，只有扳倒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权。为此，也就一定要搞垮国家本身。从叶利钦个人的政治品质和人品来讲，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手软的。以叶利钦为首的由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的宪法委员会，在1990年的9—10月间提交了一份俄罗斯联邦新宪法草案，其中竟然没有提到一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件事能发生在苏联被消灭之前的一年多，当然绝非偶然。
提起这件事，我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同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3]以及我原来的副手西拉耶夫正式会见的情景。后来，生活把这次会见的参加者，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不仅分散到不同的方向，而且送进了彼此敌对的阵营。1990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下午约好要同俄罗斯的领导人见面，先是跟叶利钦单独谈话，然后再有其他人参加。当时从戈尔巴乔夫电话中感觉这种会见的组织方式，是一种为两个独立国家领导人接触作准备的外交程序。我不反对这样的会见，因为我觉得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想方设法同这些活动家找到共同语言。我还存有一线希望：他们总不至于为了个人政治目的而毁掉国家统一的经济，置必然会出现的最严重后果于不顾吧……
会见预定在克里姆林宫政府大厦三楼国家总统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还有政治局会议室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几个房间，是专门为勃列日涅夫装修的。
5点钟时我上到三楼。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和布尔布利斯已经在总统接待室里等着了。我跟布尔布利斯其实并不熟悉。我只知道他也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的，是叶利钦特别信任的人物。我曾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上见过这个人。这一回是我头一次直接同他发生冲突，在我的眼中，他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简直是致命的。总会有一天，会出来一个好刨根问底的历史学家，他一定会给这个人画一幅肖像。现在，在我的面前站着的，不，准确地说是不停地旋转着的这个人，两只眼睛也在骨碌骨碌地翻动着。我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会在接待室里，在接受邀请参加会见的人员中并没有他。
总统的同时也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办公室，经过一夏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代的公务办公室里的传统家具被撤下去了，换了很时髦的新家具。墙上挂着一个很醒目的苏联国徽，办公桌后面的角落里插着国旗。在一张单独摆放在一旁的更适合于喝茶用的桌子旁，一边坐着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另一边坐着戈尔巴乔夫和我。卢基扬诺夫由于有急事，没有出席。
戈尔巴乔夫向进来的人通报了他同叶利钦一同讨论如何保持国家完整、推进中央改革、自治共和国分裂行动带给俄罗斯的危险、加盟共和国如何参与中央政府工作等问题以及俄罗斯联邦经济问题的情况。这一系列问题我是按习惯在记事本中记录下来的。
这次会议的气氛我也忘不了。与会者在解决国家任务方面的思想步调并不一致，他们是一些无论观点还是目标都无法取得一致的人。叶利钦说话的调门提得很高，满是一副胜利者同战败者谈话的派头。这位俄罗斯领导人的手势、表情和行为毋庸置疑地表明，他并没有想要利用这次会见，来寻求这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同中央之间的共同语言的意思，而只是想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中央。哈斯布拉托夫的立场比较中立，看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明白自己的领袖提出的要求有多么荒谬。西拉耶夫则以谄媚的眼光看着自己的新老板，只要老板说什么，就同意什么。
讨论从联邦和加盟共和国的税收制度和税率开始。俄罗斯领导人开始坚持所谓的单渠道制，即全部税入都由各加盟共和国征收，然后再把一小部分上缴中央，以满足全苏财政需要。至于究竟是些什么需要，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我在这里先提前说一句，后来，过了不长时间，俄罗斯下面的那些共和国也学着把这个对任何联邦都起破坏作用的原则拿过来当武器。叶利钦那伙人对此表示反对的时候，那可真是义愤填膺哪！可是在当时，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则是毁掉苏联。至于今后俄罗斯联邦该怎么办，他们还真的不太介意。
我提出理由说，在现存的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制度下，这样的财政关系根本不现实，而且还会引发国家管理中的混乱，所以不应被采纳。
后来就更有意思了。提出要把所有外经活动收入全部留在各加盟共和国，而且还要由中央划拨50吨黄金交给俄罗斯支配，授予俄罗斯颁发出口原材料及其他产品许可证的权力，等等。对于像是否应该由中央统一为各加盟共和国采购食品、粮食、某些原料，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由谁来偿付到期的外债等问题，则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要求这些问题应该在签署新的联盟协议并重新界定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功能时加以审议的建议也没有得到重视。
我提出建议，要停止各银行之间的斗争，停止破坏国家的统一金融系统。但回答完全停留在口号水平：说什么俄罗斯已经宣布是主权国家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提出的要求同它的新地位完全一致，等等。
又讨论了几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最后正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成立了一个由苏联和俄罗斯部长会议联合组成的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分割财产，组织税务和银行系统，从事外经活动。
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十分沉重的印象。在决定来年即1991年国家生活的许多主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原则分歧。显然，我们的谈判对手目的是要在经济上引爆苏联，引发人民对中央政权的更大不满，并通过这个浪潮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俄罗斯同中央政权的对抗越来越尖锐。国家灾难性地飞速成为一个虚幻的、不稳定的存在。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也希望能稍稍稳定一下局面，但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公然怠工，施加直接影响瓦解了这些努力。几乎整个1991年都在这种状况下度过。
最后，戈尔巴乔夫又提出要同叶利钦、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舒什凯维奇在1991年12月9日会见，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并决定同希望加入联盟的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签约的日期和顺序。
根据我的看法，这个关于成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用列宁评价另一个条约——布勒斯特条约——的话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卑鄙下流”之作。而签约的“威胁”则是最后为彻底解决苏联垮台问题扣动扳机。起初看来一切还相当像模像样。舒什凯维奇在白俄罗斯政府首脑凯比奇的建议下，邀请俄罗斯总统正式访问该共和国（同时还非正式地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打猎），目的是要说服叶利钦供给明斯克更多能源——天然气和石油，因为冬天快到了。
根据戈尔巴乔夫回忆，他在叶利钦临行之前，同后者有过一次谈话：
……我问叶利钦，到白俄罗斯打算谈什么？他回答说：“我跟白俄罗斯有些共同的问题。我想解决一下。顺便再跟乌克兰人谈谈。克拉夫丘克不愿意到这边来，我却同意到那边去。”
我提醒他：“我们不是星期一要见面吗？把克拉夫丘克请过来就是了。”他回答说：“想跟白俄罗斯人谈谈，听听克拉夫丘克说什么。”于是我说：“那好，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咱们先说好，到白俄罗斯您谈的东西可不能超越联盟条约的范围。”叶利钦回答说：“克拉夫丘克可不一定会同意这个条约，他现在可是独立的。”“那您可以建议他成为一个非正式成员，”我这样说。“那他也不一定同意。”“那就让我们星期一在莫斯科决定一切好了，”我最后说。
当时的谈话就是充满了这种信任的气氛，就连叶利钦也没有拒绝。
应该指出，当时起决定作用的人物是克拉夫丘克。我们伟大国家的命运正是系于此人之身。几个月后，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他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说，乌克兰将签署联盟条约，那叶利钦也会签。”不过在维斯库利，民族主义的气焰和虚荣的狂妄自大，以及以“独立”乌克兰首位总统载入史册的愿望还是占了上风。乌克兰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在破坏的意图方面一拍即合，对苏联的命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别洛韦日森林的会见在严守秘密中进行，那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直到后来才公之于世。
飞机载着一群苏联的破坏分子于12月7日17时40分向明斯克飞去。到达维斯库利时已经是晚上了。克拉夫丘克已先期抵达，不等叶利钦到，就带着随从打猎去了。叶利钦到达后，举行了一次小宴。三位领导被别洛韦日的酒精搞得酒酣耳热之余，联袂出猎。然后，阴谋家们向下属交代了任务：要在一夜之间“搞出”一个决定苏联命运的政治文件来。
作为苏联政府首脑的我，可以说目睹了这些年代有意识消灭我国经济的事实。这帮家伙的首要目的，就在于迫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以求达到唆使人民起来对中央造反的目的。一切都遵循一个原则——搞得越糟越好。因为只有这样，这些家伙才能为自己铺设一条道路，通往梦寐以求的政权。从这三个国贼的声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似乎各共和国的最高管理机构和领导人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并没有参加任何破坏活动。而他们所宣称的共和国法律凌驾于全苏法律之上的说法，禁止把货物运出各加盟共和国的禁令，以及对物价进行的分别调整等等，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其实，正是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这样一些分裂主义的决定，才把统一的经济空间分割得七零八落。不管怎么说，过去的加盟共和国，对比方说讲俄语的人口的权利，就根本未予顾及。国家的外债问题也被忽略了，当时的外债大约有700亿美元。叶利钦把这么个沉重的包袱加到了元气大伤的俄罗斯一个国家肩上，尽管借来的债款在使用时，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沾了光。再说，关于克里米亚问题，若是对之视而不见，那要么是醉生梦死，要么就是脑子里缺了根弦。
听听克拉夫丘克在苏联垮台8年之后，为了在别洛韦日“替乌克兰捍卫了克里米亚”而获得奖励时都说了些什么吧。他说，坚持把克里米亚留在乌克兰手中“并不难，因为叶利钦非常恨戈尔巴乔夫，为了把戈尔巴乔夫整垮，何止克里米亚，他简直可以把整个俄罗斯都拱手交出来”。现在清楚了，当乌克兰代表团起程去别洛韦日的时候，就已经胸有成竹，俄国人是不打算把塞瓦斯托波尔留在自己的版图内了。他们甚至都打算同意让克里米亚划归俄国了。不过，当叶利钦竟连提都没有提起“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这两个字眼时，你说他们该有多惊讶！至于这个问题对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大多数居民会有多尖锐，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总之，在一个历经无数世纪而构成的国家，及其由各种政治经济关系和传统形成的特点趋于毁灭时，出现的问题真是无可胜数。
这样，国家的覆灭终成事实。
别洛韦日事件4天之后，1991年12月12日，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从文件合法性的角度，对三国元首解散苏联的声明作出了反应。指出，根据1922年的联盟条约，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都只是苏联创立国中的一分子，与其他成员国相比，并不具有任何特别的权力。从那时起，在苏联宪法中，一直是各加盟共和国权力一律平等的原则在起作用。因此，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三国没有权力决定涉及所有加盟苏联的共和国的权力和利益的问题，更何况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乃是绝对多数。委员会作出结论：这样的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此外，委员会强调，别洛韦日协议所通过的条款可能导致法律遭到破坏，社会无法管理，产生无政府主义。根据委员会的意见，通过这种文件只能看成是对国内局势的政治评估，自然没有法律效力。
不过，无论是这些理由，还是总统戈尔巴乔夫就此发出的多次声明，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破坏统一国家的进程仍在继续发展，不久就“胜利”完成。
别洛韦日协议的签署还不足以合法地把消灭苏联及其所有相应政治法理后果的事实确定下来。首先，要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国家权力中的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成立独联体的协议。未经批准这些文件就不具有政治效力。在忙乱之中协议的炮制者和签字人甚至没有觉察有必要提交批准，也没有搞明白这批准程序究竟应该以什么形式进行。一切都要取决于别洛韦日协议的审议应该在什么层次上进行：是作为苏联三个缔约主体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条约来审议呢，还是作为已宣布“独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一方同联盟主体为另一方，其中当时还包括俄罗斯，签订的条约，或者是作为三个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国际条约来审议呢？
乌克兰领导人首先发难，要求批准别洛韦日协议。1991年12月10日，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把批准协议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从一大早开始，这个问题便一个一个小时地向后推迟，因为各委员会的常任代表都就文本提出了大量意见。这些问题必须要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商议才行。直到议会的晚间会议上，克拉夫丘克才得以把问题都协调清楚。
他的发言讲了大约半个小时。他责难中央使国家解体，以达到把权力重新集中到自己手中的目的。“有人想要教训我们，”克拉夫丘克说，“以为对我们民族的关怀胜过我们自己。”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未经讨论就在228票反对的情况下批准了协议，但有所保留。保留的地方有12条，对文件的许多条款都提出了修正。例如，“开放边境”一条就遭到异议，并决定放到以后再说。别洛韦日协议（也叫明斯克协议）被看成是“对外政策的协调活动”，而在基辅公布的文本则被看成只是“对外政策领域的一次咨询活动”。在有关武装力量的表述中出现了重要补充。乌克兰议会加上的词句是：“独联体各成员国对驻扎在它们领土上的原苏联武装力量各部进行改造，在他们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共同合作，保证国际和平和安全……”这样一来，话题就转到了武装力量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如何分割的问题上。克拉夫丘克利用这个机会，宣布自己是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下辖三个军区和黑海舰队，留给中央的仅仅是一些直辖的战略武装力量。
白俄罗斯在批准明斯克协议方面从法律地位上来讲稍微有些复杂。问题在于它同乌克兰不同，没有举行独立的全民公决，这样从法律角度来讲共和国的地位就远不是那么无懈可击。12月10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召开全会。在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简短地介绍了3国首脑在别洛韦日森林工作的结果之后，议会里的“左派”和“右派”突然都对是否应该批准独联体协议表示怀疑，当然原因多种多样。左派害怕这是一个“狡猾的陷阱”，以他们的意见准会把独联体又引向原来的那种一元化的国家。而右派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独联体将意味着苏联的彻底垮台，将会引起国内极度混乱。有些代表则认定舒什凯维奇签署文件是越权行为。不过，尽管起初的问题只不过是应不应该同意成立独联体，但许多代表还是要求立即批准明斯克协议。这个立场在263名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反对的只有1票，弃权的2票。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也发表声明，废除1922年的联盟条约，通过了与此相关的程序处理法案。
俄罗斯联邦在批准协议的问题上处于最复杂的法律地位。它的当局并不具备任何基础从立法层面上来批准由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在维斯库利签署的这份文件。唯一的一个拥有权力就协议和废除联盟条约作出合法决定的机构，就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它是国家权力最高机构。而且，为此还必须通过决议，对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但这种方案对于想消灭苏联的一方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他们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中，在具有专业素养人士中并不占有大多数。因此他们把别洛韦日协议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国际条约”提了出来，这样，根据宪法，废除它就属于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权力范围了。他们也用同样的办法，把1922年的联盟条约也提了出来，并达到了宣布废除它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在1991年12月12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通过的。
当天叶利钦作了个报告。他把白俄罗斯谈判说成是“近期来不断发展的各种过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早在两年前他就说过，显然，“联盟制度没有能力进行根本性的自我更新。相反，指挥系统把自己最后一点活力都投向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以致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叶利钦对草拟的联盟条约各稿都不断地挑鼻子挑眼。“在这些方案里，”他总是这样说，“搞出来的模式其实还是那种强势中央联盟。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原则仅仅被看做是一种装饰品……只有4月在诺沃奥加廖沃才终于迈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一步，各共和国才同意达成一致，签署联盟条约……8月以后，苏联解体进入最后阶段，开始了它的弥留期……这个阶段我们简直是陷入了无尽无休的谈判和协商、大大小小的讨论、交换意见……所有这一切似乎具有了一种恶劣的规律的性质……苏联的3个创始国制止了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解体过程……找到了一种在新条件下共同生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独立国家联合体，而不是一个谁在其中也无法独立的国家。”
叶利钦批评一种说法，就是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消灭了苏联”。他说：“苏联对自己过去的成员已经无法起到任何正面作用了。国际社会都认为他是个破产者……只有独立国家联合体才能保证千百年来形成的，而现在已几乎完全丧失殆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空间得以保全……达至这个目标的最大障碍——联盟中央——走向了终结，因为它没有能力从过去制度的传统中解脱出来，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传统，就是把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大权抓在手中，就是束缚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
在全会上很少能听见批评协议的声音。会场笼罩在一种似乎已经拥有了无限主权的喜悦之中。批准明斯克协议的记名投票的结果是：同意188票，反对6票，弃权为7票。当投票结果宣布后，大会速记稿中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这次颠覆国家的行动以及对一个伟大国家的破坏行动就这样得到了“合法化”。
当然，对叶利钦的发言完全可以进行逐条批驳，但是，生活本身对他的言论，更主要的是对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对他的同案犯和帮凶们的所作所为，给出了最好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评价。苏联被消灭后，各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政治和经济混乱。千百万人民为自己领导人的罪行，为自己政治上的盲从和轻信，付出了而且现在仍在付出骇人听闻的代价。
1996年3月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一次例会的议事日程上，出现了审议废除别洛韦日协议的提案。就这个问题提出议案的是俄联邦共产党，以及“人民政权党”和“农业党”这两个党的议会党团。
在讨论议事日程的时候，正如所料，几年前支持叶利钦及其破坏行动的那些人都起来反对审议这个问题。其中有“亚布卢”议会党团的领导人亚夫林斯基，有亲政府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议会党团领导人别洛夫、斯塔罗沃伊托娃[4]和尤申科[5]。而且，投票赞成把这个问题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的代表居然还占到代表总数的57%。
废除别洛韦日协议的决议在1996年3月15日得到通过，赞成票为252票，占国家杜马代表总人数的56%。请记住，在1991年12月12日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时候，投赞成票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占了90%以上。
生活就是这样教育了人。他们是普通人，不是混进政权机构的祖国的叛徒。但是不出所料，以叶利钦为首的这批叛徒是根本不打算执行我国议会的这一决定的。
议会为废除别洛韦日协议而斗争的历史，把我们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带到1991年12月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日子。
如果说发生了国家非常委员会事件，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闭幕之后国家政权机关已经完全被破坏，正如前面所说，出现了政权的瘫痪的话，那么到了12月，政权就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弥留期。当我们回忆起这样的局面时，不由自主要寻找答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身为苏联总统，在别洛韦日以后的日子里不能采取战斗的原则立场呢？为什么他不能为自己国家的完整统一而战斗到底呢？
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真实意图是很难的。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不会有错的。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
当然，别洛韦日的阴谋家们使他陷入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状况。下面是他的话：
叶利钦走了之后，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谁也不知道任何情况，谁也没有向我作过任何报告。我给部长们打电话，他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时我就给沙波什尼科夫打了个电话——他知道。原来那些人已经跟他谈过了。我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看来，沙波什尼科夫立刻又往白俄罗斯挂了电话，说戈尔巴乔夫大发脾气了。于是舒什凯维奇给我打电话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这是代表大家给你打电话。”我就问：“那为什么是你打电话？”他回答说：“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委托我打的。叶利钦跟布什通过话了：向布什汇报了，又让我给您打电话。”我说：“这实在太丢人了。你们给美国总统打电话，却绕过了苏联总统，背着我去达成协议。叶利钦在哪儿？把电话给他。”叶利钦拿起电话，开始支支吾吾，我看是在编……
而且我要指出，他们头一个就给美国总统打电话，这不仅是奴才向自己真正的主子作报告，而且也是希望能抱住他的大腿。
在这种局面下，苏联总统能够做什么，又应该做什么呢？
在接获这样的情报之后，他应该立即利用他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据苏联最高苏维埃原主席卢基扬诺夫说，别洛韦日会上的参加者——3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在非常紧张地等待着戈尔巴乔夫会采取什么行动。“他还是最高统帅，只要下一道总统令，这几个签署文件的人以及他们的文件都将会灰飞烟灭。因为这可是关乎伟大国家前途的问题，关乎3亿人民命运的问题，关乎全球力量平衡的问题。然而，一个宣誓要维护和捍卫联盟的人，却没有能够下达这道坚定的命令。”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危机时刻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他应该立即把情况向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通报，并声讨别洛韦日协议。在代表大会面前，他应该以最断然的方式提出问题：请大家决定，是我们自行解散，还是保存苏联。可是他却并没有这样做。在1991年年末，所有的法律都已被破坏殆尽，无论是联邦法还是国际法，用有的人的话说，无论是上帝的法还是老百姓的法。
作为一年半之前手放在苏联宪法上宣过誓，要维护国家神圣统一的一国总统，他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誓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失败了，在历史上他依然是一个为自己国家的完整而斗争到底的领导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现在他遭到了自己人民的鄙视和诅咒。
总之，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他走了另外一条路。发了许多声明，举行了许多新闻发布会。总统也发表了声明，但说得好听点，很平静。他甚至在别洛韦日协议中发现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苏联的这位国家元首也能料到，这份协议对我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触动会有多么深，这就要求对之作出全面的政治和法理评估。
“我深深地确信，在现在的局势下，”戈尔巴乔夫认为，“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都必须既对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也对明斯克签订的协议进行讨论。由于协议中提出的另一种国家体制形式问题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范围，所以必须召开代表大会。此外，”声明在末尾又说，“我也不排除就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看来戈尔巴乔夫是“忘记了”他跟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道，早在第五届特别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已经亲手埋葬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国务权力机构，并把这一权力转交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手上。苏联人民代表由于并不是最高苏维埃成员，只是有权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会议而已。
尽管如此，许多人民代表还是无法接受国家遭到毁灭的事实。12月9日我接到电话通知，代表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集小组。1991年12月10日，在新阿尔巴特大街的人民代表大厦20楼举行了为召开第六届苏联人民代表特别会议征集签名的活动。我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就在这时，戈尔巴乔夫给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人民代表斯马林打了个电话。斯马林当我们的面告诉国家总统，已征集到足够的签名，可以召开大会。然后他匆匆忙忙收拾好签名册，跑去见戈尔巴乔夫。我知道，他把总数超过500人的签名和来电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上，并得到总统亲口许诺，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会见后的第二天，《消息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雷日科夫和切勃里科夫意图召开代表大会》。不仅是这份苏联最高苏维埃原来的机关报，而且还有苏共中央的其他一些出版物，都表示反对这一建议。而且，从总体上它们都采取了公开亲叶利钦的立场。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到戈尔巴乔夫没有作出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一点我不清楚。很难说这里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也许是不愿意破釜沉舟，也许是想要加入到新的权力结构中去，也许就是很简单的胆怯，也许是想要把自己的叛卖进行到逻辑的终结……
1991年12月12日，就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别洛韦日协议的那一天，在阿什哈巴德举行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各加盟共和国首脑会议。会议是在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6]的建议下召开的。
这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经过长时间争论，决定加入独联体，但不是作为协议的“附议者”，而是要作为“平等的创始国”。从阿什哈巴德声明可以得出结论，亚洲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并不认为独联体已经建立。文件直接指出，“必须协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努力”，而且“应该保证原苏联各主体国在制定有关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议和文件的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参与权；所有组成独联体的国家都应该被认为具有创始国的地位”。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现实的结论，即创建独联体的问题“应该提交到各主权国首脑会议上予以审议”。也就是说，别洛韦日谈判的结果只是被看成未来由范围更广泛的参加者展开创建独联体步骤的一个平台。
阿什哈巴德会议决定“召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元首会议，并邀请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3国总统参加”。
1991年12月21日，在阿拉木图召开了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会议（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其余全参加了）。在各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联邦的建议。不过一提起这一点，就引起了克拉夫丘克的坚决抵制。他声称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决不参加任何联邦联盟之类的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组织。看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阿拉木图通过的声明中才写进了一条，说独立国家联合体“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凌驾于一个国家之上的组织”。
这一立场为各独联体成员国处理相互关系不断带来巨大困难。
会议的结果对明斯克协议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包括头一次的3国领导人在内，大家签署的文件，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文件，这就是1991年12月21日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以及一系列补充协议和备忘录。
有关苏联前途命运的表述变得更准确了：“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之日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的11个主权共和国领导人致信戈尔巴乔夫，告知他苏联以及苏联总统制度停止存在的事实。各独立国家首脑在信中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值得肯定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
阿拉木图会议的结果没有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什么希望。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7时，全国听到了他作为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的总统所作的最后一次讲话。
就在他的讲话声中，一幅巨大的红旗——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的穹顶之上抖动了一下，然后缓缓下降。降下这面旗子的，是颠覆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和组织者布尔布利斯，获此“殊荣”是为了奖赏他叛卖行动的彻底性。几分钟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升起了三色旗。
一个永远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时代——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夜幕笼罩大地
就这样，在世界1/6的土地上，一个统一的国家——苏联——变成了15个主权国家。阴暗的交易完成了——在一群向权力冲刺的“领袖们”的号角声中，在无数被愚弄的群众的欢呼声中。但欢乐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开始了痛苦的清醒过程。正如歌中唱道：“早晨我们醒来了……”
在俄罗斯，整个这段时期的局势都显得异常复杂，难以逆料，对于大多数老百姓则尤为艰难。于是，在1998年经国家杜马的一群代表动议，共218名代表，其中也包括笔者，提议对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提出指控（弹劾），准备把他赶下台。
提出这一指控的法律根据就是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3条，其中说，国家总统可以由联邦委员会免去职务，不过一定要在国家杜马指控他犯有叛国罪或其他重罪的基础上。[7]
国家杜马为了审查叶利钦的这些罪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中形成了五点指控：
第一：1991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制定和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最终消灭了苏联，犯下了叛国罪；
第二：1993年9—10月期间，叶利钦总统组织并积极参与实施了颠覆国家的活动，违犯了俄联邦的刑法条款；
第三：1994年11月30日，叶利钦总统颁布了2137号命令——《关于在车臣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地区恢复行使宪法和法制的办法》，下令在车臣共和国开始军事行动，犯下罪行；
第四：作为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叶利钦总统在履行职务期间给俄联邦国防力量和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第五：叶利钦及其同谋的政策基础是“改革”，它将俄罗斯引入社会经济危机，破坏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导致社会分化加剧，使国家安全丧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居民人口萎缩。
大批代表和专家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听取了许多官员的证词。委员会的会议在十分民主的气氛中展开。辩论进行得非常激烈，不仅充分听取了弹劾方的意见，而且还听取了反对方的意见。可以说，委员会已掌握了完全客观阐明国内局势的与苏联解体相关的以及解体以后的基础资料。
因此，在国家杜马的例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以所获得的材料为根据。
我也要利用它们，以求足够翔实地把我国当代历史上这一并非不重要的事件作一个具体叙述。[8]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所有实际材料和对国内局势的分析都是锁定在1998年，我决不把它们说成是今天的事情，也决不把它们套到今天头上，因为它们就像是在给叶利钦的统治作一个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照我看，它们还真具有不小的历史价值。
无疑，所有这五条指控都是对破坏国家罪的直接指控。
好了，前面已经说过，在订立别洛韦日协议以及协议订立后的那段日子里，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家都出来维护叶利钦。他们总是在说叶利钦和别洛韦日会议的其他参加者并没有去毁灭苏联，他们只不过记录了它的瓦解，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既然批准了协议，那自然也就完全洗清了叶利钦身上的一切罪过。可是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则根据这一指控内容的原则条款，非常明确地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第一点：认为1922年联盟条约失效，这一点是完全违法的。这个条约先是由6个加盟共和国，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高加索联邦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签署，后来又有9个共和国加入，这样就组成了苏联。而且，条约的基本条款又成为苏联1924年宪法的一部分。后来，它的基本条款实际上完整地写进了苏联1936和1937年的宪法和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宪法（比如俄罗斯联邦1925、1937和1977年的宪法）。
1922年的联盟条约以及与之相一致的宪法标准，根本就不可能有废除一说，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创始性质的文件。它不是什么国际条约，而是创始性质的条约。创建的是一个新国家。条约中以及后来的宪法中保留了每一个组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的权力。退出的程序在1990年4月3日的苏联法律中有规定。只有履行了与这个法律相一致的全部程序之后，某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问题才能最终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
第二点：别洛韦日协议炮制者们犯下的罪行（我看是最大的重罪）实际上是取消全苏全民公决结果的罪。我要指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12月24日通过决议，就是否应该保存革新后的苏联的问题在全国举行全民公决。在1亿8560万有投票权的苏联公民中，实际参加投票人数为1亿4850万，占80%。其中有1亿1350万或76.4%的人投票赞成保留苏联。根据全民公决法，这个决定在整个苏联版图上具有强制力，要取消它只有再举行全民公决。法律责成所有国家机关、团体和所有官员都责无旁贷地要履行这一决定。
第三点：叶利钦在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的同时，也破坏了俄联邦所有公民的宪法权利。根据当时有效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宪法，苏维埃俄罗斯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全苏联的公民。有70%以上的俄联邦公民于3月17日再次表示，愿意做苏联公民。别洛韦日协议却破坏了个人法律地位的最主要基础之一——国籍制度。2500万在自己土地上的俄罗斯人，一夜之间竟变成了外国人。
15年过去了，可是国籍问题、难民问题、如何在新居留地安置他们的问题依然还是那么尖锐。由于统一国家解体，各主权国家推行了一种剥夺俄罗斯人公民权的政策，给他们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他们被迫又回到自己历史上的祖国来侨居。
由独联体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迁来的移民，在过去10年中的头5年，每年就达到100多万，而在整个90年代平均每年为38万。对于每个移民来说，这样的迁移其实就是生活中一次根本性的大变故，会带来无数异常复杂的问题，说得好听点，这些都是巨大的困难。
不过在那酒气熏天的别洛韦日之夜，签署文件的那帮家伙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一定要达到主要目标——瓦解统一国家，夺取梦寐以求的权力。
叶利钦和他的同案犯做到了许多国家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一直想做的事：瓦解、消灭我们的国家。至于谁能够从中渔利，这一点不难猜测。例如，1991年12月25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在自己的声明中强调：“美国欢迎和支持新的独联体国家所作出的倾向于自由的历史性选择……这些事件虽有可能造成不稳定和混乱，但它们显然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
早在别洛韦日协议签订之前，叶利钦身边的人就在大洋彼岸朋友们的授意下，制定出肢解苏联的计划。这些人经过长期工作，影响了叶利钦政策的形成，这些无疑对1991年12月8日通过的决定都产生了影响。例如，由波波夫提出，并经“民主俄罗斯党”同意的计划，包含以下内容：把俄罗斯联邦分成7个部分，把乌克兰分成3部分，总之，在苏联留下的废墟上，要建立起17个主权国家。这个哈里托诺夫竟超过了希特勒和罗森伯格，这两个家伙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制定的计划，“总共”也只不过想要在我们国家成立10个辖下的帝国领地而已。
还有一个计划则是涉及当前的俄罗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建议把俄国分解成8个独立国家。为了让我国读者了解他们将有可能在哪个国家生活，我把它们连同首都全部引在下面：
俄罗斯共和国（莫斯科）；
西北共和国（圣彼得堡）；
伏尔加共和国（萨拉托夫）；
哥萨克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
乌拉尔共和国（叶卡捷琳堡）；
西西伯利亚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萨哈民主共和国（雅库茨克）；
远东共和国（符拉迪沃斯托克）；
恶劣的榜样具有感染性，特别是当境外那些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朋友”们喜欢这样做，而且现在也想这样做的时候。每天媒体上都会出现一些材料，提出一些深刻的地缘政治学“科学”论证和号召：“俄罗斯干吗需要高加索呢？”“我们的男孩干吗要为高加索送命呢？”等等。根据叶利钦犯罪活动的某些同党、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及其类似人物的意见，俄罗斯由于拥有无边无垠的广袤土地，是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所以据说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就应该分解成无数独立的“公国”。那些“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活动家们，他们的理想和思考也不乏“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希望把科利半岛北部的俄罗斯领土奉送给芬兰。我们这些家生家养的“爱国者”正在处心积虑地等待有一天条件成熟，允许俄罗斯把千岛群岛转让给日本，然后，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的话，还要把加里宁格勒交给德国。他们思考的方式大致是：既然叶利钦把克里米亚连同塞瓦斯托波尔送给了乌克兰，戈尔巴乔夫匆匆忙忙把俄国领土连同纳尔瓦送给了爱沙尼亚，那么……
我常常问自己：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外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又会怎么办？让我们闭起眼睛想一想，假如小布什把阿拉斯加归还了俄罗斯，而在良心发现的时候又把得克萨斯还给了那片土地的旧主墨西哥，或者干脆把美国拆开，让大家散伙，让每个州都成为主权国家，那又会是一个什么光景？或者，比方说，法国总统突然决定要满足民族极端分子的要求，把主权交付给诺曼底，而大不列颠的首相则向阿根廷道歉，并归还马尔维纳斯群岛，最后又宣布爱尔兰独立。或者加拿大、西班牙的领导人也都争先恐后宣布魁北克和巴斯克人的居住地独立。那他们会闹个什么结果？于是，自然也就得出结论：所有在西方具有健康思维的人绝不允许的事，从这帮俄国帮闲的立场来看，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就是他们“爱国主义”的真正价值。
1991年12月，叶利钦完成了针对苏联的重大叛国行动，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现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举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再重复一遍，情况都是1998年发生的。
在经济方面。
起初，叶利钦的战友们所提出的、他们翻来覆去重复的目标和任务，在人民的眼里看来都相当高尚：原打算在国内经济政治生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和质量。然而——现在这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洞若观火——宣布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人们的生存条件反倒是恶化了好几倍。为了破坏原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牺牲。千千万万的人被迫日日夜夜为了基本生存条件而挣扎。
要知道俄罗斯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它占有地球上10%的领土，但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2.4%。它拥有极为丰富极为多样化的原料储量，巨大的智力资源和社会、人力资源，就其居民的生存条件而言，它具有跻身于世界各国前列的一切先决条件。然而，在这些条件和居民生活的实际水平、生活质量之间，却存在着一条鸿沟，而且还在越变越深。
在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俄国同美国相比，或者同离得比较近的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许多国情指标都灾难性地恶化了。比方说，1998年俄国国家预算开支按居民人均计算要比美国少34倍，比芬兰少43倍。
俄国在30年代曾经是欧洲的第二大强国，到了20世纪中叶，他同美国一道并肩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可是现在却跌进了工业发展边缘化的低谷。改革期间全国工业总产量缩小了一半以上。有些经济领域出现了雪崩式的灾难性的生产下滑。机械制造业产品产量缩小了60%多。轻工和纺织工业的生产下滑了80%多。许多部门企业的产品产量缩小了5倍。个别企业，其中包括那些构成城市骨干的企业，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它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则丧失了生存的手段。
有些经济部门整个地被消灭了，特别是机床制造业、建筑机械生产、农机生产、电子工业和工具制造行业，还有许多国防工业联合体的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俄罗斯又怎能谈得上对西方的独立呢？
苏维埃政权被摧毁后，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这段时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我在这里还没有谈到学校、医疗机构、俱乐部、图书馆、少先队活动基地、幼儿园……这些后面我还要详谈），简直就是一场反工业化运动。说明这种情况的不仅有数量指标，还有质量指标：实际上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现代生产容量已变得非常小，大多数经济行业根本不具备竞争力，技术领域中的储备能力已经变得无可挽回地老化，而它们的损耗也达到了60%—80%的程度。
俄罗斯的出口以燃料和原料为主的结构一直没有改变。出口了国内铝业生产的78%，镍产量的82%，铜产量的71%，无机肥的78%，天然气的30%，石油的40%，大量稀土元素。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没有探明一处甚至是中等规模的矿藏。地质工作陷于低谷，完全被摧毁了。整个国家全靠苏联时期的存底过日子。
仅在不远的过去苏联还是世界科技进步的领袖国家之一，具有较大的科技潜力。20世纪1/3的重大科技发现都是原苏联的科学家们完成的。今天，我们国家迅速地衰退成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它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仅有1%。这样就使得过去在科技发展方面所占优势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国内有80%以上的新科技成果无法得到应用。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被迫改行。国家在丧失科技潜力的同时也失去未来，失去了为自己的人民建设应有生活的条件。俄罗斯对科学的拨款日趋萎缩，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而且，这点儿可怜的钱也到不了科学家的手上。
农业也遭到了重创。农业各部门的总产量下降了35%还多。粮食产量下降了一半。肉类生产也下降了一半，奶类30%以上。大牲畜、羊只和家禽的饲养量缩减了两倍或两倍以上。为了让它们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恐怕需要许多年才成。俄罗斯的耕地缩小了2000多万公顷，恢复起来也不会是一日之功。
给人的印象是，为了讨好西方生产者，正在对我国农业进行有目的的破坏。应该指出，世界各国实践表明，30%的食品进口就已经公认是进入危机状态了，然后就要出现对供应国产生战略依赖的情况。俄罗斯本来一直都可以供应自己高质量的而且便宜的食品，现在却要采购几乎45%的食品以供消费，而且最大的几个城市依赖国外供应的程度竟然达到了70%—80%。
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保障。根据官方统计资料，这个数字波动在600万到700万之间，大约为具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的1/10。实际上如果说到精确数字，1998年的失业人口要超过2500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可能得到失业救济金，而且还不是经常。
叶利钦和他的政府为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俄罗斯推行了全民所有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结果1998年在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庭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
根据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的看法，价格的自由化，公民收入和储蓄的严重缩水，完全都是总统和政府的蓄意所为，其目的非常明确。这样的做法对于一小撮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他们从绝大多数百姓身上搜刮财富，达到暴富的目的。俄罗斯人在一夜之间损失了几乎250万亿卢布（按旧币值）的存款，而这些钱是构成他们生计的来源之一，是全家人在遭遇困境时的“保命钱”。困境来临了，可是千百万人却只能两手空空攥紧拳头来面对它。
其实，百姓被金融金字塔的组织者掠夺，负有直接责任的是总统和政府：一个本不具备牢靠法律基础的政权，却批准了许多显然犯罪或者半犯罪的组织去行动，它们在这段时间从俄罗斯人手中又把国家劫余的一切来了个一扫而光。
叶利钦和盖达尔从1992年1月2日起，彻底“放开了”物价。他们保证，物价仅仅“只会”上涨3倍，然后呢，就会稳定下来，再然后就要下降了。结果是什么，这我们都知道：对叶利钦、盖达尔神话故事里的情节我们都有过切身感受，而叶利钦、亚夫林斯基的“500天”狂想曲也都让我们遭过大罪。
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大大打了折扣。总统和政府广泛利用这种害人的宏观经济政策机制，以同通货膨胀斗争为借口，有意识地缩减了生产领域的货币流通总量。这样就立刻引发了支付危机，使生产停摆，犯罪经济横行，工资急剧缩减，也引发了国家巨大的内外债务。然后政府又力图以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储蓄款作为抵偿债务的手段，而且还拖欠老百姓的工资。发放债券和各种有价代用票证的机器都全速开动起来，用它们来代替流通货币，强加给人民。社会开支的不断紧缩，对老百姓又是一个重大打击，首先就是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和各种津贴。
众所周知，工资是大部分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尽管如此，但为了一小撮亲信集团和新生资产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成为政权社会支柱的贪腐官员的进一步发家致富，总统有意识地长期不发工资和各种津贴，实际上是把自己千千万万的同胞送入了忍受饥饿和半饥饿煎熬的境地。好多部门的职工竟成年累月地领不到工资。由于吃不饱饭，人们忍饥挨饿，许多人，甚至上学的孩子，都有被饿昏过去的情况。
为了彻底改变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形成一个新阶级——私有主，叶利钦蓄意使俄国公民的生活条件恶化，一方面死亡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出生率下降，这就必然引起人口的巨大损失。结果导致国内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有人也提出了许多改变他所推行的社会经济路线的建议，但都遭到他一一否决。
委员会的这一结论，遭到国家杜马两个代表的反对，这两个代表刚巧也是对所有指控统统表示反对的人。他们的道理还是老一套的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所说的道理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绝妙：一方面他们也承认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俄国人口总数的确有了相当程度的下降，但他们以为原因既不在于俄国公民生活条件的恶化，也不在于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或者工资和养老金过低造成的贫困；既不在于人们的日常开支入不敷出，也不在于大多数居民付不起医疗费。近年来我国居民人数的下降，按照他们的解释，其原因在于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自我隔绝的条件之下（所谓“铁幕”），这就使“俄罗斯族群丧失了免疫功能，丧失了身处外族包围和具有攻击性环境下的活力”。不过作出这种“发现”的人，却在自己并不情愿的情况下肯定了一个事实，就是俄罗斯推行“经济改革”的结果，人民不仅陷入了一种格格不入的环境，而且陷入了一个对他们抱有敌意的环境！有意思的是叶利钦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捍卫者帮了倒忙而对他们表示感谢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人指出，俄国居民中，减少速度最快的部分是斯拉夫人。伊柳亨代表甚至发表声明说，国家总统实行的政策同德国纳粹扫清苏联经济区、灭绝斯拉夫人，以接纳雅利安“优等人种”的手法如出一辙。
正是别洛韦日协议撕裂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空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语言的，破坏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破坏了全体居民作为统一的社会共同体而每一个民族（种族）又保持着独立的人口再生产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本身。因此不难理解，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口缩减、民族消亡的危机。有什么样的生命体能不衰亡呢？更何况这种繁衍是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受到攻击的环境之下呢！近几年来，男人的平均寿命竟降到了57岁，而女人则不到70岁。[9]
死亡率的确大大提高了，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死者当中有1/3都是有劳动能力的年龄段的人。而且在这类居民中男子的死亡率高过女子4倍。这常常是因为意外事故、受伤、暴力、被杀、自杀、酗酒、吸毒等等。老年人死亡的速度加快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最直接意义的生理上的断代现象。而这种传承性本应是社会财富、智慧知识和人类所累积的生活经验得以延续下去的基础。
目前死亡人数高过出生人数1.5—1.7倍。在叶利钦、盖达尔推行激进改革政策的年代里，结婚人数降低了30%，出生率降低了37%。我国出生率是欧洲最低的，这个数字比保持一代一代简单更迭所必需的数字低了40%。这首先是艰苦的经济条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它在许多方面同一个事实有着联系，就是每一千例正常分娩就伴随有200—215例堕胎。再有，有什么办法，到哪儿去养孩子呢？因为正如俗话所说，住宅问题卡住了千百万家庭的喉咙。要知道在建造供免费分配的住宅这个问题上，在叶利钦“在位”的这些年中，我们欠账实在太多了。再说一句，自打2005年通过一系列有关住宅的方案以来，免费分房就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建房的总体速度已经下降了2.4倍，房价变得很昂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
俄罗斯总体上的人口损失，加上死亡和由于极度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没有出生的，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800万。也就是说，在叶利钦统治的七年间[10]，人口平均每年减少的数量几乎为100万。而且，这还是在这种可怕的损失部分得到由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迁入人口补充的情况下。这岂不就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局完全可以在不动枪炮，只用经济手段的条件下，“顺利地”发动一场反对自己人民的战争吗？
负面人口变化有许多地方都是同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分不开的。前面已经部分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这里要说的是，在1992年到1998年，局势简直就成了灾难性的。让我再来引用一些委员会的材料。
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动向可以从各个年龄段和各个社会组合人群中显示出来，实际上各种疾病的统计资料无不如此。心血管疾病、肿瘤、内分泌疾病、代谢疾病的规模急剧增长。传染病的状况十分堪忧，特别是结核病、肝炎、肠道病、寄生虫病，还有性病、艾滋病。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比如说，梅毒的传播率扩大了64倍，而且性病的发展现在还波及儿童和少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既是社会的，也是人类的。
托马斯·曼有一句说得很形象的话：“病就是穷人的路。”这句话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现在具有了越来越具体的、戏剧性的含义。现在很多人都买不起那些每天每时都在涨价的药，付不起专家诊费或者手术费。普通百姓根本就去不起疗养院，因为他们的工资或者养老金还不够买一张单程的车票。
70%的居民经常处于极度紧张之中，他们的神经和情绪由于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极度亢奋。因此功能性神经心理疾病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从毒品和酒精中寻求解脱。不能不指出，正是这样一批社会病患者，现在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现象，他们由于陷入贫困，由于无法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由于他们的所有生存条件都在恶化，看不到摆脱全面危机的明确而现实的道路，因而深陷堕落之中。
所有的一切不能不在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层面上对下一代有所影响。2005年6月的国际儿童节俄联邦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11]声称，俄国有200万儿童没有父母，有600万居住在社会不良环境中，还有400万酗酒和吸毒。国内流浪儿总数达到87万。这还只是公开的数字，根据专家的意见，是大大被降低了的。可是有一个数字是没有被降低的：每个儿童的生活津贴每月只有70卢布！这还是在国内根本不缺钱的时候！
国内贩卖儿童的罪行公然盛行。穿白大褂的男男女女把发育完全正常的儿童诊断成弱智儿童，为把他们销售，特别是销售到大洋彼岸赢利而创造条件。
看来只有请捷尔任斯基复活，才能解决我们国家流浪儿童的问题了。想当年内战和卫国战争之后，这个社会问题一度那么严重，不是也解决了吗！
这就是我国人民的可以说完全垮掉的、可怜的生活水平的大致情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濒死状况和商业化。在苏维埃时代，它曾是世界公认最优秀的制度。到了1998年，它却成了国家的整个社会服务体系完全垮掉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这完全是由于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及其一伙在别洛韦日森林中催出的恶果。
除此之外，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在研究了类似的材料之后，认为应该也必须控诉叶利钦对俄罗斯民族犯下的种族灭绝罪。
在国际法中，“种族灭绝”概念最初是经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和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引入和确立的。苏联加入这个条约的时间是1954年，因此它也适用于作为苏联法权承继人的俄罗斯联邦。该公约第二条把种族灭绝界定为以完全或部分消灭某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人群为目的的行动，其手段为：杀害该群体成员，对该群体成员实行严重身体伤害，蓄意伤害成员身体器官，蓄意为某个人群营造以完全或部分对其实施肉体消灭为目的的生活条件，在该人群中实施以防止生育为目的的手段，强制儿童由一个人群向另一个人群转移。无疑，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就其本质而言在许多方面都符合这些条款。
叶利钦的追随者如祖拉波夫[12]、库德林[13]之流，对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条件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他们炮制的反人类的122号法令，把最后遗留的那点好处也都搜刮得一干二净。杜马兴高采烈地通过了这个法令，联邦委员会批准了它，国家总统也签署了它。干这桩事的代表们应该想想，上一届代表仅仅在7年前还曾经指控叶利钦对本国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在谈到俄罗斯儿童的处境时，不能不涉及另一个涉及儿童的问题，这就是学校伙食状况。大家都明白，儿童和青少年时代如果营养摄入不足，将会对身体发育、发病状况、学习成绩等产生不良影响，造成代谢障碍，形成慢性疾病。
中小学学生——在我国这个数字是1700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普教机构中度过的。在这些地方，卫生条例规定要为他们准备热食——早餐，为全日制的孩子们准备两餐——早餐和午餐，而为在校时间更长的还要准备下午餐。根据俄罗斯卫生保健社会发展部的资料显示，在俄联邦各行政主体，校餐的价格每天是在0卢布至12—15卢布之间浮动。学生在校就食热餐的比例在俄罗斯是由小学到中学到中学高年级逐步递减，大约各占82%、64%和51%以下。至于说到校餐的质量，根据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饮食研究所的资料，学生在校所能摄取的饮食，充其量不过是每日饮食标准的30%—40%。
农村学校状况的麻烦就更大了：仅一条就说明问题——近65%的学校没有合格的饮用水。
当然，儿童问题在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延续，而它的源头出现得要早得多。因为大约有70%的妇女健康上多少都有些问题。孕妇中能够正常分娩的不过40%。过半数的新生儿健康也有问题。大约15%—20%的学龄前儿童患有慢性病。到中学毕业时完全健康的青少年仅占10%。在儿童身体和心理发育方面越来越经常地发现出现障碍的情况，即出现晚熟现象，而不是像苏联时期出现早熟现象。结果年轻人中由于健康状况而不适合服兵役和从事有效的创造性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
例如，根据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俄联邦国防部长伊万诺夫[14]在国家杜马答询时的发言，2005年秋季应征的人员中，大约10%体重不足，因此这批青年本应在入伍后立刻进入军事训练，但却不得不送去“增肥”。而且，由于体重不达标，兵役局还免除了多达9万名17岁青年的兵役。
总之，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得出明确结论：在我国推行所谓“改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主要责任应该由总统叶利钦来负，因为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他是国家元首，由他来组织政府，领导政府活动，决定国家内外政策的方向。他在某些情况下行使自己的职权，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选择不作为，以此造成对国家和俄国人民利益的损害；他实际上把国家杜马排除在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决策之外。在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上，他的行为常常同当年对待俄联邦最高苏维埃的态度一样。
正是在叶利钦统治的年代，浓浓的黑雾笼罩了我国大地。自然会有人问：一个国家元首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不错，他的确不是内行，这一点任何人都能看得出，可是他不是有一大群专家学者、生产第一线的第一流专家供他差遣吗？但他却根本不想利用这些人的潜力。作为一个了解他性格的人，我可以说，他就好像是在向自己的人民进行报复，只是说不清为了什么！对于这个人来说，俄罗斯人民，1991年怀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投票要他上台的人民，简直就是一堆粪土。他要的是权，眼睛里只有权，为了权他可以炮打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他可以消灭人民代表苏维埃。他权欲熏天，权力就是他生命的终极意义，对此他毫不讳言。
无疑，叶利钦对他的西方“朋友”，是承担着一定的义务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就是他置我国科学界的抗议于不顾，执意推行对俄国和俄国人民危害极深的经济改革路线，并拒绝对之进行任何修改。国外的一群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也给他写过类似的论据充分的信，揭示出这种改革对俄罗斯有多深的危害。但结果也是一样。
叶利钦改革俄罗斯的同时也是实现美国对外政策战略目标的一个步骤，这个目标就是进一步削弱俄罗斯这个苏联的继承者，进一步巩固在一个大国统治下的国际新秩序。正如比尔·克林顿在1995年10月25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所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利用苏联外交的失误，戈尔巴乔夫及其一伙的非同寻常的自以为是，其中还包括利用那些公开站在亲美立场上的人，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还附带获得了原料供应，而不是原子弹毁掉的国家。如果是那样，恢复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今天的领导人继承的俄罗斯，是一个被毁掉的俄罗斯，其中有许多可以想见和难以想见的灾难。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正面进展，但面临的还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希望现在这段黑暗的日子过去后将会出现曙光，我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将享受盼望已久的灿烂光明！我们绝不该失去希望！
50年前俄国杰出的哲学家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当时他身处流放之中，在《我们的任务》一书中就曾以预言家的敏锐写道：
俄罗斯绝不是一块块领土、一个个民族偶然的集合和堆砌，也不是把一个个“州”人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机制，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上有内在逻辑的机体。它是不能被随意肢解的。这个机体在地理学上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在经济上互为营养；这个机体在精神、语言和文化上也是一个整体，历史地把俄罗斯民族同它的民族小兄弟团结在一起，在精神上也互为营养；这个机体在国家战略上也是一个整体，它向全世界证明了它自我防卫的意志和能力；它还是一座屹立于欧亚两洲的堡垒，因此也是世界均势的堡垒。对它的肢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冒险，它的毁灭性的后果将给人类带来长久的影响。
[1]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沃尔斯基（Арк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льский，1932年5月15日——2006年9月9日），出身于教师世家。195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经济助理。1984—1986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8—12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苏联解体前后，于1990—2005年任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2005年去世。
[2]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ужков，1936年9月21日——2019年12月10日），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年退役。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0—1991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2001年任莫斯科市政府总理。八一九政变后，于同年8—10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莫斯科市长。1998年发起成立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并于1998—2002年担任联盟主席。2000—2010年任国务院委员，2000—2001年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1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并于2001—2010年任统俄党最高委员会联席主席。2010年被解职，随后与统俄党决裂。2010—2012年任莫斯科国际大学大城市管理学院院长。2012年起经商。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9年在慕尼黑因心脏病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去世。
[3] 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哈斯布拉托夫（Руслан Имранович Хасбулатов，1942年11月22日——2023年1月3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8年起在大学任教。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2—1993年兼任独联体议会间大会理事会主席。1993年十月事件后被捕。1994年获大赦。
[4] 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斯塔罗沃伊托娃（Гали́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Старово́йтова，1946年5月17日——1998年11月20日），俄罗斯人权活动家。1977—1991年期间在苏联科学院工作。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委员会人民代表。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民族关系问题顾问。1993—1998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8年4—11月任“民主俄罗斯”运动联合主席。1998年11月20日被右翼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
[5]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尤申科（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Юшенков，1950年6月27日——2003年4月27日），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2—1994年任俄罗斯支持民主转型委员会主席。1993—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信息中心第一副主任。1993—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后参加了右翼力量联盟，2000年加入自由俄罗斯党。2002年退出右翼力量联盟，并将别列佐夫斯基开除出自由俄罗斯党。2003年在莫斯科遇刺身亡，普遍认为是别列佐夫斯基所为。
[6] 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Сапармура́т Ата́евич Ния́зов，1940年2月19日——2006年12月21日），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0—1984年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阿什哈巴德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3—12月任土库曼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85—1991年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1—11月任土库曼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0—1991年任土库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0月率土库曼斯坦脱离苏联，改旗易帜为土库曼斯坦共和国。1991—2006年任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总统。1999年起担任终身国家元首。在任期间大肆推行个人崇拜。2006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7] 为免除犯下重罪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职务而提出的议案，有一个简短的法律结论，刊载在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文件资料集中。
[8] 本章的这个部分就是以俄联邦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提出指控的文件为基础写成的，其中有罗季奥诺夫、伊柳亨、维涅季克托夫等人的证词和发言，还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希波夫和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库兹涅佐夫的研究资料。
[9] 这部分使用了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维涅季克托夫向特别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10] 这是指到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开会的日期为止。
[11] 拉希德·古马罗维奇·努尔加利耶夫（Рашид Гумарович Нургалиев，1956年10月8日—— ），1981年加入克格勃。2000—2002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兼监察司司长。2002—2004年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兼刑事警察处处长。2004—2012年任内务部长。2012—2023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2023年起任第一副主席。2006年起任国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副主席。
[12]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祖拉波夫（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Зурабов，1953年10月3日—— ），1983—1988年任全苏安装技术研究与设计研究所实验室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8年任莫斯科股份保险公司总经理。1998年5—9月任卫生部第一副部长。1998—1999年任总统社会问题顾问。1999—2004年任俄罗斯联邦养老基金董事会主席。2004—2007年任卫生和社会发展部部长。2007—2009年任总统社会改革顾问。2009—2016年任驻乌克兰大使。2010—2016年任总统与乌克兰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特别代表。
[13] 阿列克谢·列昂尼多维奇·库德林（Алекс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Кудрин，1960年10月12日—— ），1991—1992年任圣彼得堡经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1992—1993年任圣彼得堡市总财务局局长。1993—1996年任圣彼得堡副市长兼经济和金融委员会主席。1996—1997年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监察部主任。1997—1999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俄罗斯分行副行长兼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俄罗斯分行副行长。1998—1999年任俄白联盟执行委员会俄方代表。1997—1999年、1999—2000年任财政部第一副部长。2000—2004年、2007—2011年任副总理。2000—2011年任财政部长。2008—2010年任总统金融市场发展委员会副主席，2010年起任主席。2011—2022年任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文理学院院长。2016—2018年任总统经济委员会副主席。2018—2022年任审计署署长。
[14] 谢尔盖·鲍里索维奇·伊万诺夫（Серг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Ивано́в，1953年1月31日—— ），1975年加入克格勃。1998—1999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兼分析、预测和战略规划部主任。1999—2008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2001—2007年任国防部长。2005—2007年、2008—2011年任副总理。2006年起任军工委员会主席。2007—2008年任第一副总理。2011—2016年任总统办公厅主任。2016年起任总统生态环保和交通问题特别代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