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08）
第十一章 苏联：从改革到解体
读者可以发现，前几章讲到了1986—1990年期间在某些加盟共和国发生的破坏事件，它们同地方的民族主义深深纠缠在一起，为后来的一些政治行动埋下了种子，最终导致我们共同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毁灭。正是民族主义同另外一些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甚至同某些完全个人的因素纠结在一起，构成了那根带来厄运的火柴，而一些利害攸关的势力则用它点燃了干柴堆。人们受到根本无法兑现的许诺的蛊惑，竟把他们的过去——在强大的统一国家中的生活——扔进了熊熊的火堆。过不多久，他们就以苦涩的心情认识到，原来这种努力，争取的竟是关于未来光辉“主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然，在消灭这个大国的过程中，一次次民族主义的突然爆发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破坏苏联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来自中央，从莫斯科发出的。
同时，为了保持客观，应该指出，具有破坏性的离心过程在俄联邦开始得也要比其他加盟共和国晚得多。看来，这里显示出，俄罗斯在我国整个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特别的。因为在千百年过程中，唯有它始终是形成统一强大国家的核心。人民甚至在潜意识中也一直都记得这一点，而且为此感到骄傲。全世界的人也都是把苏联和俄罗斯这两个概念等同看待的。
俄联邦未来的领导人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极为巨大的。他的战友们为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他们的行为将在当代世界史上留下长久的痕迹。
好多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都在保卫自己免遭侵略者的侵犯——俄罗斯这块大馅饼实在是太美味了，土地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再加上人民又勤劳，有才能。我们祖国也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年代，但在同侵略者斗争的过程中，每一次它都获得了胜利。
20世纪我们曾两次亲手毁掉了统一国家——一次是1917年，一次是1991年。1917年革命之后，当时的政治家仅过了5年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建立了苏联。第二次解体后，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在各主权国家中占上风的还是政治上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
这些无论就规模或后果而言，都称得上是历史罕见的罪行，是如何在俄罗斯首都发生，又为什么会在俄罗斯发生呢？俄罗斯是最大的共和国，又是个起缔造国家作用的共和国。因此，它本不该挑起任何行动，以牺牲国家其他地区及其人民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在改革的浪潮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力量？这些力量的领导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且往往还是纯粹个人的目的（这些个人往往用人民利益的烟幕弹把自己的目的掩盖起来），又采用了一些什么手段呢？
党内局势
1987年10月，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全会的例会。开会的地方在克里姆林宫，礼堂是专门为会议而修建的。现在，这个礼堂叫做克里姆林宫大理石厅。国家总统每年都在这里向俄联邦委员会发表咨文。
这次全会是一次普通会议，是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没有任何不符合议事规程的地方。跟往常一样，宣布全会开幕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由他提出议事日程。其实中央委员们全都早就接到这方面的通知，所以走的完全是一种仪式性质的程序。当戈尔巴乔夫按照惯例询问谁反对或者谁弃权时，叶利钦从第一排（政治局委员都坐在台上主席团，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站了起来，建议审议把他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他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对于全体中央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意外。我们很自然当时就问戈尔巴乔夫，这是怎么回事。从他那含糊其辞的回答中大家弄明白了，原来在南方休假时，他真的接到过叶利钦的这样一份申请报告。按照既定规则，他有责任把这件事通知政治局，以就此形成集体意见。如果叶利钦不愿撤回自己的申请，就要把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只有苏共中央全会才有权选举或撤销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他向党内同志隐瞒了这样一份申请存在的事实，正如后来时间所示，这件事成了长长一串严重之极的事件的第一环，不仅影响到党内，而且影响到全国。
叶利钦从1968年起就担任党的工作，起初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的一个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州委的第一书记。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已经几乎两年，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首都人们对他的看法相当分歧。许多人注意到他的行动很激进，特别是在干部问题上，注意到他说的许多话都很剽悍豪放，自我标榜的意味十分明显，几乎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就能嗅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搞民粹主义，喜欢谈谈同特权作斗争的必要性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显然没有搞日常普通工作的兴趣，情况堪忧。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和党中央都支持他为解决莫斯科所面临的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作出努力的情况下。
叶利钦在全会的发言后来就简直变成了不值一提的神话。实际上那是一次颠三倒四不清不楚的发言，如果还能把它叫做发言的话。正如他后来在自己表示“忏悔”的检讨书中所说，那次发言虽很激烈，但却并不恰当。而戈尔巴乔夫本应该建议事先在政治局审议出现的问题，然后再拿到下次全会上去讨论，但却把这事搞成了一场争论。这样做也许非常民主，但却是极端地考虑不周。
一个接一个的发言，确切些说，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发言，在全会上就像开了闸的水似的奔流。我也不必再来重复它们。全会之后第二天，就公布了发言人的名单，过几年后，这些发言的速记稿也发表了。为什么党的高层——尽管这只是些莫斯科的和地方的领导人——反应会如此激烈呢？看来，大概是因为党正在通过它的领导人和政治局展现“公开性”，而且正处于“多元化”前夕的缘故吧。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发言表现得非常病态，其实，那远不是什么纲领性的问题，只不过对自己的一个同事，对中央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书记利加乔夫的工作方法表示不满而已。
激烈的讨论以及对“离经叛道之徒”绝对毫无意义的狂轰滥炸，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俄罗斯的事就是这样，一个关于人民英雄，关于老百姓的“守护神”受到迫害的神话就这样诞生了。
于是自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以叶利钦的这样一个肤浅的、显然具有个人目的的发言，又如何会引起如此这般的反应呢？
以我的看法，把全会搞成一场大批判实在是一个大错，它昭示了我国最高领导的不成熟，首先是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书记们的不成熟。我很理解，当时各级党组织的多数领导，还没有能够摆脱党内生活的各种标准和关系的束缚。既然党的高层倡导变革，其中也包括苏共内部的变革，那怎么能允许搞这么个“大批判”呢？
看来，党的领导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同普通党员基本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有多么严重。到了1991年，当戈尔巴乔夫按照叶利钦的指示解散苏共之后，这种分裂就充分暴露出来——1900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卫它。
这样一来，由于党的领导应对无方，缺乏才干，一个俄国版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就这样诞生了。他只不过是个非常平庸的政客，早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那些年我就对他有所了解，现在却成了反对派破坏力量的旗帜。
第二天政治局开会，按惯例对闭幕的全会进行总结。在戈尔巴乔夫介绍情况之后，葛罗米柯[1]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向报告人提了个问题，请他说说对叶利钦打算怎么处理。总书记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意思是现在时候不同了，不是为这种事处罚谁的时候了，还得给他找个工作。
葛罗米柯比我们都年长，生活经验，特别是政治经验，比与会的其他人员可要丰富多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可得小心！”葛罗米柯说，“我觉得可以把他派远点，出国去当个大使什么的吧。”
可惜谁也没有认真听取这位长者的声音，于是后来的灾难性事件的链条又添加了一个环节。
过了差不多两年，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现在叫做克里姆林宫国家大会堂）召开一个国家级纪念日的纪念大会。事有凑巧，我到场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上楼走进主席团的专用房间。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塔诺夫[2]已经坐在长桌旁，正在喝茶。有人也给我端来了茶。戈尔巴乔夫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那位老乡叶利钦都在搞些什么名堂？”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要回答起来还真犯难。戈尔巴乔夫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就对他的夫人说：
“赖莎，你可别责怪尼古拉。它是唯一一个提醒我跟叶戈尔（指利加乔夫），说无论如何都不能任命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
戈尔巴乔夫虽然缺点不少，但记性很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他一定会永远记得，而且现在也记得，早在1985年夏天发生在老广场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的那次谈话。
那次事件已经很晚了，突然，直通总书记的电话铃声响了（我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他请我马上过去。几分钟后，我到了他那边。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正在办公室边踱着步边讨论什么问题。一听他们的话我就明白了，正在讨论谁可以成为格里申的继任。
“你也知道，现在是该加强莫斯科领导的时候了。我跟叶戈尔正在研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选，想听听你的意见。”戈尔巴乔夫这样说。
“我想，你们已经有些眉目了吧？”
“是的。我们需要派一个强有力的、有战斗性的同志到那边去。我跟叶戈尔·库兹米奇的意见，这个人应该是叶利钦。你了解他，你的意见呢？”
说老实话，我不太考虑干部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经济问题——已经够我忙的了。不过这样的意见，我可不能表示同意。这样的意向使我非常惊讶。
“是的，我了解叶利钦，而且认为他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请不要忘记，现在研究的是首都这么个大的党组织，这可是个大量工厂工人、国家主要科技精英和文化精英聚集的地方。放在这里的领导人应该有智慧，善于机变，应该是知识分子型的。叶利钦却是另一种特质的人：虽说他是搞建筑出身，但究其本性而言却是个破坏者。你们准会看到，他会把整个林子都毁了的！他手里可不能掌大权。你们把他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进中央就已经犯了个错误，可不能再犯另一个错误，而且是致命的错误了。”
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了决定。我只好说：“我没法说服你们。走这一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到时候再吃后悔药可就晚了！”
我们就这么分手了，谁也没能说服谁。我过去没有写过这次谈话的事，不过后来倒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了公道话，他在电视上承认，想当年他在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夫人说过：唯一反对任命叶利钦当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人是雷日科夫。不过我们没听他的话。
有时历史喜欢跟人开玩笑。正如所说，坚持把自己最凶狠、最不肯调和的政敌调入莫斯科的恰恰是利加乔夫。现在，当我们回首往事，评估同叶利钦有关的种种决定，包括怎样把他调入莫斯科市委的时候，不由得就会想起古希腊人充满睿智的话语：上帝如果要惩罚谁，定会先让他丧失理智。
社会大震荡和国家发生的破坏性巨变往往会促使许多人思考个人及偶发事件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也因此而常常问自己和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该有个什么结果呢？如果说当上全党领导的不是戈尔巴乔夫，那改革会不会有如此毁灭性的后果呢？如果叶利钦还待在乌拉尔，那苏联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有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著作还真不少，从古希腊哲学家到法国启蒙派，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到无数知名不知名的作者。照我看来，整个20世纪，也许只是我国最后15—20年的历史，就能为这些哲学家们、社会学家们、历史学家们……进行分析和作出结论提供相当鲜明的资料。
不过，还是让我们再回来谈谈具体事实吧。十月全会的8个月后，到了1988年的6月，19次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幕了。列在议程上的一个议题是审议苏共27届代表大会各项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任务的执行情况。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集合了5000名大会代表。
作报告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的报告分析了改革以来几年间取得的成绩，有一部分是讲激进经济改革的，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不过，最主要的恐怕还是3年来第一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代表大会按不同问题组织了几个委员会，其中也有一个以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为首的民族关系问题委员会。
现在，当我翻阅会议速记时，我发现政权的各个分支，其中也包括党组织，都发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强烈呼声。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闸门被冲毁了，自我鞭笞的洪流滚滚而来，不可阻挡。看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多年来所有的发言都是严格程式化的，只能照本宣科，发言稿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可现在却突然对你说：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吧。多年来积攒下来的东西也就全浮到了表面。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很尖锐，丝毫不留情面，甚至有点自虐狂的味道。
现在我要给自己提一个问题：最近15年来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那些竭尽全力发起攻击的人，当他们掌权之后，本应该想方设法让这些情况在我国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永远不再重演。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局势。难道叶利钦——下面我还要谈到他的发言——在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对他原来批评的东西有丝毫改进吗？相反，过去的成绩全被抛弃了，缺点毛病却全复活了，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国内形势越是恶劣，叶利钦及其一伙就越是对老百姓说形势大好。回想改革之前乃至改革年代，作报告的任何发言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成绩要尽量少谈，问题和任务要尽量多谈。看来这和一党制有关。在没有反对党和反对运动的情况下，人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揭露缺点的。
现在，一切都翻过来了。
在苏联以后的15年议会工作——8年国家杜马、3年联邦院——中，我不止一次听取过我国政府成员的报告和发言。他们滔滔不绝谈论子虚乌有的“成就”，却对缺点错误缄口不言。这引起代表们极大的反感，但随着立法机构越来越公开地倒向政府，能听到他们讲真话的希望日趋渺茫，直到最后完全破灭……
不过，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以我之见再次犯下了一个对苏共、对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错误。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被彻底推向了正在迅速形成的反对派阵营，不久，他就成了这一派的首领。为了能把当时面临的局势说得更明白，我想引几段叶利钦以及他主要的反对者——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大会上的发言。
根据不成文的规定，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党内非正式的二把手。当时的这个人就是利加乔夫。叶利钦在当时已从首都党组织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被撤了下来，但还是中央委员，因为选举他的是党代表大会，只有党代表大会才能把中央委员撤下来。
在党代表会议上，叶利钦得到了一个发言的机会。如果单就他的发言分析，抛开最后十来年对这个人形成的感情色彩和偏见不说，这个发言的确是极具批判性，也相当尖锐的。虽说发言的词句不是那么华丽，但这一次同上一次著名的全会不同，他谈的问题颇为言之有物。
“代表会议的主要问题，”叶利钦宣称，“是党内的民主化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它正在逐步变得越来越糟。当然，也要讨论当前的热点问题：改革的整体问题和社会的根本性革新的问题。会议的筹备阶段本身，就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兴趣，为共产党员们和全体苏联人民重新带来了希望。改革使人民感到振奋。而且，看来改革也正是应该由党内开始。然后，党才能像过去一样，带领人民前进。若要从改革的观点来看，恰恰是党落后了。也就是说，今天的这次会议，早就应该召开。”
不能不承认，他讲的这些话有的地方很有道理，特别是关于党内问题的说法。可是不由得会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这个有20年党龄的党的活动家，对待党的重大缺点所抱的态度，却仿佛是一个路人。其实，多年来他不也正是处于产生和制造这些缺点的人之列吗？因此也就不由得会产生想法：这个人不真诚，他非常善于利用当前形势来谋取个人利益。
实践证实了我所有的疑虑：要对一个人下断语，只能观其行。看看“后期”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用一句圣经上的名言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原形毕露了”。再看看他发言中的另外一段话，就更能得出结论。
我碰巧就知道莫斯科市和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党组织要把多少个百万卢布划拨到中央。可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除了那些合理的开支之外，还建起了许多豪华住宅、别墅……疗养院的规模搞得那么大，当别的党的代表们到那边去访问的时候，叫人简直是不好意思。难道不应该用这笔钱来在物质上支持一下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其中也包括给基层干部发工资吗？然后我们又会对一些党的大干部陷于贪腐感到惊讶，惊讶于他们受贿，谎报成绩，行为不正派，道德败坏，不谦虚谨慎，破坏党内团结等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上层腐败波及许多地区，对这一点不应估计不足，简单对待。腐败的程度看来要比有些人估计的更深，根据我在莫斯科工作的经验，黑社会肯定也存在。
还有个社会公正问题。当然，从大的方面来看，在社会主义原则方面，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还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引起人们愤怒，降低党的威信，对改革的速度产生致命的影响。
我的意见——应该这样办：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有的东西短缺，那这种短缺就要让所有的人在同样程度上分担，不应有例外……
发言人的最后这句话显然说过头了，陷入了煽动的狂热。也许他特别害怕成为一个“在社会主义社会”真正是好多东西都短缺的人，于是很快他就一头栽进了过去那些恣意妄为的敌人的怀抱，然后又领导了从整体上消灭我们的制度和国家的行动，开始放手复辟被人民推翻的资本主义，复辟一个由社会不公和人剥削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这位“热爱真理”的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战士”又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为自己和自己的一伙，争取到了应有尽有的一切，而所有这些，正是他在刚刚过去的昨天所愤怒地谴责的内容。而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他所带来的则是工业和农业的毁灭，是在国际舞台上把俄罗斯搞成一个一贫如洗的乞丐，是把老百姓分化为畸形的社会经济阶层，是把他们逐步引向衰亡，是把科学和文化引向退化。
难怪美国人说：赢得大选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忘掉竞选时的承诺。看来，我们的这位令人难忘的叶利钦先生在他的“历史性”出访中也学会了这一招。
上世纪90年代，恰恰是在叶利钦统治俄罗斯的时候，腐败、贪贿、刑事犯罪，其中包括有组织犯罪统统大行其道，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慷慨地为土匪强盗大开方便之门，创建温室条件。当局的亲信和当时同总统过从密切的人士大肆搜刮人民的财产。当叶利钦在最高层当权的时候，人民目睹了，聆听了，也领教了他究竟有多么正派，多么道德高尚，多么谦虚谨慎。
不过，有些这方面的内容，为了那些容易消火的健忘之士，我还是想提上一笔。他早就把到区立医院治病和特意坐着哗啦哗啦作响的“莫斯科人”牌小汽车进克里姆林宫的事忘记了……
在他那本“忏悔录”里，党的领导人生活中许多具体事件受到很大关注。说实话，对于当时那些制度规矩，我也有好多看不惯的地方，还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讲过话，写过东西。可是，为什么当他成为俄国元首之后，却不仅把受批判的东西全部保留下来，而且还变本加厉，加以发展呢？而他对待普通百姓的态度，简直更是厚颜无耻，完全是挑衅式的，搞的那一套排场，既毫无品位，又极尽张扬。当老人们半年半年地领不到养老金——那可是他们活命的唯一来源啊——几乎要饿死的时候，他却大修克里姆林宫的厅堂和自家的官邸，搞得那么豪华，以至法美两国总统见了都惊讶得简直下巴都要掉下来。
可以预料，总有一天，会把账目公布出来，为了装修这些厅堂，那座郊区的官邸，还有买那些昂贵的家具，修那些防备自己人民的坚固围墙，我们国家究竟得花多少钱。
在全国，在那些“最最民主”的政府办公室里，贪贿成风，腐败盛行，一切都公然大行其道。共产党跟他们怎么能比！以前不管怎么说还有人怕党委，也畏惧自己的良心，可现在简直是为所欲为，连闸都刹不住了……
在这位总统的面前出现的，有一座座宫殿般的别墅，有一排排属于“生活新主人们”的最昂贵的轿车，有多架专机和多艘专用游艇，这些都是遵照叶利钦本人的命令装备和修建起来的。直至今日，当他把一个强大国家彻底捣毁，转入“荣休”之后，还能乘着这些专机飞来飞去，飞到巴黎去出席网球公开赛……还能弄到钱（当然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租一套私家别墅，等等。这就是“民主”的实际代价，而我们轻信的人民居然就上钩了。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可是在1988年的夏天，叶利钦还是想回到党和国家政权的上层，他向第19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申请说：
代表同志们：提一个不太得体的问题。我想提的要求，就是恢复我在中央十月全会后的政治上的名誉。（会场出现议论声）如果你们认为时间不够，那我就不说了。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志，说吧，大家请你说呢。（掌声）同志们，我看，关于叶利钦的问题用不着再保守秘密了。就请叶利钦同志把他想说的话都说一说吧。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说。请吧，叶利钦同志。
叶利钦：代表同志们：过50年再恢复政治名誉现在简直成了一种习惯。这对于社会的康复当然有好处。不过我还是要请求生前恢复政治名誉。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则的要求，考虑到在报告中和大家的发言中都谈到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批评自由、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等等，我觉得这样提也是得体的。
大家知道，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发言被认为是一个政治错误。可是全会上的问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提出，党员们也这样提出。这些天来，这些问题其实也在这个讲台上，在报告和发言中再次提起。我认为，我发言中唯一的错误在于我的发言不是时候——我不该在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提出来。
看来我们大家全都应该掌握政治辩论的规则，容忍对手的意见，就像列宁所做的那样。不要马上就给对手扣帽子，也不要马上就把它列为异端邪说。
在代表会议的发言中以及我的发言中，我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1987年）所谈的那些问题，得到了全面的反映。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比痛心，请求代表会议撤销中央全会就此所作的决议。如果认为可以撤销，此举将可在共产党员心目中为我恢复名誉。这绝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这将符合改革精神，符合民主精神，而且，以我的感觉，这将对改革有所帮助，为人们增添信心。
是的，社会的革新是很不容易的。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哪怕进步不大，而且，生活本身迫使我们走的也只能是这条路。（掌声）
不过，大多数后来发言的人，我想其中也免不了有总书记及其亲信的示意，还是以惯常的战斗激情，继续狠批叶利钦，最后他的恢复名誉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举个例子，我想引用一段利加乔夫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也许，让我来谈同叶利钦同志发言有关的事情，要比领导班子里的其他人更难。这倒不是由于事情也牵扯到我。不过，也该是厘清事情真相的时候了……
不应该沉默，因为共产党员叶利钦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看来，他所拥有的不是创造力，而是破坏力。他对改革过程，对党所认可的工作方式方法的评价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叶利钦同志在中央全会上责备中央书记处的内容，也正是他本人在莫斯科市委的所作所为。我想指出一点，作为市委书记，他本人却从来不参加书记会议。我还要说，有一点让人很难相信，那就是他身为政治局成员，应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这些会议一开就是八九个、十来个小时，而叶利钦却几乎总是从不参加讨论那些全国性的重大问题，从不参与那些全国人民等待着的决定。他在沉默，他在等待。真是咄咄怪事，可这是事实。难道这就意味着党内同志式的态度？中央书记的工作，中央机关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不就在于帮助地方做好工作吗？
这次代表会议之后，叶利钦身上受迫害的人民英雄的光环变得更灿烂了。过了不多时间，尽管想方设法对他进行了愚蠢透顶的阻挠，但他还是以巨大差额胜出自己的选举对手，当选为人民代表。如果代表会议真的为他“恢复了名誉”，那也许就不会出现新一轮酝酿破坏事件的过程。由于我们的民族心理，“失宠”反倒帮他赢得了选举。
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上层”的策略是对还是错。其实这里的回答只有一个，就是这种策略愚蠢到家。遗憾的是叶利钦本人同当时他的“敌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他在自己的书里甚至还写道：“我是这个制度培育出来的。”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他只不过是跟欺侮过自己的人算了一笔总账，把党给查禁了。他不过是个我们土生土长的罗宾汉，他的斗争对象就是党的高层，因为他当众受到了对方的鞭笞。他赢了。于是他怀着一种痛快的心情把对手侮辱了一番。至于他同时也把1900万共产党员推进了污泥塘，那就无所谓了！至于法律受到了践踏，那也只是小事一桩！然后，他成了俄罗斯的大老板，成了“沙皇鲍里斯”，他对此一点也不以为耻，反而不止一次地到处宣扬……
20年一直待在党的机关——这会使性格产生严重扭曲。我还没见过一个机关干部，在权力机关里的经历对他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这种扭曲常常会使人的灵魂变得丑陋，使信仰、理想、希望丧失。如果我还相信叶利钦是“真诚地入党”（这是他的话）的话，那么，1990年，在党的18次代表大会上他的那种故作姿态的退党，其真诚性就很引起我怀疑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治理我们这个分裂的国家的问题上，在党死亡之后，在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掌权之后，情况又有多大的变化呢？要说好的变化，那可是绝对谈不上。
19次党代表会议表明，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认识，虽说当时还不太成形，稍后不久，这种认识就以一句非常流行的话表述出来，那就是：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在彻底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必然也要求进行变革。这一点使我们在经济领域和生产领域工作的干部特别感到不安。
我们心里非常明白，经济管理工作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会集中到党的领导手里。但与此同时，以党的领导人为代表的最高当局，实际上对国家发生的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在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中，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苏维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把党的机构所制订的决议草案赋予法律法规的形式。选举机制也越来越形同虚设。这样一来，各级苏维埃的威望也越来越不显著，尽管就其本质和潜力而言，它们实际应该拥有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有效民主管理的一切必要条件。
今天，许多人，特别是所谓的民主派，已经完全“忘记”了，正是苏联共产党，在19次代表会议上最早宣布了进行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就像过去那样，第一个提出的问题是纯经济方面的问题：对第15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进行总结，并对党组织今后在这方面的任务进行讨论。第二个问题则是党内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就这两个问题作报告的都是戈尔巴乔夫。他当时讲的话很对：“今天应该有勇气承认，如果政治体制僵化，没有变革，那我们就无法完成改革的任务。”
接着他就像在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七项原则一样，又列举了政治改革的七项原则。不过，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他并没有提出一项对任何民主而言都是根本性的任务——国内三权即立法、行政、司法的最终相互制衡问题。天平明显地向立法倾斜。
就在总书记到代表会议作报告之前，政治局按惯例进行了讨论。我又没有沉默：
“我在这份报告中看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对行政部门的削弱。这是不可以的！还是让我们按照经典的三权分立的办法来明确划分它们的功能吧。我们应该明明白白地规定每一种权力的作用范围。如果要把全部权力——我再说一遍：是全部！——都划归苏维埃的话，那依我的看法这样是不正确的。苏维埃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我怀疑。一旦无力承担，那国家就会失去控制……”
你们觉得奇怪吗？我受到了责备。又是老一套：我总是护着部长会议啦，我不懂时代的要求啦。于是，我对自己的反对者说出了自己对这些听起来吓人的所谓“时代要求”的看法。它们完全是同基本的、经典的三权划分相矛盾，同最起码的有头脑的意见相左的。那一次的辩论进行得很激烈。不过，政治局中通常总是那样，遗憾的是我又成了少数。总书记明白，把苏维埃端出来起作用的想法，准会在老百姓当中获得难以想象的支持，至于细节问题嘛，可以在干起来以后再去考虑。
现在我在这里谈自己对预定把全部权力交付苏维埃这一问题的立场时，我要强调一点：我绝不反对给予苏维埃以实际权力，但我那时认为，而且现在依然认为，这件事应该在明确的法律范围内进行。当我还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厂长的时候，我就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了。当代表的那些年里，我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议会所起的实际作用可要比苏联宪法中所宣布的小得多。下面的各级苏维埃情况也是相仿佛。
这种局面的确应该彻底改变。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我们的情况却往往正是如此。我不能忍受的是，当戈尔巴乔夫把党从就其本质而言并不适应的社会组织功能中解放出来时，考虑的显然不是如何使三权之间的关系恢复正常，也就是说，考虑的并不是如何提高国家管理效率，而是想简单地把自己的交椅从老广场搬进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是要保留所有原来的权力，换汤不换药。这就是他复活70年前列宁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完全改变了这个口号的历史意义）。
在把全部权力移交苏维埃的同时，总书记在报告中讲到，党应该从管理职能中退出来，只充当政治力量，但同时又不肯削弱它的“先锋队”角色。相反，他还特别强调，“没有党的指导作用……就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而且，他还确信，一定要把相应的党委第一书记放到苏维埃主席的位子上去。
顺便说一句，恰好是这个观点，在代表会议上引起了不少反对意见。大家觉得，党如果要以这样的方式摆脱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日常领导，包括经济工作领导，那其实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换言之，表面上虽不像过去那样，但实际上苏维埃依然处于党组织毫无限制的、绝对的、说一不二的管制之下。我无法确切地肯定，这种方案是否专为戈尔巴乔夫量身订制，让他将来既能领导最高苏维埃，又能继续当苏共中央总书记。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人就此跟我讨论过。我觉得，从形式上来看，这项提案好像只是根据必须保留党对经济工作影响力的意见提出来的，而实际上主要目的却是要把总书记和新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两个职位合二而一，然后，如上所说，再把“全部政权”都交给他。
问题的“理论面”已经考虑周全了。在实际做法上，未来的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体制以及代表选举制度，也都已经提交给代表会议，并对之做了讨论。会议之后接着还有好多事：1989年春天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任期还有不到一年了。
本章我们还将对把全部权力交给苏维埃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将从问题的另一面来研究它。现在我不能不指出，代表会议的工作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在许多夸夸其谈，对改革表示支持的发言，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发言中，也响起了一些惶恐不安的批评调子。其中比较鲜明的一个发言，表达了对局势的极大不安，就是前线老战士、杰出的作家尤里·邦达列夫的发言。我想，过一段时间，改革时期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篇发言全文发表出来。现在，我想提纲挈领地复述一下，并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发言出自作家笔下，所以非常形象。比如说，在谈到改革产生的破坏作用时，他将之与圣经中巴比伦塔的毁灭相比，说那是一个未能达成相互理解的人类的未能实现的友爱的象征：“我们不需要在毁灭自己过去的同时再搭上自己的未来。我们反对把我们的理智变成潜意识，而把疑虑变成狂热。”
关于改革的目标模糊不清这一点，他也做了毫不含糊的评论：
如果说4月这个充满等待的春天的月份让我们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那么现在已经是对于无可抗拒的发展规律的历史逻辑进行深思的时候了。
能不能把我们的改革比成一架飞机，当它起飞之后，竟不知道在它降落的终点是否有一个飞机场？尽管关于民主，关于扩大公开性，清理垃圾场的辩论和争论进行得沸沸扬扬，但我们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对于改革的道德目标要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改革要为了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团结。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在目的地修建好一片降落的场地。团结一致是唯一的选择。
他以极度的不安和痛苦，谈到了道德，谈到了作家、记者、媒体对社会精神生活所负的责任：
缺乏道德的书刊不可能教育别人有道德。意识形态中的反道德主义会腐蚀人的精神。也许，并不是所有坐在报刊总编办公室里的人，都能完全认识到或者想认识，公开性和民主是高尚的精神道德方面的和公民的纪律约束，而不是恣意妄为；按照伊万·卡拉马佐夫（掌声）
[3]的哲学，改革的革命情感产生于道德信仰，而不是产生于用以代替康复手段的毒药……
那些把我们生活的过去，把我们民族的圣土，把各族人民在卫国战争中蒙受的牺牲，把文化传统统统倒进脏水坑，也就是把记忆、信仰和希望从人们意识中抹去的出版物，它们正在为我们一切的思想失误，为我们思想上的、纯粹感情的、良心上的赫罗斯特拉特
[4]建造一座丑陋的纪念碑，意识形态史定会以羞愧的心情和诅咒来回忆这座纪念碑的诞生……
遗憾的是邦达列夫的这种忧心忡忡后来被局势的发展，被1990—1991年改革的终结以及“独立自主”的俄罗斯现实所证实。这位艺术家和思想家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的理解，比政治家们早了许多，他能对未来看得很远很远。也许，他的发言是改革诞生三年后敲响的最令人不安的警钟。那是一个转折的关头，从那时起，破坏倾向以及其他的力量就日益压过了创造的力量。
代表会议结束后，在党中央和最高苏维埃机关中，匆匆忙忙展开了起草选举法、修改苏联宪法的工作。法律的第一批修改方案都是同苏维埃制度有关的。可惜事情到此并未止步不前。篡改宪法的工作刚一登场，这个“满含创意”的过程就变得难以掌控了。宪法被看成比一张可以随意涂抹的废纸还不如。它受到任意践踏，最后终于寿终正寝。
当然，对于具体的修改意见我是不会反对的，因为这是生活，是生活发展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当那些修改对国家有好处的时候。我反对的只是那种匆忙从事，草率成篇的做法，那就是当时的做法。我反对对基本大法的不尊重。毫不奇怪，对别的法律态度也会如此的。
以美国宪法为例。众所周知，它是1787年通过的。200年来对它所作的修改只有26处！再说沙皇俄国，它倒是没有宪法，但却有个所谓的基本国家法。1905年的革命对它提出的修改也只有几条，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
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年中，先后通过了四部宪法：1918年、1924年、1936年和1977年。它们都有着相应的名称：列宁宪法、斯大林宪法（这个名称广泛使用于官方宣传）和勃列日涅夫宪法。到了1988年，开始对最后一部宪法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极其粗野的修改。修改涉及一多半条文，但在我国只管了一年时间。到了1990年，宪法已经又改过了两次。最初是为了引入总统制和一些新的国家机构：总统委员会、联邦院；后来又为了要废除苏联部长会议这个主要的国家执行机关和指挥机关，为了废除总统委员会，设立副总统职位等等。1991年的宪法也有着类似的命运，而到了12月份，它竟然又被扔进了故纸堆。有一个并非不知名的人民代表，对这种对待国家根本大法的轻率态度好有一比，他说：我们对待宪法的态度，简直就像对待街头拉客的妓女。
对待俄罗斯宪法的态度就更是肆无忌惮和不知羞耻。起初，是千方百计地操纵它，不久之后，对它就简直是肆意糟蹋。不过，一旦踏上欺诈和叛卖的道路，又怎能再停下来呢？这种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竟逐渐演变成为标准。1997年10月，叶利钦当上了俄联邦总统，他把手放在宪法上宣誓，要遵守俄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可是后来又当着全国和全世界的面，对宪法和法律横加践踏，在1993年他炮轰议会，把按他的意志量身定做的宪法强加给社会。按急就篇搞出来的草案立即交付全民公决，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出来投票支持这部宪法的老百姓究竟占多大百分比？总之，严格地说，它究竟算不算通过？就连在斯大林时期宪法草案的讨论也要搞几乎将近半年，结果还出现了200万条左右的补充和修改意见。对1977年的宪法，全国人民也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我想，读者已经得出结论，我对叶利钦1993年的宪法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我却属于那些不支持在改变我国基本法问题上过于草率的人。不能一出现问题就喊：应该修改宪法！生活告诉我：自打1988年一动这个根本大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后来，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样，终于搞得宪法也没有了，国家也寿终正寝了。可是，想当年围绕着修改宪法和制订新选举法的事有过多少争论！部长会议对这些事虽都没有参加，但我作为政治局委员，一份不落地阅读了所有的文件，出席会议时也不能不就这样那样的问题发表意见。我不排除自己有些搞不懂的问题，乃至有些反驳意见提得匆忙草率，实在是对提案考虑得不够周全，未能同了解情况的人交换意见所致。那么当时的立法工作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收到文件的时间一般都在晚上，也就是第二天上午政治局开会之前。有时候不仅找不到时间跟人商量，就连看一遍的时间都没有。记得曾产生过许多疑问，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疑问。
首先，我不太明白，干吗要设这么个人民代表大会？总书记在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解释得含糊不清。他说，这个新设立的机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将强有力地、直接地表达社会意愿”。我真想跟他开个玩笑，问问他是什么意愿。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讲台上玩弄的文字游戏，而在于实质。戈尔巴乔夫只是简单地把列宁关于代表大会是“广泛的人民会议”的思想来了个文字转换。换句话说，那就是百姓讲坛——在那儿老百姓什么话都可以说。至于所有的具体事，还是得上最高苏维埃会上去解决。后来果然就是这么干的。
我不太明白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代表名额一定要2250人？这么一个奇怪的还带着零头的数是怎么来的？如果是“广泛的人民会议”，那5000人不是更合乎逻辑吗？很简单的道理，准备开会用的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不就有5000个座位吗……
当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发现事情竟搞得如此草率，而且也开始认识到这么一个大喊大叫、七嘴八舌的政权机构破坏作用极大，便问卢基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在国内搞这么个有组织的群众大会是不是他们的主意？他们都面带羞涩地谢绝了这份首创专利的荣誉。那么，首创者究竟是谁呢？戈尔巴乔夫？他可未必能够一个人就想出这么个高招。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作为人民权力机构的代表大会，我是不是过于挑剔了？不过，话既然说到这儿，我要指出，这样的机构只是存在于苏联和俄联邦，而原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却都理智地避免了建立这么一个尾大不掉、效率低下的机构的做法。不过它可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既然如此，为什么它却没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以通过一个宪法决议，解散国名为苏联的国家呢？
我虽对苏联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存在的合理性抱怀疑态度，但对最高苏维埃却并非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互相喜欢，而且也不可能互相喜欢，因为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本性而言，就是建立在矛盾对立的基础上的。在我于1990年10月实际离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岗位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同议会之间的交往相当密切，而那种状态则既不算十分和谐，架吵得也不算厉害。这就要看从哪个角度看了。不过在我看来，最高苏维埃和政府毕竟还能够互相尊重，他们逐渐也学会了如何在一起工作，虽说并不总是那么轻松，但还算是找到了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此同时，我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也有一些看法，就是他们把讨论和决定所有问题的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有立法问题，也有经济管理问题，经常把行政权，有时甚至是司法权都抓了过去。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最高苏维埃要把苏共中央的那套组织机构以及各个部门、各个分支机构都几乎照单全收，完全照搬过来，而它们的责任却要交由各委员会去承担？以前的工作不是远比党的机关干部做得更顺手吗？况且，他们也远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哪。
春天日益临近，选举定在1989年3月26日。选举法的修改同宪法一样，也是提交全国人民讨论，然后通过。代表候选人为争取选票而开展的斗争搞得非同小可。但参选人的处境可是大不平等。照我来看，操弄出选举法来的那些人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正是他们奋斗了半天的东西，确切地说，就是……民主。他们从立法上就规定了未来代表构成的两重性：其中的一部分当选者——1500人——必须通过按地区原则选举的荆棘丛生的道路，而另一部分，750人，则可以很轻易地、毫不费力地进入代表大会，因为这些人都是由听命于当局的社会团体选出的。
自然，所有这些组织，其中也包括各种文化艺术联合会，首先会把自己的领导人选出来，那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成了代表。还有一件事也很自然，那就是那些在地方上经过一阵阵拼死拼活的厮杀才战胜对手当上代表的人，自然也会相当敌视那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代表的同行。
我不敢说立刻就发现了这种体制的错误所在。我从来也不相信有的人保证，说是这样一来，社会团体就可以获得直接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的补充管道——这只不过是在不大体面的辩论中又抓到手的一个论据罢了。起初我有点天真地认为，在没有多党制的情况下，这种社团代表制将会使得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议会代表构成变得更为多样，将扩大议会的社会基础。可是没过多久，我的天真就破灭了。
早在拟订750人名单的阶段，所遵循的原则就已经不十分民主了。其中100名来自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100名来自有2600万团员的共青团，而还有100名却来自几乎有两亿成员的工会……谁又愿意挺身而出解释一下这种不公平的代表制的原因呢？而且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同样一批选民，竟选出了好几个代表。
即以苏共中央委员为例，起初，他们选举党的代表，后来又选举工会的代表（尽管是间接地）——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其中的什么成员。然后，再是按居住地选取。同样情况也发生在科学院院士、作家、艺术家、保卫和平人士……的身上。然而，新苏维埃国家的普通公民，却只能有一次选举权——按居住地投票。
说到这儿我不能不指出，所有的民主派都谴责所谓的“红色百人团代表”，也就是苏共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完全是按老规矩构成的，依我看，那是党的好原则：其中既有党委书记，也有作家、学者、工人、农民……
对选举进行过总结之后，立刻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我们在评价选举结果的问题上同总书记又发生了分歧。戈尔巴乔夫情绪欢快昂扬。他说，选举昭示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巨大威望：87%的人民代表是苏共党员……他一反常规，在会上竟然第一个发言，似乎是想以自己的威信来肯定胜利，因为他预感到了有人可能有不同意见。然而某些与会者的态度却有所不同。我说：党在选举中失败了。30名按地区提出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全都在吵吵嚷嚷中蒙羞落选，而战胜他们的对手远不如他们那么头衔显赫、有名气，但却更有“说服力”。
“但他们也是党员！”戈尔巴乔夫说。
“他们当选的原因不在于是苏共党员，”我表示不同意，“相反，他们从来不张扬自己是党员。”
我说：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情况远非个例。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说明党大大落后于它所发起的改革。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苏共领导躺在改革发起人的功劳簿上，自以为威望过人，不想看到自己正是以一种过时的方法在工作。我提出问题：难道在这30个输掉选举的人当中，真的有谁是跟自己的幸运对手做过一番较量的吗？然后自己回答：没有。我看，他们恐怕还是以为一切就像过去那样，只要哪位党的负责人给基层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给州委领导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会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务。可不是那时候了！选举恰恰表明，那种享有说一不二的威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想建立威望，就得天天奋斗，每个人都得这样干才行，党也好，领导人也好，谁都不能例外。可不能以为这场选举只是30个人输掉了。是党输掉了这场选战，因为它相信了这些人，把自己交到了这些人手上。
遗憾的是党的领导——从区委书记到政治局委员——看来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相当普通的道理。选战之后的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87%当中的大多数开始大张旗鼓、急急忙忙退出苏共。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绝不是什么觉醒，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变。不过这可是一个绝对令人不安的信号！它意味着做党员就得不到群众拥护。不过，从党内向党外的“移民”直到变得规模吓人时，苏共领导还在稳坐钓鱼船，他们安慰自己说：耗子从船上逃跑怕什么？方向还是正确的嘛，航线还是清楚的嘛，前进的步伐并没有改变嘛……他们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弃船逃跑，那是因为遭到了灭顶之灾……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自己“正确”，宣称航线不会改变，毫无自我改革的愿望，过分自信，不善于聆听足够振聋发聩的报警信号，终于导致1991年8月共产党的毁灭。
马上会有人问我：那么，你是不是早就看出这样的结局呢？
我会回答：不是。因为我还缺乏这样的想象力。我只不过希望能有另外一种生活闯进党的权力通道，这种生活跟思想一样，它也是诞生于这些通道，然后再扩散到该范围之外的四面八方。
不过，回想起我国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时，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满意。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好多我所不喜欢的民粹主义的错误，好多荒唐事，斗争也不是那么公正，但重要的并不是这些！重要的在于每一个达到选举年龄的公民，他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选择政权的真正自由——其表现哪怕仅仅在于如果哪个候选人都不能令他满意，那他就可以谁都不选。而且那次选举就像一切新鲜事物一样，还伴有一点在当时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兴奋心情，这样的心情对生活总是有好处的。
我要承认，我是有意专门谈论1987—1988年间党内的几次会议以及后来的苏联宪法修订工作的。因为以我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时期，具有破坏性的反对运动开始迅速形成，它的领导人开始出现，并最终导致国家的瓦解和毁灭。
读者有权问：作者是不是反对一切反对力量呢？绝对不是！我坚信，一个民主社会是不可能没有反对派的。这无疑也适用于国家议会、地区和地方政权机关。不过我反对这样的反对派：它仇恨自己的国家，仇恨本国人民，苏联的垮台使它欣喜若狂，而且，毫无疑问，它也会兴高采烈地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药方来把俄国整垮。我正是把这种反对派归结为破坏者，也就是说，客观地讲，也可以把它们归结为祖国的叛徒一伙。
非常遗憾的是，社会的一些变化在这些负面现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代表会议开过之后，它的影响在苏联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苏共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包括严重指控，乃至号召“复仇”，号召要把国家从“苏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发言中当然也包含着公正的批评，揭露出党的活动在社会上造成的某些实际问题。常常可以感觉到发言者流露出来的公民政治的不成熟性。但也的确有一些完全成熟的、精心策划的行动，其目的就是破坏党的威信。而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同国家早已深深地一体化，因此很自然，一切胜利属于它，一切缺点错误也属于它。惟其如此，破坏党的威信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些策划这一切的人知道，要想改变政权和社会制度，就必须首先部分或全部斩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这是国家的生命线。卑鄙无耻的谎言到处泛滥，谎言把原苏联3亿百姓中的许多人骗成了傻瓜。不少人起初孩子般天真地以为，只要一取缔共产党，生活就会大变样，变得更好，更纯洁，更人道，更公正，当然也更富有……
政治危机之所以日益发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19次党代表会议开过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常设的最高苏维埃成了国家政权的新结构形式。党到了必须立刻进行改革、彻底改造的时候了。严格地说，这种事甚至本应该早点做，应该提前让它做好应对新条件下工作的准备——新的组织条件、理论条件、意识形态条件等等。
所有这些主客观因素引起了许多党组织的惊惶不安，它们提出立即召开中央全会的建议，建议在全会上一定要讨论新条件下党的活动的性质问题，以及党自身要作出什么改变的问题。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再不制定党活动的新战略路线及策略，那么对百姓来说，整个改革就会是一场空前的失败。
我的这次发言没有被人揪住不放，就像对待叶利钦那样，也没有再搞什么名堂：时间不一样了。
不过，党为什么就不能及时，或者哪怕是迟一点也行，进行一番变革，为新条件下的工作做好准备呢？这是谁的错？我可以引用“改革的教父”、已故的雅科夫列夫当年答记者问时说过的话作为回答。在一家著名的报纸上，他相当明确地表述了党内和苏联破坏分子的战略：“首先要通过专制的党来摧毁专制制度，绝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只有利用党那种既表现为组织性，又表现为纪律性，表现为听话的专制性质，才能把专制制度摧毁……”我想，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不希望在苏联发生暴风骤雨般政治动荡的条件下对党进行改革，因为他们是想要用党来作为改变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工具。真是卑鄙到了极点：这些朝三暮四、反复无常的小人，竟然想利用一个建立了强大国家并在战争中捍卫了苏联的党来毁灭这个国家。
所谓的“民主派”掀起的反共浪潮越来越高，这浪潮在推进中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第三届人民代表特别大会选举了戈尔巴乔夫当国家总统，在一片喧嚣声和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废除了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在国家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条款。
正如某些口舌刻薄之徒所言，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反对苏共的时刻来临了。在这个说法当中，如果“苏联人民”一说还大有不实，那么这“苏共”一说遗憾的是与事实倒颇为相近：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然后时过不久，在苏共的意识形态领袖作出榜样之后，成千上万的党员也离党而去。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叛卖，党终于垮台了。
1990年7月初，苏共的最后一届——28届——代表大会开幕了。
党内实际上出现了分裂，队伍的划分标准是政治色彩，甚至是民族色彩。以党中央、中央政治局、总书记为一方，以地方党组织为另一方，出现了党内的对立。这种情况逐月变得越来越严重。毫不奇怪，在28届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党员人数减少了一百万。
政治局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这个苏共最高机构通过热烈争论找到必要的解决办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政治局内出现了好几个小帮派，斗得不可开交。一帮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另一帮是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5]、斯柳尼科夫、扎依科夫。当然，还有“沼泽派”。在个别问题上，有时甚至是私人问题上的分歧，影响到相互关系，危害到共同事业。
虽然从1990年开始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但临到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它还是开了一次会。会议是在诺沃奥加廖沃举行的。戈尔巴乔夫正在那边为代表大会准备报告。我的战友、同事当中，没有一个人参与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局也没有按惯例对这个文件进行认真审议。
在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提出了新政治局和新书记处未来构成人选的问题。有与会者对已确定的候选人又提出补充，建议我和卢基扬诺夫进入政治局。我们俩都很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只能给党带来危害。国家总统是苏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又都是政治局委员，这可能为苏共的敌人提供加强攻击的借口，指控它大权独揽，把国家所有最高职位统统集中到一党手中。我跟卢基扬诺夫只好一再说服在场的人，采取这样的步骤是合理的。不过我们认为，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还是必要的，只要代表大会还选我们。我之所以写这段文字，是因为后来有些出版物，特别是在纪念改革20周年的时候，居然说我跟卢基扬诺夫千方百计想钻进政治局，但未能得逞云云。
苏共距离被查禁的日子还有不到两年时间了……
我竟然成了最后一代共产党员中入党最早的党员。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顿巴斯矿上工作。后来我那已经过世的弟弟叶夫盖尼也在那个矿上工作，不过掌子面已经到了地下一公里的深处。他们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劳动，并不是为了捞个什么党员的称号。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
矿山是一个劳动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常常还非常危险，在那里工作的人性格都非常坚强。人到了地底下，身上的所有杂质就全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了。矿工的劳动又好比是一种日常平凡的英雄行为，他们很知道自己的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一回当我假期回家探亲的时候，弟弟见我的手提箱里有一本《星火》杂志，是以戴矿工头盔的赫鲁晓夫像为封面的，便很严肃地问：
“这么一副嘴脸，怎么还戴上咱们矿工的头盔了？”
也不知怎么搞的，全家人里头，只有我成了苏共党员。甚至我的夫人柳德米拉·谢尔盖耶芙娜，当有人提议要她入党时，她却这样回答：我家已经有一个党员，这就够了。
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作了一个有关组织问题的简短发言，他对中央委员们说，现在需要对经济给予特别关注，政治局以为有必要在中央设立一个管经济的书记的职位。接着，就提出了我的名字。全会赞同了安德罗波夫的意见。
全会过后，我立刻被任命为中央经济部部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次全会，它使我的生命之流进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河道。没有那次全会，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
接下来我收到了许多口头和书面祝贺。我还保存着我父母发来的电报，两位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亲爱的尼古拉，祝贺你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孩子，你的肩头现在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你要不辜负人民的信任。祝你身体健康，工作上获得巨大成绩。亲吻你，拥抱你。
矿区的普通劳动者距离高层领导和大政治非常遥远，他们表达的是人民的信任，因为他们就是人民，就是那些国家领导人应该为之活着和工作的人。
这一生我始终努力不懈，以求不辜负人民和父母的信任。苏共被出卖了，因此我发誓再不加入其他任何政党。我一定信守自己的誓言。
几次决定命运的人民代表大会
正如所知，首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于1989年5月25日上午10时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而今天，苏联没有了，代表大会没有了，最高苏维埃也没有了。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们把自己当代表的徽章收进了装那些手头用不着的东西的匣子——留给孙子们作纪念吧。不过所有的人都应该记住，解散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是1991年8月以后“民主派”破坏俄国政权的一系列行动的先声。这件事的执行者是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也就是那个仅仅过了两年就在坦克和大炮的攻击下解散的机构……
关于代表大会有两个不算太愉快的回忆：第一个回忆——就是萨哈罗夫[6]院士那完全合理、完全符合一般民主精神的建议——要听一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候选人对自己立场的表述——没有得到支持。虽然精神可嘉，但建议没有通过。因为，后来才知道，候选人总共只有一个，而这个人却认为他应该先当选，然后才作报告。尽管选举之前克里姆林宫会堂的讲坛上已经对这两个职位合二为一的合理性响起了质疑声，但代表们对这样的发言并不支持。不过有这样的发言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些日子，除戈尔巴乔夫外别无选择。所以著名作家，深孚众望的人民代表成吉斯·艾特玛托夫[7]，才提议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的候选人。
选举他当主席肯定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所以当奥波连斯基[8]代表毛遂自荐地出来竞选时，才引起了满堂哄笑。阿帕提特市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居民，极地地质研究所试验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竟想跟改革的创始人来一番较量……不过，问题的实质其实在于，他不过是想用自己真诚的公民行动来加强刚刚诞生的民主。我想重复一下他说过的话：“其实我非常清楚，跟戈尔巴乔夫同志竞争，我是一点希望也没有。我只希望在我国历史上，在我们大家的实践中，终于出现了一次真正的选举。尽管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选择的基础，但毕竟是一次选举。”
他的名字甚至没有被列入选票。我们这些代表并不希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不善于理解，民主一旦诞生，一旦通过这件事宣布了自身的存在，自然就会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提出证实它自我存在的要求。甚至是这些细节。特别是这些细节！如果谈到出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觉得最好还是对此事表示沉默。我不打算猜测他沉默的原因，不过我想，他也未必能正确评估奥波连斯基行动的意义。
第二个回忆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代表布尔布利斯为了讨好自己的同乡战友叶利钦，提议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的候选人。叶利钦对这个建议作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回答，倒也十分耐人寻味：
“由于本人从昨天开始成了一个失业的人，我本来是可以同意这样一个提议，认真工作，承认改革的。不过现在我选择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
叶利钦取得政权后，没有忘记这位“忠诚到不肯谄媚”的人物的功绩，把他任命到一个至今人们也搞不大明白、根本不需要的职位上——当上了国务秘书。这真是投桃报李。
看来还有个不愉快的回忆，那就是在那真正可称为是永志难忘的日子里，良心受到的钻心般的刺痛。那些日子对我特别难忘：6月7日上午，在苏联新一届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后来又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并被批准为国家部长会议主席。这并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任命。当天我在台上站了很久，报告以后政府活动的纲领，并回答了无数提问。
我成了苏联由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政府主席。别以为这是小事一桩，是一段依样画葫芦的历史。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一切都是破题儿第一遭。错误是从来没犯过的，快乐也是从来没尝到过的。还想说一句，后来，在最高苏维埃任命由我提名的政府成员时，代表们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脾气——犟得很，而且还不大讲理。
随着代表大会的进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反对派组织正在会上形成。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干部队伍”、政治方向以及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手段，同时还看出社会制度正在改变。这个问题我要具体地谈，因为有好多事情在社会的记忆中已经蒙上了一层时间的薄雾，至于年轻人就更是毫不知情了。
好了，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按照宪法规定，它仍同过去一样由两院组成，即联盟院和民族院。这个问题的讨论搞得非常冗长，简直催人欲睡：就拟订名单程序、各加盟共和国额度、提名办法、投票等内容发言的达数十人之多。最后等到所有的问题都讨论一遍，才把提出的名单提交无记名投票。俄联邦民族院的选票中列出了12名候选人，其中包括叶利钦。投他的票的代表当中，有1185人赞成，964人反对。其他各位候选人得到的反对票比他都要少得多。就俄联邦代表进行投票时还有一个特点：如果每个共和国出一个名额，应该是11个名额，但选票上的候选人却有12人。这样一来，叶利钦就没有能够进入最高苏维埃。
在组成联盟院的过程中，许多事件也令人难忘。有些人民代表表现得蛮不讲理，破坏议事规程，占着讲坛不下台，抓住话筒不放，对什么问题都评头论足。对他们的投票情况就更是说明问题：比如塔吉亚娜·伊万诺夫娜·扎斯拉夫斯卡亚[9]院士，她是“农村无前途论”的提出者，同意她的仅为591票，而反对她的则达到了1558票。支持扎斯拉夫斯基[10]的为829票，反对的为1320票。后来这个人在莫斯科的卡卢加镇由于做生意搞诈骗，大大地出过一回风头，然后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样在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落选的有波波夫，后来在首都当上了不走运的市长，他的不走运的副手斯坦凯维奇，以及著名的农业问题评论家切尔尼琴科[11]——这个人在批评我们的农民的同时，又在自己的口袋里揣着一枚由他创立的，说来惭愧，几乎没有党员的农业党的图章。
总之，根据最高苏维埃选举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大多数人民代表不支持当时正在出现的反对派，他们隐约地明白或者感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对国家的危险。
几天之后，一个当选为民族院人民代表的鄂木斯克国立大学劳动法、环境法和农业法副教授卡赞尼克[12]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不经过投票的情况下由叶利钦取代本人进入民族院……同志们，我担心如果再投一次票，叶利钦同志还是通不过，而这种情况绝对不该发生。”
提议被通过了。叶利钦就以这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当上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乃至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感谢这一行动，叶利钦在当上俄罗斯总统后，随即任命卡赞尼克为国家总检察长。不过这位天真的，看来也正派的人，还是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什么人堆里，于是很快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鄂木斯克。
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在否定国内现存一切事物的积极分子们为进入最高苏维埃而开展的选战遭遇一败涂地之后，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发言了。阿法纳西耶夫是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的院长，而波波夫则是《经济问题》杂志的主编。他们在发言中公开站在当局和大多数的对立面。假面具终于摘下来了！
阿法纳西耶夫在发言中宣称，代表大会成立的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选出来的代表都水平低下。他责难与会者“大多数都是听话的打手”，阻碍了代表大会任用进步人士。顺便说一句，这种提法后来就成为“民主派”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各届会议工作期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波波夫是未来反对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他对代表大会开始的工作表示失望，把大多数代表说成是缺乏智慧的群氓，不懂得思想多元化，只知道秉承组织的旨意行事。不过闹不明白这组织究竟是什么意思——指国家组织呢，还是党组织或议会组织？根据这位波波夫的意见，代表大会上“缺乏智慧的群氓”，为的就是形成一个听话的机构——最高苏维埃，然后再以最高苏维埃的名义，继续对国家领导中的“进步一翼”施加压力。
因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好想一想怎样来变更立场了。首先，莫斯科地区代表中的科研机构和文艺团体小组认为有必要退出莫斯科代表团。他建议考虑成立一个跨地区的独立的代表小组，并号召代表中所有的志同道合者都参加这个小组。
果然，1989年7月末，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召开了第一次跨地区组合代表会议。选出了组合的联合主席，他们是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帕尔姆、波波夫、萨哈罗夫。[13]跨地区代表会议得到了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广泛介绍。还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索布恰克、特拉夫金[14]、斯坦凯维奇、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这样一些人。[15]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代表表示，希望他们的组合成员身份不要正式登记。
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合法的反对派组织就正式形成了。他把许多具有反对派思想的代表团结起来，形成了基本力量，它就是80年代末破坏活动的组织者，最后导致了国家的解体。组合及其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过了大约两年都进入了政权机构，开始领导俄罗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起初，看来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组合的领导宣布的目标是有节制的，即对共和国和地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他们的文件说：组合将准备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代表大会文件的修正案提出新问题，“不要把自己同最高苏维埃对立起来，而是相反，要使最高苏维埃激进化，要促使它更加迅速地彻底转变成表达人民要求的机构”。
又过了不多久，情况变得明朗化了：跨地区代表组合虽说是一个议会党团，但却并没有打算把自己局限在议会活动上。它越来越觊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个组合的头几次会议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同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同当局的地方机构，以及同政权机构的人民代表，都发生了对抗。可以清楚地看出，把少数人民代表团结起来的组合，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并成为与“尸位素餐的党内官僚”进行对抗的实际力量。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跨地区组合成员宣布，他们同与会大多数代表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受跨地区代表组合的委托，阿法纳西耶夫在会上作了一个正式声明，指出了推动组合走向反对立场的具体分歧。
其实，跨地区代表组合这时已经采取了反苏和反联盟的立场（它把苏联叫做“帝国”），并开始对民族分裂分子的领袖表示支持。从他们形形色色的要求当中，可以分析出两大主要要求，后来在摧毁伟大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可怕的作用，这就是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内容，以及罢工合法化的内容。组合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苏共的主宰地位，后来又宣布苏维埃是党内官僚的避难所，到了1993年1月则干脆消灭了苏维埃。
不久，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之间开始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阿法纳西耶夫凌驾于组合之上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其中有一个不算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日本之行。他在那里把被称为“北方领土”的我国的几个岛屿“奉送”给了日本。而就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复杂的谈判，在谈判桌上，俄罗斯当今的领导坚决不同意把这些岛屿移交给日本。可是在当时，阿法纳西耶夫的立场却引得右翼势力狂喜不已，也引得几乎全国都非常不满。
阿法纳西耶夫最出风头的时间要数他在第一届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后来虽然他还是跨地区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之一，但他的社会活动却变得暗淡了，他热衷于出国访问，答记者问，在各种各样的政治集会上担任主席。而且，据我所知，对于自己的代表职责履行起来也是马马虎虎。总之，他已经不再工作，而是头顶着侥幸得来的光环睡大觉了。
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阿法纳西耶夫多年来一直领导着我国的一个少年先锋队性质的组织，以社会主义精神、热爱党和祖国来教育孩子们。正是这样一些双重道德的人物，在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年代里，开创了叛卖行为的先河。
在阿法纳西耶夫领导的学院里，有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那里学习。但后来这些下一代竟欢天喜地地把他们的父辈通过斗争得来的一切踩到了脚下。再往后，在取得学院领导和教育部同意之后，学院又被金融寡头涅夫兹林[16]出价一亿美元收购，涅夫兹林也就成了这所学院的头头，虽说跟学院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他的“领导”倒也没能持续多久。现在他正从“神圣的”以色列土地眺望着我们祖国，而阿法纳西耶夫则在不久前离开了学院，临走还重重地摔响了身后的门。
阿法纳西耶夫是否明白，在他的学院，事物肯定会这样发展，而且全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从最近的消息来看，他一定尝到了失望的苦涩。
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为了扩大自己面前的人物，就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架构。他们本想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转而利用一家由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苏维埃物理学家》作为基地，出版以《人民代表》为名的专刊。报社设立了编辑部，又设立了人民代表首创基金。无数专家和助手小组实际上已成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办事机构。
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由于内部矛盾而消磨了积极性，它没有为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工作作出什么建设性的贡献，对第二届（1989年12月）也是同样，它也没能制订出现实的行动纲领。不过它却成为一个核心，把各种各样反对力量都团结起来，并于1990年1月正式组成了激进运动“民主俄罗斯”。它公开把极端反共定为自己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基础。
当时国外媒体对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建立和活动得出了有趣的结论。
加拿大《多伦多之星》写道：“组合的成立表明，在改革过程中，共产党内部的危机已经达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
《印度时报》指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大杂烩……他们所说的一切，同任何实用主义态度都少有共同之处，看来这个组合相互联系太少，以至难以收到足够的效果”。
英国《每日电讯》指出，组合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的改革。新组合的信心由于矿工罢工获得成功而有所增强，这次罢工迫使党和政府屈服。罢工行动明确地告诉激进派，他们的目标同工人相吻合。组合的建立证实了党内的两极分化”。
不过，前面我曾保证过，要回到政权归苏维埃这个问题上来，并从另一个侧面，即从民主派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现在是该履行诺言的时候了。为了能把某些思想印象表达得比较完整，我先要请读者原谅可能出现的重复。前面说过，跨地区代表组合在最初阶段曾拾起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来武装自己。我想，这绝非偶然：因为在许许多多人心目中，“苏维埃”一词至今仍被看做是人民的政权。正因为如此，当那些过去的共产党员摇身一变成了反共分子之后，才会在将近20年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报刊、电视、广播把苏维埃政权骂得狗血喷头。
遗憾的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逐渐把苏维埃的政权功能搞得越来越成为形式，这是因为这些功能都渐渐集中到了党的领导机构手上。所以当改革导致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实实在在地归还给我国社会的任务出现时，解决这个任务的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自然就成了国家的全面民主化，而且首先是把实实在在的权力归还给人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在1988年的我国政治生活中又重新响起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口号所表示的内容同20世纪初革命前的内容有所不同，意味着要把权力由苏共中央的手中转交给人民代表苏维埃。
当然，“一切”这个词本身所表示的要求，在80年代的环境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就总体而言，也是错误的。这个口号反映了一个主要之点，就是在苏维埃的面前正展现出一个新生命。从1989年开始，苏维埃逐渐摆脱了历史形成的弱点和缺点，克服了浴火再生和发展的困难，正在成为一种比较现实、比较有效率的政权。
当时国内许多政治家都相信，站在新起点面前的苏维埃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我经常会想起人民代表萨哈罗夫院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的口才并不怎么样，口齿又不清，说起话来总是含含糊糊，但同时却又把苏维埃的作用讲得那么明白，他说苏维埃应该在各共和国、各州、区、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位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萨哈罗夫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认识他，但并没有什么私交，而且我们的政治观点在许多方面也并不一致。就是这位献身科学的人，氢弹制造者之一，作为一个人民代表，自打代表大会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在会上起着显著的、重要的作用。他号称“民主之父”，正是把民主同苏维埃国家制度形式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在自己提交的宪法草案中为这一点备了案。我还保存有这份文件的副本，上头有作者的批注。这位上了年纪的科学院院士，三次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就是他，在胸口挂了个好大好大的牌牌，上头大字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那些一直以萨哈罗夫的名义发誓，而掉过头来又消灭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呢？……
我要提醒一句：苏维埃政权是在我们国家诞生，并成为我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权组织的。它是从千百年来人民集体议事的传统中以再自然不过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是一直高于“我”的。正是苏维埃制度大大巩固了苏联和苏联这块领土上出现的大多数国家公民心理的这个特点。
现在，统治阶层在我国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可是这种东西是违反我国传统的，它必然要把每一个人意识中的“我”摆放到首位，而且还要以怪异的方式将这个“我”放大，把它与“我们”对立起来，并把“我们”排斥到角落里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然完全可以说，苏维埃已经成了我国野蛮资本主义狂热崇拜者最近阶段的一个牺牲品。
我们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传统无日无时不在经受着摧残，这究竟会把我们国家和人民引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听听一个人说的话——那可是一个最难以归入共产主义信徒乃至对苏维埃心存好感之列的人物——索尔仁尼琴。他说：“我走遍了俄罗斯各地，收到四面八方成千上万封来信，形成了一种感觉，就是我国民众已成为茫然无助的一群。底层的百姓实际上已经没有活路。我国发生的一切，全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或者俯首帖耳贫贱度日，或者另寻出路，比如说，从事非法行业；要不就欺骗国家，要不就互相欺骗。”
萨哈罗夫在第二届代表大会期间——1989年12月15日——突然去世。我们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几个人于12月18日参加了在科学院主席团大楼前举行的人民代表同这位科学家的遗体告别的仪式。我觉得，如果他还能活着，那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中，许多情况将会改观。在他去世之后，反对派失去了精神和道德的领袖。构建正常运转的议会体制的机会丧失了。在跨地区议会代表组合中，极端倾向占了上风。不过组合毕竟还是需要一个哪怕是表面上的天授神权的领袖人物。无论是波波夫、索布恰克甚至还是阿法纳西耶夫，都无法担当这个角色，于是这份“殊荣”就落到了叶利钦头上。
首先是以跨地区议员组合为代表的反对派接过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用以同党和国家进行斗争，改变社会制度。不过，当它把管理国家的控制阀一旦抓到手上时，议程上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同前一个口号完全相反的口号：“打倒苏维埃政权！”
……1993年9月和10月到来了。俄罗斯总统把手置于其上宣誓就职的那部宪法，竟被他自己踩到了脚下。代表政权的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被解散了。为“民主派”治理国家扫清道路的口号，如今被扔进了污水坑。
我经常想：如果萨哈罗夫还活着，那反对派会怎样行动？国家究竟是会以渐进的方式还是激进的方式发生变化？是先“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再……当我回顾国内由公开性和“多元化”搅动起来的局势时，得出了唯一的答案：大多数人民当时是不可能接受渐进的。这一点我从切身体验上就可以感觉到。我曾就把经济转为市场关系，同时为居民建立发达的社会保障系统，对市场实行国家调控多次提出建议，但却遭到坚决反对：一切马上就要实现，今天就要！要在500天之内，而不是6—8年才实现！
看来，这是人们对望眼欲穿的人间福利的一种相当自然的反应。多少年来，在改革还没有开始之前，党就一直在宣扬这些福利。而且，总书记和总统戈尔巴乔夫又一再许愿，结果把人民对政权的信任搞得荡然无存。这也是老百姓欢迎和支持向他们推荐的那个既颇有拿破仑派头，又带着土烘烘的、但很起作用的民粹主义色彩的领袖叶利钦的原因之一。老百姓在他身上看到了新的救世主，而在1985年，他们也曾一度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希望。
说到叶利钦，我只想提几件所谓他那个时代的事情：大多数人还对他位居国家总统期间出尽丑态、所谓国家元首“家族”贪赃枉法，特别是最重要的一点——国民经济遭到破坏记忆犹新。偷盗抢劫横行，百姓一贫如洗，精神生活所有领域不断蜕化，犯罪现象泛滥，乃至百姓生活于恐怖之中，等等。要想让人民“分清良莠”，恐怕还真得有个几年。为了这件事，人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1989年叶利钦完成了美国之行。
既然千百万人经过痛苦的切身体验已经确信，他所有的“民主”活动，都不外乎是出于乡下草台班子一个无师自通、敝帚自珍的戏子所表演的往往由醉醺醺的扭捏作态构成的愚蠢透顶的粗野的杂耍洋相，或者是彻头彻尾的蛊惑宣传，或者是不知羞耻的谎话连篇、信口雌黄。我只想引用意大利记者祖科尼[17]文章中的几小段不大为我国所知的文字。
改革的美国之夜散发着威士忌和美元的气味，被聚光灯所照亮。莫斯科的人民英雄叶利钦，这个专给戈尔巴乔夫念倒霉咒，专给公开性揭老底的人物，正犹如旋风般在美国上空掠过。他说过的话语在旋转回荡。他在身后留下的痕迹是关于灾难的预言、疯狂的花销、答记者问和著名的黑标签杰克·达尼埃尔斯牌肯德基威士忌那股特别的气味。他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之邀来到巴尔的摩，住进酒店之后一晚上独自就喝光了半公升装的一瓶。一位教授大清早坐车来接他到大学的会场，不禁吓傻了。叶利钦送了他一个醉醺醺的沾满唾液的吻，又把喝了半瓶的威士忌递到他手上。“为自由干杯！”叶利钦在清晨六点半向他提出了建议，手里挥动着倒满了酒的玻璃杯——那是一只通常在浴室里放牙刷牙膏的杯子。只不过他是自己把酒干了……
还有一件事就远不是大家都了解的了，那是为叶利钦的美国之行做协调工作的哈利逊在回忆录中写道的：
飞机着陆了。叶利钦走下舷梯。不过他没有向迎候他的代表团致意，却沿着起降区走向飞机尾部，背转身去，开始冲着飞机后轮撒尿。我们大为震惊，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叶利钦走回来后，一句话也没说，同官员们一一握手，从一名年轻妇女手上接过一束鲜花，坐进了等候他的高级轿车。
说实在话，在引用报刊上这些段落的时候，我真是觉得不太舒服。这位在大洋彼岸解开裤带的我国同胞，他的事迹读起来实在叫人恶心：这是个受到生物本能驱动的人，可是两年之后，竟“经全民选举”，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在翻阅那些日子的国外出版物时，人们会注意到我们未来的总统讲到自己国家时的那种放肆和不可原谅。我想提醒一句，政治家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的，那就是自己国内的问题应该回家去谈。
还记得德国总理施密特[18]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人问了他一个有关他政治对手科尔的问题。他回答得非常简短，而且斩钉截铁：“我到莫斯科不是来谈论科尔先生的。这件事我会到波恩去做。”
古巴廖夫[19]，当年的《真理报》副主编，在自己的《总统，或者俄国版水门事件》一书中相当鲜明地描述了读者和公众的反应：“这种事不可能，这是对一个好人的污蔑。”等等。电视台回放了叶利钦在美国期间的纪录片，掀起了一片叫喊声，都说那是卑劣的歪曲，是恶意造假，是通过合成的办法把单词拉长了等等。而且说，要把他在巴尔的摩大学发表演说的讲台拍摄得很正常，而把讲台旁边站着的那个人，说得好听点，拍得脚跟有点不大稳，那都是用上了合成技术。而且苏联最高苏维埃还组织了专门委员会，举行多次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国家领导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亲爱的人民卫士鲍里斯·叶利钦。
是的，当时很难说服人们。他们期待着叶利钦这样的正义斗士，而且转瞬之间不假思索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偶像。任何有关叶利钦的负面消息都会立刻被他们否定。套在麻袋里洗澡的事儿人们不相信——那是污蔑；在飞机上睡过了头没能跟爱尔兰总统在香农见面——那是撒谎；到别墅“批阅文件”——那是因为时时想着文件，想着国家。不过，当他在德国喝得醉醺醺地指挥乐队，而一切又通过电视播放出来时，许多人的幻想终于破灭了。
然而这些事都是后来发生的，而1990年秋天正是群众大会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那些大会都是由“民主俄罗斯”的领导人组织的。顷刻之间，这个组织就把本身作为人民代表的性质抛到了九霄云外，得出结论说，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其结果难以预测。他们选取了一条夺取国内政权的比较激进的道路——把群众大会、罢工、破坏百姓生活保障系统等作为有效手段来运用。
我怀着一颗颤抖的心回想起那年的秋天。商店的货架子全空了。海港和火车站停着装运食品和日用品的货柜，可是却有人把钱塞给那些想参加卸货的人，把他们打发回家去。铁路线上出现堵塞，国内的铁路大动脉实际上全被切断。粮食和蔬菜烂在地里，水果烂在果园里。各种商品短缺、刑事犯罪、民族关系恶化、罢工等各种情况一下子在全国各地都冒了出来。事实上国内已经出现了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面瓦解。最后，政权瘫痪了。
这一切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那些为了破坏国家政权威信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对那些一心想夺取政权的人。自打那时起，在15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反过来证明“民主派”夺取政权有理，电视台一个劲地播放同样的画面：空荡荡的食品柜台。不过现在的那些“独立”媒体的大老板们却羞答答地不愿说出，为什么商店会变得空空荡荡。
我的心里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事发生在叶利钦当权的时候，甚至发生在当今政权之下，那会怎么样？为了让这些人的头脑清醒清醒，会把他们弄进去待上多少年？我说，年头不会少了！这么处理是对的——可不能拿国家人民的命运开玩笑！
到处都在开群众大会，可实际上又做不出任何决定。庶民政治把国内的权力抓到了自己手中。是谁在早就极端复杂、极端严重的局势上再火上浇油？是谁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它作为破坏管理结构乃至整个国家的手段？请看名单吧——他们都是把人民命运拨弄于股掌之上的“玩家”。就比方有一份传单，上头宣布1990年9月16日在练马场开群众大会：“参加者有阿法纳西耶夫、扎斯拉夫斯基、格德良[20]、穆拉舍夫、波波夫、索布恰克、斯坦凯维奇、雅库宁[21]。叶利钦将应邀出席。”不过，当这些先生掌权之后，他们很快便把练马场翻修了，搞得丑陋不堪，说得好听点，是搞了个没有品味的商贸中心，目的则是让人没法在“民主时代”再在这里开群众大会。
有些名字（以及他们本人）已经被人遗忘了，不过这不应该：正是他们构成了第一梯队，完成了连希特勒也无法完成的“伟业”——让这个国家遭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我只想就其中的某些人物说几句。
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有一次声称，消灭苏联共产党的人正是他。他总是喜欢高估自己的作用，但我们却不能否定他在这一毁灭国家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后来他对自己竭力推举的叶利钦颇为失望，但在此之前他当过一段时间的莫斯科市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职位为自己捞好处：他征用了党和国家财产中的一块“大肥肉”，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座以他为首的私立学校——国际大学。我经常在中央一级的报纸上读到他的文章，发现他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现在他成了个具有国家观念的活动家、捍卫俄国人民利益的斗士。不过，人的本性是迟早都会暴露的：前不久他出了一本小破书，里头利用各种资料，收集了红军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一切“恶行”，讲述了某些士兵和军官在德国的不良行为，但却对希特勒暴徒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缄口不言。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各次会议上，常有一个外表整洁相貌端正的年轻人参加辩论，他就是人民代表斯坦凯维奇。他跟他的同事索布恰克一样，自动宣布自己是新民主的“浪漫派”。斯坦凯维奇利用这一“高尚的形象”和莫斯科副市长的职位大肆中饱私囊。这位“民主浪漫派”有许多“本事”，比如同刑事犯罪组织有着动人的关系，贪贿成性，把前苏联部长帕托利切夫[22]的住宅据为己有等等。所以并不奇怪，早在担任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期间，执法机关就对他提出过收受贿赂的指控。只是代表们没有同意剥夺他的豁免权。不过，正如所知，这只馋猫也知道是偷吃了谁家的肉，于是这位“浪漫派”便在代表特权到期之前拿着外交护照偷偷地溜出了国。他先后在美国、德国混了一阵，最后又跑到波兰，国际刑警组织终于探听到他的踪迹。这时“自由派”媒体又是一阵叫嚣，说什么“黑暗势力”开始了对第一批民主浪漫派人士的迫害。
凡是掌过权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几乎都有这么一些内容可供谈说。能够经得起权力诱惑的人，说来惭愧，真是少之又少。而且他们那所谓“民主”信仰本身，也只不过是一层政治外壳而已。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在所谓“专制”条件下，群众大会是可以随时随地找一个理由就举行的，甚至哪怕跑到卢日尼基去举行也可以。可是到了“民主政权”时期，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硬性限制和行政禁令，使用暴力，挑起护法机关工作人员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前不久法庭对39名年轻人开庭审判，他们一个个铐着双手被带上法庭。他们受到指控，在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公众接待室组织骚乱，其中8人被判处监禁1年半至3年半不等。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当年“民主派”的行动规模和接待室骚乱之间的差别！
1990年5月16日，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了。根据宪法规定，宣布大会开幕的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卡扎科夫[23]。迄至代表大会开幕日止，当选代表数为1059人，有9个席位空缺。卡扎科夫宣布，出席大会的有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总统委员会成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
围绕着代表大会日程、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代表们公开分裂成极端敌对的两个阵营：一部分以苏共为导向，另一部分则以有文化有知识的“民主俄罗斯”运动力量集团为归属。这一届代表大会还有一个难以忘却的情况，就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成了一场马拉松。直到5月29日，在最少必须获得531票的情况下，叶利钦获得535票当选。4票，这仅仅是大会代表人数的大约0.5%，最终却决定了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命运，也决定了俄罗斯后来的命运！
有关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领导的问题，早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在政治局就讨论过多次。依我的看法，政治局，特别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干部问题上犯下了严重错误。他们推荐的都是一些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显然通不过的候选人——弗拉索夫[24]、博罗兹科夫[25]。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一针见血地说：这些同志都不错，可是代表大会不会支持他们。我们将不得不把这个位置让给叶利钦，他一点也不想掩盖要成为共和国当时最高政权机关首脑的意图，而这个共和国则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在发言中我说，我们可以推荐任何一个全苏领导人到俄罗斯最高岗位上——雷日科夫也行，利加乔夫也行，或者别的哪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行。可是，就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形成什么决议。
代表大会开幕后，立即出现了一个俄罗斯联邦主权的问题。讨论进行得很热烈，连续讨论了三天——1990年5月22日、23日、24日。现在，当我检视当时的讨论速记稿时，想要指出一点：代表们关注的问题，主要都是一些个别性质的问题或条文表述方式。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位代表在原则问题上对这一步骤提出过一次反对意见。正是这样一个步骤，成了苏联历史上致命的一步，因为正是它为苏联的解体提供了土壤。参加讨论的有40个代表，后来又有一个编辑委员会工作了两周半。
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的各色各样方案和无数修正案，其中还包括该共和国法律高于其他加盟共和国法律的方案，于6月11日和12日两天提交讨论和表决。总表决是在6月12日举行的。同意宣言的票数为907，反对票为13，弃权为9票。共产党员们也都表现得政治上盲目短见，不能预见这个问题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当时做总结的已经是当选为主席的叶利钦：
“决议通过。”（暴风雨般经久不歇的掌声。响起了欢呼声：乌拉！乌拉！）
“祝贺全体人民代表和俄联邦各族人民。”（掌声）
就这样，俄国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了破坏伟大国家的主要力量，而1990年6月12日这个被“民主派”宣布为伟大节日的日子，则成了我们在全世界面前蒙羞的日子。
俄国代表们又是出于什么想法才通过这项决议的呢？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主权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俄罗斯宣布自己独立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也就是说，它拒绝承担结构国家的作用。仅仅是这一条，就注定了苏联要垮台。不错，根据苏联宪法，俄罗斯联邦也好，其他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也好，本来就都是主权国家。而在实际上，它们都把自己的部分功能交给了将它们团结起来的中央政权。宣言炮制者用表面看来完全“高尚”的理由掩盖了真实用意，说是要保障俄罗斯公民“能够体面地生活，享受自由发展，并使用本民族语言”，仿佛这些原则在全苏宪法中不存在，国家根本就不关心他们，不关心所有这些条件的实现似的。
政治就是这样，话说得很一般，但话的背后却隐藏着现实的利益。利益是各种各样的，不过依我来看，其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摆脱中央权力——其中既包括党，也包括国家——的“关照”。所有那些在精神上鼓舞了和行动上导演了这一事件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俄罗斯同全苏中央对立起来，把苏联“帝国”搞垮。刚刚成立了一个“新”党——俄罗斯共产党——的党员们，都害怕触犯主权思想，害怕失去情绪狂热但方向不明的选民的支持，他们可能不理解俄罗斯的独立，也没有采取反对独立的立场。此外，这个党的领导也并不反对实际上拥有“主权”地位，即使是为了不受到责难，不承担主动执行苏共中央决定和指示的恶名也好。
在我的面前摆放着这几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还有记名投票结果的名册。许多我所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投了赞成票。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向其中有些人提问：为什么当时他们会支持俄罗斯主权宣言？唯一的回答是：我们连想都没想它会让苏联垮台。
不过，要想使俄罗斯主权起到消灭苏联及其现行制度的作用，还得赋予这样一个思想以实际起作用的机制。它之所以能建立起来，得益于一个从正常逻辑来看有点像白痴的论点：俄罗斯法律高于全苏法律。换言之，“部分”被宣布高于“整体”。这意味着所有组织机构资源及其附属的物资资源、财经资源等，将统统脱离全国中央的管理，这样一来，中央的存在实际上已毫无意义。请想想，在表决之前、表决当时和表决之后，这样一点难道还搞不明白吗？
1990年6月13日一大早，我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机场。当时她正在莫斯科访问，准备乘飞机到毁于地震的列宁纳堪（在亚美尼亚）参加英国帮助建设的一所学校的落成典礼。
一坐进汽车她就说：
“雷日科夫先生，昨天晚上我从你们的电视上看到，俄罗斯议会通过有关主权的法律，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法律高于联邦法律。您了解情况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当然了解，”我这样回答。“‘主权’这个概念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俄罗斯拥有的权利实际上少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但若对主权再做其他补充，就无论如何也不对了，特别是共和国的法律高过全苏法律这一条。这将是统一国家瓦解的开始。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将无法起作用，而且，紧随俄罗斯之后，其他共和国立刻也会照此办理。”
这部法律通过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出现了这样一次谈话。就连她这个局外人也很清楚，对于一个统一国家来说，出现这种事情是不能容许的。她拿这个事件同自己国家做了比照，说了些我看是十分正确的想法。这里我想说一个小插曲，它更像一个政治笑话：三年之后，撒切尔夫人——当时她已经是政府首脑——又来到俄罗斯，为了加快改革，她所提出的建议不是别的，恰恰是……解散我们的议会。如果是我，比方说，跑到英国去——我俩的地位可是同样的，都是前首相——提出建议要立即解散他们的议会，有意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样，实际上直接统一国家的问题便画上了句号。我再说一遍，苏联的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了瓦解伟大国家的罪魁祸首，俄罗斯的新领导在这里则起到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伟大的国家由伟人所缔造，但却为卑劣的宵小所毁——这话真说得一点不错。
“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
有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街上认出了我，看来是不由自主地表达了许多人的想法：“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服我们？！”
为了让蒙在人们眼睛上、心灵上、思想上的那层纱帘最终能揭下去，让人们本能地听到和意识到提请他们注意的、向他们提出过警示的那些东西，还真得需要经过几个困难苦涩的年头。想当年向人们提出呼唤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可那已是如此遥远的过去。
在我多年来主要从事的国民经济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有过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遗憾的是也有不少缺点。我曾不止一次说，逐年来，在许多方面，经济都越来越成为政治的人质。起初，当改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那时经济的运行还是照原来的样子，遵循指令计划模式，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也很平稳。但由于戈尔巴乔夫不断花样翻新的思想，国内经济生活变得忽冷忽热。他常到全国各地去东走西走，到处许愿。今天加速发展，明天科技进步，后天又是农村问题，冶金行业、电子工业等等。
我们也曾试图让他放郑重一些，提醒他如果所有的问题堆成堆，经济势必受到损害。可是不行：“你们不明白，这可是人民的期待！”人民的确有期待，他们渴望国内发生严肃的、根本性的变革——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不过经济这个东西是有惯性的。要想作必要的调整，就需要时间，不停地折腾它只会妨碍它的发展。过了三四年，老百姓对改革失望了，于是当局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事情办糟了。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过去的经济模式当年曾解决过许多全球性的、国家的和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过这种模式的潜力已经挖光了。然而说和做并不是一回事，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可解决它们却需要时间。结果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政府逐渐由主张进步的类型“蜕化”成了保守类型。
需要找出一种新模式，它既能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不会引起激烈的震荡。经过好多个月的探讨和细致研究，我们这一届政府于1990年5月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经济在必要的国家调控机制下向社会导向的市场关系过渡的纲领。我们提出了三种可能的新经济模式。
其中两种，是作为参考信息制订出来的，指出它们可以存在，但却不是我们所推荐的，因为他们过于激进，为此人民将付出高昂的代价。顺便提一句，其中最激进的一个模式，过了半年却被叶利钦和盖达尔拿去作为武器，并于1992年1月开始搞他们的激进经济改革。至于后果如何，老百姓至今犹然感受在身。
我们向议会提出的方案，是逐步的，渐进式的，计划花费6年到8年时间向市场关系过渡。此外，我们感到非常不安的是当时国内出现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各种决议、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权力——所有这些都在动摇对国家的治理。在弱势政权之下开展激进改革，照我看来是不会有前途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基本同意了我们的纲领，并委托政府在秋季全会之前提出具体建议。
在第一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日子里，我已经说过，为争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共和国政府主席的位置，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位子有好几个候选人，而且其中的两位是出自我们的“队伍”。我指的是我的副手沃罗宁和西拉耶夫。跟过去一样，充当风向标的是俄罗斯原部长会议主席弗拉索夫。莫斯科郊区布托夫斯基砖厂厂长波恰罗夫[26]是个在选举中为支持叶利钦当选代表出过大力的人，这会儿远远地跑到了前头。不过他也似乎明白，一个共和国的总理，说得不好听点，水平上总该比一个小砖厂的厂长要高一点才是，所以大家也并不急着让他尝到这个甜头。于是波恰罗夫给自己准备了一张重要的王牌——他宣称：他有一个自己的、在500天之内向市场过渡的纲领。
波恰罗夫提请代表大会裁决的这种“超级革命”的新发明我早就领教过。早在1990年初春，阿巴尔金的小组就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制订过一份向社会导向的市场过渡的政府建议，与此同时我还研究过大量其他方案，要么是由一个单位或团体提出的，要么是由个别学者提出的。有两位年轻经济学家，一个叫扎多尔诺夫，一个叫米哈伊洛夫[27]，他们搞了一份供讨论用的纲要，标题就叫《400天》。目的是为这年3月将选出的国家总统提出一个激进行动计划。
有一天晚上，当对许多经济改革原则问题进行例行讨论之后，有人告诉我有这么一份文件存在。我对此并没有给予注意，建议不要对一些枝节问题浪费精力。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这份纲要落到了波恰罗夫手上。这个人又加进了他的“创造性贡献”：把“400天”改成了“500天”，在每一个阶段上各增加了几天，然后没有改动一个字，就把它作为自己的独创方案端了出来。他还把事情做得更绝，竟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一个西伯利亚的出版社印了出来。几乎是在同时，这份纲要也在莫斯科出版了，署的是那两位经济学家，还有亚夫林斯基的名字，只不过标题是《400天》。亚夫林斯基当时在苏联部长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工作，他的上司是我的副手阿巴尔金院士。
总之，剽窃行为昭然若揭。亚夫林斯基甚至不得不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波恰罗夫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提出的“500天纲要”，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全苏纲要策划的……”
不过，政治文章方面的剽窃以及围在亚夫林斯基身边低声下气地奔走忙碌，并没有能帮得了波恰罗夫，最后他还是没能当上总理。亚夫林斯基后来反而在沙塔林[28]院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支持下，靠自己手下那批青年同事的根本不现实的、纯属空想的经济理论，赢得了好响亮的名声。正是在那次答记者问中，他把自己同那群有经验的学者区隔开来：“至于说到拥护“500天纲要”的人当中将会有一些反对者，其中包括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像阿巴尔金、沙塔林、亚辛[29]等，我看是一桩好事。”不过亚夫林斯基可是把沙塔林和亚辛看错了，他们选择了倒向速战速决的“500天纲要”，而沙塔林居然还同他分享了原创者的荣誉：这个纲要被称做“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要”，而沙塔林更坐上了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交椅。
1991年，当时已经因自己的（抑或不是自己的？）“500天纲要”而闻名遐迩的亚夫林斯基前往美国访问。他从那边带回了一个苏联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着，要想完成艰苦异常的向市场的冲击，至少需要6—8年的时间，而且提出了一个跟我们一致的期限——1997年。
不过，报刊媒体就仿佛是听了统一指挥似的为这“500天”纲要猛吹不已，它们完全忘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政府的提案，并委托政府再把提案补充一下，做一些修订。我对我国的这个“第四权力机构”可以说深有了解，相信它要找的是一个代人受过之人，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找个“替罪羊”，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政策的所有错误都推到它头上。再说得清楚点，不是报刊媒体需要这么个替罪羊，而是戈尔巴乔夫需要，因为这个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
对于我国科学界的总体而言，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界而言，有一件事很不幸，就是其中混进了许多人，他们非常善于利用早已发现的、早已验证过的东西来为自己捞取学位和职称，甚至全靠这一手。搞阴谋诡计的本事得到的评价永远不会比发现新事物的本事来得低。我这一辈子当中，有许多年是跟生产一线和经济工作打交道的。我所了解的学者有好几百，我很看重他们，他们是事业的推进者。如果说他们有许多想法在好多方面都出现了不了了之的现象，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这是我国悲剧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立简直就把国家分裂成了两个敌对阵营，这种情况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在全苏法律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之间，便爆发了一场混战，它首先打击的是事业，是经济，是人。
1990年7月末，在戈尔巴乔夫外出休假之前，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把经济推向市场原则的这份政府纲要的立场，而在5月份的总统办公会上，他也早已表示过同意的态度。然而到了8月份却透露出来，原来在苏联和俄罗斯两位领导人之间背着我又达成了一项协议。什么协议呢？8月3日播出的叶利钦电视访谈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这次电视谈话的摘要中，可以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即国家总统早在当时就已经走上了不可饶恕的妥协之路，并在后来导致国家毁灭。
现在我不加任何改动，一字不易地将这部分访谈内容引用如下：
问：……您曾经在我们的访谈中提起过，您打算建议中央接受俄罗斯的纲领。您还提到，无论中央是否接受这一纲领，您也还是会坚持俄罗斯应该有自己的经济纲领。请告诉我，如果，比方说，中央不接受您的纲领，在这种情况下您会采取什么行动？
答：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中央是一定会接受的，因为今天《消息报》上登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签订了一个专门的类似于协定的东西，打算以俄罗斯的纲要为思想基础，建立一个小组，而这个小组将以俄罗斯的纲要为基础，搞一个全苏的纲领。也就是说，不是政府搞的那个现在受到批评的全苏纲要。我想，要通过的当然不会是那个纲要，是吧？这将导致全苏政府退位，而纲要将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那个纲要，一定是以俄罗斯观点为基础的。我跟戈尔巴乔夫就是在那个时候签署这样一个文件的。那时候我也在这儿。（指叶利钦也在那儿休假。——作者）我们通过几次电话，然后就签署了这样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个书面建议给他，指出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建议按俄罗斯纲要来搞，要避免让我们再搞一套俄罗斯的货币单位，因为如果苏联不接受，那我们就要在俄罗斯内部来实施这个纲要，我们将使用自己的货币单位。那我们将不得不走这一步。
好多媒体，特别是《消息报》，立刻作出了大胆的猜测，说是出现了一个强势联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帝国的独裁中央”将淘汰出局，正在制订的纲要将成为联盟条约经济部分的核心，这一协议将促进各主权共和国的实际团结等等。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要打倒雷日科夫政府，它妨碍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迅速改变。我跟我的战友们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极端主义将毁掉这个国家，改变社会制度。我们无法同意这一点。我们明白，就实质而言，这事不仅关系到是否能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进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问题，而且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
这样一来，在制订向市场过渡的纲领的过程中，实际是存在着两个中心。我们准备在9月1日之前拿出自己的纲要来——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给我们规定的日期。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在“松树林”工作。而在另一处——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宾馆“小松林”，则集中了“沙塔林派”的人士。这里我想提一句，“松树林”和“小松林”，大概还没有一个新闻记者不拿这么有趣的名称上的巧合来打趣两句的。
根据阿巴尔金的提议，8月21日我跟他来到“小松林”，希望能找到个妥协的办法，以求把两股力量团结起来完成共同的任务。俄罗斯的新总理西拉耶夫也到了那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我把制订政府纲要的情况说了一下，希望找出两个纲要之间的共同点，并再次呼吁共同努力。可是谈何容易！我们进入了公然仇视我们的敌人的营垒，我们在那里出现，对于他们就是一次极其不愉快的事件。而且跟我们谈话的腔调简直就像是老师训斥预备班的学生，几乎就是咬牙切齿的那股劲，哪里还有一点点学界精英温文尔雅的派头！三个钟头毫无所获地过去了。我觉得如果要说服，只有说服那些能听你说也想听你说的人才有可能。我的谈话对象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想做到这一点。
这次会见没有带来任何正面的结果。相反，它告诉我们，双方之间的鸿沟已无法填补。而且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他们的所有战术行动，哪怕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受到身在南方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们的指挥的。
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后来的“激进”市场改革，其源头正出自当年这些跟我对话的人物。今天，当一个泱泱大国已经不复存在，当俄罗斯和其他那些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正经历着长达多年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和亚辛这些名字乃至他们本人都正在被人们忘记，而亚夫林斯基和亚辛也在矢口否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面对目前的这种满目疮痍，他们会比较适合于把一切都忘到脑后吧？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这一切正是他们搞起来的。只是到后来，他们的思想才为新的激进市场派——盖达尔[30]、丘拜斯[31]、费奥多罗夫等人——接了过去。
戈尔巴乔夫依然在黑海休息，实际上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对工作进展情况不感兴趣。其实他本是理应对此有生死攸关之感的。所有这一切再次证明，他有别的考虑，也有别的人可以依靠。1990年8月20日，总统忽然停止休假，返回莫斯科，会见了制订“500天纲要”的人们。从苏联政府的班子里他没有叫一个人过去参加会见。这时我们已经明白，拟订联邦条约时，已经不可能再提出任何经过协调的经济建议了，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的将是两份完全不同的纲要。
1991年眼看着就要到来，可摆在眼前的各种问题根本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担忧。不过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各企业的领导可就坐不住了，他们发电报、打电话，向部长会议发起了一通通狂轰滥炸：怎么开展工作？两种法律、两套规章制度在整个苏联的领土上斗来斗去，甚至展开激战，而且还牵扯到共和国的主权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照哪个法律，那套规章制度办？
叶利钦向许多企业领导提出建议，要他们不再服从苏联的指令，转而接受俄罗斯法律约束，并答应为此削减他们的税额。只要纲要一生效，下一年的经济完全可能泡汤。此外，“500天纲要”所建议的东西，跟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律也完全抵触。
国家总统提前休假归来的第二天，我采纳了几个副手的建议，试图请戈尔巴乔夫近日内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见上一面。8月23日，这样的会见举行了。它延续了6个小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我，然后是所有的主席团成员。我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发言提纲，它也许可以见证我们提出的问题有多尖锐，说明国内当时的一般局势：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次会见的请求，是因为政府非常需要就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十万火急的问题，同国家总统进行坦率的对话。
头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总体上的以及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局势非常严重。国内正在形成一种非常困难的局面，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前景很难预测。国家正陷入极端复杂的政经危机之中。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的立场，这就是对1991年的经济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三个问题：整个苏联的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严重后果：经济混乱，严重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国内发生这些问题的所有责任，实际将落到政府头上。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政府从国家管理体制中清除出去。今天，政府已经成为抑制解构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的最后一股现实力量。一旦政府垮台，将改变国内政治力量布局的平衡。
还有一个同样尖锐的问题，就是失控。这种情况非常可怕。它首先表现在政令不行，不把总统的命令当一回事，宣布加盟共和国的法律高于全苏法律，通过完全国家主权宣言，等等。如果说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是波罗的海沿岸及各加盟共和国在带头，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具有了更为严重的规模——在这些行动中带头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然而所有的责任，甚至包括烟草问题，都会落到中央领导的头上。
乍一看来，这些问题都带有自发性质，但它们破坏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实际上提出来的问题是苏联作为统一的国家是否还能够继续存在。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尖锐异常的政治斗争。问题提得非常明确：苏联是否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存在？它在国际社会中是否还能成为一个法人？它是否将不再存在，而由俄罗斯来作为苏联法理上的继承人？（在别洛韦日森林协议一年前，就已经在这样说了。——雷日科夫）
人们试图作根本性改变的不仅是加盟共和国同苏联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还有制度本身的性质。有人想要重新审议基本的政治经济原则，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
在所有这一切的影响下，经济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活力。不仅是生产规模日益萎缩，统一的国民经济共同体也遭到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过程将以灾难告终。许多共和国都采取了限制企业权利的措施，其后果就是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普遍中断，它们拒绝续签合同，供应产品。加之现行法律和税收政策遭到破坏，而地方的、共和国的和全苏这三个预算体系的形成将会在最短期间内使国民经济完全瘫痪。政治不稳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国民经济不稳又影响政治的这种恶性循环开始了。
尽管对政府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它在最后几个月还是在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搞完了向可控制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纲要的制订工作；制订了国家1991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指标。不过这项工作的效果今天看来是非常的低，因为政府的决定根本就不能被接受，离心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今天，所有的企业几乎都没有编制来年的计划。在安排他们的物质技术保障、外汇保障时，在价格问题和税收问题上，所有的问题都不清楚。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共和国编制地方预算的工作已经瘫痪。苏联最高苏维埃就这些问题通过的法律许多加盟共和国都不承认。宪法已不起作用。
某些加盟共和国中出现了大量内部不经协调就通过形形色色决议和决定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在破坏我国已经形成的完整系统。这就是实际局面。不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要负多大责任，今天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调动一切力量防止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混乱。
经过对各加盟共和国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对制订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决定的态度的分析，又经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开展咨询，直接开展同各共和国代表制订市场过度纲要的工作，并召开有各共和国政府首脑参加的苏联部长会议扩大会议——上述种种使我们明确，如果不订立一个全苏条约，如果我们对今后将在怎样的国家体制条件下生活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任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都只能是空话，都不能实现。不过，很难预期全苏条约能够得以在近期内订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也可能拖得很长。
不过，我们却无法使国家的生活止步不前，使制订1991年国家发展计划的工作停顿下来，我们不能停止执行已经通过的重大社会纲要，为企业的实际经济活动踩紧刹车，让新条件下的经济运行从最初的实际步骤中再倒退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细致全面地研究局势后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形势下唯一现实的出路就是在新的全苏条约签订之前，由各加盟共和国和全苏先签订一份经济协议，并以此为基础，组织编制1991年计划的工作。这份协议应该包括经相互协商确定的企业计划组织原则，税收体制的实施，各加盟共和国都能接受的新价格政策，物质技术保障体制，企业、共和国和全苏外汇基金的构成，乃至其他许多原则问题的决定，只有解决了这些原则问题，来年每一个共和国的每一个经济环节才有可能存活。这就是政府主席团希望在这次会见时讨论的主要问题……
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发言涉及的大致也是这些问题，只不过列举了更多的细节，更加具体。
这就是在那个极其复杂的时期我们对国家真实局势的看法。我们意识到在国家头上高悬着关乎生死的危险。我想，读者对于这种局势的深刻戏剧性会有所评价：明明看出国家正在被推向毁灭，而且也提出了挽救它的现实道路，但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对祖国命运反应迟钝的无动于衷，或者说就是对祖国的直接叛卖。
8月30日，根据我们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结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厅召开了各加盟共和国代表、各部部长、人民代表和无数应邀出席者的会议。头一天接近深夜，总统办公厅完全出人意料地下发了一份18页的材料，要求会议审议。材料是由沙塔林小组准备的，是一个“500天”方案的压缩版之类的东西。那里头没有一句话讲到建议来年按什么原则生活。只讲了一些有关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最一般的意见，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作用和地位。
现在完全清楚了，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引导会议丢开具体问题不去解决，也根本不管几个月之后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想把各加盟共和国吸引到自己一边，并在它们的支持下走向“全苏舞台”。我常常问自己，今天已经作古的沙塔林，当年是否曾考虑过自己采取的步骤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想，他只不过是被更有经验的政客利用来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无论我们之间的私交多么好，我还是要直截了当地说：他在毁灭国家的过程中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尽管我相信他并不希望这样做。
会开了两天。发言者一个接一个上台，他们全是按照指挥棒行事，谈的根本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把这18页东西跟政府建议对立起来。叶利钦是最先发言的人之一：
“雷日科夫的政府应该立刻辞职！”
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福明[32]也毫不掩饰对全苏政府的敌视。这个人以乌克兰共和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就其歇斯底里和卑鄙无耻的程度而言，至今我也没有发现能有人出其右者。为了将来能分一杯羹，他可以不计后果。经验丰富的总理马索尔已经无法让乌克兰的领导层满意了。
就连以谢尔巴科夫[33]为首的官方工会也没有在一旁袖手旁观：他往政府头上没有少泼脏水。有意思，现在，当物价像火箭似的往上飙涨，而老百姓，也就是工会会员们的贫苦日甚一日的时候，这个工会领袖上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一声不吭了？
第二天的发言更加强硬。一夜功夫，反政府力量获得了聚集成团的机会。经济协议的问题被抛到了一边。很少有人再提起它。会议临了又把我弄到台上。这一回我没有准备什么提纲。斗争十分激烈。要求人们保持理智的呼吁简直像是对着荒原在呼喊。神经受到的刺激到了极限。我在台上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对那些把国家拖向深渊的政客们发出了愤怒的声讨。
“如果不是因为对人民负有责任，”最后我说，“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一天也不想多干。只是为了这一点，我们才没有这么做。”
从台上下来的时候，我的身子就好像在云里雾里。我带着副主席们离开了会议厅。大家都很压抑，我是更不用说：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不过我们还是有足够的勇气和理智得出共同结论：现在还不能走。这不仅是一个我们失败的问题。应该斗争。
1990年9月，代表们假期结束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恢复了工作。联盟院就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像5月里决定的那样，在9月1日提交了必要的材料。“500天纲要”也是争论的焦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对前期讨论作总结时明确地说，正是这个纲要，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就此表态。说心里话，也正是在这一时刻，我想到了自己辞职已不可避免，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谈了这个意思：
“如果通过的决定同政府的立场不一致，那政府就无法执行它……只有当心存信念，我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如果缺乏信念，或者明知它会产生危害，这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参与的。”
不过当时最高苏维埃和总统都还没有作出决定。中间休息之后，布尔布利斯代表——读者还记得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正是他推举叶利钦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从“白宫”飞驰而来，两眼放光，欣喜若狂地宣布，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在下午两点通过了“500天纲要”。“俄罗斯联邦已经作出了决定，”他骄傲地宣布，以此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愿意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好了，反正俄罗斯会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底下是一阵吵嚷，一阵喊叫，大厅里人们又跑去抢话筒。最后通过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决议，说是会议“注意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认为审议这个问题的所有材料是“合理的”，并“发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对这个问题“准备不足”——又把卢基扬诺夫狠狠地刺了一下……
那些天克里姆林宫里也在进行着无尽无休的辩论、争论、斗争。我们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在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政府的立场。下面引用一段在这种同记者会见场合的速记稿摘要：
雷日科夫：我国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为强制向市场过渡做好准备，社会意识也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主张慎重的做法。政府之所以捍卫自身立场，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是有道理的。为了制订新建议，我们邀请了科学界非常有分量的人物。新建议考虑了议会的建议，以及各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然后，又对将要推行的改革作了模拟试验，对所有的优缺点都作了数学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对向市场过渡的方案有两种考虑：一套是激进方案，不少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都主张这个方案；另一套则是温和方案，政府建议的正是后者。
头一套方案的模型（几乎是立即放开价格，实际上完全取消国家订货）表明，头几年生产规模、就业率、生活水平将会急剧下降……
分析第二套方案表明，也会出现下降，但会是一种比较平稳，比较和缓的下降。从总体来看，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但下降幅度比第一套方案要小。因而经济趋向健康的速度也会稍缓慢一些。
风雨大作的1990年秋天到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喋喋不休的辩论令人生厌，要求“穷人政府”下台的群众大会不断举行，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下台（反对票1票，弃权票16票），媒体上的批评犹如狂风暴雨不断袭来。
在向我国政府发起总攻的过程中，各加盟共和国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抗，首先是俄罗斯同中央政权的对抗，变得越来越尖锐。全苏政权很快便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上日益严重的分歧对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经济的恶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国家的解体过程。我们陷入了一个罪恶的怪圈。但所有冲破怪圈的努力都遇到了疯狂的抵制。
离开我退出舞台的日子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为什么我非要拖到犯心梗之后才下台？为什么我没有在跟戈尔巴乔夫谈过之后，或者后来在那次令人感到无比沉痛的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宣布下台？为什么当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当那些跟我并肩走过漫长道路的人，都在狠狠地扇我跟政府的大耳刮子时，我还在忍耐？难道我没有自尊心？难道总理的交椅对我就那么宝贵？
不，我要回答，不是的。是普通的责任感支撑着我。最高苏维埃11月全会过后，我就已经作出了辞职的决定。而将它宣布则是在12月初，那是在第四届大会开幕之前。因此，病情只不过是使一切提前了一两个星期。
有一次我翻出了一页答记者问的记录，已经记不清是回答谁的问题了。可能是回答一家外国报纸的提问。那里有这样一个问题：“近来政府常常受到批评，甚至要求它下台。您看来并不像是一个赖在位子上不肯辞职，只知道追逐官位和前程的人。那是什么迫使您要如此执著地推行自己的路线呢？”
我是这样回答的：
问题在于政府的路线使有些人感到不满意，这条路线之所以强硬，是由于它牵涉到我们的国家是否能继续存在，国民经济中是否会出现混乱，那些靠工资、养老金和助学金过日子的人是否能得到社会保障，而一旦去除了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调节因素，人们是否能经受住市场自发势力的打击。有人以此作为赌注，竟说政府无法摆脱保守思维。不对！政府为了有助于摆脱危机，愿意敞开大门。不过，作为一届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它没有权力跟在那些想把一切都打得落花流水，根本不计后果的人后面跑。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人民如何能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向市场的过渡。如果有人责难政府忘记了这一点，那么，他要么是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说得客气点，不大正派……但如果人民，人民在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认为政府的行动有损于社会的利益，那就请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好了。
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现在我还可以再说一遍。显然，我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要把事业进行到底，决不投降，不被困难所折服，要尽一切可能，哪怕最后是下台的下场。我也要说一句，就是在我向记者们宣告有可能辞职的那些日子里，部长会议收到了无数电报，要求我们不要屈服。提出这种要求的不仅有我的同龄人，最使我感到高兴，并让人对光辉未来充满希望的，是还有许多非常年轻的人，他们说：等一等，不要走，不要半途而废……
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走。还是逼得我们非走不可。
12月初，应我的请求，戈尔巴乔夫单独会见了我。会见时我告诉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要辞去国家政府首脑的职务。他听到之后表现得相当平静，甚至有一点如释重负。他跟我一样，对这次不太轻松的谈话早有准备。他请我谈谈关于接任者的意见。我谈了自己的想法。
会见临了，我对戈尔巴乔夫说：
“请记住我的话。现在，有人强迫您拿掉政府。这只是许多牺牲品中的第一件。再往下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然后是您自己。请为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现在还有点时间……”
他从来就是不顺心的话不爱听，最善于对有些问题装聋作哑……
今天，当我回过头来分析往事的时候，我毫不动摇地得出了结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被人称做保守分子，但我们都是正常的、思维健康的人，我们关心事业，关心人民，关心国家。
我的政府在退出战斗时保持了尊严，它并没有被打倒，依然怀着对理想的信念。生活表明，我们是正确的。
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在1990年宣布主权独立的日子）宣布，将进行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早在4月，各州、各共和国、各劳动集体和许多社会政治活动家就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请求我同意参选俄罗斯总统。同各地方各单位的代表会见，最后也会提出同样的请求。在道德上我完全有拒绝的权力，因为我有个理由，就是不久前才得过一场大病。不过，如果是这样，我一辈子都会因为自己甚至没有打算参加战斗而责备自己。
那是一个对于全国来说都非常可怕的日子。我在注视着当天如暴风骤雨般发展着的事件的同时，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和苏联各权力部门之间对立的高潮正在到来。如果叶利钦在大选中胜出，那么国家的命运就注定了。如果另一个人胜出，其中也包括雷日科夫，那么灾难还有避免的可能，通过深思熟虑的改革，依靠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正常的相互关系，国家将不会被破坏，局势将得到稳定。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由于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没有好感，由于叶利钦的反对活动在全国范围都引起了极度混乱，要想胜出也不那么容易。人民将会不知所措。许多人心存幻想，期待着当第501天到来的时候能见到天堂，认为叶利钦才是祖国的大救星。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人们能听到我警示的声音。
我不想详述竞选活动中的一波三折。什么都有了：有诬蔑造谣，有脏水淋头，也有含血喷人。总之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还常常把我的名字同戈尔巴乔夫连在一起。我做了很大努力向人们解释，说实情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早已分道扬镳，说他已背叛了改革的理想，背叛了那些曾跟他一同创业共事的人，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听得进去。人们投票不仅是为了选叶利钦，而且还是为了反戈尔巴乔夫。而且，我的反对者在把我跟他“捆在一起”这件事上也没有少下工夫。
为了能对那个时代和当时出现的局势有一个概念，让我来引用一段《苏维埃俄罗斯报》在大选两星期前发表的访问记。我通过这份很有权威的出版物于国内旅行期间回答了该报记者别兰所提的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采访的标题《我建议走另外一条路……》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他怎么敢把自己放到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上？大家都知道，人民将选举叶利钦。”“您是奉戈尔巴乔夫之命呢还是奉中央之命？”
——我是自愿参选的。既不是奉中央之命，也不是奉戈尔巴乔夫之命。当了5年的国家部长会议主席，我亲身体验了什么叫掌权。我尝够了掌权的滋味，知道掌权有多辛苦，而且往往是吃力不讨好。
但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情况都在日益恶化，危机四伏。我不相信叶利钦现在提出的这个纲领能使局面好转。情况将更为恶化。所以我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局势发展。这就是我的原因……
现在再来谈谈向市场过渡的纲要问题。去年（1990）夏天，你们还记得，曾经有过两个纲要，一个是政府提出的，还有一个就是“500天”纲要。后者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休克疗法”纲要。我对这个纲要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坚信，经济必须转上新轨道，而且我还最早提出：硬性计划分配系统潜力已经到头，再按老办法将无法继续前进，需要转向比较有弹性的经济关系形式了。但我们提出的模式是可调控的市场，是逐步平稳过渡。当旧的东西倒下去的时候，当时就应该有新的东西建立起来，就应该仔细衡量，预测、而不是挥动板斧，速战速决。
我坚决反对“休克疗法”这种办法。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还是认为，几个月之内就要过渡到新经济关系的做法，将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为了向自由市场过渡，就应该建立相应的结构。如果非要像现在这样说：好了，从新的年度开始就废止国家订货了，你们就自谋出路吧，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眼下已经是困难重重了，但如果从新的一年开始干脆就不要调控，那大批企业将无法工作。特别是机械制造业，因为企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还有一条：我赞成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应该找到一种形式，让人真正成为自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至于说到小企业，什么手工作坊、快餐店、商业店铺等等，那我们这里还可能出现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张那些本身就在小企业工作的人有优先权，让他们首先能够得到这些企业。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必通过交易市场、拍卖市场，因为在那种地方，占便宜的都是赚大钱的人。
至于说到大型企业，可以有股份制，有集体所有制，比方说，每一个工作的集体成员都可分得生产资料，也可分得自己的一份利润，这就叫全民企业。就应该走这样的道路。在农业中我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反对把起商品生产作用的土地自由买卖。（我要说明：我说的是“起商品生产作用的土地”，当然不是指宅旁地，园田地和别墅用地。）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在土地上劳动，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选择：想当农庄主吗？请吧；想留在集体农庄吗？随便。我还主张租赁的土地可以作为遗产继承。不过是不是可以买卖呢？……
“对于那些不盈利的企业，您怎么看待它们的私有化问题？”“您是个保守派，您反对住房改革。那就是说，您想把我们拖回停滞时期。”
——我决不同意那些提出号召要在新年之前跟亏损企业“做个了断”和强行把它们私有化，也就是把它们拍卖的人。这样匆忙从事是非常危险的。
就拿煤炭工业来说，它欠了国家230亿卢布的债。可是如果我们土生土长的或者是外国的商人们把这些矿山买下来，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谁去为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着想呢？因此我理解，企业亏损的确是我们的不幸，这是我国经济脖子上的铅坠。但是要提出强制私有化的口号看来还早。今天，我们25%的农场都亏损，那怎么办，难道把集体化再做回去？也许，是否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帮助经济重新站起来？其中也包含引入新的所有制形式？
再来谈谈住宅私有化的问题。一年前这个问题在总统顾问委员会上讨论过。有人建议建立住宅市场，允许自由买卖住宅。为了加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有人建议大幅提高房租，特别是对超过标准的面积。听起来似乎很动人。但是我立刻表示坚决反对。不能不经深入研究和计算就这样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今天，比方说，我们苏联有6000万退休职工。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其中3000万人有超过标准的住宅，有的5平方，有的10平方，还有的更多。有的因为孩子走了，有的因为丈夫或者妻子去世了……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况。难道说要把这些老人从窝里起出去？一个家可不仅仅是四堵墙。这更多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品德问题。同时也是个物质问题：想一想，如果为超标的住宅他们要付所说的那种高价，那什么养老金也剩不下。
难道那些年轻人，那些困难家庭能买得起住宅吗？房子会跑到谁手里去，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个保守分子，过去是，现在还是。
“雷日科夫主张提高价格。”“辞职的时候，他向巴甫洛夫建议要提高价格。”
——是的，我们经常讲，价格组成问题上有落后的地方。应该调整价格，不过1988年就应该做。那时做损失会比现在小得多。
根据计算，1990年提高价格需要付出的代价是1600亿卢布，而且其中有许多产品完全需要补贴，儿童用品还几乎没有涉及。可是由于“手段不普及”，我受够了攻击，尽管需要控制价格的事是国内几乎所有领导人、所有主要经济学家都同意的。（这里我想先说一句，我要提醒大家，从1992年1月2日起，若以我们的建议为基数，叶利钦和盖达尔实际上把价格提高了两倍，许多商品甚至提高了三倍。不久，这些价格就飞快地往上涨，从几百倍涨到几千倍，把千百万人民抛进了贫困的深渊。那些轰轰烈烈的声明呢？叶利钦不是说一旦涨价他就要卧轨吗？这些全都忘到脑后去了。而这一切给人民的打击是多么痛苦。）
“您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您跟他有分歧吗？”“如果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您会在各方面同他保持一致吗？”“您干吗要辞职？”
——现在我同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关系。我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是顾问。
从前，大概是在1987年以前，我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分歧。你们可能还记得，改革当时进展很快，我国经济也正处于上升阶段。然而即使在当时，我也依然有自己独立的、独特的立场。我觉得，原则性的意见还是有可能表达的，即使我在政治局处于少数。你们可能还记得那次反酒精饮料运动。对于建议开展运动的一些方法，我是反对的。
最近，特别是1988—1990年以来，我跟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分歧很大。我直截了当地谈论这些分歧，当面向他提——既在政治局，也在总统顾问委员会。比如关于住房私有化的问题就是。
最值得一提的是向市场过渡的纲要。政府纲要曾两次提交总统委员会审议。我把它提交上去，遭遇到批评，然后又是补充，最后说：好吧，雷日科夫同志，把它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吧。我知道批评会是激烈的。特别是在价格问题上。不过，1988年的每一个文件不是都说，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务必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吗？我怎么还能有别的做法呢？所以我就走上台把我们怎么看这些问题老老实实都说了。让所有的火力都冲我来吧……
在立场问题上我始终是表里如一的。唯一可以自责的就是应该把我去年（1990年）12月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说的话提前一年说出来。改革已经不是原来1985年预想的那个样子了。
至于说到我下台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几个星期我通知了戈尔巴乔夫，我不同意所推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所以宣布辞职。
但不管怎么样，我的立场还是没有变。我认为，今天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把我们国家引向“休克疗法”，这将对人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比方说，根据波兰的情况，我们对此就可以有所了解。不错，现在那边柜台上倒是什么都有，可就是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以降低需求的这种方式来保证市场的丰足，是无须乎什么太高的智慧的，我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做到：把价格一抬高，商店里不就什么都有了！但我赞成用别的办法：应该找到一种平衡，既有商品，老百姓又能买得起。
“你先把国家的经济搞得一团糟，然后又打算当俄罗斯总统。”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近年来国内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觉得，头三年我们的发展还是正常的。然后就出现了一件件完全莫名其妙的事情：又是法律大战，又是罢工运动，又是条约关系遭到破坏……
是的，从总体来说，国家的发展并不十分如愿，其中也包括不如我所愿。不过，正如所知，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有所认识。一切都走着瞧吧，如果叶利钦胜出的话……
“您怎么看叶利钦？”
——我早就认识这个人，我跟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同过事。他在州委，我在工厂。
我不同意他的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这一点我已经说过。我也不理解他的行为和行动方式。他在苏共党内得到了提拔重用，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了首都党组织的领导人，可后来却把自己受到的教育、自己20年来一直在党的纪律协助下宣传推广的一切，放到脚下践踏。这叫什么立场？他还掀起了一场反对中央的“战争”！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觉得有人跟他作对。
最后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如果选举我为俄罗斯总统，我会为俄罗斯而斗争，捍卫它的利益。但同时我也要实行一条保全苏联的路线。
这些都是在1991年5月30日说的。读者可以对我当时对叶利钦胜选后的预见性予以评说。有些东西我还是可能估计不足，但就总体而言我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的担忧还是实现了。在总统竞选活动当中，我在6名候选人中赢得了第二的位置。对于未来总统的竞选班子而言，迅雷不及掩耳也是他们的战略考虑：可不能给时间让老百姓多思考。于是，任务就这样解决了……
1991年的8月到来了。这个月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苏联垮台过程中的转折点。分析当时的事件可以得出结论：“暴乱分子”并没有明确的纲领目标。在国家非常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中，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介入。政治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通过任何文件，这次“暴乱”对于党的总部而言是事起仓促。8月20日大约有2/3的中央委员在莫斯科，但书记处却拒绝召集中央全会。8月以后曾立案对党的许多地区领导人和某些书记处成员进行侦查，但统统因为这些组织同莫斯科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而宣告侦结。人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到这些事件中去，这说明他们相信，这只是小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
但胜利的一方立即向苏共发起了致命的打击。叶利钦的最亲密战友布尔布利斯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个条子：
“苏共中央内部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下达命令，立即停止苏共中央大楼内的行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了电力供应。他手上拥有执行苏联总统和总书记命令的力量。布尔布利斯”字条上有一条8月23日写的批语：“同意。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被叫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全会上，受到叶利钦难以名状的羞辱。这位昔日的党内战友对待他的态度，就像是训斥一个淘气的学生。就在全会进行期间，在顷刻间全都变成了反共先锋的代表们的一片哄闹声中，叶利钦签署了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命令。
电视和广播都对这幕闹剧进行了直播。从这一刻起，戈尔巴乔夫已不复存在，他只剩下了一具躯壳。他在这场对全国致命的赌博中大败亏输。六年前在进军号角声中拉开序幕的改革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
当天，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决定：“苏共中央应该通过一个艰难的，但诚实的决议——自动解散。至于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命运，由各自自行决定。”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认可了对党下达的禁令，卸下了总书记的权力，号召党中央自动解散。这样他就埋葬了党——这是他青年时代就加入的党，党指引他走过了一生，引领他登上了国家最高职位。而党的垮台则为毫无障碍地消灭我们的国家扫清了道路。
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堂。1991年9月2日。上午10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开幕。受苏联总统及10个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委托，纳扎尔巴耶夫宣读了一份特殊的《宣言》。其中建议制订一份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由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签署，立即建立经济同盟，以利国民经济正常运转。
根据各加盟共和国代表权平等的原则，筹建人民代表苏维埃以取代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国务委员会，吸收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参加。为了协调国民经济管理，协商推进经济改革有关事宜，成立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
为了保存统一的武装力量，预计还要在国防领域缔结集体安全协议。宣言还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请求，支持各加盟共和国要求联合国对这些国家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予以承认，并审议它们在这个组织中的会员国地位问题。
在这个时刻，代表们全都已经心知肚明，苏联的存在事实上已经结束。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架构，之所以还被人提出来，是因为多少还希望能保存一点统一国家的基础。
我跟不少代表都有一种确定不移的看法，就是觉得这次代表大会并非如那些堕落到只知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所言，是一届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却反而应该是一届战败者的代表大会，他们终于明白了，国家正在加速走下坡路，而代表们正以自己的活动从各方面推动这一进程。大多数代表情绪都非常低沉，我甚至可以说他们非常压抑。看来我们好像是在出席一次集体葬礼。
在这一届非同寻常的代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例如，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后来在别洛韦日拆散苏联的三个人之一）实际上就支持了经济联盟的思想，他提出建议：为了防止经济混乱，应立即成立跨加盟共和国的跨国组织、理事会或委员会，授予全权，以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民生需求。不过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提起，正好在一年前，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讲台上，就号召过各加盟共和国签署这样一个1991年的经济协议，可是，如果读者们还记得的话，这个提议却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克拉夫丘克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其他领导尝到了他们自己在1991年前夕所造成的经济混乱的破坏性苦果。
会上还响起了一些其他的清醒的意见，比方像南乌拉尔的奥尔洛夫[34]就说：作为一名工业区的代表，他支持建立跨共和国机构，以调节跨国经济关系。他说：“如果不这样做，如果代表大会不能通过此项建议，那就要请某一个共和国承担起这种调节任务来。否则各共和国将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而这意味着什么，我想各位一定清楚。各共和国在最近的10—15年内是无法获得经济独立的。”
就总体而言，代表大会的气氛还是处于对社会命运的担忧之中。国家正在受到民族灾难日益加剧的威胁，但又提不出任何现实的建议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我还记得，比方说，白俄罗斯的茹拉夫廖夫[35]是这样说的：“从联盟条约草案所建议的框架来看，联盟国家是无法建立的。它将国非国，邦非邦……联盟条约草案中提出的所谓国家是没有的，也不可能存在。”
顿涅茨州代表萨乌宁警告说：“公民们为苏联的解体、未来对它的瓜分、国境的设立、难民潮的涌现感到不安（报上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这些情况将伴随经济危机造成灾难，制造新的民族冲突，甚至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我在准备这份材料的时候，再次仔细研究了该次代表大会的速记稿。我想提醒：超过80%的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但却只有一两个发言的人提到了苏共的问题。我想引用一段新西伯利亚工程建筑学院院长亚岑科说的话：
戈尔巴乔夫不仅是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是党的总书记。他的领导居然搞得个别在他身边工作的领导人参加了暴乱……如果一个领导人对谁同你志同道合，谁支持你都既不了解也没有感觉，那还算个什么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先生，您可是党的总书记，是它的“船长”，可是却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逃离了“舰桥”，任凭党和普通党员听凭命运摆布。
苏联和俄联邦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千方百计想让大家相信，《宣言》中的建议都是时代潮流，它们表达了国家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民主变革。
叶利钦在这次非常党代会上的发言是一个胜利者的发言，他被胜利陶醉了。他宣布，作为俄罗斯总统，他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究竟干得怎么样，现在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戈尔巴乔夫的处境最为复杂。他还要想办法保全面子，为国家非常委员会、苏共和苏联的解体，为国内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出现而辩解。看得出来，对于苏联将要变成一个较为模糊不定因而也更为软弱无力的机构这一点，他是早就已经妥协了：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候，我要表示我最深刻的信念：我确信目前最中心、最首先要求立即明确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国家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别的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科学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也都无法解决。这一点我是确信的。全民公决时人们表达了保全苏联并予以彻底革新的意愿。在诺沃奥加廖沃谈判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形式，就是主权国家联盟，现在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再思考。就让我们再次来思考这个问题吧！”
响应他的都是些应声虫，例如西拉耶夫，后来当上了俄罗斯政府首脑。8月事件和他担当的新角色使他失去了理智，竟提出了不经审判和侦查就枪毙国家非常委员会成员的建议。这个政坛新手在发言中颇为得意地宣称：“是的，过去那个统一的苏联死亡了。我们应该对那些为了‘泱泱大国’向隅而泣的人说一句：想要让帝国的僵尸复活么？这不等于是给死人做热敷吗？我们现在所依据的，完全是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思想了！”
价值观的确是大不一样了……值钱的东西从老百姓和国家的口袋里放进了当代布尔乔亚私人的保险柜里。旧思想的确也被新思想排挤掉了，这新思想就是：要不择手段地获取利润，金钱决定一切。
莫斯科和全俄罗斯总主教阿列克西的发言真是发人深省。我真想把他的整篇发言都引用在这里，但由于篇幅的缘故，只能引用几段：
尊敬的兄弟姐妹们，人民代表们：我们这次非常代表大会的责任真是无比重大。我呼吁各位要深刻感受我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当代同胞的责任，也是对我们先辈的责任，还是对那些并非在随意空想的沙滩上，并非在蛊惑煽动、贪恋权势、自私自利、嫉妒横生的基础上，而是在信仰、忠诚、充满牺牲的爱的基础上建造了共同家园的人们的责任。我们的同胞正在等待我们这些代表说话，等待我们作出决定，希望能在众生迷茫的心灵中唤起乐观情绪，唤起公正解决我国面临各种问题的希望。正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无数儿女用自己的功勋、生命、才华和能力，才造就了我们祖国的真正光荣。
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同样重大。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是我们言行的评判。未来的基础是在过去奠定的。而过去，则是我们历史的共同。它是我们民族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是我们的意志所能否定的。如果对这些事物不屑一顾，如果想否定它，抛弃它，在面临混乱变革的今天，这就意味着把我们民族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近几十年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无数因忘记历史而产生的悲惨事例，以及遗忘造成的悲惨后果。
我想用我国东正教精神领袖的这番教导来结束我对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的叙述。它竟然成了为一个统一大国的覆灭而敲响的丧钟。而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大国，我们的祖先曾付出过数百年日复一日胼手胝足的劳作。
三个月后，这个大国就不复存在。虽然当代有许多伟人对此发出过警告。当我结束这一令人心情沉痛的章节时，我想援引我国一位同胞，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一位俄罗斯大地上的爱国者——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36]在几十年前说过的一段话。他的遗骸前不久才回到他的祖国俄罗斯。话是这样说的：
俄罗斯是自然和精神的有机统一。谁要是想把它分开，谁就是个最可悲的人！……这种可悲之处在于这种盲目而荒谬的做法必将产生可怕的后果，这些后果将表现在经济上、战略上、国家体制上和民族精神上。而且，不仅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连别的民族，也一定不会忘记统一的俄罗斯，将会在自己身上尝到蓄意肢解它的恶果的滋味。
[1]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Громы́ко，1909年7月18日——1989年7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美洲国家司司长。1939—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43—1946年任驻美国和古巴大使。1946—1948年任苏联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6—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打倒莫洛托夫“反党集团”。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长。1958—1987年任《国际事务》杂志主编。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197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因病放弃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退休。1989年逝世。
[2]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塔诺夫（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питонов，1915年2月23日——2002年5月28日），1938—1940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2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51—1963年、1967—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2—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59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6—1959年、1964—1969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59—1964年任苏共伊万诺沃省委第一书记。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和党部工作部部长。1965—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个人养老金设立委员会主席。1988年退休。
[3] 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译者
[4] 赫罗斯特拉特是古希腊的一个人，他为了在历史上留名，于公元前356年竟纵火焚烧了古代建筑艺术的珍品——阿泰密斯神庙。——译者
[5] 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Вита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ротников，1926年1月20日——2012年2月19日），194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7—1971年任古比雪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5年任苏共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75—1979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9—1982年任驻古巴大使。1982—1983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83—1988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
[6]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60年以后是苏联人权运动领导人。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被捕，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返回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7] 成吉斯·托瑞库托维奇·艾特玛托夫（Чинги́з Тореку́лович Айтма́тов，1928年12月12日——2008年6月10日），苏联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外交官。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等职务。1990—1994年任驻卢森堡大使。1994—2006年起历任吉尔吉斯斯坦驻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北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2008年死于纽伦堡。
[8] 亚历山大·米特罗法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1943年2月19日—— ），1962—1965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87年创立摩尔曼斯克援助改革自愿协会。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于1990—1992年、1994—1995年、1998—2000年、2001—2004年、2005—2007年任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创立东方电信公司，并于1994—1996年任东方电信公司综合信息中心总编辑。1998年退休。
[9] 塔吉亚娜·伊万诺夫娜·扎斯拉夫斯卡亚（Татьян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лавская，1927年4月9日——2013年8月23日），俄罗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年创立新西伯利亚经济与社会学学院。1986—1991年任苏联社会学协会主席。1988—1992年任全苏舆论研究中心组织主任。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退出苏共。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总统最高协调委员会委员。1993—2013年任社会科学跨学科学术中心联合主席。
[10] 伊利亚·约瑟福维奇·扎斯拉夫斯基（Илья Иосифович Заславский，1960年1月31日—— ），残疾人出身，早年经营企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退伍军人和残疾人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莫斯科奥克蒂亚布斯基区议会议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3年任“民主俄罗斯运动”政治委员会主席。1992—1994年任莫斯科市专家委员会主席。1993—1994年任“民主俄罗斯运动”下诺夫哥罗德联合会主席。1993—1996年期间担任盖达尔的顾问。1998—2003年任国家建设和投资委员会副主席。
[11] 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切尔尼琴科（Ю́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Черниче́нко，1929年8月7日——2010年7月14日），1966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6—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兼联合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年任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1993年支持镇压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1993—1995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期间曾担任俄罗斯农业党主席。2010年死于莫斯科。
[12]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卡赞尼克（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Казанник，1941年7月26日——2019年6月2日），俄罗斯法学家。1975年进入鄂木斯克州立大学法学院任教。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3年任鄂木斯克州立大学法学院国家法律、管理和建设部主任。1992—1993年任鄂木斯克州民族、宗教和公共组织委员会主席。1993—1994年任总检察长兼总统委员会委员。1994年加入鄂木斯克人民良心党，并担任党领导人，1995年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但未当选。1996—2003年任鄂木斯克州副州长兼国家政策、宗教和公共协会委员会主席。2003—2007年任鄂木斯克法律研究所第一副所长。
[13] 阿法纳西耶夫为历史学家，一度人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曾任“民主俄罗斯”运动联合主席之一；帕尔姆不详；波波夫为经济学家，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主席；萨哈罗夫，核物理学家，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译者
[14] 尼古拉·伊里奇·特拉夫金（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Тра́вкин，1946年3月19日—— ），198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出苏共，创立了俄罗斯民主党，并于1990—1994年任党主席。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莫斯科沙霍夫区区长。1994—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1996年任不管部长。1999年加入右翼力量联盟，并于2005—2006年任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书记。2006年起担任俄罗斯人民民主联盟主席团委员和绿色联盟党主席顾问。
[15] 索布恰克于1991—1996年间任列宁格勒市（后圣彼得堡市）市长；特拉夫金后创立俄国民主党，任该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一度任俄联邦司法部部长；斯坦凯维奇不详；波尔托拉宁原为莫斯科真理报主编，先后任俄联邦出版信息部部长、联邦政府副总理、国家杜马信息政治通讯联络委员会主席；布尔布利斯先后任俄联邦国务秘书、俄联邦总统委员会国务秘书等职。——译者
[16]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涅夫兹林（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Не́взлин，1959年9月21日—— ），俄罗斯和以色列商人。1989—1991年任科学和技术进步银行行长。2001—2003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
[17] 维托里奥·圭多·祖科尼（Vittorio Guido Zucconi，1944年8月16日——2019年5月26日），意大利记者、作家。
[18] 赫尔穆特·海因里希·瓦尔德马尔·施密特（Helmut Heinrich Waldemar Schmidt，1918年12月23日——2015年11月10日），1939年被强征入伍，1944—1945年期间在西线作战，二战结束时被俘，关押四个月后获释。1946年加入社民党。1947—1948年任西方占领区德国社会青年联合会主席。1952—1953年任汉堡市交通局长。1953—1962年、1965—1987年任联邦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65—1966年任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1966—1969年任主席。1958—1961年任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议员。1961—1965年任汉堡市内政参议员。1968—1984年任社民党副主席。1969—1972年任国防部长。1972—1974年任财政部长。1974—1982年任总理。1982年9月17日——10月1日任代理外交部长。1987年退休。
[19]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古巴廖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Гу́барев，1938年8月26日——2022年1月25日），苏联科幻作家、剧作家、记者。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1—1976年期间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1976年进入《真理报》工作。1979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6年是最早报道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记者。1991年因抗议将《真理报》出售给希腊商人而离职。
[20] 特尔曼·霍雷诺维奇·格德良（Тельман Хоренович Гдлян，1940年12月20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9—1962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68年起担任检察官。1983—1990年任苏联总检察长特别重要案件高级调查员，负责调查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2月被开除出党。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创立俄罗斯人民党，八一九政变时被捕，两天后获释。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期间领导政治集团“新俄罗斯”。1995—199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21] 格列布·巴甫洛维奇·雅库宁（Глеб Па́влович Яку́нин，1934年3月4日——2014年12月25日），1962年起担任牧师，1965年起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76年创立苏联基督教保护信徒权利委员会。1979年被捕，1980年被判处五年监禁，1984年被流放到雅库特，1987年获大赦。1990年加入民主俄罗斯运动，并于1990—1992年任协调委员会联合主席，1992—1993年任党联合主席。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22]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Пато́личев，1908年9月23日——1989年12月1日），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7—198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9—1942年任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尔省委第一书记兼雅罗斯拉夫尔市委第一书记。194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2—1946年任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一书记兼车里雅宾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46年4—8月任联共（布）中央组织指导处处长。1946—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局主席、中央监察部部长兼部长会议集体农业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5—12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47—1950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兼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6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6—195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8—1985年任外贸部长。1985年退休。
[23]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扎科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Казаков，1927年1月18日——2008年10月14日），1947年加入联共（布）。1965—1970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加里宁区委第一书记。1970—197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1971—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76年任列宁格勒市执行委员会主席。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9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89—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1993年退休。
[24]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弗拉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ласов，1932年1月20日——2002年6月9日），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1961年任共青团伊尔库茨克省委第一书记。1964—1965年任伊尔库茨克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5—1972年任苏共雅库特省委第二书记。1972—1975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75—1984年任苏共车臣—印古什省委第一书记。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7—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1986年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8年任内务部长。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经济部部长。1991年退休。
[25] 伊万·库兹米奇·博罗兹科夫（Иван Кузьмич Полозков，1935年2月16日—— ），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9—1972年任苏共库尔斯克省委副书记。1972—1973年任库尔斯克里拉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85—1990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克拉斯诺达尔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3年以后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工作。
[26]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恰罗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чаров，1941年4月27日——2020年10月24日），196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80年任全苏天然气研究所副所长。1980—1989年任布拉沃建材厂厂长。1988—1991年任莫斯科苏维埃区苏维埃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出苏共，参加了激进民主党。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
[27] 阿列克谢·尤里耶维奇·米哈伊洛夫（Алексе́й Ю́рьевич Миха́йлов，1963年2月23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1990年7—12月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经济改革委员会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1—2013年任经济和政治研究中心经济计划局局长。1993—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28] 斯坦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沙塔林（Станислав Сергеевич Шаталин，1934年8月24日——1997年3月3日），苏联经济学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59年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65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70年起在大学任教。1989—1991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1990年领导“500天计划”工作组，旨在全面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同年协助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
[29] 叶夫根尼·格里戈里耶维奇·亚辛（Евге́н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син，1934年5月7日——2023年9月25日），俄罗斯经济学家。早年担任工程师。1973—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与数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1989年进入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工作。1991年任全苏科学和工业联盟总干事。苏联解体后，于1994—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经济部长。1997—1998年任经济事务与内外投资事务部部长。1998—2021年任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科学主任兼专家研究所所长。2000—2007年任右翼力量联盟政治委员会委员。2000—2019年任自由使命基金会主席。2018—2023年任总统公民社会发展和人权理事会委员。
[30] 叶戈尔·季穆罗维奇·盖达尔（Егор Тимурович Гайдар，1956年3月19日——2009年12月16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8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经济政策司司长兼《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90—1991年期间在《真理报》工作。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兼经济和财政部长。1992年任财政部长兼第一副总理。1992年6—12月代理总理一职。1992—1993年任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所所长兼总统经济政策顾问。1993年9—12月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3—1994年任第一副总理兼代理经济部长。在任期间推行“休克经济”，在俄罗斯大力推进私有化，使俄罗斯经济遭受沉重打击。1993年创立民主选择党，并于1993—2001年任党主席。1993—1996年、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期间也从事商业活动。1999年参加右翼力量联盟，并于2000—2004年任联合主席。2008年退出右翼力量联盟。2009年死于莫斯科。
[31] 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丘拜斯（Анато́л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Чуба́йс，1955年6月16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197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80年代起鼓吹私有化。1990—1991年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列宁格勒市长顾问。1991—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4年任副总理。1993—1994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1996年、1997—1998年任第一副总理。1996—1997年任总统办公厅主任。1997年3—11月任财政部长。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1998—2013年任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董事长。2001年加入右翼力量联盟。2008年加入“右翼”（Правое дело）党。2008—2020年任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总经理。2020—2022年任总统与国际组织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代表。
[32] 维托德·波洛维奇·福明（Витольд Павлович Фокин，1932年10月25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2—1979年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79—1987年任第一副主席，1987—1990年任主席。1987—1990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年7—12月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1994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乌克兰共和国总理。2020年8月18日被任命为和平解决东乌局势联络小组副代表，因主张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居民实行大赦，于9月30日被解职。
[33]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谢尔巴科夫（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Щербаков，1949年12月5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0—1974年期间在共青团工作。1985—1988年在国家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工作。1989—1991年任国家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3—5月任副总理，5—11月任第一副总理。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
[34] 亚历山大·康德拉季耶维奇·奥尔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Кондратьевич Орлов，1930年6月20日——2011年12月23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65—1985年任车里雅宾斯克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1985—1991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高等学校车里雅宾斯克分校校长。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1992年任全苏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常驻车里雅宾斯克州代表。1996—1999年任俄罗斯信贷银行战略投资主管。2001—2011年任财政部预算和财政司教授。
[35]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茹拉夫廖夫（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Журавлёв，1937— ），俄罗斯经济学家，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
[36]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льин，1883年4月9日——1954年12月21日），俄国作家、哲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早年曾支持1905年革命。1906年起立场急剧右倾，转向右翼立宪民主党。1922年被驱逐出境，流亡德国，并成为白卫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1934年起遭到纳粹的迫害。1938年流亡瑞士。1954年死年死于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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