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08）
第十章 二合一的乌克兰
近来对“独立的”乌克兰国内的局势，出现了许多分析文献和报刊文章。但它们对那里的事件，经常有着简直是针锋相对的解读。可以理解，有些作者由于特定原因，对乌克兰人民身受的痛苦抱着恶狠狠的幸灾乐祸的态度，而另一些作者则不知羞耻地为这个国家所有阴暗的东西涂脂抹粉。
我不想再把乌克兰社会生活中一切负面的东西拿出来仔细描述一番了，说实在的，再揭这些烂疮疤也没有什么意思。前一章里我力图说明，人们在通往“独立”的道路上是怎么越变越糊涂的，也揭露了某些人利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来达到个人目的的道德面貌。我无法绕过俄语这个现实的题目，因为我本身，上面已经谈过，就是顿巴斯生人，这个问题直接涉及我的一些亲人，他们的先人几百年来就在那里说俄语，因为那是他们的母语。
对于我们这些身在俄罗斯的人来说，班杰拉分子在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城市举行的那一次次亵渎苏维埃祖国爱国者坟墓和纪念碑的游行示威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我们不由自主地成为人们力图搞垮乌克兰大地上的正教、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动进攻的见证人。
当我写下这几行文字时，乌克兰依然不平静。议会在沸腾，政党联盟同“橙色革命”的拥护者正不断地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战争，国家总统、议会和执政当局正在搞权力再分配。老百姓在尽过自己的义务，对所信任的政党投了票之后，结果还是只好听凭灾难和痛苦来折磨自己。上层的斗争还在继续。
不管是按民族特征、宗教特征，还是按意识形态原则，人民都统一不起来。有共同的领土，但却没有统一的社会。国家实际上是由两部分，即由东部和西部组成，因此我把本章的题目叫做“二合一的乌克兰”。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最残酷、流血最多的战争，它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人类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人们尽管政治追求不同，分属不同的宗教和民族，但所有的人都受到同一种热情的鼓舞，那是一个英雄主义无远弗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时代。
但事情总是这样，在高高的浪尖上，总会有肮脏的泡沫在漂浮，更何况是在这么一场世界性的大震荡之中。在这场战争中，这肮脏的泡沫就特别表现在民族主义分子的部队同法西斯德国的合作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专门对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的暴行进行了审理，并作出结论。自纽伦堡对纳粹领导人进行国际审判以来，已经过去了60年。7名法官，英、美、法各出2名，苏联出1名，代表国际军事法庭对具体人员作出宣判，对那些同法西斯主义有这样那样联系的组织进行了罪责认定。
现在，联合国和世界上主要国家在对待纳粹主义方面不仅继续坚持当时采纳的观点，而且在这方面更有了相当的进步。
苏联严格遵守国际军事法庭的立场。国家根据法律以及各种政治决定，对那些经指认与法西斯分子有联系，具有反本国居民罪行污名的人员和组织，无论其犯罪事实发生时间多么久远，均予以审理。
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公民牺牲的人数以千万计，遗憾的是，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却跟法西斯德国合作。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外高加索、北高加索、中亚也有人参与其中。但表现得最卖力气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即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
这是我国历史上黑色的一页，最悲惨的一点是，这一页出现在我们祖国最危急的关头——出现在一个被称为是伟大卫国战争的战争时期。苏维埃国家以最严厉的法律手段，处置了这些存活下来的附敌分子，断然拒绝了任何对这些叛徒进行辩护的企图。搜寻罪犯的工作，一直继续到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天，尽管犯罪事实发生在很早以前，但所有被查找到的罪犯仍要受到应有的惩处。
这些可耻的事实似乎已永远成为往事。但统一的国家苏联被破坏之后，在战争期间第三帝国军队曾经活动过的某些国家和前加盟共和国，那些跟法西斯分子合作过的民族主义分子部队的参加者又抬起了头。给他们恢复名誉，为他们竖立纪念碑，国家把他们作为二战参加者发给他们津贴，甚至鼓励这些“老战士”聚会。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那里会发生这种事？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争取主权的斗争和乌克兰争取“独立”的斗争，都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反对苏联的斗争中，一切都可以拿过来作为武器，其中也包括跟法西斯德国肩并肩同自己国家厮杀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些国家当局和部分社会公众对这些行动的公开支持，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不是什么简单的过往时代的“历史回声”，而是他们的一条目标明确的政治路线。
时至今日，在取得独立之后，有些地方仍在对这件事进行辩解。波罗的海沿岸地区3个共和国需要向世界显示，它们不仅在改革时期，而且在很早以前，便已经为主权而战了。这些国家的新当局对权力大位觊觎已久，他们很需要那些同德国侵略者携手跟本国人民作战的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于是被征召起来。
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同苏联进行斗争时，把部分赌注押到苏联各族人民的种族民族主义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反共势力身上。在某些国家，种族民族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在许多情况下，这也是直接为那些曾同纳粹分子合作过的人辩解的理由之一。
为附敌分子恢复名誉的这条主要路线，表现为尽力把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同跟法西斯德国合作说成是两码事，或者把在附属于法西斯军队的民族军事部队中服役说成是为解放本民族而进行斗争。
不过这可以说只是一种最一般的情况。而为了分析产生的种种原因，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有所说明，必须对上个世纪的近现代史做些题外说明。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内战时期。当时在解体的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领土上，一下子诞生了两个乌克兰国家——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十月革命以后，中央拉达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它规定了自己政权的新边界，在前盖特曼政权的辖区内确立了乌克兰自治。可是根据什么原则把诺沃俄罗斯和今哈尔科夫州、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等历史上大俄罗斯居民居住的地方也划了进去，就弄不清楚了。后来，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1]取代拉达，并把塔夫里亚也并了进来，塔夫里亚现在是赫尔松州辖区的基本部分。
1920年，苏维埃乌克兰占领了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和一部分右岸地区。人口数量达3250万。波兰获得了一块面积占第二位的土地——加里西亚和沃伦，俗称西乌克兰，人口为1020万。罗马尼亚分得北布科维纳以及多瑙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黑海沿岸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则把外喀尔巴阡地区并入版图，正式名称叫喀尔巴阡罗斯。
为了保住新政权，苏维埃乌克兰在文化领域获得了充分自由，而政治活动自由则受到了不大的限制。
赫里斯季安·拉科夫斯基[2]虽说是保加利亚犹太人出身，但却是乌克兰历史上最狂热的主张乌克兰化的人。在共和国俄罗斯人居住地区推行所谓的乌克兰化，实行最残酷的社会文化压迫，其实并非始于1991年，而是始于1919年。那时，甚至把“乌克兰精神”之父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3]也从侨居地请了回来，并立即把他奉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的院长，两年之后他还当上了苏联科学院院士。
1939年，苏维埃乌克兰同加里西亚合并，这为乌克兰化提供了强劲的新动力。加里西亚的干部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45年，外喀尔巴阡地区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当地有一个罗斯人区域，至今仍顽固地拒绝使用乌克兰名称。
给乌克兰的第二份礼物是赫鲁晓夫于1954年送的，到了1991年经叶利钦在别洛韦日森林默认，于是全苏直属的俄罗斯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实际上竟被兼并。
后来的“独立的”乌克兰，“形成”史的基本环节便是如此。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规模相当大。它始于1920年布拉格的一个不大的民族主义分子小组，由乌克兰军官构成。那个在当地成立的组织是一个搞恐怖活动的乌克兰军事组织，构成其基础的是乌克兰人民军和乌克兰加里西亚军原来的几个军官。乌克兰军事组织在1928年共有近2000人。该组织领导人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上校叶夫盖尼·科涅瓦列茨。在西乌克兰，乌克兰军事组织分部由安德烈·梅利尼科夫上校领导。
乌克兰军事组织宣传乌克兰独立思想，但其基点放在恐怖活动上。该组织为了在反波兰和反苏活动中获得同盟者，远在1921—1922年便同德国军事谍报机关建立了联系。他们用有关德国这些敌人的情报换来经费和在德国自由活动的权利。1928年，波兰人掌握了乌克兰军事组织和德国特工机关有联系的证据，提出了外交抗议，德方才停止向乌克兰军事组织拨款。
1929年，在民族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后称首届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会议）上，乌克兰军事组织更名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为一个非法恐怖机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希望建立的独立的乌克兰，西部从桑河起，东部到北高加索止，这一事实值得人们注意。在东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居住着许多几乎俄罗斯化了的乌克兰人，远在18世纪他们便已移居该地。除此之外，按他们的意见，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其接壤的某些领土亦应并入乌克兰。
1938年乌克兰军事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头领科诺瓦列茨[4]被打死之后，1939年8月27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在罗马召开了第二次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大会，安德烈·梅利尼克[5]上校当选为该组织首脑。
1939年9月，德国侵占波兰西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其中有斯捷潘·班杰拉，从监狱和集中营里被放了出来。他们都是1934年由于杀害波兰内政部长布罗尼斯拉夫·波列茨基[6]而在那里服刑的。
班杰拉出狱之后，便把一些不满于梅利尼克领导的人汇集到自己旗下。从这时起，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少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多数），即梅利尼克分子和班杰拉分子，便开始相互仇视。他们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相同的，差别仅在于梅利尼克分子同意跟德国纳粹更进一步妥协；而班杰拉分子虽也同德国人积极合作，但却提出在活动中也可以依靠其他国家。
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打响之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部队立即积极活动起来，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动员起近一万人的民族主义武装，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立即被投入战斗，开展破坏活动，切断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向后方、司令部和部队进攻。
维尔纽斯的犹太人伊利亚·约涅斯于1941年6月住在利沃夫，他作证说：“我们多次试图随撤退的俄军离开城市，但都没有成功。在利沃夫以东的郊区和农村，有人埋伏在那边向逃跑的军队开枪射击。牺牲的人很多。开枪的是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匪帮，他们很快便组织起来，从秘密的地方取出武器，给俄国士兵和随他们逃跑的犹太人制造困难。”
根据某些专家的资料，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部队在战争头几周在这里损失了近2100名官兵，他们均死于民族主义者之手，还有900名伤员。在武装反苏过程中，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得以在26个地区的土地上掀起暴动，涉及现今的利沃夫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捷尔诺波尔州、沃伦州和罗夫诺州。
1941年6月30日德国人占领利沃夫后，班杰拉小组宣布独立的乌克兰国成立。班杰拉分子雅罗斯拉夫·斯捷茨科[7]被任命为乌克兰政府首脑。虽然宣布乌克兰独立并没有征得占领者的同意，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多数）始终明确抱定附敌方针。下面就是乌克兰独立宣言的几个段落：
乌克兰国恢复后，将与伟大的纳粹德国相互密切合作。伟大的德国在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领导下，正在欧洲和全世界建立新秩序，帮助乌克兰人民从莫斯科占领下解放出来。
在乌克兰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乌克兰民族革命军，今后将同德国同盟军一道反对莫斯科占领，为主权的、独立的乌克兰国，为全世界的新秩序共同斗争。
为了彻底搞清新炮制的“独立”乌克兰领导人的真实目的，还是再来引用两段斯捷茨科致元首的话吧：
我们满怀真心的感激之情，为阁下在战场上厮杀的英雄军队，在同欧洲最大的敌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又取得新的荣誉而感到惊讶。在此谨代表乌克兰人民及其在解放了的利沃夫建立起来的政府，向阁下，伟大的元首，致以衷心的祝愿，愿这场斗争以彻底胜利而结束。
德军的胜利将使阁下有可能实现阁下提出的建设新欧洲的计划，并将其扩大到东部地区。这样一来，阁下便可以使乌克兰人民作为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享有充分权利的自由成员之一，在自己的享有主权的乌克兰国，实现这一伟大的计划。
由此看来，民族主义者的宗旨不仅在于获得独立，而且在于参加和确立新的法西斯“秩序”。“总理”斯捷茨科还向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佛朗哥和“独立的”克罗地亚也发出类似的致敬信。
尽管发表了这些忠心耿耿的声明，但德国当局仍然认为，宣布乌克兰独立是不能允许的。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小兄弟”，他们需要听话的奴隶。
1941年7月，班杰拉和他的几名同伙被逮捕，送到柏林被软禁起来，后来又送到集中营。尽管不断遭到逮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成员，既包括班杰拉分子，也包括梅利尼克分子，仍继续指望德国人发善心，还在宣传德国人的“解放使命”思想。
在1942—1943年间，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军事组织是一些人数众多的分散的部队，他们时而联合，时而分散，相互为敌，常举行谈判，签署备忘录和声明。
乌克兰还有一个民族主义军事运动也需要交代几句。这里指的是乌克兰起义军。这支部队的人数大约有两万。乌克兰的一部分警察进入该军，使它得到补充，因为德国当局把乌克兰警察换成了波兰警察。乌克兰起义军的安全部门还积极消灭政治敌人和论敌。
必须指出，曾经存在过两支同一名称的军队。先有的一支是民族民主主义者塔拉斯·博罗韦茨[8]（化名塔拉斯·布利巴）的军队。虽然此人就政治信仰而言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并未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1939—1941年间，博罗韦茨—布利巴在寻找同盟者期间，同德国军事谍报机构阿伯韦尔建立了联系，后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返回苏联。
在战争头些日子，“布利巴分子”在罗夫诺州同红军撤退部队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作战。后来他们又同红军被打散的残部进行斗争，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他投敌分子一起，有好几个月都在努力消灭红色游击队，并把他们从所谓“森林边缘地带的盆地”驱赶出去。
1943年2月和3月，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多数）就队伍加入乌克兰起义军一事作出决定。班杰拉分子从1943年4月份起开始利用乌帕（乌克兰起义军）这个缩写词。为了避免混乱，博罗韦茨—布利巴于1943年7月将乌克兰起义军更名为乌克兰人民革命军。但就在1943年8月，乌克兰人民革命军的一部分部队便被强制解除武装，其士兵转入乌克兰起义军。博罗韦茨战后住在美国，1981年死于该国。
博罗韦茨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具有代表性。1941年同法西斯分子合作，从1941年到1943年又同他们进行斗争，从1944年末起，当德国人不得不改变其“东方政策”时，又同他们合作。
班杰拉分子于1944年2—3月间建立乌克兰起义军的原因是，1942年和1943年之交西乌克兰大地上出现大量红色游击队，当时他们完全控制了该地区森林中的局面。班杰拉分子配合德国法西斯同游击队进行斗争。乌克兰起义军的领导人之一是这样说明他们同法西斯的关系的：“他们给我们枪支，我们给他们黄油。”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意见，乌克兰起义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由自主才成为德国人在前线的直接同盟军的。德国谍报机关在评价西喀尔巴阡乌克兰起义军的行动时指出，这部分人控制了西喀尔巴阡山和东贝斯基迪山的山口，为防止苏联人在这个区段翻越喀尔巴阡山作出很大贡献。乌克兰起义军也帮助了某些撤退的德国部队。
随着科夫帕克[9]领导的苏联游击队运动在乌克兰的发展，也由于德国警察和护卫部队的不足，根据党卫军总队长、加里西亚军事卫戍司令韦赫捷尔的提议，成立了一个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党卫军师。在反共斗争旗帜下开展的宣传运动收到了预想的效果。在招募点上有成千上万人报名加入党卫军。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条件挑选14000人组成一个师，并用剩余的人组成几个警察团。1943年利沃夫开始组建党卫军师，由西乌克兰人充任该师的列兵和士官。
1944年6月以前，该师的名称是“加里西亚”党卫军志愿师，而从6月27日起，改名为“党卫军第14掷弹兵师”。部队驻扎在德国领土的教练营地，全体指挥人员均在党卫军军官学校受训。党卫军总队长弗里茨·弗赖格被任命为师长。
1943年，所有在乌克兰德国部队服役的人员，均被宣布为乌克兰解放军士兵。纳粹分子还使用了一种宣传伎俩：军队没有自己的指挥机关。乌克兰党卫军分子直接向德意志帝国元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1944年6月，“加里西亚”等8个德国师在布罗德被苏军粉碎。“加里西亚”的14000名官兵中只有3000人突出包围，被派往斯洛伐克休整和补充。后来该师得到补充后，又参加了欧洲东部和中部的警察行动。“加里西亚”师（“巴耶尔斯多尔弗”战斗小组）还在波兰、利沃夫地区、捷尔诺波尔地区、斯洛伐克（同季尔列万格尔旅一道）以及南斯拉夫针对和平居民进行过讨伐行动。
德国投降后，该师大部分（近一万人）突围到奥地利，向英国人投降，有4700名士兵和军官被苏军俘虏。
这些自称加里西亚人的部队使盟国感到为难，地位问题使其中许多人逃脱被强行遣返苏联的命运。尽管他们在党卫军干过，波兰将军安杰尔斯[10]却认为最好从实用主义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决定饶恕他们的过去，又考虑到他们都是真正的反共分子，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便支持他们的声明，说他们似乎是波兰人。
总之，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同法西斯占领者的相互关系，不能说是始终如一，但却始终存在。他们之间有过爱，也有过冷淡，然后又投入彼此的怀抱。乌克兰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不能不知道德国人对乌克兰人民的态度，但他们标榜他们反映的是人民的利益。毫无疑问，他们非常明白法西斯分子的真实目的，但却向人们隐瞒，对人们只是灌输一种思想：最主要的是乌克兰的“独立”。
不久前公布了一封帝国国务秘书马丁·博尔曼[11]于1942年7月27日致罗森堡的信。他在信中把元首对德国在东部占领区的政策意见转告罗森堡。下面引用几段，从中可以看出，法西斯德国最高当局的指示有多么“英明”，因为它影响到乌克兰人的命运，其中也包括站在民族主义分子领袖旗下的人们的命运：
……东部占领区的各州居民比以往繁殖更快的危险非常大。正因为如此，我们应采取必要措施遏制非日耳曼居民的繁殖。所以决不要把德国式的服务运用在东部占领区各州居民身上。
比如，在任何条件下不许为非日耳曼居民施行接种和其他保健措施。决不许让当地居民受到更高的教育。如果我们犯了这个过错，我们便会造就未来对抗我们的力量。因此，根据元首的指示，只要教会当地居民，其中包括所谓的乌克兰人，读和写就足够了。
我们决不可以任何措施发展当地居民的优越感！一定要做恰恰相反的事情！将来，学校里应教拉丁字母，以取代现在的拼写。
……元首强调，在帝国本土，经由法律规范的东西太多了。在东部占领区各州决不可这样做。对当地居民不要颁布过多法律：只需限于最必要的内容即可。
决不可在总委员会甚或在帝国委员会层面上成立统一的乌克兰管理机构。
1944年，苏军从法西斯占领者手中解放了乌克兰。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乌克兰起义军继续在苏联的乌克兰领土上进行活动。总面积不小于1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0万的广阔领土成了对抗的场所。
乌克兰起义军还在波兰的东南部地区积极进行颠覆活动。苏波边界确定之后，乌克兰起义军建立起代号为“桑”的第6军区，该军区掌管乌克兰起义军活动的“波兰”地区。同波兰政府军的斗争持续到1948年。
这一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还建立起非法机构以对抗苏联当局。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地下人员和乌克兰起义军部队进行活动的几乎整个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权。在西乌克兰某些地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然而从1947年起，乌克兰起义军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就已经停止了。恐怖组织个别成员之间的联系变得极其困难。这时乌克兰起义军转向小规模破坏活动，直到1953年，战斗活动还时有发生。直到1955年，乌克兰起义军的活动实际上才完全停止。最后几个小的抵抗巢穴于1956年被消灭。有证据表明，乌克兰起义军同苏联政权进行斗争的部队，于50年代初穿过斯洛伐克和捷克山区，进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奥地利。
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活动的东西写过许许多多。那时对乌克兰人民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年代。为了说明当时的真实情景，让我来引用一段雅·加兰[12]写于1945年的特写《莫可名状》：
一个14岁的小女孩一见到肉心里就无法平静。当人们当着她的面准备炸肉饼时，她便面色苍白，颤抖得像一片山杨叶子。
几个月前，在一个雷鸣电闪的夜晚，几个武装匪徒来到距萨尔纳市不远的农舍，用刀子捅死了主人。小女孩吓得睁大了眼睛，看着自己双亲临死前的抽搐。
一个匪徒把刀刃架到孩子的喉咙上，但在最后一分钟他脑子里闪现了一个新“想法”。
“为斯捷潘·班杰拉的光荣，你活着吧！为了不让你饿死，我们给你留点食物。喂，小伙子们，给她砍些猪肉吧！……”
“小伙子们”很喜欢这个提议。他们从碗橱里拿出一些盘子和盆盆，几分钟后，在吓得发傻的小女孩面前，从她父母还流着血的遗体上砍下的肉像小山一样，越堆越高……
这些自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败类——班杰拉分子、布利巴分子、梅利尼克分子——竟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他们最近几年的活动，是数不完的野蛮兽行，是骇人听闻的为所欲为和无以复加的烧杀抢掠……
2006年7月是杰出的苏联乌克兰作家和政论家雅罗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加兰诞生100周年。今天，在乌克兰文学教科书上看不到他的名字，在广播电视中也听不到他的名字了。雅罗斯拉夫·加兰生于西乌克兰，一生为反对乌克兰民族分离主义而斗争。那是一种丑恶的运动，其流毒起初遍及加里西亚大地，而后，在戈尔巴乔夫年代，毒根又伸到整个兄弟的乌克兰。
加兰以自己的笔，以他那了不起的犀利的文章和特写，同我们伟大祖国的叛徒展开了战斗。这些叛徒用斧头把他直接砍死在写字台旁。此事发生在1949年。读完特写你一定会明白，为什么特写中描写的那些“人”会杀害加兰。
战后反对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的斗争，非常艰难而又残酷地一直进行到50年代中期。
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统计，由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的恐怖活动，共牺牲党的区委书记30名、区执委会主席和副主席32名、共青团州委书记和区委书记37名、州苏维埃、区苏维埃和地方苏维埃代表数百名、正教神甫50名、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3万名。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7个州对苏联政权进行的坚决而顽强的斗争，引起苏联政权方面更为坚决的回应，是很自然的事情。
根据1953年5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到的材料，“从1944年到1952年，在乌克兰西部各州遭到各种形式惩罚的约为50万人，其中逮捕13.4万余人，处以死刑的15.3万余人，永远逐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为20.3万余人”。
同反法西斯人士的纪念碑和坟墓作战
上面已经谈到，近来，在前苏联某些共和国内，正积极试图为民族主义运动在二战年代所起的作用翻案。
比如，在乌克兰可以听到要求在国家一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起义军和其他民族主义政治军事组织恢复名誉的声音，而且声音还越来越高。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在战时和战后年代曾在苏联和几个邻国领土上进行活动。这件事还涉及德国党卫军部队“加利西亚”师的军人。
例如，1993年8月，基辅召开乌克兰民族军第一乌克兰师建立50周年的纪念会，会上有一个提议称：“考虑到前该师人员在独立斗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考虑到他们在战争中有利于乌克兰的积极活动，兹向最高拉达提议，承认该师军人享有与二战其他参战者同等的权利。”
2002年，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苏维埃通过为前党卫军“加利西亚”师士兵恢复名誉的决定。地方自治机关的决议把他们等同于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该加利西亚党卫军师并非为希特勒和法西斯德国而战，而是为乌克兰的独立同苏联作战”。
1944年7月27日是利沃夫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下获得解放的日子，却被宣布为“莫斯科极权制度开始统治热爱自由的乌克兰人民的日子”。现在，同希特勒军队共同保卫利沃夫，抵抗苏军进攻的党卫军第14“加利西亚”师的建师纪念日便定在这一天。
2002年夏季，乌克兰政府声称，必须追认乌克兰起义军战士为争取国家自由独立的战士。这就是说：应把班杰拉分子宣布为英雄，地位与伟大卫国战争老战士相等！还提出一个说法，认为从1939年9月起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民族军抵抗运动时期，“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团结和建立统一的乌克兰”。
2004年末，随着以尤先科为首的人取得政权，试图为曾与法西斯合作过的民族主义组织恢复名誉便越来越是常事。2005年4月9日，由10名著名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组向尤先科总统、季莫申科总理和最高拉达首脑利特文公开致信，请求协助制定二战以乌克兰为中心的思想。建议承认苏联的胜利意味着“对乌克兰的重新占领”。相应的建议就是不要庆祝胜利节，因为这“不是乌克兰人的节日”。又建议，红军老战士不应被认为是新乌克兰的主要英雄，那些附敌分子和民族主义起义运动的参加者才是主要英雄。最高苏维埃发言人利特温正式声明，议会有意通过专门法律，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恢复名誉。
2005年，为那些曾同法西斯德国合作过的人员和组织恢复名誉的过程开始活跃起来。2005年5月11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责成总理季莫申科，为研究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活动，组建一个委员会。总统在其号召书中指出，从事该活动的战士“视自由的乌克兰如同自己的希望。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尽自己的可能，为自由的乌克兰而斗争”。
2006年5月6日，尤先科在每周广播词中说，“国家至今未在官方层面上承认那些曾为乌克兰的自由和独立进行过战斗的人，深感遗憾”。
“本总统对新议会寄予厚望。本总统希望议会能就所有参加战斗人员的地位问题作出决定。最高拉达应向所有保卫过自己祖国的人致敬，并投票通过法律，承认乌克兰起义军成员为二战老战士。”
乌克兰总统再次号召苏军和乌克兰起义军的老战士们“为了未来而讲和”。“本人以你们子女一代的名义向你们呼吁：尊敬的父母，不要再把这个问题传给我们。为了乌克兰，为了你们的子女儿孙，相互握起手来，相互谅解吧。乌克兰民族将会对你们迈出的这一步给予应有的评价。”他向广播听众这样保证。
乌克兰起义军曾同现称为卫国战争老兵的战士们作过战。他们对这些战士开展游击战，像对“占领军”一样枪杀他们，结果共消灭官兵3000余名。现在国家居然决定为这些“英雄”恢复名誉？被班杰拉分子杀害的这些人的子女还应当“为了未来同他们讲和”？！
首批恢复名誉的工作是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开始的。但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工作在那边没有能进行下去，因为未能得到基辅的支持。而“加利西亚党卫军”在利沃夫未能恢复名誉则是前市苏维埃代表的功劳。
当局和历史学家坚持为乌克兰起义军恢复名誉，理由是这支部队的战士已所剩无几，都是些“干不了坏事的老爷爷”。但左派——共产党和社会党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即便时间过去已经久远，也不能为搞自相残杀的人辩解。
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话题在拉达选前总要被提起。这回的情况是计划之外的：议会运动已经结束，到总统大选几乎还得再过两年。正如代表们所说，政府为乌克兰起义军说话的目的，是要讨好最高拉达及其右翼。
现在乌克兰有几个组织一直在致力于平反的问题。这是一个经过注册的社会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其中比较积极的一翼被称为“班杰拉之翼”，它于1993年成立了一个政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大会。该党认为自己是50年代被粉碎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法理继承人，是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集团的成员，该党代表人物通过集团可以进入乌克兰议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大会头头亚历山大·伊夫琴科（前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长）12月份声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大会获得现实的可能性，可以在各级政权机构，从最高拉达到地方苏维埃，以及在行政机构中，代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代表我党成员。本党第一次对当局不采取反对立场，第一次拥有掌权的现实机会”。
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为了给附敌分子及其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翻案，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苏联英雄的纪念碑和坟墓被移走，取而代之的是为民族主义分子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他们还为广场和街道更名，等等。
几年前我偶然得到一本书，其中刊载着为罗曼·舒赫维奇纪念榜照的两幅照片。希姆莱曾任命这个人为乌克兰起义军的总司令，即“丘·普林卡将军”，纪念榜立在他死掉的地方，而他的纪念碑立在利沃夫城郊的别尔戈罗什镇。利沃夫原来有一条普希金大街，现在改成了他的名字。不久前，伟大卫国战争老战士马尔科夫发表回忆录，他曾在苏联内务部队81师步兵团服役。当进入“锅底”的德军遭到歼灭性打击时，他们也正在为消灭班杰拉匪徒而斗争。回忆录这样说：
……我还记得，利沃夫的居民对我们说过，1941年夏天，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入城之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人员也进来了。他们是根据班杰拉提议，被合并到“纳赫季加利”营的，归刽子手和杀人犯罗曼·舒赫维奇指挥。班杰拉在送别这些为统一不可分的乌克兰进行斗争的武装分子时说：“我们的政权应该是令人可怕的政权……凡反对这一制度的人都应被消灭……”
1945年3月份，有一次我们连搜索利沃夫城郊的雅诺夫森林，我们碰到被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消灭的上千名战俘和平民的葬礼。班杰拉分子连妇女和儿童都没有放过。比如，从1944年2月到1945年10月，匪徒们在沃伦州（在罗夫诺）杀害了1932名居民，其中313名儿童，615名妇女，365名老人。从1944年夏季到1946年5月，他们在利沃夫州折磨致死达5088人。其中有3000人是农民。已经在胜利后，当地人通知我们，“橡树”（这是舒赫维奇的绰号）手下的匪徒正在洛佐维和库利奇基村行凶……我们冲入洛佐维村，展开战斗，这次战斗中我们有5名士兵牺牲，而匪徒被打死50多人。在村中我们得知，班杰拉分子在这次战斗前夜进行了一次可怕的屠杀，杀害了100余名居民。他们在乌克兰妇女德拉贡家，野兽般用斧头砍死女主人和她的3个孩子。
稍后，我们在利沃夫城下的森林中捕获了这一匪帮的残余分子。而如今，为了纪念这个匪徒，德罗戈贝奇市居然还有一条街叫他的名字……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统帅”瓦西里·西多尔（也就是舍列斯特）现在正被捧为乌克兰英雄。他是被我们在斯坦尼斯拉夫城外的森林中抓获的。他不肯投降，于是额头吃了一颗子弹。
我们接到消息说，米哈伊尔·杜德（也就是格里戈里·济诺维）正藏在楚曼斯基森林，米哈伊尔·费德卡（也就是布里利·斯米尔内）藏在罗夫诺森林，德米特里·格里察拉（佩列贝诺斯）藏在科罗斯坚森林。为了把这些匪徒列为英雄，得要多么细心地把他们身上的血腥和污秽洗掉，把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才能做到啊？！记得当天夜里我们细细地搜索过一座难以通行的密林后，来到了古斯维采村和沃尔科维亚村，村里有几座农舍还在燃着熊熊火焰，周围一片哭声。原来是匪徒们刚刚“血洗”了这片地方。他们把一批男男女女、孩子、老人赶到一起，活活烧死在一处仓房里。年轻女人遭他们强奸，为了显示他们的“恩典”，才把她们枪毙了。而在沃尔科维亚村，几个男人被绑到长板凳上，活活锯成两半。
班杰拉在乌克兰早已恶名昭著，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但利沃夫在未来要安放纪念碑的地方已经竖起了一块奠基石。这座城市还在恢复乌克兰国、建立以班杰拉为首的政府时宣读文件的建筑物的墙上，安放了一块纪念牌。这个“历史性”文件，其中的几段话我们在上面已经引用过了。
1991年11月份，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下，利沃夫动手拆除苏联英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13]的纪念碑。据一位乌克兰“历史学家”说，似乎是根据当地劳动者的多次请求才这样做的。“但是没有炸掉。而是充满敬意地将其运到这位侦察员的家乡叶卡捷琳堡”。看哪，亲爱的读者，原来是“充满敬意地”拆除。当时，俄罗斯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尼·伊·库兹涅佐夫遭谋害”的节目，大家也都看到是如何“充满敬意”的：用绳索系住头，把英雄的半身雕像吊起来，随随便便、漫不经心地扔到地上。所有这些都是以一种复仇的愉快和幸灾乐祸的心情做的。他真该从坟墓中站起来，看一眼这些人，他可是为了这些人的自由献出自己生命的啊！下几个镜头显示，大街上摘掉了带有库兹涅佐夫名字的路牌，又匆忙地钉上了带有……班杰拉名字的路牌。
对我来说，尼·伊·库兹涅佐夫不只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乌拉尔人怀着神圣的感情，怀念俄罗斯大地上这位爱国者的名字。此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他曾在我亲爱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当设计师。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的人都深深以他为荣。为纪念库兹涅佐夫，在他曾工作过的一度是厂设计处的房间里，办起了一个以他命名的纪念室。厂部入口处挂着一块光荣牌，上写尼·伊·库兹涅佐夫曾在此工作过。我在厂里工作时，还遇到过当年曾同设计师库兹涅佐夫一道工作的人员。我们都怀着亲热的感情对待他的亲弟弟维克托·伊万诺维奇，他像两滴水一样酷似自己的亲哥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一些战友多夫戈尔[14]、斯特鲁京斯基[15]等人都是工厂的常客。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所在部队传奇指挥官梅德韦杰夫[16]见面时，到场的人真是人山人海。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1911年7月27日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塔利茨基区济良卡村。
远在学校学习年代，他便表现出学习外语的非凡才能。今天，一说起库兹涅佐夫对语言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能力，某些怀疑主义者就气不打一处来，把这位侦察员的经历说成是苏联神话。但他们又不能不承认事实。
30年代初，尼·库兹涅佐夫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设计处工作，同时又在工学院夜校部德语班学习。20年后，我也毕业于这座学院。他在厂子里常与德国专家交流，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个良好的会话实践，而且有可能研究德国工人和工程师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心理、习惯。学院毕业后，库兹涅佐夫被派往莫斯科，进入对外情报机关。
伟大卫国战争头几天，库兹涅佐夫便呈递报告，请求“积极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前线或在侵入我国土地的德军后方”使用他的能力。他连打了两份报告，愿望才得到满足。据这位侦察员的一些战友谈，“库兹涅佐夫被空投到被占领的乌克兰土地上，只带一把手枪和一颗手榴弹，就这些武器！但法西斯分子脚下的土地却燃烧起来……”
1942年夏天，尼·库兹涅佐夫被派到代号为“胜利者”，由梅德韦杰夫指挥的特工队。后来在70年代，梅德韦杰夫写了几部讲述这位侦察员功勋的著名长篇小说。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扮成德国军官，在罗夫诺市中心活动，消灭了乌克兰帝国委员会帝国顾问格利和他的秘书温特尔。一个月后，又重伤了帝国委员会副专员达尔格尔[17]将军。稍后，还绑架了乌克兰讨伐军司令冯·伊尔根[18]将军。之后不久，又击毙了乌克兰敌占区最高法院院长丰克[19]。
与此同时，库兹涅佐夫还有针对性地搜集对中央十分重要的情报。1943年春天，他获得十分珍贵的情报：敌人正准备在库尔斯克地区使用“虎”型和“豹”型新式坦克，展开大规模进攻。他还得知希特勒在文尼察城下设立野战大本营的具体地址。正是库兹涅佐夫首先报告了准备在德黑兰历史性会见时对“三大国”政府首脑进行暗杀的消息。
1943年12月末，库兹涅佐夫得到一项新任务——在利沃夫开展侦察工作。他完成了复仇行动，消灭了加里西亚副省长奥托·鲍尔[20]。
1944年3月8日至9日夜晚，他的小组在利沃夫州博拉京镇遭到伏击，在同乌克兰起义军士兵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全部牺牲。库兹涅佐夫见自己已陷入绝境，便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周围的几个敌人同归于尽。
1944年11月5日，由于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时，表现得特别坚毅勇敢，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死后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尼·伊·库兹涅佐夫的功勋写成了许多书籍和剧本，文章和特写，拍了好几部故事片（《侦察员的功勋》、《果敢坚强》、连续剧《特别任务》）和文献纪录片（《天才侦察员》等）。
尼古拉·斯特鲁京斯基是库兹涅佐夫的战友，于2003年去世。他曾在库兹涅佐夫化身为“济别尔特”时担任他的司机，参加过他的所有战斗行动，生前很关心库兹涅佐夫的坟墓。他用了好多年时间，去考证这位传奇战友经历中各种事件的真实情况。斯特鲁京斯基本人也得到过不少崇高的战功褒奖，他说：
库兹涅佐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为乌克兰人民的自由和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如今有人却要宣布他为乌克兰的敌人。下面仅举几个我亲自可以见证的事实。当我们消灭了乌克兰大枢密官阿尔弗雷德·丰克将军后，定在罗夫诺近郊的久季科维奇镇为他下葬。那里有一条小河。我们决定炸毁木桥，炸死应该跟在灵车后面的那些将军。一切已准备就绪，但在最后一刻，库兹涅佐夫取消了这次行动：他担心德国人会因此而把整个村子杀光。我们反对撤销这次行动，但库兹涅佐夫却坚持自己的意见。
另一个事实。在抓到加安伯爵和揭露了“韦尔沃尔弗计划”的秘密之后，我们返回自己的部队。在斯卢奇河上遭到阿塔曼布利巴手下的伏击，但进入战斗后，抓到13名俘虏。库兹涅佐夫看了一眼他们的穿戴——脚上的树皮鞋，身上的破烂衣衫。他把他们排成一列，对我说：“科利亚，我们不枪毙他们。这是些被骗的人，是农民……”对他们说：“我们是同德国人作战，而不是同乌克兰作战。我们放了你们，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再也不许拿起武器。”他们起誓发愿，就被放走了。在战争中这是罕见的事。这种事还有。
……他是俄罗斯的儿子，也是乌克兰的儿子。独立的乌克兰国应承认他是自己的英雄。他不是为荣誉而战，捍卫的不是哪个政权，他是同法西斯瘟疫战斗，为乌克兰人民牺牲的。最后，总应该还他个公道吧。
在这位传奇侦察员诞生95周年的那一年，乌拉尔人发现这位声威远播的老乡的坟墓状况很不能令人满意，便积极倡议迁葬库兹涅佐夫的遗骸。遗骸将被迁移到叶卡捷琳堡。现已选好几个重新安葬的地点，有公社社员广场、国防广场和希罗科列琴斯克纪念坛。
库兹涅佐夫是为乌克兰的自由而牺牲的，今天乌克兰又对此作何感想呢？回答已昭然若揭：那里现在正在进行着另外一场战争，正在跟那些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的纪念碑和坟墓作战。
乌克兰当局的行动，只能被视为对民族野蛮主义的一种鼓励。事实上他们斗争的对象并非纪念碑，而是人民的历史记忆，讨好的则是那些家生土长的叛徒。
我们从媒体中得知，在“独立”的乌克兰也有某些公民出来反对国内的这些行动。他们封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杰拉分子的集会游行，反对这些活动的参加者和拥护者，但可惜的是他们人数太少。
乌克兰人应该学习克里米亚人。妇女，主要是成年妇女，使美国海军陆战队蒙受耻辱，把他们那些集装箱船统统赶了出去。
乌克兰人民需要觉醒，远离那些客里空的“橙色”革命领导人，要头脑冷静地想想，这些都是为了什么。现在的当局在消灭人民记忆的同时，正力图为他们坚定的亲西方、远离俄罗斯、远离“莫斯科佬”的路线辩解。
“独立国家须有独立教会”[21]
上个世纪80—90年代乌克兰的政治局势，部分是由宗教关系决定的。虽然表面看来教会同国家是分离的，但教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因为世俗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要听从精神引领者的教导的。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之前，西乌克兰已有合并教会在活动。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是在1596年由布列斯特合并派教会成立的。它服从罗马教皇，在保留正教仪式的条件下，承认天主教教义，为波兰当局利益效力，后来又为奥匈帝国效力。它持有反苏立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同希特勒分子合作，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1946年，由于布列斯特合并教派废除，它也自行瓦解。
80年代末，乌克兰西部各州民族主义情绪掀起浪涛。从一开始，这一过程便带有公开的政治性质，是加里西亚知识界素有的分离主义倾向在教会土壤上的反映。
在西乌克兰首先表露出这种情绪的是希腊天主教徒。早在1988—1989年间，他们便走出地下状态。从1989年下半年起，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代表转向直接的积极行动。转至1989年秋季，他们开始大规模侵占正教庙堂。到了10月份，利沃夫的主易圣容大教堂成为合并教会教徒的第一个牺牲品。
当时提出了一个极端主义的口号：按1939年时的状况把所有庙堂和财产归还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及至1989年年末，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获得合法地位。梵蒂冈的外交介入和约翰·保罗二世[22]与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12月1日就此达成的协议，对促成此事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1990年初，民族“民主主义者”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获胜，开始在乌克兰西部各州执政。合并教派从此得到当局的实际上是无限的支持，对俄罗斯和正教的全面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选后，其成员中出现了大量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从此，独立派有了议会讲台，同苏联当局的对抗进行得更加激烈。在政治狂热有增无减的背景下，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一派侵占庙宇的运动达到更大规模。其间对可以影响事件进程的人士，包括约翰·保罗二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提出多次呼吁，均未产生任何作用。
有亲天主教情绪的当局在小城市和村镇行事的办法都有个固定的程式：不管正教教徒和合并派教徒在该居民点的人数比例如何，通常都是由地方政府作出决定（1990年各地各级苏维埃均由“鲁赫”分子把持），把庙堂移交给希腊天主教徒。如果正教教徒拒绝交出庙堂，便发起冲击，其结果往往总是大量人员受伤，庙堂本身受损。常常圣地蒙污，甚至纵狗进入教堂追咬正教徒，而神职人员则被武装暴徒强行逐出祭坛。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西乌克兰由合并派教会发动的抢占庙堂的局势便是如此。这一切都是拜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克拉夫丘克所支持的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鲁赫”分子所赐。
种种事件在约翰·保罗二世正式访问乌克兰期间达到了高潮。这次访问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对于库奇马摇摇欲坠的地位而言，贵客莅临不啻是收到了一份厚礼。
在基辅机场，大祭司鲍里斯波尔受到库奇马和外交使团的欢迎，小伙子和姑娘们身穿民族服装，高喊“贵族老爷万岁！”
一看到约翰·保罗二世踏上乌克兰土地的这架势，便明白他是要充分利用这次访问，不仅向天主教教徒，而且向整个乌克兰进行布道宣传，其中提到“政治势力犯下的种种罪行和对教徒的迫害”（当然是指希腊天主教教徒），但却只字未提希特勒分子杀害东部斯拉夫人的种种罪行，未提成百上千的被枪杀、活埋、烧死、投入矿井的苏联公民。
教皇到了巴比雅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也不会放过霍洛科斯特（大屠杀）这个话题。后来又访问了贝科夫连斯基森林，因为那里埋葬着成千上万苏联时期被镇压的牺牲者。他在长篇布道宣讲中错落有致地安排了一些重点：对纳粹一带而过，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则大张挞伐。这次的访问行程图当然不会让他访问特地为苏联战俘设立的可怕的达尔尼茨基集中营。
总结是2001年6月27日在利沃夫做的。这场弥撒有29名希腊天主教徒被列为圣者，其中只有一人是死于马伊达涅克之手。其余的人，据报道，均“牺牲于布尔什维克之手”。筹备这次访问的年代，以及这位大祭司访问乌克兰的内容本身，都直接导致后来把班杰拉、斯捷茨科以及他们手下的武装匪徒尊为英雄。
这次访问本身，以及伴随访问发生的种种事件，被认为是公平彻底消除1946年利沃夫“斯大林”教区事件后果的一次胜利。这个教区曾经经历过多么复杂的局面，乌克兰的希腊天主教会受到何等愤怒的群情激昂的声讨，这一切全都被遗忘了。要知道，以安德烈·舍普季茨基[23]都主教为首的绝大多数僧侣，都不仅公开支持法西斯德国，而且还同占领当局合作，所以才对乌克兰土地上发生的种种法西斯罪行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舍普季茨基曾亲自为攻占“第聂伯河畔的金顶城市”，向希特勒表示祝贺。而且，在基辅陷落之前，这位都主教便发表了牧师文告，支持斯捷茨科1941年6月30日宣布成立的“政府”。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首脑号召同“纳粹主义大德意志国密切合作，因为大德意志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正在欧洲和全世界建立新秩序，帮助乌克兰人民从莫斯科占领下解放出来”，并帮助它同“德国同盟军”一道，进行反对这种占领的斗争。
这份文件公布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持续一周的骇人听闻的利沃夫大屠杀，它成了这种“亲密合作”的第一个尝试。大屠杀的主要对象是犹太人，但苏维埃政权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共产党员、疑为同情莫斯科的人士和普普通通的无辜人士都成了屠杀对象。波兰知识分子也遭受了许多苦难。尽管如此，约翰·保罗二世却向利沃夫市民保证，在“圣贤名单的首页”看到都主教安德烈·舍普季茨基名字的那一天已为期不远。当然更不会提到合并派教徒于90年代侵占正教教堂的问题，要知道希腊天主教教徒只不过是收回“斯大林分子”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东西而已。
合并派教会在西乌克兰“复活”的最终结果便是如此。民族主义分子同该教会齐心合力，在乌克兰社会制造紧张局势已将近20年。乌克兰东西两部分的对抗一天也没有平息过。所有这一切，对国家的完整孕育着极其严重的后果。
从基辅罗斯接受洗礼开始，乌克兰的基本宗教是正教。然而在乌克兰正教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建立不从属于莫斯科大牧首辖区的自主教会的尝试。每次这种建立“乌克兰独立教会”的图谋，都是以具有分离主义情绪的部分乌克兰居民为基础。1919年，在西蒙·彼得留拉“当政”时期，这一目的始终未能达到。但是直到1920—1921年间，建立人数上占第一位的所谓“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方成为可能，这也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从内部分化了统一的俄罗斯正教的缘故。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正是抱着这一目的，授意人们在俄罗斯从事新的教会分裂运动，并在乌克兰建立自主教会。
由于俄罗斯教会高级僧侣中无人支持分裂派教徒，自主教会的冒险主义行动就面临着彻底覆灭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一下场，教会分裂运动的头头们史无前例地踏上了公开践踏正教教规教义的道路。
1921年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伪都主教瓦西里·利普基夫斯基[24]和其他伪主教不是由主教来举行“按手礼”，而是由神甫和俗家人举行“按手礼”。利普基夫斯基的分裂自主派人士由此得到了另一个名称，叫做“自封圣职人员”。这个伪教会存在时间不长，因为它没有能够满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期望，这种同正教斗争的手段没有收到效果，所以不得不在1930年自行消灭。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1942年2月，平斯克召开了“乌克兰自主教会主教会议”，成员有波利卡尔普（西科尔斯基）[25]和亚历山大（伊诺泽姆采夫）[26]，他们又为三名“高级僧侣”举行“按手礼”。“会议”宣布接受1921年“自封圣职人员”等级的伪神甫为新自主教会的人。
1942年5月，德国占领当局承认了新的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占领当局为了提高自己在居民中的声望，在乌克兰占领区开设正教教堂，同时又害怕俄罗斯正教教会的威望增长。德国人在分裂自主派教徒的帮助下，希望“分而治之”的乌克兰政策原则能够得以实行。新“教会”在占领早期（1943年之前）得到了德国占领者的广泛支持。但具有乌克兰民族主义共同思想的弟兄们，即班杰拉分子、梅利尼克分子和其他匪徒组织起了更大的作用。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成了主要是反对本国人民的作恶多端的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的思想鼓舞者。在沃伦，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帮助下，自主教派对遵守教规的乌克兰正教大搞恐怖活动。许多不愿皈依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教士和俗家人成为恐怖行为的牺牲品。弗拉基米尔—沃伦主教马努伊尔（塔尔纳夫斯基）[27]被班杰拉分子绞死，几十名拒绝同分裂教派合作的正教神甫受到了兽行的折磨。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领导之间的联盟十分巩固，结果又影响到德国当局对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态度。这之后，到了1943年，班杰拉分子终于明白，希特勒分子实际上根本不想建立什么“独立的”乌克兰国，于是分离主义者开始对德国占领军展开行动。在这种条件下，乌克兰的德国当局只好停止以前向分裂自主教派提供的全力支持。
1943—1944年间红军向乌克兰顺利进军，将乌克兰从希特勒手中解放出来，使自主教会的分裂运动在罗斯正教会合乎教规的领地上彻底覆没。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几名“主教”逃往国外，乌克兰领土上所有的分裂运动教区无一能继续存在，全部归入罗斯正教会的管辖之下。
二战以后，乌克兰西部领土上建立起一些主教辖区：利沃夫—捷尔诺波尔辖区、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科洛梅亚辖区和乌日哥罗德—穆卡切沃辖区。这些辖区的宗教生活十分活跃。赫鲁晓夫的迫害虽触及乌克兰西部某些主教辖区，但程度并没有其他辖区那么严重。甚至赫鲁晓夫在全苏掀起关闭教堂的浪潮之后，1960—1980年期间，仅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一个主教辖区（莫斯科大牧首辖区内最大的主教辖区）仍然还有两千左右个祈祷所，超过了俄罗斯教会社团总数的1/4。
这些祈祷所大部分集中在乌克兰西部，上面已经谈到，这个地区几乎没有被宗教镇压活动所触及。这首先与下述事实有关，即乌克兰西部各州于1939年才归入苏联，很快便发生了伟大卫国战争。所以苏联只能在战后才开始在加里西亚进行改革，这是很自然的事。战后反宗教宣传曾一度偃旗息鼓，关闭教堂的运动也停止了。因此，当地的宗教生活并未遭遇到战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那种毁灭性的破坏。合并派教会于1946年在利沃夫大教堂的自行解散，对这种局面的出现也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自主教会派第三代的出现，也同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有关，在时间上则与教会合并运动的复兴相吻合。据搞起这一新的分裂运动的人当年解释，他们必须为希腊天主教派设立屏障。据他们讲，自主教派的思想剥夺了对教会合并派有利的最有分量的论据，即乌克兰教会的“民族”性质。不过很快便弄明白了，合并派也好，自主教会派也好，都是同一现象，即乌克兰分离主义的产物。不错，他们针对的是居民中的不同阶层。不管是那些世代承认在乌克兰西部已有300年历史的合并教派、主张把它作为民族宗教的人也好，还是那些认为正教是父辈信仰的人也好，他们归根结底都是上了民族主义的当，而绝不是什么在教义方面、神学方面、信仰方面乃至仪式方面出现争论和分歧的问题。
因此，有一点很重要，即乌克兰“人民鲁赫运动”的纲领中，有一章专谈宗教问题，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必须为“斯大林势力所破坏的乌克兰天主教会（即1989—1990年间被称为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法律地位正常化而斗争”。而且，加里西亚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复兴的前景，比教会合并运动复苏的前景更为诱人：自主分裂运动对乌克兰东部具有潜在的输出能力，现象的发生指日可待，因为那里居民传统上都是正教徒，合并教派的主张得不到明显的响应。
加里西亚教会分离运动与右派政治家联系密切，正是这一运动使乌克兰正教自主教会1921年的思想得以复活。新的分裂运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独特的口号：“罗马不是我们的父亲，莫斯科也不是我们的母亲”，“独立的国家须有独立的教会”。
1989年2月份，在“鲁赫”的积极支持下，恢复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创始委员会开始在基辅活动，该委员会确认同1921年的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有继承关系，并号召乌克兰教区脱离莫斯科大牧首管辖。1989年8月，利沃夫彼得保罗教堂主持、大祭司弗拉基米尔·亚列马[28]宣布他的教区脱离罗斯正教会管辖，嗣后分裂活动开始壮大。活动决定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在俄罗斯教会主教中寻找一位“反水”的高级僧正，同时跟侨民圈子和境外保留的“教会”建立接触。
但是，“圣弗拉基米尔教会两大分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经常这样来称呼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和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的特殊合作关系并没有能够出现。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起初对自主教会的分裂运动十分反感，觉得它在垄断民族主义思想方面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为了提高威信，分裂派教会非常需要一名高级僧正。没有高级僧正，即使连合乎教会法规的假象也难以造成，更不可能扩大队伍。结果这个反水的高级僧正找到了，他就是前日托米尔和奥夫鲁奇主教约安（博德纳尔丘克）[29]，他曾受到莫斯科大牧首辖区很大的委屈。这使他同意附和分裂运动。
11月份，博德纳尔丘克通电声明自己脱离俄罗斯教会主教团。有人对他进行过说服工作，但未能收效。1989年11月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邀请约安出席会议，但他两次通电拒绝前往莫斯科出席自己的案件审理。这之后，约安因分裂活动，被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剥夺其高级僧正教职和僧侣资格。
尽管如此，博德纳尔丘克对此置若罔闻，继续参加分裂运动。自主教会分子同教会合并派分子一样，由于得到民族主义思想狂热分子的广泛支持，在加里西亚人中逐渐赢得声望。这使分裂运动分子很快便开始强行侵占罗斯正教会的庙堂，希腊天主教派早就是这样干的。
1990年1月30—31日莫斯科召开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对乌克兰西部教会间对抗问题给予严重关切。会议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致电，呼吁“立即制止”教会合并派和分裂运动极端派的“强暴和非法行为”。会议对分裂运动和教会合并运动给予同样的评价，认为它们并非宗教现象，而是政治现象。
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乌克兰西部各主教辖区除了公开拥护乌克兰民族主义之外，还有不少教士一方面是真诚的正教徒，一方面又认为，授予罗斯正教会乌克兰督主教辖区以合乎教规的自主教会地位，可防止乌克兰教会合并派和分裂派的进攻。
乌克兰西部各主教区的教士纷纷致函神圣大牧首皮缅[30]和当时的基辅都主教、乌克兰督主教菲拉列特（杰尼先科）[31]，呼吁授予督主教辖区以自主教会权。1990年1月30—31日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对此的回答是：授予乌克兰督主教辖区和白俄罗斯督主教辖区以更大的自主权。
督主教辖区的新状况，要求在罗斯正教会允许的范围内，向该辖区提供相当大的自主权，但它们仍然是俄罗斯正教教会的组成部分。督主教辖区除新名称之外，还获得自主建立正教院的权利，该正教院拥有最高司法权、立法权和教会执行权。督主教辖区还拥有巨大的独立财权，在分裂派分子总是断言说似乎乌克兰教区的经费全被莫斯科掏空的情况下，这是个十分重要之举。就实质而言，各督主教辖区成为大牧首辖区范围内的自治教会。
与此同时，加里西亚的宗教战争却越演越烈。到1990年年中，捷尔诺波尔没有一座庙堂还留在罗斯正教会管辖之下：庙堂全部落入教会合并派手中，其中包括建于布列斯特教会合并派出现以前——1540年的一座教堂。
1990年5月3日，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神圣大牧首皮缅（伊兹韦科夫）辞世。这位至圣于80高龄辞世。自主教会人士大概害怕俄罗斯教会的新教首会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将同分裂运动的扩散开展有效对抗，于是决定趁莫斯科大牧首位子空缺之机，立即展开活动。
1990年6月份，分裂运动分子集聚在基辅，举行所谓“全乌克兰自主正教大会”。他们在会上表现出十足的目无教规，竟然决定不仅要宣布成立自主教会，而且还要选举“基辅大牧首”。美洲自主教会首脑、年迈的姆斯季斯拉夫·斯克里普尼克[32]当上了这名大牧首。分裂派分子当时把他树为分裂运动的一面旗帜。由于他当时身在美国，未能亲临会议，所以是缺席当选。约安（博德纳尔丘克）成为“大牧首宝座护法”。
苏维埃乌克兰当局对分裂派分子的活动没有起任何劝阻作用，有这样一个事实可资证明，即他们首开先例，向分裂派“大会”的参加者提供罗斯正教会的圣地——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以作举行亵渎神明的“祈祷仪式”之用。须知，圣索菲亚大教堂至今仍是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博物馆。
乌克兰发生的教会骚乱，是促使罗斯正教会不得不在牧首皮缅逝世未过40天之际便紧急进行新教首选举的原因之一。
各教区主教联席会在其决定中谈到了乌克兰十分复杂的宗教局势。会议指出，教会合并问题使罗斯正教会同梵蒂冈的相互关系紧张到极点，破坏了正教和天主教继续顺利对话的希望。
会议还谴责了破坏乌克兰西部教会和平的乌克兰分裂自主教派的行动，指出，乌克兰正教会“实行自我治理的公正意图，未能在保留教会统一教规的框架下实现，而是走上了一条错误道路，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极其有害的后果”。各教区主教会议强调指出，乌克兰正教会在获得广泛独立的同时，不仅仍然处于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之内，而且同各教区所有正教教会的关系也必须合乎教规的规定。
选举莫斯科和全俄罗斯新牧首，对自主教会分裂运动以后的命运也有间接关系。大牧首皮缅逝世后，基辅和加里西亚都主教、具有牧首地位的乌克兰督主教菲拉列特于1990年5月3日就成为遴选大牧首期间牧首宝座的临时监护人。就地位而言，基辅督主教是罗斯正教会大牧首以下的第二位高级僧正，是神圣正教院常任成员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据传统，都认为临时监护人最有可能当上未来的大牧首。
然而报刊上却越来越经常地不断出现一些消息，说菲拉列特督主教的道德面貌远非无可指责。许多人，特别是乌克兰的神职人员，都不喜欢这位主教对督主教辖区的管理作风；说他好发号施令，很粗鲁，具有目光短浅的世俗长官身上的官气，缺少一位高级僧正所应有的修养。许多倾向于分裂派的人士也证实，他们之所以倾向于分裂教派，就是因为要脱离菲拉列特都主教在乌克兰教会中所造成的那种令人窒闷的气氛。
然而菲拉列特都主教想当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的意图却很明显。在1990年各教区主教会议上，这位乌克兰督主教在选票上占第一名。选举大牧首时，投他票的有66人。然而罗斯正教会的新任大牧首不是菲拉列特，而是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列克西（里迪格尔）。可想而知，这一情况也影响到菲拉列特都主教的下一步活动。
在乌克兰正教会生活中，莫斯科和全罗斯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1990年8月6日对乌克兰的访问具有巨大意义。这次访问给予乌克兰正教民众以巨大的道德支持，因为这时乌克兰正教民众正遭受来自教会合并派和自主教会派的侵犯。这位至圣登位不久便访问乌克兰，证明消弭乌克兰宗教冲突乃是莫斯科大牧首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纪念罗斯洗礼日当天，在基辅大教堂为等同于使徒的圣弗拉基米尔公爵举行祈祷仪式后，大牧首阿列克西说：“所谓的自主教会的传播，实质是教会分裂运动的扩散，使吾等不能不感到担忧。本牧首此次访问乌克兰，足可证明我们同乌克兰正教会的主教团，同全体教士和教众欢乐和悲伤与共。”
尽管罗斯正教会采取了一切措施，教会冲突的政治化却日益严重。
1990年7月9日，乌克兰督主教辖区主教团在基辅召开会议，通过“乌克兰正教会独立和管理自主呼吁书”，还一致推选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都主教为乌克兰教会教首。
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于1990年7月20日开会审议了乌克兰教会正教院要求扩大自治的决议。鉴于乌克兰宗教政治局势异常复杂，乌克兰高级僧正团请求授予督主教辖区以更为广泛的自主权。罗斯正教会鉴于该问题意义重大，决定在罗斯正教会全体高级僧正大会上予以审议，会议定于1990年10月25—27日召开。
应该指出的是，乌克兰中央地区各州和东部各州的绝大多数正教信众，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独立”，主张在莫斯科大牧首辖区内同罗斯正教会保持紧密团结。
1990年10月25—27日，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在莫斯科圣丹尼洛夫修道院召开。在提交高级僧正大会审核的议事日程上，主要就是授予乌克兰正教会独立和管理自主权的问题。
10月28日，大会结束的第二天，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抵达基辅，以便隆重宣布乌克兰教会独立，其目的在于克服分裂运动，建立教会和平。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于抵达当天便在基辅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祈祷仪式。仪式开始之前，至圣将乌克兰教会独立证书赐予菲拉列特都主教。
至此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获得了实际上的完全独立，只同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保持教规上的统一。17世纪末以前，基辅都主教辖区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辖区内也拥有类似地位。而且有意思的是，自主教会派在谈到乌克兰教会史上莫斯科以前这一段时期时，称其为独立时期；但在评价1990年赐予乌克兰正教会独立后的乌克兰正教会状况时，却少不了一定指出，这是一种假象，乌克兰正教会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
乌克兰许多人完全真诚地认为，获得独立的乌克兰正教会，现在能对自主教会派和教会合并派给予应有的回击。统计资料亦可证实乌克兰正教会的力量优势：到1991年夏天，乌克兰共有5000个以上合乎教规的祈祷所，而教会合并派只有1800个祈祷所，分裂派只有1100个祈祷所，当时还有许多祈祷所都是虚设的。
由于乌克兰正教会获得独立和自主管理地位，乌克兰正教会正教院特决定召开乌克兰正教会主教大会，会议于1990年11月22—23日在基辅召开。
与此同时，大会被迫再次讨论同自主教派和教会合并派相对抗的问题。大会参加者遗憾地断定，破坏性的力量以宗教口号为掩护，追求的是非宗教性的目标。有人曾指出，乌克兰的宗教分裂运动从一开始便公开带有政治性质，是乌克兰政治中分离主义方针的一部分。
会议还指出，乌克兰西部僧侣对合乎教规的自主教会十分向往，但又必须顾及乌克兰正教会东部主教辖区教徒的情绪，因为当地对自主教会抱有强烈的否定态度。
1991年，乌克兰政治力量的配置发生严重变化。1990年6月，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之后，导致苏联解体和乌克兰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倾向看得越来越清楚。在这种条件下，大部分党的干部为了保住自己在条件变化情况下的影响力，决定同民族主义分子勾结，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方向。分离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加里西亚持不同政见的代表的主张，而且成为基辅的官方政策。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的活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很快乌克兰便单方面宣布退出苏联，党的干部及时改变了自己政治方向，同加里西亚民族主义者瓜分了权力。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后，菲拉列特都主教紧跟民族主义潮流，从毫不妥协地反对乌克兰自主教会派的立场，转而成为热心推动自主教会的人。特别是他转而认为，1990年各教区主教大会的结局是一次完全的失败。基辅和莫斯科各报刊发表的那些有关他私生活的文章，也起了不小作用。作者们断言，菲拉列特都主教有妻子和孩子，盗窃教会财产，与克格勃有牵连。乌克兰高级神职人员指责他应对加里西亚教会合并派的成功负责，对前日托米尔主教造成的分裂运动负责。应该认为，日托米尔主教归入自主教会，在很多方面都是由于个人对菲拉列特都主教怀有敌意造成的。
在菲拉列特都主教施压的情况下，1991年11月初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致书莫斯科和全罗斯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和罗斯正教会主教大会，请求赐予乌克兰正教会以教规所规定的完全的自由”。会议认为，这“将有助于巩固乌克兰正教统一，有利于消弭业已出现的自主教会分裂运动，抵抗教会合并派和天主教的扩张，促进当今敌对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解并建立和睦，促进乌克兰各民族团结。考虑到基辅都主教辖区的千年历史，拥有3500万教民的乌克兰正教会是其直接的合法继承人，会议请求罗斯正教会于赐予乌克兰正教会完全独立之后，推动东部各主教和地区教会首脑共同建立基辅大牧首辖区”。
1991年12月25—27日召开了神圣正教院会议，会议由神圣大牧首任主席，有都主教菲拉列特参加，决定将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和决定分发给罗斯正教会全体高级僧正，让他们详细研究这一十分重大的问题，以便下一步在全体高级僧正大会上把该问题列为讨论重点。乌克兰教会代表大会的决定使乌克兰相当一部分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感到担忧，各教区纷纷向莫斯科大牧首辖区致电，请求将本教区留在莫斯科管辖之内。文尼察主教区的60余个祈祷所甚至把会议记录都寄来了，在每份记录上都列有上百到数千个签名。与此同时，菲拉列特都主教却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竭力加速教会的自主化进程，向各主教区发出通令，要求召开僧侣大会，以支持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授予该正教会以独立的决定。
1992年1月22日，基辅召开了乌克兰教会的主教会议。会议通过致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神圣正教院和罗斯正教会全体高级僧正的一份新的呼吁书，指责罗斯正教会神圣大牧首故意拖延正面解决自主教会问题：“一定的势力，其中包括来自莫斯科的势力，正在个别州的修士、僧侣和俗家人中间散布混乱情绪，从而实际上是在反对乌克兰正教……莫斯科某些媒体针对乌克兰正教会首领展开诽谤运动，企图用肮脏的诽谤手法，搅乱不知情者的头脑和心灵”。
由各教区、宗教学校、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发往莫斯科大牧首辖区的信件和电报有如雪片飞来，纷纷请求制止罗斯正教会分裂，保留乌克兰教会现有的地位。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对局势深感忧虑，向菲拉列特都主教致电称，鉴于宗教事件的发展呈危险态势，建议在神圣正教院召开会议之前，乌克兰某些州“应采取克制态度，不以教规作任何威胁”。2月17日菲拉列特都主教向神圣大牧首发来两封电报，第一封请求正教院“不要作出”任何涉及乌克兰正教会内部生活的决议，第二封声称他因病不能出席正教院会议。在神圣正教院会议之前，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还接到乌克兰内阁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该委员会在信中坚持要求授予乌克兰正教会以教会自主权。
1992年2月18—19日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会议召开，通过一份致基辅都主教菲拉列特和乌克兰教会主教团的呼吁书，要求“乌克兰正教院立即重新审议1月23日决定，以便抚慰高级僧正团和如今正以悲恸的心情恳请教会主持公道的教民的心灵。如此方可使我等能保持教会的和平和乌克兰正教的统一……一旦此合乎教规的唯一正确原则遭到破坏，愿上帝保佑不要发生此事，所有忠于正教的教徒亦将获得我等合乎教规的领牧，不会听由其任凭恶势力摆布而沉沦”。
1992年3月31日，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在圣丹尼洛夫修道院召开。大会一直持续到4月5日。高级僧正大会从4月1日到4日讨论了乌克兰高级僧正团关于授予乌克兰教会以自主教会地位的申请。
首先由菲拉列特都主教作报告，然后开始辩论，大多数高级僧正均参加了辩论。来自乌克兰不同主教区的众多教徒代表团均对自主教会一事提出抗议，这对讨论乌克兰教会的地位问题，不能不有所影响。在圣丹尼洛夫修道院的土地上，有打着宣传条幅的纠察队，条幅上写道：“我们号召会议参加者维护教会的统一”，“自主教会是通往合并教派之路”，“乌克兰需要纯正的正教”，“菲拉列特大主教！为了教会的福祉，您最好还是下台吧！”甚至“把离经叛道的菲拉列特革出教门”。
相当多数高级僧正在会上发言时谈到乌克兰教会自主化不合时宜，主要根据是如果乌克兰正教完全独立，面对合并教派的侵犯将处于一对一的局面，而分裂运动派是绝不会中止自己的破坏活动的。某些发言者提醒道，以往，乌克兰教会的一切自主化企图，都给教会带来了灾难。
乌克兰主教团某些当政的高级僧正发言，反对授予乌克兰教会以自主教会地位。马加丹主教阿尔卡季（阿福宁）的提议成为辩论中的转折点，他提议审议一下更换乌克兰教会首脑的问题，“因为菲拉列特大主教不符合要求，不能把乌克兰全体神职人员和俗家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马加丹主教的提议得到文尼察都主教阿加凡格尔、乌拉尔主教安东尼（莫斯卡连科）和某些其他高级僧正的支持。有人指出，菲拉列特都主教只应服从乌克兰主教大会，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大主教谢尔盖（福明）[33]完全合理地反驳道：“乌克兰正教会暂时还不是自主教会，它不能超越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的权限，保有其不能干预的不公开的内部问题。”
高级僧正大会主席、莫斯科和全罗斯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对这次辩论作总结时说：
“有人叫我们相信，授予乌克兰正教会以自主教会权便可解决一切问题，正如以前有人叫我们相信，管理上必须独立，必须赐予菲拉列特都主教以至圣头衔。但至圣头衔并不能拯救这一状况，授予独立亦未能产生效果。那些并入破坏教规的自主教会的祈祷所并未归还，分裂运动越闹越厉害。我们能否为分裂承担责任？我们能否确信这样做会给神圣教会带来福祉？……要想谈论自主教会，需要一种安静的环境。但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经济、民族、人类联系遭到破坏的时代，是一个分裂和对抗的时代，所有这些使人民感到厌倦。保持教会统一的愿望乃是上帝的声音。我们大家都对乌克兰目前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但对乌克兰教会的首脑主教还有个特殊要求。我们请求菲拉列特大主教，为乌克兰正教的福祉，为了我们的统一，为拯救乌克兰教会，离开自己的职位，以便乌克兰各位主教有可能选出一位新的首脑主教”。
菲拉列特都主教发表声明，这个声明不能有另外理解，只是表明他已准备好放弃乌克兰教会首脑的职位，服从高级僧正大会的意志，听从乌克兰大多数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的呼声，他说：“我觉得需要约安这样的先知，我准备做这样的先知。但我请求，不要因抛弃这位约安而使乌克兰掀起狂暴的浪潮，因此我请求向乌克兰主教区提供条件，到基辅去选举乌克兰正教会的新教首。我以大牧师的名义保证，这个大会一定会召开，绝不会受到任何压力。新教首将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颁旨批准。乌克兰正教会应全面实现1990年高级僧正大会赋予它的权利。我还请求让我继续在上帝座前效力，不要让我退休”。
神圣大牧首对菲拉列特都主教准备卸下乌克兰教会教首的职务表示感谢，希望他能在乌克兰的一个主教讲坛上继续从事大牧师的工作。根据对乌克兰教会地位辩论的结果，高级僧正大会作出决定：“高级僧正大会接受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至圣的菲拉列特的声明，为了教会的和平，他在即将召开的乌克兰正教高级僧正大会上将请求解除自己乌克兰正教会教首一职。高级僧正大会对至圣菲拉列特都主教的立场表示理解，对他在基辅主教任上多年担任大牧师的辛劳表示感谢，为他在乌克兰正教会另一主教职位上尽主教之力表示祝福”。
菲拉列特都主教同意从乌克兰教会首脑岗位上退下来，眼看着教会危机可以顺利解决，但到了基辅之后，事情却转变了方向：基辅都主教欺骗了一众大牧师弟兄和自己的教民。回到基辅后，他于4月14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指责高级僧正大会向他施压，声称他在大会上就如同身处髑髅地一样，“被钉上了十字架”，而且通报说，他答应从乌克兰教会教首的岗位上退下来，是出于外交考虑，他将领导乌克兰教会至生命终结。
5月6日和7日，莫斯科召开神圣正教院扩大会议，但作为正教院常任成员的菲拉列特都主教却未出席会议。正教院断然谴责都主教的声明。鉴于乌克兰正教会出现的非常情况，在乌克兰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召开之前，禁止菲拉列特都主教履行教首的职责，即：“召开正教院会议、为高级僧正举行按手礼、发布涉及乌克兰正教会的教令和呼吁书。但可以召开接受他退休和选举乌克兰正教会新教首的乌克兰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如果对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决议和本决议拒不执行，着即将菲拉列特都主教交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审判”。
但神圣正教院的这一决议亦未被菲拉列特都主教理睬。5月21日，正教院讨论乌克兰的教会形势，但危机的过失一方仍未出席，他根本不想与会。正教院委托乌克兰教会中接受按手仪式时间最早的大牧师、哈尔科夫都主教尼科季姆（鲁斯纳克）在圣三一节之前召开高级僧正大会，接受菲拉列特都主教退休，选举乌克兰教会新教首。临时履行第一主教职责的任务，落在尼科季姆都主教肩上。接到神圣正教院决议的通知后，菲拉列特都主教声称，他认为正教院的决定“毫无道理而且……无效”。
5月26日，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致电菲拉列特都主教，呼吁他拿出大牧师和基督徒的良心来，恳求他为了教会的福祉，服从教规所规定的上下级制度。
同一天，菲拉列特都主教召集自己的拥护者在基辅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几名高级神职人员和俗家人，但没有一名高级僧正。会议拒绝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的决议：“莫斯科正教院关于乌克兰正教会的所有决定均无效，因为这些决定违反了有关乌克兰正教会的独立和管理自主的现行规章制度。”“我们承认莫斯科和全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是目前由教规所规定的教首的同时，”会议决议接着说，“声明有意通过合乎教规的途径，获得乌克兰正教会的完全独立。在这方面，我们一致支持我们的合乎教规的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菲拉列特。”
5月27日，尼科季姆都主教在哈尔科夫召开高级僧正大会，与会者有17名大牧师，但菲拉列特都主教缺席，他不想参加这次会议，因为这次高级僧正大会对菲拉列特都主教表示不信任，要解除他的基辅主教职务。这之后，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乌克兰教会的新教首。第二轮投票前，哈尔科夫的尼科季姆自动放弃候选资格。弗拉基米尔都主教[34]当选乌克兰教会首脑。
罗斯正教会神圣正教院在5月28日召开的会议上，批准了乌克兰教会高级僧正大会的决定，指定6月11日召开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审理前都主教菲拉列特一案。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根据1990年10月高级僧正大会通过的“关于乌克兰正教会”的决定，祝福新当选的基辅都主教作为乌克兰教会首脑履职。菲拉列特都主教三次接到神圣大牧首发出的参加高级僧正大会的邀请，但他拒不出席。这之后，根据教规，会议可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审理案件。
1992年6月11日，在圣丹尼洛夫修道院召开高级僧正大会，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主持。召开此次会议是专门为了审理指控前菲拉列特都主教反教会活动一案。有14位高级僧正因为各种理由缺席会议，5名是乌克兰的，而其中的两名就是菲拉列特都主教和波恰耶夫主教亚科夫[35]。当时他们还发表了个声明，说他们不服从这次大会。一开始先听取了乌克兰教会16位主教的声明，对菲拉列特都主教的分裂活动给以详尽无遗的说明，并多处引用教规，加以有力的诠释，指出由于这些分裂活动，他应被剥夺教职。一系列发言均证实，乌克兰众主教对他提出的指控是公正的。但是菲拉列特都主教的私生活却几乎完全未予触及。当时，这个话题正为莫斯科和基辅的报纸所广泛讨论。
前基辅都主教和波恰耶夫主教亚科夫二人被控犯有严重违犯教规的罪行，最高僧正大会详细审理该案全部内容后作出决定：“因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都主教对下属神职人员态度冷峻傲慢，作风强横，敲诈勒索，行为不端，私生活不检点，致使信徒亦受到恶劣影响，他还背叛誓言，公开对高级僧正大会诽谤辱骂，在遭到禁止的情况下犹举行宗教仪式，包括行按手礼，制造教会分裂。着将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革去都主教之职，剥夺其各级圣衔以及教士的一切权利。”
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的这一决定，要传达到各地区正教会首脑，以备周知。
高级僧正大会致乌克兰正教会牧师和教民的公开信对法庭的这一判决作了说明，它指出：“菲拉列特和亚科夫被解除教职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对教会犯下的罪行，其表现为有意粗暴破坏神圣教规。至于授予乌克兰正教会以合乎教规的完全独立问题，我们坚定相信：这个问题应通过召开各教区主教大会以合法的合乎教规的途径予以解决，并将大会决定同各兄弟教区的意愿协调一致。否则我们面临的只能是给教会生活带来毁灭的新的分裂运动”。
菲拉列特前都主教和亚科夫前主教不服从高级僧正大会的各项决定，同以安东尼（马先季奇）[36]为首的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伪主教们进行谈判。谈判在乌克兰总统和政府庇护下在基辅举行，并于1992年6月25日以决定召开一次被禁止的神职人员和主张分裂的俗家人的会议，并把这次会议宣布为全乌克兰正教代表大会。这次非法的大会决定把脱离正统乌克兰正教会的菲拉列特都主教及其拥护者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联合起来，认为“乌克兰正教会和基辅大牧首辖区是乌克兰正教会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合法继承人……会议声明，大牧首姆斯基斯拉夫是乌克兰正教会和基辅大牧首辖区的首脑。鉴于必须立即加强乌克兰正教会和基辅大牧首辖区的领导，考虑到姆斯季斯拉夫大牧首身在乌克兰境外，更考虑到他的94岁高龄——所有这些都使得教会领导工作出现一定的困难，特设立副牧首一职。批准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圣菲拉列特为副牧首。”
此时，1995年6月14日，恰逢乌克兰正教会轮值首脑、伪大牧首弗拉基米尔（罗马纽克）去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同一些好斗的民族主义分子一道，其中也有穿袈裟戴十字架的神甫，利用他的葬礼搞了一次政治示威，最后造成了同警察的流血冲突。肢体冲突是由一名自主教会的“神甫”挑起的，他用十字架撞击一个警察的脸部。示威者意图违反政府的禁令，要把弗拉基米尔葬在索菲亚大教堂。他们想把伪牧首的遗体抬入大教堂，但未能得逞，便把遗体埋到了大教堂前面的沥青马路底下。11月份，乌克兰正教会（基辅大牧首辖区）又选出一个新的“大牧首”，这已经是第三位了。这次菲拉列特终于当上了。
1996年12月15日，在基辅比切尔斯基修道院召开乌克兰正教会高级僧正大会，37名主教中有1名因病未能参加。开会之前，乌克兰教会中就自主教会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高级僧正大会一致（只有一票反对）通过声明，出于对教会福祉的关心，须明智地拒绝请求即将召开的罗斯正教会各教区主教大会赐予乌克兰正教会以自主教会的地位。
1997年2月18日，高级僧正大会在莫斯科丹尼洛夫修道院宾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3名大牧师，其中114名为各主教辖区主教，17名为助理主教，1名为退休人员，12名高级僧正未能到会。
会议进程中，哈尔科夫都主教尼科季姆、利沃夫主教奥古斯丁、敖德萨都主教阿加凡格尔提出，要把被剥夺教职并亵渎神明地自封“大牧首”的菲拉列特修士革出教门。
圣高级僧正大会将修士菲拉列特（杰尼先科）革出了教门，并警告修士亚科夫（潘丘克）和修士安德烈（戈拉克），如不知忏悔，亦将被革出。
2000年8月举行的罗斯正教会高级僧正纪念大会对讨论乌克兰问题相当重视，乌克兰的几乎所有注册高级僧正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不仅如此，会议还通过专门决定，对世界各地正教会承认基辅都主教圣弗拉基米尔所领导的乌克兰正教会为乌克兰唯一合法正教会一事给予确认，并认为它具有管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就为把乌克兰正教全面团结在它周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目前，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下的乌克兰正教会共拥有3500万教徒。
分裂派的菲拉列特的基辅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基本上只是在乌克兰西部教徒中有影响，即在历史上划归波兰立陶宛王国、奥匈帝国、波兰版图的加里西亚和沃伦有影响。到2002年初，基辅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仅有近2000个祈祷所，80%位于乌克兰西部各州。
乌克兰自主教会正教会：目前，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梅福季（库德里亚科夫）[37]是乌克兰自主正教会首脑。据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资料（2001），它拥有11个主教区，5661个祈祷所和404个高级神职人员。80%以上的教民集中在乌克兰西部三个州（利沃夫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和捷尔诺波尔州）。
2004年尤先科总统选举获胜后，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会见乌克兰哥萨克时，对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乌克兰正教会的命运表示担心。大牧首声称：“在那些积极支持由总统指定的反对派候选人的人士中，有分裂派教徒和教会合并派教徒，因此，正统的乌克兰正教会在新条件下将经受一定的困难，它的存在不能不遇到麻烦，这种情况令人忧心忡忡。”罗斯正教会首脑对哥萨克代表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保护了基辅比切尔斯基修道院和波恰耶夫修道院，这些都是乌克兰正教的圣地。“我想，现在这一点特别重要，特别迫切。鉴于最近时期乌克兰形成的复杂政治局势，有人可能会针对正统的正教会组织挑衅和进攻。”阿列克西二世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当然，民族主义势力以后也可能利用俗家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乌克兰有一个统一而又强大的正教会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行动早晚会被大部分乌克兰人民所唾弃。
橙色噩梦
乌克兰政治精英之间的对抗，早在库奇马总统下台之前很久便形成了。
1999年在他竞选连任总统期间，“橙色革命”未来的“带头人”和“领袖”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在库奇马同共产党人西蒙年科[38]展开竞争的情况下，无保留地支持库奇马。
根据选前达成的协议，库奇马连任乌克兰总统后，把尤先科提起来当了总理，由季莫申科任副总理，主管燃料动力部门，实际上把整个经济工作的管理抓到了手中。这样一来，未来“橙色革命”的两个领导人便开始积极落实库奇马的竞选纲领，后来又为反对这个纲领建立了反对派。
分裂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因为对乌克兰原总理拉扎连科[39]提出刑事指控。拉扎连科是季莫申科“乌克兰统一动力系统”这家巨型公司的商业伙伴，是国内天然气市场的垄断者。这场官司不可能不涉及她这位公司首脑。2001年4月季莫申科被迫离职，遭到逮捕。出狱后成为“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这一政治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
这时传出记者贡加杰遇害的消息，加之总统以前的卫士梅利尼琴科[40]少校偷录库奇马的谈话被揭露出来，这些事弄得群情激昂。在最高拉达会议上所放的录音证明，库奇马总统与记者的消失有关，其效果就像一枚引爆的炸弹。这些录音成为指控库奇马篡夺权力的根据。后来又公布了库奇马家族贪赃的大量事实，他们参与非法占有国家财产，遂为公众所知。
社会党人首领莫罗兹[41]是“要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和“乌克兰站起来！”这些行动的积极组织者之一，他声称，运动的想法不仅是要剥夺某个具体人的权力，而且还要改变造成乌克兰所有不幸的根子——权力制度。运动在乌克兰大多数地区展开，这样一来，在2004年年末为总统权力而斗争期间，这些活动便成为“橙色”群众集会的序曲。
尤先科、库奇马和最高拉达主席普柳希[42]在轰动一时的“三巨头公开信”中谴责这些活动违法，称其参加者为法西斯主义的引路人，但这种做法却使反对派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对抗总统一伙。
2001年4月，尤先科被迫辞职，从那时起，便开始了他同季莫申科以重新掌权为目的的政治合作。
上面提到的乌克兰的这些事件，严重破坏了库奇马在欧盟和美国当局眼中的威信。但是，正如下面一些事件所证明的那样，总统不仅不打算在宪法规定期限内下台，而且还想在2004年大选后连任乌克兰首脑。为了这个目的，2003年他提议国家进行政治改革。改革意味着向议会总统制模式过渡，议会由两院构成，下院由普选制产生，最高拉达可以选举国家总统。
众所周知，反对派未能允许库奇马实现这些意图。他的政府被迫同意反对派提出的国家宪法修正案。不过这份修正案也考虑到由议会选举总统的问题，而这一点符合库奇马的利益。但2004年2月3日召开的最高拉达非常会议却保留了当年仍由全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做法。
正如后来事件所表明的那样，直到最后一刻，库奇马仍未放弃掌权的希望，这对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竞选对阵期间出现群众性对抗（“橙色”和“蓝色”）愈演愈烈的情况，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反对派的形成、精英们的冲突、反对派有声望的领袖的作用、外部势力的地缘政治利益、“天鹅绒革命”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大选近在眼前的局势，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
大多数政治学家早就预见到乌克兰总统“竞赛”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尽管想当总统的人很多，但形势越来越明朗，总统宝座之争最后必是在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之间展开。
尤先科—季莫申科反对派联盟的所有重要人士都预言，现任总统毫无疑问会取得胜利，并断言，只有行政因素方能从他手中“窃得”胜利，即伪造投票结果。为推举尤先科登上大位，选择了南斯拉夫和格鲁吉亚的斗争方式，即由街上和广场上的人群向现政权施压。
乌克兰“橙色革命”的进程定期在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上得到说明。规模如此宏大且又相当持久的行动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活动资金来源和外部干预程度又如何呢？
乌克兰的历史表明，在所有重大事件中，东南部和西部（加里西亚）地缘政治对抗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当利益攸关的势力组织大量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员来到基辅时，这种对抗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次的情况亦然。成千上万来自利沃夫州、捷尔诺波尔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罗夫诺州和西部其他各州的人，在宣布第一轮选举结果那一天，有组织地聚集到基辅，打出的口号是：“尤先科是我们的总统！”
不仅如此，乌克兰的“民主”还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现象。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苏维埃、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和文尼察市苏维埃不等宣布投票结果，便声明不信任中央选举委员会，并承认尤先科为国家总统。许多人都知道，这次活动是蓄谋已久的。正如最高拉达的一位代表所言，在宣布投票结果那天夜里，正是基辅当局，批准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五月广场上集会……而且是大选前两个月就开始了。
基辅市的高等学校和中学都停课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穿上橙色衣衫，聚集在五月广场。他们的努力实际早已使政府和总统办公厅的活动瘫痪，许多街道上交通断绝。训练有素的人士指挥了全部活动，这一点从电视台的实况转播中亦能看得十分明显。
治安机关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说得轻一点，很难判断，因为内务部和乌克兰安全局的领导早向五月广场集会的人群声明，他们严守中立，保证绝不会对他们使用武力。
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扎波罗什、辛菲罗波尔和东南部乌克兰其他城市，开始举行群众集会，作为对“橙色人士”压力的抗议，他们在选举中支持亚努科维奇。一旦亚努科维奇在大选中取胜，但他作为国家总统的地位得不到承认，而“橙色人士”还继续对当局施压，这些地区的地方自治代表在北顿涅茨克的代表大会上已通过决议，就要在2004年12月12日就建立乌克兰东南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在此之前，最高拉达作出决定，宣布第二轮选举结果无效。
今天，任何人都无法推翻一个事实，即乌克兰的“橙色”行动大选使用了舞弊的手法。每个人都明白，成千上万顶帐篷、睡袋、橙色衣物等等，都是事先早就备好，运入基辅的。成千上万的人要吃，要看病，每昼夜要领“工资”。每个人都清楚，行动的资金来源，不是尤先科那点极为有限的竞选基金，而是“外援”。早在大选之前，美国便拨出数百万美元，以供欧洲驻乌克兰安全和合作组织协调员在各地区开设25个分部之需。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些特别的现象，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奇韦尔斯于2005年1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仅就题目而言，就显得意味深长：《乌克兰间谍部门的高官是如何改变国家道路的》。文中详细描写了他们旨在阻挠亚努科维奇当选的种种活动。顺便说一下，意大利邮报的著名观察员、欧洲议会代表凯扎[43]声称，美国对第比利斯事件的影响亦十分明显。
现在还弄清楚了，什么事都少不了的别列佐夫斯基[44]，对这些事件也没有袖手旁观。他要求尤先科的幕僚向他报告“为民主目的”拨出的数百万美元的花销情况。众所周知，别列佐夫斯基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干事的人。季莫申科同这位叶利钦“家族”成员的电话交谈，暴露了他同“橙色人士”的广泛联系，以及对五月广场事件的直接影响。
毫无疑问，西方的压力对尤先科的胜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欧洲议会甚至作了个专门决议，呼吁乌克兰当局宣布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果无效，不承认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亚努科维奇为胜利者的决定。
那些日子，以波兰总统克瓦斯涅夫斯基[45]为首的欧洲议会使者以“调停人”的身份两度访问基辅。“橙色革命”使他欣喜若狂，他声称：“没有乌克兰的俄国比有乌克兰更好”。现在看来，这位波兰前总统、青年组织的前领导人已经忘记，俄国的相当一部分历史，就是由无数次反对波兰侵略的斗争构成的。波兰侵占过罗斯南部诸公国，还侵占过“罗斯城市之母”基辅，造成了1605—1612年间的大混乱，波兰军队还随同拿破仑的大军一起入侵。还可以提醒克瓦斯涅夫斯基先生记住，他国家的政府在现代史上曾经做过许许多多不甚怀有好意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解放波兰，有60万苏联军人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谁能让他们复活呢？
俄国已为斯大林统治时期在卡廷地区造成数千名波兰军官死亡的事件道过歉，波兰为1919—1920年间发生在波兰集中营的俄国战俘的可怕悲剧道过歉吗？牺牲在这些波兰集中营的战俘共有8万人哪！不管是俄国，还是国际社会，也并没有为了博爱而敦促波兰高层认罪，要求为折磨致死的俄国军人修建纪念碑，以便亲人们能像波兰人到卡廷那样，好为纪念亲人而鞠躬志哀吧。
俄国政治家不可能对乌克兰境内境外发生的事件袖手旁观。2004年11月23日，国家杜马为乌克兰局势专门通过一项声明，代表们“对乌克兰反对派激进分子的违法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西方各国不要干涉该国选举局势的发展。
然而政治家的这份声明对大选结果已回天无力。
青年是“橙色分子”的积极部分。在群众出动前夜，按照格鲁吉亚“克赫马拉”模式组建起来的大学生组织“到时候了！”，在训练有素的领导人带领下，巧妙地操纵着大批群众。所以“橙色分子”在五月广场才能做到组织严密，服从统一指挥。而“蓝色人士”则没有这种组织。一列列由顿巴斯开往基辅的矿工列车，以及莫斯科大牧首辖区教会打着“尤先科是魔鬼！”的旗帜，举着十字架游行的教众，看来简直像是被“橙色分子”的巨大人群“吞没”了。像400家企业同时拉响汽笛，为支持亚努科维奇而罢工这样的行动，亦未能有助于“蓝色人士”。
为了支持“橙色人士”的“革命热情”，媒体编造出毒害总统候选人尤先科的难以置信的故事，甚至点出了一些投毒者的姓名。根据乌克兰总检察长在电视上发表的正式声明，原来并没有发生任何下毒事件。根据报纸消息判断，原来只是搞了一次美容治疗，想把脸变得年轻点，但搞得不成功而已。
尤先科选举获胜后，主要问题是形成“权力树”的问题：谁在哪个枝上，占个什么位置。首先是谁当国家总理。从“橙色革命”的准备和进程来看，有希望得到这一职务的基本上应该是这一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季莫申科。但尤先科的亲信中有不少也是处于掌权地位的，也希望得到这一位置。比如，尤先科的干亲家波罗申科[46]就是。反对季莫申科的还有接近未来总统的幕僚，于是这权力结构中的二把手的问题便迟迟定不下来。
关于总理宝座的决定在最后一刻即尤先科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才定下来，尤先科签署命令，任命季莫申科为乌克兰总理。也许，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有他们选前的协议，还有“橙色”运动中发生的分裂——季莫申科的拥护者这期间把政府大楼团团围住，公开声称如果季莫申科不是第一个进楼，任何人不许进去。
政权瘫痪使乌克兰经济陷入凄惨状态，尽管如此，摆在首位的却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开始迫害积极支持亚努科维奇的人了。解雇浪潮滚滚而来——各部和各部门所有领导、东南各州的所有州长统统被撤了下去。某些州苏维埃的领导受到了刑事迫害。一些代表甚至向最高拉达提交了“秘密检控”法草案。据报道，该项法案规定，甚至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的领导人也要报告，总统大选期间他们支持的是谁。据《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提供资料，被剥夺工作的有1.8万人。
然而颜色革命，亦称“天鹅绒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般来说，可以把它列入革命的科学概念，即“从一个质的状态向另一个质的状态的飞跃式的迅速过渡，是自然界、社会、思维的辩证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性之一的表现”吗？
政治学家意见不一。一些人说，乌克兰、格鲁吉亚重复了俄国1991年的“天鹅绒革命”；另一些人坚持说，必须把革命的经典概念同“天鹅绒革命”概念区分开，天鹅绒革命实质上并不是革命。某些人称这些“革命”是代用品，从欧·亨利时代起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称，叫做“香蕉革命”，香蕉革命是由特工机关端出来的、按需要的“口味”建立政权的一道名菜。
尽管意见纷纭，但其中的主要之点和共同之点却可以剥离出来。在苏联空间，发生“颜色革命”的各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国体上并未出现原则性的根本变化，只是统治精英在变。乌克兰则更是如此：把这些人推上台执政的不是别人，还是库奇马。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支持库奇马的。
乌克兰“橙色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便是有权有势的精英代表（库奇马本人，内务部、乌克兰安全局的领导人，最高拉达议会党团“劳动的乌克兰”的代表）的行动。
五月广场上看似坚如磐石的尤先科—季莫申科联盟，实际上从一开始走向执政，便有可能被不可调和的矛盾所瓦解。季莫申科准确认定，她的主要敌人就埋伏在总统身边，绝不会放过她的任何一点过失。
总统在群众大会上和国情咨文中多次保证，要使经济摆脱阴影，要消灭腐败，要对非法获得并国有化的财产进行二次私有化。起初谈的是3000家企业，后来谈的是300家，最后企业数字减少到29家。“克里沃罗格钢厂”，特别是尼科波尔的几家铁合金厂似乎是在向世人显示，正在研究的不是要把这些企业收归国有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问题，而是在总理和总统的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对财产进行简单的再分配的问题。
季莫申科的政府作出的决定，导致危机爆发——肉、糖、汽油都陷于危机之中。
许多人都开始对政府政策表示不满，但季莫申科本人把一切都推到自己的政敌——“总统亲信”的身上。2005年4月，她作为“父辈遗产”联盟的首领，对这些亲信一一点了名——有波罗申科、别兹斯梅尔特内[47]、特列季亚科夫、日瓦尼亚[48]、马丁年科等等。指控他们破坏“橙色阵营”统一，谋划在2005年7—8月份撤她的职。五月广场上两个获胜的集团开始对抗起来。
尼科波尔铁合金厂是世界上最大的铁合金生产企业，该厂发生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家企业的主人是库奇马的女婿平丘克[49]。最高经济法院根据政府的命令，认定该厂私有化为非法，而平丘克所得到的50+1%的股份为无效协议。当时真是整个乌克兰都感到“欢欣鼓舞”了；但波尔塔瓦、尼科波尔、费奥多西亚法院立刻介入该案，作出对立的判决。所有的乌克兰人都在电视上看着：这场游戏怎么收场？2005年9月1日，警方特勤分队强行冲进工厂，保着符合另一集团利益的新领导科洛莫伊斯基进入厂内。平丘克的拥护者派出该厂数千工人纠察队与警方对抗。
尤先科迫不得已介入此案，他声称，在尼科波尔工厂一案中，季莫申科政府未能有效保护国家利益，未能防止对立家族双方的挑衅行为。乌克兰媒体极力渲染一种说法，宣扬季莫申科在此事中参与游说科洛莫伊斯基集团的利益，恐怕会惹上很大的麻烦。
事件开始急剧发展。
总理的亲密战友决定抢先发动打击：2005年9月1日，总理季莫申科的顾问布罗茨基[50]在第5频道直播节目中指名道姓地指控尤先科的亲信重新分配乌克兰的财产，为己谋私。总理本人又火上浇油，在9月3日内阁会议上声称，似乎俄国企业家阿布拉莫夫亲自给她打电话向她报告，他向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波罗申科和议会党团“我们的乌克兰”的首脑马丁年科行贿5千万美元。阿布拉莫夫立即驳斥季莫申科的说法。
这一天，总统新闻局传出国务秘书津琴科辞职的消息，同时所有通讯社都发布消息说，他将于9月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位国务秘书指控尤先科的亲信贪污受贿的发言，成为所有媒体包括境外媒体的头条消息。
2005年9月7日晚，总统尤先科举行一次小范围会议，参加者有他的几名助手、政府首脑季莫申科和她的两名副手，会上讨论了局势。尤先科的亲信就出现的丑闻向季莫申科发难，要求乌克兰政府集体辞职。季莫申科则打算对圣像起誓：对她的所有指控都不是事实。
经过辩论，总统最后作出决定，命令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波罗申科、乌克兰安全委员会主席图尔奇诺夫[51]、总检察长皮斯昆[52]、副总理托缅科[53]、经济部长捷廖欣[54]辞职。
然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乌克兰统治阶层大丑闻的序曲。正如乌克兰第1、2、3届人民代表乔比特在《伪善者，或对乌克兰的不宣之战》这本小册子中对后续事件所描写的那样，季莫申科在总统那里开过会之后，当夜即把自己的几名亲密战友和朋友叫到别墅开会。他们甚至谈到了利用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对尤先科大选进行资助的银行文件进一步加剧局势，直至对总统提出弹劾案。
在大家讨论得正热乎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对这一切会作何反应？国防部长格里岑科[55]建议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赫布斯特[56]通电话，由于能流畅掌握英语的只有格里岑科（他在美国军事学院没有白学！），所以委托他完成这一使命。
大使在半夜两点被叫了起来。这群人把自己跑到总理别墅里聚会的意图作了长时间交代之后，他们听到了这位美国外交官的回答：国际社会会把这种事称之为阴谋，而且赫布斯特还表示了他个人对这次“秘密晚餐”的愤怒。
总检察长和国防部长立刻急急忙忙离开了别墅，否认与会上讨论的意图有任何牵连。他们一清早便给总统打电话，报告夜里出的这些事。但关于聚会的消息尤先科已早一步从美国大使那里得到了。
9月8日早晨，季莫申科紧急求见总统，她指定11时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如季莫申科本人证实那样，她把他的手攥在自己手里，请求说：“不要破坏我们革命的威信。让我们现在一起去参加记者招待会并对他们说，只要我们在一起，乌克兰的稳定便有保证。”
此时此刻季莫申科的亲密战友副总理托缅科正在开记者招待会，表示完全同意国务秘书津琴科的发言，同请求辞职的他站到了一起。有人向总统报告，季莫申科的议会党团一致投票主张剥夺波罗申科的代表权，当时波罗申科已经撤回了自己放弃代表权的声明。所以，尤先科打断季莫申科说：“不要再说了。”
也许，读者以为按时间顺序详细叙述事件经过和描写五月广场主要人物周围个别人物的作用是多余之举。但这样做有一个目的，就是揭露一下“橙色人士”的头头们喊出的口号是何等虚伪，他们曾许诺向乌克兰人民提供和平、安宁、幸福，而在瓜分抢到手的馅饼时，却互相咬了起来。
在他们当政的年代，乌克兰人民所看到的是贪婪的权力欲和对财产的重新瓜分。尤先科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实际上每天都得介入发生在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和政府之间、国务秘书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之间、政府与最高拉达之间的冲突。总之一句话，这些冲突已经成了当局的主要工作。8个月来，乌克兰总统一直是这些乱事的调停人。这些我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这不正是对互相倾轧的人所宣读的判决词吗？
这期间乌克兰的经济降低了增长速度（2005年国内总产量增长2%，2006年预期为1.2%），由于各经济部门工业生产下滑，预算收入亦缩减。
在五月广场宣誓就职那天，尤先科喊出他的蓝色梦想：“我的目标是带领乌克兰进入统一的欧洲！”这个幻想正渐行渐远，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据国际金融机构的统计，要想成为欧盟的候选人，乌克兰至少需要连续5—6年每年经济增长率为5%—6%才行。
政治不稳定在继续。2006年3月选举之后，最高拉达有5个月中断了工作。自从天然气危机以来，叶哈努罗夫[57]政府根据季莫申科的提议集体辞职，至今在“代行职务”。从各种情况判断，新政府近期难以诞生。国内宪法法院也停止了运作。
季莫申科谋求政府最高职位——总理职务——的活动，实际上其实是数月来在最高拉达内一直为组成橙色多数而展开行动的原因。人们虽然一次次举行胜利狂欢，已达数十次之多，但绝对无人相信这个新的“橙色”联盟真能存在。
地区党首领亚努科维奇身边的幕僚认为，今天之所以能上演这部叫做“2号橙色噩梦”的电视连续剧，完全是强加给乌克兰的。有些政治学家甚至预言，议会极有可能提前大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立场就简直令人吃惊了。
既然对季莫申科本人，对她所领导的政府所作所为以及对她个人的品质评价极坏，而且对于她在最高拉达大选期间对自己的党所表现的强硬立场感受良深，那么依然再次提议她担任总理，就变得有点匪夷所思，极不正常，也有损个人尊严了。特别是在为建立议会多数而“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仍把2005年发生“橙色”伙伴联盟对抗并导致其瓦解，导致季莫申科下台以前的那帮人又拉了进来，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但后来才从媒体上得知，原来急着要当乌克兰总理的季莫申科提出了一个改革计划，并于2006年7月1日得到美国驻基辅大使泰勒[58]的支持。他声称，必须在近期立即重新审议乌俄天然气协议。这位外交官的声明在乌克兰把人们鼓动得群情激昂，因为这话正说在7月1日，也就是人们正以为俄罗斯天然气要涨价的时候。但天然气工业公司宣布不会涨价。季莫申科的拥护者响应美国大使的号召，把它像未来的行动旗帜一样高高举起，而反对派则认为这是在干涉乌克兰内政。结果还是老规矩——谁花钱谁是大爷。
恢复议会中“橙色”多数的意图又落空了。地区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建立了联盟，负责组建议会领导机关，任命总理，成立政府。时间将显示这个拥有240票的联盟能挺多久，能干成多少事。
许多人，其中包括颜色革命的积极拥护者，都看出乌克兰人民已经被橙色胡作非为弄得疲惫不堪了。不管怎么说，乌克兰人民不会为出现一个新“政权”而上街庆祝了，那些前途光明之类的蛊惑人心的讲演，已经让百姓听腻了。
在当今政治对抗不断的背景下，乌克兰精英们对待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是一个颇为特别的问题。问题不新鲜，从宣布乌克兰独立时起便始终存在。克拉夫丘克也好，库奇马也好，总是反反复复地说，在对外政策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占有优先地位。他们的怀里总是揣着这块石头，凡有什么事若要俄罗斯让步，总要把这块石头掏出来。尽管1990年6月16日的国家主权宣言说，乌克兰是个中立的国家，它不结盟，实行无核化，而且斩钉截铁地说，“宣言是乌克兰新宪法和法律的基础，在缔结国际条约时决定共和国的立场”，但库奇马总统1998年11月4日还是发布指令，批准了“乌克兰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的国家纲领”……
该纲领第一句话便把主权宣言有关中立和不结盟的内容抛到了九霄云外：“乌克兰的战略目标是同欧洲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一体化，是享有全权地加入欧洲安全体系”。
除了政治领域、政治军事关系领域、军事领域、乌克兰武装力量在北约组织安排下参加维和行动（指在伊拉克）等章节外，还规定了在武装领域进行合作的条款，其中包括：同北约组织各成员国共同研制和生产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向北约组织标准过渡，在军火领域交换军事科学研究结果，等等。
这样一来，在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前，乌克兰领导便已经承担起正式成员的义务。
如果在尤先科担任总统之前，合作还宣布为在乌克兰—北约组织委员会框架内进行的话，那么这个人掌权之后，便出现了一个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具体时限问题，首先是美国人提出了许诺，要加快这个进程。
正如2006年1月代理国防部长格里岑科所声明的那样，“乌克兰已进入实施获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地位计划的积极阶段”。国家预算正计划为此拨出一笔相当大的经费。
美国总统布什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0周年前夕公开扬言，他希望在总统卸任之前看到乌克兰成为“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家庭”中享有全权的一员。北约秘书长索绪尔[59]保证说，通向2008年北约下一波扩大的大门对乌克兰一直是敞开的。那么，“亲爱的朋友们”（尤先科喜欢这样称呼乌克兰人）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尽管乌克兰鼓吹加入北约的人往往把追求加入北约的理由说成是凡加入北约的国家生活都好，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加入，我们的生活也会好起来，可是有61.4%的居民不相信他们，反对乌克兰结盟。早在2006年2月份，中央选举委员会便收到450余万公民的签名，支持就加入北约进行全民公决。费奥多西亚事件表明了普通人对尤先科之流的美国朋友进入乌克兰的态度，那一次克里米亚居民在乌克兰东南部各城镇居民的大力支持下，到底也没有让美国人进来跟乌克兰搞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人登陆之后，又被赶出了克里米亚。
不过依我看来，问题还不会是那么简单，即使全民公决得以举行，北约的反对者得以获胜，问题也未必能得到彻底解决。加里西亚和沃伦还是不会同意，他们已习惯用讹诈来达到目的，他们会再次把人们拉进五月广场的“橙色”帐篷。克里米亚和东南各地区的人民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回答呢？
问题的答案很快就出现了。2006年12月16日就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举行了一次“乌克兰全民公决”，投票站（共1200个）设在人口最多的地方，参加投票的近90万人，为克里米亚选民的57%强。结果令人震惊：反对加入北约的为98.7%，而“同意”的仅有1%。
不管怎么说，“乌克兰全民公决”是情绪对立的两极的一次对抗，它还将使东西方关系的裂痕进一步扩大。2006年夏天亚努科维奇发表了严肃的政治声明，声称目前乌克兰还不可能加入北约，这一步唯有留待全民公决之后方有现实意义。
俄罗斯唯有特别留意跟踪事件进程，并尽力对其施加影响。乌克兰为世界新秩序的战略家们所需要，这一点对谁其实都不是什么秘密，它首先并且主要是可以作为反对我国的跳板。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一旦加入北约，北约空军的歼击机立刻就可以以保卫这些国家免遭来自强大的东方邻居的进攻为借口，沿俄罗斯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的边界进行空中巡逻。
在北约新成员国——波兰、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的国土上，很快就会设立反导弹系统，目标很可笑，为了防止可能来自……伊朗的核打击，尽管没有这些反导导弹德国、土耳其等北约国家本身的“遏制性武器”就够多的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北约潜在成员国乌克兰的地图吧。从可能出现的核导弹打击来看，从哈尔科夫、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各州领土上向莫斯科和中央俄罗斯各大城市发射的巡航导弹的飞行时间仅仅只要几分钟。要是想跟踪和拦截由俄罗斯腹地发射的导弹，这显然是好到不能再好的位置了。
所有这一切比我们乍看起来要严重得多，也危险得多。基辅一家有影响力的周刊《2000》报道说，不久前美国举行一次参谋部指挥推演，推演过程中详细制订了乌克兰加入北约后俄乌发生武装冲突时对俄罗斯进行核弹攻击的脚本。报道的来源我不清楚，但如果有过这次推演，我们的总参谋部不可能不知道。根据1993年俄联邦军事条例规定，当俄罗斯遭到攻击时，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对乌克兰的打击将不可避免。正如常言所说，这种设想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目前，我国抵御北约处处向我边境进逼的政策还很难说是有结果的。在这些问题上俄罗斯领导人的态度还缺乏一贯性。比如在俄罗斯领导人知情的情况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将军们完成了一次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到加里宁格勒的横贯全国的旅行，而且到处对青年大学生讲，这个组织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组织，加入北约大家庭是“莫大的幸福”。
似乎在华沙条约解体之后，人们就应该认为北约的进攻行动是无可避免的了。无论是谁想出什么理由来为乌克兰加入北约辩解，都将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巨大失败。
乌克兰政治势力的残酷对抗正在发展，后果很难预料。显而易见，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尤先科推行的武装政策，绝不会给乌克兰及其优秀的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
只有清醒的政治家掌握政权，消除现任领导培育和制造的各种矛盾，兄弟的乌克兰方能出现和平。可以预见，对大多数乌克兰人民而言，这15年的噩梦早晚会变得无可忍受。
[1] 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斯科罗帕茨基（Павелъ Петровичъ Скоропадскій，1873年5月15日——1945年4月26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贵族家庭。1886年入伍。1904—1905年期间参加了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参与东普鲁士战役。1917年1月22日至7月7日任第34军军长，同年7—8月任第8集团军司令，8—11月任第1乌克兰军司令。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伙同德军推翻乌克兰中央拉达，并于同年4月29日至12月14日担任全乌克兰盖特曼。同盟国战败后，盖特曼政权土崩瓦解，斯科罗帕茨基被迫于12月14日发表退位宣言，流亡德国。二战期间拒绝与纳粹合作。1945年在盟军轰炸中丧生。
[2]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3]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格鲁舍夫斯基（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рушевский，1866年9月29日——1934年11月26日（或24日）），乌克兰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1899年发起成立乌克兰民族民主党。一战期间被沙俄政府迫害。1919年担任乌克兰中央拉达主席、全乌克兰国民代表大会主席、立宪会议议员。同年发起成立乌克兰社会革命党。1919—1924年流亡奥地利。1924年回国。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1年因被指控组织反苏组织“乌克兰解放联盟”而被捕，不久获释。1934年因手术事故身亡。
[4] 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科诺瓦列茨（Евген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оновалец，1891年6月14日——1938年5月23日），1913年加入乌克兰民族民主党。一战爆发后进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1915年被俄军俘虏。二月革命后获释，在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战俘中宣传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同年11月参加中央拉达部队。1918年1月参与镇压了基辅起义，在斯科罗帕茨基上台后假意服从，不久即参与反对活动。1919年被彼得留拉政府封为哥萨克阿塔曼，同时与红军和邓尼金白军作战，同年12月撤往波兰，被波兰政府逮捕。1920年获释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同年创立了乌克兰军事组织，企图进攻红军，但被苏维埃政权和波兰政府挫败，1922年流亡德国。1929年创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对抗波兰政府和苏维埃政权，1938年被格别乌特工暗杀身亡。
[5] 安德烈·阿塔纳索维奇·梅利尼克（Андрій Атанасович Мельник，1890年12月12日——1964年11月1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12—1916年期间服役于奥匈帝国军队，参加了一战，1916年被俄军俘虏，1917年越狱后在乌克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1918—1919年代表乌克兰资产阶级政府军队与波兰军队作战。1922年起在加利西亚从事地下活动，1924年被波兰警方逮捕并被判处4年监禁。1934年参加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1938年起成为领导人。1939年建立起与纳粹的联系，企图通过与纳粹合作实现乌克兰的独立。1941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分裂后，领导温和派的活动，逐渐与纳粹关系恶化，1944年在柏林被捕并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同年10月获释。二战结束后流亡卢森堡。
[6] 布罗尼斯拉夫·威廉·波列茨基（Bronisław Wilhelm Pieracki，1895年5月28日——1934年6月15日），1913年进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1914—1917年期间参加了一战。1918年参加波兰军队，1918—1919年期间与乌克兰军队作战。1926年参加皮乌苏茨基发动的军事政变，事后于1926—1929年任波军副总参谋长。1930—1931年任副总理兼不管部长。1931—1934年任内政部长，在任期间大肆迫害波兰共产党，猛烈打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活动，1934年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暗杀身亡。
[7] 雅罗斯拉夫·谢苗诺维奇·斯捷茨科（Яросла́в Семёнович Стецько́，1912年1月19日——1986年7月5日），1932年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1934年被波兰法院判处5年监禁，1938年获释。1940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分裂后，和班杰拉一道领导激进派（革命委员会）的活动。1941年成立“乌克兰国”，并自封为政府首脑，同年9月被德军逮捕，1944年获释。二战结束后定居德国，并成立了反布尔什维克人民集团，在50年代以后与蒋介石集团建立了紧密联系。1968—1986年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革命委员会主席。1986年死于慕尼黑。
[8] 塔拉斯·德米特里耶维奇·博罗韦茨（Тара́с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рове́ц，1908年3月9日——1981年5月15日），化名塔拉斯·布利巴（Тарас Бульба），1933年起参加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1934年因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有联系而被波兰警方逮捕，并被判处三年监禁，1935年获释。1941年创立乌克兰起义军，与德军、红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作战，1943年将乌克兰起义军改组为“乌克兰人民革命军”，战败后流亡德国。1948年起先后流亡加拿大和美国，1981年死于纽约。
[9] 西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科夫帕克（Си́дор Арте́мьевич Ковпа́к，1887年5月25日——1967年12月11日），1908—1912年期间服役于俄军，一战爆发后重服现役，在西线作战。二月革命后任第186旅团士兵苏维埃委员，同情布尔什维克。1918年返回乌克兰，成立游击队抵抗盖特曼政权。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26年退役，在农场和合作社工作。1940—1941年任普季夫利市执行委员会主席。卫国战争期间历任普季夫利游击队队长和苏梅游击队队长，在战斗中屡立奇功。1944—1947年任乌克兰最高法院法官。1946—196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1967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47—1967年任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67年4—12月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67年12月11日在基辅逝世。
[10] 瓦迪斯拉夫·阿尔伯特·安杰尔斯（Władysław Albert Anders，1892年8月11日——1970年5月12日），1913年进入俄军服役。1917年任波兰第7师参谋长，反对十月革命，曾与赤卫队作战，1918年战败后返回波兰。1919—1920年期间持续与苏俄红军作战。1925—1926年任华沙军区司令，1926年试图镇压皮乌苏茨基政变，但未果。1939年波兰沦陷时退往西乌克兰，同年9月被红军俘虏，1941年获释。1941—1942年担任流亡苏联的波兰残军指挥官。1942年移居英国，指挥波兰部队在西线作战。二战结束后担任波兰流亡政府西方部队总司令，反对波兰的共产党政府，1970年死于伦敦。
[11] 马丁·路德维希·博尔曼（Martin Ludwig Bormann，1900年6月17日——1945年5月2日），早年曾参加自由军团，1928年加入纳粹党。纳粹党上台后进入领导层，1933—1941年任副元首赫斯的办公室主任。1941—1945年任纳粹党党务部长。1943—1945年担任希特勒的个人秘书。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后继任纳粹党党魁，企图逃离柏林与邓尼茨会合，5月2日在柏林莱特火车站被击毙。
[12] 雅罗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加兰（Яро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ала́н，1902年7月27日——1949年10月24日） ，苏联作家。出身于奥匈帝国一个乌克兰人家庭，1924年加入西乌克兰共产党。1927年加入乌克兰无产阶级作家协会。1934年、1937年两次被波兰政府监禁。1939年起先后在利沃夫国家剧院和萨拉托夫塔拉斯·舍甫琴科广播电台工作。1946年作为记者参加纽伦堡审判。1949年10月24日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暗杀身亡。
[13]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11年7月27日——1944年3月9日），1938年加入格别乌。卫国战争爆发后在乌克兰打入德军内部，进行情报活动，并设法暗杀德军高层人员。1944年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战斗中壮烈牺牲。
[14] 巴伦蒂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多夫格尔（Валент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Довгер，1924年1月6日——1990年5月28日），1943年起参加游击队运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德军作战。1944年被盖世太保逮捕，遭受了酷刑，1945年在盟军空袭时越狱，二战结束后在苏占区担任翻译。1950年起定居沃罗涅日。
[15]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特鲁京斯基（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трутинский，1920年4月1日——2003年7月1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卫国战争期间在乌克兰参加游击队运动，屡立奇功，1944年获列宁勋章。卫国战争胜利后在利沃夫国家安全机构任职。苏联解体后参加了乌克兰社会党，2003年在利沃夫逝世。
[16]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梅德韦杰夫（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1898年8月10日——1954年12月14日），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布良斯克契卡主席。1918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1937年期间在乌克兰格别乌工作。1937年1—7月任哈尔科夫内务人民委员会视察员，同年7月被开除出格别乌，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平反。卫国战争期间指挥一支特遣部队在乌克兰展开游击战，1944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4—194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第四局副局长。1946年以上校军衔退役。
[17] 保尔·达尔格尔（Paul Dargel，1903年12月28日——？），20世纪20年代末参加纳粹党。1930—1933年任柯尼斯堡纳粹党领导人兼普鲁士邦议会议员。纳粹党上台后，于1934—1937年任普鲁士省议会议员，1937—1945年任国会议员。1940—1945年任波兰占领区马佐维省代理主席。1942—1943年任乌克兰帝国委员会副主席。1943年被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炸成重伤，随后返回柏林。二战结束后不知所踪。
[18] 马克斯·伊尔根（Max IIgen，1894年4月13日——1943年11月15日），1913年进入德军服役，参加了一战。1920年退役后进入警察部队工作。1935年重服现役，二战爆发后，先后指挥第4团、第96团、第32师、“东部营”第740编队等部队，1943年11月15日被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率领的游击队绑架，随后被处决。
[19] 阿尔弗雷德·丰克（Alfred Funk，1897年6月27日——1943年11月16日），1916—1918年期间服役于德军，参加了一战，期间参加了德意志祖国党。魏玛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德国人民自由党，随后又参加了纳粹党。纳粹党上台后，于1936—1939年任柯尼斯堡最高法院司法小组主席。苏德战争爆发后曾任乌克兰占领区最高法院院长。1943年任切哈努夫行政区法院院长，同年11月16日被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率领的游击队击毙。
[20] 奥托·鲍尔（Otto Bauer，1888年4月1日——1944年2月9日），1914—1918年期间服役于德军，参加了一战。1933年加入纳粹党。1936—1940年任杜伊斯堡地区法院院长。二战爆发后，于1940年2—11月任克拉科夫高等法院院长。1943—1944年任加里西亚区政府办公室主任。1944年被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率领的游击队击毙。
[21] 本章此节所用材料，是莫斯科大牧首辖区教会联络处提供给笔者的，特此致谢。
[22] 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20年5月18日——2005年4月2日），原名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Karol Józef Wojtyła），1978—2005年任梵蒂冈教皇。
[23] 安德烈·舍普季茨基（Андрей Шептицкий，1865年7月29日——1944年11月1日），1892年起担任牧师。1899—1900年任斯坦尼斯瓦夫主教。1900—1944年任利沃夫大主教、加里西亚大主教兼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都主教。
[24]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利普基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пко́вский，1864年3月19日——1937年11月27日），1890年起担任牧师。二月革命后参与创立全乌克兰东正教理事会。1920年创立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并于1921—1927年担任所谓的“全乌克兰和基辅”大牧首。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处决。
[25] 波利卡尔普大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Полика́рп，1875年6月20日——1953年7月26日），俗名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西科尔斯基（Пё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ико́рский），1908年起担任牧师。1940—1941年任弗拉基米尔—沃林斯基主教。卫国战争爆发后投靠纳粹德国，1941—1944年任乌克兰占领区东正教会临时行政长官兼卢茨克和科沃尔斯基大主教。1944年流亡德国，1950年流亡法国，1953年死于巴黎。
[26] 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1887年8月12日——1948年2月9日），俗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泽姆采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Инозе́мцев），1912年起担任牧师。1942年参与重建乌克兰自主正教会，与纳粹德国密切合作，1944年流亡德国，1948年死于慕尼黑。
[27] 马努伊尔主教（Епископ Мануил，1904年2月14日——1943年9月25日），俗名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塔尔纳夫斯基（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Тарна́вский），1933年起担任牧师。1941年脱离莫斯科教区，投靠乌克兰自主正教会。1942—1943年任弗拉基米尔—沃伦主教，在任期间退出乌克兰自主正教会，返回莫斯科教区。1943年8月底被班杰拉分子绑架，9月25日遇害。
[28] 迪米特里（Димитрий，1915年12月9日——2000年2月25日），俗名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亚列马（Влади́ми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Яре́ма），1938—1939年期间服役于波兰军队，1939年波兰沦陷时被德军俘虏，获释后参加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1944年脱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1945年进入苏军服役。1947年起担任牧师。1989年与俄罗斯正教会决裂，1993年参与重建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并于1993—2000年任基辅和全乌克兰牧首。
[29] 约安（Иоа́нн，1929年4月12日——1994年11月9日），俗名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博德纳尔丘克（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однарчу́к），1949—1953年期间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61年起担任牧师。1977—1989年任日托米尔和奥夫鲁奇主教。1989年起参与了重建乌克兰自主正教会的活动，为此退出了俄罗斯正教会。1990—1992年任利沃夫和加里西亚伪“大主教”。1992—1993年任日托米尔伪“大主教”。1994年因车祸身亡。
[30] 皮缅（Пимен，1910年7月23日——1990年5月3日），俗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伊兹韦科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Извеков），1930年起担任牧师。1961年3—11月任图拉和别廖夫大主教。1961—1963年任列宁格勒和拉多加都主教。1963—1971年任克鲁齐茨和科洛缅都主教。1971—1990年任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
[31] 菲拉列特（Филаре́т，1929年1月23日—— ），俗名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杰妮先科（Михаи́л Анто́нович Денисе́нко），1950年起担任牧师。1962年任卢日斯克主教兼列宁格勒教区副主教。1962—1964年任维也纳和全奥地利主教。1964—1966年任莫斯科神学院院长兼德米特罗夫主教。1966—1968年任全乌克兰牧首。1966—1990年任基辅和加里西亚大主教。1968—1990年任全乌克兰大牧首。1990—1992年任基辅和全乌克兰大牧首。1995年起任基辅和全俄—乌克兰大牧首。
[32] 姆斯季斯拉夫宗主教（Патриарх Мстислав，1898年4月10日——1993年6月11日），俗名斯捷潘·伊万诺维奇·斯克里普尼克（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рипник），早年曾服役于俄军，1918—1919年期间服役于乌克兰中央拉达部队，积极与红军作战。1920—1921年担任彼得留拉的私人副官。1930—1939年当选为波兰议会议员。1939年支持纳粹德国，在西乌克兰临时行政当局工作。1942年起担任牧师。1944年起先后流亡斯洛伐克和德国。1947年流亡加拿大。1947—1950年任温尼伯和全加拿大大主教。1950—1971年任美国副主教，1971—1990年任大主教。1990—1993年任基辅和全乌克兰牧首。
[33] 谢尔盖大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Сергий，1949年8月24日—— ），俗名维塔利·巴甫洛维奇·福明（Виталий Павлович Фомин），1973年起担任牧师。1983—1988年任莫斯科教区牧师。1988—1999年任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主教，1999—2003年任大主教。1991—2010年任俄罗斯正教会慈善和社会服务主教会议主席。1996—2003年任莫斯科教区司铎。2003年起任沃罗涅日和利斯基市大主教。2013—2016年任鲍里索格尔布斯克教区临时司铎。2020—2022年任罗索尚斯克教区临时司铎。
[34] 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1923年12月9日——1995年7月14日），俗名瓦西里·叶梅利亚诺维奇·罗马纽克（Васи́лий Емелья́нович Романю́к），1943年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同年被捕，1944年被判处20年徒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46年被流放到马加丹。1964年起担任牧师。1970年起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72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76年放弃苏联国籍，流亡国外，1979年加入乌克兰赫尔辛基集团。1990年回国。1990—1991年任乌日哥罗德和维诺格拉多夫斯基主教。1991—1993年任别洛切尔科夫大主教。1993年6—10月任利沃夫和索卡尔大主教。1993—1995年任基辅和全乌克兰宗主教。
[35] 亚科夫（Иаков，1931年10月5日——2004年3月16日），俗名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潘丘克（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анчук），1952—1955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55年进入东正教会工作。1990—1992年任波恰耶夫主教。1992年被开除出乌克兰正教会。1992—1993年任乌克兰自主正教会捷尔诺波尔教区司铎，1993—1995年任文尼察教区司铎，1995—2004年任沃林教区司铎。
[36] 安东尼主教（Епископ Антоний，1961年4月20日——2001年7月8日），伊万·伊万诺维奇·马先季奇（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Масе́ндич），1984年起担任牧师。1990—1991年任里夫内和日托米尔主教。1991—1992年任基辅大主教。1994—2001年任巴尔瑙尔和阿尔泰主教。
[37] 梅德季大主教（Митрополит Мефодий，1949年3月11日——2015年2月24日），俗名瓦列里·安德烈耶维奇·库德里亚科夫（Вале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Кудряков），1981年起担任牧师。1995年7—10月任赫梅利尼茨基和卡米亚涅茨—波多尔斯基主教，同年10月投靠乌克兰自主正教会，并继续担任赫梅利尼茨基和卡米亚涅茨—波多尔斯基主教至1997年。1997—2000年任捷尔诺波尔和波多尔斯克主教。2000—2015年任基辅和全乌克兰大主教。
[38]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西蒙年科 （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имоненко，1952年8月1日—— ），197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2—1988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书记。1989—199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省委意识形态书记，1990—1991年任省委第二书记。苏联解体后曾短暂参加乌克兰社会党，1993年参与重建乌克兰共产党，并于1993—2022年任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94—2014年任最高拉达议员，在任期间任乌共拉达党团主席。1999年、2004年、2010年、2019年四次参加总统选举。2022年乌共被取缔后，经白俄罗斯流亡俄罗斯。
[39] 帕夫洛·伊万诺维奇·拉扎连科（Павло Іванович Лазаренко，1953年1月23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1—1973年期间服役于苏军。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5年任乌克兰共和国总统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代表。1994—1998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拉达议长。1994—1996年、1997—1998年任最高拉达议员。1995—1996年任能源部长兼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长。1996—1997年任总理兼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98年因涉嫌洗钱在瑞士被捕，1999年流亡美国，企图获得政治庇护，旋即被美国警方逮捕，2006年被判处9年监禁，但未被引渡回国。
[40]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梅利尼琴科（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ельниченко，1966年10月18日—— ），1992年进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工作。1998—2000年期间担任库奇马的卫士，期间秘密记录了库奇马的私人谈话，并将录音带交给乌克兰社会党主席莫罗兹，随后流亡美国，并参加了乌克兰社会党。2011年被意大利警方逮捕，2012年被引渡回国，后获释并返回美国。
[41]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兹（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ороз，1944年2月19日—— ），197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9年任基辅工会理事会书记。1989—199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基辅省委农业部长。1990—1991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乌克兰共产党被取缔后，于同年10月26日创立乌克兰社会党，并于1991—2012年任最高领导人。1994年、1999年、2004年三次参加总统选举。1994—2007年任最高拉达议员，在任期间于1994—1998年、2006—2007年任议长。
[42]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普柳希（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лющ，1941年9月11日——2014年6月25日），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曾长期从事农业工作。1984—1990年任基辅执行委员会主席。1990—1991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任第一副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2006年、2007—2010年任最高拉达议员，在任期间于1991—1994年、2000—2002年任议长。1994年加入民族民主党，2002年退党。2005年创立农村复兴党，并担任名誉主席。2007年5—11月任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
[43] 朱利叶托·凯扎（Giulietto Chiesa，1940年9月4日——2020年4月26日），1967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70—1979年任意共热那亚省委主席。1975—1979年任热那亚省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任意共议会党团主席。1981—1990年任《团结报》驻苏联记者。2004—2009年任欧洲议会议员。
[44] 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别列佐夫斯基（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Березо́вский，1946年1月23日——2013年3月23日），俄罗斯金融寡头。出身于犹太人家庭，1989年起经商。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公共电视台，为叶利钦竞选总统提供便利。1996—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1998—1999年任独联体执行主任。1999—2000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0年在普京上台后遭到打压，2001年创立“自由俄罗斯”组织，企图颠覆普京政权。2003年流亡英国，2013年在伦敦自杀身亡。
[45] 亚历山大·克瓦斯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1954年11月15日—— ），1977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1985—1987年任青年事务部部长。1987—1990年任国家青年和体育文化委员会主席。1988—1991年任波兰奥委会主席。1989年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召开“圆桌会议”时，担任工会问题政府方主席。1990年参与了将统一工人党改组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并当选为社民党最高委员会主席。1991年参与创立民主左翼联盟。1995—2005年任总统。
[46] 彼得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罗申科（Петро Олексійович Порошенко，1965年9月26日—— ），1984—1986年期间服役于苏军。乌克兰共和国成立后，于1996年创办如胜糖果集团。此后参加了“乌克兰—前进”党。2002年参加“我们的乌克兰—人民自卫联盟”。2005年2—9月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2009—2010年任外交部长。2012年3—12月任经济发展贸易部部长。2014年创立波罗申科联盟，并担任党魁。2014—2019年任总统。2019年将波罗申科联盟改组为“欧洲团结”党。1998年、2002年、2006年、2012年、2019年五次当选为最高拉达议员。
[47] 罗曼·彼得洛维奇·别兹斯梅尔特内（Роман Петрович Бессмертный，1965年11月15日—— ），1994年加入乌克兰共和党。1994—2005年、2006—2007年任最高拉达议员。1997—2002年任总统驻最高拉达代表。1998年加入人民民主党。2002年加入“我们的乌克兰—人民自卫联盟”。2005年2—11月任副总理。2005—2006年任乌克兰人民联盟理事会主席，2006—2007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2009—2010年任执行委员会主席。2007—2009年任总统秘书处副主任。2010—2011年任驻白俄罗斯大使。2016年加入农业党，担任党中央办公室主任，并于2019年参加总统选举。
[48] 达维德·瓦扎耶维奇·日瓦尼亚（Давид Важаевич Жвания，1967年7月20日——2022年5月9日），出生于格鲁吉亚，1986—1988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91年移居乌克兰，从事商业活动。2002年加入我们的乌克兰—人民自卫联盟。2002—2014年任最高拉达议员。2005年2—9月任紧急情况部部长。2006年退出我们的乌克兰党。2010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2012年加入地区党，2013年因反对镇压亲欧盟示威者而退党。
[49]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平丘克（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инчук，1960年12月14日—— ），乌克兰亿万富翁，库奇马的女婿。1998—2004年任最高拉达议员。2000年加入乌克兰工人党，同年5—12月任总统顾问。2004年退出政坛，从事慈善工作。
[50]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布罗茨基（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Бро́дский，1959年4月5日—— ），乌克兰商人，1994—1998年任基辅佩切尔斯克区拉达议员。1998—2002年任最高拉达议员。2006—2010年任基辅市拉达议员。2010—2014年任国家监管政策和创业委员会主席。
[51] 亚历山大·瓦连京诺维奇·图尔奇诺夫（Олександр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Турчинов，1964年3月31日—— ），1987—1990年任乌克兰共青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鼓动和宣传部部长。199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在党内属于民主纲领派，同年被开除出党。1991年创立乌克兰民主复兴党。乌克兰共和国成立后，于1992—1993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非国有化和生产非垄断化委员会主席。1993年任总理经济顾问。1994年参与创立村社党。1998—2005年、2006—2007年、2012—2015年任最高拉达议员，在任期间于2014年2—11月任议长。1999年退出村社党，参与创立全乌克兰祖国联盟，并当选为党副主席。2005年2—9月任安全局局长。2007—2010年任副总理。2014年2月22日——6月7日任代总统。2014年退出全乌克兰祖国联盟，参加了乌克兰人民阵线。2014—2019年任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2020年退出乌克兰人民阵线，参加了“欧洲团结”党。
[52] 斯维亚托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皮斯昆（Свято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искун，1959年3月8日—— ），2002—2003年、2004—2005年、2007年4—5月任乌克兰总检察长。2004年2—12月任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2006—2012年任最高拉达议员。2016年当选为乌克兰律师联盟主席。2020年起担任总检察长顾问。
[53]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托缅科（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Томенко，1964年12月11日—— ），1983—1985年期间服役于苏军，曾在阿富汗作战。1988—1989年任基辅国立大学共青团委书记。乌克兰共和国成立后，于1992—1995年任内阁公共行政和自治研究所政治学系主任。2000—2001年任基辅市政府总新闻和信息部主任。2002年加入我们的乌克兰—人民自卫联盟。2002—2005年、2006—2016年任最高拉达议员，在任期间于2007年2—6月、2008—2012年任副主席。2005年2—9月任副总理。
[54] 谢尔盖·阿纳托利耶维奇·捷廖欣（Серг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Терёхин，1963年9月29日—— ），乌克兰经济学家、翻译家。1986—1988年期间服役于苏军。乌克兰共和国成立后，于1991—1992年任对外经济关系部货币和财政司司长。1992—1993年任经济部副部长。1994—2005年、2006—2014年任最高拉达议员。1999年参与创立改革与秩序党。2005年2—9月任经济部长。
[55]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格里岑科（Анатол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Гриценко，1957年10月25日—— ），1979—1981年期间服役于苏军。乌克兰共和国成立后重服现役，1992—1994年任乌军总参谋部研究中心问题分析部门负责人。1996—1997年任国家国防技术和军事安全研究中心军事安全和军事建设问题部主任。1997—1999年任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机构分析服务负责人。1999年以上校军衔退役。2000—2005年任乌克兰经济和政治研究中心主席。2005—2007年任国防部长。2007—2014年任最高拉达议员。2008年创立乌克兰公民立场党，并于2008—2019年任党主席。
[56] 约翰·爱德华·赫布斯特（John Edward Herbst，1952年8月12日—— ），美国外交官。1998—2000年任驻耶路撒冷总领事。2000—2003年任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2003—2006年任驻乌克兰大使。
[57] 尤里·伊万诺维奇·叶哈努罗夫（Юрій Іванович Єхануров，1948年8月23日—— ），出身于布里亚特人家庭，后移居乌克兰。1993—1994年任经济部副部长，1997年2—7月任部长。1994—1997年任国家财产基金主席。1997—1998年任国家创业发展委员会主席。1998年加入人民民主党。1998—2007年任最高拉达议员。1999—2001年任第一副总理。2000年加入我们的乌克兰—人民自卫联盟。2005年4—9月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长。2005—2006年任总理。2007—2009年任国防部长。2009—2010年任总统秘书处第一副主任。2015年加入复兴党。
[58] 小威廉·布罗肯布鲁·泰勒（William Brockenbrough Taylor Jr.，1947年9月14日—— ），美国外交官。2003—2004年任国务院阿富汗协调员。2004—2006年任伊拉克重建管理办公室主任。2006—2009年任驻乌克兰大使，2019—2020年任临时代办。2011—2014年任中东过渡特别协调员。2014—2019年任美国和平研究所执行副主席。
[59] 雅各布·海斯贝特·“亚普”·德·霍普·索绪尔（Jakob Gijsbert "Jaap" de Hoop Scheffer，1948年4月3日—— ），荷兰政治家。1979年加入民主66党，1982年退党，参加了基督教民主呼吁党，并于1997—2001年任党魁。1986—2002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97—2002年任基督教民主呼吁党国会党团主席。2002—2003年任外交大臣。2004—2009年任北约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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