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08）
后记
这本书写了足足有十多年。起初只是为了备忘，把发生在改革年代的那些零散的、比较重要的、后来又对瓦解这个强大统一国家苏联起着多方面作用的事件记录下来。但随着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交那些悲惨年头逐渐远去，我跟我的许多同龄人，由于曾经身处我国生活这一最艰苦年代各种事件的旋涡之中，便萌生了想要更深入探讨其前因后果的要求。但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答这种心灵和理智的呼唤。现在，当这项工作行将结束之际，笔者想对这些基本的看法，再作一个简短明确的表述，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的繁言赘语，因为它们跟本书基本内容密切相关。
其实，笔者并没有把分析我国解体的所有原因和事实列为本书的任务。我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花费巨大的劳动才能完成。本书中所涉及的，只是导致这一大悲剧发生的某些情况。本书的名称也清楚地说明了我本人对这一具有世界意义事件的态度。
俄联邦总统普京在他的多次演说中，也对我国15年前发生的种种事件作出了评价，并把它称之为世纪悲剧和灾难。作为历史事实来说，这是正确的。但这一历史事件的后果非常深远，远远超出了时间的甚或领土的范围，具有全球性质，并将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世界政治地图经过一定历史阶段总免不了要发生变化，因为它要反映新的地缘政治关系。二战以后的情况就是如此。三个战胜国领导人在克里米亚和波茨坦开会，后来又通过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把它的结果固定下来。而这些结果的出发点，便是世界政治力量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以及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原子弹，使我们得以在没有大的全球冲突，没有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要知道，一战和二战之间相隔了只不过是短短的20年。可是现在，在苏联解体后的15年内，欧洲，其中也包括原来的苏联，竟出现了24个新国家。而且这个过程还未必就此会打住。现在，眼下就至少有科索沃、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德涅斯特沿岸地区共和国在等着。
苏联垮掉之后，国际力量平衡也被破坏了，强烈的地区震荡的冲击波扩散到全世界。其中既包括南斯拉夫的覆灭，也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朝鲜和伊朗也正在受到威胁。此外，不是还有近东各国之间由于多国利益而发生的多年流血冲突吗？
关于这个强大的、具有崇高威望的国家在世界地图上的消失，关于出现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近15年来发表过许多论著：既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有些近乎科学的东西，还有某些对个别事件主观性极强的描述和回忆录等等。不过，每种著作所涉及的，也仅仅只能是事件的某些方面而已。看来，对历史进行全面的、不偏不倚的、没有争议的记述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我想，最终一定会有人出来，我国领导人也会表现出政治魄力，把客观评价这一灾难的全部复杂原因，把对那股策划并实现了这一灾难的力量进行分析，确立为自己的任务，并完成该任务。做这件事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某一个帮派的利益，或是出于向苏联和苏联人民自1917至1991年走过的道路泼脏水的个人想法——现在的“民主派”就喜欢干这种事。为了我国的未来，为了我国人民的未来，这样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导致1991年各种事件的原因相当多。起作用的有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笔者在本书第一章谈到过外部对我国施加的影响，特别是引述了杜勒斯在1945年讲过的一些话。究其本质而言，这些话里包含了同我国进行长期斗争的全部指导思想。
西方，特别是美国，许多地方都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来行动的。他们千方百计在我国特定的知识分子圈子中为自己寻找“朋友”。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把这些人称之为“影响的代理人”。应该说，他们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很卖力气。
那场“冷战”的展开也不是偶然的。几十年中，它可把苏联拖苦了，把大量国家资源吸引到军备竞赛中去，而它们本来是可以用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这一点对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不能没有影响。苏联同社会主义联合体的盟友，在经济上较之于美国和它的欧洲仆从要弱一些，因此，为了保持基本军事均势而出现的国防开支，就对我国和我国人民产生了比对方更为容易感知的影响。此外，还有不少资源，苏联也作为援助给了自己的盟友，只是现在几乎所有这些盟友都跑到了西方的卵翼之下。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在内部。其中有经济的、社会的、党和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一一列举它们。不过，关于其中的一个原因，一个现在看来并没有最终彻底解决的、直接导致我国出现悲剧的原因，我在本书中倒是讲得相当详细和具体。这就是改革年代后期我国各地突然爆发并迅速发展的民族主义。正是这个东西，成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破坏过程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对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而言，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自久远年代起即已存在的现实问题。
基辅罗斯解体后，古俄罗斯民族分裂成为三支斯拉夫兄弟民族，这就是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这几个族群具有同一个根，所以可以认为，15世纪中叶以前，罗斯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不过随着第一个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先是征服喀山汗国，然后又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加之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中亚各族人民的归附，俄罗斯遂成就为一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
俄罗斯帝国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他们的民族特点、传统和文化，产生了彼此在各方面极不相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制。俄罗斯的中央地区有自己的管理架构和方法。波兰、芬兰、中亚地区也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中央的管理体制，有它们符合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特别的法制体系。国家机制在体制设置上的多样性以及工作的弹性，使得民族关系不可能碰撞出过大的火花。
当1922年苏联成立的时候，建立统一多民族新国家的问题曾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同自己的战友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笔者在本书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正如所知，列宁的意见占了上风：成立了由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它们都享有直至可以退出统一国家的特权。应该看到，当时列宁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如果立即完成统一国家的架构，这个国家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
在苏联有过民族问题的纲领，而且也一直在实施之中。对中亚各发展缓慢的共和国以及其他“边远”地区的共和国的经济援助问题被提到国策的高度。实际上除了白俄罗斯之外，其他各加盟共和国都能享受主要是由俄罗斯联邦提供的补贴。结果就出现了这个主要的联邦制共和国在生活水平和其他社会指标上落后于其他共和国的现象。这一切为的都是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友谊。
应该指出，苏共在民族问题领域内的活动是有利于这些问题的正面解决的。这些年来，在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俄联邦内部某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经构建出一种各加盟共和国参加国家管理、参加议会、参加国家科学文化等方面生活的合理制度。
民族关系的牢不可破曾经经受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考验。各民族苏维埃联合体的生命力和威力是胜利的一大重要源泉。无疑，由多个民族组成的人民在最艰苦的考验年代之所以能团结一致，还有一个事实也起了作用，那就是我国当时正面临被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及其仇恨人类的意识形态所奴役的危险。
苏维埃联合体并不是一个神话，尽管在贯彻国家的民族政策时，有时也出现过严重的错误和失误，致使难以充分发挥这一政策的潜力。
后来开始了“改革”，苏联领导有意识地把注意力贯注于各族人民生活中的缺点和负面现象，目的就是要动员力量，引导国内状况朝向好的方向改变。但由于苏共及其对苏联社会影响的日渐衰微，以及各种“运动”和“战线”的出现，在许多加盟共和国，民族问题都成了同中央权力进行斗争的一张牌。
在这些究其本质基本是民族主义的运动中，它们的领袖人物动用了一切手段来证明，各共和国人民如果脱离苏联而生活，如果他们有了国家主权，日子会过得好得多。实际状况被有意歪曲了，这些地区不同程度都靠经常性的输血维持的事实被有意缄口不语。也就是说，其实全苏的资源再分配是对他们有利的。人们被导入了误区，而真正的那种妄自尊大的意图却被一些用以引发对中央不满的负面口号掩盖起来。逐渐，这些运动也好，党派也好，都撕下了假面，这才看出他们的活动已经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遍地开花。糟糕的地方还在于，在许多人的眼里，它已经不再是什么不道德的，或是政治上极端有害的现象了。
还有一个纯主观的因素，对我们国家的毁灭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当时的两个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个人品质和活动中。
戈尔巴乔夫由于政治上的无能，把我国引到了深渊的边缘，等到苏联眼看就要寿终正寝的那年，他再去无头苍蝇似的忙忙碌碌，早已于事无补。能够保全并彻底革新统一国家的机会已经错失，当时我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致使上千年历史积累起来的优秀成果废于一旦。现在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从政治舞台消失，可是却始终没有搞明白自己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在祖国面前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过。
第二个人物——“破坏英雄”叶利钦的命运却有所不同。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
当时依然在位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怯懦地逃避了自己的直接职责——捍卫苏联宪法，而以许多国际机构——其中包括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就把克里米亚会议、波茨坦会议和赫尔辛基协议抛到了一边，迫不及待地对以成立15个国家来取代一个国家表示欢迎。
叶利钦在取得俄罗斯的最高权力之后，表现出了自己的治国“才干”。当时他也许是出于有意，也许是没有考虑周全，并没有注意有人对他提醒，他对苏联的政策也可能会在他的俄联邦政治中起作用。为了追求选票和俄罗斯各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各州的支持，他以民粹主义的手法宣称，这些单位想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多少主权。
国家首脑的这些行动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行动，不能不对国内总的政治经济状况产生影响。此外，叶利钦的行为远不是那么前后一贯。最后，俄罗斯就成了一个无法管理的烂摊子，而他周围的那些人，说得客气点，远不是什么通常所说的国之栋梁。他们就像苍蝇围着粪堆飞来飞去似的，围在这位“主子”身边转来转去，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私利，或是自己公司的利益。
地方看到联邦政权是如此的不堪，便也开始各自寻求自己的活路。有的急急忙忙开始修改本共和国、本边疆区、本州的宪法章程，而且修改后的文件往往跟俄联邦宪法相抵触；还有一些州则走得更远，他们开始准备提案，想要建立某些特殊的共和国，比如乌拉尔共和国。
叶利钦身边的人见到国家管理上出现了这种灾难性的局面，便提出了一个办法：在联邦政权和联邦主体之间签订协议。于是各处一哄而上：几年之内，签订了大约50个左右的协议。而这一切竟是在当时国内宪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了废除这些协议，后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真是费了好大的心力和周章，其中有两个共和国，即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直到现在在国家预算中还列入了大笔“为他们失去的机会”而要求补偿的经费。
叶利钦的国家被各种矛盾所撕裂，贪污受贿处处有肥沃的土壤，犯罪盛行，民族文化和传统遭到毁灭。八年过去，叶利钦身后留下了一个衰败、虚弱、管理不善的国家。国名还在，国土还在，人民还在，但国家却只不过虚有其表。新上任的总统要把一盘散沙整合成一个具有全部国家特征的真正国家，真是要花费不少心力。
最后这5到7年时间，是一段“整合”俄罗斯的时期。每过一年，它就变得更接近于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国家一点。采取的一些步骤，比如强化纵向权力和国防力量，比如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明确立场，比如在某些社会结构方面作出各种决定以确立基本法规……这些都不能不在某些社会人士中，特别是在所谓社会的自由主义一翼，引起愤怒的风暴。“警察国家”是那些西方应声虫和西方帮闲所给予今日俄罗斯的最温和的评语。
而“自主民主”思想及其诠释文字在媒体上发表后，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批评风暴和多么难听的阵阵叫嚣啊。劈头盖脸的脏水也泼到了第10届世界俄罗斯全民大会的头上。大会的主报告人——斯摩棱斯克、加里宁格勒都主教基里尔[1]说，世界上当然存在着某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但这决不意味着西方的社会制度、民主原则、人际关系标准同样适合于所有国家。每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值得肯定的社会生活经验，它同样也有存在的权利。
在我国历史上有几个阶段，国家曾处于极端艰难的状态，面临崩溃边缘。但历经种种考验之后，俄罗斯重又站立起来，不仅找到了复兴的勇气和力量，更找到了继续发展的勇气和力量。
1613年大混乱时期之后的情况是这样。其后100年间，俄国的新土地开拓者走过了自乌拉尔至太平洋的遥远历程，甚至开发了部分美洲大陆。中亚和北高加索也被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300年后，俄国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强国。
到了1917年，新的震荡出现了：两次革命，破坏，内战，失去了大面积的领土，国家的经济潜力也遭到破坏。看来，俄罗斯帝国残留的几个部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联合起来了，似乎它也再成不了什么大国。然而，建立苏联的政治决定，20年的巨大努力，在人民付出了忍受艰难困苦的代价、推行了工业化以及其他种种重大改革之后，我国又跻身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列了。建立起来的生产和科技潜力，我国人民面对受奴役的危险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终使我国得以战胜20世纪最强大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
二战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无法比拟的灾难。想当年那场无比惨烈的战争过后，我国处境之艰难现在真是难以名状。人民当中最有劳动能力的一部分牺牲了，我国欧洲领土直到伏尔加河的一大片，上头的国民经济全被摧毁了。外国专家们“给了”我们40年到100年的恢复期。可是，经济却在5到7年内全部恢复了。只不过上千万人的牺牲至今却依然有所感觉。
伟大卫国战争之后，苏联成了超级大国。它实际上已经恢复了1917年革命后丢失的领土。苏联成为世界政治中一支决定性的力量。
然后是1991年。统一国家被肢解成为15个部分，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些，本书已经讲得很充分了。但我国正在一步步站立起来，尽管许多东西都被破坏，被掠夺，被践踏，但它正在恢复大国的地位。
我相信，经过这次震荡，俄罗斯将重新奋起，占据自己在世界上应该占据的位置。需要政治家和人民的意志力，需要大家共同奋起创造，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同时也更要保持并发展我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
我相信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的未来，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我写下了这些对祖国艰难岁月以及它未来命运的叙述和思考的文字。
尼·伊·雷日科夫
2006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
[1] 基里基里尔（Кири́лл，1946年11月20日—— ），俗名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贡季亚耶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Гундя́ев），span>1969年起担任牧师。1977—1984年任维堡总主教兼列宁格勒教区副主教。1989—2009年任莫斯科牧首座对外关系部部长。1991—2009年任斯摩棱斯克和加里宁格勒大主教。2009年起年起任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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