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08）
第六章 雪崩前奏：波罗的海三国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国在民族土壤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带有地区性。但它们却成了几年后造成雪崩式毁灭性发展过程的推动力。
在这些事件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加盟共和国起到了特殊的催化剂和起爆器的作用。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率先宣布自己拥有国家主权，提出要退出苏联。而中央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对策上的平庸无能，却向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表明，任何破坏国家统一的行动，其组织者实际上都不必承担什么后果。
我要阐述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凭着道听途说得知的。
这些政治势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掀起了猛烈的风暴。其最终结果，就是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八九月间签署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命令。
民族主义运动坐大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国内积累的问题已经相当不少。因此苏共中央总书记倡导改革，实行对国家生活各个方面开展革新的方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赞同。于是，涌现出不少支持这一方针的社会运动。显然，运动的参加者对当时的国家形势各有各的看法，而且各自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地方领导人，特别是各州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得出结论，认为在党和国家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改革派与“保守”派正在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为这种结论的产生提供了口实。我想，许多老一辈的人都还记得他去视察西伯利亚时发出的号召：各地方应当“自下而上”对改革的敌人施加压力，而我们（指政权的“先进”部分）则要“自上而下”施加压力。这个号召一出台，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运动自然就更加积极地活动起来。“自下而上”的压力当然就要触及苏共。普通党员和非党人士于是开始向“上层”——苏共的州委领导和市委领导施压。我还记得戈尔巴乔夫是多么兴高采烈地谈到在萨哈林发生的事情：那里的一个群众大会把党的州委书记赶下了台。总书记公开在电视上对此事加以赞许的第二天我对他说：这样的行动可能导致非常悲惨的结局。有问题，包括党内问题，应当用别的办法解决。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已经动手干起来了！”
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戈尔巴乔夫确实是激发了不说上百，至少也有几十个反对现存制度的派别，包括党内和人民代表内部的小组乃至形形色色的小派别。对于“左派”和“右派”，他总是常常作出小小的或不小的让步，以此来求得他们之间的平衡。对于那些要求他要有明确具体行动纲领的人，总书记总是愤怒地进行驳斥。他没有，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不想有这样的纲领。他是一个即兴做事的人，可以说这种即兴的办事作风过于经常地支配着他的行动。
以我看，改革年代（1985—1991）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着手进行必要的民主革新，对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放松硬性控制，实行公开化等等的阶段。
第二阶段我认为应该从1989年年中算起。它的特点是激进民族主义的抬头和夺权斗争的展开。这一阶段的“开篇”之作，是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指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种“民族主义”的癫狂相对于全苏整体来，开始得更早，即从1988年年中就开始了。当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号。正在开始实施改革的国家领导人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正为头顶上的荣誉光环而得意洋洋。1986年他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宣布说：“如今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党的以及我们全体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改革是一个大容量的字眼儿。我们将推动改革……大踏步前进。”
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支持了他的行动。戈尔巴乔夫陶醉了，他忘记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考虑到最主要的东西——我国的特点。请注意，苏联有近三亿人口，民族和信仰的构成都非常复杂。国家的历史之所以不简单，还在于它虽强大而富饶，但相当一部分人民对此却毫无知觉。在这样的条件下，改革者必须得一步一个脚窝，无论是方向、规模、速度还是时机，都要找得特别准。也就是说，行动必须要有具体的、切合实际的纲领。但总书记却没有纲领。
戈尔巴乔夫着急了。现在很难判断，当时他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推动，不知是出于性格，还是受到谁不断催促：时间不等人哪！我看是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那些“改革”的策划者们利用总书记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推行他们自己的路线，以更快地动摇国本，消灭他们所仇恨的社会制度。当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牵着总书记的鼻子走到对国家已构成危机的第二阶段时，总书记束手无策了。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我想，他掉进什么圈套，他自己是明白的。于是就开始乱套了，权力也丢了，改革初期建立的威信也丧失了。这恰好应验了一句富有哲理的格言：“从爱到恨只有一步之遥。”
在这一阶段，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进反对派转入进攻，社会公众对改革的支持蜕变为民族主义运动，其代表性例证，就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8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立陶宛的“萨尤基斯”，以及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正是它们引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共和国的“进军”：最初是要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独立经济核算，而后就是退出苏联。
最具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是“萨尤基斯”。它在夺取政权和争取立陶宛退出苏联的斗争中，显示出极大的破坏力。其实，“萨尤基斯”通过由它掀起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在该共和国攀上政治巅峰之后，却并不善于解决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仅仅过了三年多时间，它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就遭遇了覆灭的下场。甚至连立陶宛取得独立也难以挽救它的危亡。类似情况实际上发生在所有民族主义社会运动身上。特别明显的是到了90年代，他们的领头人如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彼得罗相[1]等人纷纷淡出政治舞台。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上，他们的活动都留下了否定的评价。
当然，客观地讲，“萨尤基斯”之类的大型社会运动，其产生的基础，都是广大居民对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中央及地方官僚行政领导作为的不满，以及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中出现的偏差。改革的作用正是要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但为此需要时间，并应采用深思熟虑的方法。
“萨尤基斯”于1988年夏季开始举行一次次群众大会，其决议中提出了要求更多社会民主、独立自主、社会公平（“要对上级党任命的干部说不，要断了他们捞油水的路子！”）、恢复“历史真相”之类的口号。不过后来才明白，像“萨尤基斯”这样的运动，虽然提的是在各共和国开展改革的口号，但要达到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目的：它们想要破坏现行社会制度，并夺取政权。
正是由于当时有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和共和国克格勃高层领导的参与，“萨尤基斯”才相当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实体。该组织近95%的成员是立陶宛人，其行动特点是效率高，组织性强，战术步骤周密。在外国“朋友”的帮助下，财政问题和物质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错。
运动迅速积蓄了力量。1988年6月初，它还是一个刚组建的只有36名成员的自发组织，仅过了10天，就掀起了一项政治行动：对1941年驱逐200人出境的决定提出抗议。全苏第19次党代表会议前夕，它在格底米纳斯广场举行了一次两万人的集会，为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送行，并以新运动拥护者的名义向他们提交委托书。7月9日，又有好几万人前来迎接这些代表归来。“萨尤基斯”运动的积极分子以这样的姿态完成了在公众面前的亮相。1988年8月23日于维尔纽斯举行的万人大会上，这一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并在组织上开始成形，这一天正是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签署条约的纪念日。在这次群众大会上首次宣布了“萨尤基斯”的纲领性宗旨。
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被他们从民族利己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角度去审视。这一点使得“萨尤基斯”不仅与生活在立陶宛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渐行渐远，而且也包括同一部分立陶宛人疏远。但激进民族主义还是占了上风。人民大众对于改革的结果很失望，为“萨尤基斯”在相对短暂时间内掌握群众造就了合适的土壤。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极端摇摆不定的行动，也助长了“萨尤基斯”威信的提高及其民族主义性质的增强。实际上，党中央已经不再参与群众的事，开始退避，结果它的立场就变得非常具有两重性。例如，中央委员会书记布拉扎乌斯卡斯[2]和舍佩季斯[3]开始公开参与“萨尤基斯”的事务，并声称支持它的活动。
上面提到1988年8月“萨尤基斯”组织了一次集会，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来到立陶宛，会见了新成立的“人民阵线”的领导。当他了解到后者的主要目的是脱离苏联时，便耍了一个两面派手法。他一面发表演说，高谈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又向他的“学生们”详细说明，为达到主要目标须采取什么方略和战术。
后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站在苏共立场上的新领导得出的结论是：雅科夫列夫实际上为把该共和国引向1991年1月维尔纽斯街头发生流血事件，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位改革的“设计师”和“施工队长”，是中央的最高层政治活动家当中最先支持“萨尤基斯”分离主义倾向的人。这次到访之后，“萨尤基斯”开始觉得自己被委以担当首要政治力量的重任，而目标则是做一把攻城的大锤，以摧毁现存社会制度。
于是广泛开展了“萨尤基斯”思想的公开宣传。事变席卷全共和国，局势失去了控制。立陶宛领导层中不支持“萨尤基斯”分离主义的部分人士于1988年9月28日在维尔纽斯做了一次笨拙的尝试：用强力手段去制止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示威性地出动了民警和特种部队。维持秩序的人同参加大会的群众发生了冲突。这一事件被“萨尤基斯”在宣传中巧妙地加以利用。手持橡皮警棍的士兵的形象被大量印制在宣传画上，引起立陶宛社会的巨大反弹。当局的行动被称为是“对改革派对人民显示民主意志的镇压”。
接踵而来的便是共和国的政权危机。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党的领导人松盖拉[4]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被撤下来，接替他的是经苏共中央同意和批准的布拉扎乌斯卡斯。当时他赢得“萨尤基斯”很多积极分子的好感。局势部分得到缓解。
1988年10月22—23日召开了“萨尤基斯”成立大会。这一活动的广泛群众性引人注目：在4500名参加者中，有1122人为大会代表。以嘉宾身份到会的有各侨民中心的活动家、苏联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城市的代表。
立陶宛人民诗人马尔钦基亚维丘斯[5]宣布大会开幕。与会者当中有一位当时“萨尤基斯”领导人的父亲、90岁的兰茨别尔基斯—扎姆卡里尼斯[6]。他曾叛变附敌，担任过亲德国法西斯的政府部长，在向希特勒效忠书上赫然列有他的签名。那份效忠书是在1941年6月25日，即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发出的，名曰《立陶宛独立临时政府告人民书》。其中有这样的话：“……立陶宛临时政府感谢欧洲文明的拯救者、德国总理、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和他无畏的军队解放了立陶宛的领土”。
耐人寻味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举动。他委托布拉扎乌斯卡斯以他的名义向成立大会转达“衷心的问候和祝愿”，并且强调说，他从“萨尤基斯”身上，“看到了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相信他们“一定会更加提高苏维埃立陶宛的声望”。这里不禁产生一个问题：怎么了？是认不清这个滑向民族主义立场的运动的真面目，抑或是一位憧憬着权力但又正在失去权力的领导人的巧妙应对？我认为是后者。而且，在这种地方，雅科夫列夫手法的痕迹谁都能看明白。
“萨尤基斯”也没有欠下人情债。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给戈尔巴乔夫的信：“请您根据我们的具体行动作出评价，并在苏联自主的各族人民大家庭中，为立陶宛取得民族自决权起促进作用。我们信任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把您的话写在宣传板上。我们的运动不会离开党指引的路线，不会离开在生活中实现建设性深刻变革的道路。”
同时又向莫斯科发了一通表示感谢的致敬电，其中特别强调说：“当我们说到和想到俄罗斯人民时，当我们谈到‘国际主义’时，我们指的是像您一样的人。您的一切活动，您不久前对立陶宛的访问，都使我们相信并证明您的这些话绝非空谈。”电报是发给谁的呢？当然是发给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的！这封信刊登在共和国各家报纸上，并通过广播和电视播出。
这条新闻不仅立即为立陶宛全国民众和密切关注这一行动的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所知晓，而且事实上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因为400名与会记者中，有103人来自全世界各家通讯社，代表了17个国家的大型报刊。对于“萨尤基斯”来说，这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支持，反对的不仅是地方“保守主义者”，而且也包括莫斯科。
会众全体起立，对中央政策的讨论和支持共和国主权思想的发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一字一顿的欢呼。反俄的、反苏的发言，“俄国人是占领者”、“从立陶宛撤走占领军”等口号，也同样赢得了狂热的掌声和“立—陶—宛！立—陶—宛！”的欢呼声。苏联国家元首对之表示敬意的就是这样一群人！
成立大会巩固了“萨尤基斯”作为共和国主要政治力量的地位，选举了领导机关：代表大会由220人组成，其理事会由35人组成。兰茨别尔基斯[7]教授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此前，该运动争取到获准出版自己的报纸《阿特基米马斯》（《复兴报》），印数20万份，用立陶宛文和俄文出版。至此，“萨尤基斯”的建立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已经完成。应当指出，大会所作的决定和通过的30个决议，在很多地方都违反了该国当时的法律和宪法。
“萨尤基斯”运动领导人兰茨别尔基斯是何许人也？我想援引他过去的战友、著名的立陶宛作家佩特克亚维丘斯[8]的话来做一个说明。这位作家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名叫《傻瓜的航船》，其中有这么一段：
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谚语：教授要是当家，百姓就要倒霉……我们的教授本想当一个钢琴家，跟德瓦里奥纳斯
[9]学过琴，三年级时老师给他下了个评语：“年轻人，别再折磨自己，也别再折磨我了。您成不了钢琴家。”于是年轻人成了个研究音乐的学者。从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写了一本关于丘尔立奥尼斯
[10]艺术特色的书。但他既不是音乐家，又不是音乐学家，也不是艺术家。搞阴谋他可是高手……他常说：“哎呀，缺了我多糟糕！”可他却憎恶自己的人民，什么狠毒的话都说过：下流胚、赤色坏蛋，等等，现在又骂他们是野蛮人……
克格勃少将施罗宁写了一本《克格勃—中情局——改革的隐蔽动机》的书，让我们引用其中的一些段落，为他的肖像再加上几笔吧：
为了给这个小兰茨别尔基斯做一个全面评价，有必要提一提他与原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克格勃的接触。我在该共和国的同事们对我说，他曾主动找到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要提供克格勃机关感兴趣的情报。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准许他出国探望那边的父亲。当然，肃反人员是没有白吃干饭的。直到获得关于立陶宛侨民组织的有价值的情报、并在克格勃机关收到感兴趣的一系列人员的具体材料之后，他们才为小兰茨别尔基斯的出国开了绿灯。无疑，有一种想法一直萦绕在这位活动家的心头，那就是一定要把自己主动接触克格勃的真相掩盖起来。所以当他步入政坛之后，就对同他保持工作联系的那位工作人员下了手。
但兰茨别尔基斯想掩盖痕迹的企图未能得逞。1997年9月，立陶宛议会下设的调查议员与国外特工机关联系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议会议长兰茨别尔基斯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与克格勃合作的问题。最后查清，即使是在最严酷的苏维埃年代，即在立陶宛被称为“苏维埃占领”的时期，兰茨别尔基斯也不仅能够前往德国探望父亲，而且还可以到奥地利去，同在当地做生意的哥哥会面……
兰茨别尔基斯作出的第一批国务决定当中，就有整肃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克格勃的决定。他还要求把缴获的和查找出来的有关被强制押解到德国去的人员的文件上缴，似乎这些文件对于恢复名誉的委员会开展工作必不可少。我个人曾经有机会亲自率领苏联克格勃代表团就以上提到的问题进行谈判。恢复名誉是非常重要但又很敏感的事情。因此，所有必要的文件都交给了立陶宛方面。但我确切地知道，这些文件并没有用于指定的用途。经确认得知，与兰茨别尔基斯家庭和亲属有关的文档已从这些文件中被清除掉了。
为什么要销毁这些文件？该书作者说出了缘由：
此外，另有300多名立陶宛公民，他们都参与了在法西斯占领立陶宛期间屠杀犹太人的行动，涉及他们的文件于移交立陶宛方面后也不知下落。但是可以想象，再想找到它们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到目前为止，尚未听说维尔纽斯当局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行动的参与者提起过什么公诉。众所周知，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正是在对待犹太居民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残酷。被消灭的犹太人，其数量与立陶宛国内人口之比，在欧洲是占头一位的！当地居民充当法西斯帮凶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实例，数量也是占第一位的。
当然，立陶宛大屠杀的真实规模至今也搞不清楚，因为希特勒在这里消灭的犹太人，有从法国、意大利、挪威、丹麦驱赶过来的。此外，战争一开始，就有犹太人从波兰逃到这里来。这些人都被关进了老兰茨别尔基斯的集中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杀害了……
人们相信的是一些多么阴森可怕的人物啊！究竟何时才能不再被那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牵着鼻子走呢？遗憾的是直到过了这么多年，有人才闹明白自己是被人骗惨了。立陶宛是这样，俄罗斯是这样，苏联的其他许多加盟共和国也是这样。
“萨尤基斯”：从口号到应验
“萨尤基斯”的成立大会使得立陶宛共和国本来就复杂的局势更加动荡，民族对立更加突出。反对“外来移民”的行动展开了。不耐烦的情绪在政治斗争中开始占上风，敌人也开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这场政治歇斯底里中，外国广播电台、各种媒体以及数不清的顾问和密使，都一齐掺和进来。
当时立陶宛共产党和该共和国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也没有袖手旁观。早在1988年的10月，他们就下令从党员和团员交纳的党团费中扣出几个百分点去支援“萨尤基斯”。共和国境内大型企业的领导人也接到了类似的指令。靠着这些，到1988年12月，“萨尤基斯”的领导人掌握的可支配资金已达数十万卢布。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这些钱让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得以大展拳脚，发动宣传攻势。
成立大会引起了相应的反应。先是1988年11月在维尔纽斯，然后又在整个共和国，主要是在大型企业的工人集体中，开始形成国际主义者运动。后来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当局为该运动注册的名称是“争取立陶宛改革社会主义运动Vienybé-Единство-Jedność”（“统一”一词的立陶宛语、俄语和波兰语）。对这一事实，至今民族分离主义的媒体都坚决避而不谈。该运动号召民族平等，主张使用两种官方语言（具体地说，就是俄语和立陶宛语，而波兰语可在两族混居地区作为民族间交流的语言使用），实行社会平等，争取立陶宛未来的经济与民主发展等，但不主张共和国脱离苏联。该运动领导人明白，只有苏联才能以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保障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
其实，他们本应首先得到以布拉扎乌斯卡斯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舍佩季斯为首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起码的支持。但“统一运动”的国际主义者多次向该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呼吁，却得不到任何理解。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不仅拒绝了这个运动，更糟的是开始迫害和诋毁它的成员。
在实际上得不到回应和帮助的情况下，反对瓦解苏联的该运动领导人这时便直接找了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本人。这一事实更加有理由使人相信，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完全是自觉的和目的明确的。
新一轮政治对决出现在1989年的年初，当时围绕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斗争。首先是1989年2月12日在维尔纽斯体育宫附近，“Vienybé-Единство-Jedność”运动领导人伊万诺夫发动该运动支持者，召开了10万人大会，要求保障立陶宛所有当地族群的平等，坚持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萨尤基斯”领导人深为左翼力量的成功所震慑，开始丧失他们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得到的支持。在随后召开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坚持原则的共产党员的意见占了上风，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第一次对共和国政治形势给出了明确的评价。会上对共和国领导所犯的错误和工作上的疏漏进行了分析，试图制订出一个具体行动纲领，并且明确宣告，共和国党组织未来的活动只能在苏共组织内部进行，而共和国切合实际的主权也只能存在于苏联内部。
在这种情况下“萨尤基斯”领导人开始孤注一掷了。他们专门发表了《声明》，号召抵制全会决议。该《声明》实际上成了他们大选中的思想指南。人民代表选举前夕，“萨尤基斯”在所有选区都提出了候选人。依靠巨额经费支持，加之国家媒体也在为他们宣传，在全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分配的41个人民代表席位中，“萨尤基斯”有34人当选。
接着就开始了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立陶宛和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对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和活动纲领都考虑得非常细致。他们认为，由于自己人数较少，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的机会不多，所以就把工作重点放到了各委员会和小组会上。就这几个代表团应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也都事先做了安排，优先照顾那些持民族主义态度，同时在工作中又具有权威地位的人。对于代表的一般文化水平、交往能力、演讲能力、是否善于说服他人，甚至外貌等条件，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如果不是为达到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目的，这一切本都正常，甚至做得很好。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议员会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代表，共同给代表大会定下了辩论的调子。他们在跨地区议员小组积极开展活动，而该小组的领导人就是叶利钦。正如所知，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帕尔姆[11]进入了这个组合的领导机构。由于对大会的一切情况都进行电视转播，所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居民，就能够对本国代表的原则性、积极性和政治倾向性作出判断。
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之日起，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代表就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力图使这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每个议题只要稍有涉及这个问题，他们便马上加以利用。这样一来，代表大会不仅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加盟共和国，而且对苏联的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情绪的发展，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这一切，又离不开三国代表的帮助。我身处冲突漩涡的中心，常常扪心自问：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我们这些人干吗要忍受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政客的侮辱？我虽然明白，他们的那种所谓民族自我意识在特定条件下定会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依然无法想象后来的一切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出了浑身解数去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脱离苏联。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他们对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所谓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中的秘密议定书特别感兴趣。他们首先加以利用的正是这份文件。它成了摧毁苏联的某种政治杠杆，成了把苏联归入“占领者”一类的一个借口。
分析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以民族主义为目标的组织及其多数领导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如群众大会、“圆桌会议”、游行、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等等），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即要求对苏德之间的这份条约，特别是对其附加秘密议定书给出政治和法律评价。
苏联的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恰好在这方面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讲坛。出现了一次天赐良机，可以在入骨三分的电视摄像机面前，完全合法地把条约的问题提出来了。当时，电视正日夜不停地向全国转播那次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代表大会。这样的好运道真是千载难逢。在叶利钦的“民主”时期乃至后来，社会活动家们（不论你是国会议员还是什么候选人）的电视讲话都是按时间分配的。想要延长出镜的时间吗？掏钱吧，而且还不是小钱。可当时一切都很简单。到了1989年6月1日，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利普玛[12]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建议针对1939年8月23日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成立一个法律评估委员会。得到推荐担任该委员会委员的人选，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最激进的代表，也有莫斯科的，乌克兰的，摩尔多瓦的，以及亚美尼亚等地的代表。
围绕这一提案展开了辩论。头脑清醒的意见得不到正面的回应——例如议员伊·亚罗威和塔林市一家企业的经理就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恰当的，因为从他们的共和国开展清理本土居民工作一年半的结果来看，非爱沙尼亚的那一部分人居然成了“占领者”和“殖民者”。持类似意见的是科学院院士、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阿尔菲洛夫[13]。他建议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后，该条约对双方均已失效。可是发言赞成设立委员会的有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莫斯科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科学界代表，以及以活跃著称的俄罗斯代表们。而如今，这些人也都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行为感到极大愤慨。
戈尔巴乔夫要求讲话。他的发言总是那么颠三倒四：他告诉大会，无论在我们这边还是在德国，都找不到秘密议定书的原件。而且还援引了与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接下来他却……又支持设立调查文件的委员会，可是据他讲，文件的原件并不存在，但他还是推荐了雅科夫列夫进入委员会！一天后，决议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反对6票，弃权7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
应该指出，与秘密议定书相关的情况可不简单。政治局委员们不止一次问戈尔巴乔夫，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秘密议定书文本是否存在，也问到卡廷事件。回答斩钉截铁：我们手上没有这个文件。大部分政治局委员认为，既然原件不存在，那么对议定书的法律评估就无从谈起。雅科夫列夫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有副本就足够了，因为从1948年美国国务院公布《1939—1941年间苏联与纳粹的关系》文件汇编之日起，这个情况就清楚了。其中就有1939年苏德条约的附件——所谓的秘密议定书。
我本人不止一次问过戈尔巴乔夫：是否真的没有原件？有一次他叫人把一张画在高级绘图纸上的地图送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画着1939年军事行动之后的疆土边界。地图上有两个签名：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除此之外，上面还有斯大林用红铅笔做的几处有利于我方的改动以及他的铅笔签字。在这张“地图”上，恰恰没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国家。无论是我还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再没有见过任何其他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几年之后才知道，戈尔巴乔夫竟然欺骗了中央政治局的战友，欺骗了苏联人民代表，欺骗了我国的所有社会公众。
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时任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的卢基扬诺夫根据当时形势，向他报告了一个情况：在一个专门的处里，保存着一些严格保密的文件袋。大约一年后，新任综合部部长博尔金[14]也向总书记报告说：在政治局的特别档案室里存有一些文件，装在密封的文件袋里，其中就既有关于1939年苏德条约的，也有关于卡廷事件的秘密文件。
按博尔金的说法，他将这些未启封的文件袋交到总书记那里。虽然按条例规定，做启封之类事情的应该是中央综合部部长，但戈尔巴乔夫亲手拆开了这几个文件袋，里面就有条约文本和上面我提到的地图。就这样，包括我在内，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包括雅科夫列夫，从秘密文件袋里看到的就只有地图。博尔金请示，要不要让哪一位政治局委员了解一下这些文件，或在会上向政治局通报一下。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不用，还补充说，必要时他会亲自拿给有关的人看。总书记亲自将几个文件袋封固后，退还给中央综合部下属的政治局特别档案室保存。顺便说一下，有消息说，在50年代以前，这些文件曾存放在外交部，后来才转到苏共中央。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知道这些文件，博尔金也知道。但前者有意识地隐瞒了这个消息，而后者则按总书记的要求，也没有扩散消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民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雅科夫列夫也不知情，他只是见过那张地图，并报告了大会。
苏联解体和苏共被取缔后，包括政治局档案在内的所有档案，都归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管辖。这时，文件被公开了，某些文件甚至还转给了其他国家，如波兰。
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秘密文件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从世界历史和本国历史的经验来看，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就是无论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会利用秘密条约或协定来保护或满足本国的利益。这永远是任何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都订有双边秘密协定。1917年11月列宁公布了协约国的《秘密条约》，其中明确规定英法两国将会得到什么。答应划给俄罗斯的是奥匈、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等国的部分领土。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立陶宛代表团为脱离苏联而展开活动时，总是以1920年7月12日的《莫斯科和约》为依据，说其中规定给予它主权。可就是这个条约，其中也含有一个秘密协定！其中规定了立陶宛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工农政府俄罗斯军队”对抗波兰行动中的参与程度，允许使用立陶宛领土，同时规定该国须保持中立。这一协定保证从波兰撤出的红军得以经由立陶宛领土通行无阻地回到俄罗斯。立陶宛遵守协定的行动也得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相应的回报。当时的苏维埃俄国虽饱受战争折磨，正处于饥饿之中，但仍于1920年10月16日向立陶宛政府划拨了相当于300万卢布的黄金。此前于1920年8月14日，红军统帅部依照《莫斯科和约》，已将维尔诺市及其相邻地区移交给立陶宛军队。对于这些事实，如今的当权者却全都忘记了，反而肆无忌惮地利用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秘密议定书大做文章。
各种各样的秘密条约和协定在现代史上本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大约也就在苏联同当时的德国签订和约的同时，在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两周之前，即1941年5月10日，希特勒的代表、纳粹党“老党卫军”的缔造者鲁道夫·赫斯乘飞机飞往大不列颠。英国人给赫斯一案规定了60年的保密期，可是接近到期的时候，又把它延长了60年。看来我们二战中的盟友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还不能公开这些档案。
让我们再回来谈1939年8月23日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及其秘密议定书的问题。这其中没有任何有关苏联进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或以其他方式对它们施加影响的意图。今天，每个人在文件中都能看到这些内容。而且，议定书的第一条就说，立陶宛在维尔诺州的利益为双方所承认。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38年3月，也就是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在首都考纳斯作出了对波兰有利的决定，从法律上放弃对维尔诺和维尔诺州主权要求的一年半之前。
这些文件所提到的划分“利益范围”的问题，既不是瓜分主权国家，也不是达成侵占它们协议。事实上这是谈判双方为军事和政治活动划定分界线的协定。
如果当时没有这样一条分界线，那么，由于西方国家的默许，早在1939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就被德国占领了。那么，世界也早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那现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主权国的政治家们又向谁去质询这个条约的问题呢？也许只有去问希特勒了？他们敢这么做吗？苏联挽救了这些国家，挽救了它们的人民免遭德国纳粹真正的军事占领之苦，然后又尽其可能帮助被它解放了的波罗的海三国加速发展。没有良心的人咒骂解放了他们的国家苏联和红军是“占领者”，而这些国家人民的子弟，他们的父兄，却同苏联各族人民一道，为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而并肩战斗过。
我深信，总有一天，客观的历史学家会对二战前夕欧洲的态势，以及那时斯大林的作用作出评判。很多人是从本世纪初和上世纪末而不是1939年的立场观点去审视苏联领导人所采取的步骤的。当时法西斯德国发动的战争已经逼近我国大门，我们迫切地需要赢得哪怕是几年的和平时间，以便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极其残酷的搏斗。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被希特勒安排了极其悲惨命运的那些国家和人民乃至对全世界来说，如果苏联的疆界没有向西推移，那么伟大卫国战争的进程将更加惨烈。这也就意味着二战的过程将会更长，更加血腥，更具破坏力。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的工作。按他的话说（《记忆的漩涡》一书），工作枯燥而沉闷。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代表持极端立场，积极支持他们的是苏联人民代表尤里·阿法纳西耶夫[15]。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个人的观点耐人寻味，他说：“其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很多意见和要求都是可以赞同的，但若要对苏联提出指控性的决议，大会终归还是不会通过。”
雅科夫列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避而不谈，1989年7月委员会的建议并不是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的，而是提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他在附函中谈到了人民代表包括苏共党员坚持不让步的情况。为了赋予自己在与“好斗的波罗的海分子”进行斗争中以坚定的“党性立场”，雅科夫列夫向政治局汇报说，他成功地拿掉了阿法纳西耶夫及其同伙提出的“谴责同法西斯签订协议”的要求，否定了秘密议定书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1940年加入苏联有直接关系的看法，等等。
在雅科夫列夫的附函中，就这位或那位人民代表持什么立场，提供了大量消息。但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他在附函中这样说：
“本可以作出努力，以求在委员会结论的草案中加进这样的观点，即欧洲领土的现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因此应该以既成事实为准，而不是以1939年与德国的协议为准。如果能达致这种共识，那么，主张恢复三共和国‘独立’的人士，就只好改变自己的战术了。”
道理的确如此，但接着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雅科夫列夫在附函中使用的字眼儿那么谨慎，像“作出努力”，为什么用“本可以”，而不用“应该”？况且他清楚地知道：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承认不承认议定书的存在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该议定书并未包括在条约批准程序之内，而且就纯法律的角度而言，该议定书也无权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再有，整个这份“友好”条约，正如前面所说，经过1941年6月22日的一把战火，早已被烧得一干二净。因此，附函的作者只不过重复了一个公认的道理，即战后欧洲的重建具有完全不同的基础，这就是它要符合联合国宪章以及1975年赫尔辛基全欧会议结论性文件所规定的国际法准则。
1989年12月24日，在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雅科夫列夫就委员会工作做了总结报告。同一天，大会就此问题通过决议。下面让我引用其中的一条：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1939年8月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约束力。
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
表决这项决议的结果是：1435票赞成，517票反对和弃权。
虽然措辞模棱两可，但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凭借这样的决议，还是从法律上肯定了波罗的海人的胜利。而且，从时间上来看，这种情况恰好与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20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分裂相呼应。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的建立，加之人民代表大会对历史上立陶宛据以加入苏联的文件提出正式谴责，这一切仿佛汇成了一股越来越汹涌澎湃的潮流，把主张立陶宛脱离苏联的人引上了一条直通目的地的道路。
由于雅科夫列夫领导的委员会工作迟缓，促使围绕该问题出现的政治局势日益紧张。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该委员会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在对有关议定书的历史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应在该议定书签署50周年时，即1989年8月23日之前，向大会作出答复。提出要求的同时，还通过了许多威胁性的决议案，举行了多次群众集会，甚至出现了多次绝食行动。可是，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委员会主席却跑去休假去了。这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方面再次蓄意逃避回答实质问题。紧接着就有了反应：1989年8月23日，发生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规模庞大的政治行动（稍后将加以说明）。根据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可以断定，雅科夫列夫拖延委员会的工作是有预谋的，其目的就是在此期间为进一步加剧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破坏性力量打好基础。
本章笔者将对此人在苏联解体前最后几年中的活动给予更多关注。不久前雅科夫列夫去了黄泉世界。民间有句话：人死了，要么只能说个“好”，要么说声“还可以”。看来这其中含有深刻的道理。如果活着的时候做了太多的坏事，那么你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为你在人世上造的孽接受上帝的惩罚。
雅科夫列夫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一般人，也不是政治局的普通成员，他在摧毁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事情上，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因此，还有必要在我们这个罪孽的人间，对他的所作所为再作一点评判。许多活在纪元前的和其后两千多年间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不是都在受到人们的评判吗？关于个人在历史上地位的争论，至今也没有平息过——像拿破仑和希特勒，列宁和斯大林，还有伟大国家的破坏者叶利钦，统统都在被评判之列。
关于雅科夫列夫的情况，最近20年来已经谈得很多，但是依我的看法，还有不少“画外音”没有收进来。比方说，人们只能凭猜测来确定他在把戈尔巴乔夫推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之间的交往密切，是从1983年开始的，当时雅科夫列夫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对到加拿大正式访问的当时还不起眼的政治局委员、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关怀备至。
与此相关，我想起了自己在苏共中央生活中的一件事。一次，当我与安德罗波夫单独会见后，有人向他报告说，戈尔巴乔夫正等在接待室，应约来见他。我收拾起文件打算离开，可安德罗波夫请我留下。戈尔巴乔夫开始详细向总书记汇报他出访加拿大的情况。他肯定了这个国家的农业技术、肥料、储存和农产品加工。安德罗波夫认真听取汇报后，平静地说：如果您喜欢加拿大的农业，就想一切办法把咱们的也搞成那样吧。
戈尔巴乔夫见总书记心情很好，于是决定向他建议，意思是我们的大使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已经待了10年，在那里待够了，也许该把他召回莫斯科了？我并不认识雅科夫列夫，但在中央委员会的机关里没少听到关于他的事。他曾在《文学报》上发表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这才成为把他派到加拿大的因由。那篇东西我是在乌拉尔看到的。因此我自然有兴趣知道，安德罗波夫对这个人是什么看法。安德罗波夫突然严肃起来，很不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扔下四个字：“让他待着！”就这样，戈尔巴乔夫想要把雅科夫列夫从“流放”中——后来这个人常这么说——召回的意图也就落空了。愿上帝保佑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流放”的机会！不久安德罗波夫死了，雅科夫列夫也就回到了莫斯科。
此人对自己国家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个帝国，其中的加盟共和国似乎被剥夺了一切自由。他的思想、主张、全部活动，表明他对养育他的俄国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其中包括俄罗斯人，没有一丝的尊敬。本章已经详细谈到了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事变中扮演的反面角色。在高加索的时候，他也助长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事态的白热化，实际上煽起了亚美尼亚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火。他把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完全视为异己。大家都清楚，与阿富汗的边界对于我国的安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可是他却认为，跟阿富汗的关系仅仅是那几个加盟共和国的事。
我们追踪雅科夫列夫的生平和活动，不能不看到他性格的基本特征就是伪善。对他来说，我国历史的整个苏维埃时期就是一团漆黑。直到20世纪的90年代，当直言不讳成为时尚的时候，雅科夫列夫才开始讲真话：他彻底否定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列宁。他混迹苏共达数十年，爬到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对待苏共却完全抱仇视态度，全然看不见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1991年8月之后，他公开和示威性地谈论自己在把党赶下政治舞台过程中个人的功劳。
自诩为“改革”创始人的他（当然不止他一个人），强烈地仇恨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雅科夫列夫谈到集体农庄时总是怒火冲天，毫不掩饰自己对国家所有制所持的绝对否定态度。关于这一点，斯塔罗杜布采夫[16]曾对我说起过——当年他在加拿大旅行时，有过机会与雅科夫列夫大使一对一地交谈过好多个小时。
但是令所有人特别震惊的是他对我国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所持的无耻态度。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他本人就是那场战争的参加者，并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这个人为诋毁反德国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作出了很大“贡献”。在那场战争中，人类，首先是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是我们现实中的一对凶狠的家伙，他们整个一生都在以虚伪的面目示人。他们一个是改革的“设计师”，还有一个是改革的“施工队长”，无论在阴险的“创意”上还是在创意的实行上，都是狼狈为奸，互为补充。直到苏联垮台之后，党被禁止活动，这两个家伙才抛去假面。正是党指引了他们的生活道路，而他们却毁掉了党。这两个政客全都背叛了自己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历史已给予他们以符合实际的应有评价。而那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年代离我们越是久远，社会就越是能够深刻而客观地评估我们祖国的这两个“该隐”的所作所为。
1989年夏末立陶宛形成的局势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恐慌。加之，如前所述，8月23日正是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签署50周年的日子，“萨尤基斯”搞起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行动。其规模之巨大，政治情绪之炽热，很大程度上都同前述雅科夫列夫主持的委员会对1939年德苏条约定性工作的拖沓有关。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众灌输，委员会在有意拖延时间，目的是掩盖苏联领导人在二战前夕几年间的真实意图。
“波罗的海之路”在维尔纽斯的行动是从大规模示威游行开始的。这一行动由立陶宛独立联盟发起组织，参加者有共和国各地区人民阵线的代表。
游行者手持标语牌，上写：“戈尔巴乔夫，从立陶宛撤走红军”，“俄国占领者，回家去”，“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团结起来与共同的敌人斗争！”发言的人都声言立陶宛受到“占领”，号召立陶宛退出苏联，等等。演说者当中有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等国的民族主义组织和莫斯科“民主联盟”的代表。当天，全国性的联盟“青年立陶宛”在一些区的中心，在维尔纽斯市和帕涅韦日斯市，号召青年人公开退缴了军役证。
一个叫做“手牵手”的行动达到了空前规模。几万人手牵手组成人链，沿维尔纽斯到塔林的公路排开，蜿蜒好几百公里。在这一行动中，动用了大量大客车和多达3万辆的私人小轿车。群众集会沿着整条公路展开。而且大众传媒，包括外国媒体，对之做了大力宣传，共和国的广播电视对之进行了直播。种种情况表明，这一切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民众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
要发动这样的行动，必须有大量时间进行准备，如果认为莫斯科对此毫无知晓，那就太天真了。但总书记那几天正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处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事务的专门委员会主席梅德韦杰夫也跑到南方疗养去了。而代表大会上对苏德条约作法律与政治鉴定的委员会的主席，也跑到瓦尔代疗养去了。
当身在克里米亚的总书记从电视上看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事件后，立即指示苏共中央紧急准备一份声明。很快这个声明的全文就通过媒体传达到全国居民。文件的署名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波罗的海人开始核对，苏共中央全会是什么时候召开的。结果发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的苏共中央委员没有人与会——这是当然，因为这个会根本没有开过。而且负责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事务的梅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只是在报纸上才见到了这份声明。现在真相大白，原来这份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们起草的。他们只靠几个人的力量，就把中央委员会的紧急委托搞定了。
声明在全国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响。很多共和国和州的民众，由于搞不清楚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把对这些事件作出的惊恐反应，误认为是一种应得到全社会支持的行动。而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人们的情绪却是另外一种样子。分离主义圈子里的人由于自己那些不体面的事情被直接点名而出现短暂的休克之后，开始群起而破坏这份声明的声誉。立陶宛共和国的很多社会团体，包括立陶宛共青团中央、文艺界各协会、妇女联合会、某些全国性文化团体，均对它采取指责的立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媒体也加入了诋毁声明的大合唱。在声明发表后的仅仅几天时间里，“美国之音”广播节目就提到它39次，BBC25次，“德意志之声”27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1次，加拿大广播电台8次，瑞典广播电台4次。
这些消息都不是由通讯机构的记者发布的，被发表出来的全是议员、社会活动家及其他知名人士的发言。在此期间“萨尤基斯”创办了一份新报纸——《共和国报》，为此兰茨别尔基斯从美国运来了最新的印刷设备。报纸用立陶宛文、俄文、波兰文、英文出版，后来又出了德文版和法文版。
这里应该提一下，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是如何评估他个人在这些复杂而矛盾，并对后世全国政治形势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的。他写道：“抛开我在制定该文件（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时所起的作用不谈，应当承认，我对事件采取了过于情绪化的反应。”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文字游戏：“抛开……不谈”。离开政治舞台后，他有义务诚实面对历史，承认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与他直接有关。他可不是一名旁观者，或者口中念念有词但不知说些什么的布道者，而是一个大国的一把手。
与此同时，反对军队的宣传也高涨起来。在考纳斯等城市发生了试图袭击部队仓库的事件，出现了抵制秋季征兵的号召书，在共和国的主要城市继续开展退还军人证和征兵通知的运动。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要求苏联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撤军的号召书上签了名。民主党和“立陶宛自由同盟”在克莱佩达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提议组建民族军以“抗击俄国坦克”。要求以“背叛人民利益”罪审判支持《声明》和发言反对分离主义的人。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声明》的效果“同预想南辕北辙”，他援引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维亚里亚萨[17]的一句话，后者在与戈尔巴乔夫电话交谈时说，爱沙尼亚人对文件基调的领会非常不正常，很多人为了表示抗议而交回了党证。“在爱沙尼亚，”他说，“除了极端主义者，从来没有任何人提过退出苏联的要求”。
不想听到的回答
随着1990年1月的到来，出现了令人惶恐不安的新情况。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例会上，将通过一项关于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正式决议。梅德韦杰夫、马斯柳科夫[18]、斯柳尼科夫、雅科夫列夫、卢基扬诺夫和拉祖莫夫斯基受总书记的委托，准备了一份提请苏共中央审议的建议：《针对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可能作出该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决定所应采取的对策》。文件中规定了应优先采取政治和法律手段，排除使用武力。但与此同时也讲到驻扎该共和国的部队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可靠地保护公民，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
此外，还提出了发挥经济影响力的建议，预定了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回应可能对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造成损失的单方面行动，其中包括限制向立陶宛供应紧缺的能源、原料等一系列产品。又明确规定，不得向共和国移交联盟所属的企业和单位；也不排除提出苏联当年向立陶宛移交的领土的归属问题，包括克莱佩达、维尔诺州和白俄罗斯的几个区。施加影响的办法还有：支持在共和国建立几个波兰民族区的要求。
然而，中央研究制定的所有这些措施，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再次采取了一个对事件施加影响的绝望的尝试。他预定于1990年1月初前往维尔纽斯。但事先又派出了一个以梅德韦杰夫为首的庞大队伍。其中有政治局委员、人民代表、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人，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沃罗格达州和维捷布斯克州党的领导人。
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赖莎[19]抵达立陶宛。他们尽量展开多方接触，其中包括同市民会见。戈尔巴乔夫原抱着一腔不切实际的希望，但在报业大厦同立陶宛知识分子会见时，遭到了严重打击。戈尔巴乔夫面对听众提出一个问题：“立陶宛真的想脱离苏联么？”得到的是众口一声的坚决回答：“是”。他在立陶宛各地巡视时听到的调子虽有所不同，但决定都是一样的。在他访问的末尾，在共和国党中央大楼的见面会上听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次访问之后，总书记终于明白，必须考虑该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机制了。
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局委员叶尔马拉维丘斯[20]教授，因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场，而遭到立陶宛“民主”新政权以参加1991年1月维尔纽斯电视塔事件的莫须有罪名判处8年监禁。他说：
1990年1月当戈尔巴乔夫来访会见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局的委员们时我就明白，对这一套搞垮苏联的机制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越往后越让我确信，他是在谨慎行事，避免妨碍这些机制的运行。加之他本人也是按着国外势力操纵下的国际上反动的反共逻辑在行事的。整个这套把戏我们在立陶宛的人看得特别清楚。就仿佛在看木偶戏表演：演员和导演在大洋彼岸牵线，而我们的木偶则在自己家里按照他们搞垮这个国家的意图行事。
我想读者已经注意到，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特别是立陶宛，在形势风云变幻的发展过程中，看不到共和国党组织表现出一点点正面立场，起一点点实际的作用。可当时苏共还是全国，特别是每个地区生活的主导力量。以我的看法，这些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的威信急剧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他们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而当民族主义运动全速运转起来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只好无所作为，退居一旁。自然，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眼里，他们也就成了民族利益的背叛者。
其次，中央，特别是苏共中央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无能的行动、拙劣的声明、加上几名书记的言论和两面派手法，将各共和国共产党领导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客观地说，苏共中央没有完成遏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民族主义行动的任务。
前面已经说过，立陶宛更换了党的领导。第一书记由布拉扎乌斯卡斯担任，后来，在前面提到的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党又发生了分裂。原来统一的共和国党组织，其中大部分都由以布拉扎乌斯卡斯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组成，在代表大会前夕，他们公开迈出了脱离苏共的步子，这完全是由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不作为造成的。立陶宛共产党中的少数派主张留在苏共内部，他们的带头人是历史学博士布罗基亚维丘斯[21]教授。结果，他因为忠实于苏共而尝到了12年严酷的铁窗风味。
在苏联政权的最后几年，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是鲁比克斯，他也因自己的坚持，在“民主的”立陶宛坐了6年多的牢。
在爱沙尼亚，党的领导人是维亚里亚萨，他是爱沙尼亚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凯宾[22]培养的干部。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维亚里亚萨从尼加拉瓜被召回，他当时正担任苏联驻尼加拉瓜大使。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他讲到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信仰，讲到与俄罗斯在一起的统一才是爱沙尼亚的正确道路。他将自己的意见递交给会议主席团，结果却发现在这些建议中早就明确地包含着将爱沙尼亚从苏联分离出去的路线。
1990年3月10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新一届代表的选举还在进行，可是却已经决定当天晚上就要举行第一次全会。这种急促的原因，是由于3月12日要在莫斯科提前召开苏联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设立国家总统职位的法律草案，并对苏联宪法作相应的修改和补充。
以当选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别尔基斯为首的立陶宛新领导，无论如何都必须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的决议提交本届大会讨论。与此相关的还有1990年3月11日深夜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匆忙作出的关于国家独立和退出苏联的决定。结局是一个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底部已形成穿孔，任你用什么办法也难以修补了。通过了共和国新国家名称和新国徽的法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或立陶宛，国徽上有一个白马骑士的形象。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一个法令：共和国所有原来的国家管理机关、原有的部、委和主管部门，只隶属于立陶宛共和国。普伦斯克涅[23]当选为立陶宛部长会议主席。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通过了致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信，特别要求将该信视为双边谈判的正式建议。信中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表示，希望在双方缔结双边条约之前，仍保持现有的经济联系。
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第二天，在上午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向人民代表通报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决定。他提请大家注意，立陶宛人，还有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也附和他们，提出关于谈判的建议。他说：“我认为谈不上什么谈判，我们只同外国谈判。”这是那天上午他发言中的原话。
第二天，即1990年3月15日，代表大会专门就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3月11日的决议作出决定，认为该文件不具备合法的法律效力。该决定委托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负责保障立陶宛境内每一个居民的合法权利，在该加盟共和国领土上维护苏联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利益。
与此同时，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开始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资格加快出台新的法令。在立陶宛共和国境内废止了有关义务兵役制的苏联法令，同时又停止了兵役委员会的工作。立陶宛内务部甚至紧急定制了带有民族特征的制服。运动员们也急急忙忙采取措施，拒绝参加苏联举办的正式赛事。几天后还通过决定，组织实施立陶宛商品外运的控制工作。为此决定设立37个边境检查站。
当选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别尔基斯发表的声明一天比一天强硬和无礼。有人问：应如何对待苏联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就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决议？他回答说，这是别国的决定，我们对之不承担任何义务。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任命了参加立陶宛与苏联两国间谈判的全权代表。几天后，兰茨别尔基斯致信戈尔巴乔夫，表达了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990年3月15日决议的态度。信中说，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法律依据。至于该共和国居民的公民权利问题，一切将按国际标准和规则办理。那么，这个声明——不仅在立陶宛，也包括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其他主权国家——又信守得如何呢？后面我还要讲。该共和国的领导实际上是拒绝了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的决定。
立陶宛新领导在该共和国退出苏联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行动愈演愈烈。每天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新消息。1990年3月，任命了立陶宛银行行长，决定该行有国家货币发行权。在一个具有统一经济的统一国家，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行动。为走出这一步，立陶宛早在上述种种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就开始作准备。三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领导人签订了三国经济独立后银行业务与货币体系协定。可悲的是这个文件竟然由苏联外经银行和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签了字。此事不仅使两家有名望的全苏金融机构声誉蒙污，同时也是我的政府犯下了过错。政府未能否决该文件，也没有追究银行领导的行政责任。在立陶宛境内有150多家苏联国有直属企业。这一年3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决议，规定了它们的新地位。这些企业改变了法定归属地位，被纳入由立陶宛共和国控制的序列。这一来，它们的经理厂长将不再由全苏任命，而是改由该共和国的相应关机关任命了。
将企业由全苏辖属转变为由共和国当局管辖的“宝贵经验”带有传染性。1990年夏天，叶利钦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掌权之后，立即也如法炮制。更有甚者，他居然免除了企业的税负。不过，看来似乎都是跟一个师傅学出来的，那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些人。
现在可以再说说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了。一般说来，这些人都是些业务修养很差的贪婪无耻之徒，民族主义的情绪很严重。他们丧失了起码的正派人格，很快就忘记了大家曾共同生活在一个使他们摆脱了贫困的多民族大家庭，曾围坐在一张桌旁吃喝，同在一起学习，同在一道发展文化等等。俄罗斯与他们平等分享各种资源，有时甚至还要让那些身处遥远腹地的俄罗斯人吃点儿亏。
最令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们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曾经为这片土地而战，无数自己的战友长眠在这里，可是现在，这些人却忽然变成了“侵略者”。上了年纪的人也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战后他们在废墟上建成了一座座共和国的城市，亲手建造了工厂，可如今又怎么会变成了“占领者”？很多的俄罗斯人，当然不仅是俄罗斯人，也包括居住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在这些主权国家的日子将不会过得很滋润，尽管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表示自己持客观态度，曾经支持了这些共和国争取主权的运动。
然而，立陶宛的局势正在继续白热化。看到立陶宛社会的骚动和对立后，兰茨别尔基斯发表了《立陶宛人要和睦相处》的呼吁书。这个文件很有意思，但生活表明它说的全是假话。它劝人们忘掉旧恨，宽恕所有的人，“甚至那些说谎犯罪，不能自拔的人和做过奸细的人”，尽管“复兴之路”并不是他们的希望。这位议会首脑号召说：“独立不是进行严酷审判的日子，并不想进行盲目的报复。把自己的亲人按档案分成‘好人’和‘坏人’，或按党派民族来划杠，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过了10天，1990年3月21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保障苏联公民权利和维护苏联主权的命令。这项命令授权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护法机关和地方政权保障苏联公民在立陶宛境内的安全和权利，而边防部门、苏联外交部、苏联内务部要保证外国公民在进入该共和国和在该共和国居住时遵守秩序。从那时起许多年已经过去，现在重读这份文件，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里面说了那么多关于猎枪的问题，但却一点没有提到俄罗斯人和持不同政见的公民比如“统一”运动成员在该国受到的迫害？
立陶宛对这个命令根本不予理会。苏联领导人曾多次试图阻止他们作出反苏决定，但都或是遭到坚决抵制，或是干脆置之不理。
苏联领导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又是下命令，又是作决定，得到的回应不是直接反对，就是公然遭到藐视。到了4月，中央总算彻底明白：必须采取严厉手段，让那些胆大妄为的政客们有所感觉才行。于是通过了一项决议，对立陶宛共和国领导提出严重警告。
为此，准备了一封致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信。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上出现过一些报道，说这封严厉的信出自“保守分子”雷日科夫和马斯柳科夫之手，而戈尔巴乔夫则是在他们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压力下才签署的。不错，文件是我和马斯柳科夫起草的，但戈尔巴乔夫也积极参与了起草工作，而且只是经他最后定稿之后，才于1990年4月14—15日在报上发表。我手中还保存着信件的底稿，上面有总统亲自作出的重大修改。考虑到这份文件不仅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反应，我将它的全文引述如下：
由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者以违法手段人为制造的共和国局势，在联盟国家已成为越来越无法解开的死结，正走向政治死胡同的绝路。尽管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已采取了建设性的和周密权衡的措施，以设法将加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的问题纳入宪法轨道，但该共和国领导仍不断采取新的法律行动，通过决议，致使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乃至苏联整体处于对立的地位。例如，4月5日颁布了《立陶宛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法》，对愿意遵守苏联宪法和法规生活和工作的苏联公民加以歧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在该共和国停止招募公民服兵役的决定，是一起严重违反苏联《全民义务兵役法》的事件。该共和国当局还违抗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护苏联共产党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财产的办法》的决定，试图以违法手段侵吞上述财产。
类似的行动不胜枚举，今后决不能容忍。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国家政治经济的安定，破坏我国正在开展的民主进程，对苏联公民的权利造成严重损害。
其他加盟共和国方面会理所当然地提出问题：当立陶宛领导机构继续不断违反宪法，藐视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全国公民合法利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像以前一样，不顾自己的需求向立陶宛供应产品？
局势既已至此，我们也不得不提出以下警告：
如果两天内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不撤销上列决定，将下令停止由其他加盟共和国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供销往国外市场换取外汇的产品。
我们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到采取上述措施的地步，但现在一切完全取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
同时还要再次强调，我们等待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作出决定，以恢复1990年3月10日以前共和国的状态。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立即着手处理其他一切问题。
1990年4月1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签署了这份文件。
在那些年以及嗣后的许多年，人们在指责我们时总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走出这一步？现在我的回答和当年的回答一样：是由于立陶宛当局不负责任的举动，才导致把这些无可避免的措施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措施可能会给立陶宛居民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的困难。我国领导人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进行劝诫和呼吁，出于对苏联各族人民未来的担心，也是为了保护其他加盟共和国免受立陶宛政治和经济混乱后果的影响。一切都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背景，即立陶宛居民的生活水平多年来明显高于苏联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成千上万到立陶宛暂住、工作或移居立陶宛的苏联公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共和国处于一种特别优惠的地位，它从“共同的大馅饼”中分得的份额，比它所贡献的要多得多。由于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作出了成绩，该共和国有相当一部分能源、机器制造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供应都是作为奖励按优惠价格取得的。但这种同其他共和国经济关系上的有利于立陶宛的不平衡状态，被维尔纽斯的新领导人蓄意歪曲了。
在整个战后时期，立陶宛同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发展得很顺利。它促进了共和国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是在立陶宛境内出现了许多全苏的和跨地区的建设项目。
上面提到，1990年3月，在“萨尤基斯”领导人的影响下，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改变了全苏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所属企业、机构和单位的地位。无疑，这种单方面的决定不仅违反苏联宪法和所有制方面的法律，而且也破坏了起码的规矩和逻辑。如果立陶宛领导出于利己主义的意图，无视本国以及全苏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苏联政府绝不能与他们的这种立场妥协。
立陶宛当局宣称，他们之所以这样行动，是为了争取独立，并且还要加速行动，不必顾及对本国人民会产生什么后果。特别是他们觉得，根本用不着去问问老百姓他们是否愿意，是否准备付出沉重代价以换取其结果为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的虚幻自由。其实，同该共和国居民已经享有的或在不久的未来因国家在民主方面的改进和苏联法律的完善而进一步获得的权利相比，立陶宛领导人又能向民众许诺多少自由和权利呢？关于这些问题，立陶宛领导人认为，还是避而不谈的好。
在那段时间，立陶宛居民对于越来越沉重的困难刚刚开始有所感觉。苏联政权中央机关对立陶宛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的决定和措施所表现的容忍，使立陶宛领导人有可能宣称：共和国的局势是平静的，独立宣言并未引发任何严重的动荡。
至于谈到当局对保持以前经济联系表达了肯定意愿的问题，那么所说的经济联系，具有非常虚伪的性质，实际上这意味着是要利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条件来建立立陶宛的出口优势。这种情况全苏政府是不能允许的。即以立陶宛共和国所应承担的外债份额为例，它大致相当于6亿卢布的可自由兑换外币（当时还没有美元结算制度）。而在国内债务总额中，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应占58亿卢布。
全苏总统和部长会议主席致信立陶宛领导提出要求，对他们的理智和愿意关心共和国居民需求的态度寄予希望。这个要求也是一种警告，就是说，立陶宛领导人要对他们错误行动的严重后果负责。
那些日子，越来越频繁地从立陶宛当局口中听到：他们指望得到国外的支持和帮助。头脑健全的人未必相信，西方政治家和垄断集团会去填补空白，向立陶宛供应它从各加盟共和国得到的东西。因为立陶宛所需产品的27%是从其他加盟共和国输入的。1988年立陶宛调进了1670万吨煤炭、1300万吨以上的石油，得到49亿立方米天然气。除此之外，还向立陶宛提供了78万吨轧材，82.4万吨纸浆用材，49.6万吨矿物质肥料，270万吨粮田种子。如果这样的经济联系一旦断开，那么立陶宛“相对幸福的”生活也就走到了头。因为它的产品在外贸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生活保障储备需要大笔外汇资金，但立陶宛无从取得它们。在经济前景问题上欺骗民众，将使立陶宛经受严重的考验。
西方迅速作出了反应。我们十分清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会毫不迟疑地利用苏联领导向正在为独立而“斗争”的立陶宛发出警告的机会，在政治上掀起一阵吵嚷，以便再次向它所仇视的苏联踹上一脚。我当时就已经明白，这些非常“民主的”国家是按照双重标准行事的：只要对他们有利或需要，他们就会实施禁运。可不是像我们这样口头上威胁威胁而已，而是真的会那么做！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时，不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吗？还有南斯拉夫、伊拉克……还需要数下去么？可是，我们国家的领导哪怕是威胁威胁自己的一个共和国，也会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美国总统老布什立刻对此事作出反应，而国务卿贝克[24]则警告我们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说，对立陶宛采取严厉措施即使不流血也会破坏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甚至日本、法国、芬兰等国也没有袖手旁观。
立陶宛方面很快也给我们送来了回信。1990年4月18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别尔基斯对全苏领导答称：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认真阅读和研究了你们的来函，其中提出了可能实行经济制裁的警告。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一份回函，其中附上了事先即已拟定的建议。遗憾的是昨天在接到有关制裁的具体通知后，我们对1990年4月16日立陶宛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声明已无法再做什么补充，剩下的似乎只有对苏联的做法和立场表示遗憾了。我们一如既往，愿意讨论任何问题，并愿意考虑苏联的合法利益，首先是它的公民的利益以及战略利益。
如果议会之间的事先磋商能在1990年5月1日之前举行，在此期间我们将不再出台新的政治性法律行动。
为举行磋商，我们将组成议员代表团于近期赴莫斯科，希望能与你们的全权代表会晤。
此信附有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发展立陶宛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系的决议》，由兰茨别尔基斯签署。
兰茨别尔基斯来信之前两天，还收到一封给雷日科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内容和调子都相似的电报，是由已经批准上任的立陶宛共和国总理普伦斯克涅发来的。
苏联政府等待的是对苏联总统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信中所提建议的具体答复。因为他们在信中以最坦率直接的方式，谈到了苏联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但立陶宛当局却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点作出答复。这种对话的确有点各说各话的感觉。
由于立陶宛共和国领导在信中规定的期限内，并没有废止涉及苏联财产、向立陶宛公民发放身份证件以及苏联义务兵役法效力等问题的非法文件，国家下达了停止向立陶宛供应石油和减少天然气输送量的指示，将其减至只能满足居民生活和城市公共事业所需的数量。
我们对立陶宛领导人的行动导致对该共和国产品供应受限表示遗憾。希望这些措施将具有临时性。破坏立陶宛加盟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不符合立陶宛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相抵触。眼下还抱有一线希望，但愿能在立陶宛共和国与其他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以及与苏联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恢复善意的精神和健全的理智。
在此期间事态也急速在另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共和国发展。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会见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领导人。他们也采取了争取独立的步骤，尽管比立陶宛走得慢些。爱沙尼亚领导人已经受到警告：只要他们还认为共和国法律高于全苏法律，莫斯科就不会与塔林进行任何对话。顺便提一下，这一情况发生的时候，离叶利钦宣布与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类似的决定还有两个月。叶利钦是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这个决定的。于是再次出现一个问题：他们会不会有一个相同的“顾问”？我想，是的！
戈尔巴乔夫还会见了拉脱维亚议会主席戈尔布诺夫[25]。会见后后者对新闻界说，他被告知：“如果拉脱维亚想要脱离苏联，那么就应该依全苏的法律办”。我要提醒大家，1990年4月曾通过一项法律，各加盟共和国只有在全民公决中得到该国2/3公民的同意，方可退出苏联。
这段时间立陶宛领导人对记者发表谈话、出访各国，解释共和国出现的局势并寻求帮助。兰茨别尔基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时说，立陶宛人有能力渡过难关；又对法国电视台“透露一个秘密”说，立陶宛没有天然气和石油也能活一百年。在同一时间，普伦斯克涅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试图与一些石油公司商谈签订合同。挪威政府就停止向立陶宛供应燃料一事向苏联提出抗议，它的总理说，挪威将在商业框架内与立陶宛建立贸易关系。瑞典政府也采取了相仿的立场。
与此同时兰茨别尔基斯还采取了外交行动。他请求老布什总统承认立陶宛新政府。类似的请求他还向波兰部长会议主席马佐夫舍[26]提出。挪威打算率先承认立陶宛独立。兰茨别尔基斯还邀请罗马教皇访问立陶宛，以便借助他的力量压莫斯科作出政治上的让步。
缩减供应当然给立陶宛企业的生产带来打击。上面我提到，立陶宛总理试图通过其他国家解决这些问题。但正如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朋友归朋友，烟还是各抽各的。”这里也是一样：政治上可以支持，可是供给你的原料要全额付费。
普伦斯克涅在斯堪的纳维亚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开了个账户，为救援立陶宛基金筹集款项。根据兰茨别尔基斯提供的情况，世界各地进账的善款，总共也只有区区几百万美元。而实际上仅石油和天然气立陶宛每天就需要付出500万美元。这样一来，立陶宛新政权指望西方资助它独立的打算也就完全落空了。
立陶宛领导人开始与莫斯科、列宁格勒乃至个别企业直接谈判。这期间在立陶宛共和国发生了抗议行动，人们指责立陶宛领导人将老百姓置于困难的境地。于是在4月末，维尔纽斯汽车运输企业的司机举行了两小时的警告罢工。此事发生后，已经宣称是“民主的”共和国的交通部长立即指示，开除发起这次行动的“统一行动”组织的成员。
当然，对立陶宛限制供应，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工人——不管是立陶宛人、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但对此应承担责任的却是该共和国领导人，是他们违反了生活已达几十年的国家的法律和宪法。尽管如此，他们还继续推行自己的路线，向国外社会寻求同情和帮助。我真想看看，要是美国有一个州，譬如加利福尼亚，作出类似举动的话，它会怎样做。我相信当局肯定会采取迅速而严厉的行动，即如今常说的——相应的行动。
平心而论，立陶宛议会也有清醒的声音。政府的反封锁措施委员会提出，应当首先寻求相应的政治解决。也有过切合实际的建议，例如立陶宛驻莫斯科的新任全权代表比奇卡乌斯卡斯[27]就提出了“谈判期间暂缓作出决定”的建议。但激进和好斗的共和国议会没有采纳。
1990年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和我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立陶宛总理普伦斯克涅。她向我们递交了一些文件，其中包括许多使形势正常化的合理建议。但这些建议未能解决主要问题——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3月11日的决议并没有撤销。这个情况普伦斯克涅是知道的。我们再次强调，要撤销这个决议，或者最起码也要停止执行该决议，否则就不能讨论正在使立陶宛焦急不安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全苏联社会和全世界严重关切的焦点。总理普伦斯克涅答应将所说内容转达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经过一个半小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后，普伦斯克涅在立陶宛常驻代表处召开记者招待会。她相当谨慎地评价了与苏联领导人的关系。然后，又准确地转述了我们对于当时使对方最为痛苦之点的态度：“雷日科夫认为，不存在任何经济封锁，只存在个别项目的供应不足”。我很想知道，现在普伦斯克涅对我们的立场又作何评价呢？如今，世界已经经历了对南斯拉夫的10年禁运、对伊拉克的多年封锁，在那些地方，成千上万的儿童因缺少食物和药品而死亡。也许她现在才明白，我们当时真的没想以任何方式去惩罚立陶宛人民。
长期以来，在立陶宛政治家们的声明中一直有一种调子，说苏联已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走向了谈判，而且说既然苏联总统与立陶宛在进行对话，那就意味着他承认我们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普伦斯克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不是谈判，只是交换意见。可见立陶宛领导人以前就很懂得怎样拿捏分寸，但他们却有一种愿望，就是在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公众的眼里，要显得比较重要，这远比实实在在的东西更重要。
不久，应立陶宛领导人的请求，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同兰茨别尔基斯、普伦斯克涅及三名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又举行了一次会晤。一开头兰茨别尔基斯就申明，他认为此次会晤的主要目的是讨论立陶宛和苏联谈判的问题。他的说法就是必须解决主要议题——确定谈判主体，而且强调说，这个独立的政治主体就是立陶宛。“我们不想把苏联视为敌国。我们视它为友好的国家”。他还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是与立陶宛单独谈判，还是立刻同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一起谈判？
戈尔巴乔夫和我都坚决表示，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3月11日的决议是一个违反宪法的文件。至于同波罗的海沿岸三共和国同时谈判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会晤最后确定：未来可能进行的谈判，在其预备阶段应为进行磋商、交换意见、制定“一揽子思路”。
同一点儿也不友好的人进行的“友好”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为了与立陶宛讨论相互之间的一系列问题，苏联领导人于1990年7月9日组成了代表团。立陶宛代表团的组建则晚了许多，所以第一次会谈拖到10月2日才得以举行，差不多耽搁了一个半月。众所周知，针对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行动而采取的一切经济限制，在立陶宛共和国宣布暂缓出台新的政治决定的当天即已取消。10月谈判中全苏派出的代表团，其代表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马斯柳科夫。第一次会议表明，双方都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谈判涉及程序问题、名词术语问题，甚至双方使用的语言问题。苏联代表团坚决贯彻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接着是敲定讨论的问题清单，包括礼仪问题、工作小组组成问题等等。会谈确定了工作小组数量，共设9个小组。
1990年10月20日苏联代表团与立陶宛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议。我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和苏联代表团团长参加会议。现在手头还保存了一家中央报纸对这次会议的报道：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答记者问。
虽然是星期六，但仍是一个几乎满负荷的工作日——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与由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别尔基斯率领的立陶宛代表团之间的第二次会议于10月20日11时至18时举行。会谈结束后，苏联政府首脑立刻召开记者招待会，讲到会谈的一些结果。
实质上这是一场真正的谈判，尽管立陶宛方面宁愿称之为磋商。看来，立陶宛共和国的新领导非常想保持一种形式，按国际礼仪将双方作为高端谈判的代表来对待。雷日科夫对记者提问所作的回答表明，对于另一方——苏联政府领导来说，会谈的实际结果更为重要。
结果已经有了。在许多至今尚存争论的问题当中，有一项已得到了解决。这就是现居住在立陶宛的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将享受与苏联居民同样的优惠待遇。立陶宛代表团对此作了保证。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暂无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征召立陶宛公民加入苏联武装力量问题。立陶宛方面提出，从今秋征兵开始，共和国全境实际上已经实行自愿兵役制，对于拒绝入伍的青年不采取任何措施。苏联政府的回答是：立陶宛共和国仍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苏联有宪法和全民义务兵役法。据雷日科夫称，苏联政府可以稍作让步：比方说，考虑让立陶宛的应征青年就近在立陶宛共和国服役。但最主要的是不能破坏基本原则。
就此问题将继续进行谈判。
对1991年苏联与立陶宛的经济关系问题，双方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研究。雷日科夫认为，立陶宛领导人虽多次谈及共和国明年的经济状况令他们担忧，但实际上对解决问题却并未提出任何措施。此次立陶宛被告知：它或是留在苏联国民经济体系之内，由苏联国家计委和其他中央经济主管部门来解决；或是提出不加入，然后独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正如雷日科夫所说，立陶宛方面提出的意向是仅仅要绕过同12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除外）的“横向联系”，并在与联盟直接谈判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运作。但它又提出一个问题：苏联政府是否保证这种直接联系的可靠性？这遭到了拒绝。结果是：近日立陶宛代表将来到莫斯科，协调该共和国与苏联经济联系的一切问题。
但所有这些问题都只是眼前的问题，并不能解决最主要之点：苏联和立陶宛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将如何发展？按雷日科夫的话说，有近十个原则性的问题需要协调利益。其中包括财产、边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等。因此苏联政府关心的是尽快进行内容充实的谈判。但莫斯科得到的印象是，如果说此前维尔纽斯非常着急，那么现在立陶宛方面却在以各种借口拖延。
不过，在今天的会谈中，双方还是达成了一个协议：立陶宛与苏联的正式谈判将在11月下旬举行。
当然，双方还面临着要就议定书达成一致的问题，而且这里同样会产生复杂的情况。其中，莫斯科会坚持谈判时要有立陶宛各界代表作为无表决权的观察员出席，其中应包括各社会运动、各少数族群、国营企业劳动集体的代表。但却遭到维尔纽斯的断然拒绝。
“我们不明白，立陶宛方面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强硬立场，”雷日科夫说，“为什么不可以有三四个人作为观察员参加？他们可以没有表决权，但至少可以听一听都在说些什么，还能说出自己的想法。而采纳或不采纳这些建议，则是正式代表团的事。”
记者被告知，苏联政府认为立陶宛这种强硬的立场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苏联政府领导人指出，按照他的看法，议会所确定的《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向》，可能成为加强苏联各共和国之间联系的要素。现实生活表明，政治上的狂妄自大只要一碰上现实的经济问题，就会无法立足。而各加盟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早已一体化，单独生存将非常困难。《基本方向》确定的原则适合于所有加盟共和国，也包括立陶宛。
但是，当谈到有消息说立陶宛准备发行自己的货币时，雷日科夫说：“如果那样，则立陶宛的经济就不能与我国同存于一个经济空间之内。如果他们实行自己的货币单位，那么他们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以及全苏的关系，将转变为完全不同的关系。”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强调说，在当前局势下，无论立陶宛、其他加盟共和国还是全苏，都需要哪怕是稍许的稳定，需要一点喘息的时间，以便改革经济，向市场进行切合实际的过渡。
谈判的消息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报道之后，克里姆林宫开始收到很多来信，对我个人在这种复杂的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同时还就我作为国家领导人应当如何应对分离主义提出建议。让我仅引用其中的一封如下：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们什文乔尼斯区的居民（俄罗斯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及其他族群的先进部分）被您的关怀和厚意所深深打动，也感佩您为保全苏联而流露出的关切。
我们以极为关注和赞许的心情，看到您就苏联代表团与立陶宛代表团第二次会谈的结果向苏联记者组发表的谈话，并拥护您在谈判中的坚定立场。
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和游击运动战士衷心感谢您在困难时刻没有忘记他们，并要求立陶宛代表团答应居住在立陶宛的战争参加者享有苏联法律所规定的优惠待遇。
本地区居民热烈支持您的要求，立陶宛代表团应包括各种不同成分的立陶宛居民作为观察员参加。
我们也热情称赞苏联代表团在征募立陶宛青年加入苏联军队问题上的明确立场。这样的立场将有助于青年人，使之不致玷污自己的荣誉和自尊。
您判断立陶宛领导人不想进行正式谈判的意见已得到证实。他们在等待苏联的瓦解。（看得多么准！——雷日科夫）还有一点也是事实，那就是立陶宛领导人根本不考虑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而是忙于无尽无休地发布法令，目的是让一小撮冒险分子篡夺政权，侵犯立陶宛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立陶宛的货币正在国外印制已是事实。立陶宛银行董事会主席维留斯·巴尔基希斯面对《基姆塔西斯克拉什塔斯》周刊第42期的记者采访时说：“是的，工作正在进行。但具体情况我不能告诉你。这是商业秘密，也是国家机密。什么时候做，怎样做（指立陶宛币取代卢布），同样也都是秘密。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方案，但这将由最高苏维埃来决定，会出台法律。”
立陶宛人民正在清醒起来，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立陶宛政府、已改组的立陶宛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党派的领导人并不清醒。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们祝愿您身体健康，祝您在苏联同立陶宛共和国的谈判中为捍卫苏联的利益、保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取得成功。
受立陶宛共和国什文乔尼斯区公民委员会委托
拉甫连尼约夫
至今我还记得那些会谈造成的沉重的感觉，特别是同代表团团长兰茨别尔基斯的交谈。这个人连一点点有关经济和国家体制的知识都不懂，给人留下的是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面对他坐着，心中不免要冒出一个问题：是什么把他推上了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当民族主义的狂热过后，这个国家能期待他什么，又会怎样看待他？
不过，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国内发生的事件，以及同事件组织者个人的接触，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譬如，叶利钦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头一天起，特别是在成立跨地区代表小组之后，就一直在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代表的分裂行动。我想，这些共和国闹独立的斗争，对支持他个人实现掌控俄罗斯政权的目标，是必不可少的。他未必会把这些国家取得主权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本来就是无所谓的事情！
1990年8月他在拉脱维亚的尤尔马拉休假（尽管国家的政治形势激烈动荡，疗养的事还是少不了！），接受了一家日本报纸的采访。这里仅引用他对有关维护国家完整问题所作的回答：
问：您是否有意今后在联邦体制改革方面向戈尔巴乔夫总统靠拢？
答：俄罗斯共和国有意朝着同苏联14个加盟共和国每一个都缔结双边协议的方向前进。我们与总统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有协议，但是在联盟条约的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我们所坚持的是应在更高的层面上享有充分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只有在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之间，才能达成协议。总的来说，没有俄罗斯共和国的同意，总统大概也做不了什么。
这就是说，1990年叶利钦的目标已经不是要各加盟共和国在不脱离苏联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独立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苏联政府，早在1987年就先提出了问题。叶利钦的目标是破坏统一的国家和它的中央政权。他行动的基本含义就是如此。为个人的权力而进行斗争，付出的代价是骇人听闻的：它导致了一个伟大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毁灭。
悲惨星期日
1991年1月，发生了维尔纽斯电视塔广场事件，将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另外两个共和国甚至全苏已经酝酿成熟的问题，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悲剧发生时，我正躺在医院。1990年12月底，正值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我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中央临床医院。心脏禁不起两年来无所顾忌的折腾。如今很难想象，正常人会以这种虐待狂的办法来折磨国家领导人。但那些人向权力冲刺的时候，完全是不择手段的。发病前一周，我最后一次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我作了长时间的准备，分析了这些年的改革、这一时期的得失以及自己作为政府首脑所起的作用，力图实事求是地给自己作出评价和结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最后一次发言。实际上也是我为后人留下的遗言。他们会在未来的某一时间，冷静地研究这些过去的年代，并给这个时代和我们所有的人以客观的评价。
1991年1月12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戈尔巴乔夫来到我的病榻前。他肩负着一个不愉快的使命来见我：必须得到我个人同意，让我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意外，因为早在1990年12月初我就告诉他，在代表大会之后我要退休。我无法同意他的许多有关国家经济改革政策的观点，它们将最终断送苏联。现在，我在病房里再次向戈尔巴乔夫重申我将退休，和一个多月前表示的一样。
我向他提出两个请求：第一，不是现在交权，而是大约10天以后，当我出院的时候。我寄希望于那时我能够摆脱病魔的纠缠。我天真地以为，解除一位身卧床榻的病人的职务，总统会觉得有所不便，而且我也不至于应该受到这种对待。第二个请求是，在我恢复健康后，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当然不在政府里，免得我闲待着没事干。戈尔巴乔夫答应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此告别。
星期一即1月14日的白天，护士们无意中说漏了嘴，说是已经任命我政府中的财政部长巴甫洛夫[28]为全苏政府首脑，但此前我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完成了”我的第一个请求。第二个请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没有给我安排任何新工作，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找。结果在过去一个副手那里找了个工作。
所以，1月12日和14日对我个人来说是特别的日子。但是1月13日更为重要，那天发生了好多事件，最终推动立陶宛然后是其他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
有关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发生的事件，出版过好多书，发表过好多研究著作。对各方行动的分析已经几乎精确到每一分钟。但是，当我阅读了大量出版物之后，却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任何一方也没有说出事实真相。因为，给任何重大事件写历史，都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谁需要这样干？以我的观点，这既是兰茨别尔基斯的需要，也是戈尔巴乔夫的需要，还有第三方——西方政客和他们特工部门的需要。
立陶宛的新领导对此的利益攸关之处究竟在哪里？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3月11日通过关于共和国主权的决议之后，他们的行为变得无理而蛮横。他们对于国家总统向他们提出的呼吁、总统的指令、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不加理睬，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毫不在意。他们还成立了国土保卫局，行使国防部的职能，并担负侦寻所谓“不可靠分子”的任务。在与其他加盟共和国接壤的边境设立了武装的海关检查站。他们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征召青年入伍，以代替他们应服的苏联兵役。他们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限制非本地居民、军人及其家属的公民权利。事实上苏联共产党的活动已被列为非法，共产党员开始遭到迫害，理由只是因为他们的党派属性。
1991年1月初，为了保证执行1990年12月1日发布的苏联总统令和与之相应的苏联国防部命令，为帮助各级军事委员会完成青年的现役征召工作，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增派了部队。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利用这一事实，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在居民中煽动歇斯底里和狂热情绪，号召他们放弃苏联国籍，开展有组织的抵制和武力反抗，以对抗法律秩序，似乎“苏联正在准备对独立的立陶宛国进行武装入侵”。而且声称：“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作为另一个国家的立陶宛来说毫无意义”，“我们不承认苏联法律在立陶宛共和国的效力”。
1991年1月7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在共和国电视台讲话时说，增派部队是要“挑起冲突，进行威胁恐吓，实行军事管制和专政”。
1991年1月8日，立陶宛共和国政府发布一项决定，成倍提高食品和工业品等商品的价格，高达4—6倍。这当然引起共和国劳动群众的愤怒，并造成社会更加紧张的形势。
出现了成千上万次的集会、抗议游行和罢工，维尔纽斯、斯涅奇库斯、考纳斯等城市的劳动群众要求普伦斯克涅政府下台，最高苏维埃自动解散。还提出：要在共和国实行总统制，签订联盟条约，恢复苏联宪法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从1月8日起，兰茨别尔基斯在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多次向立陶宛共和国居民发表讲话，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的头上悬着利剑，它可能在任何一天、任何时候斩落下来”。他号召立陶宛人支持立陶宛当局。
按照共和国政府的指示，国土保卫局的人员会同“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使用武力镇压了劳动群众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其代表和领导者遭到毒打。
1月8日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楼前，聚集了维尔纽斯各工厂企业的劳动群众3万来人，他们的标语上写着要求立即将食品价格降到原来水平，政府立刻辞职，解散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因为它通过了非法的分离主义决议。大楼警卫将入口的大门从合叶上卸下来（免得它成为障碍，因为工人纠察队员从外面将他关起来了——这一切从录像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并开始用冷水喷射集会群众。
1月9—12日期间，议会大厦前也发生了对抗和多次小型武斗。对抗和冲突的一方是由“统一”组织、拥护苏联共产党的共产党组织、工会等组成的6—8万参加集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是拥护兰茨别尔基斯的人士、“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联合组织。通向立陶宛议会大厦的路口全被“萨尤基斯”派封锁了。
戈尔巴乔夫1月10日提出的呼吁书被立陶宛议会拒绝，并被称之为最后通牒，因为苏联总统呼吁的对象“似乎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拒绝他的一切指责”。按兰茨别尔基斯的命令，由共和国城乡各地不断有“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派武装人员以有组织的形式涌入维尔纽斯。
为回应他们的行动，劳动群众宣布政治罢工。到1月10日的工作日结束时，在维尔纽斯市有22家企业罢工。1月11日上午，劳动群众排着队走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楼，举行抗议集会。警察中队、国土保卫局的支队、“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试图包围集会群众。冲突的危机一触即发。这一天，所有大型企业和维尔纽斯铁路机务段都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它们要求共和国内务部保障居民安全，避免发生激烈冲突。1月11日，内卫部队和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些部队将报业大厦和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保护起来。
按照兰茨别尔基斯的建议，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挑衅性的呼吁书和声明，号召居民和所有拥护他们的人尽快前往维尔纽斯去保卫政府大楼。1月12日共和国议会通过《关于保卫立陶宛共和国的措施》的决议。根据该决议，向共和国各部门包括国土保卫局下达了命令：“如果发生袭击重要国家目标的行为，无论袭击者是谁，都要给予反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副主席莫特卡宣布，立陶宛共和国与苏联处于战争状态，并号召同胞积极保卫共和国。
1月12日晚劳动群众代表试图向立陶宛领导人递交要求政府辞职的信件，遭到守卫最高苏维埃大楼的国土保卫局人员和武装人员蛮横粗野的对待。结果劳动群众代表遭到毒打。
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形势下，共和国的电台和电视却竭力推波助澜，昼夜不停地号召居民中的立陶宛人去武装抗击保卫法制和社会安全的力量，号召他们同“占领者、俄国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萨尤基斯”的领导人公开要求“用人们的鲜血祭奠民族自由的圣坛！”
军队人员、他们的家属、持不同政见的人和非本土居民遭到各种威胁。诽谤性的反苏和反军谣言四起。
为响应立陶宛共和国领导人的号召，向广播电视委员会和电视中心的大楼十万火急地调来了武装人员，其中有携带冲锋枪和手枪的人，有国土保卫局人员、“萨尤基斯”和“立陶宛自由联盟”的武装人员，以及从周遭城乡各地开来的拥护他们的青年人。
在1月10—13日期间，集中组织了大量公共汽车，从共和国其他城市免费向维尔纽斯的“战略目标”运送居民，有的车上还装满了免费的食品和热饮料。汽车还拉来了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和各区中小学校的学生。大楼内的武装保卫也加强了，建筑物周围用卡车构筑了路障，阻挡了通向它的道路。
1月12日晚立陶宛拯救民族委员会散发了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共和国广播电视工作者的传单，建议停止播放“挑动骨肉相残的节目”。但是这个呼吁书并未能送达，因为在议会中工作的工人们，只要手持呼吁书，就会遭到毒打，还有一部分则被“萨尤基斯”武装人员拘禁。立陶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这些行动，引起工人和志愿队员的极大愤慨，他们于1月13日后半夜回到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陶宛共产党维尔纽斯市委大楼，然后又从该地奔向电视塔，武装的分离主义分子正在那边不断煽动群众的激昂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和法律秩序，防止大规模冲突，解除武装分子武装，以保护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员，同时也为了制止电视节目煽动居民发生流血冲突，苏联内务部所属内卫部队指挥部和维尔纽斯卫戍司令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从部队抽调的人员组成了两支队伍。每支队伍由190名军人、14辆装甲运兵车和将近50名志愿队员组成。
事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大家都清楚，其中也包括苏联总检察院的一批材料。在分析了立陶宛当局一月悲剧事件发生前最后几天的举动后，可以再次得出结论：这样的血腥场面正是他们渴求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当时共和国内抗议的浪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兰茨别尔基斯和他的民族主义势力可能会失去支持。因而需要采用一切手段以挽救自己，挽回正在丧失的威信，将那些不再相信他们和动摇的人再拉回来，哪怕是能拉回其中的一部分也好。于是他们便选择了流血的道路。同时，他们还必须让我们的国家难堪，要造成民主在这里正受到暴力压制的局面。以我的看法，这正是他们在这一悲剧性事件中的利益所在。
第二个需要使用强力手段、但又不想流血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从1989年夏天起，特别是当俄罗斯的领导权落到叶利钦掌握之中后，就看得特别明显，苏联总统的权力正迅速地离他而去，就像沙子从指缝间漏出一样。于是他开始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一会儿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给他增加权力，一会儿又有道理没道理地到处发表演说；又是修改宪法，又是建立总统委员会。结果是8个月后他被搞下台了。有爱说俏皮话的人挖苦说：总统委员会是个早产儿。到了1990年末，戈尔巴乔夫撤销了作为国家主要管理和执行机构的苏联部长会议，代之以苏联内阁，即总统的办事机构，同时还设了个副总统的职位。
国家实际上已经失控了，而在1990年3月11日之后，立陶宛实际上也已不再从属于中央。考虑到该共和国局势已经失控，而政治上的说教又丝毫不起作用，所以在该国必须实行总统直属管理制。我相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同意这样做。代表们看到国家局面如此危险，便毫无阻力地满足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提议。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应当对立陶宛的事态负全部责任了，但他却不想负责。一旦出现尖锐的局势，比方像在第比利斯那样，戈尔巴乔夫就总想躲到一旁。
关于总统直属管理的建议不仅来自莫斯科，也来自立陶宛。法学博士库切罗夫教授见证说：
我要揭露一个至今还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密。在维尔纽斯发生“流血的星期天”之前三天，就是1990年1月10日，立陶宛民主力量大会代表团（我是代表之一）到莫斯科去会见戈尔巴乔夫。这次会见是他亲自安排的。由于我们未能按时赶到，戈尔巴乔夫派尼沙诺夫接待我们。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在立陶宛临时实行总统直属管理。我们相信，只要戈尔巴乔夫和兰茨别尔基斯直接对话，对立双方的激烈情绪就会平息下来，灾难性愈演愈烈的流血冲突的危险就会远离人们。尼沙诺夫说，总统知道立陶宛的情况，毫无疑问会采取措施。然后他告诉我们，遵照总统的指示，已经起草了关于实施总统直属管理的命令。
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签署这个命令。而兰茨别尔基斯身边由美国的和德国蜂拥而至的“顾问”们，准确地说就是一帮职业间谍，他们通过媒体，将局势炒得热到极点。“萨尤基斯”分子很渴望流血。遗憾的是流血终于发生了。
1991年1月10日，悲剧发生的前三天，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致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呼吁书，其中说，实际上局势已进入死胡同，他特别注意到苏联各机构收到成千上万来信，要求在共和国恢复宪法秩序，实行总统直属管理。接着又是一通说服、劝诫和警告，要求立陶宛当局要懂得它在共和国人民面前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1月12日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召开了联邦委员会的会议，研究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形势问题。会议强调，首先要采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一点至关重要。会议采纳了总统的建议：向立陶宛共和国派出联邦委员会代表，弄清当地形势，并研究提出应采取何种措施的建议。
维尔纽斯事件之后的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休会期间戈尔巴乔夫会见了记者，试图说明自己的立陶宛政策。他强调说，他一直努力想以政治手段将事态的发展拉回宪法轨道，但受到巨大压力，包括来自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压力。同时还宣称，他不想实行总统直属管理，决定采用虽很严厉，但仅限于对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提出警告的做法。总之一句话：“我是凌晨才得知出事的。发生悲剧的消息对所有的人都是个意外。”
1月17日，星期四，所有中央一级报纸都发表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事件的声明。声明对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的呼吁给予了正面评价。声明还说，立陶宛共和国的广播电视本应促进建设性对话，但相反却是在不断使形势激化，宣称立陶宛与苏联正处于战争状态，并把苏军视为占领军。政治局文件最后再次呼吁以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在评估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时应表现出慎重的态度，等等。
1月18日，星期五，《真理报》头版几乎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波斯湾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而立陶宛只占了版面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就这样，伊拉克似乎成了比自己内部最最迫切的问题更为敏感的焦点。当天《真理报》的头版还发表了一篇在那些日子似乎“轰动一时的”材料——“咪咪猫和朱朱狗”。
如此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待1月13日立陶宛事件的态度表明，他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回避类似的事件，给人的感觉是：他是个旁观者，对一切都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我很了解当时国家领导办事的章程，绝对相信诸如向出事地点派遣部队的决定，没有国家总统的同意，是不可能作出的。我在撰写本章时读到许多有关事件的报道和材料。那些捍卫立陶宛宪法制度的人，还有那些卖力破坏它的人，都异口同声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一切情况。有些人还证实说，戈尔巴乔夫曾与分离主义者有勾结。这一点虽难以相信，但这个说法却始终阴魂不散。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局势，被西方及其特工部门所利用。西方，特别是美国，早就在政治牌局中玩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张牌了。整个战后时期，特别是“冷战”年代，他们找到各种原因和借口向苏联施压，其中包括人权、民主、反对极权政治等问题。我看，那边有些政治家甚至未必知道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位于何处，但这些问题，却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时准备给世界各国端出来的一道现成的菜。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民族主义运动雏形方显的时候，外国特工机关就立刻把手伸了进来。他们在立陶宛展开了急风暴雨式狂热的活动。
现已确知，正是西方特工机关操纵了兰茨别尔基斯的行动。也真应该佩服他们，把整个行动从策划到实施都干得非常漂亮。正如前面所说，他们把公众对立陶宛新领导政治经济政策的愤怒，成功地引向了对莫斯科的抗议。他们把指向内部经济问题的矛头，成功地对准了中央，让一切都在民族主义的轨道上运行。
那些外国特工机关具有在世界各国推翻政府的多年丰富经验，它们私下指点说，要想在立陶宛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制造特殊的非常事件，最好还要流点血，这样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围绕这一事件把政治情绪和民族主义疯狂的乱麻团缠得更紧。
专家们也有结论，认为事情是如此复杂而紧迫，单靠西方特工机关，也是难以奏效的。至于说到兰茨别尔基斯及其同伙，他们的作用很清楚。不过按照我国特工部门的看法，这种事情没有莫斯科的参与也做不到。需要对所有的行动做精确的协调，才能在欧洲中心部位的立陶宛造成流血事件。为此，我要再次引用叶尔马拉维丘斯教授的话：
这次的挑衅行动策划和实施得非常成功。说它是事先策划好的，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当形势非常紧张，造成物价急剧上涨的时候，即1月13日悲剧发生前的两三天，维尔纽斯有大批外国代表和记者云集。他们甚至进入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楼。有些人在交谈中甚至天真地问：“为什么计划还不实行？”看来，这是指在国外早就导演好的一月事件说的。我们无法预防悲剧的发生，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给部队下达了任务，而“萨尤基斯”又把群众煽动起来了。双方一接触，挑衅者就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前面说过，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特工人员都涌入了立陶宛。例如，立陶宛出身的公民安德留斯·艾维[29]，就担任了立陶宛国土保卫局游击战斗队及恐怖行动顾问。此人是在苏军驻防区和家属区实施一系列爆炸的策划者，他亲自领导了武装人员同苏军冲突的行动。在一月事件期间，安德留斯在议会担任军事顾问，经常就留宿在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楼里。
立陶宛新政权在与西方特工机关密切联系的同时，对克格勃的活动表现出拆台的态度。他们用各种指示和决定，捆住行动人员的手脚，目标明确地干扰肃反人员阻止外国特工破坏的行动。
这样一分析，这场悲剧中行动各方的力量就很清楚了。但1991年1月13日之夜就真的已经真相大白了么？是谁开的枪？从哪里开的枪？为什么从一名死者身上取出的子弹会是从早就不在苏军部队中使用的莫辛式步枪里射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所有致命的子弹都是由上往下穿过死者的身体，而死因又归咎于正在路面上行动的军人？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打死了人群中唯一的一名军人——克格勃中尉沙特斯基赫[30]，而且是在背后从下朝上开的枪？还有好多军人和其他目击者证实，有人把一名年轻妇女故意从人群中推到坦克履带下，然后还照了相。这一类问题太多了。
我要再次援引立陶宛著名作家、曾经是“萨尤基斯”领导人之一的佩特克亚维丘斯的说法。他证实，立陶宛国防部第一部长佩特克亚维丘斯调来了18名“自己的”边防军人，叫他们换上便装，把他们安排进了电视塔，他们就是从那里用军用子弹开的枪。众所周知，当夜有13名公民被打死，据他说，运进停尸房的是18具尸体。医生“排除了”其中身上没有任何伤痕的五具。他们是谁，怎么死的？
如果不经苏联总检察院会同立陶宛共和国检察院按照一切规定进行调查，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但是根据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关于维尔纽斯事件的报告称，该共和国当局多方阻挠苏联总检察院专家的工作。总检察院的调查人员被禁止参加尸体解剖工作和伤员鉴定工作，为他们参与对生还的受害者和事件目击者的询问而设置障碍。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采取应有的措施自己单独进行工作时，立陶宛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又拒绝同他们合作。
有一句圣经上的话不禁浮上心头：“没有永不暴露的秘密；藏起来的东西也不会永远不见天日。”我想，总有一天，这“藏起来的东西”是会见天日的。
策动1月13日电视塔悲惨星期日事件的罪犯，至今还逍遥法外，并且在立陶宛占据着高位。为了让恐怖之夜的真凶免遭打击，立陶宛当局对无辜的人进行了审判。其实，按当时的职务，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给部队下达任何指令。可是1999年，在经过长达6年的监禁和调查之后，6名立陶宛共产党员还是被法庭认定有罪。罪名是“阴谋推翻合法政权，参与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电视塔事件”。布罗基亚维丘斯、叶尔马拉维丘斯等几位教授的案子就这样在不公正的审判中收场了。
再要说的是，在1991年1月13日维尔纽斯悲剧事件一案中，还有45人受到审判，其中有原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元帅亚佐夫、原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31]等知名人士。
就这样，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共和国主权而展开的战斗，实际上于1991年1月在维尔纽斯电视塔以分离主义的胜利而收场了。最后的法律手续则是在当年的8—9月间完成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刚当上仓促成立的国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不提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签署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退出苏联的决定。
3个月后，还是在这个厄运当头的1991年，苏联不复存在了。
[1] 列翁·阿克波维奇·捷尔—彼得罗相（Левон Акопович Тер-Петросян，1945年1月9日—— ），出身于一个叙利亚人家庭。1946年移居亚美尼亚。1988年起领导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同年12月被捕。1989年获释。1989—1991年任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代表。1990—1991年任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亚美尼亚脱离苏联后，于1991—1998年任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1998年因解决卡拉巴赫问题不利与经济丑闻的影响而被迫辞职。2008年起领导反对派团体“亚美尼亚国民大会”（Армян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нгресс）。
[2] 阿尔吉尔达斯·米克拉斯·布拉扎乌斯卡斯（Альгирдас Миколас Бразаускас，1932年9月22日——2010年6月26日），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1960年期间服役于苏联海军。1965—1967年任立陶宛建筑材料工业部长。1967—1977年任立陶宛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8—1989年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苏共中央立法委员会委员。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参加了立陶宛独立运动，并将立陶宛共产党改组为立陶宛民主工党。1990—1991年任立陶宛共和国副总理。1992年任立陶宛共和国议会主席。2001年将立陶宛民主工党并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2001—2006年任立陶宛总理。2010年去世。
[3] 列昂吉纳斯·克莱门索维奇·舍佩季斯（Лёнгинас Клеменсович Шепетис，1927年11月23日——2017年12月8日），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7—1976年任立陶宛文化部长。1976—1990年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1976—1989年任立共中央书记。1981—1990年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90年投票赞成立陶宛脱离苏联。立陶宛共和国成立后，于1995—1997年任能源部新闻秘书。
[4] 林高达斯—布罗尼斯洛瓦斯·伊格诺维奇·松盖拉（Рингаудас-Бронисловас Игнович Сонгайла，1929年4月20日——2019年6月25日），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7—1960年任立陶宛部长会议农业事务部负责人。1960—1961年任立陶宛农业部副部长。1961—1962年任立陶宛部长会议副主席。1962年任立陶宛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农产品生产和采购部长。1962—1981年1月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62—1988年任立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1981年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5年任立陶宛部长会议主席。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5—1987年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87—1988年任立共中央第一书记。1988年退休。
[5] 尤斯蒂纳斯·马尔钦基亚维丘斯（Юстинас Марцинкявичюс，1930年3月10日——2011年2月16日），立陶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翻译家。
[6] 维陶塔斯·兰茨别尔基斯—扎姆卡里尼斯（Витаутас Ландсбергис-Жямкальнис，1893年3月10日——1993年5月21日），立陶宛政客。1916—1917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918年参加立陶宛军队，1919年在与波兰军队作战时被俘，1920年获释回国。1939—1944年任维尔纽斯市首席建筑师。1941年立陶宛沦陷后，于6月23日参加了“临时政府”，担任公用事业部长，并向希特勒效忠。1944年因在立陶宛参加反纳粹地下活动而被捕并被引渡到德国。二战结束后仍留在德国，在大学任教。1949年流亡澳大利亚，1952—1953年任澳大利亚立陶宛文化基金会主席。1959年回国，从事建筑工作至退休。
[7] 维陶塔斯·维陶塔索维奇·兰茨别尔基斯（Витаутас Витаутасович Ландсбергис，1932年10月18日—— ），1988年参加立陶宛改革运动（“萨尤基斯”），并于1988—1990年任理事会主席，1991—1993年任名誉主席。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立陶宛共和国成立后，于1990—1992年任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主席。1993年退出立陶宛改革运动，创立了祖国联盟党，并于1993—2003年任党主席。1996—2000年任立陶宛国会议长。2003—2014年任欧洲议会议员。
[8] 维陶塔斯·卡泽维奇·佩特克亚维丘斯（Витаутас Казевич Петкявичюс，1930年5月28日——2008年12月10日），立陶宛作家。195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1989年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1956—1960年任立共拉德维利什卡区委第二书记。1960年起担任希奥利艾《真理报》记者。1988年参与创立立陶宛改革运动（“萨尤基斯”），1989年退出苏共，参加了立陶宛民主工党。立陶宛共和国成立后，于1992—1996年任国会议员。2000年加入公正立陶宛党。2008年参加左翼政党阵线，同年去世。
[9] 巴利斯·德瓦里奥纳斯（Бали́с Дварёнас，1904年6月19日——1972年8月23日），苏联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1935—1938 年任考纳斯立陶宛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1940—1941年、1958—1961年任立陶宛国家爱乐乐团交响乐团首席指挥。1946—1965年任立陶宛歌曲和舞蹈节首席指挥。
[10] 米哈伊洛斯·康斯坦丁诺斯·丘尔立奥尼斯（Микалоюс Константинас Чюрлёнис，1875年9月22日——1911年4月10日），俄国立陶宛裔作曲家。
[11] 维克托·帕尔姆（Viktor Palm，1926年9月17日——2010年1月23日），爱沙尼亚化学家。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在任期间参与了爱沙尼亚独立运动。
[12] 恩德尔·利普玛（Endel Lippmaa，1930年9月15日——2015年7月30日），爱沙尼亚化学家。1980—1991年任爱沙尼亚科学院化学和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在任期间参加了爱沙尼亚独立运动。爱沙尼亚共和国成立后，于1996—1999年任国会议员。
[13] 若列斯·伊万诺维奇·阿尔菲洛夫（Жорес Иванович Алфёров，1930年3月15日——2019年3月1日），俄罗斯物理学家。1944年加入共青团，196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兼列宁格勒科学中心主席团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2017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1995年加入“我们的家园是俄罗斯”党。1995—201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9年参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杜马党团，但未入党。2000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19年死于圣彼得堡。
[14] 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олдин，1935年9月7日——2006年2月14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7—1991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兼总统办公厅主任。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4年获大赦。2006年去世。
[15]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Афанасьев，1934年9月5日——2015年9月14日），俄罗斯历史学家。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81年任共青团中央高等学校教务副校长。1986—1991年任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学院院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出苏共，领导“民主俄罗斯”运动。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3年退出政坛。1991—2003年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校长，2003—2006年任董事会主席。2015年去世。
[16] 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罗布杜采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тароду́бцев，1931年12月25日——2011年12月3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51—1955年期间服役于苏军。此后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农民联盟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1992年获释。1993年创立俄罗斯农业党（Аграрн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1994年获大赦。1993—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1997—2005年任图拉州州长。2007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7—201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11年去世。
[17] 瓦伊诺·维亚里亚萨（Vaino Väljas，1931年3月28日——2024年1月16日），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年起从事党务工作。1980—1986年任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兼驻委内瑞拉大使。1986—1988年任驻尼加拉瓜大使。1988—1990年任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出苏共，成立了独立的“爱沙尼亚共产党”，并担任党主席，主张使爱沙尼亚脱离苏联。
[18] 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马斯柳科夫（Ю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Маслюков，1937年9月30日——2010年4月1日），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9年任国防工业部主要技术局局长。1979—1982年任国防工业部副部长。1982—198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5—1988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85—1991年任部长会议军工委员会主席。1988—199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1—8月任副总理兼国家军工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5—1998年任国家杜马政策委员会主席。1998年7—9月任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长。1998—1999年任第一副总理。2010年去世。
[19]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Раиса Максимовна Горбачёва，1932年1月5日——1999年9月20日），戈尔巴乔夫的妻子。
[20] 尤佐斯·叶尔马拉维丘斯（Juozas Jermalavičiusс，1940年2月4日——2022年12月1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年立陶宛共产党分裂后，仍留在党内。1991年任立共中央意识形态书记，参加了“救国委员会”的活动，试图推翻立陶宛资产阶级政权，失败后流亡白俄罗斯。1994年被捕并被引渡回国。1999年被判处8年徒刑。2002年获释后移居俄罗斯，曾担任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副主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等职务。2022年在莫斯科去世。
[21] 米科拉斯·布罗基亚维丘斯（Mykolas Burokevičius，1927年10月7日——2016年1月20日），1944年加入共青团。1946年加入联共（布）。1963年起在大学任教。1989年公开反对立陶宛独立，立陶宛共产党分裂后，仍留在党内。1989—1990年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1990—1991年任立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月领导“救国委员会”，试图推翻立陶宛资产阶级政权，失败后流亡白俄罗斯。1994年被捕并被引渡回国。1999年被判处12年徒刑。2006年获释。2016年逝世。
[22] 约翰内斯·凯宾（Johannes Käbin，1905年9月11日——1999年10月25日），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5—1946年任爱沙尼亚共产党（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46—1948年任爱共（布）中央党史研究所所长。1948—1950年任爱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委员会书记。1950—1978年任爱共中央第一书记。1952—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3年任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9年在塔林逝世。
[23] 卡西米尔·达努特·普伦斯克涅（Kazimira Danutė Prunskienė，1943年2月26日—— ），立陶宛经济学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88年创立立陶宛改革运动。1989—1990年任立陶宛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参加立陶宛独立运动，并于1990—1991年任立陶宛共和国总理。1995年创立立陶宛妇女党，并于1995—1998年任党主席。2001年创立农民与新民主党联盟并担任党主席。2004—2009年任农业部长。2013年因病退休。
[24] 詹姆斯·阿迪森·贝克三世（James Addison Baker III，1930年4月28日—— ），出身于政治世家。1952—1954年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1957年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并开始担任律师。1971—1972年任得克萨斯共和党财政部长。1972—1973年任墨西哥湾共和党主席。1975—1976年任商务部副部长。1981—1985年、1992—1993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85—1988年任财政部长。1989—1992年任国务卿。1997—2004年任联合国秘书长西撒哈拉特使。2006年任伊拉克研究小组主席。
[25] 安纳托利斯·戈尔布诺夫（Anatolijs Gorbunovs，1942年2月10日—— ），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82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里加基洛夫区委第一书记。1984—1985年任拉共中央行政部长。1985—1988年任拉共中央意识形态书记。1988—1990年任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拉脱维亚共和国成立后，于1990—1993年任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主席。1993年创立拉脱维亚之路党。1993—1995年任国会议长。1996—1998年任环境与区域发展部长。1998年4—5月任经济部长。1998—2002年任通讯部长。2003年起担任拉脱维亚国家森林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
[26] 塔德乌什·马佐夫舍（Tadeusz Mazowiecki，1927年4月18日—2013年10月28日），波兰作家、记者、慈善家。1947—1948年任华沙大学出版社社长。后加入波兰天主教世俗活动家组织帕克斯协会，因对协会活动提出批评于1955年9月被取消会员资格。1961—1972年任国务委员会委员，属于“标志派”议员团。1980年参加团结工会运动，并于1980—1981年任《团结周刊》主编。1981年在实施戒严令时被捕，1982年获释。1987年起担任瓦文萨的顾问。1987—1988年任团结工会执行委员会顾问。1989年团结工会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后，于1989—1991年任总理。1991年参加波兰民主联盟，并参加了总统选举，但未能当选，1991—1994年任党主席。1991—2001年任国会议员。1994年创立波兰自由联盟，并于1994—1995年任党主席。2005年参加波兰民主党，但于次年退党。2013年死于华沙。
[27] 埃吉迪朱斯·比奇卡乌斯卡斯（Egidijus Bičkauskas，1955年5月29日—— ），立陶宛外交官。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并于1990—1993年任驻俄罗斯代办。
[28] 瓦伦丁·谢尔盖耶维奇·巴甫洛夫（Вале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Павлов，1937年9月26日——2003年3月30日），苏联经济学家。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68年任财政部重工业融资司副司长。1968—1969年任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1979—1986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成本和价格司司长。1986年任财政部第一副部长。1986—1989年任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财政部长。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全苏经济学会主席。1991年1—8月任总理。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此后从事经济工作，曾任自由工作协会副主席。2003年去世。
[29] 安德鲁·艾维（Andrew Eiva，1948年10月26日—— ），原名安德留斯·埃塔维修斯（Andrius Eitavicius），立陶宛裔美国军官，1972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81—1983年任驻阿富汗圣战组织教官，负责监视苏联战俘，回国后积极鼓吹向圣战组织运送重型武器以打击苏军，但由于中央情报局的干预而未能如愿。1990年12月赴立陶宛，1991年1月领导了反苏叛乱并取得胜利。此后曾赴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地，担任反共叛乱团体的教官，并支持世界各地的分离主义和分裂主义运动。
[30] 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沙特斯基赫（Виктор Викторович Шатских，1969年4月28日——1991年1月13日），苏联克格勃中尉，1991年1月赴立陶宛镇压反苏叛乱，1月13日被叛乱分子枪杀。
[31] 弗拉季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阿恰洛夫（Владислав Алексеевич Ачалов，1945年11月13日——2011年6月23日），1966年入伍，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7—198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89—1990年任空降部队司令。1990—1991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指挥空降部队进入莫斯科，但之后就不再发出任何指令。1992—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分析中心主任。1993年十月事件中被最高苏维埃任命为国防部长，事后于10月4日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年起任全俄军官大会联合主席。1999年起参加拥军运动。2003—2011年任俄罗斯空降部队退伍军人公共协会“俄罗斯伞兵联盟”主席。201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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