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08）
第五章 巴库：谁是罪人？
我现在要讲的1990年1月发生在巴库的事件，不应该看成是局部事件。它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利用出民族牌和民族冲突来争夺政权的斗争。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已经好几年燃个不停的熊熊烈火，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注入了营养。在这股浪潮中，带有民族色彩的两地政治势力都力图夺取政权。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一句话，说：民族主义——这不是对本民族的爱，而是对其他民族的恨。在这两个共和国的政治斗争中，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那样，人命就几乎一钱不值了。
本章所述事件，主要发生在阿塞拜疆。当时有关的各种版本在媒体上相当多，不过各自的结论却完全不同。现有的材料强调的重点主要是：中央斗争的目的是为了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是反对肢解“帝国”，反对民族自决。然而暴行和破坏却被淡忘了——“小事一段”，何必大惊小怪！
有关当时的事件，出现了大量谣言和神话，它们逐渐掩盖了正式的说法。任何一个神话背后，总是能看出事实的影子，但同实情究竟有几分相似，那可就说不准了。凡是资料不足的地方，谣言和想象就会成为消息的来源。可是搞得不好，对历史的歪曲就会成为对未来的打击。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巴库的一月事件说个明白，这样做大有好处。我不想像准确的记录似的一件一件地去说细节，那是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们的事。我的任务是把我国领导人当时的作为曝光，说出有关他们的真相。
1989年的岁末和1990年的年初，阿塞拜疆的局势开始越来越紧张。人们的互相指责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早已超出了正常范围。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口舌之争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的武装冲突，演变成为正式文件往来，有的还涉及阿塞拜疆的主权问题。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的分裂主义运动加强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阵线比官方的立场更为激进。土壤已经有了，行动很快也就会跟上。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和公民有意抗法的行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显然，阿塞拜疆正酝酿着一系列严重的事件，人民阵线不会善罢甘休。
就在1989年的最后几天传来消息说，在同伊朗交界的国境上有一段大约200公里的工程建筑被毁。根据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报告，参加骚乱的数千人中还有妇女和儿童。这是那些不择手段要把和平居民推向同边防军人发生血腥冲突的势力所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就蠢到家了。在边境担任防务的基本是俄罗斯小伙子，他们没有使用武器，这说明他们的勇敢和智慧。可是为什么现在那些发表文章的人却羞羞答答，有意不提觊觎政权的人民阵线分子驱赶妇女儿童，给边境设施破坏分子打前阵呢？情况不正是这样吗？国家领导人在处理这些事件的时候，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绝不允许流血事件发生。要找出骚乱原因，严惩骚乱组织者。
可是组织边境暴行的人并没有受到惩罚，而在其后的三个星期中，首次出现的公民抗法行动居然就这么不了了之。国家边界在人们意识中始终是守土卫国的象征，而12月份对国境的破坏行动则是苏联存在数十年来的破天荒头一回，但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
最近这些年来，媒体不断报道有关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边境事件。数十名年轻的俄国士兵在那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正是那个时期的后遗症吗？当时，为了对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就容忍了对高加索地区国境的无理挑衅，这样一来，别的国家还会把我们的国境当回事吗？有些玩弄他人思想的人是多么善于迅速见机行事啊。他们当时居然说：“一个极权国家，还用得着跟它谈什么边境吗？就连帝国本身，对我们来说不也是无足轻重吗？”既然这样，那么这些冠有地缘政治概念模糊不清的“独联体”称呼的国家，还有什么可值得保卫的呢？让我们再回头来说说阿塞拜疆。1990年1月初，当地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了。比方说，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得到批准，巴库方面就立即作出了反应。所有这一切使得居民的反亚美尼亚情绪乃至后来的反俄情绪逐步升级，并为反对该共和国官方政权的政治斗争所利用。集会时愤怒的人群发出号召，要找军人算账，要找亚美尼亚人以及别的民族的代表算账：“阿塞拜疆是阿塞拜疆人的阿塞拜疆！”
破坏局势稳定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强行解散连科兰区和扎里拉巴德区的政权机关。武装暴徒力图制造混乱，赶走了那里的官员。虽说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也不会容忍这种局面，可莫斯科还是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但第比利斯综合征、议会委员会主席、口若悬河的人民代表、律师索布恰克在第二届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直困扰着所有的人，我们军队的威信遭到媒体的肆意践踏。
在这些日子里，戈尔巴乔夫又跑到国外什么地方去了。事情总是这样，只要一出现民族土壤上的尖锐冲突，他一般总是会置身国外。当第比利斯事件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他是在英国。当人们在费尔干纳为民族屠杀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巴库开始闹事的时候，他也是不知在什么地方。那些认为一切麻烦都是政治局里的保守分子，而不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和梅德韦杰夫惹出来的人，就利用了这种局势，因为那些人也常常陪他到国外去跑。相信这种神话的人实在是太天真了！这样的事件岂是几天之内就能够组织得起来并实现得了的！它们都是前面的因种下的果，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更何况总书记以及后来的总统（部长会议主席也一样）每时每刻都是同我国乃至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点保持着联系的。
我把海军将军切尔纳文[1]——一位阿塞拜疆的人民代表——派往政权失控地区，要他同当地共和国领导一道调查所有问题，并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同当地政府以及运动领导人的谈判，以及每晚所作的态度客观的报告，证实了局势的确十分严峻，整个共和国正在失去控制。可以预感到，更大规模的民族关系事件和夺权事件正在酝酿之中。
戈尔巴乔夫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维吉罗夫[2]也把情况向我汇报。当时在巴库和阿塞拜疆其他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重点还在于对两个共和国之间以及两国内部爆发的冲突实行政治调解。问题的焦点就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维吉罗夫始终坚持民族友好立场。这既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地方。毫无疑问，在那些日子里，如果能对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采取根本性的果断措施，那将是唯一能使人清醒的行之有效的行动。但我国和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如身陷沼泽，越陷越深。话讲了一大堆，决议作了不老少，结果却是个零。
1月12日是星期五，维吉罗夫报告说，星期六巴库要在人民阵线领导下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对这次集会感到忧心忡忡。让人担心的地方是外地废除政权之风会刮到巴库来，会波及共和国的中央机构。13号星期六上午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据克格勃和内务部收到的消息，群众大会召开了，但结果还不清楚。大约下午3点，维吉罗夫打电话向我报告，群众大会开完了，经过采取措施，人散了。心这才稍微放了下来——没有发生任何紧急情况，这回可以从总体上仔细衡量，就稳定局势作出决定了。
大约又过了两个来小时，维吉罗夫的电话铃又响了。听声音他非常激动，紧张得不得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群众大会散了之后，市里开始发生大规模打砸抢。主要针对亚美尼亚人，不过受害者也有其他民族。正在采取措施，但暴行正波及整个巴库。”
显然，反对势力决定采用极端手段了。
关于巴库的这次暴乱，存在着许多想象和猜测。有些媒体说，行动是刑事犯罪分子和逃出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难民搞起来的。还有人说那是中央的刻意挑衅，似乎挑起卡拉巴赫冲突对它有利。
我能够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在刑事犯罪分子和由亚美尼亚逃出的阿塞拜疆难民背后，有共和国内部的某些力量在撑腰，正是他们导演了这一令人发指的事件。他们巧妙地利用了难民。根据当时的材料，巴库难民总数约为8万人，也就是整个从亚美尼亚逃出人数的1/3。这些人主要来自农村，很不容易适应一个大城市的生活。没有住处，没有生活来源。这还不是现成的破坏法制行动的温床嘛！
从这一刻开始，对于这场撕裂共和国的斗争是否能以和平方式收场，是否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已经再也没有信心了。人倒下去了，巴库陷入了罕见的暴乱之中。每个小时都有消息传过来——传到内务部（巴卡京[3]），传到克格勃（克留奇科夫）。当然，那些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强力部门的部长们，也都收到了要控制局面，要对加盟共和国护法部门给予最大支持的指示。接着，又传来了对居民残酷施暴情况的更为详尽的报告。有个正在往自己的集装箱里放东西的亚美尼亚人竟被关进集装箱活活烧死。一名男子当着他妻子的面，被从五楼的窗子里扔了出来，后来妻子也被扔了出来。这些事现在就连写起来也觉得沉重。越往后双方斗殴的惨景变得越是可怕。现在，请不要再把这些打砸抢分子说成是民族英雄了。不论披上什么外衣，这些人都是刑事犯。
显然，仅靠加盟共和国自己是难以平息暴乱的。我们还记得苏穆加伊特，那里也有30多人被残酷杀害。当时所有的人都指责中央政府，说它的行动晚了一昼夜。看来共和国和中央政府在评估苏穆加伊特地方局势时，稍有犹豫不决，行动略一迟缓，便导致了无法无天制造新一轮杀人惨案的机会。护法机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只有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才可能制止暴行。而根据当时的法律，这样的决定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才能作出。
正如以上所说，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国外，必须等他回国。1月13日星期六晚间，全体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到机场迎接他。他已经接到巴库发生变故的报告，了解到血腥屠杀正越演越烈，需要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商讨这一问题。于是当场决定，星期一，即1月15日，召开主席团会议。此外，按照通常的做法，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准备直飞巴库。参加工作组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普里马科夫[4]、苏共中央书记基连科[5]。他们于1月16日抵达巴库。
然而那边的局势已经恶化。死亡人数已上升到数十人。受伤的人不多。全是因殴致死。暴徒的血腥行动发动后，立刻出现了逃亡，主要是亚美尼亚人。13日星期六有90人乘飞机离开，但暴徒们控制了机场和火车站，再没有允许一个人从这里撤走。人们在最严重的生死关头，在面对死神的时刻，作出了最不寻常的决定：第二天难民潮涌向渡船，仅当天渡过亚速海前往克拉斯诺沃德斯克的即达650人。
我星期天接到消息，得知大批难民开始逃亡，当晚找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副手多古日耶夫[6]，委托他紧急飞往巴库，组织那些想尽一切办法撤离的人逃脱。从15日起，这股难民潮开始多少进入了一点有组织的轨道。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5日晚开会。主持会议的是戈尔巴乔夫。主席团成员们得知了过去的两三周该加盟共和国内发生的情况，特别是最近两昼夜发生的情况。有人提出意见说，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当局将完全无法控制局势，那时相比之下，苏穆加伊特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小插曲。建议在巴库和该共和国其他几个地区实行非常状态。但阿塞拜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卡法罗娃[7]对此坚决反对。然而当大家问她，共和国的领导能否保证公民安全，维护市内秩序时，她却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看来她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
有关巴库事件的大量报道都特别强调，以最高苏维埃为代表的全苏领导没有采纳两个加盟共和国的意见。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明确回答：1990年1月15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请求苏联国防部、护法机构及其他执行机构按苏联宪法第81条向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当天深夜，尽管卡法罗娃激烈反对，而戈尔巴乔夫又总是两面讨好，苏联最高苏维埃还是通过了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不过不是在到处发生流血惨案的巴库，而是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还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其他一些地区。这回我们俄罗斯人的“说不定”又在起作用了。说不定会过去呢？说不定那些暴徒和背后调唆的人会害怕了呢？可是他们并没有害怕，而是相反，坚信他们不会遭到惩罚。我很明白这个道理，毫不掩饰自己对这种说得好听点是莫名其妙的决定的反感态度。讨论的是巴库问题，可通过的决议却是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
我认为，如果主席团通过的是另外一个决议，那么就不会发生1月19日到1月20日夜晚的那场惨剧。和平居民就不会死，士兵们也不会死。参加会议的主席团成员难道不明白，正是他们纵容了暴徒？纯粹的政治上的两面见光，压倒了在国家大事上的理智行事。重要的是谁说了些什么，而不是将会发生些什么。苏穆加伊特并没有能让人们得到教训。当权者又做了事件的尾巴。
通过这么个半吊子决定，可以想见对任何事件的发展都难以起遏止作用。打砸抢在继续，匪徒们组成一支支队伍，开始封锁道路、机场。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把共和国一步步拖向混乱。莫斯科派去的人——普里马科夫和基连科——连同阿塞拜疆的领导一道展开防暴工作，试图同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找到共同语言。然而对话、和谐和耐心的召唤，变成了消逝在荒漠中的凄苦的呼喊。更有甚者，暴徒们开始袭击军人核武器仓库。局势日益趋于白热化。
在那些日子里，难民潮成了标示压力的压力计。对于政府来说，这是最主要的问题。管这件事情的在巴库是多古日耶夫，在莫斯科是部长会议主席。后者的副手经常把此事置于监控之下。我保留了撤离人数记录。巴库的撤离是有组织的。我要强调“有组织”这个字眼。15日——1200人；16日——2100人；17日——500人；18日——1600人；19日、20日——各1500人。有多少人是靠自己从城里撤离的，这只能估计了……
此外，在这些日子里用飞机撤离的有250人，用海军舰艇撤到马哈奇卡拉的有700人，用火车撤到罗斯托夫的大约有500人。抛弃家园的总人数大约为两万人。
从市里奔涌而出的大概就是这样一股难民潮。那些口口声声把自己称作“民主派”的人，正一步步把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我们这个时代总是离不开这样一副面具。如果换到从前，这种人难道能被冠以如此高尚的头衔吗？在21世纪初叶的时候，这些家伙肯定会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他们就是匪徒。
最近这些年来，无数的出版物把这些“民主分子”捧成了英雄，说他们是在为反抗可恨的集权制度而斗争，而对于难民的问题不是缄口不言，就是将其归罪于所谓的集权制度。苏联政府当时不得不直接插手拯救被扔进水里的人。为什么不说说许多人为了躲避迫害而逃离故乡城市的事实真相呢？为了替所谓的“民主分子”辩解么？难道今天这些“辩护士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民主就是禁止和纵容之间所划的一道界线”的话，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件岂不完全是纵容的结果吗？
只有那个世界闻名的象棋棋手、现在则在搞政治的卡斯帕罗夫[8]，才能带着全家和他的亲戚舒舒服服飞离巴库，然而就是这个人却比别人更加起劲地朝拯救了他宝贵生命的当局大泼脏水。其他的人就只能穿着长袍、睡衣、背心和拖鞋逃离自己的家园了。大批难民聚集在克拉斯诺沃德斯克，没有食物、衣服，缺少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而那些高尚的“民主分子”们后来在两年之内却把共和国拖入内战，当人们一个个急得发疯的时候，他们却不许飞机和火车正常地把这些人运送出去。
许多分析家，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的分析家，都把基调定在中央政权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完整而斗争。我们并不隐讳我们反对它的解体，但斗争首先是指向搞血腥屠杀的暴徒，指向他们身后的势力。
在克拉斯诺沃德斯克为用飞机撤出居民做好了有组织的安排。局面之悲惨真是难以想象。大约有半数飞往亚美尼亚，1000余人则投亲靠友分散到我国各个城市。那些混合婚姻的家庭，特别是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结婚的，结合时谁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现在都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他们离开了阿塞拜疆，可是要想进入亚美尼亚吧，对于夫妇中的一方实际上这条路根本行不通。民族仇恨的鸿沟不仅出现在不同民族之间，而且还波及许多家庭。混合婚姻家庭主要都跑到了莫斯科。
15日以后的第二波难民潮是由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组成的，这都是些军人家属。又出现了一些听风就是雨的猜测，说他们都是部队领导强迫撤出加盟共和国的。能够得出这种结论的人，要么是一点不了解情况，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军队有病态仇恨。有哪个军官希望把自己的妻儿老小从巴库的住宅里撤出来，送到某个军区小镇的兵营里去呢？
再来先说点后事。我还要说，第二波的难民潮（第一波是1988年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出来的）造成的问题真是不计其数。在什么地方住？靠什么为生？莫斯科郊区的休假基地、寄宿学校、各部委办的少先队夏令营全被临时征用了。这一“临时决定”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苏联政府的国家非常状态委员会紧急制订了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案。到了1月末，终于通过了第一个方案。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也被拉进了这档子事里来。应该说句公道话，它的工作进行得很有成效，对人们的悲惨处境它也非常理解。努力把难民分散到俄罗斯各城镇，给他们安排工作。虽然一切并不尽如人意，但当局的态度跟俄罗斯人的性格还是一致的。不过，后来也有一位俄国总统的顾问——斯坦凯维奇先生声称：“他们”什么事都办得不对劲。应该修建专门的城市。当然喽，这位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低级研究人员，是一位经过早期“民主”时代搞恶意宣传锻炼的人物，又在并非不知名的原莫斯科市统治者波波夫[9]的副职上“学习”过，定是具有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的：他曾保证要把莫斯科的街道铺设得光光荡荡，平平坦坦，可在他当权的时代，却变得简直没有了街道的模样，只是还保持着一定的“走向”而已了……
就在巴库出事的那些日子，准确地说，就是1月18日、19日，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召开了全苏工农工程技术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的口号是：“把事业的活力注入改革”。仿佛改革就不是事业似的！
不过，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说明原定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应该听听物质生产领域干部的意见，确保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出席会议的有全体政治局委员、所有苏共中央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按照惯例，做报告的是总书记。当时他还不是国家总统，仅仅兼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笔者在本书中没有必要详述这次会议的情况，现在我谈的是巴库问题，有关系的地方只在于时间的重合。
会议进行过程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代表不断递条子，要求允许他们发言谈谈两个共和国的复杂局势。于是决定18号会议结束后跟这两个代表团会面。晚上，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留了下来参加会见。于是这两个共和国的代表又纷纷对全苏政权机构提出指责：“为什么破坏和屠杀发生在巴库，而非常状态却跑到亚美尼亚的几个区去实行？为什么中央没有制止暴行？”回答冗长而空洞无物。
19日上午，在第二天会议开始之前，大家聚在主席团休息室里讨论昨晚收到的有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消息。局势仍然很复杂，但还存在着好转的希望。可是到了10点整，这种希望破灭了。按照惯例，国家领导人一分都不差地走向会议厅。这时，政府专用电话铃响了，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告诉他，是普里马科夫从巴库打来的，请求跟他通话。
“要开会了，推迟开会不大好，”戈尔巴乔夫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跟他谈谈吧，问问他那边的情况，然后再告诉我。这不，我们正要开会嘛。”
大家都走了。电话听筒放在那里。普里马科夫还在等着说话。一听他说，我就明白了，巴库发生了悲剧——共和国的政权没有了。早晨，武装暴徒包围了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和党中央大楼。情况非常危急，局势已无法控制。需要采取措施。
跟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普里马科夫的通话情况大体就是如此。我又核对了几个问题后对他说，现在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戈尔巴乔夫，请他不要离开政府专线电话。然后走进大会主席团，非常简要地把谈话内容告知了总书记，请他立即与普里马科夫通话。
大约又过了半小时，有人把我叫到主席团休息室，戈尔巴乔夫比较详细地把巴库发生的情况又说了一遍，其中包括18日晚间人民阵线宣布当地实行非常状态。市内建起了街垒，老百姓的逃亡加剧了，暴行还在继续。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实际上已经不再能控制局势。戈还说，他已邀请了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巴卡京到这里来。就在他传达电话内容的时候，这三个人都应邀到来了。
戈尔巴乔夫向他们通报了巴库的情况，建议他们立即飞往该处。克留奇科夫当时就说，他没有必要去，因为那里已经有了他的副主席。巴卡京则说，要想恢复市内秩序，就一定要通过实行非常状态的决议，也就是1月15日没有通过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当场向助手们保证，要把他的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找来。两座楼都在克里姆林宫内，彼此离得很近，也就是过了十来分钟，卢基扬诺夫就到了。又向他说了一遍巴库的情况，并告知现在亚佐夫和巴卡京都要飞到那边去，以防止发生后果难以逆料的混乱和群众骚乱。戈尔巴乔夫委托卢基扬诺夫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决议下达命令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的问题。卢基扬诺夫对立即通过决议的可能表示质疑，结果得到了一句回答：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不过决定必须立即作出，因为局势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再等了。”
至于一切到底是怎么办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主席团会议没有请我参加，一整天也没有人再跟我谈下令的问题。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下令的事终于还是通过了：从1月20日零时起，巴库进入非常状态。有一个问题一直对我是个谜，就是命令签署后，为什么没有交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电台电视台播出。问题在于媒体工作不是由政府领导，而是由党中央和它的某些部领导。我想，那些日子的事件中存在的这个空白，迟早总会曝光的。这难道是通过和签署命令的人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保持沉默？也许回答已包含在侦讯材料中。
深夜11时左右我驱车回到家里。不等进屋，政府专用电话的铃声就响了。打电话来的是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阿亚兹·穆塔利波夫[10]。我跟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原先他在共和国计委任主任，我则是苏联国家计委的第一副主任。他声嘶力竭叫喊说，部队正向市里开进，正在交火，他还请求停止派遣部队进入。我要他过半小时再打电话来，给我点时间了解真实情况。遇到这种复杂情况需要从不同来源了解信息。我当即又用电话要了普里马科夫和亚佐夫。是亚佐夫接的电话。我向他转述了穆塔利波夫打来的电话，请他说说当前市里的情况。国防部长以军人的干脆利落告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的命令，部队和内务部队正向市内开进，以便在宣布非常状态（1月20日零时）之前占据市内指定地点，维持社会秩序，制止群众性骚乱。他们是按计划行动的。但他报告说，在部队前进过程中，遇有卡车和公共汽车筑成的路障拦住道路。武装暴徒从墙脚和屋顶猛烈开火。部队已有伤亡。只有朝我们开火，我们才予以还击。
他报告以后过了不几分钟，穆塔利波夫又把电话打进来。我把亚佐夫报告的内容告诉了他，要他对人民阵线的头头及其国防军事总部（这个组织就是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施加影响，要他们停止对部队开火，避免无谓的流血。在结束这次沉重的谈话时，我坚定不移地对穆塔利波夫说，考虑到共和国，特别是巴库出现的极为复杂的局面，我们不会停止派遣部队进驻市内。
在那个悲惨的夜晚巴库出现了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有关内容写得太多了。不过，遇到这种情况，对同一个事件免不了立场看法各有不同。死去的有士兵，也有武装暴徒，还有无辜的和平居民。
共和国的大众传媒，还有中央的某些媒体，把俄罗斯士兵说成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魔，把他们描写成一群具有兽性的人。人民阵线非常善于操纵大众的社会意识，他们自诩为“民主思想”的体现者，处处都要与中央作对，特别是与俄罗斯民族为敌。而我们那些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族政治煽动分子这回又捞到了一个打击军队的机会。他们所攻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最强大的东西：军队、军事工业部门、航天等。他们领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任务，而且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每当回顾1990年1月那些日子的时候，我不由会把那些事件拿来同后来的主权国家阿塞拜疆发生的一些情况相比。过了不久，城市和乡村又冒出了烈火浓烟，有那么一位退伍上校居然宣布纳哈切万为独立的共和国，说来也巧，首都还是选在连科兰。那位“合法总统”在他那山村故乡只是抖搂抖搂胡子，于是那位原政治局委员、我的副手盖达尔·阿利耶夫[11]就只好想方设法地挽救局面。不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无论事情发生在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还是俄罗斯人身上，又怎么能怪罪于人民，怪罪于普通百姓呢？如果这样，就实在是对所有那些自1988年以来高加索冲突中所有死难者的一种侮辱和亵渎，其中也包括1990年1月的死难者。任何罪恶行径的阴影都不应该落到人民头上，不管是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苏穆加伊特还是巴库。有头脑的人总是会把兽性的人群同总体的人民相区隔的。极端分子和坏蛋只是其中的极其有限的一部分。
笔者在本书中谴责的，不是阿塞拜疆人民，而是阿人阵的那帮政客，是它的那些头头们。正是那些家伙，在那已经成为过去的1990年1月，把人民拖进了苦难的深渊。在那次可怕的冲突中，他们，唯有他们才是罪人。他们为了攫取政权，难道还会考虑什么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或者犹太人的生命安全和福祉吗？
有个民主派撰稿人，大名叫努伊金，他在1991年年末毕生头一次来到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而且在那边的候机大厅仅逗留了几个小时。他在刊登于民主派报纸上的文章中，把这两个民族一个称为牺牲品，另一个称为刽子手。请问，这么一篇文章，能起什么作用呢？民族之间的纷争，无论是一次冲突，还是一场内战，总是会具有残酷和难以调和的特点。难道可以因此而归罪于某一个民族吗？被割掉的耳朵，当着亲人的面进行严刑拷打，号召俄罗斯同亚美尼亚人一起打一场反对阿塞拜疆人的战争——这些还远不是这位民主派撰稿人先生捏造出来的所有罪名。不过，难道他只是唯一曾经试图而且现在依然念念不忘想要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民族推向冲突的人吗？还有一些类似的政客，他们总是企图把民族悲剧中宪兵的角色强加到自己人民——俄罗斯人民头上，难道这不是对俄罗斯人民怀有病态的仇恨吗？
下面就是前不久一个当天到过巴库的记者在中央报纸上写的一则报道：
……也就是在事件发动前的几个小时，我得以访问了位于施密特中尉工厂文化宫的人民阵线国防委员会的参谋部。当汽车驶近大楼时，扑入眼帘的是无数公共汽车和小轿车。一群群年轻人站在那里，奇怪的是他们都身穿苏军制服，好像是一些海员。一群彪形大汉，身穿保护色军上衣，臂戴阿塞拜疆人阵的臂章，特别引人注目。
“我们的队伍里有大约十多万民兵战士，”委员会参谋长努拉丁·阿卜杜拉耶夫滔滔不绝对我说，“他们有的在巴库，有的分散在共和国各居民点。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卫队从一个区调到另外一个区。如果出现紧急状态，我们完全有能力予以反击，或者使用必要的手段……”
果然，可怕的“反击”很快就出现了：响起了隆隆的枪炮声和爆炸声，天空飞舞着流星般的弹道。据亚佐夫报告，武装暴徒共有大约4万人。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这是孩子们在玩游戏，手里拿的全是玩具枪炮不成？这样的“游戏”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玩，而受到这些千方百计只想夺权的坏蛋影响的，则是一批批跟政治根本不沾边的普通百姓。
国防部长把消息一告诉我我就明白，人民阵线的头头们是决不会住手的了。夜间传来的全面报告也证实了这种判断。疖子终于出头了。
沉重无比的不眠之夜就这样过去了。在这几个钟头里，我不断跟巴库的亚佐夫和普里马科夫以及莫斯科的克留奇科夫保持着联系。午夜时我又有两三次跟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他可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同他谈话使我得出结论，想要就当夜发生的种种事件得到他的准确指示或了解他的明确立场，那纯粹是徒劳。最后他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这叫什么话？是张皇失措呢，还是逃避做决定呢？正如在所有危机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的老“原则”又占了上风：事不关己……
20日上午，经过多轮电话磋商，决定当日中午共和国领导人乘飞机到莫斯科来。下午在苏共中央大楼，也就是现在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所在地，在会议厅举行了戈尔巴乔夫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局成员穆塔利波夫、加萨诺夫[12]、马麦多夫[13]以及已故的波利亚尼奇科[14]的会见。莫斯科这方面除了戈尔巴乔夫，参加会见的还有7人，其中也有我。会谈紧张复杂，情绪激烈。气氛也不可能轻松——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目前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共和国领导问题。我们问，如果部队撤出，他们是否能保证市内恢复秩序？回答是断然的：不能。这样，紧急状态在市内一直持续到1991年的8月，也就是一年半还多。
讨论还涉及巴库生活正常化的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为此将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罗宁[15]飞往阿塞拜疆，而多古日耶夫则在莫斯科负责难民问题，就这个问题起草政府决定。至于第二个问题——共和国领导的问题，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维吉罗夫应该离职，所以要作出决定，由谁来继任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家同意提名由穆利塔耶夫继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一致同意推荐加萨诺夫担任。他在观点上与反对派相近，这样，共和国领导班子就能显示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民族和谐。晚上戈尔巴乔夫在中央电视台就巴库问题发表了告全体人民书。
嗣后有好几个月都在努力恢复局势的稳定，不过亚美尼亚人没有再返回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人也没有再返回他们在亚美尼亚的家乡。在1988年，将近200万人口的巴库居住着20余万亚美尼亚人。这是继埃里温之后亚美尼亚居民人数最多的城市。冲突爆发之前，阿塞拜疆总共居住着大约有50万亚美尼亚人。这是亚美尼亚境外该民族与其他民族混居人数最多的地方。可现在只有几千人继续住在巴库，主要是与异族通婚的妇女。
民族主义恶魔还在继续肆虐，制造牺牲品。难道不该想想这件事吗？应该。谁在脑袋里想着现在和未来，而在心里保存着现在和过去，谁就是智者。这段过往的恩怨主宰着两个民族已经超过15年之久，目前还看不出有化解之道。紧接着格鲁吉亚又开始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进行镇压，而“全民普选的”总统竟遭到了“民主派”的炮击。然而下一任总统，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民主之父”谢瓦尔德纳泽，竟非常可耻地被颜色革命掀下了他如此钟爱的权力宝座。
当我一次次分析全苏当局、共和国当局、许多苏联人民代表以及广大社会公众当时的所作所为时，我不由得会问自己：1990年1月发生在巴库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呢？如果我们认真地、老老实实地解决民族冲突，特别是外高加索的民族冲突的话，如果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苏穆加伊特等地的问题，阿塞拜疆各区的夺权问题，伊朗边境设施遭到破坏的问题没有被委员会里无数夸夸其谈的废话空话所淹没的话，那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应该在这些问题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立刻着手解决它们——既用政治手段，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用行政手段。
至于说到公众，特别是外高加索的公众，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有的很冷淡，有的则显然支持武装暴徒。而且有的加盟共和国国家政权机关也并没有遵循国际主义原则。例如，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个委员会，于当年2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上就1990年1月19日、20日巴库事件所作的调查发表过一个声明，现引一段如下：
……刑事犯罪分子利用这样的局势，于1月13日在巴库策动打砸抢和骚乱，导致大批人员死亡，主要受害者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民和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对罪行加以愤怒谴责，要求对组织者和肇事者给予严惩。
然而巴库以及共和国全国出现的复杂局势，不应评估为强行夺权的图谋……
居然是这样看。没有强行夺权的图谋。那是什么？是朋友们气氛和谐的约会？
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搞不明白，那要么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废物，要么就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者。意图夺取政权的人们在民族主义狂热大发作的时候，同他们所仇恨的中央展开了斗争，因为阿塞拜疆的国家地位正是中央赋予的。
是的，这时你不由得就会想起，老百姓说的话真是充满了智慧：发动战争的是肮脏的政客和残忍的冒险分子，遭罪的却是普通老百姓。
当笔者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俄罗斯电视上正在播放巴库事件。护法机关的强大队伍正在平息人群的愤怒。这是阿利耶夫总统在现实地行使他的权力，制止国内出现混乱和破坏法制现象。任何一个正常的统治者都关怀他治下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完整。
我们为了认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外高加索的熊熊烈火不能不影响到国家整体上的稳定。多年冲突造成的裂痕延伸到苏联所有的共和国。立志破坏国家的人们希望苏联衰弱，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希望搞得它道德扫地。人们讲起充当宪兵角色的苏联军队和它的将军来，一个个义愤填膺，说一定要把军队非政治化，决不允许利用它来消除国内冲突。所有这一切都是所谓“激进民主分子”口号中的内容。他们正是在这些口号的帮助下攫取了政权，然后又唱起了别的调调儿。在经过了第比利斯和巴库这两次事件之后，他们恨不得把亚佐夫元帅和罗季奥诺夫将军剁成泥，而“民主派”的将军格拉乔夫[16]呢，他在北高加索视察的那些部队，虽说已经换成了俄罗斯部队，可完成的不还是同样的任务吗？就在不久之前，车臣牺牲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改换颜色”的沃尔科戈诺夫[17]将军在进入“民主”俄罗斯掌权后，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过：俄国军队起着“稳定国内局势的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宪兵”的概念又该怎么办呢？在一次俄联邦武装部队领导干部的集会上，叶利钦令人印象深刻地声称：
“今天的部队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它还具有保障稳定、保障俄罗斯经济政治改革的天职。”
这些说过的话全忘了。这位“宪法保障”在他的讲话中，居然也公然号召要用军队来保障经济政治改革了。在人民和祖国最艰苦的那些年月，难道不正是他和自己的那伙人，在恶毒地诅咒苏联当局和军队领导的行动吗？
国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机体。特别是在一个具有联邦体制的多民族国家，经常会出现各种特殊状态——翻起分裂主义的浊浪，出现民族冲突、恐怖主义等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国家的完整和人民的生活产生影响。
为了消除这种局面，当局有义务充分利用护法机关，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还可以动用军队。我们都非常明白这一点，而且也这么做，为此，却遭到了一些人的疯狂攻击。可是，几年之后，这些人却让公众明白了：必须得这么干，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却是为了一己之利。所有这些就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别的定义我实在找不到。
1990年悲剧过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分子制造的混乱局面已逐渐成为过去。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来临，只是多亏盖达尔·阿利耶夫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人民又要求他出来工作。国家的管理走上了正轨，国家的前途又变得可以预料。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的才华和意志帮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民族问题。
我非常了解阿利耶夫。我们是1982年11月的同一天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而我是中央的经济工作书记。三年后，当我领导苏联部长会议时，他成了我的第一副主席。而且，工作非常出色。
现在阿利耶夫已经去世。但我们相信，他对阿塞拜疆的领导政策将由他的儿子继承下去。
本书叙述的1990年1月发生的巴库事件，只是其中的某些场景。我想，研究者一定会把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全面真实地再现出来，并对其影响巴库的后果作出评估。而且，人民迟早会把一切恢复本来面目。无论人们怎么说，所有事件之间都是直接有联系的。不过，应该记住一位诗人的话：“时代对历史学家越是有趣，当代人就觉得它越是悲惨。”
[1]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切尔纳文（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Чернавин，1928年4月22日——2023年3月18日），1944年加入苏联海军，1949年加入联共（布）。1974—1977年任北方舰队参谋长。1977—1981年任北方舰队司令。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5年任海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副总司令。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1992年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2—8月任独联体武装部队海军司令，1993年退役。1992—2014年任俄罗斯海军潜艇联盟主席，2014—2023年任名誉主席。1993—1994年任俄罗斯国家海事历史和文化中心主任。1995—2020年任俄罗斯海军首席专家。2007—2023年任国防部监察长。2011—2023年任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首席分析师。2023年去世。
[2] 阿卜杜拉赫曼·哈利勒奥卢·维吉罗夫（Абдурахма́н Хали́л оглы Вези́ров，1930年5月26日——2022年1月10日），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4—1955年任阿塞拜疆共青团中央宣传鼓动部书记。1955—1956年任阿塞拜疆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56—1959年任第一书记。1959—1970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70—1974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基洛瓦巴德市委第一书记。1974—1976年任阿共中央工业部长。197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79年任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领事。1979—1985年任驻尼泊尔大使。1985—1988年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期间参与了阿富汗撤军谈判。1988—1990年任阿共中央第一书记。1990年退休。
[3]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金（Вади́м Ви́кторович Бака́тин，1937年11月6日——2022年7月31日），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5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二书记。1975—197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建设部长。1977—1983年、198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一书记。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85—1987年任苏共基洛夫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0年任内务部长。1991年公开反对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1991—1992年任克格勃主席。苏联解体后从事经济工作。
[4]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1929年10月29日——2015年6月26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1977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77—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1985—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总统委员会委员兼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9月30日至11月6日任克格勃主席。1991年11月6日至12月26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局长。1996—1998年任外交部长。1998—1999年任总理。2000年领导“祖国—全俄罗斯”运动，并于2000—200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1—2011年任全俄工业商会会长。2015年去世。
[5]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基连科（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Гиренко，1936年3月16日——2017年12月28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4—1967年任乌克兰共青团克里沃罗格市委第一书记。1967—1970年任乌克兰共青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70—1972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72—1975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75—198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赫尔松省委第二书记，1980—1987年任第一书记。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1987—198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解体后脱离政治活动。
[6] 维塔利·胡塞伊诺维奇·多古日耶夫（Виталий Хуссейнович Догужиев，1935年12月25日——2016年10月3日），196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7—1976年任乌斯特—卡塔夫玛车厂厂长。1976—1983年任兹拉托乌斯特机械制造厂厂长。1983—1987年任通用机器制造部副部长，1987—1988年任第一副部长，1988—1989年任部长。1989—1991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紧急情况委员会主席。1991年1月15日——11月26日任第一副总理，8月19—28日任代总理。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6年任军工投资公司总裁。1994—2016年任第一国家养老基金董事会主席。2016年去世。
[7] 埃尔米拉·米哈伊尔·卡法罗娃（Эльми́ра Микаи́л кызы́ Кафа́рова，1934年3月1日——1993年8月1日），195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70年任阿塞拜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70—1971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文化部长。1971—1980年任阿共巴库市委第一书记。1975—1991年任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3年任阿塞拜疆教育部长。1983—1987年任阿塞拜疆外交部长。1987—1989年任阿塞拜疆部长会议副主席。1987—1991年任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89—1990年任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90—1992年任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1992年退休。1993年在巴库去世。
[8] 加里·基莫维奇·卡斯卡斯帕罗夫（Гарри Кимович Каспаров，1963年4月13日—— ），俄罗斯国际象棋棋手，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2005年退役。2007年起积极参加亲西方右翼政治活动，反对普京统治，多次被捕。2013年流亡美国，2014年移居克罗地亚，并取得克罗地亚国籍。此后重新参加国际象棋运动，并继续参与流亡的俄罗斯亲西方右翼政治活动。
[9] 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Гавриил Харитонович Попов，1936年10月31日—— ），俄罗斯经济学家。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7年、1960—1961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共青团团委书记。1963年起在大学任教。1973—1974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所长。1988—1991年任《经济问题》杂志主编。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参加了“民主俄罗斯”党。1990—1991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1992年任莫斯科市长。1992年辞职。1993年创办莫斯科国际大学，并于1993—2015年任莫斯科国际大学校长。1995年起担任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2001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当选为社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2002年起任普列汉诺夫基金会主席。2011年起任莫斯科市长顾问。
[10] 阿亚兹·尼亚齐·奥卢·穆塔利波夫（Аяз Ниязи оглы Муталибов，span>1938年5月12日——2022年3月27日），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9—1982年任阿塞拜疆地方工业部长。1982—1989年任阿塞拜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89—1990年任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30日改国名为阿塞拜疆共和国，9月14日解散阿塞拜疆共产党。1991年2月5日至1992年3月6日、1992年5月14日至18日担任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1992年被推翻下台，流亡俄罗斯。2003年加入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并担任联合主席。2012年退党并退出政坛，同年回国定居。2022年死于巴库。
[11] 盖达尔·阿利扎·奥卢·阿利耶夫（Гейда́р Алирза́ оглы́ Али́ев，1923年5月10日——2003年12月12日），1944年加入格别乌。1945年加入联共（布）。1956—1960年任巴库克格勃副局长。1964—1967年任阿塞拜疆克格勃副主席。1967—1969年任阿塞拜疆克格勃主席。1969—1982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76—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2—1987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2—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88年任部长会议顾问。1988年被迫退休。1990年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并返回阿塞拜疆。1991年退党。1991—1993年任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议会主席。1993年任阿塞拜疆议会主席。1993—2003年任阿塞拜疆总统。2003年因病放弃连任，同年12月12日死于美国。
[12] 哈桑·阿齐兹·奥卢·加萨诺夫（Гасан Азиз оглы Гасанов，1940年10月20日—— ），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7—1980年、1984—1995年任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代表。1978—197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苏姆盖特市委第一书记。1979—1981年任阿共基罗瓦巴德市委第一书记。1979—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90年任阿共中央书记。1990—1991年任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兼苏共中央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理。1992—1993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93—1998年任外交部长。1996—2000年任国会议员。2004—2010年任驻匈牙利大使。2010—2021年任驻波兰大使。
[13] 穆斯林·拉贾·奥卢·马麦多夫（Муслим Раджаб оглы Мамедов，1931—1997），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8—1989年任阿塞拜疆公共教育部长。1989—1991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巴库市委第一书记、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代表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
[14] 维克托·彼得洛维奇·波利亚尼奇科（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Поляни́чко，1937年3月9日——1993年8月1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9—1964年任共青团奥尔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65—1971年任共青团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85—1988年任苏共中央驻阿富汗全国民主联盟中央政治局顾问。1988—1991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未被清算。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兼印古什共和国临时行政当局负责人，1993年8月1日被北奥塞梯分离主义者刺杀身亡。
[15] 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沃罗宁（Лев Алексеевич Воронин，1928年2月22日——2008年6月24日），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5—1968年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械厂厂长。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89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物流供应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1年2月退休。
[16] 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格拉乔夫（Павел Сергеевич Грачёв，1948年1月1日——2012年9月13日），1965年入伍。196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3年、1985—1988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90—1991年任苏军空降部队第一副司令。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违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拒绝冲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总部（“白宫”）。政变失败后，于同年8月23日至11月15日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1991—1992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92—1996年任国防部长，期间参加了第一次车臣战争。此后从事二线工作。2012年去世。
[17] 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Дмитрий Антонович Волкогонов，1928年3月22日——1995年12月6日），俄罗斯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1949年加入苏军，1951年加入联共（布）。1979—1984年任苏军特别宣传部门负责人，负责心理战事务。1984—1988年任海军总政治局副局长。1985—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国防部军事史研究所所长，1991年因宣传反共思想而被解职，同年5月退党。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在任期间任民族院副主席。1991年8—12月任苏军废除军事政治机构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国防问题顾问。1992—1994年任总统国防和安全顾问。1992—1995年任总统顾问委员会委员兼国防、陆军和海军部国家专门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1995年任总统战俘、内务人员和失踪人员委员会主席、总统人事政策委员会委员、总统专家和分析委员会委员兼解密委员会委员。1995年死年死于莫斯科。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